栾城集卷十九◆新论三首

译古代的君子，依据天下太平的实际情况，使其成功得到安定；依据天下混乱的实际情况，补救其中的不足。不把太平说成混乱，也不拿混乱来冒充太平。拿混乱冒充太平，是愚弄君主；把太平说成混乱，是胁迫君主。愚弄君主、胁迫君主，是君子不忍心做而世俗之人却侥幸求取的事情。所以不如说明天下真实的形势，请让我谈谈当今的形势。当今天下的事情，处于治理状态却还没有达到安定，处于混乱状态却还没有达到危险；法纪大体建立却没有得到推行，没有紧急剧变却有缓慢积累的弊病，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而不可欺骗的事实。然而世上谈论政事的人，想说严重些就说没有混乱，想说奇异些就说发生了变故。认为没有混乱，便可以不再做任何事情；认为发生变故，势必总要更改制度。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当今忠诚的言论和最高明的计策。当今世上的弊病，在于想治理天下，却没有先建立治理所凭借的基础。有治理的意愿却没有治理的基础，就像想耕种却没有田地，想经商却没有本钱；即使有锄头农具、车辆马匹，有精心和强力，也没有地方施展。因此古代圣人将要治理天下，常常先建立原来没有的条件，补足原来不足的部分，使天下先达到可以没有忧患的状态，然后便能从容行动，只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而没有什么不可行；这就是所谓治理的基础。治理的基础建立以后，然后根据已有的条件来施行治理。把禾种在土地上就生长禾，把豆种下去就生长豆，种植松柏梧桐，栽下丛生的杂木，无不繁茂如意。因此，用仁义施加影响，用礼乐发动人心，人们安然接受，就可以成就王业；用刑法整齐秩序，用信义激励人们，人们安然接受，就可以成就霸业；用勤俭督促，用勇力激励，人们安然接受，就可以成为强国。较次一等的，有治理的基础却没有治理的手段，仍然可以安定生存。最下等的，只抱着自己所有的东西惶惶然，却没有施展的地方；安抚左边，右边就发生变动，镇定前面，后面又兴起事端，既不能保全自身，也无力救治祸患。所以王道、霸道的策略，富国强兵的利益，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基础。有治理的基础却没有工具，其弊病不过是没有功效；有治理的工具却没有基础，我不知道该怎样使用它们。从前的君子，只因才能各不相同，所以成功并不一致。然而他们能够立足于世，未曾不是先建立治理的基础。古代伏羲、神农、黄帝拥有天下以后，便确定父子关系，确立君臣关系，端正夫妻关系，联结兄弟关系；种植五谷，驯服牛、骑乘马，制作宫室、衣服和器械，以便利天下。天下人活着有用来养生的条件，死后有用来安葬的条件；欢乐时有用来彼此亲爱的制度，悲哀时有用来互相吊慰的礼节，然后伏羲、神农、黄帝的道才能在其中施行。如今所谓长幼的礼节、生养的办法，就是上古治理天下的基础。至于尧、舜以及三代的君主，都根据当时所欠缺的部分随时补足。因此尧命令羲和推算日月、制定历法来授予百姓农时；舜命令禹治理水土来确定百姓居处；命令益驱逐鸟兽来安定百姓生活；命令弃播种百谷来救济百姓饥荒。三代之间，治理井田、沟洫、步亩的制度，规定比、闾、族、党、州、乡的组织，确定夫家、卒乘、车马的数目，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节制以及岁时交往会见的礼仪，安排养生除害的方法；凡是用来使人民获利、安定的事情，都先已经确定，然后施行圣人的德政。因此施行起来没有什么抵触。现在看来，《周官》中三百六十种职官所治理的事情，全都是治理天下的基础，却还希望人的德行能够自行实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周朝衰落时，《诗经》说：‘虽然没有年高有德的老臣，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由此说来，幽王、厉王时期天下已经混乱了，但文王、武王的法度还存在。文王、武王的法度仍然存在，而天下却不能免于混乱，那么幽王、厉王施行这些法度时，所用的方式就是不仁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十人〕 施行这些措施的人并不仁厚，但遗留下来的法制还在，所以天下虽然动乱，却没有立即灭亡。等到局势恶化到极点，法度大为败坏，想要治理天下的人，连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也没有，茫然就像乘船没有船桨，漂浮在江湖上；幸而没有猛烈风暴的忧患，也只能任凭水把船漂向哪里，东西南北都不是自己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不幸遇到风暴，就会覆没而无法停住。因此，三代末世，如果再加上暴君和虐政，天下就会遍地涂炭而没有人能够救助。然而后世的贤人从乱亡之中兴起，准备治理自己的国家，也一定要先从这里着手。齐桓公任用管仲，区分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编联五家为伍，乡里整顿了卒伍，郊外整顿了军队；根据土地的肥瘠分等征税，使山林川泽各在适宜的时节开发，丘陵高阜和平地低洼之处各按其适宜条件利用，邑、乡、县、属各自建立正当的制度，把齐国的土地全部治理得像一幅界线分明、数目可考的图画。于是向北征讨山戎，向南征讨楚国，多次会合诸侯，保存邢、卫，安定鲁国的社稷，向西尊崇周王室，把仁义施行于天下，天下人称他为霸主。晋文公回到本国后，安排百官，分配职务、考核功劳，减轻关卡限制，修整道路，便利商业，宽待农业，鼓励种田和互相分给财物，节省财用而使物资充足，改进器械而彰明德行，选拔善人、援引能人，于是政事平稳，百姓富足，财物和用度没有匮乏。后来晋文公进入并安定周襄王，救援宋、卫，在城濮大败楚军，继承齐桓公的功业，天下人称他和齐桓公为“二伯”。此后，子产在郑国采用这种方法，大夫种在越国采用这种方法，商鞅在秦国采用这种方法，诸葛孔明在蜀国采用这种方法，王猛在符坚手下采用这种方法，他们的国家都因此富强。这几个人虽然施行的具体措施不同，但他们用来作为治理基础的东西却是相同的。正因为治理基础相同，所以他们的国家都能够安定保存；正因为施行措施不同，所以王道、霸道各有不同，成效长短也不一样。这两方面不可不仔细辨察。当今世道，天下不能达到大治，也没有陷入大乱，并不值得奇怪：祖宗的法令都还存在，却没有得到施行；百姓的祸患大体具备，却还没有达到极点。贤人君子不知道是治理基础没有建立，却责怪施行措施不恰当；好比种子不能生长，却不知道是没有可以种植的土地，这也不过是大惑不解罢了。况且天下既不能达到大治，又没有陷入大乱，正处在治乱之间；在治乱之间徘徊彷徨，不能自立，即使把贤才交给它，也没有地方可以发挥作用；不幸再加上不肖之人，天下就会败坏而无法治理。所以说：不如先建立治理的基础；基础建立了，天下就安定了。【新论中】

译治理国家并建立治理的基础，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这样做，古代的君子没有不这样做的；不这样做的国家，只是勉强保存着而已。人治理自己的家庭，最高的是虞舜，其次是曾参、闵子骞，再次也能成为天下的善人；更差的，才会有不慈爱父母、不孝敬父母的人。暂且不说不慈不孝的人，从能够成为善人直到成为虞舜，他们治理自身、上奉父母、下教化服从妻子儿女的方法虽然不同，但他们赖以生活的基础却一样：儿子在田里耕作，妇女在家中纺织，饲养鸡和猪，种植蔬菜，耕作和收获不误农时，用来养活生者、送葬死者，即使是虞舜和天下的善人也都相同。虞舜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称为虞舜；天下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能称为善人。为什么呢？这也是治理家庭的基础；至于治理国家，难道偏偏没有这种基础吗？从前文王治理岐地，耕作者缴纳九分之一的税，所以周公沿用它，建立了步、亩、沟、洫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沿用的是太平时代形成的制度。孔子治理鲁国时，鲁国人举行猎后分配猎物的活动，孔子也举行这种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沿用的是衰乱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在战国强盛、诸侯无道的时候，孟子仍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当时的诸侯不能全部诛杀，只有教导之后仍不改过，才可以诛杀。所以汉朝兴起时，沿用秦朝的旧制，并不妨碍它成为汉朝；唐朝兴起时，沿用隋朝的旧制，并不妨碍它成为唐朝。由此看来，国家享有天下的长短、教化成效的浅深，治理基础只能容纳这些成效，却不能直接造成它们。治理基础不能决定长短厚薄，但长处若没有基础，就无从发挥；厚实的成效若没有基础，也无从实现。因此，有了基础而暂时空置，凡是有所作为的，都可以举而施行。当今世上，祖宗的法令有的完整保存却不施行，有的简略而不加整治。完整保存却不施行，就像有土地却不耕种；简略而不完备，就像土地有所荒废残缺而不完整。想要建造房屋，先要整治地基，使地基完整平整，然后再加上石料木材，所以房屋才能坚固。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我曾经谈论过，自五代以来，强臣专擅国政，天下震动而容易发生动乱；自从我朝祖宗削弱并逐渐消除这种势力以来，如今世道还可以大致安定。当今世道赖以安定的，只有没有强臣这一点。然而依靠这一点粗略的安定，却把其他方面全忘了，所以我曾认为当今天下有三件事没有建立。由于这三件事没有建立，百种祸患一同兴起，百种善政一同废弃。为什么呢？天下的官吏偷懒怠惰、苟且敷衍，不治理自己的事务，事情一天比一天败坏，而上级也不知道如何任用他们，这是第一件没有建立的事。天下的军队骄横脆弱、没有用处，招募人数日益增加，但到了临事之时却不能发挥力量，这是第二件没有建立的事。天下的财赋，收入有限而支出没有止境，治理国家一百年却不能使国家富足，这是第三件没有建立的事。地基还没有平整，就在上面加盖自己想建的东西，所以兴办一件事情，百种弊病便同时产生；发动一次劳役，天下便困苦；迈一步就遇到陷阱，侧一下身就掉进河海。平居时尚且害怕有祸患，更何况想在这样的地面上纵横驰骋呢？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如今夷狄的祸患，是中国的一种疾病。我想拒绝他们，就有用来拒绝他们的器具；想同他们讲和，就有用来讲和的费用。以天下的力量对付一个国家，本来应该有余力，为什么竟至于让天下都承受这种祸患？如今天下幸而没有别的祸患，只害怕西北方面的敌患。然而天下的力量也已经困顿，不能支撑了。一年的收入不能供给一年的支出，这不只是缴纳赂金的罪过，也是三件事没有建立的过错。所以，三件事建立起来，治理的基础已经形成：即使缴纳赂金，也可以成为汉文帝；不缴纳赂金，也可以成为唐太宗。缴纳或不缴纳赂金，并不是国家治乱的根本所在；治乱的根本，只在于治理基础是否建立而已。对于天下的事情因循维持，直到逐渐发展到无法振作，却还说这是培养得不够。就像乘船行至江心，放下船桨，听任水流把船带到哪里；船在回旋处打转，撞到沙洲水浦，还认为本来就该如此。这样没有工具，已经太过分了。以如今的时势而言，天子仁慈宽厚，士大夫喜好善行，天下的风俗还没有恶化到朋党扰乱正道、诬陷欺骗君子的地步，世间清正的舆论仍然令人敬畏。公卿想有所作为来挽救这个时代，谁能说没有人呢？如果说‘我还有所等待’，那只是空话，不是事实。所以我提出这样的主张：以强大的力量守持它，以果断勇敢发动它，以没有私心来完成它。只有有私心的人，才不可能果敢；在一件事上果断，在另一件事上却不果断，天下人将会以此非议他。不果断的人不能使用强力；力量虽然强大，却常常被过多的疑虑所败坏。天下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就足以排除天下的坚强势力，使它归于柔弱；平息天下的怨怒，使它归于不敢反抗。若不能做到这三点，就足以败坏天下的贤才，最终不能建立任何事业。因此，没有私心才能果敢，果敢才能运用强力。用这三点治理天下三件没有建立的事，以建立治理的基础。治理的基础已经建立，然后再选择适当的措施来施行，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了。【新论下】

译天下尚未得到治理，是担忧三件事没有建立；如果三件事已经建立，就又担忧没有办法施行。君子治理国家，端正纲纪、整治法度，这些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究竟如何施行，却无法完全知道。周公治理周朝，修整井田，分封诸侯，这些可以知道；但他用什么使天下归附周朝，却无法知道。孔子治理鲁国，毁掉三家大夫的都城，诛杀扰乱政事的人，这些可以知道；但他用什么使羔羊、猪肉不虚抬价格，使男女在道路上分别行走，却无法知道。孟子治理邹国，正定疆界，使五口之家必定具备桑、麻、鸡、猪，这些可以知道；但他用什么使邹国达到王道，却无法知道。孔子、孟子急切地教导人的内容，正在于那些无法直接知道的方面；对于可以知道的方面，反而没有详细论述。有人说：这些是有意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做到的，然而也不能舍弃，所以凡是治理国家，必定把它们列为首要事项。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基础，圣人没有谁不具备，否则就不能施行圣人的事业。然而圣人的道术中，也有高远而难以达到的地方。在孔子门下所说的‘政事’，以及冉有、子路所能做的，正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子路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军队来侵犯，接着又遇到饥荒，如果由我仲由治理它，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道义。’冉有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如果由我冉求治理，可以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就等待君子来实行吧。’这只是他们自认为能够建立治理基础，却还没有说明如何施行罢了。然而孔子承认他们有这种能力，却不认为他们是大贤人，可见孔子的道理深远了。孔子平日早晚勤勉不懈地教导人，只说怎样修养自身，却从未谈过怎样修治政事。其实他也曾说过：‘谨慎地校正权衡和度量，审察法令制度，修复废置的官职。’‘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代延续，起用隐逸之士；所重视的是百姓的粮食、丧礼和祭祀。’这九项，都是从事政务的内容，却还不足以完成治理。所以接着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诚信就会得到人们任用，敏捷就能建立功绩，公正就会使人心悦诚服。’这四项，是用来使前面九项取得成效的。他的意思是说，既然这些已经完成，再把平日修养自身所得施用于政事。所以《礼记》说：‘君子以笃厚恭敬的德行，使天下太平。’这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工具。君子修养自身，却没有地方施行，就不能建立功业；治理政事，却没有办法施行，就不能教化天下。在夏、商、周三代的太平治理时期，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被完全办理的。即使是后世的君主，也还能够守住它的法度，自认为没有过错；只要没有暴君，天下就可以安定。所以伊尹训诫太甲说：‘听从劝谏而不违背，顺应先民的法则。’认为这样就可以治理国家了。古人谈治理天下，好像非常容易。今天的人却认为这是夸大的话而不相信，不知道古人是有这样的治理基础的，可悲啊！世上的君子勤勉地修养自身，恭敬、节俭、忠诚、诚信，想把这些施用于天下，终身也看不到成效，就认为古人欺骗了我。如果认为古人欺骗了自己，那么即使有人去实行，也只是勉强去做罢了。如果内心本不愿意却强行去做，内心就更加不自信，道术也会日益疏远。用不自信的心，行日益疏远的道，来治理没有治理基础的国家，因此功业不能完成，祸患却日益到来。所以不如退一步，先建立治理的基础；治理的基础建立起来，自己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受到教化。●《栾城集》卷二十 ◆策问三十四首 【殿试武举策问一首】问：王者的军队不以诈谋奇计为贵，但到了面对敌人、制胜取胜的时候，难道可以缺少良将吗？朕把天下作为尺度，安抚怀柔四方夷族，但西戎背信妄诞，至今还没有擒获其首领。凡是朕用恩德和信用接待他们、用礼义怀柔他们，本来是有道理的。至于向他们显示形势，凭借力量加以禁制，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侵犯，侵犯了又得不到任何好处，这种方法从何处采取？打击他们的谋略，分散他们的党羽，使他们退却而不能安定，暂时安定又不能长久，这种办法应当怎样实行？把军队隐藏在百姓之中，是井田的旧法；材官、府兵在后世仍然实行，而恢复保甲，百姓却认为劳苦。驾车作战，是丘甸遗留下来的制度；武刚车、鹿角等近来还能见到，而征发车牛的劳役，世人认为不妥。古代用兵有奇兵、正兵，轮流相互发挥作用，像圆环没有开端；这种进退出入的方法，如今几乎绝迹了。敌军有阴有阳，进攻者和防守者各有适宜的形势；如果改变这种形势，怎样才合宜？其中先后缓急的节度，应当如何施行？淮阴侯韩信攻打赵国，胜利也有侥幸成分；如果李左车的建议得以实行，韩信将采取什么计策？仲达司马懿退却蜀军，并不是他的功劳；如果诸葛孔明没有死，胜负将属于谁？诸位大夫对于兵家的利害已有研究，对于当代事务也已经明察。请把你们听闻和研究所得写成文章，朕将亲自阅览。【南省进士策问一首】问：三代、汉、唐的法制曾经在前代施行，把它们用于今天，却往往没有成效，为什么？从前曾经采用经界的旧法制定方田法，采纳府兵、卫士的遗意制定乡兵，恢复升降官员的旧典来制定考课法。然而实行方田法，百姓受到扰乱而不得安宁；实行乡兵，百姓感到荣耀却没有实际益处；实行考课，官吏欺骗而难以令人相信。这三件事反而成为祸患，还不如停止不做。《孟子》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丘陵，开低地一定要凭借川泽，施行政令一定要凭借先王之道。’如今的各种法制，大多近似古制。政令接近古制，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然而像方田、乡兵、考课这三件事为什么独独如此呢？难道古代的法制终于不能施行于今天了吗？还是挽救弊病没有从根本入手，实行的方法不恰当，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呢？【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