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十一◆试论八首

译儒者一定要谨慎自己所学习的内容，学习不正确，终身都会受其害。《公羊》这部书喜欢制造异说而缺乏统贯，常常创作新奇意义来改变、迷惑天下人的耳目，因此汉代研究《公羊》的诸儒，相比其他经书，最为迂曲疏阔。到了何休，他的用意又超过《公羊》，大概是形势使然。《经》书说：“公及戎盟于潜。”《公羊传》还没有解释，何休却认为：王者不治理夷狄，对来归附的戎不拒绝，对离去的戎不追赶。鲁隐公同戎在潜地会盟，是当时确实发生的事情。既然确有此事，孔子可以不记载吗？所以《春秋》的记事体例有两种：有的记载是为了显示褒贬，有的记载只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具备史书的体例，其中未必一定有褒贬、赏罚、取予的意思。鲁隐公同戎在潜地会盟，就是没有褒贬取予的一类；何休却一定要为它作解释，所以他的说法不得不荒谬。况且王者难道会有不治理夷狄的吗？所谓王者不治理夷狄，是想苟且安于无事者的说法。古代治理夷狄的方法，世上的君子已经谈论过了：有使用武力征伐的，高宗、文王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修明文德、实行和亲的，汉文帝、汉景帝的事情就是这样；有闭关拒绝、不接纳的，光武帝辞谢西域、断绝同匈奴关系的事情就是这样。这三种都是同夷狄相处并加以治理的大原则。若说今天来的夷狄一定不能拒绝，那么光武帝辞谢西域、使中原百姓得到休息，难道是错误的吗？若说离去的夷狄一定不能追赶，那么高宗、文王凡是征伐不服、讨伐不朝的行为，难道全都错了吗？何休的说法，如果施用于中国强盛、夷狄暴横的时候，就会养成寇患，给子孙留下忧患；如果施用于中国刚刚安定、需要休养自保的时候，就会受夷狄役使，使自己劳苦困敝而不能停止。这两种情形中，何休的说法都没有可以施行的地方。我听说，圣人对待戎狄，是我想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即使有人想离去，也不能让他自行离去；我想让他们离去，就让他们离去；即使有人想来，也不能让他自行前来。总要使我们中原不失去便利，而把夷狄置于不利的处境，所以他们的屈伸进退，无不掌握在我方。难道何休想让他们自行来、又自行去吗？这是尤其不可取的。研究何休之学的人说，《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是为了治理天下；隐公时期没有空暇谋划远方，所以先记载晋国灭夏阳，不记载楚国灭谷、邓。至于不记载谷、邓，是因为楚国尚未同鲁国往来，鲁国没有得到告知。假如圣人不想同夷狄交通，那么即使夷狄想来，难道还能来到吗？所以我说，《春秋》记载“公及戎盟于潜”，是记事的体例，并没有何休所说的意思。【刘恺丁鸿孰贤论】天下的谦让有三种：有因不如别人而谦让的，有彼此援助而谦让的，有无缘无故谦让的。谦让，是天下最大的功德和善行。然而至于无缘无故的谦让，圣人却深深厌恶并排斥它，认为这是奸诈小人用来在昏暗时代窃取名声的手段。从前公族穆子把爵位让给韩起，范宣子把爵位让给知伯，宣子、穆子内心确实自认为比不上那两人，这属于因不如人而谦让。舜任命禹时，曾把职位让给皋陶；任命益时，又把职位让给朱虎、熊罴。皋陶不能承担禹的职责，朱虎、熊罴不能办理益所负责的事务，这已经很明显了。然而仍然谦让他们，这就是所谓彼此援助的谦让。假如天下人都能把自己不及别人的职位让给贤者，那么贤能之材就会居于职位上，贤者和不肖者也不会争夺；假如都能通过谦让彼此援助，那么君子就会按类次第升进，小人便不能从中离间。这两种谦让是天下最大的善行。然而至于无缘无故的谦让，却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东汉衰微时，丁鸿、邓彪、刘恺这三个人，都应当承袭父亲的爵位，却把它让给弟弟；既不是先君的命令，也不是因为嫡庶有别，只是徒然谦让，以此在世俗中抬高自己。世上的君子因此讥笑他们。不过，这三个人之间仍然有优劣之分。刘恺、邓彪谦让之后没有反悔，因而把错误做到底。丁鸿谦让却没有坚持到底，听从朋友鲍骏的话，最终接受封国；这就是丁鸿比刘恺、邓彪高明的地方。况且，听说天下有谦让之名，便想窃取这个名声来抬高自己，以求得到天下最大的利益，这是刘恺的心思；听说天下崇尚谦让便暗自羡慕，却不知道其中的区别，因而陷入不义，这是丁鸿的心思。推究他们的内心而判定罪责，刘恺应当被诛杀，丁鸿则可以宽恕，这正是真伪的区别，贤愚也由此可以看出。所以范晔说：“太伯、伯夷从来没有把谦让当作自己的行为，所以太伯被称为至德之人，伯夷被称为贤人；末世之人追逐谦让的名声，却昏昧而不明白它的本旨，于是诡异偏激的行为就兴起了。”至于邓彪、刘恺把爵位让给弟弟来取得义名，使弟弟承受不合适的服饰和身份，自己却取得谦让的名声，这不也是过错吗？君子发表言论，不是为了苟且显扬自己的道理，而是要启发天下那些将要醒悟的人；树立行为规范，也不是为了苟且显扬自身，而是要教导天下那些将要行动的人。言论和行为对于开启或堵塞人心，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丁鸿的内心以忠诚和仁爱为主，为什么最终能够醒悟而遵从义理呢？这与那几个人追逐虚名不同。唉！世上那些邪僻的人，窃取天下的大名，来冒充并攫取天下的大利，自以为没有人能看清自己，却不知道君子的议论足以揭示他们。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重视君子的议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译周朝衰微以后，所有用来教导百姓的措施都已经废弃，而战争、攻伐和侵略在天下交相发生，百姓离开根本，争相从事末业。当时的君子想挽救这种弊病，却求治得过于急迫，又没有引导的方法。所以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又想学习种菜，孔子便讥讽他说：“樊须真是小人啊！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喜好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真心话。这样一来，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前来，还用得着学习种庄稼吗！”解释这句话说：礼、义和信足以成就人的德行，又何必学习种庄稼呢？唉！仁人的话，起初常常像迂阔而不可实行，然而考察它最终的结果，能够取得更多利益而终于没有弊病的道理，终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孔子在卫国时，常常想纠正名分，子路却讥笑他；冉子在鲁国时，常常想实行彻法，鲁君却非难他。为什么呢？卫国的混乱，如果不是正名分所能安定；鲁国的饥荒，如果不是彻法所能救济。然而要想天下没有饥荒和混乱，除了这两件事就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做到。所以，想取得利益，却从长远处着手，所取得的利益就多而百姓还察觉不到；想谋划事情，却从根本深处着手，事情就会逐步完成，后来也没有弊病。如今樊迟想通过种田种菜使百姓富裕，孔子却用礼、义、信来回答他。天下人对此感到疑惑，我却认为不是这样。若考察《孟子》，探究孟子用来辨析许行学说的道理，那么种田种菜之事，正有可以通过礼义达到、通过诚信取得的办法。为什么呢？许子想让君臣一同耕作，自己做饭并治理政事，这难道不正是樊迟想学习的吗？孟子却用尧舜不必亲自耕种来回答他。尧因得不到舜这样的贤人而忧虑，舜因得不到禹这样的贤人而忧虑。尧得到了舜，舜得到了禹，礼义便流行，忠信便充满天下，那么天下百姓将不用劝导就自己耕种，不用督促就自己种菜，又何必亲自承受农圃的劳苦，忧虑农圃之事呢？况且，想劝天下人务农，最终却亲自去做，也足以说明没有治理的方法。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礼行于世而百姓恭敬，役使他们就能如意；义行于世而百姓服从，即使劳苦也不怨恨；信行于世而百姓说真心话，上下彼此了解，教化就容易实行。三种德行既已养成，百姓尚且可以让他们踏着利刃而无怨，又何况从事农圃之事呢！所以，想取得功效却从长远处体现它，功效就可以完成；想在眼前强行用力办理事情，各种弊病就会兴起。如今若想让君子和小人都从事农耕，那么天下百姓还有谁来治理呢？《形势不如德论》三代的时候，法令宽松简约，用来防备、禁制百姓并尊显君主的手段，全都没有；而且他们建都的地方，也没有深山大河那样的险固，然而却历经数百年，长久安定存在，这是为什么呢？秦朝的法令可以说严厉了，而它建都的关中，又有天府般的险固，是古人所说的“百二”之地。然而传到二世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太史公说：“权势和法制是用来治理的，地形险阻是用来固守的。”然而这两者仍然不值得完全依靠。所以说，地形形势即使强固，仍不如德行。天下的地形形势，我曾经论述过。读《易经》读到《坎》卦时，我叹息说：唉！圣人用来教导人的道理，大概已经十分详尽了。《坎》的意思，就是险。天的险，是因为天不可攀登；地的险，是因为有山川丘陵。天地的险，我听说过；人的险，我却没有听说过。有人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就是人的险，也就是高城深池。我说不是这样，高城深池与地的险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人的险，是指法制。天下的人，起初大概都是同样的人，后来君主成为尊贵的君主，百姓成为卑下的百姓；君主每天享受安乐，臣下每天安于劳苦，却不敢怨恨，这就是法制的力量。然而这还不够，它可以抵御小的祸害，却不能抵御大的祸害。大盗兴起时，城池和险阻不能使人固守并留下；众人背叛、亲属离散时，法制也不能被执持来守卫国家。这一定还要有一种不是形势之形的形，一种不是权势之势的势，然后才可以做到。所以《坎》卦到了六四说：“一樽酒、二簋饭，用瓦缶盛着，从窗户送入，最终没有灾祸。”六四处在刚柔相接之时，却只用一樽酒、二簋饭、土制的盎和瓦缶，彼此在门窗之下曲身俯仰，最终获得无咎，这难道不是因为圣人知道天下不能靠强力制服，所以采取宽缓从容的德行，来调和那些刚强难屈的心，激发他们惭愧羞耻而不忍为恶的心意吗？唉！秦人自负强大，想用斩杀刑戮来制服天下百姓，又把山河当作保卫社稷的屏障，却不知道英雄豪杰一旦打开并攻破它，刑罚不能约束，险阻也不能阻挡。因而圣人一定要有办法深深结住天下人的心，使英雄豪杰也有无法解开的情感，这就是《坎》卦六四所说的道理。《礼以养人为本论》

译君子治理政事，要权衡轻重，审察大小，不因轻小之事损害重大之事，不因小事妨碍大事。为了天下最大的善事，即使有小的地方不合宜，君子也不顾惜。若树立天下最大的善事，却因小处不合宜而停止，那么天下就没有圣人，大善终究不能建立。自周朝灭亡以后，父子、君臣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全都逐渐废弃。到了汉朝兴起，贤君名臣接连出现，都知道礼足以治理国家，然而只是拱手相视，没有人敢实行。不是认为礼不好，而是认为礼无法恢复，这也只是自己轻视自己罢了。所以在元、成之间，刘向上书，认为礼以养人为根本。即使有过分之处，也是过分地养育人。刑罚过重，有时会导致死亡和伤残；但有关官吏请求制定法令时，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然而他们这样做，也有原因。律令产生于后世，礼却出自圣人。敢于改变后世的刑罚，却不敢改变先王的礼，这也是过分畏惧圣人所造成的弊病。《礼记》说：“礼的产生，源于义。”所以，礼即使是先王从未有过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立。所以顺应人的情感，为他们制定节制和文饰，又何至于畏惧它而不敢实行呢？冠礼，是为了从人生开始便养成人的德性，使其归于正道；婚礼，是为了培养人亲亲之情，尊崇祖先；丧礼，是为了培养人的孝心，并为孝心规定节制；祭礼，是为了在生命终结之后仍奉养其精神，并把这种情感连接到无穷；宾客之礼，是为了培养人的交往，同时谨慎防止交往流于轻慢；乡礼，是为了培养人的根本，并用孝悌来教导他们。这几件事，都要依靠礼才能形成。如今这些礼全都废弃而没有建立，所以天下人惶惶不安，没有可以取中裁定的准则；想寻求应当遵从的办法却找不到，就不能不凭自己的私意，自行决定礼制。私意一旦流行，天下的弊病便兴起了。奢侈的人极尽奢侈而损伤生命，节俭的人极尽节俭而不能满足所需。财物匮乏，饥寒便发生；饥寒发生，盗贼便兴起；盗贼兴起，百姓赖以养生的东西全都丧失而无法得到。即使天天打开粮仓、发放府库财物来赈济百姓，百姓仍然不能真正得到养活。所以古代圣人不靠耗费财物，也不靠施舍恩惠，而是在天下建立礼制，使平民百姓都能在乡里中各自得到满足，不感到匮乏；这就是所谓懂得根本。《既醉备五福论》《诗经》的作者写诗，写得真好啊！成王时，天下已经太平，君子安和柔顺，没有怨恨愤怒，天下百姓各自安乐于自己的生活。年成和谷物按时成熟，父子兄弟彼此相爱，没有暴戾不和的行为，人人都共同酿造酒醴，剥洗烹煮牛羊，用来烹饪、祭祀，彼此宴饮欢乐而不厌倦。诗人想歌咏这件事，却认为还不足以表现它的盛大，所以又把它推而上之，写到朝廷之中，看到君臣相安，亲戚相爱。祭祀宗庙完毕后，又同诸父兄弟在寝宫中宴饮，依次酬酢，直到酒爵没有定数，君臣都释然欢畅而醉。因此作《既醉》诗来歌咏这件事。后来传授《诗经》的人又深入思考、极力观察，认为一篇诗中五种福全都具备。然而我考察《诗》《书》，读到《抑》和《酒诰》两篇，看到它们为前代的过失悲伤，以及对后世深切惩戒告诫的内容，无不把饮酒没有节制、沉湎酒色而荒乱、喧闹放纵以败坏德行列为首要祸因。所以说：“百种祸患由此产生，百种福气由此消耗而不能享有，没有比酒更急迫的了。” 周公告诫康叔说：“饮酒的过失，往往因妇人而起。二者结合，所以五福不降临，六种极端的祸患全都到来。”我请用平民百姓之家来说明它。如今养生的人，深深地自我保护，严密地遮蔽闭藏，没有战争和死亡的忧患，然而常常不能长寿，这是为什么呢？是酒夺走了他的寿命。努力耕田的人，粮仓富足了，忽然却陷入饥寒，这是为什么呢？是酒使他困乏。服食养生的人，服用乳汁、药物和金石之药，没有风雨暴露的苦难，却常常不能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酒使他生病。修身的人，遵守规矩，不敢胡乱行动，却常常失去德行，这是为什么呢？是酒使他心志昏乱。这四种祸害既然齐备，即使想享尽天年，也没有办法。然而为什么说《既醉》具备五福呢？我本来已经说过了：百姓在下共同欢乐，然后君臣才在上共同醉酒。醉后更加恭敬，和悦而有礼；内心和顺，气息平和，没有悖逆暴戾之气夹杂其间，寿命就长得不可计数。使用财物有节制，约束自己有分寸，财富也就多得用不完。寿命长久，又加上富足，这不是安宁是什么？既长寿又富足，身体也安适了，不再有必须忧虑的事情，这不是喜好德行又是什么？富足、长寿而安宁，又有德行能够使名声流传后世而不朽，这不是善终并享尽天年又是什么？所以世上的君子如果能够观读《既醉》诗，使自己的心平和安宁；又观读《抑》和《酒诰》，用来警戒自己，那么五福可以安坐而得到，六种极端祸患可以远远避开。孔子之所以把它们分别说明，又哪里值得再向君子陈述呢？《史官助赏罚论》

译天下有三种权力：天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史官的权力。圣人用这三种权力来裁定天下的是非，使它们彼此辅助。只有凭借天的权力，才能决定天下人的寿夭祸福，使贤者不遭夭折横死和穷困之灾，使不贤者不能享有富贵长寿的福分。然而季次、原宪，是古人所说的贤人，却伏居在穷困的里巷之中，连粗布衣服和稀粥也不能供给；盗跖、庄蹻横行天下，以人的肝脏为食，却老死在窗下，没有遭遇战争的祸患。这样看来，天的权力有时也有所达不到。所以君主在天道不能达到的地方施行赏罚之权，以辅助上天治理天下。然而赏罚又哪里能够穷尽天下的是非呢？赏罚施行于一时，尚且担心不能把是非明确地显现给万世之后的人看，所以君主便把这项职责交给臣下，并称他们为“史官”。史官的权力，与天和君主的权力相等，大体上三者彼此辅助，使天下的是非没有遗漏。所以荀悦说：“每到年终，就把事情上报尚书，以辅助赏罚。”史官的兴起由来已久。最著名的，在周朝叫佚，在鲁国叫克，在齐国叫南氏，在晋国叫董狐，在楚国叫倚相。观察他们的为人，再推测他们当时所记载的事情，一定有能够辅助赏罚的内容。然而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留下的文字，因而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辅助治理的心意。只有仲尼凭借鲁国史官左丘明，得到了史籍材料，写成《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它名义上是经，实际上却是史书中最为显著明白的作品。所以齐桓公、晋文公对王室有功，周王赏赐他们侯伯的爵位和征伐四国的权力，《春秋》又多次加以褒扬，这就是帮助赏罚与功劳相称。吴、楚、徐、越僭越行事，都是得罪君主的人，《春秋》又加以斥责、拒绝、摈弃和不予齿录的言辞，这就是帮助惩罚与罪行相称。至于当时赏罚不能涉及的事情，史官又替它明确记下情状，使后世的人不断叹息悲痛惋惜。唉！贤人君子的功业，以及乱臣贼子的罪恶情状，在这里都可以不必担心无人知晓。因此古代圣人重视史官。汉朝时，史官称为太史令，其权力甚至在丞相之上；郡国的计吏把年度统计先上报太史令，然后才把副本上报丞相和御史。正因为知道史官的权力可以辅助赏罚，所以才进一步尊重并显扬他们。那么后世的史官，难道可以忽视吗？《刑赏忠厚之至论》古代的君子立身于天下，并不是要胜过百姓。制定刑罚，是为了对待天下的罪过，却唯恐百姓陷入刑罚之中而不能自行脱身；设置赏赐，是为了对待天下的贤才，却唯恐天下没有贤才，使赏赐无从施加。这是因为君子把天下置于自身之前，之后才有不得已的事情。所谓不得已，并不是君子的本意，而是百姓自行作恶招致的结果。所以，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都是顺应天下人所希望遵从的原则。况且以君主身份面对百姓，凭借强弱的形势和上下的名分，本来不必等到同百姓争论寻常的是非之后才取得胜利。因此宁可把事情交给利益，让百姓取得其中较好的结果，而自己不求争胜。只有天下的罪恶已经明显暴露、无法掩盖，黑白分明而无法解释，才不得已使用刑罚；朝廷中没有功劳，乡党中没有义行，才不得已吝惜赏赐。这样以后，人们才知道我使用刑罚并不是喜欢杀人，知道我不予奖赏并不是不愿使人富贵。假如一个人的罪行本可以推定而使他接受刑罚，却可以根据其行迹引导他置于无罪；他的功劳本可以给予而达到可赏，却又排斥他使其达到不可赏。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让百姓知道，天下就会有所议论我了。假如天下人都知道某人确实可以受刑、确实不可受赏，我还可以为自己辩解；假如天下人知道某人可以不受刑、可以得到赏赐，而我却不这样做，他们就会把我看作残忍的人，把我看作吝惜爵禄的人。圣人不是这样认为的：天下人不幸而犯罪，有时可以判刑，有时也可以不判刑；若判刑，就会伤害仁爱。有人幸运而立功，有时可以奖赏，有时也可以不奖赏；若不奖赏，就会损害信用。与其不屈从于我自己的法令，哪如使百姓保全肌肤、保住性命，而不对君上怀有遗憾；与其拘泥于名器不能僭越，哪如使百姓乐于得到行善的利益，而不产生失望和不足的情绪。唉！明知有可以给予百姓的办法却不给，这也只是存心残害百姓罢了。况且那些君子给予百姓，难道只是说给他们就完了吗？是给他们之后，便借此来劝勉他们。所以，舍弃有罪的人而取用无罪的人，是用来以羞耻劝勉人；舍弃轻微的赏赐而采用较重的赏赐，是用来以义劝勉人；总之，是想使他们思考并争取得到更好的结果。因此，尧舜和三代盛世，若舍弃这些原则，忠厚的教化也就无法在百姓中体现了。●《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策一道 《御试制策〈同目录载于《东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