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二十三◆记九首
历城之东五里,有丘焉,曰闵子之墓。坟而不庙,物祀不至,邦人不宁。守土之吏有将举焉而不克者。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守济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与来告曰:“此邦之旧,有如闵子而不庙食,岂不大阙!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饬?”公曰:“噫!信其可以缓?”于是庀工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献焉,笾豆有列,傧相有位,百年之废,一日而举。学士大夫观礼祠下,咨嗟涕Д。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乱世,周流齐、鲁、宋、卫之间,无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于诸国。宰我仕齐,子贡、冉有、子游仕鲁,季路仕卫,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众矣。然其称德行者四人,独仲弓尝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尝仕。季氏尝欲以闵子为费宰。闵子辞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贤,犹不以仕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独何欤?”言未卒,有应者曰:“子独不见夫适东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边,即之汗漫不测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云。然后履风涛而不偾,触蛟蜃而不▯。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东海之难,则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经万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礼乐崩弛,天下大坏,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顾而仕,则其舟楫足恃也。诸子之汲汲而忘返,盖亦有陋舟而将试焉,则亦随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愿为夫子而未能,下顾诸子,而以为不足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尝曰:‘世之学柳下惠者,未有若鲁独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众曰:“然。”退而书之,遂刻于石。
【上高县学记】
古者以学为政,择其乡闾之俊而纳之胶庠,示之以《诗》、《书》、《礼》、《乐》,揉而熟之,既成使归,更相告语,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间,养老,飨宾,听讼,受成,献馘,无不由学。习其耳目,而和其志气,是以其政不烦,其刑不渎,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独于学然也,郊、社、祖庙、山川、五祀,凡礼乐之事皆所以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称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盖古之君子,正颜色,动容貌,出词气,从容礼乐之间,未尝以力加其民,民观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于后世不然,废礼而任法,以鞭朴、刀锯力胜其下,有一不顺,常以身较之。民于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亲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术亡矣。子游为武城宰,以弦歌为政,曰:“吾闻之夫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爱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违,则子游之政,岂不绰然有余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于山林之间,民不知学,而县亦无学以诏民。县令李君怀道始至,思所以导民,乃谋建学宫。县人知其令之将教之也,亦相帅出力以缮其事,不逾年而学以具。奠享有堂,讲劝有位,退习有斋,缮浴有舍,邑人执经而至者数十百人。于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肃,赋役狱讼不诿其府。李君嘉学之成而乐民之不犯,知其为学之力也,求记其事,告后以不废。予亦嘉李君之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于民者,非复世俗之吏也。故为书其实,且以志上高有学之始。元丰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苏辙记。
【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
译历城县东面五里有一座丘陵,叫作闵子的墓。只有坟墓而没有祠庙,祭祀之物无法送达,地方百姓也不得安宁。守土的官吏中,有人曾打算兴建祠庙,却没有成功。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任济南知州。第二年,政务修明,事情治理妥当,地方的老人们一同来告诉他说:“这是本地旧有的情况,像闵子这样的人竟没有祠庙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只是您不知道;如果知道了,难道会不整治吗?”李公说:“唉!这件事确实可以拖延吗?”于是备办工匠建造祠堂,并且让人在春秋两季修治、举行惯常的祭祀。祠堂建成后,备办三献之礼,笾豆排列整齐,傧相各有位置;百年废弃的祭祀,一天之内就恢复了。士大夫们在祠堂下观看礼仪,叹息流泪。[疑字]有人说:“孔子生在乱世,周游齐、鲁、宋、卫之间,没有不任职的地方;他的高等弟子,也都在各国做官。宰我在齐国任职,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任职,季路在卫国任职,子夏在魏国任职。弟子中做官的人也很多。然而称为德行高尚的四个人中,只有仲弓曾做过季氏的家宰;排在他前面的三个人,都未曾做官。季氏曾经想让闵子做费邑宰。闵子推辞说:‘如果有人再来召我,那么我一定会到汶水北岸去了。’ 况且以孔子的贤能,尚且不认为做官是污辱;那么三位先生不做官,究竟是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人应答道:“您难道没有见过要到东海去的人吗?远望东海,茫茫无边;靠近它,又无法测知它的深度。那里的船像遮天的山,船帆像浮在空中的云。只有这样,才能踏着风涛而不翻覆,触到蛟龙蜃气也不沉没。若是拿江河中的船只去渡东海的险阻,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行到百里就会沉没,根本不足以承受万里海程的灾害。正当周朝衰微、礼乐崩坏、天下大乱之时,有人想要挽救它,就好比渡海,而且比渡海还要艰难。如今孔子不顾一切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只足以凭借。诸位弟子急急忙忙不肯回头,大概也是有一条简陋的船而想试渡,只能做到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至于那三位先生,希望成为孔子那样的人却做不到;回头看看诸位弟子,又认为他们所做的还不值得做,因此停下来等待时机。孔子曾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像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对这三位先生,也可以这样说。”众人说:“是的。”退下后我把这件事写下来,于是刻在石上。《上高县学记》古代把学校当作施政的场所,选取乡里的俊秀子弟送入学校,拿《诗》《书》《礼》《乐》教导他们,使他们反复学习而熟练掌握;学成以后让他们回乡,彼此转相告知,直到父子兄弟之间。因此,夏商周三代时期,养老、飨宴宾客、审理诉讼、接受成命、献上俘虏等事情,无不通过学校来进行。让百姓的耳目受到训练,使他们的志气和谐,所以政务不烦琐,刑罚不滥用,而百姓受到教化也很迅速。然而考察古代的政事,并不只在学校如此;郊祀、社祭、祖庙、山川祭祀、五祀,以及一切礼乐之事,都是用来施政、教导百姓不违犯的。因此古人说:“政,是君主用来藏身的东西。”古代君子端正面色,整肃容貌,吐纳言辞气息,在从容的礼乐之中行事,从未用强力加于百姓;百姓看见而受到感化,因而不违逆上级,这就是他藏身之术如此牢固的原因。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废弃礼制而专任刑法,凭借鞭打、扑责、刀锯等刑罚来制服下属,稍有不顺心,便常常亲自与人较量。百姓于是开始强悍地不服从,上级反而亲自承受这种祸患,古代用来藏身的办法也就消失了。子游做武城县宰,用弦歌施政,说:“我听夫子说过,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役使。” 假使武城的君子爱护别人而不加害,小人容易役使而不违抗,那么子游的政绩,难道不是宽裕而绰有余地吗?上高是筠州的小县,处在山林之间,百姓不知道学习,县里也没有学校来教导他们。县令李怀道刚到任,就思考用什么办法引导百姓,于是谋划建立学校。县人知道县令将要教导他们,也相互率领出力来修建,不到一年学校便建成了。祭奠、宴享有礼堂,讲学、劝勉有讲堂,退学后温习有斋舍,修缮、沐浴有房舍;拿着经书前来求学的乡人有几十、上百。于是李君施政不苛刻而百姓严肃守法,赋税、劳役、狱讼都不推诿给府衙。李君赞赏学校建成,也高兴百姓不违法,知道这是学校教化的力量,便请求我记载这件事,告诉后人不要废弃它。我也赞赏李君治理县邑合乎古代的道理,他所以能得到百姓拥护,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官吏。因此写下事实,并且记载上高县办学的开始。元丰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苏辙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
惟京西于诸路,地大且近,西举巩、洛,北兼郑、滑,南收陈、许、蔡、汝、唐、邓、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萦阻淮、汉、出入数千里,土广而民淳,斗讼简少,盗贼希阔,外无蛮夷疆埸之虞,内无兵屯馈饷之劳,为吏者常闲暇无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赋之入于他路为最贫。每岁均南馈北,短长相补,以给军吏之奉,故转运使之职,于他路为最急。虽然,事止于自治,而无外忧,财止于自足,而无外奉,则虽贫而可以为富,虽急而可以为佚也。熙宁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细布在州县,而其要领,转运使无所不总。政新则吏有不知,事遽则人有不办。当是时也,转运使奔走于外,咨度于内,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郑、滑并于畿内。自某某若干州为南,自某某若干州为北。南治襄阳,北治洛阳。殿中丞陈君知俭,自始更制而提举常平,既而为转运判官,复为副使,以领北道,始终劳瘁,置功最力。将刻名于石,以贻厥后,而顾瞻前人,泯焉未纪,乃按典籍以求遗放。自开宝以来,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呜呼,盛哉!夫若干人者远矣,其详不可得而知。然其遗风余泽,故老犹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离,与其人之在是者,后世将有考焉,是以具载于此。熙宁六年十月日记。
【齐州泺源石桥记】
泺水之源,发于城之西南山下,北流为▯皇,其浅可揭。城之西门,跨而为桥。自京师走海上者,皆道于其上。每岁霖雨,南山水潦暴作,汇于城下,桥不能支,辄败。熙宁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继作,桥遂大坏。知历城施君辩言于府曰:“水岁为桥害,请为石桥,以纾其役。距城之东十五里,有废河败堰焉,其弃石铁可取以为用。”府用其言,以告转运使,得钱二十七万,以具工廪之费。取石于山,取铁于府,取力于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桥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门,安如丘陵,惊流循道,不复为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于城上,视其工之良窳与其役之劳佚,而劝相之。知历城施君实具其材,兵马都监张君用晦实董其事。桥之南五里,有大沟焉,属于四涧,以杀暴水之怒,久废不治,于是疏其堙塞,筑其缺而完之。桥之西二十步有沟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于其上,水不得泄,则桥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旧而止。又明年,水复至,桥遂无患。从事苏辙言曰:桥之役虽小也,然异时郡县之役,其利与民共者,其费得量取于民,法令宽简,故其功易成;今法严于恤民,一切仰给于官,官不能尽办,郡县欲有所建,其功比旧实难。非李公之老于为政与二君之敏于临事,桥将不就。夫桥之役虽小,然其劳且难成于旧则倍,不可不记也。遂为之记。
【光州开元寺重修大殿记】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兴其所欲,而废其所患苦,顺其风俗之宜,而吾无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学官;龚遂治渤海,督之耕牛;卫飒治桂阳,教之嫁娶;茨充代飒,诲之织屦。此四人者,非其强民也。民之所欲,而莫为之劝,盼盼相视,不能以自致。非得贤长吏以时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愿以相生养,则民至老死不见风俗之备。然而蜀之学官,施于齐、鲁之邦则玩;渤海之耕牛,试于▯、邰之野则厌;卫之嫁娶,茨之织屦,行之华夏之国,亦未免于非且笑也。故为治者,亦观其俗,乘其时,使民宜之,盖无所必为,亦无所必置也。弋阳郡居长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为政,安而不扰,诛其豪强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访其士民,问其所欲为,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财也。而浮屠、老子之宫室,貌象庳陋废圮,民不信响。父兄窃议,以不若四邻为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无难也。民所不欲,吾不敢为;苟诚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语之。故民劝其令,相帅从事,不三年而有成。天庆道士治三清、北极、圣祖诸殿,清净严肃,朝谒有所。而开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趋功勤力,先告工具。栋楹峻峙,瓦甓致密,为佛菩萨众像,尊严盛丽,俨若在世。士女和会,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盖殿始作于至道丙申,而复新于元丰癸亥,中间寂寥八十八年,然后民获就其志。呜呼!循吏之疏阔,而政之难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悦,故以告于公,请记其事而刻诸石。公以书来属余。余考之循吏传,以为当书,故记之不辞。五月初五日记。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译京西与各路相比,地域广大而且接近京师;西面包括巩、洛,北面兼有郑、滑,南面收辖陈、许、蔡、汝、唐、邓、申、息、胡、沈,逐渐延伸到秦、楚交界,联结黄河、汴水,环绕阻隔淮水、汉水,纵横出入数千里。土地广大而百姓淳朴,争斗诉讼简单稀少,盗贼也不多;对外没有蛮夷边境的忧患,对内没有驻军供给粮饷的劳苦,所以做官的人常常闲暇无事。然而这里土地贫瘠,多有荒地没有耕种;户口稀少,百姓多懒惰而不尽力,所以租税收入在各路中最为贫乏。每年还要均衡南方、供给北方,互相补足长短,用来供给军队和官吏的俸禄,因此转运使的职务,在各路中最为紧迫。即使如此,政务只需治理本地而没有外患,财赋只需自给而不必对外供给,那么虽贫乏也可以当作富足,虽紧迫也可以当作安逸。熙宁初年,朝廷开始革新政令,细则分布到州县,而其中的纲要,转运使无不总领。政令新行,官吏便有不明白的;事情仓促,人们便有办不成的。当时转运使奔走于外,在内咨询谋划,日夜不得安食。于是京西开始分治,郑、滑二州并入京畿。某某若干州划归南路,某某若干州划归北路。南路治所在襄阳,北路治所在洛阳。殿中丞陈君知俭,从开始更改制度时任提举常平,后来任转运判官,又任副使,负责北道;始终辛劳疲惫,建立功绩最为用力。将要把姓名刻在石上,以留给后人;回头看前人,却发现他们全都湮没而没有记载,于是查考典籍来搜求遗留下来的姓名。从开宝年间以来,找到若干人,其中有陈君的祖父、父亲和伯父三人。唉,盛大啊!那些人距离现在已经很远,详细情况已经无法知道了。然而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恩泽,年老的人中仍有人能够讲述。孟子说过:“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们这个人,可以吗?因此要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至于政事的取舍、土地的合并与分离,以及那些人在这里任职的情况,后世将会有所考察,所以全部记载在这里。熙宁六年十月某日记。《齐州泺源石桥记》泺水的源头发源于城西南的山下,向北流成为[疑字],水浅得可以提起衣裳涉过。城的西门横跨水面建成桥梁。凡是从京师前往海上的人,都要经过桥上。每年下久雨时,南山的积水暴发,汇集到城下,桥承受不住,便常常毁坏。熙宁六年七月没有下雨,第二年夏季六月才下雨,过量的洪水接连发生,桥于是大坏。历城县令施君向府衙建议说:“水每年都给桥带来灾害,请建造石桥,以减轻这项劳役。距城东十五里有废弃的河道和毁坏的堤坝,那里废弃的石料、铁料可以取来使用。”府衙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此事告知转运使,得到钱二十七万,用来备办工程和粮饷的费用。从山中取石,从府库取铁,从军队征调劳力。从九月到十一月桥便建成了,百姓竟没有受到惊扰。桥有三道跌水、两座桥门,安稳得像丘陵;急流沿着河道通过,不再造成祸害。桥尚未建成时,太守李公每天到城上,查看工程的好坏和劳役的劳逸,并加以劝勉协调。历城县令施君实际筹备了材料,兵马都监张君用晦实际督办了此事。桥南五里有一条大沟,连接四条涧水,用来削弱暴水的怒势;它长期废弃无人治理,于是疏通淤塞,修筑缺口使它恢复完整。桥西二十步有一条沟,居民裴氏用石头堵住它,并在上面建屋,水无法排出,于是桥受到危害;也把这些石头和房屋拆除,使一切恢复原状才停止。第二年,洪水再次到来,桥便没有遭受祸患。主管工程的苏辙说:桥的工程虽然小,但是过去郡县的劳役,凡是利益与百姓共有的,费用可以酌量向百姓收取;法令宽缓简便,所以工程容易完成。如今法令更加严格地体恤百姓,一切费用都要依靠官府,官府又不能全部办理,郡县想要有所建设,其工程比过去确实困难得多。若不是李公长期通晓政务,二位君子又能敏捷地处理事务,这座桥将无法建成。桥的工程虽然小,但它的劳苦以及比过去加倍的建成难度,不可以不记载。于是为它作记。《光州开元寺重修大殿记》古代的良吏顺应百姓来施行政务,有余的就减损,不足的就补给;兴办百姓想要的,废除百姓所忧患困苦的;顺从当地风俗的适宜之处,而自己并不强行创作。因此文翁治理蜀地,就建立学校;龚遂治理渤海,就督促百姓置办耕牛;卫飒治理桂阳,就教导百姓婚嫁;茨充接替卫飒,就教百姓编织草鞋。这四个人并不是强迫百姓做事,而是百姓所想要的事情没有人劝导他们去做,大家彼此观望,不能自行实现。若不是遇到贤能的长官,及时提携振理,使他们实现愿望来共同生息,那么百姓直到老死也见不到风俗完备的局面。然而,蜀地的学校若施行于齐、鲁这样的地方,就会被视为玩物;渤海的耕牛若试行于邠、邰之野,就会令人厌弃;卫地的婚嫁、茨地的织鞋,施行于中原各国,也免不了被非难、嘲笑。因此治理政事的人,也要观察当地风俗,利用合适时机,使百姓感到适宜;大概既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设置的。弋阳郡位于长淮以西,地处偏僻而事务少,田地肥沃而百姓富裕。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奉命来任太守,顺应风俗施政,使地方安定而不扰民,诛杀豪强而保护善良,百姓都感化而服从他。他刚到任时,访问士人百姓,询问他们想做什么,大家都说:“我们郡既然人口众多又富裕,所缺少的并不是财物。只是佛寺和道观的宫室,形貌低矮简陋,破败倾圮,百姓不相信它们会有灵验。父老兄长私下议论,以比不上四邻为羞愧,却没有人肯首先倡导。”曹公说:“这没有什么难的。百姓不想要的事情,我不敢强做;如果他们确实想要,事情即使不能成功,也不必忧虑。”于是召集僧道弟子把这番话告诉他们。因此百姓劝勉县令,互相率领共同做事,不到三年便有了成效。天庆道士治理三清、北极、圣祖诸殿,使它们清净庄严,朝拜谒见都有适当场所。开元寺僧人明偕则翻新大殿,赶工勤勉,首先告知工程所需器具。栋梁高耸,瓦砖严密;佛、菩萨等众像庄严盛丽,俨然像在世间。士女和睦会集,老人孩子都很高兴,叩头祈福,既像得到慰藉,又像怀着仰慕。大殿起初建于至道丙申年,到元丰癸亥年重新修建;中间寂寥了八十八年,然后百姓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唉!良吏行动迟缓,而政事难以成功,竟然长久到这种程度!明偕知道百姓欢喜,所以把此事告诉曹公,请求记载并刻在石上。曹公写信来嘱托我。我考察《循吏传》,认为这件事应当记载,因此毫不推辞地写下它。五月初五日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高安郡本豫章之属邑,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穑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梗、楠、茶、楮,民富而无事。然以其险且远也,士之行乎当时者,不至于其间。元丰三年,余以罪迁焉。既至,幸其风气之和,饮食之良,饱食而安居,忽焉不知险远之为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释官而游,间独取郡之图书,考其风俗人物之旧,然后信其宜为余之居也。昔东晋太宁之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术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至于妇人孺子,亦喜为道士服。唐仪凤中,六祖以佛法化岭南,再传而马祖兴于江西。于是洞山有价,黄蘖有运,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观。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则诸方游谈之僧接迹于其地,至于以禅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无,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壮而多难,行年四十有二,而视听衰耗,志气消竭。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既与其徒出入相从,于是吐故纳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诸妄,还复本性,而忧以自去,洒然不知网罟之在前与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险远之不为予安,而流徙之不为予幸也哉!然郡之诸山,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独圣寿者近在城东南隅,每事之间,辄往游焉。其僧省聪,本绵竹人,少治讲说,晚得法于浙西本禅师。听其言,▯▯不倦。郡人有吴智讷者,治生有余,辄尽之于佛。既为僧堂之后室,又为聪治其法堂,皆极壮丽。凡材甓金漆皆具于智讷。堂成,聪以余游之亟也,求余为记。余亦喜聪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为记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で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问之习庐山者,曰:“虽兹山之胜,栖贤盖以一二数矣。”明年,长老智迁使其徒惠迁谒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败木朽,无以待四方之客,惠迁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壮邃密,非复其旧,愿为文以志之。”余闻之,求道者非有饮食、衣服、居处之求,然使其饮食得充,衣服得完,居处得安,于以求道而无外扰,则其为道也轻。此古之达者所以必因山林筑室庐,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而二迁之所以置力而不懈也。夫士居于尘垢之中,纷纭之变,日进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饱,是非荣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今夫骋鹜乎俗学,而不闻大道,虽勤劳没齿,余知其无以死也。苟一日闻道,虽即死无余事矣。故余因二迁之意,而以告其来者,夫岂无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阳苏辙记。
【杭州龙井院讷斋记】
有词钱塘有大法师曰辩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吴越。吴越人归之如佛出世,事之如养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师忻然舍去,不以为恨。吴越之人,涕泣而从之者如归市,天竺之众分散四去。事闻于朝,明年,俾复其旧。师黾勉而还,如不得已,吴越之人争出其力以成就废缺,众复大集。无几何,师告其众曰:“吾虽未尝争也,不幸而立于争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门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将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声动吴越。人复致其所有,▯险堙圮,筑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岩石之间,台观飞涌,丹垩炳焕,如天帝释宫。师自是谢事,不复出入。高邮秦观太虚,名其所居曰“讷斋”。道潜师参寥告予为记。予闻之,师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鸣,如千石钟,来不失时,如沧海潮,故人以“辩”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闭门燕坐,寂默终日。叶落根荣,如冬枯木,风止浪静,如古涧水,故人以“讷”名之。虽然,此非师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垢不净,不辩不讷,而又何以名之?虽然,乐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辩而贵其讷,此众人意也,则其以名斋也亦宜。系之以词曰:
以辩见我,既非见我。以讷见我,亦几于妄。有叩而应,时止而止。非辩非讷,如如不动。诸佛既然,我亦如是。
●栾城集卷二十四
◆记九首
【东轩记】
译高安郡本来是豫章所属的县邑,处在溪流山岭之间,四方的船车都不经过这里;水中有蛟龙蜃气,野外有虎豹。当地人从事耕种、捕鱼、打猎,物产有粳、稻、竹、箭竹、梗、楠、茶、楮;百姓富裕而无事。然而因为地势险要而偏远,士人中在当时有声望的,没有来到这里的。元丰三年,我因获罪被贬到这里。到达以后,幸好这里风气和顺,饮食美好,我饱食安居,忽然不觉得险远是祸患了。但因为获罪,按法律不能脱离官职游览;偶尔独自取郡中的图书,考察当地旧有的风俗人物,这才相信这里适合做我的居所。从前东晋太宁年间,道士许逊和他的十二位门徒散居山中,能够用道术救济百姓的疾苦,百姓尊敬并受到他的教化。直到今天,这里的道士比其他州多,甚至妇女儿童也喜欢穿道士服。唐仪凤年间,六祖以佛法教化岭南,传了两代以后,马祖在江西兴起。于是洞山有良价,黄檗有希运,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观。高安虽是小地方,却有五处道场。因此各方来游说的僧人接连不断来到这里,以禅闻名的精舍有二十四所。这两种情形,都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我却因为获罪,得以兼而拥有。我从年轻时就多病,壮年又多灾难,活到四十二岁,视力听力已经衰退,志气也消耗殆尽。多病的人适合学习道术,多难的人适合学习禅法。我既已同他们的门徒一起出入相从,于是吐故纳新,导引伸屈,疾病因而稍稍安定。照见、了悟各种虚妄,恢复本性,忧愁也自行消失;飘然不知罗网在面前、桎梏在身上,谁知道险远之地并非我的安处,而流徙也并非我的幸运呢!然而郡中的群山,近的有几十里,远的有几百里,都不是我能够前往的。只有圣寿院在城东南角附近,我每逢有空便去游览。院僧省聪,本是绵竹人,年轻时学习讲说佛法,晚年在浙西本禅师处得到佛法。听他说话,恳切[疑字]而不知疲倦。郡人吴智讷,经营生计有余,便把钱财全都用在佛事上。他先建成僧堂的后室,又为省聪修建法堂,都极其壮丽。所有木材、砖瓦、金漆,都是吴智讷备办的。法堂建成后,省聪因为我屡次来游,便请求我作记。我也高兴省聪能够用他的佛法帮助我,于是写下这篇略记。元丰四年六月十七日。《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元丰三年,我获罪被贬到高安。夏季六月经过庐山,知道它的胜景,却不敢停留;停留两天,涉过山的南面,进入栖贤谷。谷中有许多巨石,险峻地互相倚靠。水在石间流过,声音像雷霆,又像千辆车行进,震动得人不能自持,即使三峡的险峻也不过如此。因此那座桥叫三峡桥。渡过桥向东,依山傍水而行,水面平展如白练。水流横冲巨石,汇成大车轮般的水势,旋转汹涌,把水势的变化展现到了极致。寺院坐落在上游,右边倚着石壁,左边俯临流水;石壁脚下就是僧堂。狂放的山峰、奇异的石头,在屋檐上方飞舞;杉树、松树、竹子、箭竹横生倒植,葱茏交错。每当大风雨到来,堂中的人都怀疑山石将要压下来。向熟悉庐山的人询问,他说:“即使是这座山的胜景,栖贤寺大概也可以算其中一二。”第二年,长老智迁派他的弟子惠迁到高安拜见我,说:“我们的僧堂从最初建成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瓦片破败,木料腐朽,无法接待四方来客;惠迁能够凭借勤劳出力把它翻新,使它完整、壮观、幽深、严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希望您写篇文章来记载它。”我听说,求道的人并不以饮食、衣服、居处为追求;然而如果饮食能够充足,衣服能够完好,居处能够安稳,借此求道而不受外物扰乱,那么他求道就会容易。这就是古代通达事理的人一定要依傍山林建造屋舍,储备蔬菜粮米,用来接待四方游学者的原因,也是智迁、惠迁二位用力而不懈怠的原因。读书人居处在尘垢之中,纷繁变化的事情每天来到眼前,而内心却没有一天忘记求道。何况身处深山的悬崖、野水的边际,有堂屋可以居住,有食物可以吃饱;是非荣辱不接触内心,难道会忽然就忘记了吗?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如今那些在世俗学问中奔忙,却没有听闻大道的人,即使辛苦劳碌直到终身,我知道他们也没有什么值得为之而死。如果有一天听闻了道,即使随即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因此我借二位迁公的心意,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元丰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阳苏辙记。《杭州龙井院讷斋记》钱塘有一位大法师,名叫辩才。起初住在上天竺山,用天台宗佛法教化吴越。吴越人归附他,仿佛佛祖出世;侍奉他,仿佛奉养父母;金帛的施舍不待求取便自行到来。他住在天竺十四年,有人贪图他的财富,逼迫他离开;法师欣然舍弃而去,并不以此为恨。吴越百姓中哭泣着跟随他的,像赶集一样多;天竺寺众也分散到各处。此事上闻朝廷,第二年,朝廷让他恢复原来的住处。法师勉强回来,像出于不得已;吴越百姓争相出力修复毁坏的地方,僧众又大批聚集。不久,法师告诉众人说:“我虽然从未争夺过什么,却不幸处在争夺之地。长久居住而不离开,使人把自己的是非强加给别人,这不是出家人的行为。天竺南山,山深树茂,泉水甘美,岩石峻峭。你们舍弃我吧,我将老死在这里。”说完便拄杖前往,用茅草竹子遮盖自己;消息震动吴越。人们又送来各自所有的财物,清除险阻、填补坍塌,筑造屋舍来供养他。不满一年,在荒草丛生、岩石交错之间,楼台宫观拔地而起,丹砂白粉鲜明耀眼,仿佛天帝释的宫殿。法师从此辞去事务,不再出入。高邮秦观字太虚,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讷斋”。道潜法师字参寥告诉我,请我作记。我听说,法师起初用佛法教人,别人叩问他必有应答,像千石重的钟一样洪亮;来求教的人没有错过时机,像沧海的潮水一样准时,所以人们用“辩”来称呼他。等到他退居这座山中,闭门安坐,整日寂静无言。树叶凋落而根本荣盛,像冬日的枯木;风停浪息,像古涧中的水,所以人们又用“讷”来称呼他。即便如此,这还不是法师的完整境界。他的完整境界,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垢不净,不辩不讷,又怎样给它命名呢?即便如此,喜欢他的出仕而推重他的退隐,喜爱他的善辩而珍视他的木讷,这是众人的想法;那么用它来命名斋室也很合适。于是系辞说:用善辩来认识我,已经不是认识我;用木讷来认识我,也几乎是妄见。有所叩问便有所应答,时当止息便止息。不属于善辩,也不属于木讷,安然不动。诸佛如此,我也如此。●《栾城集》卷二十四 ◆记九首 《东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