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三十八◆右司谏论时事十四首

译臣私下看到，先帝改革制定官制，沿用唐朝旧制，设置三省，使政令出入相互考核，文书条理严密清楚，得到了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然而忧虑有关部门推行起来不能完全符合圣意，三省互相参考的益处还没有显现，迂回迟滞的弊端却先暴露出来了。现在三省文书层层留难，比官制实行以前，已经颇觉其弊端。臣曾向众人询问，了解到其中一二，想根据现行制度略加疏理，务必使政务清楚、通畅、简便。如果迂滞的毛病已经除去，事务不至于杂乱繁琐而难以处理，官吏每天都有余力，那么三省相互参考的功效就能够显现出来。谨将具体条目列在下面：一、凡事都由中书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这是为了慎重。臣认为国家大事和已经议定的事，依此办理可以；至于每天发生的小事和正在商议的事情，一概依此办理，迂缓的弊病就由此产生了。比如百官请假、有关部门请求领取器用之类，就是每天发生的小事；臣僚请求兴革废置，朝廷还没有查究事情始末，想下令勘验办理之类，就是正在商议的事情。从前官制未实行时，这些事情都由执政批签，直接交给有关部门，所以快捷而容易办理。自从实行官制，便取消了批签；每有一事都要经过三省，多余抄写的劳作已经超过原来的两倍；勘验结果报上后，稍有差错，就要重新办理，又要经过三省，循环往复，无法结束。至于边境上的事务、河防等紧要事情，也一概如此，想求事务迅速办成，是不可能的。因此臣请求恢复批签的办法，以便办理每天发生的小事和正在商议的事情。只有国家大事及已经议定的事，才经过三省，那么事情的拖延就可以减少一大半。一、三省文书，按法律允许吏人互相检查差错，极细小的过失都要据此定赏罚。因此受罚的人害怕谴责，故意拖延以求做到细密；受赏的人▯希望劳绩，吹毛求疵，务求拖慢办理。因此文书无法迅速完成。臣请求今后不要以差错作为赏罚依据，只有欺诈舞弊，以及虽属差错但损害事务的，才可以赏罚。一、文书送到尚书省后，由本省交给各部，再由各部交给各司，拆封、呈报、回复、用印，都有期限；每一处暂定以五日为限，共十五日。若在外地勘验，所用日数极多；即使侥幸一次办出，材料完备，从各司申报给部、由部申报给省，期限仍和前面一样，这样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不幸又遇到诘问，就还要再用一个月。从此以后，往往有许多不可预知的事情；耗费的日子虽然很久，但只要派遣和期限符合规定，即使想加罪也终究无法做到。因此臣请求根据事情的缓急，减少并确定办理期限，这也是补救弊端的一种办法。一、古代根据事务设置官职，事务确实不可不办，然后才设置官员。如今官制仿照唐制，有些事情本来不需要这样办理，却常常出现因官设事的情况。例如应当支给钱物，由尚书省度支司行文办理，得到诏旨允许支给后，应当下达主管库务；但支给的人必须先经过太府寺，由太府寺备录文帖交给所管库务，又要经过比部审核，然后才送库务支给。臣认为太府寺从未对这件事表示可否，却白白增加了一道程序，应当让度支司直接送比部审核。又如各路招募押运纲运人员，应当得到酬奖，各库务已经发给朱钞，却先要经过太府寺用印并证明，注明应得的酬奖，申报尚书省金部；金部再次勘验属实，移送司勋审核，然后再移送吏部施行。臣认为太府寺、金部两处勘验证明，明显烦琐重复，应当裁减一处。又如在京职事官应当配给白直，以及宣借剩员，或者替换宣借人员，从前官制未实行时，都由所属机构直接交步军司差拨。自从实行官制，又必须经过尚书省兵部，兵部只是命令步军司依条施行。臣认为兵部没有别的可否裁决，也不必再让它经手。类似这样的事情数量一定不少，不是臣一人所能全部知道的。请下令六曹及二十四司，各自详细列出有没有这种重复办理的事务；如果能够一概裁减，一定大有益处。右，三省事务繁多，条文规约复杂，不是臣一人所能全部查究。臣前面所说的四件事，只不过是其中一二而已。希望陛下将此事下交三省，举一反三地研究，制定法律施行；或者选拔一二名精通事务、明敏能干的臣僚，让他们专门办理此事，务求简约而不遗漏，事务虽多而不混乱。现在三省胥吏比从前人数多得多，都是因为法令不简便，白白耗费人力；将来制度一旦清理明确，这些人也可以逐渐裁减。事务清楚、吏员减少，这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愿陛下留意省察。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论科场事务状〈四月初三日〉】右司谏臣看到，尚书礼部正在商议科场考试想恢复诗赋，奏议已经上报但尚未决定；左仆射司马光又上言，请求以九经取士，并命朝官以上保举举人，设立经明行修科，到现在已经很多天了，这两项议议都还没有施行。臣私下考虑，来年秋试从现在算起，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能及时决定，消息传到四方，学者知道朝廷有这两种不同意见，便无所适从，不免惶惑烦乱。这是因为诗赋虽然称作小技，但排列声律、下工夫并不浅；至于兼治其他经书，诵读讲解，更不能轻易改变。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这些新法，臣请求先下令明确说明，来年科场一切照旧；但所考经义，同时采用注疏和各家的议论，也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专门采用王氏之学。仍然取消律义，使天下举人知道已有定论，一心治学，以等待选试。然后再慢慢讨论元▯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不算晚。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请求招募畿县保甲充任军队状〈九日〉】右司谏臣近来奏请招募河北保甲充任禁军，听说已经得到朝廷诏旨，命各州军长吏等按优厚标准发给钱物，在京城招募禁军的事情已经办完。臣认为京畿各县保甲的情况与河北没有不同，而各地缺额的禁军还很多，希望下令京畿各县，完全依照河北已经下达的命令招募。臣又听说河北、河东从前有义勇军，历来每年冬天训练，以作为边防准备，百姓已经习惯，并不觉得奇怪。京畿内的百姓不能同边地百姓相比，如今保甲虽然停止按阅，却仍免不了冬季训练，民情不得安定，也请特别下令停止。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请求命令户部役法所会商状〈十三日〉】

译右司谏臣看到闰二月十五日圣旨中的条文说，详定役法所奏议，各路衙前先用坊场、河渡钱，按照现今需要的人数雇募；钱不够时，才允许登记名册、定额差役。臣私下听取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这个办法相当稳妥方便。因为如今各路每年收入坊场、河渡钱总计四百二十多万贯，而每年用于衙前支酬以及雇募押纲的钱总计一百五十多万贯，所用只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使坊场、河渡的价格另行裁减，不过在现今基础上减去三分之一，那么所费也不过收入的一半，却可以免除民间最重的衙前役，其有利于百姓，不言而喻。后来依据闰二月二十七日圣旨条文，详定役法所上状，又详细说明“雇募”二字，深怕各路承用时产生疑惑，以为仍旧用钱雇人充役，因此请求把“雇”字改为“招”字。众人认为，这个办法既然不是用钱雇人，只是空泛地招募，招募必定不能实行；终究必须一律差拨。只是还不知道每年所得坊场、河渡钱四百二十多万贯，除去支酬衙前重难役及雇募押纲的钱之外，其余打算从哪里支用。而且熙宁以前，各路衙前大多有长名人数；比如西川，完全使用长名，所以衙前一役还不及乡户役重。淮南、两浙长名超过一半，其余各路长名也不少于一半。如今坊场既已归官收入，必定没有人愿意充任长名。这样一来，应当承担衙前役的就全是乡户；虽然名义上说是招募，但上等户为了免役而获利，才肯报名，与差役没有区别。上等人户既然充任免役衙前，那么次等人户就必须充任次等差役；如此一来，下等户承担的差役便会和熙宁以前一样多。如今百姓长期被苗役困扰，财力比熙宁以前贫富悬殊更大，而差役法又比旧法特别沉重，这正是众议不能信服的原因。然而臣私下听说，西边的熙州、兰州等州以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费用约三百六七十万贯，这些钱大半出自苗役宽剩钱。如今苗役既已停止，所以议论的人想指定坊场、河渡钱来供给这项费用，导致衙前役必须全部由乡户承担。臣认为朝廷养育百姓、准备边防，虽然有内外之分，实际上却是一件整体的事情。如果边防费用确实还没有安排，那么把坊场等钱留下来以备使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如今边防费用的筹划，详定役法所一定还不能周详了解，而暗中指定坊场等钱来供应这项费用，那么养育百姓的计划也已经疏漏了。臣请求朝廷严密下令户部与详定役法官会商，先计算上述新建城寨每年的费用是多少，其中多少属于西川茶钱，多少属于经制司钱，多少属于缺额禁军钱，多少属于内藏库钱；像这样列出的各项名目之外，还缺少多少数目。如果这个数目不是太多，臣请求计算出三年所缺的钱数，从元丰库和崇政殿库的钱中拨出。臣听说这两个库的钱物堆积如山，本来就是先帝储蓄来准备边事的，如今从这里支用，正合乎先帝的本意。臣听说兰州等地道路险远，实在难以守卫，朝廷正在商议放弃，以使中原安定。三年以后，边境已经安定，这就不是长久不断的费用；所用钱数虽然多，也有一定限度。坊场、河渡等钱既然没有其他支用，就请依照闰二月十五日圣旨的指挥，实行雇募衙前。如果朝廷特别珍惜这两个库的钱物，不想全部拨给，也请把坊场、河渡等钱除用于雇募衙前等项外，将剩余数目酌量补助边费。这样才可贵在养育百姓和准备边防两方面都不失当。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贴黄：朝廷正在商议使百姓得到休息，不应为了边防费用夺取坊场钱，专门差派衙前而困乏民力。臣私下看到，各路州县多年积存的青苗息钱和免役宽剩钱，数目不少，也可以用来补助西边新建城寨三两年的费用。这样就可以保留坊场钱来雇募衙前，使民间没有重役的忧患，朝廷的恩德惠及百姓就深了。【请求禁军每日训练一次状〈二十二日〉】右司谏臣私下看到，各道禁军自从设置将官以来，日夜操练武艺，剑槊、击刺、弓弩、角力等，比从前增加了一倍。然而近年在边境上试用他们，也没有看到战胜敌人的效果，大概是士卒所熟习的，只是军营中的一件事情罢了。至于百战百胜，自然另有方法，不能不加以考察。臣听说凡是将官训练士兵，都早晚各训练一次，新招募的士卒有时甚至整天不能休息，士卒把这看作极大的痛苦。前些年西部边境用兵，士卒从内地各郡前往战场，都奋勇而去，把免除训练当作喜事。先朝重视军事，每年派官员考察阅兵，赏赐丰厚，升迁补授迅速，军心尚且如此。臣看如今优厚他们的办法不如先朝，而劳苦他们却和从前一样，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古代名将如李牧、王翦，要使士卒拼死效力，必定杀牛分酒，让他们尽情休息欢乐；平时养护而不使用，士卒都投石、超距，踊跃振奋，然后才使用他们，所以所向无敌。如今平时没有战事，却从早到晚以操练虐待士卒，使他们没有余力经营生计，衣食耗尽，憔悴无聊，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能得到他们的拼死效力？臣请求禁军除新招募尚未训练熟习的人外，其余每天只训练一次，使他们能够用剩余的力气谋生；将来驱使他们出征，他们乐意拼死效命来报答朝廷，应该会比从前更好。谨此记录上奏，恭敬地等候皇帝的诏令。【请求派官员与黄廉一同核查蜀地茶务状〈二十五日〉】

译右司谏臣近来曾奏说，益路、利路等路的茶事司以买卖茶叶虐害四路百姓。朝廷已经派黄廉核查其中利弊。臣请求先罢免茶官陆师闵的职任，使四路官吏不必担忧日后祸患，敢于把实际受到的危害全部告诉黄廉。如今听说朝廷反而派黄廉兼领茶务，臣私下认为，黄廉如果以专使身份查究茶法的弊端，自身没有利害关系，茶务无论大小势必都会据实陈述；如果亲自掌管茶务，负有茶利增减、边费盈亏的责任，那么茶叶造成的危害，势必不肯全部说出。况且朝廷本来是因为远方百姓无处申诉，才特意派遣这位使者；事情还没有办成，就授予他外官，百姓不了解内情，一定会认为朝廷安于虐害百姓，重在维持旧法而不愿改革。这件事关系重大，应当迅速设法补救。朝廷一定认为陆师闵祸害四路已经很久，不愿另外派人替代而耽误岁月，所以趁黄廉在那里，便让他立即接替罢免陆师闵。事情虽然稍微方便，按道理却还不完备。臣请求选派一名清正强干的官员，与黄廉共同核查，完成后一起到朝廷当面奏报利弊；这样才可使他们不敢隐瞒茶务弊端，四路百姓最终都能受到恩泽。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请求用发运司的米救济淮南饥民状〈二十八日〉】右司谏臣看到淮南遭受旱灾，百姓粮食价格暴涨，朝廷特意下令截留上供米三十万石，以救济他们的急难，体恤百姓的深厚程度，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然而臣听说本路从正月以来，一直用义仓、常平仓的粮食逐步赈济，大约到夏季中间麦子成熟时，粮食还可以勉强供给充足。没想到如今旱势更加严重，夏麦没有收成的希望，而秋收还在一百天以外。虽然有前面截留的上供米，分给全路使用，但恐怕还不能遍及饥民。臣听说发运司每年把粜籴本钱一百万贯，在粮价低时买米，用来抵补各路超过期限的上供米数；有时遇到米贵，也出售米粮收取利息。臣请求下令发运司，约定今年应当留下以抵补上供的数目以后，其余粮米暂时只按原来购买的价格，全部拨给各郡出售，不得收取利息；并先详细上报应留多少抵补上供、多少可以出售，以及原购买价格的标准。这样可使米粮数目稍微增加，救济接续饥荒，支撑到秋收。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论明堂神位状】右司谏臣听说，三代的常规祭祀，一年祭天九次，祭地两次，都由天子亲自主持。因此举行祭祀时，有时祭昊天，有时祭五方天帝，有时只祭一天帝，有时祭皇地祇，有时只祭神州地祇，总之在一年之内，天子亲自祭祀必须遍及各神。到了近世，每年的常规祭祀都由有关官员代行，三年以后才亲自祭祀一次。亲自祭祀的疏密，古今变化相差如此之远。那么祭祀礼制有所不同，大概也是形势造成的。谨按本朝旧典，冬至圜丘祭祀，必定同时享祭天地，并陪祀百神。如果遇到事情不能举行圜丘祭祀，就另行其他礼仪，有时在南郊举行大雩，有时在明堂举行大飨，有时在大庆殿恭谢，都采用圜丘的礼乐和神位；其用意是认为皇帝不可以三年不亲自祭祀天地百神。臣私下看到，皇祐年间明堂祭祀遵用这一办法，最为合乎礼制的变通。皇祐以后，凡祭祀明堂，有时采用郑氏的说法，只祭五方天帝；有时采用王氏的说法，只祭昊天上帝。虽然从古代经学来看各有依据，但考察本朝旧制，却是不恰当的。大概儒者拘泥古制而不知道当今，以天子每年亲自祭祀的礼仪来议论皇帝三年一次亲祀的礼制，所以疏远到这种地步。如今皇帝陛下敬奉天命，继位已经超过一年，将在九月于明堂举行祭祀，按礼义应当同时祭见天地，遍礼百神，亲自献上诚心，以求获得神灵的赐福。臣担心有关官员不明白礼制的本意，以古非今，拘泥于王氏、郑氏的偏说，扰乱本朝大典。礼制随着人情而变化，人情所安定之处，天意也一定顺应。如今皇帝陛下开始亲自主持祭祀，而天地百神都不遗漏地得到祭祀，难道不是向下合乎人情、向上符合天意吗？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明诏礼官，今年秋天的明堂祭祀采用皇祐年间明堂的典礼，这样或许能使精诚上达下临，广泛惠及上下。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请求借用常平钱购买上供米及各州军粮状〈初八日〉】

译右司谏臣听说，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财政的办法是：谷物、丝帛，是百姓生产出来的，所以应当收取后储藏在官府；钱币，是国家铸造的，所以应当发放流散到百姓中。其用意一向是用国家所有的换取国家所没有的，使有无相互流通，国家费用便能充足。因此熙宁以前，民间两税都用米麦布帛缴纳，虽然还有沿纳的各种杂钱，但都折合成谷帛缴纳，大概从未缴纳钱币。钱币进入官府的，只有茶、盐、酒税及其他杂利。然而当时东南各郡仍然苦于缺钱，钱价重而物价轻，有钱荒的忧患。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缴纳常平息钱；官库的钱，钱串腐朽而无法计数，民间和官府的钱几乎都搜刮尽了。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是私铸的小钱，有无不能互相流通，农夫蚕妇辛苦劳作却没有地方出售。常平、役钱堆积如山，却不能救济饥荒。大概十多年间积成了这个弊病，到今天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朝廷近日虽然已经减少常平钱，停止发放免役钱，使百姓得到休息；然而钱积聚在官府，没有疏通流散的办法，百姓手中没有现钱，百物更加便宜。这就好比饥饿的人虽然已经得到食物，却没有水可以饮用，长期口渴而不救治，也会导致死亡。臣私下看到，本朝建立京城，沿袭周朝旧制，不凭借山河险固，而以军队屯驻作为险阻。自祖宗以来，东南漕运不断，广泛储藏军粮，对内充实根本，对外威服夷狄。当国力强盛时，储粮足以支撑十多年。近来每年漕运都有损耗，粜卖又没有节制，太仓的储粮连五年都不到，国家财政空虚衰弱，有识之士为此寒心。至于各路军粮，大多没有储备。熙宁年间，东南发生大旱，民间缺粮，官府想赈济却无处取得，不得不向富民强行征取，收集斗石之粮来救济亿万百姓，劳而无功，反而徒留笑柄。然而如今各路转运司长期因商贾不通、农民困病，所以酒税收入减少；再加上收买军器杂物、封桩缺额衣粮等事务，因而经费不足。朝廷虽想对内充实京师、对外充实各郡，但有关部门贫乏，形势上没有资金来源。臣请求下令东南各路转运司，各自借用本路常平仓的现钱，遇到丰年谷帛价格低时，预先购买三年的上供米，以及本路州军各军三年的衣粮；限在三年内分期收购，重新确立禁约，不得另作支用，并在五年以内收集归还钱物，拨还常平仓司。每年年终，详细列出原来借用的钱、所买的物资以及已经归还的数目，由提刑司证明属实后，申报户部检查有无违法之处并上奏。凡涉及借钱买粮的事务，如有不依法办理的，都允许提刑司察觉后上奏。只要钱币流通起来，就足以鼓舞士农工商四民，使各种货物流转；仓廪充实，就足以供养各军，防备水旱灾害，那么上下都会富足，公私都能获利。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下交户部，制定法律施行。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贴黄：借用常平司的钱，并不是直接拿来供给国家费用；应当命令转运司，责令其按期归还。务必使常平司的钱长久不匮乏，这样转运司在紧急时有所借用，才是真正长久的利益。【第五次论蔡京任开封府知府不公之事状〈十一日〉】

译臣先前四次上章，指出蔡京任开封府知府时推行役法，明知旧法规定的人数冗多，近来又下圣旨允许州县斟酌有无妨碍，对于登记名册、定额差役也没有规定期限；蔡京却违背这一指挥，派人监视逼迫开县、祥县，完全按照旧法人数，在几天之内把差拨办完，意在扰乱百姓，以阻挠新法的成功；同时蔡京又曲解法律包庇段继隆贪赃的案件。臣请求先罢免蔡京的差遣，催促大理寺结案判决，不承蒙朝廷施行。不久蔡京请求出任外官，朝廷特意任命他为真定府知府，臣又上言：真定是重要藩镇，不应交给一个新近出仕、罪行尚未审结的人。朝廷仍然不予理会。如今臣私下看到，成都路转运判官蔡朦推行役法，没有斟酌有无妨碍，督促逼迫州县差拨衙前；详定役法官韩维等人说这样会害民，蔡朦当天便被降为广济军知军。臣详细考察，蔡京、蔡朦同样奉行役法，用心刻薄，想借此扰乱百姓、败坏良法；但蔡京官居侍从，朝中有党人支持，于是升任藩帅；蔡朦因为官职低微、没有党援，只被贬为知军。同样的罪行却有不同的惩罚，公议不能心服。臣又看到，大理寺审得李雍经开封府举报段处约把父亲段继隆任为知济州，段继隆进奉空名状，召人承买，要钱三千贯；又奏报邢州张家把人冒充外甥的事情。臣考察李雍所告发段继隆的罪名并不轻，如果查不出实情，那么李雍无缘无故便会被判诬告之罪。这是官府和私家办理案件的常规，蔡京不可能不知道。如今既认定段继隆无罪，却又判李雍释放，前后自相矛盾，简直像儿戏一样；由此可见他反复接受请托，不用等到弹劾审查便已经明白。如今大理寺竟敢公开徇私，任由蔡京等人妄乱分析，却不再查究其中的情弊。臣现在听说，案卷中本寺纵容蔡京等人，不依公正彻底查勘的事项，谨逐条列在下面：一、李雍起初上状论告段处约等人，蔡京说段处约是尚书都省主事，有官职，应该申报尚书省勾追，于是判了一个“申”字。随后又说段处约恐怕不是主事，抹去“申”字，只判勾追其他人，命令段处约分析说明实情。从这一点看，显然有徇私情弊。段处约如果是主事，就应申报勾追；如果不是主事，就应直接勾追，哪有抹去“申”字便不勾追的道理？显然是段家打通关节尚未送到时，蔡京还依公申报勾追；段家的关节送到后，便免去勾追。一、李雍控告段处约出卖奏荐恩泽，已经有实际钱数、事实状况以及买卖双方姓名，理应把诉状、被控告的人以及全部证人证据一并送交有关部门查究。如今却只把证人叫来，任凭他们作虚妄的供状，说并不是召人承买手分。王士安请求送交有关部门，蔡京坚持不肯，只把他们所供的虚妄状词作为凭据，显然是徇私情弊。一、蔡京既然不肯彻底查究事实，却又特别替段处约设法，召集询问进奏官，问他替谁奏报，以便符合段处约的供词。臣从未见过官府查究罪人时，不让双方的供词相互对质，却替罪人另外寻找证据便算结案。一、蔡京既然凭众人的虚假供词，把李雍原来的诉状判为诬告，已经判了一个“勘”字，就是要查究李雍诬告的罪名。后来却又抹去“勘”字，判了一个“放”字，显然是心里知道李雍不是诬告，不敢再查问。如今大理寺却纵容蔡京等人妄称李雍是自首，所以判为释放。臣考察李雍只是自首承认同谋出卖官职的罪，并没有自首诬告段处约的罪，凭什么因为自首便判他释放？这种说法实在虚妄，简直像在欺骗小孩。大理寺官吏不可能察觉不到，显然是在徇私包庇。右司谏请求朝廷详细斟酌上述四件事。即使不说蔡京受宠而曲意包庇段处约等人、上书内容欺诈不实，仅凭徒刑二年、私罪以及出卖官职三千多贯而尚未入手的赃罪，即使没有徇私情弊，他昏庸错误、不能任职，也已经应当责罚降职。何况还有上述四件事，情状十分明显；再加上先前差役办理不当，他与蔡朦是同样的罪。种种奸弊积累到这种程度，应当严加责罚。大理寺官吏竟敢观望权贵、徇私枉法，故意替蔡京开脱罪责，也请重重责罚降职。如果朝廷还不认为臣的话可信，请交给御史台重新彻底查勘，这样就能查明实情。谨将奏章录呈，恭候敕旨。【请求诛杀并流放吕惠卿状〈十九日〉】

译右司谏臣听说，汉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凭借巧诈，迎合皇帝的意旨，变乱货币制度，大兴刑狱，使天下人战战兢兢地站立，几乎导致天下大乱；汉武帝醒悟后诛杀张汤，天下才安定。唐德宗时，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类，竭力主张征伐，助成暴虐搜刮，使天下人相继背叛皇帝，以至于流离播迁；唐德宗醒悟后驱逐卢杞，国家才重新保存。大概小人天性倾邪，安于不义，性情本来阴险狠毒，尤其喜欢害人；如果不让他死亡，最终一定会成为祸患。臣看到前参知政事吕惠卿，兼有张汤的巧辩欺诈和卢杞的奸险凶恶，诡变多端，敢于做越轨之事，见利忘义，贪财无厌。王安石起初任执政时，把他作为心腹。王安石是山野之人，强横傲慢而荒诞，对于吏事几乎一无所知；吕惠卿从旁指点教导，以助成他的恶行。青苗、助役等议论都出自吕惠卿之手。韩琦首先指出青苗法的危害，先帝知道韩琦朴实忠诚，立即醒悟，想罢退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意见。当时执政大臣都听到了皇帝的谕旨，王安石也惊慌失措，接连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欣喜，以为有了休息的希望。吕惠卿当时只是小官，自知失去势力，便上章请求入对，竭力进献邪说，迷惑圣听，巧妙地改变皇帝的意旨。他以馆殿官身份代理内侍的职务，亲自前往传达诏令，以重新起用王安石，肆意施展虚伪的辩说，驳倒韩琦的意见。又替王安石谋划控制上下的策略，大多采用刑狱来震动天下。从此诤臣噤声，有识之士丧气，天下人也就随之倒向一边。至于排斥打击忠良、援引邪党，吕惠卿的力量占了十之八九。后来他又创立手实簿法，哪怕一尺屋椽、一寸土地，也搜括检查得没有遗漏；鸡、猪、狗等牲畜，几乎都被抄录登记。专门使用告发攻讦的办法，细细推求分析，鞭打刑罚交相使用，纸笔价格飞涨，小民的怨苦超过了苗役。又因为保甲的正长负责发放青苗钱，结甲到官府办理，不遗漏一户人家。上下骚动，百姓不能安生。于是导致河北百姓流离迁徙，即使上等富户，也有人赶着车辆和牛，怀揣金银，流入襄、邓一带。不久又兴起大规模案件，用来恐吓胁迫士人，像郑侠、王安国这一类人，只是保全性命离去。推究他害人的本心，本来想株连牵引、污蔑公卿，并不只是如此。只是依靠先帝天性仁慈圣明，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吕惠卿没有能够把恶行推到极点。否则，安分守道的士人就会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后来吕惠卿因为赃罪被罢黜，于是竭力陈说边事，以迎合皇帝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杂用蕃汉士兵；对上与冯京持不同意见，对下与蔡延庆等人极力争辩，只有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他的主张得以施行。此举违背人情，破坏扰乱边政，至今仍成为祸患。西戎并没有变故，他却妄奏紧急军情，擅自率领大军进入敌境，最终没有遇到敌人，拖延着返回，耗费资粮，损失兵器铠甲，数以万计。他肆意欺骗蒙蔽，旁若无人，还立碑记功，使西戎明白知道朝廷有吞并灵州、夏州的意图。从此戎人怨恨反叛，边境骚动，河、陇地区困竭，天下疲惫。永乐城之败中的大将徐禧，本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举而提拔的，始终与他意见相合，于是把边政交给徐禧。败报刚传来，就震动宫廷，接着导致皇帝身体不适，起初实在是由此而来。边境的祸端一旦产生，至今仍成为阻碍。等到吕惠卿改任河东，他大规模征发人力、牛只，在葭芦、吴堡两寨的生地上耕种，依仗重兵保护，才敢播种；播种后便返回，不敢再去巡视。到了秋收时，又用重兵防守保护，收割所得大多是秕谷和稗子，在雨中收获，立即腐烂。惠卿夸大张扬这件事的数目，发文移交转运司办理，妄称可以停止馈运，其实耗费极大而没有丝毫利益。边臣害怕他，都不敢说话。这些只是惠卿在朝廷上的一两件事，即使把他公开陈列于市朝示众，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险恶刻薄，非人所为，即使是闾巷中的下贱之人，也有不肯吃他剩余食物的。安石对于惠卿，有庇护扶持之恩，有如父亲和老师的情分。当他们谋求进用时，关系牢固如一体，互相引荐，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相当、势力相互冲突，便反目相噬，化为仇敌。起初安石罢相，是由执政推荐惠卿。惠卿取得职位后，担心安石再被起用，于是制造王安国、李士宁的案件，促使安石归去。安石觉察此事，被召即起，彼此轮番攻击，务求置对方于死地。安石一党说，惠卿曾让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人的钱购买田产，又让舅舅郑膺请求夺取民田，让僧人文捷请求夺取天竺僧人的寺舍。朝廷派蹇周辅审理此事。案件将要完结时，安石罢职离去，按照旧例此事便没有再追究。案卷还在御史那里，可以重新查阅。惠卿说安石与人结党作奸，揭发他的私信，其中一封写道：“不要让齐年知道。” “齐年”指冯京。冯京和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认为他的罪不重，惠卿又把这件事揭发出来。另一封写道：“不要让皇上知道。”安石因此获罪。惠卿和安石原是推心置腹、互相托付妻子儿女的关系，平日结交唯恐不深，所以即使欺骗君主的话见于书信，也不再加以怀疑追问。惠卿在双方无事时，已经把这些信一一收录起来，以备紧急时使用。一旦发生利益之争，便彼此揭短攻击，不遗余力，务必要置对方于死地。这是狗猪都不会做的事，惠卿却做了，而且毫不感到惭愧。天下士人见他在位，都侧目害怕。君主任用人，想要他对自己忠诚守信，就一定要先考察他对父兄是否仁爱、对师友是否诚信，然后才把事情交给他。所以放▯违背君命，但推究他的仁心，却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食子以报君，是极其残忍的行为，而推究这种忍心，甚至会发展到弑君。栾布只是没有废弃彭越的遗命，所以汉高祖知道他贤能。李绩只是没有图谋李密的土地，所以唐太宗称许他的义行。两人后来都侍奉了两个君主，却都成为著名的大臣。为什么呢？因为仁爱之心存在于内，无论施用于何处都可以；虽然公事和私事有区别，但忠厚之心没有不同。至于吕布侍奉丁原时，就杀了丁原；侍奉董卓时，又杀了董卓。

译刘牢之侍奉王恭时，就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时，又反叛司马元显。这种背叛违逆人伦的行为，世人都共同怀疑。因此吕布被曹公诛杀，刘牢之被桓氏杀死，都是因为他们平生反复无常，势必不能容存。曹、桓都是古代的奸雄，能够驾驭英豪，什么人不能拥有；然而推究利害，最终还是害怕这样的人。如今朝廷选用忠诚守信的人唯恐来不及，却把惠卿置于其中，就好比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枭鸟和凤凰同处一巢；这不只是势不两立，而且必然是恶人取胜。何况从去年以来，朝廷罢免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谋利，有的因为滥用武力，只要有一件事损害百姓，都不能逃脱责罚。如今惠卿兼有众多罪恶，自己知道罪大，想以闲散职位来免罪，天下公论却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来言事的官员，弹劾奸邪，甚至邓绾、李定这类人都细小不遗地列举，却没有涉及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多疑而残忍，像蝮蛇蝎子一样，万一再被起用，必定因一点怨隙报复，所以言事者不肯轻易发言。臣愚昧少谋，认为自己身居言官之位，却和元凶同时存在而畏惧回避、隐忍不言，是辜负朝廷。因此不怕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伏望陛下独断于圣心，稍稍按典法正罪；即使还不至于污辱斧钺，也应追削他的官职，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防御魑魅。谨将奏章录上，恭候诏旨。附黄：吕惠卿在朝廷掌权，前后十多年，掌握威权，凶恶气焰所及，比安石更甚；又援引邪党，使他们分布在朝廷要职。臣如今陈述他的罪恶，必定会有人暗中替他游说来破坏臣的言论。唯愿圣明明察，不要让孤忠横遭朋党伤害。【再次请求派官员与黄廉一同核查茶法奏状〈二十一日〉】右，臣近日上奏，请求选派清廉刚强的官员，与黄廉一同核查蜀中的茶法。不久承蒙朝廷派杜▯前去，后来详定编敕所上奏请求留下杜▯。杜▯既然没有前往，而蜀中的茶法直到今天还没有派人同黄廉核查。伏望查阅臣以前的奏章，另选派一人，使黄廉有所顾忌，不敢把课利的增减作为自身利害，能够把茶法的利弊全部奏报。谨将奏章录上，恭候诏旨。【再次谈论役法札子〈五月十六日〉】臣听说世上没有永远不产生弊病的法令，即使三代圣人的政治也难免有害处，所以能否使法令神妙而明善，关键在于执行它的人。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废除免役法，重新实行差役法，百姓起初免于交钱，欢欣鼓舞、互相庆贺，士大夫也顺着百姓的喜悦，认为差役一实行，就可以坐享无事了。臣愚昧地认为，免役法的弊害虽然除去了，差役法的弊端也不能不知道。因此推究说明其中的缘故，请陛下明察。本朝沿袭隋、唐旧制，州县各种差役都由乡户承担，百姓出力供官府使用，按年按月轮番休息，使劳逸相互替代。官吏如果遵循法理，不用非法手段加害百姓，被差役的人本来没有太大的痛苦。然而役人既是纳税户，家中有田产，官吏有所索求便不能不得到；官吏稍不廉洁谨慎，凡有所需，就免不了侵夺。因此祖宗时代，天下役人除了正役本身的劳费外，上至衙前要承受公使、厨宅、库务等方面的困苦，中至散从官手要承担打草供柴的劳作，下至耆长、壮丁要承担年节馈送的费用，日久成为习俗，大家安然视为平常。百姓遭受差役，就像遭到盗寇劫掠。神宗皇帝明察这种弊害，才开始议立免役法；旧有弊病虽消除，但所收役钱大多收作宽剩钱，百姓难以真正见到钱，日益贫困憔悴。如今朝廷既已恢复差役，除了正在议论的衙前差募还没有形成定法以外，其余耆户长、弓手、散从等差役，一概按定额差派。贪官暴吏私下因此互相庆贺。为什么呢？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境既不富裕，又从小熟悉官府，官吏即使想侵吞剥削，也无从下手。如今耕种农田的百姓，性情如麋鹿，一进入州县便已经自己害怕，更何况家有田产，官府索求什么都不得不答应。若不是廉洁的官吏，谁不会动心？他们妄自以为朝廷既然实行差役，各种侵扰都应当恢复旧日情形。据听说现在各路已经出现这种弊病。臣恐怕过些年，旧日习俗滋长，役人困苦，必然有人重新想到免役的便利。这对于圣明的政治，损害不小。前些时候，朝廷刚刚革除各种弊病，士人心怀异议，许多人被贬逐。那些冷眼旁观新政、希望它失败的人，并不止一人。如果不除去这种弊病，使百姓产生怨言，那么那些立异的人日后必然会把它拿来作为攻击的依据。臣请求明白下诏，郑重告诫监司和长吏，使他们知道朝廷爱惜乡村差役人，和神宗朝爱惜雇募役人没有不同。凡是过去约束官吏不得侵扰役人的条文，请刑部抄录出来，详细核实，不能遗漏，雕印颁发，命令一律照旧执行；在州县张榜公布，使百姓知道，并且经常加以督察，违犯者一概不赦。凡监司所属地区有官吏违法而监司不能察觉，后来因事情败露才被发现的，应加重监司的罪责。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只享受到差役的便利，而不遭受差役的祸害；那样以后，天下所蒙受的恩赐就深厚了。请陛下裁决施行。●《栾城集》卷三十九 ◆右司谏论时事十五首 【请求责罚降职吕和卿奏状〈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