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十二◆颍滨遗老传上

译“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时安静思考时，也曾对此忧虑过吗？还是没有忧虑过呢？臣恭敬地读了制策，知道陛下已经说过忧惧的话。然而臣愚钝不敏，私下认为陛下只是有这些话，还没有真正的行动。从前宝元、庆历年间，西羌作乱，陛下白天坐不安稳，夜晚睡不安席，天下都说陛下忧惧谨慎，像周文王一样。然而自从西方停战以来，陛下已经把忧惧之心搁置二十年了。古代圣人，没有事情时深深忧虑，有事情时反而不害怕。没有事情时深忧，是为了遇到事情时能够不害怕。如今陛下无事时不忧虑，有事时却非常恐惧，臣认为您忧乐的节度颠倒了。臣地位疏远低微，听到道路上的传闻，不知道是否属实。近年以来，宫中受宠的妃嫔多到数以千计，歌舞饮酒，嬉笑没有节制；陛下临朝时听不到谋议，在便殿也没有询问政事。三代衰微之时、汉唐末年，女宠造成的祸害，陛下也是知道的。长久不停止，百种弊病都将由此产生。对内会受到蛊惑污损，伤害和气、损害性命；对外则会因私下请托而扰乱政事，败坏政务、贻误事情。陛下不要以为宫内好色不会妨害外部政事。如今天下困穷，百姓忧愁痛苦，而宫中的赏赐却没有限度，凡是想要的就供给，不问有没有。三司使不敢争辩，大臣不敢进谏，拿着凭证和诏敕办事，迅速得像兵火一样。国家内部有养士、养兵的费用，外部有供奉北狄、西戎的费用，陛下又亲自挖了一个陷阱来耗尽剩余财力。臣担心陛下因此受到毁谤，而民心也不会归附。策论呈上后，苏辙自以为一定会被黜退。然而考官司马君实只把他列为三等，范景仁提出异议。蔡君谟说：“我是三司使。三司使的这些话使我惭愧，我不敢怨恨他。”只有胡武平认为苏辙言辞不恭，极力主张黜退他。皇上不答应，说：“我是因为他直言才召用他，却又因为他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在低等，授任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认为苏辙的策论越过宰相、专门攻击皇帝，把他比作谷永，因此不肯起草制词。宰相韩魏公笑着说：“这个人的策论，是说宰相不值得任用，想要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难道还要因为他像谷永而怀疑他吗？”知制诰沈文通也是考官，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轮到他起草制诰时，写了赞美皇帝的言辞。谏官杨乐道见皇上说：“苏辙是臣所推荐的人。陛下宽恕他的狂直而收用他，是盛大的德行，请求把这件事宣付史馆。”皇上很高兴，答应了他。当时先父奉命修撰《礼书》，兄长苏子瞻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身边没有侍奉父亲的儿子。苏辙于是上奏请求奉养父亲。三年后，苏子瞻解任回来，苏辙才请求担任大名推官。过了一年，先父去世。服丧期满时，神宗即位已经三年了，求治非常急切。苏辙上书陈说政事，当天便被召到延和殿对答。当时王介甫刚刚受到宠信，以执政身份主管三司条例。皇上任命苏辙为他的属官，苏辙不敢推辞。王介甫急于聚敛财利，却不知道根本，吕惠卿是他的主要谋士。苏辙议论政事，常常与他们抵触。一天，王介甫拿出一卷书说：“这是青苗法。你们仔细讨论，有什么不便之处，尽管告诉我，不要顾虑。”后来，苏辙对他说：“把钱借给百姓，收取二分利息，本意是救济百姓的困苦，并不是为了获利。然而在发放和收取的过程中，官吏会借机作奸，即使有法律也无法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善良百姓也免不了要承担经手费用；到了缴还钱款时，即使是富裕百姓也难免超过期限。这样一来，鞭打责罚必然要使用，州县的事务就会多到无法应付。唐朝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来没有实行借贷。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并不是国家的福分；让官吏倚仗法令督促责罚，也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从未实行借贷，但四方物产的丰歉、物价的贵贱，我从来没有不能及时知道的。价格低就买进，价格高就卖出，因此四方没有过分贵、过分贱的弊病，哪里用得着借贷呢？’ 刘晏所说的，其实就是汉代的常平法。如今这种办法已经存在，只是忧虑不能修明实行；您如果确实有意于百姓，把它兴办起来，刘晏的功业很快就可以完成。”王介甫说：“你说得有道理，应当慢慢讨论实行。以后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希望你不要因此疏远我。”从此过了一个多月，王介甫没有再谈青苗法。适逢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被召来议事。王广廉曾上奏请求拿出数千道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下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取，这与王介甫的意图相合，于是便在河北施行。从此青苗法终于在四方推行开来。起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身份与王介甫共事，两人的做法不同。王介甫所倡导的事情，陈阳叔并不完全附和。后来朝廷又召来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准备派他们到四方去搜寻未被利用的利益。朝廷内外都传为笑谈，知道被派去的人一定会制造事端、迎合上意，但没有人敢说出来。苏辙请求会见陈阳叔。陈阳叔迎面问道：“你单独来见我，为什么？”苏辙回答：“我有疑问，想请问您。近来召来的八个人，打算派往各路；不知道您已经知道各地利害所在，是有明确事项，派他们去核实呢，还是其实并不知道实情，只是随意派到外地去，罗织搜捕各种事情呢？”陈阳叔说：“你的意思是什么？”苏辙回答：“过去嘉祐末年，朝廷派使者到各路去宽恤百姓，事情没有明确指向，出使者各自只求制造事端。回来奏报后，所提措施大多难以实行，被天下人嘲笑。如今为什么不同呢？”陈阳叔说：“我过去奉诏查考宽恤等事，像范尧夫等人所提出的，多数合乎情理。”苏辙说：“如今派去的人中，像范尧夫这样的人有几个？”陈阳叔说：“如果派去的人果真贤能，他们将不肯前往，你不必过分忧虑。”苏辙说：“您如果确实知道派使者不合适，却寄希望于被派的人不肯前往，那又怎么样呢？”陈阳叔说：“你暂且退下，让我慢慢想想。”几天后，陈阳叔召集枢密院属官说：“皇上即位之初，命令天下监司把本道的利害写成奏本上报，到现在还没有呈上。如今将要派使者，应当取得这些材料来讨论；可以起草一份奏札，请求催促他们上报。”吕惠卿察觉这不符合党中人的意图，很不高兴，随便草拟了一份奏稿，没有起到作用。

译苏辙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挽救，于是写信给王介甫、陈阳叔，指出这件事绝对不可行，并请求调到外地任职。王介甫大怒，准备加罪于他。陈阳叔制止了王介甫，上奏授任苏辙为河南推官。适逢张文定知淮阳，因学官的职位征召苏辙，他便跟随张文定；三年后，授任齐州掌书记。又过三年，改任著作佐郎。又跟随张文定任签书南京判官。任职两年后，苏子瞻因诗获罪，苏辙也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内不得调任。苏辙平生喜爱读《诗经》《春秋》，遗憾先儒常常误解它们的旨意，想重新为它们作传。他认为《老子》一书与佛法很相似，而世人不知道，也想为它作注。司马迁撰写《史记》，记载五帝、三代时，不致力于探究《诗》《书》《春秋》的根本，却用世俗的杂说扰乱其中；记载战国之事，又多有断缺而不完整，苏辙想重新撰写《古史》。著述还没有完成，便调任和歙绩溪。刚到任，就奉行神宗遗制，居住半年后，授任秘书省校书郎。第二年到京师，授任右司谏。宣仁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人，想要革除弊政；旧宰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都还在职位上，窥伺朝政得失，朝廷内外都为此忧虑。苏辙说：先帝临朝执政不过二十年，却励精图治，变更法令制度，想要用强力实现太平、恢复三代盛世，因此提拔任用臣民，许多人从卑微地位做到公相。用人的迅速，近世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仔细考察圣上的本意，本来是想求得贤才来辅助自己，以利于安定百姓，为社稷作长久打算，难道是想让身边的大臣逢迎君主的恶行、苟且容忍，进退之间只会唯唯诺诺，形势危急时不扶持，事情倾覆时不挽救，只顾窃取利禄来养活妻子儿女吗？然而自从新法施行以来，民力凋敝，天下忧愁怨恨。先帝晚年卧病，病势危重，已经明白过去政事的过失，亲自发布恩德诏令，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开始，以符合天意；但这个志向没有实现，他突然抛弃天下而去。天下听说后，知道过去的弊政都是先帝想要改掉的，思念他的圣德，继而流泪。因此皇帝即位，圣母临朝听政，遵奉先帝遗旨，停止导洛，废除市易，削减青苗，停止助役，放宽保甲，免除买马，停止修筑城池的劳役，恢复茶、盐、铁的旧制，贬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人。命令所到之处，百姓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臣愚昧，不知道朝廷认为这些事情究竟是谁的罪过？在上，是大臣蒙蔽皇上的聪明，迎合君主的恶行；在下，是卑微小人贪图名利、追逐荣宠而不知羞耻。两者都有罪，那么大臣任职重要，责任就重；小人任职轻微，责任就轻，这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都知道。如今朝廷既然已经罢免、黜退小人，至于大臣，却反而继续任用他们，还要让他们调和阴阳、陶冶万物，臣私下实在疑惑。我私下思量，朝廷的意思大概是想以礼体恤大臣，等待他们因惭愧而自行离去，以此保全国家体面。可是蔡确等人自从山陵之后，仍然安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来向天下谢罪。谨按蔡确等人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所居职位最高，获罪最重，却厚着脸皮，竟不知道惭愧。蔡确等人如果真认为过去所做的是对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不争辩？如果认为过去所做的是错的，那么过去为什么不说？追究他们内心，所以安然不离去，大概是认为这些都是先帝所做，并不是自己的过错。身为大臣，忘记君主而顾全自己，不以自身承担罪责，反而把过错归给先帝，这样不忠不孝，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私下不忍心让后世在史册上这样记载。大臣既然把自己置于无过的位置，先帝便独自承受恶名。这就是臣痛心疾首、吃饭也吃不饱，甚至眼泪鼻涕横流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正定他们的罪名，对上替先帝分担毁谤，对下慰藉臣民的心意？如今只依法惩治小人，却放置蔡确等人不问，大则无法彰显先帝遗留下来的圣意，小则无法安定心怀反侧的人。因此臣私下认为，如果大臣确实退职，那么小人既不是倡议新法、制造事端的人，就可以一概不再治罪，使他们改过自新、服从君主，竭力效命，以洗清过去的罪恶。恭请陛下发出臣的这篇奏章，宣示给蔡确等人，让他们自己决定进退。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遗憾。三人最终都被逐出朝廷，然而朝廷最终没有因为他们前后反复而把罪责归给先帝并惩处他们，世人对此引以为恨。吕惠卿起初谄媚侍奉王介甫，倡导推行暴政，残害天下；后来双方势力相当、互相抗衡，他又陷害王介甫，比仇敌还要厉害，世人尤其厌恶他。当时吕惠卿自知罪大，请求任宫观之职以便自处，不参加贬谪流放。苏辙写奏疏列举他的奸邪，请求加重惩罚，于是吕惠卿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建州，天下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司马君实凭清廉的品德和高雅的声望专门主持朝政，但他为人不通晓吏事，知道雇役的危害，想恢复差役，却不知道差役和雇役的弊端其实各占一半；事情尚未讲论详尽，他就想一下子恢复。百姓刚听到时很高兴，渐渐却疑惑害怕，君实不相信这一点。王介甫把自己的学说写成《诗书新义》，用来考察天下士人，学者对此感到忧虑。司马君实改立新的科举格式，但形势也很难实行。讨论尚未确定时，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到现在才二十年左右，官吏和百姓都还没有习惯。况且役法牵涉许多事情，盘根错节，只有慢慢实行，才能审慎周详。如果不彻底追究前后始末，仓促实行，恐怕实行以后还会产生其他弊病。如今州县的役钱，按惯例有积存多年的宽剩，大致足以支撑几年；不如暂且仍旧实行雇役，到今年年底为止，同时催促有关部门审议差役，趁今年冬天制定法令，明年再役使乡户。只要实行以后不再有人非议，那么进退两方面都方便。”他又说：“进士明年秋试，时间已经不多，而议论又不能及时决定，四方听到传闻，免不了惶惑。诗赋虽说是小技，但排列声律、比较优劣，所费功夫并不少。至于治理经书，诵读讲解，更不能轻率。总之，明年都还不能施行。请求先下达指挥，明年科场一切照旧；只有经义兼取注疏和诸家的议论，也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专门采用王氏之学。仍然废止律义，使天下举人知道已有定论，专心求学，等待选士格式确定。然后再慢慢讨论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还不算晚。”众人都认为这样方便，司马君实却开始不高兴了。这一年，皇上将要亲自祭祀明堂，苏辙说：

译三代的常规祭祀，一年祭天九次，祭地两次，都由天子亲自主持。所以祭祀时，有时祭昊天，有时祭五方天帝，有时只祭一天，有时祭皇地祇，有时祭神州地祇。总之，一年之内，亲自举行的祭祀必须遍及天地诸神。到了近世，每年的常规祭祀都由有关官员代行；三年以后才亲自祭祀一次。亲自祭祀的疏密，古今的变化，相差如此之远。既然这样，那么祭礼有所不同，大概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谨按本朝旧典，冬至祭圜丘，一定兼祭天地，并让百神陪祀。如果有事故不能祭圜丘，另行其他礼仪，有时在南郊举行大雩，有时在明堂举行大飨，有时在大庆殿恭谢，但都采用圜丘的礼乐和神位。它的用意是认为皇帝不可以三年不亲自祭祀天地百神。臣私下考察，皇祐年间祭祀明堂遵用这种办法，最为合乎礼制。自皇祐以后，凡是祭祀明堂，有时采用郑氏之说，只祭五方天帝；有时采用王氏之说，只祭昊天上帝。对于古代经学，两说各有依据；但考察本朝旧制，就不恰当了。大概是儒者拘泥古制而不知道今情，以天子每年遍祭天地的仪式，来议论皇帝三年亲祭的礼制，所以亲祭之礼才会如此疏略。如今皇帝陛下敬奉天命，越过一年即位，准备在九月到明堂举行祭祀，按道理应当同时祭见天地，遍礼百神，亲自献上诚心，以求得到神灵的赐福。臣担心有关官员不懂礼制的意义，以古代制度非难今天，执守王氏、郑氏的片面学说，扰乱本朝大典。礼制顺应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然顺遂。如今皇帝陛下第一次亲自主持祭祀，天地百神没有不一同得到祭祀的，难道不是向下合乎人情、向上符合天意吗？臣愚昧，请求下明诏给礼官，今年秋天祭祀明堂采用皇祐年间明堂的典礼，这样或许能使精诚上达下临，遍及上下。此时大臣多受旧学拘束，不通晓时势变化，奏章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苏辙认为，《周礼》规定一年遍祭天地，都由君主亲自举行，所以郊祭有南郊、北郊之分，礼乐也有同有异。自汉、唐以来，礼仪日益繁盛，费用日益增加，事情与古代不同，因此一年遍祭已经无法恢复实行。唐明皇天宝初年，才确定三年亲自郊祭一次；在斋戒的日子，先祭祀太清宫，再祭祀太庙，然后合祭天地，并让百神陪祀。之所以这样，是认为三年一次的大礼，如果又不能遍祭，就在人情上有所不安。至于遍祭的礼仪，已经分别派官员代行，从来没有稍稍废止。这是近世礼制的变化，不再是三代的旧制。议论者却想拿三代遗留下来的文字参杂其中，扰乱现行制度，差得太远了。到了七年，皇上将要亲自郊祭，苏辙任职政府，于是和各位大臣共同重申先前的主张，合祭天地，有关官员认为这样合适。起初，神宗因为夏国发生内乱，出兵攻讨，在熙河路增设兰州，在延安路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到这时，夏国虽然多次派使者来，却还没有恢复藩属的贡礼。第二年，夏国开始来祝贺皇帝登极，使者回去还没有出境，又派使者进入边界。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土地的意图，但大臣们对于放弃还是守住土地尚未决定。苏辙说：

译近来四名使者虽然已经到来，但关于边疆的事情，他们起初并不主动开口。推测他们的狡猾用心，大概是知道朝廷厌恶战争，故意坚决不提出请求，想让这个议议从朝廷方面先提出来；这样对他们来说分量更重。朝廷深知他们的意图，忍住不答应，等他们情势窘迫、力量用尽，才来请求命令。如今如果仍不答应，让他们的使者空手回去，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必然会后悔。他们如果调集兵马，屯聚在边境上，答应他们就是害怕兵威而给予土地，不再算作恩惠；不答应则边境冲突一旦发生，祸患将无穷。利害只在一线之间，正是这个时候，不能错失。如今议论者不深入考察利害，妄自提出坚守的主张，只是为了逃避割地的名声，不估量百姓的力量，不替国家筹划，他们的心意只是想保全私利、图自己方便，并不是社稷的打算。臣又听说，议论者有人认为，无论放弃还是守住都免不了用兵；放弃则用兵一定较迟，守住则用兵一定较快。迟与快之间，利害相差不远；如果终于把土地给他们，恐怕并非良策。臣听说圣人应对变化的关键，正在迟速之间；只要事情的变化稍微缓慢一些，我们就能多作许多筹算。过去汉文帝、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内心怀有反叛意图，称病不上朝，积聚财物、豢养军队，图谋扰乱天下。文帝专门致力于宽容抚养，置之不问，还加赐几杖，恩礼一天比一天隆重。刘濞虽然包藏祸心，但仁德恩泽不断浸润，终于不能发动叛乱。到了景帝采用晁错的谋略，想趁他有罪削减他的郡县。景帝认为，削减也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他就会很快反叛而祸患较小；不削减，他就会迟缓反叛而祸患更大。削藩的诏书一下，七国全都反叛。景帝只得调发天下军队，派出三十六名将领，才勉强将其击败。议论者如果不计算利害的深浅，不比较祸福的轻重，那么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弱仁慈；景帝刚强果断、坚决实行，近于强悍刚毅。然而按照文帝的计策，祸患发生得迟，就可以从容准备防御；过些年月，变故自然发生，逐步加以控制，形势没有什么不能应付的。按照景帝的计策，祸患发生得太快，还来不及转身，便已经交战。刀锋一旦相接，胜负难以保证，社稷的命运在一天之内决定。即使把晁错剁成肉吃，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如今想要放弃土地的策略，和文帝相同；想要守住土地的策略，和景帝相似。臣请求向执政大臣宣布：主张放弃，理由正当而祸患缓慢；主张坚守，理由不足而祸患迅速。理由正当与否、祸患迟速如何，哪一种更有利、更有害？何况今天的事情，皇上年少，太后临朝听政，将帅、官吏和士卒还没有建立恩情，到了交战之日，谁会使他们效死尽命？如果告急的羽书接连送来，胜负纷乱难明，临机决断时，谁来承担责任？只请求圣上反复思量这些情况，早日赐下裁决，不要使西戎另行猖狂，也不要让主张放弃或坚守的人都得到可乘之机。”于是朝廷同意归还五寨，夏人便服从了。苏辙不久升任起居郎，改任中书舍人。当时朝廷起用年老的文潞公，让他以太师身份平章军国重事。起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大吴决口，先帝知道旧河道无法恢复，便引导河水向北流。水势已经顺畅，只是河道还不深，堤防尚未建成，每年有决口泛滥的忧患，本来并不是严重的祸害。到这时，诸位大臣都没有深入了解河道的事情，文潞公却想把黄河当作重大事务；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也跟着参与其中。他们起初认为黄河向西北流入泊淀，长久以后必然淤积变浅，将来或许会从北界入海，那样河北就没有办法抵御北狄。因此三人竭力主张改变河道，其他大臣都无法阻止。吕晦叔当时任中书相，苏辙私下见到他，问道：“您自己看，智慧和勇气比得上先帝吗？势力和威望足以鼓动天下，能比得上先帝吗？”吕晦叔惊讶地说：“您这是什么话？”苏辙回答：“黄河决口向北流，先帝都不能使它改道回来，而诸位大臣却想使它回流，这是自认为智慧、勇气和势力超过先帝。况且黄河决口是在元丰年间，引导它向北流也是元丰年间的事。是非得失，今天已经无法改变。诸位大臣不因循旧河道而修治尚未完成的工程，却想把河水取回来，这样做力量上很困难，承担的责任也很重啊！”吕晦叔只是唯唯答应说：“应当和各位大臣一起筹划。”不久，改变河道的议论纷纷兴起，吕晦叔也因病去世。苏辙升任户部侍郎，曾因转对时说：国家财赋的来源在四方，而汇集在京城。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物藏在百姓手中；次一等的办法，是把财物藏在州郡。州郡有余，转运司就常常充足；转运司充足，户部就不困乏。唐代制度是：天下赋税，一部分上缴朝廷，一部分送给使府，一部分留在州里。与今天相比，上缴朝廷的数额可以说少了。然而每当有缓急，王命一旦发出，船只车马便接连而来，大事因此得以办成。自祖宗以来，法制虽然不同，但各道储蓄财物的办法仍然十分充足。因此收取和散发都能及时，取舍可以由自己决定；财利的权柄掌握在手中，所做的事情就一定能成功。自熙宁以来，谈论财利的大臣不懂得治国理财的根本和枝末，想求得国家富足，却先使转运司困窘；转运司困窘后，上供就不能接续；上供不能接续，户部也疲惫了。两司既然困乏，所以内府仓库另行收藏的财物，虽然堆积如山，却徒然腐朽，无益于国家的财政。因此臣希望把近年朝廷没有名目的封桩物资，归还给转运司。比如禁军缺额以及差出时的衣粮、清河和汴河的水脚费用、外江纲船之类，一经筹划，通常都封存起来。禁军缺额，不久本来就应当依照惯例招募补充；出军的衣粮，只是停止给这一处而供给另一处，起初并没有封存的道理。至于清河、汴河的水脚费用，虽然比过去减少了，但洛口的费用实际上是以前的两倍。外江纲船虽然不再打造，但雇船运粮，费用尤其巨大。这样反复刻剥，怎么承受得了？所以臣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应当一概停止；何况祖宗旧例从来没有这些，只是有关部门固执近来的做法，不肯废除。只要陛下决断后把这些财物交给转运司，转运司的财利权柄就会稍稍恢复，户部也有了依靠。朝廷重视而不愿违背近来的制度，最终不能改动；不久苏辙又说：

译臣谨以祖宗旧例考察今天本部所实行的制度，体例不同，利害相距很远，恐怕应当随着具体事情采取措施，以堵塞弊病的根源。臣冒死列举三项弊病上奏。第一，把河渠案分出去设置都水监；第二，把胄案分出去设置军器监；第三，把修造案分出去设置将作监。三个监都隶属于工部，那么本部所专管的事务就所剩无几，财物的收支增减，控制权都在其他部门手中。近来司马光执政，知道这样做有害，曾经让本部收回各部门的财利权。当时收回的不得要领，直到今天这三个部门仍由其他部门专擅，实在可惜。祖宗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建立三司，所掌管的天下事务几乎超过一半，权力责任的重要程度不是其他部门能够相比的。推究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偏私三司。事务权力一旦分散，财利就会分散；即使想求得富足，也没有办法。国家拥有财物，就像人拥有饮食。饮食之道，应当让口来掌管摄取和排出，由腹部控制多少，然后分布气血来滋养全身。耳目依靠它而明察，手足依靠它而有力量。如果不专门任用口腹，却让手足、耳目分别治理饮食，那么即使想求得一顿饱饭也不可能，何况想要安宁长寿呢！如今户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像人的口腹，却让其他部门分管它的事务，这和上述情形有什么不同？几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白祖宗的用意，每当一件事情没有办好，就把三司过去的职掌分设给其他部门。财利权一分开，花费就没有节制。其他部门以把事情办成为功效，就不顾财物有没有；户部以供给财物为功劳，就不问事情是否应当。双方各自经营一项职务，彼此之间便不再了解；即使让户部得到有才智的大臣，最终也没有用处，能不能办事都一样受到损害，府库终究会空虚。如今不早点挽救，后患一定更加严重。过去嘉祐年间，京城连续多年发生大水，大臣才把河渠案分出设置都水监。设置都水监以来，与旧河渠案相比，它补助了什么事情？而最不方便的是，河北有外监丞，侵夺了转运司的职务。转运司掌管河道事务时，各郡的河埽、河埽的官吏士兵和储备物资，平时分别管理，发生事情时就合在一起；水流向哪里，各河埽便奔赴哪里，官吏士兵可以合力办事，储备物资也可以共同使用。按照旧例，工程发生的当天，没有暴力征敛、损伤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之后，再慢慢补足缺额，双方都不妨碍。自从设置监丞，依据法令责成办事，在紧急情况下，各河埽不能互相支援，转运司也承受不住这种弊害了。这是工部都水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一点。先帝全面更新官制，同时设置六曹，按各曹分掌事务，所以三司旧例中许多事务隶属工曹，名义上似乎更为正当，实际上却并无好处。从前胄案所掌管的事务，如今内则成为军器监而上属工部，外则成为都作院而上属提刑司；想要兴办工程，户部都不能参与商议。听说河北一路近年制造羊皮浑脱，每次动辄以千计。浑脱的用途，必须是在军队行进中缺水、渡河又没有船只时，才需要使用它。但这种东西稍经几年，必定会蛀坏腐烂。朝廷并没有出兵的计划，有关部门却只顾办理职事而不顾利害，竟使公私双方应付此事，既损失钱财又损害物资。如果专门归转运司管理，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工部都作院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二点。从前修造案掌管百工事务，事情有缓有急，物资有利有害，都可以专门处理。如今工部只把办理职务当作事情，那么缓急利害由谁来商议？朝廷近来因箔场的竹箔积存日久，损坏腐烂，开始下令出售，上下都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命令下达不久，又因为各处营造工程每年都有征调制度，于是下令运输堆积，来分批出售。我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匠，一年需要用多少竹箔。把这些取来堆在那里，在尚未使用期间，是否会有损坏腐败，却竟然制定了这样的办法。本部虽然知道这样做不便，但因为这是工部的事务，不敢再说。这是工部将作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三点。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不能全部列举。因此希望朝廷明令有关部门：罢除外水监丞，把河北的河务以及各路都作院都归转运司管理。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户部，由户部决定事情是否可行、费用多少；由工部负责工程做得好坏，考核施工的迟速。如果事情的可否和费用多少由户部掌握，那么损害财物、伤害百姓，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如果工程的好坏和迟速由工部掌握，那么事情办坏、物资不足，工部也无法推辞罪责。利益和弊害归于同一套责任之后，天下贫富的问题才可以责成户部负责。

译朝廷认为有道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只是都水监仍按旧制。苏辙自任中书舍人以来，与范子功、刘贡父一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主管吏部。元丰年间确定的吏员名额，主管者为了苟且取悦群吏，竟比旧额多了几倍。朝廷对此忧虑，命令根据事务裁减，已经两次上奏又两次被驳回。子功奉命出使，苏辙兼管这件事。有个名叫白中孚的吏员进言说：“吏员名额并不难确定。从前的流内铨，就是如今的侍郎左选，事务的繁重没有超过它的。从前铨司的吏员只有十几人，而现在左选的吏员多到几十人。事务并没有比过去增加，使用的吏员却多了几倍，为什么呢？过去没有严厉的法律和优厚的俸禄，吏员相互通行贿赂，就不希望人数增多，以免分薄所得。如今施行严法，发给厚禄，贿赂比过去少了，便不忌讳人数多，反而希望事务少。这就是吏员名额多少的大致实情。旧法规定，每天发生的事务按难易分为七等，重的至一分，轻的至一厘以下，积累若干分便折合一名吏员。如今如果取各司两个月所办事务来确定分数，那么吏员名额的多少就有了限度，不会再逃避。”苏辙把他的话遍问属官，大家都没有回应，只有李之仪回答说：“这确实可以实行。”苏辙立即同李之仪商议说：“这关系到群吏自身的利益。如果按分数折算人数，必定会大幅削减吏员，他们将大批纷纷申诉，即使朝廷也将无法坚持。”于是苏辙把这些意见详细报告宰执，请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名额，等吏员任期届满调出，或因事故、死亡而出现空缺时不再补充，达到名额便停止。用不了十年，多余的名额应当就会全部消除。成效虽然稍慢，但现任吏员知道这不是针对自身的祸患，便不再怨恨。诸公认为有道理，于是向尚书省申报，要求取得各司两个月内发生的事务。各司吏员都疑惧不安，没有人肯提供；再次申报，请求向各司张榜，使他们知道所确定的名额，日后出现空缺不再补充；非法行事的当天，便会有裁减。榜文公布后，相关文字立即备齐，到此形成文书，申报三省。左仆射吕微仲非常高兴，想把它据为自己的功劳，便拿这件事询问三省吏员，大家都不明白其中原委。有个各司吏员任永寿，颇为了解他的意图。吕微仲很满意，于是在尚书省设立吏额房，让任永寿和三省的几个吏员主管此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急于求取功利，立即背弃先前的约定，改为在确定名额的当天裁减吏员，又凭个人好恶改变各吏局的次序。（凡是接近下等的吏员，厌恶被上等名次压住的，就把上等名次调到其他司；在闲散冷清部门、想进入重要部门的，就从寺监调入省曹，诸如此类。） 凡是上奏下达的事情，都由吕微仲专擅处理，不再经过三省。法令颁布后，朝廷内外一片骚动。吕微仲既受到御史攻击，任永寿也因放纵专横、贪赃污秽，被判徒刑并刺配。过了很久，吕微仲知道众人不服，才让左右司重新详加审定，大体按照原来的议案施行下去。当时苏轼以翰林学士出任余杭知州，朝廷立即命苏辙代替他任学士，不久又兼任权吏部尚书。没过多久，苏辙奉命出使契丹，契丹让其侍读学士王师儒担任接待陪同。王师儒稍微读过一些书，能够谈到先父及苏轼所写的文章，说：“遗憾没有见到您的全集。”但他也能背诵《服伏苓赋》等篇，契丹人中大多对他们爱慕敬重。●《栾城后集》卷十三 ◆《颍滨遗老传》下 回到朝廷后，任御史中丞。任命由宫中直接发出，宰相以下大多不高兴。他所推荐的御史，大多因不符合现行资格而未被任用。自元祐初年改革各项政务，到这时已经五年了。一时的人心已经稳定，只有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微仲和中书侍郎刘莘老尤其害怕他们，两人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保全自己打算，于是建议起用旧党成员，以平息过去的怨恨，称为“调停”。宣仁后疑虑不决，苏辙在延和殿当面论述这样做的错误。退下后，又两次上札子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