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十三◆颍滨遗老传下

译其中一篇说：臣近来当面论述君子和小人不可同时处在朝廷之中，私下观察圣上的心意，似乎并不认为臣说得不对。然而天威近在咫尺，当时言语急迫，有些意思没有说尽；退下后伏地思考，如果让邪正之人一同进用，都得以参与听闻国事，这正是国家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系。臣错误地蒙受圣恩，掌管国家法纪。臣如果不说，还有谁应当挽救这种过失？臣谨慎地再次考察古今，考究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应当亲近君子、斥退疏远小人；这样君主就尊贵荣耀，国家就安定快乐。疏远君子、进用小人，君主就忧愁受辱，国家就危险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下言论。在《周易》中，对此论述尤其详细，都认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天地的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是阴阳的反常。所以一阳在下，卦为《复》；二阳在下，卦为《临》。阳气虽然还不旺盛，但处在中位而得其地，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展的道路。一阴在下，卦为《姤》；二阴在下，卦为《遁》。阴气虽然还不强盛，圣人却知道这是可怕的渐变。如果说处于天地正位、得到阴阳调和的状态，就只有《泰》卦了。《泰》卦的卦象，是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然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处在外部，安于自己的位置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的意思就是安，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正当处于《泰》的时候，如果君子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使外面的小人安定，让他们不失去自己的处所，那么天下的安定就没有尽头。只是担心君子取得地位后凭借势力欺凌小人，使他们处在外面却不得安宁，那么形势必然会走向反复。所以《泰》卦九三说：“没有只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只前进而不返回的。”我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而详尽，对人的教诲已经达到极致；只是没有听说过因为担心小人在外面不高兴，便把他们引进内部，以至于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先前所上的札子也认为，小人固然绝对不可任作心腹；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只要各随所长，不偏废任何方面即可。宠爱、俸禄、恩赐，对他们和君子一视同仁，使人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如此而已。如果竟然把他们引进朝廷内部，就像害怕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到卧室里；知道虎豹想吃肉，反而打开畜牧场把它们放进去。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处必然争斗。一经争斗，小人必然取胜，君子必然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也很难使其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知道自己的道路行不通，必定先行退避。所以古语说：“一枝香草和一枝臭草混在一起，十年之后还会有臭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先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气，想要整饬天下纲纪，追踪三代的治道。如今看他的用意，本来不是汉、唐的君主所能比拟的。然而当时的臣僚不能顺承圣德，制定的各种法令大多是百姓所不喜欢的。等到二圣临朝执政，便顺应百姓的愿望，取来加以更改，上下都感到欣慰。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臣子都排列在朝廷之中。他们知道上面违逆天意，下面失去民心，徘徊狼狈，仿佛无所措手足。朝廷虽然没有加以斥逐，他们的形势也自然不能再留下。还依靠二圣慈仁，没有加以责罚，只让他们在外任职，这已经很厚待了。现在政令已经得到信服，事情的形势已经大定，而议论者却被浮泛的言论迷惑，竟想招回并接纳他们，让他们共同办事，想用这种方式“调停”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哪里会只满足于这样而已？必定会伤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事，以快其私下的怨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不值得一提；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掌握权柄已经二十年了，结成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去势力，心怀觊觎的人很多。因此他们制造言论，动摇皇帝身边的贵近之臣，用祸害威胁，用利益诱惑，没有什么手段不用。臣虽然还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大概也可以料想到了。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立即认为它们正确，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只能吃粗蔬，伯氏到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把廖立、李严废为平民，迁徙到边远地方，长久不召回。等诸葛亮死后，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严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贵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惩处贵臣，却使他们没有怨恨，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一定公平，举措一定恰当，国人都知道对他们的任用不是出于私情，夺取的也不是因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无不归心。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用人、罢免和施政之间，不合人心的地方还不少；他们既然内心不悦，那么不服当然是应该的。如今竟想直接招回接纳他们，以弥合嫌隙，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诗经》说：“没有比得上贤人的，四方都会受到教化。”陛下如果确实以异同反复为忧虑，就应当长期任用才性忠良、见识谋虑明达审慎的人；只要有四五个人常在重要职位上，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也会知道自行远离。只希望陛下从圣明的内心作出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后来产生咬肚脐也来不及的悔恨，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既然任执法之职，如果看见用人的过失，按道理没有不说的；所说的意见不被采纳，也不会因此停止。这样一来，异同反复的迹象就会更加明显。不如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使彼此之间不再留下痕迹，这样显然是有益的。奏章送入后，宣仁后命宰执在帘前宣读，又告诉他们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竟要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诸公都跟着应和。从此，兼用邪正的说法便衰落了。苏辙又上奏说：

译圣人的德行，没有比至诚更高的。至诚的功效，在于永不停息；如果有人能够推行至诚之心，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天地都可以感动，金石都可以改变，何况对于这些人，谁会不服从呢？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顺应时势收放施行，改革弊政，顺从百姓所厌恶的事情，屏退小人。天下本来没有二心，是各个党派自己制造浮泛的议论。近来德音一发布，众人的心意顿时涣然，正直之人有了依靠，人人都知道应该趋向哪里。只要二圣不改变这个意旨，天下谁敢不如此呢？卫国有许多君子，祸乱便没有发生；汉朝任用汲黯，叛乱者也就止息了。如果保存至诚不息的意念，自然就是使太平长久的功业。这实在是社稷的福分、天下的幸运。然而臣认为，过去掌握权柄的人，他们的党徒实在很多，分布在朝廷内外，难免伺机窥伺。如果朝廷的施政和安排都恰当，这些人的觊觎希望自然会消失。从前田[文字有误]担任宰相，所作所为贪婪鄙陋，于是窦婴、灌夫便窥伺宫禁。诸葛亮治理蜀国，执法廉洁公平，廖立、李严虽然流徙边郡，终身也没有怨恨。这就是保全国家、安定人民的重要办法，是自古圣贤共同遵循的道路。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祖宗的纲纪都还存在，各州郡的百姓和物产大体安定。如果大臣端正自己、平心处事，没有制造事端以求功劳的意图，而是针对弊病修订法令，采取安定百姓、安宁国家的办法，那么人心自然会安定；即使有不同的党派，谁会不归心呢？从前那种对异同反复的担忧，大概也不值得忧虑了。只是担心朝廷举措行事，大多不够审慎周详。从前黄河向北流，正合水的本性，水官却开凿河道，想把它引向东流，这是让低处的水流上行，扰乱五行的规律。等到陛下派官员查验视察，知道不可行，却还有人固执坚持，不肯听从。经过多年，虽然回河已经停止，减水工程仍然存在，终于使黄河以北的百姓和财力都陷于困困。如今西夏、青唐在外都臣服顺从，朝廷招抚他们的待遇很厚，唯恐失去他们。可是熙河的将领和属官却开始修筑两座堡寨，来侵占他们肥沃的土地；又议论接纳醇忠，以夺取他的节钺。功劳还未必可以取得，争端却已经先显现出来。朝廷虽然知道这样不对，最终却没有明白处置；如果任其发展成边境祸端，关陕哪里还能安居？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端正自己、平心处事，不要制造事端、谋求功劳。过去嘉祐以前，乡里轮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售坊场来雇用衙前，民间不再知道衙前的苦处。到了元祐初年，专意恢复旧制，一律又改为轮差。官府收取坊场的钱，百姓却要承担衙前的费用，四方都惊疑顾虑，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不可行，很快又恢复雇用制度。雇用法还有不完善之处，只应当根据事情逐步修订完善。可是去年秋天，又施行轮差法。虽然保留了雇用法，却先允许采用轮差。州县官吏从动员百姓中获利，以轮差为方便。轮差法一施行，立即就能差足人员；雇用法虽然存在，又有谁肯实行呢？臣前些时候奉命出使契丹，河北的官吏都对臣说：“难道朝廷想把出售坊场的钱另作支出吗？不然，为什么吝惜这些钱而不用，却竭尽民力来供给官府呢？”这种声音四处传播，造成的损害不小。熙宁雇役法规定，三等人户都要出役钱；上等人户家产丰厚，出钱没有限度；下等人户过去不承担差役，也被派出钱。因此这两等人户免不了抱怨。至于中等人户，过去已经亲自承担差役，如今又出钱不多，雇用法施行对他们最为有利。等到元祐年间停止雇用法，上下两等人户的欢欣跃然可见，只有中等人户反而受到损害。臣请暂且以京畿作比较，其余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京畿各县中等人户，通常出役钱三贯，经过十年，也不过三十贯钱。如今轮差法施行，各县的手力，是最轻的差役；农民在官府服役，每天耗费百钱，这已经是最轻的费用；一年所用的钱，已经达到三十六贯。两年役期届满，费用超过七十贯。服役结束回家后，宽乡可以闲置三年，狭乡则不到一年。这样比较起来，轮差五年的费用，是雇役十年的两倍。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大多落在中等人户身上，像这样，他们怎么能不认为现在的制度有害，而熙宁制度有利呢？然而朝廷的法令规定，官户等六类人的役钱，只能用来支付雇役人员；不满三年时，只能用于州役而不能用于县役；宽余的役钱，只能通融给邻路、邻州，不能给邻县。人户愿意出钱雇人充役，只能自己雇用，官府却不替他们雇用。像这样的不便条目不止一项，所以天下人都想实行雇役而厌恶轮差，如今已经五年了。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针对弊病修订法令，采取安定百姓、安宁国家的办法。臣因见闻浅陋狭窄，不能完全知道当今的得失。然而四件事不除，像臣这样的官员尚且知道它们不对，何况那些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希望借国家的过失来寻找借口的人呢？臣恐怕这四件事，他们已经默默记在心中，制造许多诽谤议论，等待时机发作，以摇动众人的听闻。伏望陛下向宰执传谕：事情有处理不当的，就改正，不要迟疑；法令有尚未完备的，就修订，不要厌倦。如果已经取得民心，那么不同的意见自然会消失。陛下端坐而享受太平，大臣从容退让以保全富贵，天下蒙受福泽，这是上下共同的愿望，岂不是美好的吗？然而大臣倚仗权力、以承认过错为耻，始终没有人肯改正。近来苏辙任执政，三省又奏请任命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把诏书封还后进呈，皇帝没有允许。范祖禹像先前一样坚持上奏，左正言姚π也说不应当这样，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苏辙对诸公说：“暂且等邦直的任命下达以后，再议论这件事，怎么样？”大家都没有回应。到了帘前，吕微仲奏道：“各部长期缺少尚书，现任人员都资历浅，不可任用；但官职又不能空缺，只得任用以前的执政。”皇帝已有勉强同意的意思，苏辙奏道：“前些天任命李清臣，给事中和谏官纷纷争论，尚未确定。如今又任用蒲宗孟，恐怕不妥。”宣仁后说：“官职空缺怎么办？”苏辙说：“尚书空缺已经好几年了，什么时候耽误过事务？今天任用这两个人，正和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这三个人并没有什么大恶，只是过去同王珪、蔡确等人一起进用，他们的思想同今天的圣政不合。

译如今尚书一共空缺四人，如果把这四个类似的人一并任用，使他们互相引进同党，气势一旦合在一起，不仅我们这些人难以对付，恐怕朝廷也难以对付了！况且朝廷只以安静为贵，像这样用人，台谏官怎么能不进言？臣恐怕从此就要闹起来了。”宣仁后说：“确实如此，不如暂且保持安静。”诸公于是收起任命文书拿了下去。苏辙又奏道：“臣去年初任御史中丞时，首先论述这件事，圣上的意思似乎认为臣说得对。如今还不到一年，臣就任居此位，如果竟然不再说，实在恐怕陛下会怪臣前后意见不同。”皇帝说：“对。”于是退下。元祐六年春，诏令任命苏辙为尚书右丞，苏辙上言说：“臣年幼时和兄长苏轼一同受业于先父，臣薄▯而早年丧父。臣一生的做官和求学，都是兄长成就的。如今臣蒙受恩典得以参与国政，而兄长恰好也被召回，原本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又因为臣的缘故改任翰林承旨。臣内心尤其不安，何况兄长苏轼的文学和政事，都在臣之上。臣不敢远慕古人推举人才不避亲属，只请求停止对臣的新任命，使我能够和兄长一同充任从官，竭尽力量图报，也未必没有补益。”皇帝没有采纳。过了一年，升任门下侍郎。当时吕微仲和刘莘老任左右宰相。吕微仲刚直却昏暗，刘莘老曲意奉承他，事情都由吕微仲决定。只有进退士大夫之事，刘莘老暗中窃取了权柄，吕微仲却没有察觉。苏辙处在他们中间，处境十分危险。刘莘老过去任中司，台中的旧同僚大多被他利用，前后因不合己意而发动攻击。宣仁后察觉了这件事，刘莘老后来因罪离职，吕微仲知道苏辙没有别的过错，便有意同他相安无事；然而他的为人依旧如此，天下的事情最终不能得到大的纠正，直到今天我还为此惭愧。当时所争论的事情，大的有两件：第一是西部边事，第二是黄河事务。起初，西夏人来庆贺登基，接着请求讲和，并且商议地界。朝廷答应了，原先约定地界确定以后，再把岁赐交给他们。过了很久，议论仍未决定。第二年，西夏人多保忠率兵袭击泾原，杀掠数千名弓箭手后离去。朝廷隐忍不问，反而派使者前往赐给策命。西夏人接受礼物时态度傲慢，以地界为借口，不再入朝谢恩，而且再次侵犯泾原。元祐四年，他们才又来庆贺坤成，并且商议地界。朝廷急于招抚接纳他们，边界的议论尚未确定，便先把岁赐给了他们。不久察觉这样不便，于是在边界事务上多方侵夺索求，不遵守既定约定。而熙河的将佐范育、种谊等人又违背约定，侵入修筑质孤、胜如二堡，西夏人随即平毁汤地。范育等人又想用军队护送赵醇忠入境，还擅自招募蕃部一千多人。朝廷拒绝并不接受，西部边境一片骚动。苏辙竭力说明这样做不对，请求罢免范育、种谊，另选老将镇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然，但大臣们主持此事而不肯采纳。苏辙当面奏道：“这些人都是大臣的亲属旧交，大臣们不忍心损害他们的资历和任职；即使是同僚，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难道没有看见黄河的事情吗？当时圣旨宣谕，意义深厚而恳切，但因为不合大臣的意思，直到现在还没有办完。君主和臣下的处境不同。臣下即使清楚地看见是非，但力量达不到，也只得暂且停止；君主处理事务，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却不能实行，那么处理事务的权力就丧失了。臣如今说这些，只是想让陛下收回威权，以端正君臣的分别而已。如果只听任他们所作所为，不逐渐加以限制，等到事情过分以后再加罪责，就会像韩维专横放纵太过、范纯仁徇私太过一样，都免不了被逐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朝廷的美事吗？所以臣的意思，是想保全大臣，并不是想害他们。”宣仁后极为赞同，却不能采用。元祐六年六月，熙河上奏说：“西夏十万骑兵压在通远军边境，挑掘双方争议的崖▯，杀人三日后退去。请求趁他们退兵、尚未来得及再次出兵之时，立即把靠近内地的堡寨迁移到边界上修筑，乘有利时机进兵，不必再遵守诚信。”诸公在都堂会议，苏辙对吕微仲说：“如今要议论这件事，应当先确定方针：是想用兵，还是不想用兵？”吕微仲说：“如果应当用兵，也不能不用。”苏辙说：“凡是想用兵，先要讨论道理上谁曲谁直。如果我们不占理，军队决不能使用。朝廷近来同西夏商量地界，想采用庆历旧例，以汉人和蕃人如今居住处的中间为界，这个道理最为简明正直。西夏人不接受，朝廷于是没有坚持。这就是朝廷处理事情常常先易后难，所谓先易。后来朝廷答应在非赐予的城寨处依照绥州的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作为堡铺，十里作为草地。（所谓非赐予的城寨，指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各城寨，以及通远军的定西城。）约定刚刚确定，朝廷又要求在两座城寨相对的界首侵占蕃地，拉直边界，西夏人勉强答应。约定还没有确定，朝廷又要求在蕃界另外保留十里草地，合计为三十里，西夏人也又勉强答应。这些都就是所谓后来变难的地方。如今又想在定西城和陇诺堡相对之处拉直边界，所侵占的蕃地总共有一百几十里。陇诺是祖宗旧有的疆土，难道也属于所谓非赐予的城寨吗？这样做就是不占理，是招致大规模敌寇的行为。如今即使想不顾曲直而单方面用兵，不知道二圣会怎么认为？”刘莘老说：“坚持不用兵的主张虽然好，但事情有必须用兵的，也不能固执坚持不用。”苏辙说：“宰相一定想用兵，就必须道理十分充分。敌人横行而来侵犯我们，形势实在不得已，然后才可以用兵。如今我们这样不占理，一旦用兵，兵连祸结，三五年不能休止，将怎么办？”诸公于是同意不采纳熙河的计划。第二天当面奏报，苏辙说：“西夏人率领十万军队直接压到熙河边境，不在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专门在争议之处杀人、挖掘崖▯，其意图是可以看出的。这不是西夏人的过错，都是朝廷不占理造成的。”吕微仲说：“朝廷的指挥，也不至于大体上都不占理。”苏辙说：“熙河帅臣竟敢擅自制造事端，上奏请求不守诚信，趁西夏人撤军之际迁移修筑堡寨。臣认为现在堡寨即使可以修筑，到了秋深马肥之时，西夏人能不能再率大军来争夺此地呢？”

译众人都说：“如今已经不批准了。”苏辙说：“臣只是想责问帅臣；如果不加责问，或许他们还会再次请求。”众人都说：“等他们再次请求时再责问，也不晚。”宣仁后说：“边防忌讳制造事端，应当尽早加以约束。”众人这才同意。不久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夏边界，杀死十多人。苏辙说：“边臣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不足以显示威势，只能败坏边界的议论，按理应当告诫敕令。”没有采纳。后来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死六七人，生擒九人。吕微仲知道这样不便，想把俘虏送还，便奏报此事。苏辙说：“边臣贪图小胜，不顾大局，极其有害于事情。如今送还九人，非常好。可以就此告诫边臣。”吕微仲不愿意，说：“近来延安将领副将李仪等深入敌境陷没，已经责罚降职了一批人，足以作为警戒。”苏辙说：“李仪深入敌境，是因为坏事而受责罚；兰州深入敌境却获得功劳，如果不加告诫，他们将认为朝廷责罚的是失败，却喜欢的是获得功劳。”宣仁后说：“对。”于是加以告诫敕令。然而元祐七年夏西夏人终于大举进入河东，朝廷才商议断绝岁赐、禁止和市，并让沿边各路制定浅攻的计策，命熙河进兵修筑定远城。西夏人不能争夺。不久又大举进入环庆，于是再次议论让熙河进兵修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自认为不可。苏辙推测他的用意：从前延安帅臣赵Ι，是范氏的姻亲。当时议论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旧例，这个议论出自赵Ι；熙河方面认为不可。议论长久不能决定，而赵Ι已经死了，所以范子功坚持这一主张。苏辙对他说：“绥州的旧例施用于延安还可以，熙河距离遥远，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七八十里，他们不接受是应该的。如今讨论国家大事，不应把亲旧关系的得失放在心里。”众人都称赞这话好，范子功却悻悻然不服。恰逢西夏人请求讲和，议论于是没有成功。不久，右相苏子容因事离职。范子功因为同省任职而获罪，于是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请求，实际上是因为汝遮的事情。苏辙自任谏官以来，论述黄河向东流的危害。等到任执法之官，最后论述三件事：第一，保留东岸的清丰口；第二，保留西岸的披滩水口；第三，去掉西岸用于激水的锯牙。朝廷把这件事交给河北监司，只有锯牙不可去。苏辙在殿庐中同吕微仲争论。吕微仲说：“没有锯牙，水就不会向东流；水不向东流，北流一定会有祸患。”苏辙说：“那么北京百万百姓每年都有决堤淹溺的忧患，又用什么来救他们呢？” 况且把水分流向东边的旧河道，如今已经有许多地方淤积合拢；分水的好处也自然不能长久。如果等涨水过去，尽力修好北流的堤防，使它足以抵御涨水的冲击，然后撤去锯牙，避免北京陷入危急，这才是真正的好处。”刘莘老说：“河北监司并不是这样说，怎么办？”苏辙说：“您难道不知道外任官员往往有所观望吗？”吕微仲说：“河务事关重大，难以凭主观臆断。”苏辙说：“双方都不是亲眼看见，应当以公共议论来参酌。”等到上前奏对时，两位宰相都认为分水较为便利。苏辙把前面的话详细奏报，并且说：“如果一定要格外慎重，就等涨水过去、旧河道淤积增加，再合力修完北堤，然后撤去锯牙，或许可以。”临近到都堂时，两位宰相突然批示圣旨说：“依照都水监所定。”苏辙告诉堂吏，这同刚才奏报的意思不一样。刘莘老惊慌失措，吕微仲知道不妥，便说：“明天另行议论。”最终把批语改为“不得增添扩展”才作罢。元祐八年正月，都水监吴安持请求在北流修筑软堰，固定河流，以免淤塞填满；当时吕微仲正在告假。苏辙奏道：“先帝因黄河在大吴决口，把水引向北流，已经顺应了水性，只是堤防没有修完，每年免不了决口泛滥，这本来是黄河的常情。当时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个斗门，遇到河水泛滥，就打开这三个斗门，把水分流向北方无人之地，到达北京以北后再汇入大河，所以北京的百姓聚落没有大的危急。几年来，大臣提出回河的主张，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人就堵塞这三个斗门，贴着修筑西堤，又设置锯牙马头，约束水流向东，直接从北京上游流过，所以北京连年告急。然而约束水流已经很久，东流的水于是比往年多了。大概分流有利也有害：秋季河水上涨时，分入两条水流，暂时可以避免决口泛滥，这是分水的好处；河水混浊，流速缓慢就会产生淤积，既然分成两股，就不得不变缓，所以如今北流淤塞，这是分水的害处。但将来涨水以后河流究竟向东还是向北，恐怕还不能确定。臣等昨天在都堂询问吴安持，安持也说：‘去年河水从东边流，今年怎么知道河水不会从北边流呢？’宣仁后笑着说：“水官尚且说这种话，何况其他人呢！”苏辙又奏道：“臣现在只是想慢慢观察夏秋河势的趋向。水如果向东流，北流就不会堵塞，自然会淤断；水如果向北流，北河就同过去一样，自然可以容纳。像这样处理，安全的可能多，危险的可能少，实行它没有疑虑。如果冒险侥幸，万一按照水官的意图成功了，臣不敢赞同。请求先命令吴安持等人立下罪责保证，说明河流将向何处，以及软堰建成后是否会堵塞河道、造成将来的祸患，然后再派使者巡视考察，详细说明可行与否及利害。”宣仁后又笑着说：“如果让他们立下罪责保证，他们一定会说这是执政强迫他们的；况且水官尚且不能保证河流向东还是向北，何况只是暂时前去的使者呢？暂且另行议论也可以。”二月，吕微仲才上朝，苏辙把先前的话详细告诉他。吕微仲口头上虽不服，心里却很屈服，说：“软堰暂且让他们把工程材料和用工数目具报朝廷，再重新考察。”苏辙说：“这样最终仍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一定要暂且如此，也可以。”八日，苏辙正在式假，三省得到圣旨，批示说：“依照水监所奏，开工之日把工程材料和用工数目报上来听取圣旨。”苏辙认为这不是原先商量的本意，便上札子论说。吕微仲当天又告假。十二日，苏辙入宫应对，奏道：“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到现在不过一百天。水官一共四次妄自制造事端，动摇圣听。第一次，吴安持在十一月出行巡视河道，先请求单独处置河务。旧法规定，马头不得增减。

译臣知道吴安持的意图在于增加马头，于是便下令除两河门之外，允许他单独处置。吴安持的奸计暴露后，第二次请求在东流、北流处增设五七道埽纟军，约束水流使北流入东流。于是下令转运司一同监视，不得超过他请求的纟军数。吴安持的奸计又暴露了。第三次便请求保留河门一百五十步。臣知道吴安持的意图在于回河，他把增加马头改称为保留河门，因而没有获准。吴安持的计策用尽了。第四次便请求修筑软堰。吴安持四次筹划，都是想使黄河回到东流。臣昨天已经命中书工房询问水监两件事：第一，查考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原来有多宽？逐年开挖疏通，直到去年，为什么只宽三百二十步？第二，查考东流河门如今有多宽？每年涨水向东流出时，水面南北有几里宽？南面有没有堤岸？北京顺水堤没有被淹没的部分有几尺？将来北流如果果真淤断，涨水向东流，需要同北流合并多少比例的水？有没有包容蓄积而无法确定的情况？如今这两个问题还没有答复，便马上施行，实在太草率了。”宣仁后叹息了很久，深深认为苏辙说得对。二十四日，苏辙同吕微仲一同进呈，吕微仲说：“苏辙所议论的河务，如今软堰已经不能修筑，也没有什么可以实行的了。” 苏辙说：“软堰本来就不应修筑，但臣原本论述的是吴安持在一百天内四次妄自制造事端，动摇圣听；如果让他照旧任职，根本的问题不除，黄河以北受到的祸害将没有止境。”吕微仲说：“水官不过是玩泥弄水，另外任用好人又做不到，所以暂且还用吴安持。”苏辙说：“水官的职事并不轻，怎么可以让小人主持？《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从未听说小人有可以任用的地方。”此后这件事的是非始终不能决定，恰逢宣仁后去世。元祐九年正月，吴安持上奏请求堵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通清丰口以东的鸡爪河。八日，苏辙因祈谷在三省住宿斋戒，三省便命吴安持与北京留守司共同考察办理。当时吕微仲担任山陵使，出发的日期已经临近。苏辙在待漏时见到他，谈起河务。吕微仲直视着他说：“这是大事，不可不慎重。”苏辙说：“确实如此，您也应当慎重。”当时范尧夫任右相，过去不赞成东流。苏辙告诉他：“应当同吕微仲商议确定，然后再让他出发西行。”范尧夫说：“命令已经下达了，怎么办？”苏辙说：“事情如果有道理，谁敢不服从？”他们在皇仪门外议论，又下达一道指挥，让都水监同本路安抚、提转共同商议，可以立即施行；如果有不同意见，立即上报。尧夫从外地回来，起初以为苏辙会与微仲相互支持。到了这里，大家都十分信服他。不久，安抚使许冲元请求等涨水过后，顺着黄河流向，堵闭不通行的河口。尧夫上奏，请求命许将与吴安持共同商议，并一面施行。苏辙说：“河势难以确定，恐怕必须让各部门共同商议，才能得到共同认可的结果。”皇上认为有理。事情已经进行后，皇上特意宣布说：“河工不是小事，可以派两制以上的官员二人，巡视察看并测度地势。”尧夫说：“河工已经开动，正要商议派官，恐怕会耽误工程。”皇上说：“只要议论能够得到实际结果，即使迟一年又有什么妨害？”于是派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前往察看。二人回来后，极力认为向北流最便利，正准备施行时，枢密签书刘仲冯援引旧例，请求参与河工议论。刘仲冯原是文潞公、吴冲卿的门生，他的意见纷杂不一，吕希纯、井亮采的建议于是被搁置，苏辙也因此获罪被贬逐，于是河水终于向东流。共过了七年，向北的河流才重新疏通。微仲在陵下任职时，尧夫上奏请求任命执政官，皇上立即任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左丞。这三人长期在外，仕途不得志，于是借元丰年间的事情激怒皇上的意旨，李邦直尤其卖力。按照旧法，太后家每十年可以奏荐一次门客。当时皇太妃的哥哥朱伯材以门客身份奏荐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法裁决此事。一天中午，他请苏辙到都堂与李邦直商议。苏辙说：“皇上刚开始亲政，皇太妃宫中事务，应当全面议论。车服仪制已经交给礼部了；皇太后的月费，尚书省已经上奏，请求依照太皇太后的旧例。皇太妃的月费应交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也应当议定，若有所准许，交给吏部办理即可。凡事交给有关部门，必定依照法律裁处；朝廷再斟酌可否后施行，这在体制上是便利的。”第二天，他们把意见上奏。皇上说：“月费等内中批示发出；奏荐方面，皇太后家减为每八年一次，皇太妃家仍为十年一次。”议论已经定下，李邦直独自说：“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现在姑且准许他也可以。”皇上听从了他。李邦直像这样迎合附会的事情很多。适逢朝廷策试进士，李邦直撰写策题，竟然借题发挥邪说，以此煽惑众人的听闻。苏辙于是上疏议论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臣下近来看到，御试策题历数诋毁近年以来的政事，似乎有想恢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臣忝居执政，不敢不进言。然而臣私下推测，陛下本来并没有这种想法；一定是有人妄自揣测陛下会被父子之恩牵制，不再深入追究是非，远虑虚实安危，所以劝陛下重新实行这些事情。这就是所谓小人爱戴君主，只求一时痛快；不是忠臣爱戴君主，以安定国家为喜悦。臣私下观察，神宗皇帝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能，实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设置施行的政事，超过前代，其中大概有百世之后也不可更改的。臣请为陛下略加指陈：先帝在位将近二十年，终身没有接受尊号；裁减宗室待遇，恩典只到袒免，从而减少朝廷无穷的费用；出售坊场，雇募衙前，免除民间破家的祸患；罢黜各科背诵算术之学，训练将领所统率的懒惰士兵；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格俸禄法，禁止私下交结请托；实行浅攻之策，以制服西戎；收取六色钱，以减轻杂役。凡是这一类事情，都是先帝的明智谋划，有利而无害；自元祐以来，上下奉行，从未废失。至于其他事情，政事有失当之处，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互相补益，这才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于是推行盐铁、榷酤、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承受，几乎造成大乱。汉昭帝任用霍光，废除烦苛的政策，汉朝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明察为明智，以谶言决定政事，天下恐惧，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后，深深鉴察其中的过失，用宽厚、和乐的政治取代它，后世称颂。到了本朝，真宗皇帝崇尚文治、停止武事，号称太平，群臣因天下极盛，便编造天书之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时，采纳大臣意见，把天书藏入梓宫，以消除其痕迹；仁宗亲政后，也绝口不再提起。天下至今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英宗皇帝从藩王府进入宫中继承帝位，大臣考虑过度，创议濮庙之礼，朝廷因此纷扰了好几年。到先帝继位时，有人请求重新提起此事，先帝搁置不答，于是事情终于平静。汉昭帝、章帝那样贤明，以及我朝仁宗、神宗那样圣明，难道是他们轻视孝敬而轻易改变政事吗？实在是因为有不得不把宗庙社稷放在首位的原因。因此，子孙既获得孝敬的实际名声，父祖又不失圣明的称誉；这才是真正明君所致力的事情，不可以拿世俗的议论来衡量。臣下不胜惶恐，愿陛下反复思考臣的话，千万不要轻易改变政事。如果轻易改变已经实行九年的政事，提拔任用多年不用的人，使人人怀有私怨，又借先帝作为说辞，那么国家大事就要败坏了。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臣又写札子当面陈说此事，皇上很不高兴。李邦直、邓圣求又从旁挑拨构陷，于是以原官出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年间的那些人都聚集在朝廷，苏辙又被贬为袁州知州。尚未到任，又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居住筠州。住了三年，责授化州别驾，安置雷州。不到一年，有人说他正在南行，兄弟在途中相遇，租富民房屋居住，于是又移居循州。今上即位后，大臣仍然不喜欢他，迁居永州。皇子出生后，又迁居岳州。后来恢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他在颍川有田，于是就住在那里。住了两年，朝廷更换宰相，又降授朝请大夫，罢免祠宫职务。他总共居住筠州、雷州、循州七年，居住许州六年，闭门重新研究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部书都写成了。他曾经抚摸着书卷叹息，自认为已经领会了圣贤遗留下来的思想。于是修整成书，收藏起来，回头对几个儿子说：“今世已经如此了，后来如果有通达的人，一定会有所取法罢了。”家族本来是眉山人，因贫穷不能回去，于是在许州筑室居住。先父葬在眉山东面，过去曾经约定要把我附葬在他的墓旁，虽然路远，也不忍心违背约定，因此连累了几个儿子。我居住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翻看箱子里的旧书，发现平生所作的文章，惋惜它们久已被遗忘，于是写成《颍滨遗老传》，共一万多字。写完后又自笑说：“这不过是世间的得失罢了，有什么值得拿来告诉通达之人的呢？”过去我四十二岁时，开始居住高安，和一两个僧人交游，听他们说法，知道万法皆空，只有这颗心不生不灭。凭借这个道理，处在富贵和贫贱之中二十多年，内心从未动摇，但仍没有见到实相。后来读《楞严》，以六种追求归于一，以一来排除六种分别，直到一和六都一并忘掉，即使身处各种现象之中，也都没有障碍，这才油然而笑说：“这难道就是实相吗？一尚且可以忘掉，何况《遗老传》呢？即使拿来烧掉也可以。” ●《栾城后集》卷十四 ◆册文一篇 【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附进呈谥册文的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