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三十五◆论时事状三首

译况且州县差役的法令，都是按照丁口多少来确定等级。如今官户已经离开乡里而随官任职，丁口的增减升降，势必难以详细查明；那么在差役之时要以什么作为依据？如果一定使用丁口，州县就有无法知道的情况；如果不用丁口，那么官户的徭役就会比普通百姓更重。如今朝廷约束官户，例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不得与众人争利等，和普通百姓相比，都有固定禁令。假如让他们和百姓一样服役，那么过去所禁止的事情都应当废除；废除之后弊病必然更严重，不废除则不如仍把他们当作百姓。这就是徭役一事我所以还不能明白的原因。我又听说，发运之职如今将改为均输，常平法如今将改为青苗法。愚昧浅陋的我对此也不能明白。从前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力量不能支撑，于是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虽然说不增加百姓赋税，但国家财用因此充足。然而这种法术不正，官吏借机作奸，搜刮剥削日益加深，百姓受到它的祸害。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随即废止它，天下归心，于是得以无事。不料当今之世，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众说纷纭，都认为它的祸患必然比汉代更严重。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物的臣子，才智和谋略还没有看到有能与桑弘羊相比的；而朝廷又破坏规矩，放松法度，使他们能够自由驰骋，只知道贪图利益。依我看来，它的害处一定有说不尽的地方。如今创立法令之初，主张说得非常好听，只说把贵处的东西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东西运到远处；假如确实止于这些，那么似乎也可以施行。然而一旦假借财货，允许设置官吏，事情的规模既然扩大，人人便会怀疑。大家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允许官府变换货物，变换货物既已实行，却不和商人争利，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商人的经营，曲折而难以进行：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要过后收取货款。靠多方互相接济、委曲周转，才能取得加倍的利息；然而最终常常亏折，也无法预料。如今官府购买这些货物，必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簿书、俸禄、仓储等费用已经很大；然后让百姓各自交出所有的货物，不是优良的便不收，不送贿赂便不能办成，所以官府收购的价格一定比民间更贵。到出售时，弊病又和先前一样。这样一来，商人的利润凭什么能够取得？只会使诽谤议论沸腾，使商旅不再流通。议论者不考虑这些，竟想拿出数百万缗钱来实行均输法。只是恐怕这笔钱一旦支出，就不能再收回。况且如今想任用忠厚诚实的人，又担心他们拘泥迟滞、不够通达；想任用机巧聪明的人，又担心他们行踪出没、难以考察。委任之时，尤其难以得到合适的人。这就是均输一说我所以还不能明白的原因。常平法的条文诏令，细致完备地保存着，问题在于不能实行，而不在于法令本身有弊病。如果一定要修明旧制，不过是按时收购来使农民获利，按时发放来使工商业获利。收购和发放得当，物价自然平衡，贵贱之间，官府也可以获利。如今却改变已经成熟的法令，夹杂青苗法，分路设置官员，号称提举，另立赏罚制度，督促增益和亏损。法度纷繁复杂，怎能保证它不至于如此？况且把钱散布到民间之后，凶荒、水旱等情况不可预知；收回时就会和百姓结怨，放弃不收时官府又将依靠什么？这就是青苗一说我所以还不能明白的原因。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议论者详细讨论过、明公深入考察过的。然而我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与众不同，动辄形成违逆。即使想努力自我效力，形势也没有办法。假如明公宽容我，体谅我的不足，特别赐予奏请，使我能够出任外地一官，姑且免除罪过；而明公选拔贤能，来充当属官。双方都得到所愿，还有什么幸运能比这更大呢？附条例司乞外任奏状 右臣近来蒙受圣恩，被召到便殿应对，陛下面赐差遣，并且传下恩旨，不许我推辞躲避。我自从接受任命以来，到现在已经五月，虽然日夜勉强努力，但才性朴拙，议论迂阔疏略，每当在本司商议公事，动辄都不能契合。伏惟陛下创置此机构，是要讲求财利，循此达到太平，理应得到同心协力的人来充任属官。可是臣独自凭着愚昧浅陋，固守偏颇见解，即使想自我效力，形势也没有办法。臣已经写奏状申报本司，详细说明意见不同的事项。假如陛下怜悯臣孤立危困，没有降下诛责，伏乞授予臣一项合宜的差遣，使我能够在州郡施展力量，我岂敢不鞭策激励自己的驽钝，以报答皇恩私惠。臣仰望天颜请求任命，惶恐激切至极。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

译我思惟，朝廷内外的臣民各有职掌，越过职分发言，国家有固定的法令。我镇守陈州，并没有进言的职责却贸然发言，衡量我的狂妄愚昧，这实在是有罪。然而臣下思念，近来因年老多病不能胜任吏事，陛下不忍废弃我，亲自选择便利之地使我得以安养。在将要辞行的那天，我当面承受陛下的恩旨，认为大臣的道义，都应当替国家谋划，不应以在朝或在外为嫌疑，有所保留。古人有话说：“虽然身体在外，心却没有不在王室的。”伏惟圣德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包容；而臣自从到任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心神昏眩，比以前更加严重，所以曾请求苟延余生，求归乡里，这一点微小的诚心，久而未能实现。陛下看我志气衰退到如此地步，难道还会有意辨明是非、同世俗争论吗？因此对于得失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如今私下有所怀抱，上对陛下参酌官吏的情况，下对陛下验证百姓的情况，而国家安危的关键实实在在就在这里。自己想到连续蒙受历代圣上的恩典，国家的祸福，我的身体确实与之相同；志气和力量虽然衰弱，从道义上却不能默默不言。不过臣所想说的，并不是要远引古代往事，预先探测尚未发生的事情，来迷惑陛下的聪明；全都是陛下曾经亲自尝试过、而臣愚昧地有所听闻的事情罢了。臣下看到，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有所建置，往往都合乎天意。开始议论修建山陵时，深切忧虑费用广大，推明先帝薄葬的命令，来诏告有关官署。四方听闻此事，无不感动流泪。此后一年之间，广泛发布号令，劝导率领宗族敦行孝悌，勉励州郡首先推行农桑政务，恢复转对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宽免民力。盛大的德政，不能一一记载。当时天下虽然处在大变乱之后，却无不翘首希望听到德音来忘却忧患。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和百姓都蒙受福泽而安定。纷杂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诽谤的声音没有在乡里听见。陛下从容无为，而天下已经得到治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快乐的事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日的政事，可以后悔遗憾的总共有多少？依臣看来，不仅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认为有什么失当。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是人情所安。《易经》说：“平易就容易使人了解，简约就容易使人服从。容易了解就能使人亲近，容易服从就能取得功效。有人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效就可以壮大。”假使陛下推行这条道路始终不变，那么臣认为长久而宏大的功业就可以取得了。后来求治过于急切，用意超过了适当限度，奸臣乘隙进献邪说，开始议论开拓边疆来迎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延安有谋划夺取横山的计策，保安有招诱西夏人的计划。陛下给他们许多金帛，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祸害不够长远，轻率地出兵深入，和西戎结下怨仇，夺取尺寸之地而没有实际用处，白白耗尽内府历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惫，小则使自身死于敌手，西部边境骚扰不安，而陛下第一次后悔了。然而陛下天性英明果断，有汉武帝宏大通达的气度，即使军队和官吏失去法度，建立功业的意图却未曾稍微衰减。因此左右大臣揣知陛下的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主张。陛下乐于听到其中的利益，没有闲暇深入追究其中的祸害，于是全部采纳，设置条例司来讲求天下遗留的利益。己酉年秋天，新政开始出台。从此以后，凡是变革的事项，不可全部数清。最大的一项，一次变成常平青苗法；第二次变成拣兵并营；第三次变成出钱雇役；第四次变成保甲教阅。这四项同时在天下实行，官吏疑惑，兵士和百姓愤恨；因拣选之争而上奏的章疏交集于朝廷，诽谤的声音传播到市井。陛下不能胜任这般烦扰，为此在朝堂上长叹，直到日偏西还没有进食。然而还庆幸这些事情能够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固守不变；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它将止于何处。至于拣兵并营的策略，它的祸害首先显现：武夫凶悍，怨恨最深，祸患最急。陛下知道这样不可行，于是增加发给他们的月粮，又收纳退伍士卒，以顺应安抚他们的心意，而陛下已经第二次后悔了。然而军中的怨言仍然喧嚣不安。陛下虽然推施恩惠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害怕他们。后来边臣不幸失算，再次产生戎狄之患。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致力于使边境安定，反而致力于扰乱它。临出发时，派遣执政大臣，把边疆事务交给他，多发给他金帛，预先写好诰敕，以促成他深入进兵的计划。当时天下人心都知道此举必然失败，而陛下和一两个大臣却认为万事都能办成、万无一失。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无法守住的地方筑城，使腹心地区困弊，只求取得无益的功劳，导致秦、晋百姓父子流离、肝脑涂地，戎人也因疲倦而受到屈辱。已经筑成的城池随即倾覆，前来救援的军队相继溃败叛散。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此后才下诏罪责自己，放逐元宰，以向西部两个边境谢罪，而陛下已经第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当初还没有悔改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还是不对呢？陛下违逆众人的心意，强力推行而不顾一切，必定认为它们是对的，而不是错的。然而最终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既然如此，那么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悔改的事情，难道也和这三件事相似吗？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而不可侵犯的是军队，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侵犯军队、轻侮邻国了。侵犯军队、轻侮邻国，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化迟缓而祸患重大。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是瓦解的忧患；变化迟缓而祸患重大，是土崩的灾祸。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悔改了，而土崩的灾祸陛下还没有放在心上，这正是臣寒心的原因。《易》说：“回头还不算远，不至于悔恨，大吉。”这是说事情尚未败坏的时候。陛下如果不明白它们的错误，必定等到失败以后才悔恨，像前面那三件事一样，那么陛下回头就已经太迟，悔恨也会很大了。况且臣看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悔改的事情，也不过三件：青苗、助役、保甲。这三件事的弊端，臣不再重复说了。为什么呢？议论政事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是一个人；百姓毁伤肢体，熏灼耳目，嫁掉母亲、分家居住，低价变卖田地住宅来求得免除负担，也不是一家人的事情。

译陛下大概也知道这些了，却仍徘徊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累怨恨的百姓奋起成为群盗，逐渐侵扰蔓延，剿灭后又重新出现；英雄乘机而起，振臂一呼，就可以聚集千人的队伍。像这样，胜、广之类的人形成势力，就是所谓土崩之势。臣担心陛下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想再悔改，也来不及了。因此臣希望陛下把即位时的政务同今日的事情拿来比较看看：天下纷扰不安，哪里比得上今天严重；群臣异口同声争辩，哪里比得上今天众多；陛下听取阅览而疲倦，哪里比得上今天频繁；悔恨自责，哪里比得上今天迫切。陛下如果确实这样比较，不等臣把话说完，得失就可以自行判定了。况且即位时的政务，是陛下的本心；今日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放弃即位时的本心而顺从臣下的错误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错的。虽然如此，臣私下听说，当前陛下也已经后悔了；后悔却不改变，并非出于陛下本意，而是被提出建议的臣下所迫。臣下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就改变主意以顺从众人，那么君主就能由此测知他的深浅。君主能够测知臣下的深浅，那么对他的任用或舍弃就掌握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下感到不利的地方。臣私下痛心陛下为了社稷的计策想改正过错、安定天下，却有贪恋权势、固守职位的臣子坚持不放；陛下聪明睿智，废置任用本可自己决定，却偏偏为此郁郁不乐。汉宣帝和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魏相反对，认为应当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后才可以。这三个人并不比赵充国贤能，然而他们与国家同忧同乐，没有侥幸求取功名的心，也没有企望爵禄赏赐的意图，这一点远远胜过赵充国。连赵充国的意见尚且不能听从，何况那些不如赵充国的人呢？陛下将要安抚百姓、保卫国家，却同喜好功伐、贪恋权利的人谋划，臣不知道这怎么可以。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心，因此处势疏远而言辞恳切，只希望陛下明察。【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臣从小读书，喜好谈论国家的治乱。当陛下刚开始求取治理之道时，臣上书议论政事，陛下不嫌弃臣狂妄直率，召臣到便殿答对，亲自听闻陛下的教诲。臣这个九品的卑微官员，从此才得以登殿答对、议论政事。在那个时候，陛下喜好询问的声誉震动海内。愚昧卑贱的人忠实相信而缺少思虑，以为天下的事情都可以逐一慢慢陈述，指点之间便能决定了。后来臣错误地蒙受恩泽，接受职任条例，抗论得失，同有关部门不合，于是请求外调，到今天已经七年了。然而天下的治安终究还看不出来，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伏想陛下天生圣德，聪明睿智，不用学习便具备这些；对于谋臣的谋划和处置，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可是近年以来，每有改革，百姓大都不服。青苗法施行，农民没有余财；保甲法施行，农民没有余力；免役法施行，公私两方面都困窘；市易法施行，商人都受其害。上面官吏辛劳，担忧它难以施行；下面百姓愁苦叹息，希望它赶快改变。这四件事，难道陛下的圣明有所不知吗？臣认为不是。陛下的圣明，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两年以来，陛下屡次作出英明决断，罢免或任用大臣，列举他们的罪过，明白告示臣民；凡是天下共同厌恶痛恨的事情，陛下没有一件不知道。由此看来，凡是天下共同厌恶困苦的事情，陛下哪里会不察知呢？如今上天悔除灾祸，启发圣意，改换辅政大臣，朝廷内外欢欣踊跃，都希望看到宽缓的政令。然而日子一天天、一月一月过去，仍寂静无所闻，众人的心惶惶不安，像长期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臣虽然愚昧浅陋，却独自为陛下感到遗憾。陛下自即位以来，求得治理的心情常常像唯恐来不及，想要达到尧、舜那样的盛平，天下人谁不知道呢？如今既然知道那些政令不可施用而罢去，却又沿袭旧有办法而不改变，难道要接替它们来承担罪责吗？这正是臣为陛下遗憾的原因。况且今天天下的安危，智者已经不必再计算了：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死者将近一半，遗留下来的百姓饥饿困苦，盗贼遍布田野，边境尚未安宁，军队还在外作战，府库空竭，边疆军粮供应稀少。值得忧虑的事情，哪里数得清？办法没有效果，显然已经可以看出。然而陛下独自迟疑不决，莫非是自己推行后又亲自废止，恐怕天下由此窥见自己的深浅吗？臣听说君主的德行如同上天；上天对待万物，有时炎热干旱，千里赤地，草木全都枯死，可以说很残酷了。然而等到雷雨按时发生，滋润的雨水充沛，百谷奋发而起，百姓又能得到粮食，便会歌颂上天盛德而忘记旱灾的残酷。为什么呢？因为度量广大，改正过错毫不迟疑。假如乌云密布却不下雨，已经下雨又中途停止，迟疑犹豫，长久不能决断，那么上天生养万物的功用就完了。《传》说：“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有了过错，人人都看见；改正过错，人人都仰望。”如今陛下如果确实先治理自己的心，使它虚静专一，清澄而不为彼我所蔽，使得失都不能扰动它；除去恶行如同丢弃尘垢，趋向善行如同救治饥渴；同百姓一起焕然一新，废止这四件事：已经发放的青苗钱，规定三年内不收利息；已经编组的保甲，保留旧有名册而不承担差役；恢复差役，废除免役条例；疏通商贾往来，废除市易法令。施行一年后观察，如果百姓不能安居，水旱灾害再次发生，盗贼再次兴起，财用再次枯竭，只要有一件事情使陛下忧虑，臣愿承受欺罔君上的诛罚，以向左右大臣谢罪。陛下如果确实不信臣，几年以后就会亲自承受这些弊端。古人说过：‘一次羞惭都不能忍受，难道要终身羞惭吗？’只希望陛下替社稷筹划。臣谨慎列举四件事的危害，逐条呈献。臣不胜愚忠愤懑的诚心，冒犯天威，恭候斧钺诛戮。臣轼诚惶诚恐，冒死上书。○附《画一状》

译臣谨考察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件事，它们的得失最容易看清。上至朝廷内外的臣僚，下至乡间农夫老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只是由于朝廷推行这些事情，说它们正确便有功，说它们错误便有罪，所以人们畏惧躲避、闭口不言，不敢直说。臣如今谨慎采集众人的意见，把人们共同知道、明白可见的事情逐条列在下面：一、议论者都说，富人借贷给贫民，坐收加倍的利息，因此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夺取富人兼并聚敛的权力，救济贫民的急需；借贷与民间没有不同，而利息又不到加倍，公私双方都有利，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然而官府的借贷，实际上同私人借贷不同。私人家中即使收取的利息有时很多，但人情相通，并没有另行规定的条文。今年不足，便推到来年；米粮不够，便接着用草料偿还，鸡、猪、狗、羊都可以用来还债。没有规定的年月期限，没有缴纳领取的费用；出入乡里，不耽误农事；想取就取，愿还就还。不像官府，动辄都有违期和违约，所以即使有时收息超过一倍，百姓也安然不知。如今官府贷放青苗钱，要求用现钱偿还，随着两税催收，邻里互相作保，签署文状领取钱；一家不到，九家都要坐等；奔走赴往城市，浪费各种费用；一旦有人逃欠，便连累同保各家。贫富双方相互牵连，总要到全都受害才会停止。朝廷虽然设置了许多法令来挽救这些弊端，实际上却没有用处。一、议论者又说，平时的差役会破坏百姓家庭，一个男子服役，全家便失去生计，所以让每户出钱，由官府雇人，称为免役。出钱虽然多，但百姓免除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人们以此为理由，推行起来毫不怀疑。然而他们不知道，三代的百姓是用劳力侍奉上级，并不专靠钱财。近世则根据各人的有无，任其方便：有劳力而无钱财的，让他出力；有钱财而无劳力的，都可以雇人。人人贡献自己所有的东西，因此不用劳作也能把事情办成。如今却放弃百姓本来具有的劳力，只一概收取钱财；百姓即使有余力，也不能出力。于是卖田宅、砍桑柘、卖牛马来供缴免役钱，天下从此大受困苦。况且钱是官府制造的，米粮布帛是百姓生产的。古代上面拿出钱来调节天下货物，下面拿出米粮布帛来补充上面的不足，上下交换，所以没有不利的。如今青苗、免役都要求百姓拿出钱来，因此各种货物都变得便宜，唯独钱最贵；想让百姓不贫穷，是不可能的。至于京师各部门、郡县掌管刑法的吏员，没有俸禄却服役，已经很久了。周代的制度，平民在官府任职，虽然说有俸禄，但事务简少、吏员不多，情况或许容易供给；不像如今，人员数量过多，无法供亿。何况三代的兵士出自百姓，而当今的军队闲坐着仰赖供给，如果又兼办巨大的费用，实在难以承担。然而议论者认为，给他们俸禄，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大概朝廷选择吏员的精细程度，必定不如选择官员谨慎；给吏员的俸禄丰厚程度，必定不如给官员的多。如今谨慎选择并厚禄供养的官员，尚且不能免于贪污，何况吏员呢？况且从前制定法律，按赃物数额定罪，没有俸禄的人减轻一等。如今采用仓法，吏员犯罪反而比官员罪重，颠倒失当，尤其不可行。朝廷如果确实担心吏员贪污，只要任用合适的官员，那么吏员受贿自然会受到限制；如果仍然不能禁止，那么即使俸禄加重、法令严酷，也不能禁绝。一、议论者又说，三代盛世时，兵士出自农民，所以编组什伍保甲以寄寓军队。如今朝廷喜爱这种近似古制的做法，也认为可以实行。然而三代百姓从官府那里接受田地，官府供养他们很优厚，所以出身为兵而没有怨言。如今百姓购买田地耕种，之后才能取得食物，官府供养他们很微薄，却想要求他们当兵，形势上是不可能的。大概自唐代以来，百姓以租庸调交给官府，从而免于当兵。如今租庸调改为两税，两税之中已经包含了军费。况且还有更严重的：百姓缴钱免役时，以为终身不再服役了。如今既然已经免役，在捕盗时却又让他们担任耆长、里正，在巡防时又让他们担任巡兵、弓手，一个人同时承担三种差役，百姓将如何承受？况且他们担任巡兵、弓手时，一个保甲中的壮丁既然出动，老弱留守家中，盗贼便乘机而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他们轮番上岗的期限又不过十天，坐立、劳作、进退尚且没有学会，替换的人就已经到来，大家相继返回；往来道路，劳苦疲弊又有什么益处？以至于盗贼横行，官吏受到责罚，盗贼啸聚成群，攻打劫掠州县，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代的良吏让百姓卖剑买牛，如今却让他们丢下农具、置办兵器。小民无知，因而借机作恶；畏惧惹事的良民，一旦充任便终身不能脱身；喜好权势的奸民，一旦补入便终身不能免除。这种祸害，实在说不尽。一、议论者常常担忧，各种货物的价格轻重控制在富人手中，货物少时便抬高价格卖出以牟利，货物多时便压低价格卖出以求获利。利益受到阻塞，商贾难以流通。因此设置市易官来平抑价格；有关部门如果确实只守住这个主张，不再另有经营，那么虽然琐碎繁复、难以施行，却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如今自从设置市易以来，没有什么货物不买，没有什么利益不包揽；命令官员派遣人员，南北贩卖，放债取利，公开进行而毫不疑惧，杜绝利益来源，不同百姓共享。看它的意图，并不是调剂货物有无、权衡价格轻重罢了，而是使小民失业，商旅不通，徒然取得专利之名，实际上丧失商税之利。国体卑辱，天下离心，巍巍盛朝，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况且小民喜欢逐利，大多没有长远见识，争着借取官债来救眼前之急，欺骗父兄，胡乱拿东西作抵押；期限一迫近，便无处逃跑，妇女儿女离散，行路之人都叹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陷阱，诱骗他们陷进去呢？至于奸民和大商人窥伺空隙，取得的利益就更多了。有的把积压滞销的货物运来，换取现钱；有的指着残破无用的房屋，赊取实物。巧诈机智层出不穷，难以一一说尽。有关部门受到蒙蔽，还把这些说成有利。钱币一旦散失，便漫无边际，难以收回；官府所收藏的，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文书罢了。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日将议论彻底追究，然而已经造成弊端的法令仍未停止施行，买卖各种货物，依然照旧。

译这就像吞食毒药，喉舌已经破坏，胸腹已经胀满，明知它不对，却还闭口不吐，安坐着诊脉，广泛寻求医书，这样离迅速痊愈就很远了！以上臣所陈述的逐条事件，都是耳目所接触、百姓共同知道的事情；朝廷清明，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如果确实有意改正变更，并不难实行，只要早晨发布一纸诏书，四种弊端晚上就可以消除。不像前代积累的弊端，有的在列国，有的在四夷，想要商议改革，恐怕会震动海内，所以姑且维持、涵养，暂求安便。如今事情就在朝廷，发布命令便可解决；众人都寄托着希望，形势上难以长久保留。若私下顾恋不舍，迟迟不决，因而失去天下人的心，臣私下认为不可。臣是愚蠢之人，志在忧虑国家，言辞激切，触犯法律刑典，区区一点诚心，甘愿等待诛戮。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书一首 【为兄轼下狱上书】臣听说，困急时呼喊上天，疾病疼痛时呼喊父母，是人的至情。臣虽如草芥般微贱，却有危急迫切的恳求，唯望天地父母哀怜。臣很早便失去父母，只有兄长轼一人，同他相依为命。如今私下听说他获罪被捕、押赴监狱，全家惊叫号哭，忧患不可预测。臣私下想，轼在家居住和在官任职时，并没有大的过错，只是天性愚直，喜欢谈论古今得失，前后上奏议论政事，言辞不一。陛下圣德广大，没有加以谴责。轼狂放直率而少考虑，私自倚仗天地包容的恩德，不能自我约束、畏惧收敛。前些年他任杭州通判和知密州时，每逢触景生情，便写作歌诗，言语有时轻率发出；从前曾经有臣僚把这些诗缴进，陛下搁置不问。轼感激承受宽贷之恩，从此深深自责悔过，不敢再有所作。但他过去的诗已经自行流传开来。臣实在悲哀轼自信而不知文字轻率，事迹涉及不恭；即使已经改过自新，却已经陷入刑罚，无法挽救。轼将要被捕时，让人对臣说：‘轼早衰而多病，一定会死在牢狱中，死本来就是命运。然而所遗憾的是，年轻时怀有有所作为的志向，却遇到世上罕见的明主；即使当年同明主有所龃龉，最终还是想在晚年略尽微薄之力。’ 如今遭遇这场灾祸，即使想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来侍奉明主，也没有途径了。何况我在朝廷中最为孤立，左右亲近之人一定没有替我说话的。只是依靠兄弟亲情，试着向陛下求取哀怜罢了。’臣私下哀怜他的志向，禁不住手足之情，所以冒死替他说一句话。从前汉代淳于公获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没入官府做婢女，以赎救父亲。汉文帝因此废除了肉刑。如今臣如蝼蚁般的诚心，即使远远比不上缇萦，而陛下的聪明仁圣又远远超过汉文帝。臣想请求交纳自身的官职来赎兄长轼，并不敢希望减轻他的罪，只要能免于下狱而死，便是大幸。兄轼所犯的事情，如果确实有明白的文字证据，他一定不敢拒绝抗辩、拒不承认，以致罪上加罪。如果蒙陛下哀怜，赦免他即使万死也难赎的罪，使他得以走出牢狱，那么这就如同死而复生，应当用什么来报答呢？臣愿同兄轼洗心改过，粉身碎骨来报效，只听凭陛下驱使，至死方休。臣不胜孤立危迫、情势急切，无处申诉，归诚于陛下，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狂妄，特别允许臣的请求。臣无法承受这祈天请命、激切陨越的至诚。●《栾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谏论时事十首 【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右司谏臣伏见，皇帝陛下以至孝纯仁承继帝位，太皇太后陛下以睿智亲自总揽政务，二位圣人协同施德，使天下获得福泽。还不到一年，弊政已逐渐除去，宽缓的政令又重新施行。天下百姓免除了流离失所的祸患，蒙受获得新生的福分，四海释然，没有意外的忧患，实在万分幸运。伏惟陛下恭谨勤勉、敬畏谨慎，出于天性，仍然从群臣中选拔人才，扩大谏官队伍，求取直言来辅助自己。天下士人听到风声都相互庆贺。臣究竟是什么人，竟能在今日充任这个职位？然而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先端正风俗。风俗端正，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都会自我勉励而行善；风俗败坏，中等资质以上的人都会自我放弃而作恶。中等资质的人自我勉励行善，君主的耳目就会众多，容易同他们治理天下；中等资质的人自我放弃作恶，臣下朋党就会繁殖，容易用来作非为。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真宗皇帝统御群臣，奖赏任用正直之人。当时的贤能俊杰争相依托明主。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这些人，既因直言进谏而显名，忠良之士也接连兴起。后来真宗年老而厌倦政事，丁谓乘机想要窃取国政，而风俗已经形成，朝廷中正直之士很多，丁谓虽怀有奸邪，却没有人同他一起作恶；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发动，随即就被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深沉，不亲自裁定是非，把是非的议论全交给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这些人以议论政事相互推重。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士人便以闭口不言、失去职守为耻。当时执政大臣难道全都贤能吗？然而他们畏惧忌惮人们的议论，不敢任意妄为。一有不善之处，言官立即进谏，随即便把他斥退。因此即使君主宽厚，朝廷之间也没有大的过失。等到先帝继承帝位，执政大臣改变祖宗法度，下面直到小民都知道它们不对，而卿士大夫却随风而倒，风俗的变化由此显现出来。当时只有吕诲、范镇等人明确说出它的过失。二人获罪以后，台谏中有谁用一句话提到此事，都纷纷被驱逐。从此风俗大坏，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上天保佑皇室，启发圣德，陛下执政不久，就把开放言路作为急务，天下震动肃然，都想看到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然而臣来到朝廷后，听说台谏的封事一概留在宫中不发出，既不施行，也不斥退责罚。臣不胜忧虑疑惑。朝廷用来对待台谏的，不过两件事：意见正确就施行，不正确就罢黜。台谏所上封事，除了涉及机密、应当由君主独自听闻而必须留中之外，其余都应当发下去施行办理。这样，上面可以端正朝廷的纲纪，使台谏不废弃职守；下面可以保全臣子的名节，使他们不辜负公众的议论。如果意见正确却不施行，意见不正确却不罢黜，那么上下都会苟且敷衍，廉耻之道废弃，风俗衰败鄙陋，国家也将随之衰败。臣希望陛下永远思考邪正盛衰逐渐形成的过程始于台谏：整饬其官职，就听取他们的言论；言论有不当之处，便随事处置。大的可以罢黜，小的可以免职，使风俗得以确定，忠言每天都能进来。陛下在上面垂衣拱手，群臣在下面肃敬和睦，那么太平之治就可以指日而待了。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幸甚。谨记录上奏，恭候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