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四十三◆御史中丞论时事十二首

译臣下恭敬地看到，西夏轻浮狡诈，屡次称臣又屡次反叛，造成的祸患无法预测。昨天与延安商议边界，拖延不决；若舍弃归还本国，招抚也不能使其前来。边地之人起初认为，边界之事从此不能再议，坤成贺使也应当不会来了。如今上天诱发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使者已经到达边境，而边界之事又照旧可以商议。趁他们还没有立即宣布断绝关系，招抚怀柔的计策仍可再次施行，这实在是国家的利益。然而臣担心朝廷忽然不加考虑，不在今日追究事情的根由、堵塞争端的缝隙，必定要等边患已经发生以后才谋划，那就来不及了。臣听说熙河近日新修质孤、胜如二堡，侵夺夏人的御庄良田；又在兰州以北渡河二十里，商议修筑堡寨，以扩大侦察范围。夏人因此猜疑离心，不接受约束；他们怨恨边吏、不信任朝廷，已经不言自明了。只是因为每年的赏赐很丰厚，互市待遇很优厚，所以勉强保持臣属的节操，实际上并不是感念我们的恩德。假使他们稍微得到便利，哪里肯安然不作过失呢？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国家既然失去了重大信用，就不能再责备夷狄不守旧约。臣私下认为，朝廷对西夏，抛弃钱财，割让土地，没有一样舍不得的，这样已经多年了。可是熙河的帅臣及其将领属吏，不体察朝廷的用心，只图谋尺寸之利，妄想以此求取功劳和赏赐，损害国家大事，实在令人痛恨。近年熙河修筑西关城，声称下一步要修筑龛谷。鬼章疑惧，于是发动大军进攻骚扰，使一路受到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如今既已修筑质孤、胜如，形势必然会波及龛谷。夏人惊惧疑虑，正与鬼章当年的事情相同。由此说来，过错在熙河，并不是夏人的罪过。兰州成为祸患，来由已经很久了。从前先帝分派各将领进入夏境，李宪负责攻取灵武，却畏惧怯懦，不敢深入，于是拿攻取兰州来交差。从那以后，修筑城池，聚集军队，整备兵器，积储粮食，劳民伤财，动辄以数千万计算。议论此事的人忧虑很久了。好事的臣子因此寻求遗留下来的利益，认为金城是汉代屯田的旧地。田地极其肥沃，水可以灌溉，不担心没有粮食，只担心不耕种；不担心不耕种，只担心没有堡障。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以及渡河筑城，都是为了设置堡障。过去熙河派兵侵入耕种这块土地，都被夏人杀死，何况修筑堡寨，招致敌寇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朝廷安然不以为怪，坐视边境祸端发生，实在令人惋惜。兰州不耕种，确实算是没有利用的利益。假使夏人反叛，那么它造成的祸患，与不耕种兰州相比，哪里只是百倍！所以臣认为朝廷应当权衡利害轻重，有所取舍。何况兰州近来边患稍稍平息，物价逐渐平稳，与用兵之时相比，何止是三分之一。如果能够忍受这点劳费，经过岁月磨炼，慢慢观察时机，等到夏人衰弱，确定不敢争夺时，再商议修筑，这样施行，似乎才是好的策略。臣不知道边臣为什么如此急迫地这样做。从前唐明皇想要夺取吐蕃的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是名将，认为在坚城下屯兵，耗费数万士卒，然后才能图谋攻取，恐怕所得抵偿不了所失，请求整治兵马等待时机再攻取。皇帝对此不高兴，王忠嗣因此获罪。后来皇帝派哥舒翰攻下石堡城，虽然开设屯田、缴获军用物资，不能说完全没有补益，但士卒几乎死尽，全都如王忠嗣所说。唐史把这件事作为深刻的警戒。这就是今日的借鉴。如果朝廷不采纳臣的意见，臣料想夏人早晚一定会再次反叛；用兵以后，免不了要招致他们反击，那样的劳苦和耻辱，必定比今天更加严重。敌人强横就畏惧他，敌人柔弱顺服就欺凌他，恐怕不是大国应有的气度。唯愿陛下留心审察。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附呈黄签：臣听说朝廷想以点检弓箭手为名派遣孙路，借机商议熙河边界。臣观察孙路过去在熙河时，跟随李宪等人制造边事，因此得到朝廷提拔任用，深恐孙路习惯于从前的做法，不以夏人顺逆及国家利害为念，反而妄图取得兰州的小利，丧失国家的大计。恭请陛下明白地赐予戒谕，如果因边界之事制造事端，另使夏人失和，劳累百姓、损害国家，罪责在所不赦。【荐举林豫的札子】臣私下看到，天下长久安定，士人长久没有得到考验，有才干的人无法展示自己，遇到缓急之事时，朝廷不知道应当任用谁。从前汉丞相王嘉担忧世间缺乏人才，曾上书说：“从前苏令起兵成为盗贼，想派大夫去询问情况，当时却发现没有可以派遣的大夫，于是召来▯▯令尹逢，任命为谏大夫派遣他。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干能力的人很少，应当蓄养那些可以培养成材的人，这样士人遇到危难就会不吝惜牺牲生命。临到事情仓促时才寻找人才，不是彰明朝廷的办法。”臣凭借无能而窃居职位，担任侍从近臣，实在应该趁如今有闲暇时，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使朝廷得以稍加优异任用，那么遇到缓急之事应当会有所补益。臣私下看到右通直郎林豫，办事干练强敏，长于应变，所到之处都有可记述的政绩。他初任泉州惠安尉时，因为选捕尤溪的强盗二十四人，蒙受恩典转官三阶；后来任签书亳州判官，又因为选捕楚州涟水的群盗，捕获三十八人，累计减免六年磨勘，仍不按照名次指派差遣。从他处置事情的情况看，很有些得到古人用兵的要领。如果蒙朝廷提拔，再加以试用，应当会有可观的表现。如今世上有智谋策略的人不可多得，若让吏部按照惯例授官，使他庸碌地处在外任，将来想要有所差遣，还不如平时加以培养更好。臣不胜区区之心，采择众人的长处，以补助国家万分之一。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请求分别邪正的札子】

译臣私下看到，自元▯以来，朝廷改革更张弊政，排斥驱逐众多奸邪之人，上面施行忠厚的政治，下面没有聚敛财物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到如今五年了，朝廷内外安定，没有人认为这样不对。只是奸邪之人失去职位而居于外地，日夜窥伺机会，图谋重新进入朝廷，不免用各种方式游说，动摇权贵近臣。臣愚昧，却对此深感忧虑。如果陛下不能察知实际情况，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竟让忠臣和邪人一同进入朝廷，以表示宽广包容、无所不容的意图，那么冰炭同处，必然彼此争斗；香草和臭草共放在一个器皿里，久而久之必定留下臭味。朝廷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从前圣人作《易》，阳气在内、阴气在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称为“泰”；阴气在内、阳气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称为“否”。小人不能让他们处在朝廷中，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外地，经常给予安抚和存恤，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容身之处，不至于因愤恨无聊而谋害君子，这样才体现《泰》卦的本意。从前东晋桓温作乱，桓氏的亲属党羽遍布朝廷内外。桓温死后，谢安代替他执政，把三桓分别派到三个州任职，使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急切的利害关系，江南于是安定。因此《晋史》称赞谢安有经略长远、没有争竞的美德。然而臣私下认为，谢安对于桓氏，也只是把他们任用于外地罢了，从未把他们引入朝廷，与他们共同执政。假使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他们各自怀有异心，都想自行施展自己的意志，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更何况安定朝廷呢？近来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护小人，只为自己图谋便利。小人在朝廷内部既有了主使者，所以蔡确、邢恕之流敢于说出妄言，欺骗愚昧之人、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关官署惩罚先前的过失，凡是在朝廷任职的臣僚，一概受到摧抑。卢秉、何正臣都身为待制，却因在明堂荐举儿子，只得到选人的资格。蒲宗孟、曾布所犯之罪明明有典章法律规定，降官和夺职还唯恐不重。这样明显地留下痕迹，表示亲疏异同，为朝廷招来怨恨，这两方面都错了。所以臣认为，小人固然绝不能任用为心腹，至于治理四方、奔走处理各种事务，则应当各取所长，不偏废任何人；宠禄、恩赐也应当常使彼此相同，不留下可供指摘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谋略。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台谏众人纷纷进言，指称他为邪党，认为小人必定会由此聚集进入朝廷。臣曾议论温伯的为人，他略有文才技艺，没有其他大的罪恶，只是本性柔弱，委曲顺从他人。当王▯、蔡确掌权时，他就看人脸色行事、顺心迎合；等到司马光、吕公著主持国政时，他也在两边逢迎。如果说他只是随左右的人依附，没有固定立场，遇到便利就随势转变，遇到缓急之事不能依靠，这样说确实不过分。如果说他怀藏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那就太严重了。台谏关于温伯的言论是过分了，但为了朝廷作长远考虑，却不能说是过分。因此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元▯初年的政治方针，时间越久越坚定，慎重任用左右近臣，不要使邪正混杂。至于在外任职的臣子，应一概用恩意对待，使嫌隙无从产生，使他们爱戴朝廷而忘死效命；这样朝廷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安然行善，时间越久祸患越少。臣不胜区区之心，广泛采纳公议来供陛下左右参考。恭请陛下宣谕大臣，共同重视这一原则，不要认为自己没有参与改革政治，便动辄怀有异同之心。这样以后，朝廷才会安定。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执政制造事端的札子】臣听说，宰相的职责，是用来镇定安抚朝廷内外，使百官都能胜任职事，赏罚各自符合实际，使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享受太平时代的福祉，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职责。臣私下看到，近来执政官拟定让邓温伯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任命诏书一下，中书舍人不肯撰写制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台全体、两省谏官都极力进言认为不可，议论汹汹，持续一个月不能决定，而执政官的意志却坚定不回。温伯仍旧任职，而进言的人都得到美好的升迁，拿这件事询问公议，人人都不明白其中缘故。如果说执政官确实正确，那么给事中、舍人和台谏也都属于选任之官，难道他们全都错了吗？如果说进言者确实错误，那么不但不加贬黜责罚，反而都得到优厚宠遇，这样升降便没有依据。因此公议都说，朝廷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对，只是难于改动罢了。如今诽谤议论还没有平息，又拟定让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若权任本部尚书。中书舍人二人又相继封还陆佃的任命。臣私下认为，这两件事本来都不是朝廷急切而非办不可的事务。上面不是出于君主的决定，下面也不是有关官署主动提出，都是执政官自行决定任用人选，才导致这样的争纷。朝廷内部，皇帝陛下和太皇太后陛下因烦琐的争论而厌倦，焦虑劳累达一个月；朝廷下面，侍从和重要官署失去了原有的职守，纲纪废弛败坏。至于赏罚颠倒，更是近来从未听闻的事情。臣不知道这样处理政务，能够算是镇定朝廷内外、安定朝廷吗？近来各曹侍郎缺员，朝廷开始提拔各卿监权任侍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权侍郎，本部门的事务就缺少官员办理。像礼部、兵部这样的部门，事务很少，即使没有侍郎，只责成郎官办理，也自然能够完成。何况已经有侍郎，又再让人权任尚书，这是什么道理？如果说侍郎任职时间久了就应当升为尚书，臣不知道尚书任职时间久了是否就应当升为执政官吗？这就是为人选择官职，而不是为官职选择人才。臣任职执掌法纪，私下担心圣意没有经过详察，只看到执政官一再诋毁有关官署，替自己的意图伸张，使群臣没有办法自行申辩。今后再有这类事情，恐怕没有人敢于守法、为陛下辨明是非。因此臣区区进言，不觉烦扰冒犯，罪当万死。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进言不当应明确实行贬黜降职的札子】

译臣听说孟子说过：“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的言论就应离去。”所以祖宗朝凡是任用台谏官，进言而被采纳，就留在职任上；进言而不被采用，就予以贬黜罢免。这是事理必然，前后都是如此。只是去年台谏议论回河不当，言论既未被听从，进言的人却都得到美好的升迁。今年又议论邓温伯不可以担任翰林承旨，言论既未奏效，进言的人也都一并升职。虽然臣下迫于朝廷命令，勉强接受职位，但朝廷内外都在观望，不知道是非曲直究竟在哪里，这造成的损害不小。假使朝廷偶然有错误的举动，听到正确意见便改正，正好可以增加广开言路的光彩；如果进言者议论事情确实不当，依据法律罢免，也足以显示升降进退的公正。如今不辨是非，一律加以提拔，朝廷就会背负隐瞒过失、图谋私利的毁谤，臣下则会受到苟且敷衍、贪恋俸禄的责难。这样的风气逐渐形成，士人的气节就会衰落，记载在史册上，也不是什么美事。臣如今任职执掌法纪，才力疲弱，哪里能够发扬光大法理？但在职思忧，不敢不尽力。如果所说合乎道理，希望陛下大力主持，施行时不要吝惜；如果有一件不当，也请求明白地加以流放贬谪，以惩罚妄言。唯愿陛下不要采取隐忍包容的办法，使君臣共同承受毁谤，臣将十分幸运。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再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臣于本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说君子与小人不可同时处在朝廷，又当面详细陈述，以冒犯天听。臣私下观察圣意，似乎并不认为臣的言论错误。然而天威近在咫尺，言辞仓促，有些意思没有说尽。退下后臣恭敬地思考，如果让邪正之人一同进入朝廷，都能参与国家政事，这正是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系。臣错误地蒙受圣恩，掌管国家法令，如果臣不进言，还有谁能依法挽救这种过失？臣谨慎地再次考察古今、研究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疏远小人，就会使君主尊荣、国家安乐；疏远君子、进用小人，就会使君主忧辱、国家危殆。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言。所以孔子谈论治理国家时说：“放逐郑国的音乐，远离谄佞之人。”子夏谈论舜的德行时说：“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会远离。” 子夏谈论商汤的德行时说：“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会远离。” 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时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凡是典籍史册记载的这类事例，多得无法尽数。至于《周易》的论述，尤其详细周密，都把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看作天地的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则是阴阳运行的反常。因此一阳在下的卦叫《复》，二阳在下的卦叫《临》。阳气虽然还不旺盛，但处在中位、得到适宜的位置，圣人知道它有逐渐进展的道路。一阴在下的卦叫《▯后》，二阴在下的卦叫《豚》，阴气虽然还不强盛，圣人却知道其中已经有可畏的渐变。至于处在天地的正位、取得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泰》的卦象，是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然得到职位，就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置在外，也能安定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的意思就是安，意思是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安定。当处于《泰》的时候，如果君子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在外安置小人，使他们不失去容身之处，那么天下的安定就没有尽头了。只是担心君子得到职位后，凭借势力欺凌小人，使小人在外却不得安宁，那么形势必然会走向反复。所以《泰》卦九三爻说：“没有平地不变成陡坡，没有前往不转为返回。”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而详尽，对人的教诲已经达到极致。唯独没有听说过因为担心小人在外面不高兴，就把他们引入朝廷，自己招来祸患的道理。因此臣先前所上札子

译也认为，小人固然决不能任用为心腹，至于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则应各取所长，不偏废任何人，宠禄恩赐彼此相同，不留下可供指摘的痕迹，不过如此罢了。如果竟把他们引入朝廷安置，这就像害怕盗贼想要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到寝室里；知道虎豹想吃肉，却打开圈养牲畜的地方给它们一样，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与小人的势力如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耻辱，攻击他们很难使其离去；君子洁身自守、看重道义，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就一定先行退避。所以古语说：“一枝香草和一枝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还会有臭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先皇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俗，将要用纲纪治理四方，追踪三代的治道。如今看来，他所设计的政治意图，本来不是汉、唐的君主所能相比的。然而当时的臣子和辅佐之臣不能顺承圣德，制定的各种法令，大多都是百姓所不喜欢的。等到二圣临朝执政，便顺应百姓的愿望，取来加以改革，上下都欢欣慰藉。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臣子都排列在朝廷中，自己知道上面违逆天意，下面失去民心，徘徊犹豫，仿佛无所措手足。朝廷虽然没有斥逐他们，但按形势他们自己也不能再留下了。还依赖二圣慈仁，没有加以责罚，只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地，这已经很厚待他们了。如今政令已经得到信服，事情大体稳定，而议论者被浮泛的说法迷惑，竟想把他们招回来接纳，让他们共同办事，想借此调和安抚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哪里肯仅仅如此而已？必定会伤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日的事情，以满足私人的怨恨。臣下遭受祸害还不足以说，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掌握权柄已经二十年了。他们建立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去势力，窥伺机会的人很多。因此他们制造言论，动摇权贵近臣，用祸患威胁，用利益诱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大致也可以料想。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仓促地认为确实如此，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只能吃粗蔬淡饭，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把廖立、李严废为平民，迁徙到边远地区，长久不召回；等诸葛亮死后，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严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显贵大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诛罚显贵之臣而使他们没有怨恨，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一定公正，举措一定适当，国人都知道他们所给予的不是出于私心，所夺取的也不是因为个人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无不归心。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在任用、罢免和施政设施方面，不合人心的地方还不少；他们既然内心不悦，那么不服从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却直接想招回并接纳他们，以平息彼此的嫌隙，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诗经》说：“没有人能与之竞争，四方都会受到教化。”陛下如果确实担忧异同反复，只应当长期任用才性忠良、见识谋虑明达审慎的人；只要有四五个人常在重要职位上，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也会知道自行远离。因此臣希望陛下从圣心作出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入朝廷，日后留下咬自己的肚脐也来不及后悔的遗憾，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既然任职执掌法纪，若看见任用人的过失，按道理没有不进言的；进言不被听从，也理应不停止进言。这样一来，彼此异同的痕迹也会更加明显；不如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使彼此的痕迹消失、不再显露，这才是好的。臣蒙受恩典深重，冒昧地在事情发生前进言，罪当万死。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

译【再次论述熙河边事的札子】臣近来认为熙河帅臣范育及其将领属吏种谊、种朴等人，妄自挑起边事，向东侵犯夏国，向西挑衅青唐，两方面的祸难一同发生，事端无法预测，请求实行责罚降职。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已经另行具文论奏。臣又私下思考，熙河的边境祸端，本来是由于种谊、种朴狂妄，妄想侥幸取得功劳赏赐。如今范育虽然已经离开，但种谊、种朴还在那里，新任帅臣叶康直又是才能平庸之人。臣推测，他一定免不了观望朝廷，受种谊、种朴驱使。如果不一并调任降职，熙河的祸患短期内很难预料；加上朝廷的议论也不一致。臣请求详细陈述事情始末，请陛下明察。从前先帝开始开拓熙河时，本来没有兰州，起初并未形成祸患。等到李宪违背命令，开始修筑这座城，便说如果没有兰州，熙河绝对无法守卫。自从取得兰州，已经十多年了。如今想修筑质孤、胜如来侵犯夏国的良田，于是又说如果没有质孤、胜如，兰州也无法守卫。事情辗转发展，制造事端，大多都是浮泛的说法。因为边防没有事情，将领属吏安闲，如果不妄自编造事端，就没有办法求取爵位赏赐。这是边地人的常态，也是自古以来的共同祸患。如今如果试着加以诘问，他们的道理就会自行穷尽。为什么呢？两个寨子的大小是多少，驻屯的兵器和军队有多少，夏人如果用重兵突然袭击，它们势必难以保全。既然攻下两座城，再乘胜攻击兰州，那么兰州的危险与从前有什么不同？如今朝廷不追究实际情况，轻易采用他们的说法，以此毁坏重大信用。夏国如果因此不顺从，表面上仍修治朝贡关系，以取得赏赐的利益，实际上却制造事端，以取得俘虏财物的功劳。臣恐怕两个寨子所得的地利，远远不足以补偿所失。这就是臣所说质孤、胜如绝不能修筑城寨的原因。从前先帝安抚统治西蕃，董毡年老而没有儿子。赵醇忠是他的族子，先帝曾派苗履携带很多金帛，去与赵醇忠相见。当时圣意大概已经有所安排。事情没有成功，而董毡又昏乱患病，最终被阿里骨杀死。阿里骨本来是董毡家的奴仆，先扰乱他的家族，接着夺取他的国家。董毡的臣子，如鬼章、温溪心等，都有不服从的意图，这实在是一时的机会。当时朝廷如果趁着机会利用缝隙，派将领出兵，扶持接纳赵醇忠，就有希望建立不世之功。然而当时的大臣不知道这样做，反而接连用旄钺和恩宠安抚篡夺者，使他得以借助中国爵命的重大权威，役使属下的蕃部。君主与臣下的形势，也因此更加牢固。然而从那以后，阿里骨颇能在外表上修治臣属礼节，没有明显表现出背叛的迹象。范育等人想在这个时候再次施行从前的策略，实在已经疏忽了。过去曹操攻克张鲁以后，刘晔对曹操说：“您既然攻取汉中，蜀人望风丧胆。刘备得到蜀地的时间还短，蜀人还没有依靠他。如果确实趁着他们倾覆之势压迫他们，蜀地可以传檄而定；如果稍稍安抚他们，蜀人一旦安定下来，占据险要、守住关隘，就不能侵犯了。”曹操没有听从，过了七天，听说蜀中震动，曹操拿这件事询问刘晔。刘晔说：“现在他们已经稍稍安定，不能攻打了。”机会一旦失去，七天之间就无法再施行。如今却想在数年以后追行从前的计策，足以看出他们不明白事情的时机，也不通晓用兵的形势。臣听说种谔从前在先朝因为轻率放纵、欺诈荒诞，失败多而成功少，常被先帝轻视。如今种谊、种朴的为人，与种谔没有不同。种谊前些年偶然凭借精锐部队突然袭击俘获鬼章，便以此自负。而西蕃因没有防备而受到惩罚，已经长期加强防备，也没有可以乘机进攻的形势。何况范育到任以后，多次陈述这个计策，距离蕃界如此近，谁会不知道？臣认为军队如果真的出境，必定会有无法预知的忧患。又听说近来擅自招纳青唐蕃部，人数以千计；接纳他们，本来没有朝廷诏旨，也没有安置居住的地方；拒绝他们，则在对方看来就是背叛，他们必定遭受被屠杀的苦难。仅凭这些擅自行动，罪名就不轻。臣不明白朝廷为什么曲意加以保护，其中意图究竟在哪里。如果不一并实行责罚降职，臣恐怕朝廷的忧患将没有尽头。即使阿里骨因此怨恨反叛，联合夏人，彼此因同样的病患而相互救助，再出兵侵扰边境，紧急军书交相传递，胜负未定，在这种时候，大臣们面面相觑，不敢承担责任，却使圣君、圣母在帷幄之中忧虑劳苦，即使把主张这项计策的人杀而食其肉，又有什么用呢？臣所谓阿里骨绝不能攻取，原因就在这里。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国家安危和边民性命，祸患一旦发动，间隔片刻也不会停止。因此臣希望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贬黜这三个人。对外，可以使异域知道这种狂妄的谋划本来不是圣上的意旨，便容易招抚怀柔；对内，可以使边臣知道赏罚仍然存在，不敢妄自作为。这是当前应当迅速施行的事情。然而臣还认为，熙河遭到这样的破坏，彼此互相猜疑，却想招纳他们、使双方归于和平，如果没有好的帅臣，就不容易安定。臣观察叶康直的为人，深恐不足以倚仗。为什么呢？康直近来因为权贵推荐，节制秦凤。秦凤边境狭窄，号称没有事情，而康直在前年冬天无故扩修甘谷城，导致夏国大军压境。军役已经集合，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却妄称土地冻结，向朝廷请求停止。役夫已经不能完成工程，敌兵才退去。他既没有将帅安定持重的谋略，又处在熙河动荡的时期，臣恐怕陛下向西顾虑的忧患还不能消除。一定要把他调到别的路任职，另外任命熟悉事务的老将统领熙河，并且特别赐予戒谕，使他知道朝廷怀柔远方之人、不谋求小利的意图。这样做，边患或许可以稍稍平息。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附呈黄签：叶康直前些年任秦州知州，中书舍人曾肇、谏议大夫鲜于亻先都说，康直过去因战事兴起，调发草料粮食，使一路骚扰不安；又集合男丁挖取窖藏，按斛斗出售货物；还建议从泾原路进入敌境，和雇车辆、车夫、人夫，因而被知永兴军吕大防奏劾，认为他违背诏敕。先帝想依法严加处置，康直一向侍奉李宪，李宪营救他才得以免罪。考察他的为人就是这样。如今熙河正处在反复动荡、尚未安定的时候，却把它交给这个人，朝廷内外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种朴过去因永乐重新用兵以后，父亲种谔暂时统领延安时，和他的亲戚徐勋伪造种谔的奏章，妄自证明自己的功劳，又请求收取各将领的贿赂，并把这些功劳一并奏报。先帝察觉他的奸诈，想加以极刑，后来释放了他，同时特意降官、削职、停任调换。种谔因此忧愤成疾，最终发病而死。他狂妄到这种地步，如果不加以贬责，臣恐怕熙河始终不能安宁。【再次论述举荐台官的札子】

译臣等近来接到尚书省札子，会核御史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共同举荐的监察御史二人，其中一人没有实际担任通判的经历，不符合条文；一人与执政官有亲属关系而相妨碍。七月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苏辙、孙升另行举荐官员二人上奏。查核元▯三年六月九日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应当使用具有升朝官资格、按通判资序实际任职一年以上的人，举荐官员也依此办理。臣等私下看到，后来所任用的谏官，如吴安诗、刘唐老、司马康三人，都不是实际担任过通判的人；由于上述颁下的朝廷旨意，是谏官和御史一并使用实际任通判一年以上的资格，并没有区别。如今正值人才难得之时，如果台官独自拘泥于苛细的法律规定，必然导致官职空缺。况且自从制定这条法令以来，前后本台和两制官都没有举荐到一个实际任过通判、可以任用的人来符合明诏，足以看出这条法令难以长久实行。恭请陛下特别依照近来任用谏官的体例，从臣等此前所举荐的人中选择任用，以免负责进言的官职长期空缺而不能补授，于体制不便。谨慎地记录下来上奏，恭候敕旨。【第三次论述熙河边事的札子】臣近来上奏认为，范育处置边事不合适，召回任户部侍郎，赏罚却颠倒了，请求对他实行责罚降职；又请求罢免种谊、种朴在本路的差遣；另行选择熙河帅臣，使他怀柔异族，谨慎修治边防。虽然承蒙圣旨罢免范育的户部侍郎，却又让他回去统领熙河，对于边事，一切仍和从前一样。臣正为此忧虑，随即听说质孤、胜如二寨近日已经被夏人出兵平毁。臣本是儒生，不熟悉军事，妄自根据人情揣度，认为熙河创建在本来不应守卫的地方，修筑庄寨，道理上既不正当，必定会产生边患。话还没有说完，夏国的军队已经攻破城寨而回。臣谨慎考察这两个寨子，虽然过去曾经兴建设置，但到元丰五年已经全部废弃，与▯罗兀、永乐等城没有不同。如今想重新修筑，制造事端招来敌寇，道理上毫无疑问。而熙河各将领想要侵夺良田，收取耕作收获的利益来守卫兰州，却不顾夏国争夺的危害，计算所得，抵不上所失。不等臣进言，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臣私下认为，夏国派遣的坤成使臣恰好到达京师，而夏国国内竟敢举兵攻城，毫无顾忌，是因为他们认为筑城之役的过错在熙河；即使朝廷威势重大，也一定不敢没有名义地强行扣留他们的使者。边防谋略一旦失误，竟被夷狄所侮辱，怎能不令人感叹！依臣愚见，应当迅速选择优秀帅臣，让他前往安抚安定这一地区；至于聚集粮食、增加驻军之类的事情，也一定要根据具体事务妥善办理，以防备意外。如今范育与种谊、种朴还在本路，观察他们轻视敌人、没有谋略、贪求功劳、希望得到赏赐的情形，必定还会妄自挑起事端来掩盖以前的过失，关、陕的忧患还不可知。何况范育等人想接纳赵醇忠，谋划已经暴露，被阿里骨怨恨。两种祸难一同到来，难道可以不忧虑吗？从前李德裕议论讨伐刘稹，同僚中有人提出异议，李德裕请求说：“如果事情不利，臣愿以死来承担责任。”如今朝廷内外都认为守信、巩固盟约，是国家的利益；如果有大臣想专门任用范育等人而不顾边患，臣希望陛下用李德裕的话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能够这样做，即使采用他的计策，事情平定之日再核查赏罚，朝廷的纲纪或许还能够保存。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附呈黄签：臣私下看到，朝廷长久以来不能明辨是非、必定实行赏罚，所以群臣轻率地制造事端。去年商议使黄河回流，所耗费的兵夫、物料数不胜数，最终功业没有完成。然而议论此事的人仍旧在职，完全没有受到责问。臣下习惯看到朝廷的刑罚政令如此，所以敢于轻率制造边境祸端。臣请求陛下把黄河之事作为警戒，与大臣详细商议，必须让承担责任的人不推辞，然后再举事。【第三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

译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至诚更高的；至诚的功效，存在于始终不息。若有人能够推行至诚之心，再加上持久不息的坚持，那么天地都可以感动，金石都可以改变，何况人呢，谁会不服从？臣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顺应时势而宽严相济，改革弊政，顺应百姓所厌恶的事情，排除小人。天下本来没有异心，结党之人只是自行制造浮泛的议论。近来仁德的诏令一发布，众人的心意涣然开朗，正直之人有了依靠，人们知道了方向。只要二圣不改变这种意旨，天下谁敢不这样做？卫国有许多君子，混乱就不会发生；汉代任用汲黯，叛乱者便止息。假如保持至诚不息的志向，自然就是太平可以长久的功业。这实在是社稷的福气、天下的幸运。然而臣认为，从前掌握权柄、担任要职的人，他们的党羽确实很多，遍布朝廷内外，哪里能免于窥伺？如果朝廷的施政安排都恰当，这些人的企望自然会消除。从前田▯做宰相，所作所为贪鄙，于是窦婴、灌夫便窥伺宫禁，侥幸希望建立功劳。诸葛亮治理蜀国，执法廉正公平，廖立、李严虽然流徙边郡，终身却没有怨恨。这就是保全国家、安定人民的重要方法，是自古圣贤共同遵循的道路。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祖宗的纲纪都还存在，各州郡的百姓和物产大体安定。如果朝廷大臣端正自己、平静心志，没有制造事端、邀求功劳的意图，顺应弊病修订法令，采取安抚百姓、安定国家的方法，那么人心自然会安定。即使有不同党派，谁不会归心？从前担忧的异同反复，大概也就不值得忧虑了。只怕朝廷举事，大多没有详尽审察。从前黄河向北流，正符合水势本性，水官却穿凿河道，想引导它向东流，反而使水从低处移向高处，扰乱五行的规律。后来陛下再次派官吏察看，知道事情不可行，却还有人固执己见，不肯听从。经过多年，回河虽然停止了，减水河道却还存在，终于使黄河以北的百姓和财力都困乏。如今西夏、青唐，外表都臣服顺从，朝廷招抚优待它们，唯恐失去它们。然而熙河的将领属吏却修筑两个堡寨，侵犯它们肥沃的土地；又商议接纳赵醇忠，夺取他们的节钺。功劳尚未可求，争端却已经先显现。朝廷虽然知道这样不对，最终却没有明确处理；如果任由边境嫌隙形成，关、陕哪里还能安居？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端正自己、平静心志，不要制造事端、邀求功劳。从前嘉▯以前，乡里轮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售坊场来雇用衙前，民间不再知道衙前之苦。到了元▯初年，专门致力于恢复旧制，一概重新实行差役，官府收取坊场的钱，百姓承担衙前的费用，四方惊惧顾望，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很快又恢复雇役。雇役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应当随着具体情况加以修订完成。但去年秋天又恢复实行差役法，虽然雇役法还存在，却先允许采用差役。州县官吏从发动百姓服役中获利，认为差役方便。差役法一实行，马上就能把役夫差足；雇役法虽还存在，又有谁肯实行呢？臣前些时候奉命出使契丹，途经河北，官吏都对臣说：“难道朝廷想把坊场钱另作支出吗？否则，为什么吝惜这笔钱而不用，却竭尽民力来供给官府呢？”这种议论很快传遍各地，造成的损害不小。熙宁年间的雇役法规定，三等人户都要出役钱。上等人户家产丰厚，出钱没有限度；下等人户过去不承担差役，也被派去出钱，所以这两等人户都免不了怨恨。至于中等人户，过去已经亲自承担差役，如今又出钱，而且数额不多，实行雇役法对他们最为有利。到了元祐年间停止实行雇役法，上下两等人户欢欣鼓舞是可以想见的，只有中等人户反而受到损害。臣请暂且以京畿作为例子，其余地方也就可以推知了。京畿各县的中等人家，大概每年出役钱三贯，十年也不过三十贯。如今实行差役法，各县的手力役最为轻省，农民服官差，每天要花费一百钱，已经是最轻的费用了。然而一年所用的费用已经达到三十六贯，两年役期满后，费用超过七十贯。服役结束回家后，宽乡可以闲置三年，狭乡则不到一年。这样比较起来，差役五年的费用，超过雇役十年所出的费用一倍。赋税和役钱大多出自中等人户，如此一来，民间怎么会不认为现行制度有害、熙宁制度有利呢？然而朝廷规定，官户等六类人户所出的役钱，只能用来雇役夫，不能用于三年以下的州役，也不能用于县役；宽剩役钱，只能在邻路、邻州之间调剂，不能在邻县之间调剂。人户愿意出钱雇人充役，只能自行雇用，官府却不代为雇用。像这样的不便条目不止一项。所以天下人都想恢复雇役而厌恶差役，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根据弊病修订法令、用来安定百姓和国家的办法。臣凭借的见闻浅陋狭窄，不能完全知道当今政治的得失。然而这四件事不除，像臣这样的人还知道它们不对，更何况那些心怀异议、意在反复、希望借国家过失寻找借口的人呢？臣恐怕这四件事，他们已经默记在心，制造许多毁谤议论，等待时机发动，以动摇众人的听闻。伏望宣告执政大臣：事情有不恰当的，应当改正而不要迟疑；法令有不完善的，应当修订而不要懈怠。如果民心已经取得，异议自然会消除。陛下端坐而享受太平，大臣从容不迫而安享富贵，天下蒙受福泽，这是上下共同的愿望。至于衙前和差役这两件事，臣已经把根由详细查究清楚，随后再详细上奏。臣不胜区区之心，冒昧惊扰圣听，恭候诛责。请陛下裁决。●《栾城集》卷四十四 ◆御史中丞论时事十首 【第四论熙河边事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