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三集卷七【论语拾遗】

译《栾城三集》卷七 《论语拾遗》（并序） 我年轻时写过《论语略解》。子瞻被贬居住在黄州时，写了《论语说》，我把从前的全部著作取来，如今还能见到的只有十分之二三。大观丁亥年，我闲居颍川，为孙籀、孙简、孙筠讲解《论语》；子瞻的说法中，有些地方我认为不够妥当。当时我对孙籀等讲了二十七章，称作《论语拾遗》，遗憾不能拿去向子瞻当面求证。花言巧语、媚态取容，是世人所喜欢的；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是世人所厌恶的。世人厌恶它，于是就把这种人认为是不仁。仁人沿着正直的道路行事，不向别人有所求；远看使人肃然起敬，接近却觉得温和，听他说话又感到严厉，这哪里有什么花言巧语、媚态取容呢？那些这样做的人，不过是想用它来成就自己的不仁罢了。所以说：“花言巧语、媚态取容，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又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仁德。”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贵却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贫穷却快乐，富贵却喜欢礼。”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傲，也可以说是贤能了。然而贫穷而快乐，即使想谄媚，也没有机会；富贵而爱礼，即使想骄傲，也没有机会。子贡听了这话而有所领悟，说：“士人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是切磋琢磨的功夫已经很深了吧？” 孔子称许他说：“赐呀，这才可以同你谈《诗》了。告诉你已经过去的事情，你就能知道未来的事情。”举出已经取得的成效告诉他，而他能知道成效所由来的道理，这就是所谓听到一点便能知道两点吗？《易经》说：“不思考、不作为，寂静而不动；受到感应便通达天下的事理。”《诗经》说：“思虑没有邪念。”孔子取用这两句话，二者并没有不同。只有不带私意的思考，才能使思虑没有邪念；若存有私意，思虑就会邪曲。火必定有光，心必定有思虑。圣人没有私意的思虑，并不是完全没有思虑。对外不受物欲牵累，对内没有自我私心，物我都消除之后，心体完整而不紊乱。事物到来，便知道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可以做的就行动，不可以做的就停止，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我并没有刻意思考。没有刻意这样做，这就是所谓不思、不作为，同时也是思虑的正当状态。至于被外物役使而产生的思虑，都属于邪念。假如寂静不动，像木石一样，便以为这就是不思、不作为，那么又凭什么能够通达天下的事理呢？所以说：“思虑没有邪念。想到马，它就这样奔向前方。”如果想到马，马便有所响应，那么凡是思虑所达到的地方，就没有不响应的。这就是所谓一受到感应便通达天下事理。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把力量用在思考上，只是空想而没有益处，因此知道思考不如学习；所以十五岁便立志求学，那么通往道的道路就顺畅了。由此走向道，懂得了道却还不能安于道，就不能实行；不能实行，就还不能同人共立于道；只有能够安于道、实行道，才可以同人共立，所以说三十岁立身，便可以同人共立了。遇到变化而迷惑，那么即使已经立身也不牢固；所以说四十岁不迷惑，便可以同人权衡事理了。没有事物能够迷惑我，没有人能够改变我，行动或停止都同天道一致；我不违背天，天也不违背我，所以说五十岁懂得天命。人达到这个境界，施加于事物、推行于人身上的道理已经极为完备，但还没有到最后的境界。内心已经安定，耳目接触外物时仍有不顺之处，必须用内心驾驭它，之后才能顺利；这样作出的反应一定还带有疑滞，所以说六十岁耳朵听到什么都能顺应。耳目接触事物，不用思考便能顺应，但内心仍然存在；以心驾驭心，才能合乎法度；只有达到无心的境界，才能顺从心意而不越出规矩，所以说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我与外物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君子要同外物相交，若没有诚信，便不能自然相入。譬如车子，车轮和车舆都已经具备，牛马也已经备好，但它们明显是两个东西，将凭什么使车行走呢？只有用︼︷来连接它们，车轮、车舆才可以借助牛马前进。︼︷，是车辕前端用来承接车轭的东西。所以说：“人如果没有信用，就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大车没有︼，车械没有︷，凭什么能够行走呢？”车与马靠︼︷相连接，我与外物靠信用相连接。金石虽然坚硬，天地虽然遥远，只要有诚信，就没有不能贯通的地方。我这才知道，信用对于事物的︷作用。没有仁德却长期处在困窘中，就会产生怨恨并想要作乱；长期处在安乐中，就会骄傲而忘记忧患，所以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处于困厄，也不能长久处于安乐。”那么处在什么环境中才可以呢？回答说：仁人居于上位，那么没有仁德的人处在困厄中也不怨恨，处在安乐中也不骄傲。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伯氏吃粗食，直到终身没有怨言；管仲同竖刁、易牙一起侍奉桓公，直到管仲一生结束，二人都不敢妄动，更何况在管仲之上呢！仁人没有不爱的人。人达到没有不爱之人的境界，他的蒙蔽就全消除了。有所蒙蔽的人必定有所爱，也必定有所不爱；没有蒙蔽的人没有不爱的人。孔子说：“只有仁人能够正确地喜爱人，也能够正确地厌恶人。”这是因为他没有蒙蔽。然而这样仍然有厌恶。到了没有不爱的人，就没有所厌恶的了。所以说：“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可厌恶的人。”对于不仁的人，只是怜悯他罢了。人的本性必然趋向仁，就像水必然清澈、火必然明亮一样。然而泥土还没有除尽时，水中必然有泥；柴薪还没有烧尽时，火中必然有烟。泥土除尽，水就没有不清澈的；柴薪烧尽，火就没有不明亮的。人如果达到不仁的地步，是有外物来伤害他的本性。”君子没有整日一刻离开仁德，仓促时在仁德中，颠沛时也在仁德中。”这并不是说君子从未暂时偏离仁德，而是外物的伤害已经完全消除，本性专一而不混杂，所以没有不仁的时候。像颜子这样的人，本性也已经得到治理，然而泥土还没有完全除去，柴薪还没有完全烧尽，力量仍有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却还不能因此终身坚持。其余的人则泥土深厚、柴薪强盛，水和火不能胜过它们，所以只是每天或每月偶尔接近仁德罢了。因此，颜子的心就是仁人的心；不幸早死，学业没有来得及穷尽，功业也没有显现于世。孔子已经以仁人的心来称许他了。管仲辅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这是仁人的功业；孔子已经以他的功业来称许他了。然而管仲有三归台、反坫等奢侈之事，他的心仍被外物牵累，这是孔子、颜子不会做的事。假使颜子没有早死，继续切磋琢磨，直到仓促、颠沛时都处于仁德之中，难道会只停留在三个月不违仁吗？管仲活着时不依礼行事，死后又发生五公子争乱，齐国于是大乱。君子实行仁德，究竟应当取他的心，还是取他的功业呢？

译二者不能同时得到；假使上天帮助人，使颜子的仁心收取管仲的功业，大概就可以没有后患了吧！孔门弟子中真正听闻大道的人也很少。颜子、曾子，是孔门中懂得道的人。所以孔子叹息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如果没有听闻道，即使学习很多、记识很多，到了生死关头，也没有不自行迷失的。假如有一天听闻了道，即使死亡也可以不乱；死而不乱，然后才可以说是真正学习了。孔子多次接受考验却不能被任用，慨然叹息说：“道不能实行，乘着木筏漂浮到海上，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这不是孔子真心实意的话，只是他一时的叹息罢了。子路听了很高兴。子路难道真想入海吗？他只是高兴孔子知道他的勇敢罢了。孔子说：“仲由啊，你爱好勇敢超过我，却没有可取的材料。”所谓没有可取的材料，是说没有合适的木材做木筏，也只是同他开玩笑罢了。即使是圣人同人说话，也不免有戏言。令尹子文三次出任令尹，没有喜悦的神色；三次被罢免，也没有怨怒的神色。孔子以忠来称许他，却没有把仁给予他。崔杼杀死齐国国君，陈文子有四十匹马，舍弃它们而离开齐国。孔子以清白来称许他，却没有把仁给予他。这两个人，都是《春秋》时代的贤大夫，但孔子没有把仁给予他们。孔子以仁称许人，确实很难。殷代的三位仁人、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直到近代，只有齐国的管仲，孔子才以仁来称许他。像令尹子文、陈文子，虽然贤能，却还不能列入仁人的行列；因此冉有、子路的政事才能，公西华的应答才能，同子文的忠、文子的清白，属于同一类。臧文仲是鲁国的君子，他的言论行为记载在鲁国史书中，孔子却贬低他说：“臧文仲有三件事不仁，三件事不智：使展禽屈居下位，废除六关，让妾织蒲席，这是三件不仁；制造有名无实的虚器，放纵违背礼制的祭祀，祭祀爰居，这是三件不智。”除了这六件事，其余的都仁且智吗？孔子说：“君子中也有不仁的人吧。”君子而不仁，难道就是臧文仲这一类吗？孔子住在鲁国时，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去。阳货趁孔子不在时送给他一头小猪，孔子也趁阳货不在时前去拜谢。在路上遇到阳货，阳货同孔子说了三句话，孔子回答时没有违逆他。孔子难道是顺从阳货吗？只是没有同他争辩罢了。孟子说：“在当时的情形下，难道能不见他吗？”阳货先来拜访，孔子就必须答礼；阳货送礼，孔子就必须回拜，孔子也有不得已的地方。孔子去见南子，正如去见阳货一样，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子路对此疑惑，孔子却不辩解。所以说：“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上天厌弃我吧。”这是认为世上没有人了解自己，便向上天表明自信罢了。泰伯把国君之位让给王季，逃到荆蛮之地。天下人知道王季、文王、武王的贤德，却不知道泰伯促成此事的德行，因此泰伯的德行影响深远。所以说：“泰伯可以说是最高的德了。他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无法称述他的功德。”子瞻说：“泰伯割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表示自己不能任用，使百姓无法称述他；他实际上让出了国君之位，却没有留下让国的名声，所以没有发生争乱。宋宣公、鲁隐公，都是保留让国的实际而取得让国的名声，因此宋、鲁都遭受了祸患。”我认为不是这样。人所担忧的是不诚实；只要诚实，就没有争斗之心，假如不是豺狼，谁不会顺从他呢？鲁国的祸患开始于摄政，宋国的祸患形成于喜好战争，都不是让国造成的。汉代东海王刘彊把天下让给显宗，唐代宋王成器把天下让给玄宗，兄弟终身没有争斗的话，难道他们也割发刺身了吗？子贡说：“泰伯穿戴端正的礼服来治理吴国，仲雍继承他，割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谁说泰伯割发刺身是为了表示不可任用？那只是太史公根据自己的意思说罢了。孔子说：“学习三年，却没有达到谋求禄位的地步，这样的人很难得。”谷，意思是善。善德成就而可以任用，就像谷物长成而可以食用一样。把全部心力用在学习上，三年还看不到成效，这种人世上是没有的。武王说：“我有十位治国的大臣。”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虞之际，在周武王时最为兴盛。其中有一位妇人，因此只有九位男子。”这就是说，武王大概把自己的母亲也当作臣子了吗？古代妇人出嫁后跟随丈夫，丈夫死后跟随儿子。因此《春秋》记载鲁僖公的母亲说：“秦人来归还僖公母亲成风的衣衾。”太姒虽是武王的母亲，但因为有九位臣子的缘故，把她说成臣子也是可以的。有人问子西，孔子说：“是他吗！是他吗！郑国的公孙夏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大概是问的不是这个人。楚国令尹子西辅佐昭王，使楚国复国，孔子却非难他，这是为什么？昭王想任用孔子，子西知道孔子的贤能，却怀疑他会不利于楚国；使圣人的功业不能显现于世，所以孔子深深憎恨他。世上不了解孔子的人很多，孔子从未因此憎恨他们；他所憎恨的是那些了解自己却又怀疑自己的人。陈成子杀害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求出兵讨伐他。” 哀公说：“把这件事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还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来报告。”国君让他去告诉三位大夫，他便去告诉三位大夫，但三位大夫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还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来报告”，是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夫，邻国发生弑君的祸乱，如果安然不说，就等于认可这种行为。哀公与三桓，实在不足以有所作为，孔子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他明知告诉他们没有用，却仍然报告，是认为即使对今天没有益处，君臣大义对后世仍然有警戒作用。子瞻说：“哀公忧虑三桓逼迫自己，常想借越国讨伐鲁国来除掉他们。借越国讨伐鲁国，哪里比得上听从孔子去讨伐齐国？等田氏被消灭以后，鲁国公室自然壮大，三桓将不必治理便会自行服从，这就是孔子的志向。”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君子想要在世上建立事业，一定先选择国君。齐桓公虽然只是中等的君主，但他任用管仲的方式，世上没有第二个；有了这样的条件，才可以成就多次会合诸侯的功业。如今哀公的妄为，不能同齐桓公相比；假使孔子果真消灭田氏后返回鲁国，那么将同谁一起保全这项功业呢？由此可知，孔子的忧虑正在于讨伐齐国成功以后，而这正是孔子不会做的事。孔子以礼乐游说诸侯，世人只知道他笃实好学罢了，不知道他的其他才能。

译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却没有勇气，假如让莱人用兵器劫持鲁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卫灵公开始待孔子的态度也很优厚，但他了解孔子的方式仍同犁弥一样，时间久了便厌烦孔子，想用自己不懂的事情来傲慢地对待他，大概就是问列阵之事。孔子知道卫灵公决不会真正任用自己，所以第二天便离开；假使卫灵公真能任用他，即使是军旅之事也可以参与。道的广大，充满天地，滋养万物；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它，就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假如没有合适的人，道虽然存在，一个七尺之躯尚且不能使它充实，何况其他呢？所以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整天聚在一起，说话却不涉及义理。”这是说乡里中见识鄙陋、任凭性情放纵行事的人。孔子为什么还要为此感到困难呢？大概是因为明知不义可恶，却想用小恩小惠向世人求取声誉，而世人必定会因此称许他；这正是孔子认为困难的地方。古代教人一定从学习开始，学习一定教给人道。道有高下之分。超越形体的，是道；属于形体的，是器。君子向上通达，懂得道；小人向下通达，只得到器。向上通达的人，不把道私有为己物，也不被外物役使。所以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 向下通达的人知道义不可触犯、礼不可逾越。所以说：“小人学习道，就容易被役使。”假如人不知道道，即使达到君子的地位，也有不仁的；小人则会无所不为。所以说：“君子中有不仁的人，但从来没有小人而仁的。”有道的人不知道贫富之间的差别，贫穷而不怨恨、富贵而不骄傲，是同一回事。然而饥寒逼迫身体而内心不动摇，不是忘却自身的人做不到。所以说：“贫穷而不怨恨很难，富贵而不骄傲较容易。”“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地爱众人而亲近仁人；这样做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孝、悌、忠、信、博爱而亲近仁人，都是人的本质。有了这些本质，却没有学习文献来修饰它们，就都不能避免犯错。所以说：“喜爱仁德却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愚昧；喜爱智慧却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喜爱诚信却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伤害别人；喜爱直率却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尖刻；喜爱勇敢却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喜爱刚强却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这六种都是美好的资质，但没有学习文献来加以修养，就会产生这样的弊病。所以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却不如我这样好学。” 如果像孔子这样的人不懂得学习，也会被六种弊病所伤害，这大概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出生就有欲望，不懂得道的人，没有不被欲望蒙蔽的。所以说：“人在年轻时，血气还没有稳定，要戒除的是女色。”刚开始学习的人，还不能同他谈论道。因此古代教育人，一定从《周南》开始。《周南》《召南》使人懂得欲望不能放纵，于是用礼来引导欲望，用礼来调和欲望。这样就能快乐而不过分放纵，初学的人也能安心，由此免除蒙蔽。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朝墙壁站着一样吧？”这是说欲望的蒙蔽。古代传授道一定凭借言语，通达的人领会意义而忘掉言语，所以言语可以尊重；小人却用言语损害意义，因言语而丧失道，所以言语又值得畏惧。因此说：“我想不说话了。”圣人教人的方式也很多，行动、停止、说话、沉默，没有一样不是教导。子贡习惯于听取言语，却不知道其他方面，所以说：“先生如果不说话，那么弟子们还记述什么呢？”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难道上天没有凭借这些来感发人心、使人通达吗？卫灵公因为南子而玷污自己的名声，孔子却离开鲁国跟随他，并不怀疑。季桓子因为女乐的缘故三天不上朝，孔子便像躲避仇敌一样离开鲁国。子瞻说：“卫灵公没有接受天命，所以可以跟随；季桓子已经接受天命，所以不可以。”我认为不是这样。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的过失像卫灵公这样的很多，难道可以全部离开吗？齐国人用女乐离间孔子，鲁国国君和大夫已经中了诱饵。假使孔子安然留下而不走，就只能坐等灾祸，没有任何可做的事，这同卫灵公与南子的情况不同。君子没有不学习的东西，然而不可能把所有内容都记住；志向必须专一，然后才可以有所成就。志向没有专一，即使博学也只是杂乱的学习。所以说：“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将要向人提问，必定追究问题的根本；退下来思考，也一定从切近自身的地方开始。不这样，就会疑惑而不能相信。君子之道，从夫妻日常相处开始，到达最高境界时可以察见天地；从普通夫妻能够做到的事情思考，就可以知道圣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因此说：“恳切地提问并思考切近自身的事。”君子实行这两点，即使还没有做到仁，也可以得到仁。所以说：“仁就在其中了。” 《栾城三集》卷八 杂说九首 《易说》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