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九◆历代论三

译用兵的困难，大概就在于有受外界威胁而贸然行动的情况。力量所能达到之处，如果义理上不允许，君子就不会去做；义理上允许而力量达不到，君子也不会勉强去做。魏文帝刚接受汉禅让，想出兵攻打吴、蜀，便询问贾诩。贾诩说：“吴、蜀虽然只是很小的国家，却凭借山川险阻。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孙权能看清虚实，陆逊能洞察用兵形势，他们又据守险要，泛舟江湖，都是难以仓促谋取的。用兵的原则，是先取得胜势再交战，衡量敌情，评议将领，所以每次行动都不留下计策上的漏洞。我私下估量群臣，没有人能与孙权、刘备相比，即使凭借天威压迫他们，也还看不出万无一失的形势。”魏文帝不能采纳，终于发动江陵之战，士卒死伤很多。当时魏文帝刚接受禅让，想用武功向四方夸耀，贪图侥幸取胜，没有空闲考虑兵败势屈的耻辱。魏国有许多谋臣，大概一定有人知道这一点，然而都没有人敢说。贾诩能够说出来，可以说是不受外界威胁所困了。晋朝时苻坚拥有百万大军，以吴会地区尚未臣服为耻，想一举攻下它，却不知道晋朝并没有可乘之隙。谢安趁苻坚失败，知道中原已经离乱，却不知道江南力量微弱，势必不能成就大功。所以苻坚终于丧失了国家，谢安也终于损失了军队。这两个人都是以不如别人为耻，因而受到外界祸患的威逼。刘玄德 事情本来有应当去做却不能做的，也有不应当做却可以做的。智者要考察其中的公义和私情，权衡轻重，然后决定可不可做。蜀先主对于关羽，名义上虽是君臣，情义上却如同父子。先主进入蜀地时，关羽正在荆州攻打曹仁。吴国乘关羽困顿之机进攻，关羽因此败死。先主想替关羽报仇，从情义上说不能停止。然而吴、蜀相对于魏国，国小兵弱，本来应当依据季汉君臣的名分结交亲善，与魏为敌；这样看来，报仇的公义和重要性是在魏国一边。舍弃魏国而只处理关羽的仇怨，就是颠倒了先后次序。先主在白帝城时，吴国君臣害怕而请求讲和；如果因为以抗魏为重，俯首答应他们，在义理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先主念及关羽的深厚情谊，拒绝而不答应，这样君臣之义已经达到极致。至于奋然出兵而不考虑祸害，兵败后又以死相继，忘记两国的大计，只为一个人的遗恨而牺牲自己，那就不能说是正确了。诸葛孔明曾说：“法孝直如果还在，一定能够阻止您这次行动；即使您出兵，也一定不会到了失败的地步。”既然如此，孔明也认为讨伐吴国是错误的计策吗？孙仲谋 任用别人，没有比把国家托付给他更困难的了。汉武帝凭借文帝、景帝富庶的基础，却残酷役使百姓，厚待自己，征讨四方，几乎丧失天下。到了晚年，他把国家托付给霍光。霍光知道用兵的危害，停止均输、榷酤，使百姓休养生息，于是天下重新安定。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被称为贤君，只是因为任用了霍光。蜀先主知道嗣子昏暗软弱，便把全国托付给诸葛孔明。孔明又起用李严、杨仪，提拔蒋琬、费▯并把政事交给他们。后主虽然不明智，却守住国家三十多年，君臣相安，蜀地百姓免于涂炭，远远超过魏、吴。吴大帝当初任用贤将，与中原抗衡，曹公都惧怕他。到了晚年，贤臣几乎死尽，他喜欢诸葛恪的强悍，越过众人把后事托付给他。▯其用兵劳民之后，又接连发动大规模战争，军队在外面受挫，回国后又不能克制自己，还要向同僚肆意发泄。诸葛恪既因此丧命，孙氏也因而三代断绝帝统，吴、越百姓陷入炮烙般的苦难，国家随之灭亡。凭借进取的资质任用进取之臣，或许可以谋求一时的功业；至于把六尺之孤、千里江山的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形势难道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晋宣帝 世人评论说：司马仲达对于魏国，就像曹孟德对于汉朝一样。这话不对。两人的智慧、勇气、权谋和策略相同，但所处的情势不同。汉朝自董卓以后，内部崩溃，外部叛乱，献帝奔走颠沛，连自保都来不及，帝王的权势已经尽失，只剩下名义而已。曹公借用这个名义来使天下服从，把献帝拥立在许昌，建立都邑，征讨叛逆，这些都是曹公所做的。即使曹公终身奉侍献帝，率领天下诸侯来朝见他，天下不归附汉而归附魏的，也会十家有九家。曹公如果确实能够安定局势而等待天命到来，即使与周文王分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侍奉纣王相比，又有什么超过他的呢！可惜他不能始终守住义理，使献帝在上面不得安宁，使义士在下面愤怒怨恨，连荀文若也不得善终，这就是曹公的过错。司马仲达却不是这样。魏明帝末年，曹氏的基业已经稳固。即使明帝因荒淫暴虐而失去人心，曹爽因骄纵而获罪，天下将要倾覆的形势还没有显现，天下也没有背叛魏国。仲达趁着这个裂隙乘机而入，拍着曹氏的后背夺取其成就的基业，事情与曹公不同。汉武帝老年时，把昭帝托付给霍光。昭帝还年幼，燕王、盖主有篡夺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又帮助他们，这种祸患比曹爽之祸更为紧迫。霍光在宫中杀死燕王和盖主，在外诛杀上官桀、桑弘羊，拥护昭帝，始终没有骄矜君主的神色。昭帝早逝后，国家空虚无主，他迎立昌邑王。昌邑王不守法令，又扶立宣帝。大权多次掌握在他手中，然而他退居臣位，并不因此自疑，朝廷内外都知道他的本心，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把司马仲达和霍光相比，谁更相称呢？然而霍光还不足以称道。蜀先主将要去世时，召见诸葛孔明，对他说：“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自行取代他。”又对后主说：“你要和丞相共事，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后主的昏暗软弱、孔明的贤能智慧，蜀人都知道。假使孔明有异心，只要一动手就可以决定大局。然而他对外平定边远地区的蛮夷，对内废黜李平、廖立，在旁边抵御魏、吴，功业成就、基业安定后，又把政权交给蒋琬、费▯，侍奉一个昏弱的君主三十多年，却没有丝毫嫌隙。这又是霍光所不能企及的。所以人最怕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诚实。如果真正忠诚孝顺，那么舜对父母、伊尹对太甲，最终都没有可指责之处。自从司马仲达以后，臣下接受托孤而乘机夺取国家的，多得很。他们都以为形势紧迫，置之不取，自己一定危险，国家一定混乱，甚至把自己比作骑虎而不能下来；这也只是自我欺骗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晋武帝

译立嫡子要立年长的，不以贤能为标准；立儿子为继承人要立出身尊贵的，不以年长为标准，这是古今的正义。然而尧废黜丹朱而任用舜，天下因此安定；帝乙废黜微子而立纣，商朝因此灭亡。古人有时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该坚持时却不坚持，不得已时却坚持，二者都会造成祸乱。儿子不像丹朱、纣王，却废弃天下公认的正义，君子不忍这样做；儿子如果像丹朱、纣王，却仍然坚持天下公认的正义，君子也不会这样做。汉高帝起初认为惠帝仁厚而软弱，想废掉他改立如意；后来知道人心都在太子一边，便停止废立的议论，任用陈平、周勃。陈平、周勃都贤能，且权力相当，所以惠帝虽死，吕产、吕禄虽横行，仍能拥立文帝，汉朝没有受到损害。汉武帝年老时，知道燕王旦、广陵王胥不能任用，便废掉他们，改立少子，并把后事托付给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当时昭帝贤能与否还无法知道，而这四人正邪各半。幸而昭帝明智，霍光忠良，上官桀、桑弘羊虽想作乱却没有成功。后来又废昌邑王，立宣帝，朝廷安然无事。君主如果不幸立了幼主，就应当像这两位皇帝一样任用贤臣，才能免于祸乱，这是必然的形势。魏明帝病重而没有儿子，舍弃疏远的宗室子弟，立齐王为继承人。起初想让曹宇、曹肇辅政，但幸臣刘放、孙资不愿曹宇、曹肇主持正道，便劝皇帝改用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不是天下所寄望的人，曹爽又以庸才与奸雄仲达抗衡，几年之间便造成篡夺和弑杀的祸乱。晋武帝亲眼见过这个失败。惠帝没有才德，群臣都知道，却因牵制和不忍而不肯处理；他又嫉妒齐王攸的贤能，倚仗愍怀太子的幼小恩宠，以为可以消除未来的忧患。唯一有才能的汝南王亮，又不及早任用，却把社稷的重任交给杨骏，终于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晋武帝送出齐王时，王浑对皇帝说：“齐王攸对于晋，有周公旦那样的亲近关系；如果让他参与朝政，他就是内心忠贞不二的臣子。国家的事情，如果交给后妃的外戚，就会有吕氏、王氏那样的忧患；交给同姓至亲，又会有吴、楚七国那样的忧虑。事务权力的轻重所在，没有不可能造成祸害的。只应任用正道，寻求忠良，不可以每件事都曲意设置疑防，担忧未来的祸患。如果凭借智术猜疑别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会被怀疑，最终被疏远，又怎么能够自保呢？人人心怀危险和恐惧，就不是使国家安定的道理。这是国家最深重的祸患。”王浑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话。皇帝不能采纳，却采用王佑的计策，让太子的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一同镇守要害，以此加强皇室。然而晋室的祸乱，实际上由八王造成。我曾经考虑过，像齐王攸这样亲近而贤能的人，不会有夺嫡之祸的意图。即使不幸到了这种地步，他也是天下所共同尊奉的人，宗庙社稷的计策仍有可依赖之处。按照王佑的计策，让宗室子弟掌握军队以抵御外患，像梁孝王抵御吴、楚那样还可以；如果变乱从内部发生，却让人人都掌握军队来救援内乱，这和何进、袁绍召来丁原、董卓以铲除宦官有什么不同？古人说，选择福祉不如选择大的，选择祸患不如选择轻的；像晋武帝这样选择祸福，可以说是不够审慎了。羊祜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估量自己的君主是否能够和自己共同经历患难、共同享受安乐，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功业成功后才没有后患。晋厉公和楚共王争夺郑国时，晋国人知道楚国有可乘之隙，栾武子主持政事，想出兵攻击楚国，说：“不能在我这一代失去诸侯。”范文子不赞成，请求放过楚国，使它成为外在的威慑。栾武子没有采纳。范文子并不是只求自己安逸的人。晋厉公奢侈而宠爱许多人，大夫富有便欺凌君上，国家一旦建立大功，君臣就不能相安，祸乱正是从这里产生的。计谋没有被采纳后，范文子出城遇到楚军，仍想避开楚军回去；晋军取胜回国，他说：“祸乱将要发生了，我不能等待。”于是让祝宗祈祷自己早死。过了一年，晋厉公杀死三郤，立胥童为卿。栾书杀死胥童，弑杀晋厉公。范文子虽已去世，却躲过了大难，子孙和晋国共存亡。范蠡侍奉越王勾践，从会稽返回后，扶助人民，整顿军队，七年后杀死吴王夫差。他还没有回到越国，就知道越王难以和别人同享安乐，于是乘小船离去，最终免于文种被杀的祸患。像这两个人，可以说有先见之明。范文子以至于自杀，范蠡以至于逃亡而不顾一切，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保全的是更大的事情。晋武帝接受魏的禅让后，中原富足强盛，群臣听命。吴国孙皓因荒淫暴虐失去民心，已经有亡国的祸根。晋国人习惯于长江的险阻，认为还不能攻取吴国。羊祜任襄阳守时，知道吴国不能长久存在，便陈述攻取吴国的计策，武帝采纳了。羊祜又推荐王浚、杜预，成就了灭吴的功业，后世都称赞他的贤能。我曾评论说，羊祜在谋划攻吴方面机巧，在谋划晋国方面却很笨拙。为什么这样说？武帝为人，喜欢善良却不选择合适的人，苟且求安而没有长远考虑；即使贤人满朝，却让贾充、荀勖一类人作为心腹。只要吴国还存在，晋吴相持而不敢肆意妄为，武帝即使称为贤君也可以。吴国灭亡以后，他荒于女色，受庸劣儿子蒙蔽，疏远贤臣，亲近小人，废弃武备，崇重藩国；这些预示亡国祸患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正是灭吴所导致的。孟子说：“在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辅弼之士，在外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会灭亡。所以人常常在忧患中生存，却在安乐中死亡。”羊祜没有考虑这一点，却急于灭吴，他远不如范文子有远见。有人说：“吴国灭亡而晋国发生动乱，这是天命，不是人为，羊祜有什么罪呢？” 我回答说：治理国家应当考察人为的事情。假如羊祜不提出灭吴的计策，孙皓穷凶极恶而死，吴国另立君主，那么长江仍然无法越过。吴国既然不灭，晋国君臣就会振作精神而不懈怠。这样，吴国不灭，晋国也就不会动乱。难道不比吴国灭亡而晋国动乱更好吗？羊祜将死时，武帝想让他卧病而统领诸将，羊祜说：“灭吴不需要我亲自出征，只是吴国平定以后，还要劳烦圣上费心。”推究羊祜这句话，他大概也忧虑平定吴国之后的事情。既忧虑平吴，却又勇于灭吴，他远不如范文子有远见。王衍

译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原则有三种：道是第一，礼是第二，刑是第三。《易经》说：“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形体之下的叫作器。”礼和刑都属于器。孔子生在周朝末年，对内和门下弟子谈话，对外和诸侯、大夫谈话，谈到道的地方大概很少。不是他不能谈，而是认为道不可以轻易传授给人。他曾经说过：“曾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的。”道以无为为本体，却进入万物之中；它体现为仁，却不等同于仁；体现为义，却不等同于礼；体现为智慧，却不等同于具体的智术。正因为它不是有形的器物，所以眼睛不能直接看见，耳朵也不能直接听知。只有君子能够从心中体会它，用它驾驭事物、应对变化而不失正道，这就叫合乎时宜。小人不懂道，却偷取道的名义，遇到事情就抛弃道理而顺从欲望，这就叫没有顾忌。所以孔子不把道直接讲给人听，他用来教人的一定是礼。礼属于器，而孔子一定用它教人，并不是吝惜道不肯传授，而是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君子由礼而通达道，小人由礼而通达器。由礼通达道，就能自己得到而不迷惑；由礼通达器，就有所操守而不狂妄，这就是孔子少谈道而多谈礼的原因。至于那些处在更低层次、只看重外在形式的人，如果连礼也不能约束他们，然后才用刑法来对待。道、礼、刑三者齐备，圣人驾驭万物的方法就完备了。夏、商、周三代已经远去，汉代的儒者虽然没有听闻大道，却还能遵守礼法，所以在朝廷上敢于直言，在乡党中行为严正，都没有失去正道。到了魏武帝，才开始喜好法术，天下人便尊崇刑名；魏文帝开始羡慕放达，天下人便鄙视守节。两种风气相互推衍不止，虚无放荡的议论充满朝野。何晏、邓▯引导其源头，阮籍父子使其流势扩大，王衍兄弟最终因此扰乱天下。归根结底，他们都是用来助长奸邪谄佞、成就淫欲，只是厌恶礼法约束他们的奸行。所以他们蔑视抛弃礼法，却以通达大道自我标榜。天下小人因此得到便利，君臣在上面奢侈放纵，男女在下面淫乱放荡，风俗极度败坏，直到中原成为废墟仍未醒悟。王导、谢安，是江东的贤臣。王导对成帝无礼却不知道畏惧，谢安在服丧期间奏乐也不接受教诲，这就显现出废弃礼法而羡慕虚道的风气了。东晋以来，天下学者分为南北两派。南方简约，得到精华；北方深广繁杂，穷究枝节。到了唐代，才用义疏沟通南北学说的差异；虽然还没有听闻圣人的大道，但关于具体礼制的学说已经完备。上至郊庙、朝廷的仪式，下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制度，哪一样不是取自这些学说？然而因为它不谈道，学者便轻视它，于是舍弃它而寻求道；在昏暗中无法得到道，便发展到在礼乐、度数之间，在文字、字形、声音的细节中，无不指称那就是道的极致。但反过来考察他们把这些施行于世的方式，内则靠进谗献媚求取升进，外则靠聚敛财物求取功名；废弃正直善良的人，聚集苟且迎合的人，堵塞忠言进入的门户，开辟邪说流行的道路，却都用诗书文章来文饰自己的行为。归根到底，他们和王衍没有不同。唉，世间没有孔子、孟子，使杨朱、墨子的学说堵塞道路而没有人开辟，我就是罪人了！《栾城后集》卷十 历代评论四 王导 西晋的士人借放达来满足淫欲，风俗已经败坏，夷狄乘机入侵，于是中原丧失。他们相继渡过长江，这种风气仍未改变。贤者知道厌恶这种风气，却不能胜过众人；下层风俗混乱，上层政治败坏，没有人能够纠正。东晋不能振作，就是这个缘故。当时王导担任宰相，通晓治理国家的体要，性情宽厚，能够容纳众人，众人都安于他的治理。然而他生长在王衍、王澄之间，不能免除习俗的牵累，喜欢放达而憎恶耿介，能弥补一时的缺失，却没有百年长久的谋划。接连发生两次大变乱，国家几乎灭亡。元帝时，王敦拥兵于长江上游，怀有无视君主之心。刘隗、刁协刚强耿介而又偏狭浅薄，受到皇帝信任，专门用法律约束公卿，且深深憎恨王氏的横行。王敦于是起兵，以诛杀君主身边奸臣为借口，两次进犯京城。幸而王敦死去。元帝、明帝相继之后，成帝年幼软弱，庾亮辅政，任意使用刑法裁断事物，又一次失去人心。苏峻在历阳擅自掌兵，大量招纳亡命之徒，专门使用威严刑法。庾亮知道苏峻一定会作乱，却以大司农的官职征召他；众人都知道这样不可，庾亮不听，于是苏峻和祖约联合出兵向内，京城遭受涂炭。这两次祸端，都是王导不愿看到的，而刘隗、庾亮又不肯忍让，因而加速了变乱。如果认为刘隗、庾亮是对的，王敦、苏峻的祸乱就会立即发生；如果认为王导是对的，就会使君主终身含垢忍辱，这怎么能治理国家呢？鲁国自宣公以来，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经过三代到了昭公，昭公不能忍受，想要攻打季氏，子家羁说：“舍弃民众数代，却想靠一次行动取胜，不能确定成功。”昭公不听而出兵，最终流亡。刘隗、庾亮的失败，就像昭公的行动一样。齐景公因贪婪暴虐失去百姓，田氏却因宽厚仁惠得到众人。齐景公询问晏婴，寻求补救办法。晏婴说：“只有礼能够制止这种情况。按照礼，卿大夫的施舍不能超过国家的施舍；百姓不迁徙，农民不改业，工匠和商人不改行，士不滥用职权，官不放纵，大夫不收取国家的利益。”齐景公感叹说：“好啊！我从今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子说：“礼能够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和天地一样长久。”晏子知道这个道理，齐景公却不能采用，田氏于是取代了吕氏。大家族、世族成为国家祸患时，应当像心腹疾病一样看待，必须和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或用毒药攻治，或用针石劫治；疾病如果不能去除，生命也会随之耗尽。不是贤良的医生和贤能的大臣，就不容易处理。子产治理郑国时，国家弱小而处境逼迫，大家族势力强大且多受宠爱。子产为此忧虑，遇到伯石有事，便把自己的封邑送给他。子太叔说：“整个国家都是他的国家，为什么偏偏要贿赂他呢？”子产说：“没有欲望才确实困难。让他们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使他们参与政事，并要求他们把事情办成；功成并不在于我，而在于他们。封邑又会到哪里去呢！”子太叔说：“那对其他四国怎么办？”子产说：“这不是彼此违背，而是彼此顺从，四国又有什么可责怪的？《郑书》说：‘安定国家，必须先安定大族。’姑且先安定大的势力，以等待事情归于正轨。”伯石害怕后归还封邑，子产最终仍把封邑给了他，又让他做卿，职位次于自己，郑国才稍稍安定。等到时间久了、政事成功，忠诚节俭的大夫便顺势给予任用，过分奢侈的大夫便借机除掉。驱逐丰卷，杀死子晰，郑国于是得到大治。像王导这样做，知道用贿赂伯石来保全开端，却不知道给予忠诚节俭者、除掉奢侈者来成就结局。认为他比刘隗、庾亮贤能还可以；若拿他来和晏子、子产相比，就差得远了。祖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