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二十一◆杂文十三首

译祥符六年，杨公大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请求紧急回阳翟探望患病的父母，后来又称病请求解除官职。章圣皇帝因为他才华高、声望重，排除众议，宽免了他，没有加罪。过了一年，任命他为秘书监、知汝州。杨公到汝州后，常常称病，把事务交给属吏处理，以写文章自娱，写成诗一百多篇。回到朝廷以后，汝州人把这些诗刻在石上。皇祐年间，郡守王君在北园东边建造思贤亭。绍圣元年四月，我从门下侍郎任上获罪，出任这里的太守。当时亭子已经十分破败，诗石散落，丢失的超过一半；我取杨公的《汝阳编诗》重新刊刻，又扩建思贤亭，把诗石嵌在两侧墙壁上。唉！杨公凭文学才识，在咸平、祥符年间独步一时；他的功业比起唐代的燕国公、许国公也无愧色，他交往的人都是贤能的公卿宰相，当时许多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然而正当那时，他已经有了流落失意的感叹。他去世十五年后，声名仍然在士大夫中传扬不绝，而思贤亭却废置在官吏的房舍和马厩之后，诗石散落在高台华屋下面。凡是借助外在事物来造成荣耀景观，大概都是不值得依靠的；而杨公清正的风范、高雅的气量，本来难道会随着世俗而磨灭吗！然而我偏偏不忍心看它被弃置在荒草丛中，又使它恢复完整，难道不是因为我见识浅陋吗？难道不是因为我见识浅陋吗？《李简夫少卿诗集引》熙宁初年，我跟随张公安道用讲习诵读来教导陈州的士大夫。当时朝廷把徭役、沟渠水利等事务责成郡县办理，陈州虽号称事务较少，官吏却奔忙不息，唯恐来不及。我独自凭借《诗》《书》进行讽谏议论，混在其中领取俸禄，虽然幸而免于公文催办，却出门没有人可以交游，大概也没有什么快乐。当时太常少卿李君简夫回乡养老，出入乡里已经十五年了，我偶尔前去跟随他交游。他的居处和衣着，俭约却不简陋，丰足却不奢侈。听他说话，从未涉及世俗之事；慢慢诵读他所作的诗，开阔闲适，往往超脱于规矩之外，有遗忘自我、忘却外物的意味。问他所交游的人，大多是庆历年间的名卿，元献晏公尤其了解他。我问他的平生志向，他说：“白乐天是我的老师。我仰慕他的为人，也学习他的诗，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达到他的境界罢了。”我退下来后向他的乡人求证，他们说：“李君年轻时喜好学习，熟悉为吏之道，大概曾经出任过各部使者。还未老便得了病，不能至于完全废弃，于是辞去了官职。”他家中空空荡荡，连▯粥也供给不上，但李君处之泰然。他的儿子君武，开始辞官谋求奉养父亲，奔走于乡里之间，不避劳苦羞辱；不久以后，家境便因他的努力而富足起来，远近都知道了。陈州人喜欢种花，可以同洛阳相比。每年春夏两季，游览的人接连不断，整月不绝。李君带着酒壶招呼朋友，没有一天不在花间游赏，口中从不问及家事。晚年时，他的诗尤其高妙，确实很像白乐天。我当时正被外出做官所累，认为士人即使不得志，如果能像白乐天那样，入朝担任近侍官，以直言谏诤著名；出朝任牧守，以清正能干著称；归隐山林泉石之间养老，忧患不能加于自身，而文章又足以名垂后世，那么到老死也没有遗憾了。李君的仕途虽然比不上白乐天，却始终与他相似，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我还未离开陈州，李君便去世了。此后十七年，元祐辛未年，我因受到皇帝的知遇而参与国政，俸禄超过前人，却没有听到好的名声。年老将至，而国家的恩德还未报答，不敢谈论离职。我曾经担心自己的内心不能坚持下去。李君的孙子宣德郎公辅拿着祖父的诗集来告诉我，希望得到我的文章放在诗集卷首。我一向推重李君的品行，赞美他知足自止，却又担心自己不能做到，所以详细叙述过去的心意交给他。李君的古体诗、近体诗共若干篇，分为二十卷。《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从前我已经成年时，有两个女婿，一个叫文务光，一个叫王适。务光英俊而刚强，王适秀雅而温和。我当时在南都任职，两个女婿跟随我学习写文章，都擅长《诗经》和《楚辞》。然而务光的文章悲哀凄切，有江文通、孟东野那种感物伤己的情思。我常常责备他说：“你有父母兄弟的欢乐，为什么苦心写成这样！”务光始终不能改变。后来他失去了父母，服丧期满五年后也去世了。我悲痛地哭着说：“可悲啊！他那些文章本来是否已经预兆了这种结局呢？”起初我从南都被贬居江南，总共六年才回来；王适没有一天不跟随我。他既与我共同经历忧患，至于涵泳图书史籍、驰骋于佛教和老子学说，也从未不与我一道。因此他所闻知的道理更加深刻，文章更加高妙，而我观察他也更加长久。他的兄弟妻子，对人严肃而有恩义，和睦而有礼法，从未有过失。所以我曾说：“你不只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元祐四年秋天，我奉诏出使契丹。九月，王君的妹妹将要出嫁，他准备卖掉济南的田产来资助嫁妆，告诉我这次出行只需一个月。第二年春天，我从契丹回来，到了国境却没有收到王君的书信，我本来就感到疑惑。等到回家询问消息，才听说：“唉！王君还没有到济南，就在奉高病逝了。”我哭得失声。王君的祖父名▯，庆历年间任枢密使，以敦厚稳重、有气节著称；父亲名正路，任尚书比部郎中，性情和易，乐于施舍，在士大夫中获得声誉。王君凭孝友和文章继承在他们之后，大家都认为他应当享有长久的声名，却中途夭亡，这在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何况我已经老了，同时失去这两个人，能不悲痛吗？王君去世时，女儿刚刚还不会说话，儿子也还没有出生。王君的弟弟▯，过去曾与王君客居徐州，开始在那里认识我的哥哥子瞻。子瞻认为他们兄弟都很贤良。难道王氏遗留下来的美德，最终要由▯来继承吗？▯搜集王君的文章，得到诗若干篇、赋若干篇、杂文若干篇，分为若干卷拿给我看。我读着流泪，写下这篇文章放在文集卷首，希望将来他的后代能够成才，以便把文集交给他们。《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译东坡先生被贬居儋耳，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只与幼子苏过挑担渡海。他们修补茅屋竹舍居住，每天吃▯芋，心中不再存有华屋美食的念头。他平生没有什么嗜好，把图书史籍当作园林，把文章当作音乐，到了这里也都停止了。唯独喜欢作诗，诗意精深、文辞华妙，看不出老人衰惫的气象。当时我也被迁谪到海康，他来信告诉我：“古代的诗人有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追和古人的作品。追和古人，是从东坡开始的。我对于诗人没有特别喜爱的，唯独喜欢陶渊明的诗。渊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表面质朴而实际华美，表面清瘦而实际丰厚。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以来的诗人都比不上他。我前后和他的诗总共有一百几十篇，到了得意之处，自己认为并不很愧对陶渊明。现在准备把它们编集并录在一起，留给后世的君子。你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然而我对于陶渊明，难道只是喜爱他的诗吗？对于他的为人，我实在有所感触。陶渊明临终时写信告诉陶俨等人：‘我年轻时贫困，经常因为家贫而四处奔走。性情刚强而才智拙劣，常常与世俗不合；自己估量一定会给世俗带来祸患，于是勉强辞离人世，使你们年幼时便遭受饥寒。’ 陶渊明这番话，大概确实是实情。我如今真的有这种毛病，却没有及早认识到，半生出仕，因而触犯世俗祸患；这就是我深深敬服陶渊明，想在晚年以他的万分之一作为榜样的原因。”唉！陶渊明不肯为了五斗米束紧腰带去拜见乡里的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多年，受狱吏折磨困辱，最终仍不能悔改，以致陷入大难，如今却想在晚年最后的岁月里把自己寄托于陶渊明，谁肯相信他呢？即使如此，子瞻做官以来的出仕、退处和进退，还是可以考察的。后世的君子一定会有办法评价他。孔子说：“述而不作，相信古道而喜爱古道，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孟子说：“曾子、子思所走的是同一道路。”这些细小的事迹，大概还不足以评论士人。我年少时没有老师，子瞻成年而学业有成，先父命令我拜他为师。子瞻曾称赞我的诗有古人的风格，认为自己反而比不上我。然而自从他被排斥、居住在东坡以后，他的学问日益精进，充沛浩大，就像河流正在涌来。他的诗比杜子美、李太白还要富有，终于可以同陶渊明相比。我虽然快马加鞭地跟随他，常常还是落在他后面；他和陶渊明作诗，我也继而和作了一两首。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六孙名字说》我有三个儿子：长子叫迟，次子叫适，幼子叫逊，每人各有一个儿子。我六十五岁时，三个儿子又各自生了两个儿子，于是我有了六个孙子。从前我的哥哥子瞻给他的孙子都用竹字旁的字命名，所以给迟的长子取名简，幼子取名策。《易经》说：“乾卦以平易使人知晓，坤卦以简约使人有才能。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会有亲近，容易遵从就会有功业。有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业就可以壮大。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行；能够壮大，是贤人的事业。”所以给简取字为业。《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有六，《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有四。《易经》开始时还没有策数，是周文王推演并重叠卦爻以后，策数才显现出来。所以给策取字为演。适的长子叫籀，幼子叫范。文字起始于篆书，最终发展为隶书。史籀创始篆书，篆书、隶书都因滋长演变而形成。所以给籀取字为滋。范，就是法。王良与受宠的奚人一起驾车，却一只鸟也没有捕到，王良说：“我按照规矩驾车奔驰了一整天，却没有捕到一只；用诡诈的方法驾车，一早上就捕到十只。我不习惯同小人一起驾车，请让我辞去。”所以给范取字为御。逊的长子叫筠，幼子叫筑。当初我在朝廷获罪，被放逐到筠州，逊跟随我，于是筠出生了。《礼记》说：“礼对于人，就像松柏有坚硬的心材，就像竹箭有坚韧的竹节。” 这些都是坚硬的部分。所以给筠取字为坚。孔子说：“譬如堆积土山，只差一筐土还没有完成，却停下来，那是我自己停下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土，即使再加一筐土，只要继续前进，那就是我自己在前进。”堆土成山一定要用筑土的工具；前面看不见成效，就会在尚差一筐土时停下；如果已经看见成效，即使再加一筐土也会继续前进。不断前进而不停止，即使是山也可以堆成。我已经老了，而三个儿子正当壮年，将来还会再有孩子；如果我来不及见到他们，也就罢了；如果还来得及见到，就还要给他们命名，等他们长大后把命名的意义告诉他们，这样就可以了。《跋孙朴学士手写〈华严经〉》开府孙公历仕四朝，两次参与国政，经历过平安和险难，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世人都知道尊重他。至于他内心纯洁，表里如一，平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这一点世人未必都知道。孙公镇守真定时，听说觉山僧人惠实讲法，内心悲悯而有所契合，于是把他作为善知识。后来又奉诏祈雨，觉山能够使灵蛇出现来拯救旱灾。这位僧人和这条蛇，难道是因为用心专一精诚，唯独能够识知孙公的诚心吗？孙公也曾替惠实向朝廷请求，获得每隔一年度僧的许可；又为惠实在塔旁立碑，一生对此念念不忘，仿佛在这里遇到了知己。孙公的儿子元忠又亲手抄写这部经，把它藏在山中，以完成孙公未竟的心愿；如果正如佛所说的因缘，并非虚妄，那么我哥哥子瞻所记载的事情，就确实可信无疑了。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跋〈楞严经〉》我十年以来，在佛法中渐渐有所领悟，所经历的忧患都是世间少有的，但真心没有扰乱，因此常常得到安乐。崇宁癸未年，我从许州迁往蔡州，闭门幽静地坐着，取《楞严经》反复熟读，才知道诸佛涅槃的正路，是从六根进入的。每当盘腿安坐、内心安宁时，觉察到外界尘境引动六根；六根如果随之外驰，就会坠入生死之道。六根如果不随逐外境，返流而归于一体，从中道流入，这就是涅槃的真实境界。观照日久，就像洁净的琉璃，内部含有宝月。我向十方、三世的一切佛、菩萨、罗汉、僧人稽首礼拜，愿他们慈悲哀怜，赐我无生法忍和无漏胜果；我发誓念念护持，不使它们退失。三月二十五日记。《跋〈金刚经〉二首》

译我读《楞严经》，知道六根的本源出于一体，因外界六尘而分流为六种作用，随逐外物沉沦流逝，不能自行返回。如来怜悯众生，为他们设置方便法门，使他们知道出门就是归路，所以在这部经中指示涅槃之门。这里本来没有隐蔽；如果众生能够洗心修行，使六尘不与六根相互攀缘，六根没有所对，返流归一，六根的作用不再妄动，昼夜从中道流入，与如来的法流水相接，那么从自己的肉身便可以成佛。如来又担心众生不知道六根应当从哪里入手，于是让二十五位弟子各自说出所证得的法门。其中观世音以闻、思、修为圆通第一，他说：‘最初从听闻中入流，所入之处无所执取。所入既已寂静，动与静两种相状，明明了了都不再生起；这样逐渐增进。能闻之根与所闻之境都穷尽，连“尽闻”也不住着。能觉与所觉都归于空，空与觉达到极圆满。所空之空也灭除，生起和灭除既然都灭了，寂灭境界便现前。如果能够这样，圆满地拔除一根，其他诸根也都解脱。在一弹指的时间内，遍历三种空境，就与诸佛没有差别了。’后来又读《金刚经》，经中说四果中的须陀洹称为“入流”，其实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这就叫须陀洹。于是我放下经书叹道：“须陀洹所证得的境界，就是观世音所说的‘最初从听闻中入流，所入无所’吗？” 所谓入流，并不是得到某种法，只是不进入六尘，安然常住于本性，这就是入流。至于斯陀含，名义上是一往来，实际上并没有往来也没有来去。阿那含名义上是不来，实际上也没有所谓不来。大概所谓“往”就是进入尘境，所谓“来”就是返回本源。斯陀含虽然能够返回，却还不能做到不再进入尘境；阿那含不只是没有再去，也没有所谓再来。到了阿罗汉，往来之意完全断尽，没有任何法可以取得。这样看来，所谓四果，其实只是一个法，只是经过三种空境时有深浅不同罢了。我看这两部经所说的，本来相互契合，但世人有时不能明白，所以把它明确说出来。第二首 经中说：“如来有五眼：所看见的只是墙壁屋宇，远处只能看到山河，这是肉眼；随着福德不同，所见有远近，这是天眼；知道万物都是虚妄，能够安坐而转变外物，这是慧眼；进入一切法，遍及整个法界，这是法眼；以慧眼转变万物，以法眼遍观万物，这是佛眼。”说如来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以；但为什么还会有肉眼、天眼呢？回答说：如来为了众生，所以进入各种趣道；在人间就同有人的肉眼，在天上就同有天人的天眼。至于声闻乘的人停留在无为法中而畏惧生死，那也只是有慧眼罢了。《跋白乐天集二首》元符二年夏六月，我从海康再次被贬往龙川，冒着酷暑，水陆兼行数千里，到达罗浮。水路越来越窄，船也越来越低矮，我警惕地担心瘴气。于是把家人留在山下，独自带着幼子苏远，穿葛布衣、盖布被，乘一叶小舟，到秋天八月才抵达。到达后，住在城东圣寿寺僧舍，闭门独处，空寂无聊，没有什么可以度过整日。想向当地居民借书，但百姓家中没有收藏书籍的。只有西邻黄氏世代读书，略有一些书册，于是我得以借阅白乐天文集。白乐天年轻时就懂得读佛书、修习禅定，后来经历世事和忧患，心中明白通透，照见一切幻相皆空。因此他回朝任近侍官，稍有不合心意，便辞官离去，分司东都洛阳，优游终老。唐代士大夫中，通达的人像白乐天这样少有。我正随风浪辗转，不知道哪里才是止息之处，读到他的遗文，内心很惭愧。然而白乐天处世不幸，身在牛李党争之中；观察他一生，端正而不偏倚，并不是有所依附。大概是形势发展到那一步，不能自行停止罢了。会昌初年，李文饶掌权，白乐天恰好已经七十岁，于是请求致仕；不到一两年便去世了。唉！李文饶尚且不能容置一个白乐天在分司任上吗？然而白乐天每当处于闲散、冷落、衰老、疾病之时，便在吟咏感叹中以公卿被贬荒远、死不得其终来宽慰自己。我也认为这种做法鄙陋。至于他听说李文饶被贬到朱崖而作的三首绝句，刻薄苛酷尤其厉害。白乐天虽然有缺点，大概也不至于这样。而且白乐天死于会昌初年，李文饶被流放在会昌末年，这绝不是白乐天的诗。难道是白乐天门徒中浅陋不学的人替他增饰的吗？白乐天的贤德，应当替他辨明。第二首 《圆觉经》说：“动念和息念，都归于迷闷。”世间各种修行人，不陷入动念，便陷入息念。想要两边都不陷入，必须先辨别真心和妄念；真心不灭，妄念就不会生起。妄念不起，而六根的本源清澄如止水，那么并没有刻意息念，念头自然就安静了；这样才是真正的禅定。真定建立以后，真正的智慧自然生起。定与慧圆满，各种善行自然到来，这就是诸佛的心要。《金刚经》说：“应当无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着于六尘，也不住着于使六尘寂静的状态；日夜在六根中活动，而六根与六尘两不相染。这个道理正是白乐天所说的“六根的本源清澄如止水”。六祖曾告诉大弟子：假使只是坐着不动，想要除去妄念；这种做法同无情之物一样，反而能够障碍道。道必须流通，为什么却要把心停住？心不住着就能流通，停住便会被束缚。所以五祖告诉牛头法融也说：“妄念既不起，真心任其遍知。”这些都说的是“应当无所住而生其心”。佛祖过去的教说，彼此符合到这种程度；而白乐天的“八渐偈”，也好像看到了这个道理。因此我把这些话写在他的文集后面，寄给哥哥子瞻。《跋鲜于子骏父母赠告》中山人鲜于子骏，世代居住在阆中。从前我的伯父文甫郎中任此地通守时，子骏刚满二十岁，以进士身份来拜见。伯父称赞他说：“您将来学习可以成为名儒，做官可以成为清正能干的官吏。”于是便以乡试中举者的身份荐送他。此后子骏的仕途和学问日益有声望。我陪侍父母居住京师时，才开始同他交游。不久我在应天府幕府任职，子骏以部使者身份代理府事，我们朝夕相处。元祐初年，我任中书舍人，子骏任谏议大夫，出入东西两省，没有一天不见面。当时司马君实、吕晦叔、范尧夫都在朝廷，同子骏有平生旧交，正准备重用他，而子骏已经病了。这一年，明堂赦书下达，追赠他的父亲金紫光禄大夫、母亲安德郡太夫人。我恰好负责撰拟诏书，亲自为此写了文辞。不久，子骏因病不起，归葬阳翟。此后十年，士大夫遭遇南迁之祸，共计七年。我从龙川回到颍川。子骏的儿子绰来拜见我，流着眼泪说：“长兄颉、幼弟焯不幸都去世了，只剩下我绰。您和先父有文字交往的情谊，希望您抄录旧日的诰词，把它刻在石上，以安慰我们孤儿无尽的思慕之情。” 我也流落在南方荒远之地，没想到自己还能平安到达这里；想到生者和死者，不禁流泪答应了他的请求。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十七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