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六◆进策五道

译臣听说，天下的事情，不是宰相就不能全部施行；天下的意见，不是谏官就不能全部说出。天下人中，谁能一定做到谏官、宰相的位置呢？只是因为年少时学习它，长大后想施行它；终身没有处在那个职位，也就不能冒犯职权去把自己的意见全部实现。因此士大夫之中，仍然有人不能把自己的才干全部贡献给天子。如今臣有幸生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每隔一年，天子常常诏令两制大臣，推举天下的士人。上至已经入朝任职的官吏，下至隐居山林的平民，都能够竭尽胸中所想，以说明天下利害。不是天子掌管耳目、出纳诏命的官员，却可以谈论百姓的真实与欺伪；不是天子负责黜陟赏罚的臣子，却可以评论百官的长处与短处；不是天子掌握军队的将帅，却可以讨论兵革力量的强弱；不是天子掌管钱谷财赋的大农官吏，却可以衡量财物用度的多少。天下人一定要等到担任宰相、谏官之后，才能把事情全部施行、把意见全部说出；如今却让他们在一旦得到机会时，就可以详细列举、尽情陈说。这足以看出天子的心意，以及天子对待他们是非常重视而不是轻视的。臣又怎么敢因为没有可说的话而处在这个位置上呢？臣常常认为，天下的事情，即使有非常重大而难以办理的，也一定有能够办理它的人。如今所认为的重大忧患，不过是说四夷强盛而军备不振，百姓凋敝而官吏不整饬，赋税沉重而财用不足，法令严酷而奸邪仍不停止。这几件事，正是使天子坐不安席、半夜叹息而不能入睡的原因；然而臣都认为不值得忧虑。为什么呢？天下一定有能够替天子出力、把这些事办好的人。臣子所忧虑的，是天下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处理。臣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先明白天下的实情，然后才能得到驾驭天下的方法。所谓方法，就是所说的道；得到道，再把智慧运用上去，所以称为术。古代圣人，正是因为了解天下的实情，才用术来控制它，使万物都可以让其生命为人所役使，也都可以控制它们的死亡。牛被车厢驾驭，马被车辕驾驭，鹰隼被■驾驭。牛不能任意抵触，马不能任意奔逸，鹰隼不能背转身向高空飞翔。这三种动物，都是因为它们喜怒好恶的情性表现在外面，被人看见了。因此便根据它们所忌惮的地方，施加相应的方法，使它们终身受人控制而不离开。况且治理天下与驾驭马有什么不同呢？马的性情刚烈凶悍而难以控制，逼迫它就疲惫而不能胜任，放松它就懒惰而不肯前进。王良、造父替它安排前后，控制它的快慢，驱赶有方法，勒住有时机，于是它整天奔驰而不知道停止。这就是驾驭方法的最高境界。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使每个人都发挥作用：仁厚的人让他发挥仁厚，勇敢的人让他发挥勇敢，聪明的人让他发挥聪明，有力量的人让他发挥力量。天下人虽然杂然并列在面前，难道一定要等到有仁人君子之后才任用吗？即使天下有善人，如果与他相处却不了解他的性情，驾驭他又不能针对他的毛病，那么他虽然有向善之心，也不能获得行善的功效。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只是为我们所用；何况天下的英雄，想要收取他们的功劳，却不控制他们的心志，怎么可能呢？从前秦、汉之际，奸邪凶猛强悍的人到处成为盗寇。汉高祖从丰沛之间起兵，行进时就收服他们。黥布、彭越这一类人，都安抚并接纳到自己的阵营中。用来控制他们的办法十分周全：用玉帛、子女、牛羊、犬马满足他们豪奢的心；用轻视财物、乐于施舍和敦厚长者的作风，收服他们犹豫不决的内心；又用倨傲放纵、轻侮凌辱来挫折他们强悍蛮横的气势。他把天下英雄看得简直如同普通男子和幼童一样，却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使他们为自己竭尽死力。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天下长久处于太平之中，士大夫生长在这个时代，不再有英雄豪杰那种难以控制的风气。天下士人都是读书好儒的人，他们的才气和勇力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低头屈服、降低姿态求得被任用还来不及。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想得到天下的贤才来任用，然而不了解他们的性情，也没有掌握驾驭他们的方法。贤人君子为了躲避谗言、害怕讥刺，远远退隐离去；小人和宦官却纵横放肆，控制了政事，这实在令人怜悯。人们平日在朋友之间、仆妾之中，没有谁不懂得用方法控制事变，这并不是什么深远难见的事情。想让人听命，就让他看见违命的害处；想让人乐意服从，就让他看见服从的利益；想让人高兴，就满足他所喜悦的事情；想让人恐惧，就触及他所忌惮的事情；想让他敞开心扉、显露诚意，就向他表示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想让他誓死守住而不离开，就向他表示没有别处可去。这些道理天下人都知道，可一到治理天下时却不能运用，实在是错误。天下人以为天子的尊贵地位不需要使用驾驭人的方法，却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只有借助英雄才能建立大功，而世上的英雄常常因为过分豪横而难以控制。由此看来，治理天下更加不能没有方法。○第二道

译臣听说将要寻求驾驭天下的方法，必须先明白天下的实情。不先明白天下的实情，与没有方法有什么不同？关于治理天下的方法，臣已经大略说过了，现在还想冒昧谈谈天下人的实情。假如天子都能得到贤人来任用，虽然可以不必担心他们作奸，但他们仍各有自己的性情，不能不加以了解。臣听说，有的人喜欢追求高尚的名声，面对财物便推让给亲属；见到职位便辞去让给下属。天子进用他而以礼相待，他就感到高兴；天子进用他却不以礼相待，即使强迫他，他也不接受俸禄，极力表现谦让知耻的节操，以此在天下获得高名。像这样，天子如果不了解他的性情，却用丰厚的利益供养他，那么他心中就会羞惭而感到不平。有的人喜欢追求丰厚的利益，见到俸禄就接受，以使自身优裕；见到利益就取得，以使家产丰厚。良田大屋，只要给予他这些，就可以使他贡献才干。像这样，天子如果不了解他的性情，却强迫他追求高尚名声，那么他心中就会有所欠缺，感到不悦。人本来不会喜欢争强好胜；如果有人好胜而不稍加柔和他，就会愤怒争斗而不能和谐。人本来不会无缘无故互相憎恶；如果已经有所憎恶却不稍加回避，就会只顾发泄个人的愤怒，而不求把事情办成。本来刚强的人，就不要折损他的锐气；本来畏缩的人，就不要强迫他逞强。强迫他，他将不能胜任；折损他，他将不能振作。这几种情况，都是为了使用他们的才干，却不伤害他们的内心。然而这仍然不是控制天下奸雄的办法。臣听说，天下的奸雄，他们的心思极深，而外在踪迹极其细微。他们将要谋求东方，却在西方显露形迹；将要夺取右边，却去攻击左边。古代有人想取得君主的权力，却不向君主直接求取；他从容游处，听任君主想做什么，使君主得到想要的东西而自然放纵，以此放弃天下的权力。天下的权力既已离开君主，君主又没有地方可以归依，然后他才慢慢起身收取权力，所以能够夺取君权，而君主却不知道。古代做到这一点的人，李林甫就是一个。人一旦获得这样的权力，就会想着把它专有并据为己有。因此，他常常害怕天下人联合起来倾覆自己。人只有能够先稳固自身，才可以谋算别人；自己稳固尚且无暇，却想谋算别人，实在困难。所以古代的权臣，常常使天下人互相争斗。天下人彼此争斗而不能停止，那么他们就无暇顾及我，因此权臣可以长久居位而不离开。古代做到这一点的人，也有李林甫。世上的君主，如果没有喜好善行的心，那还罢了；如果幸而有喜好善行的心，天下的小人就会利用这一点来作奸。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有喜好善行的名声，却不考察实际的善行。天下的善事，固然有可以被说成恶事的；天下的恶事，也固然有可以被装饰成善事的。他知道我想行善，就可能先以善事引导我，最后却以恶事收场；或者指称天下的恶事，却把它装饰成善事。古代这样做的人，石显就是一个。一个人将要制造这种祸端、建立这种事情，必定先取得君主的同意。想成就事情，而君主有所不悦，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古代的奸雄，便用君主必定做不到的事情胁迫他；既然那件事必定做不到，君主就会转而顺从我所想做的事。古代这样做的人，丽姬游说晋献公，使他年老时退避祸患，就是这种情况。这几种情形，都是天下最真实的人情。所以圣人从事情的开端看它的结局，听到声音就推知它的形迹。只有能够在事情尚无明显缘故时察看人心，天下才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为什么呢？表面上没有缘故，必定有它的缘故。古代贤明的君王在上，天下的小人都潜伏起来而不敢显露。小人难道会对天下毫无图谋吗？一旦把他们揭露出来，就能看出他们的实情，发作出来就正好击中他们的弊病，因此他们惭愧羞耻、退缩不前，不敢进用自己。臣希望天子明白君子的实情，用来培养当代贤能的公卿名臣；又深入察知小人的弊病，断绝他们逐渐自我进取的途径，这也是天下最明智的做法。○第三道

译臣听说，天子的治国之道，可以从事理上体会，却不能用固定的名目推求；对于天下，不取其外在形式，而只取其内在意旨。这样的道理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行不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它没有固定方式，正是不善由此产生的原因。天下人只知道不忍杀人就是仁，于是不忍杀人，以免自己得到不仁的名声；只知道果断杀人就是义，于是不敢不杀，以免自己得到不义的名声。这两种人，他们实行仁和义都有外在的形式和固定的样子；前进时有所执守的规条，退后时有所遵循的尺度。所以他们做人，不能说不是天下的善人，却始终达不到君子的境界。他们有特别过分而不能忍受的地方，也有被蒙蔽而看不见的地方，这样的人其实只是保全自身的人。如今的君子，有时杀人是为了成全仁，有时不杀人是为了成全义。义不在于杀人，仁也不在于不杀人。他前进时没有可以据守的固定依据，退后时也没有固定的界限。因此，他成功了，天下将都得到安定；他失败了，却将使天下陷入大乱。所以天下人厌恶这种道理难以明白，又害怕它难以成就。臣下因此告诫君主，而君主也用这句话自我告诫：“姑且不要杀人来成全仁，姑且果断杀人来成全义。” 这样，他的仁可以保全自身，他的义可以使天下没有人毁谤他，这就足以算作没有过错了。《孟子》说：“把难以做到的事情责求于君主，叫作恭敬；向君主陈说善道、堵塞邪路，叫作有礼；认为我们的君主做不到，这叫作贼害君主。”臣下作为人臣来教导君主，如果不说一定要施行大人的仁义，却只说姑且做容易的事情，以便苟且躲避天下人的毁谤，这不正是害怕君主做不到的缘故吗？臣听说，圣人的治道，正因为不能用名目和外在行迹来求取，所以它作为治道极其深奥而难以成就；但即使成就了，也不如浅近而没有功效的小道显得容易。它所能驾驭的范围非常广大，而自身所处的原则非常简约；把握它时非常细微，施行开来却没有边际。所以孔子说：“我不是因为多学而记住了它们，而是用一个根本贯通一切。”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天下万物的道理，并决定它们应当处置的位置，这就叫作“一”。能够得到这个“一”非常困难，所以天下人畏惧它，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古代圣人自己能够明白，就实行它而没有疑惑；自己不能明白，就不敢用个人私意破坏天下的公义。假如自己不喜欢杀人，怎么能一概不杀，以形成仁的外在形式？假如自己喜欢杀人，又怎么能一概杀人，以形成义的外在样式？一定要有大臣救正君主做得过分的地方，补足君主不足的地方，使义不在于杀人，仁也不在于不杀人。如今天下的治理，所欠缺的不是仁。官吏只听说有人把陷害他人定罪而处以重罚，却没有听说有人因错失救助他人而受到严厉惩罚。百姓只听说有赦免来除去罪名，却没有听说有人因不义而在法律规定之外获罪。这也足以看出天子的用心了。古代君臣之间和谐而不盲目相同：上面有宽厚的君主，下面就有守法的大臣；上面有急切的君主，下面就有推行恩惠的大臣，都是为了相互补救不足、弥补缺失。如今君臣的风气上下完全相同，不能互相补救，所以天下苦于宽缓懈怠而不能自我振作。这难道不是因为左右大臣一味以顺从上意为快乐吗？难道也不是因为天子自信于好仁的美名，不喜欢臣下有所纠正违逆吗？如今的制度，施行赏赐容易，而使用刑罚慎重。天下上报案件，凡是涉及死刑的，官员都皱眉不悦，这样的用意难道不是善意吗？然而天下的奸人没有受到深重惩罚和切实警戒的办法，这岂不是为了行仁却到了不仁的地步吗？臣愚昧地认为，辅佐君主的善行并补足他的不足，这确实是大臣的职责。假如天子自信自己的做法是善的，想凭一个人的私好来破坏天下的公义，那么大臣也就无从作为了。只有明白天子的仁义，却不拘泥于外在行迹而形成普通人的节操，使大臣能够参与其中，挽救天子所短缺的地方，这不也接近天子的治道吗？○第四道

译臣听说，古代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如同父子，彼此相爱如同兄弟。朝廷之中从容和悦，欣然相处而没有隔阂；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出的没有不尽的；敞开心胸、平和心意，内外都通达，终身看不见彼此的裂隙。在这个时候，天下人都挺身出来侍奉君主，把性命交付给上面而没有忧惧，安定精神、平和心气来观察天下政事，放开胸怀、纵情施展，有想做的事情，而君主不加猜忌。他们所凭借的信任非常牢固而没有疑虑，所以士大夫都敢于进取，去建立天下的大功。到了后世，君臣互相欺骗，都有猜疑防范的忧虑；君主不敢用诚心对待臣下，臣下也不敢正直行事。二者彼此抵触而不能互相信任，上下互相观望，忧惧不安，尚且不能使自身安定，又哪里有空暇顾及天下的利害呢？所以天下的事情常常受到扰乱而失败，不能取得成就。臣私下为此痛心，认为弊病在于防范禁制过深、督责要求过急。古代圣人，极其严厉却又有极其宽厚之处，极其平易却又有极其险峻之处；使天下人有容易相信的地方，也有无法测度的地方；运用时各得其所而不失分寸，所以天下人畏惧他的严厉，却又乐于他的宽厚。后世君主只知道天下不可以过分宽松，便把这种做法用在君臣关系上，使公卿大臣整天忧惧，不能安心而尽情发挥自己，以为这样就是畏惧威势；又只知道治理天下不可以过分严酷，便把这种做法用在法律事务上，使天下官吏能够欺瞒上级，苟且逃脱而取悦上司，不畏惧天子的法令，却以为这是施行恩惠。他们运用这些方法如此悖谬不合，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天下人从上面的百官到下面的百姓，人数怎么可能穷尽？天子以一人之身处在他们中间。若论人数多少，天下极其众多，而天子极其寡少；若论智谋、欺诈、机巧、虚伪的手段，天下众人之中必定有超过天子的。我要用天子的威势来临制他们，他们就会有所畏惧而不敢说话；设置很多防范来抵御他们的变化欺诈，他们的智慧又会有办法超出防范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古代圣人用至诚推待天下，又用至威驾驭天下；用至宽容纳天下，又用至平易对待天下。他以君子长者的心态对待天下士人，不防备他们作诈，使他们谈笑议论，无所不及，以此打开他们的欢心。所以天下士大夫都欣然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心中有羞耻，不忍做欺诈的行为；竭力办事，果断行动，没有忧惧和不敢作为的心意。他所任用的人，即使是兄弟朋友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顾忌徇私的名声；他所诛杀的人，即使是有仇怨、曾经发生细小冲突的人，也不顾虑被怀疑为报仇。为什么呢？因为君臣之间的信任深厚，这就是所谓极其严厉却又有极其宽厚之处。然而对于大官纵横放肆、触犯法律而无所畏惧，成为天下人指责、律令应当惩处的对象，即使是天子也不能随意释放；要让他一旦入狱便不能解脱，然后天下才知道有所畏惧，这就是所谓极其平易却又有极其险峻之处。这两种做法事情不同，却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因此有极其宽厚，天下就没有颓废懒惰、萎靡不振的风气；有极其险峻，君臣就没有猜疑防范、逼迫不安的忧虑。只有能够沟通君臣之间的欢悦，又把刑法所禁止的事情全部执行，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第五道 臣听说，有些事情看似缓慢，而它的变化却非常急迫，天下的形势就是这样。天下人年幼时学习它，长大后形成它，彼此吹嘘而形成风气，互相仿效而形成习俗，纵横颠倒、纷纷扰扰，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安定。在这种时候，上面的人用刑罚惩治他们，他们就害怕；驱使他们，他们就听从；当时的形势似乎没有什么作为。然而等到它发生变化，往往达到毁坏而无法防御的地步。所以天子应当观察天下的形势，控制它发展的方向，以确定它最后的归宿。天下人如果放松约束，任其发展，拱手旁观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形势将无所不至。它像长江大河，日夜浑浊奔流，向低处趋行而不能停止；遇到弯曲处便激荡，激荡而无处排泄，就会咆哮奔涌、溃决混乱，浩荡四散，冲坏堤防，淹没山陵谷地，漫无边际而无法控制。所以善于治水的人，根据水流进入的方向加以疏导，使水势不至于激怒奔涌而无法收拾；已经激荡起来，又能慢慢把它泄导出去，使水势不至于冲破堤防、泛滥四溢而不能停止。然而天下人常常轻视安稳平静、没有事情时那种看似不值得害怕的状态，不去消除导致激荡的原因；等到看见水势激发、彼此冲撞，溃乱尚未爆发时，又以为还不至于造成大恐惧，不能慢慢疏泄它的愤怒，因此最终发展到横流中原而不能迅速治理。从前天下已经安定，天下人都想安坐着守成，循循然以敦厚自处，默默然以忠信自许。忠臣义士的义愤郁结而不能发泄，豪杰俊士又不忍心中郁郁不平，于是奋起振作。世上的士大夫中，那些好勇而轻率进取、意气强盛而无所畏惧的人，也都乐于跟从，成群响应；他们直言触犯世俗而不顾忌，直行冒犯上级而不畏惧。如今的君子，已经纷纷从事于这些事情了。然而天下仍有不肯随从的人，残余的风气和旧俗仍然很多，没有消除；双方彼此抗拒，而胜负的形势还没有确定，邪正相互争斗，曲直彼此冲突，双方纷纷溃乱，却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哪里。这大概是天下的形势已经稍稍激荡起来了。可是居上位的人不顺势而为，因而疏通那壅塞之处，我担心天下的贤人会忍不住愤怒而自行冲决它。只有天子的尊位，想做什么，天下就会服从。如今如果不由上面来疏通解决，而听任天下自行冲决，那么天下那些不同意的人，将会愤懑不服；天下的豪杰俊士，也将奋发跳跃而不顾一切地冲决它。冲决而不能成功，大的受到伤害，小的丧失性命，横流溃决而无法挽救。譬如东汉的士人，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这一派人，慷慨议论，本来是想纠正世俗的弊病；可是当时的君主不替天下分别邪正，以使他们的意气得到舒展，反而让天下士人发愤而自行冲决，于是天下终于大乱。由此看来，英雄豪杰之士，不可以一点也不让他们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治理水的人，只要能使水日夜流动不息，那么即使有蛟龙、鲸鲵等祸患，它们也会顺流奔走，迅速欢快，无暇顾及制造变乱。假如把水蓄积起来使它混浊紊乱，堵塞而不疏通，那么水中的各种怪物都会勃然放纵，寻求使自己的意愿得到满足，因而无法抵御。所以天下也不能不稍稍加以疏通，以顺应和调适人们的意愿。●《栾城应诏集》卷七 【进策五道】【臣事上】○第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