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十◆历代论四

译敌国彼此图谋，必须审慎比较敌我双方。将领强而敌人弱，适合进取；将领弱而敌人强，适合自守。违背这两点却希望成功，是很困难的。东晋渡过长江，以江淮为边界。中原虽然多次发生变乱，南方军队却不出兵，出兵也没有功绩，都只是夷狄之间自相残杀罢了。石勒死时，庾亮制定北伐计划；石虎年老时，庾翼发动迁镇行动，都没有成功便死去。等到苻坚失败，谢安父子凭借战胜的威势，有席卷中原的打算，最终却因军队将领溃败而没有得到一寸土地。后来宋文帝自以为国家富强，出兵挑衅北魏；梁武帝想要吞并北方，却对高氏失信；陈宣帝趁高氏衰弱，夺取淮南；这些行动都接着导致失败和灭亡，为什么呢？东南地区土地贫瘠、军队脆弱，将领又不是一世之雄，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石虎死亡时，中原大乱，晋国人都认为北方不值得再平定，只有蔡谟对此忧虑。有人问他原因，蔡谟说：“能够顺应天意、奉行时势，在草昧之中救济天下，如果不是至高明的人，就一定要靠英雄豪杰。现在看看这些人，都办不到这件事。他们一定会经营边境、划分疆界，疲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意愿。才能不能与志向相称，只会使财力耗尽、国力竭尽，最终又能达到什么地方呢！我看这只会像韩卢、东郭一样，最终一起毙命罢了。”这话说得太好了，确实切中了当时好事之人的弊病。自从江南建立国家以来，只有桓温东征慕容，西征苻健，军队所到之处使敌人震动。到宋武帝攻破广固、陷落长安，所到之处都平定荡清，颇有吊民伐罪的气象。这两个人确实不是寻常将领。然而桓温最终因战败受挫，不能成就大功；宋武帝志在接受禅让，未能平定秦地，狼狈返回，何况其余的人呢？只有晋元帝刚平定江南时，还来不及北伐，祖逖对皇帝说：“晋室的乱，不是上面君主无道、下面百姓怨恨叛乱造成的，而是由于藩王争权，彼此诛杀，使戎狄乘虚而入，毒害流遍中原。如今遗民已经遭受残酷摧残，人人都有奋起抗击的意愿。如果确实能够振作威势、任命将领，让像我祖逖这样的人统领军队，各郡国的豪杰一定会响应；陷于沉沦的百姓也会高兴地盼来复苏，或许国家的耻辱可以洗雪。”皇帝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让他进军驻扎淮阴。祖逖的兵力很弱，于是铸造兵器，招集离散的人众，逐渐诛除叛乱涣散者，又进兵占据谯地，但从未制定深入敌境的计划。石勒派兵攻打祖逖，祖逖总是把他们击败。每逢战事，他都勤劳自身、节省用度，礼遇贤能俊杰，安抚刚归附的人，专门用恩德和信义待人，不崇尚欺诈和武力，所以人们争着为他效力。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国的土地。即使石勒强大，也不敢出兵窥伺晋国边境。祖逖的母亲葬在成皋，石勒派人修缮她的坟墓，又派使者通好，并请求互通贸易。祖逖不答复他的使者，却答应通市，沟通南北货物，获得了很多利益。正准备经营河北时，皇帝却派戴若思手持节杖，直接占据祖逖的上方。祖逖怏怏不得志而死。大概在敌强将弱时，能够知道自守有利的，只有祖逖一人。只有知道自守也是进取的基础，才可以谈论进取啊！苻坚 苻坚和王猛君臣相得，共同成就了霸业。即使齐桓公和管仲，也不能超过他们。王猛将死时，苻坚询问身后的事情。王猛说：“晋国虽然偏处吴越，然而承继正朔，亲近仁义，善待邻国，这是国家的宝物。我死以后，希望您不要把晋国作为图谋对象。鲜卑、羌族这些夷虏，是我们的仇敌，最终会成为人的祸患，应当逐渐除掉他们，以安定国家。”话说完便死了。苻坚不能采纳，最终大举进攻晋国，在淝水之上失败；回国还没有到达，慕容垂就背叛了他，回到国都后姚苌又背叛了他；土地分裂，自己身死，最终死在这两个人手中。所以后世都称许王猛的贤能，而责怪苻坚不明智。我曾评论说，苻坚虽有成就霸业的谋略，却怀有无休止的欲望，把天下不能统一视为最大的耻辱；即使灭燕、平蜀、兼并秦凉、攻下四方，他的贪求仍未停止，年年用兵，却不知道恐惧。晋国虽然弱小，但谢安、桓冲担任将相，君臣相安，百姓没有厌弃晋国；苻坚却想用武力夺取它。推究天道，考察人情，即使内部没有慕容垂、姚苌这样的祸端，苻坚的失败也一定不可避免。然而苻坚作为夷狄的后代，却有帝王的气度；他灭掉慕容氏、姚苌，收纳两姓的子弟，录用其中有才能的人并授予官职，使他们遍布朝廷内外；凡是他的旧臣都没有不疑虑的。如果按照世俗的观点说，像王猛的计策那样逐渐除掉他们，是对的；如果按照帝王的大业来说，苻坚的想法也未必有错。《大雅》称赞周文王说：“殷的子孙，人数不止亿万。上帝既已命令，诸侯便归服于周。归服于周，天命并非永恒不变。殷的士人美好敏捷，来京师辅佐。那些前来辅佐的，常穿绣有黼文的礼服。”周文王任用人才，宽广到了这种程度，苻坚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他的德行虽然不如周文王，却私下仰慕文王，关键只在于他如何处置这些人。周文王、周武王死后，周公、成王时期，殷商遗民仍和管叔、蔡叔一起寻找周朝的空隙，说：“我要重新返回去鄙视我们周邦。”所以周公平定殷后，把微子改封到宋国，又把顽固的殷民迁到洛邑，让他们守卫治理东郊，作《多士》来安抚他们；为防备他们变乱，考虑得极为周密。到了君陈、毕公时代，他们都轮流居住在成周，监督管理殷民。因此康王命令毕公说：“周公谨慎地对待殷朝顽民，把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亲近王室，按照周朝的教训受到教化。经过三纪以后，世代改变，风俗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这个君主因此安宁。”然而仍然说：“国家的安危，只在这些殷商士人。”由此看来，周文王任用殷人，难道只是随意而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今苻坚却在自己的心腹中养着豺狼，只贪图功业、追求胜利，不顾身后的祸患，难怪会死在慕容垂、姚苌手中！假使苻坚相信王猛的计策，向南与邻国结交，收敛兵力、保卫边境，使百姓休养生息，即使有一百个慕容垂、姚苌，又怎么能动摇他呢？虽然不能奢望他达到周文王的境界，但也不是王猛所能比的了。宋武帝

译东汉衰落时，曹公开始走上五霸的道路，挟持天子号令诸侯；他的本意原是先把群雄全部扫平，然后再夺取汉朝。灭掉二袁、吕布、刘表以后，他想进一步夺取江东，却没有成功；击败马超、韩遂以后，又想一举兼并巴蜀，也没有实现。后来他在吴、蜀面前再次受挫，而自己也老了。于是董昭提出加九锡的建议，他立即欣然接受，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然而在当时，曹公在黄河以北，汉都在许昌；即使他主持诸夏盟会，却不废掉旧君，上可以成为周文王，下也不失为齐桓公、晋文公。曹公不能忍耐，却甘心做王莽接受九锡那样的事情，这就是荀文若遗憾的原因。至于司马仲达父子，他们的形势大概与曹公不同。拥兵处在天子身边，本来就已经不合臣道；杀死王凌、迫害诸葛诞后，更不是人臣所为。又降服刘禅，制服曹氏不能制服的人，这不是贪图土地，而是想利用那里的人力物力，志向也在于接受九锡。即使想重新成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人，还能做到吗？宋武帝诛灭桓氏以后，收拾晋朝遗民，扶植晋室；又攻克谯纵，擒获慕容超，驱逐卢循，擒获姚泓，建立四项大功，天下没有人能抗拒他。然而他的志向不在齐桓公、晋文公，而在接受九锡，也已经很卑下了。当宋武帝攻克长安时，中原震恐；北魏虽然是姚氏的姻亲，却不敢救援；羌氏虽然是关中的唇齿，也不敢争夺。这正是他的智力有余、足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能够凭借军队的威势，占据秦、陇的险要地形，借助吴、越的富饶，来经营谋划中原，形成曹公在黄河以北的形势，那么成就王业、霸业的功绩就可以期待，关键只在于如何使用这一时机。然而他的军队还没有进入秦地，就让傅亮南下建业，提出接受九锡的建议。刘穆之死后，南方再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即使已经进入秦地，也没有留守秦地的打算，把千里土地交给一个幼童便离开。赫连勃勃乘机进攻，宋军将士死亡过半，狼狈返回，仅仅得以逃脱。凭宋武帝的明智，并非不知道诸将不足以保守秦地，只是他的志向另有所在，无暇考虑其他。可悲啊！为了眼前的利益，抛弃百世的功业；已经有曹公削平群雄的事业，却反而屈从于司马氏父子掠夺窃取的鄙陋行为，这是君子所深感遗憾的。孔子说：“凭智慧取得它，却不能用仁德守住它，即使得到它，也一定会失去。凭智慧取得它，用仁德守住它，却不能以庄重的态度治理百姓，百姓就不会敬重。凭智慧取得它，用仁德守住它，又以庄重的态度治理百姓，但发动他们却不合乎礼，仍然不算完善。” 古代治理国家，一定要具备这四种条件，然后才能成就大功。像宋武帝用兵，天下无敌，可以说有智慧；至于他抛弃秦地而返回，只求九锡这种荒淫虚名，还可以说有仁德吗？正因为他的仁德和智慧不完备，所以功业只能到此为止。宋文帝 晋献公杀死世子申生，改立奚齐，国人不服。他的大夫里克杀死奚齐、卓子，迎立惠公，《春秋》都用弑君来记载。惠公即位后，又杀死里克，以弑君之罪治他的罪。《春秋》记载说：“晋国杀死大夫里克。”称“人”来记载杀人，是说被杀者有罪；称“国”来记载杀人，是说被杀者无罪。里克弑杀君主，却以无罪之人的方式记载，这就是《春秋》的微妙用意。奚齐、卓子的即位，是因为以淫乱破坏义理；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君主，晋国人却不承认他们是君主。既然已经成为君主，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所以里克属于弑君；但国人不承认他们为君主的事实，也必然不能免除。里克顺应国人想废黜他们的愿望而废黜他们，顺应国人想拥立惠公的愿望而拥立惠公，因此里克的罪过，与宋国华督、齐国崔杼不同。即使上有英明的天子、下有贤能的方伯，里克的罪过仍然可以讨论。惠公靠弑君而得以即位，却把罪过归给里克，用来向诸侯自我取悦，在义理上是不可以的。然而惠公杀死里克，又背弃对国内外人的贿赂承诺，国人憎恨他，敌人怨恨他，军队在秦国战败，自己死亡，儿子也被灭亡；直到他的谋臣吕甥、郤称、冀芮，都因交战而死。大概这是违背道理、伤害义理，不只是人不帮助他，连上天也不帮助他。宋武帝去世时，把国家托付给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商议要废掉他；他的弟弟义真也因轻率妄动、不能承担国家重任，于是先废义真，再废少帝。兄弟二人都不得善终，三人才迎立文帝。文帝即位后，三人心怀疑惧；徐羡之、傅亮在朝廷内掌握政权，谢晦出镇上游，这是为求自安的计策。他们自认为废掉狂乱的君主以安定国家，并非把贼人遗留给君父，也没有辜负国家。然而文帝在藩国时的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都是凌驾君上、热衷进取的人，厌恶徐羡之、傅亮挡住他们的道路，常常用弑逆之祸激怒文帝。文帝于是决定诛杀三人。三人死后，君臣都自认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当时孔宁子已经去世，王华和王昙首都接受了破格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他治理江左被称为最出色。然而元嘉三年才诛杀三人，这一年皇子劭出生。劭长大后发动商臣那样的叛乱；王华、孔宁子的子孙在世上都没有声名，而王昙首的儿子僧绰凭才能任事，也一同死在劭手中。唉，上天报应人的时间竟如此接近。否则，晋惠公和宋文帝的祸患为什么会像符契一样相合呢？谢晦将要前往荆州，自己怀疑不能免祸，便询问蔡廓。蔡廓说：“您接受先帝的遗命，承担社稷的重任，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在义理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您杀死两个皇帝的兄长，又向北面称臣，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占据长江上游的重要地位，从古今形势推断，想要保全自己实在很困难。”蔡廓的话说得好。他没有学习《春秋》，但思想却与《春秋》相合。太史公说过：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人却不知道；固守常规却不知道变通，遭遇变故却不知道权宜；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蒙受首恶的罪名；作为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陷入篡夺、弑杀的诛罚。他们的本意都是要做善事，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所以被空泛的言辞所指责，也不敢为自己辩解。宋朝的君臣如果确实稍微通晓《春秋》，文帝就一定不会遭受惠公那样的祸患，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也一定不会受到里克那样的诛罚。可悲啊！梁武帝

译《易经》说：“超越具体形体的叫作道，具有具体形体的叫作器。”自五帝、三王以来，都是用具体的制度和器物治理天下，用礼乐引导百姓，用政令刑法整齐社会，道就在其中运行，而百姓却不知道。周文王、周武王以后，即使有召公、毕公那样贤能的人，君子也不认为他们懂得道。到了春秋时期，管仲、晏子、子产、叔向这些人凭借仁义忠信在天下取得成功，然而他们距离道已经很远了。孔子出现在周朝末年，继承文王、武王留下的事业，并且达到了尧、舜之道的极致；他称道：“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又曾自称是“下学而上达”的人。在他的门人中，只有颜子、曾子差不多可以说是得道的了。当时的贤者，如老子那样明白道的人，孔子对他的尊崇达到了极点。史书说，孔子见过老子后，回来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捕捉，会游的可以用丝线钓取，会飞的可以用网罗捕获。至于龙，我不能知道它乘着云气升上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吧！”老子体察大道而不受外物牵累，孔子甚至把他比作龙；然而最终老子并没有和孔子共同生活在这个世上。舍弃礼乐、政令和刑法，却想在世上推行道，孔子当然知道这是困难的！东汉以来，佛法开始传入中国，它的道理与老子之道互有出入，都是《易经》所说的形而上的道；可是汉代的士大夫不能明白这一点。魏、晋以后，才略微懂得了它。喜爱它很深的人，就想把它施行于世；痛恨它很深的人，就想在世上彻底消灭它；这两种做法都不对。老子、佛教的道理，与我们的道相同，却想消灭它；老子、佛教的教法，与我们的教法不同，却想推行它；这都是错误的。秦朝的姚兴局限于一隅之地，招请僧俗之人，翻译佛经、谈论佛理，来的人总共有几千人；可是姚氏灭亡时，转眼之间就覆灭了。梁武帝又继承了这种做法，江南的佛事，是前代从未见过的，甚至舍身为奴隶；郊庙祭祀时，不再供奉牲畜的毛血；父子都陷入侯景之手，国家也随之灭亡。议论的人看到秦、梁的失败，就认为佛法不值得依靠。后魏太武帝十分信任崔浩。崔浩不信佛法，劝皇帝斥逐僧人，毁坏佛经和寺院；佛法被消灭后，崔浩也因并非自身犯罪而遭灭族。唐武宗想求长生，顺从道士的私欲，毁灭佛寺、消灭僧人，不到一年就因被弑而死。议论的人看到后魏、唐朝的祸患，就认为佛法不可触犯。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罢了。老子、佛教的道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说；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这种道理。古代的君子用它来调养精神、修养心性，它的高远不可触犯，它的清洁不可玷污，天地、神灵和人都将仰望它而警醒自己。圣人之所以不疾行却能迅速到达，不迈步却能到达目的，只是因为运用了这种道理。《老子》说：“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安宁，神得到一而灵妙，山谷得到一而充盈，万物得到一而生长，侯王得到一而成为天下的正道。天不能保持清明，恐怕就要崩裂；地不能保持安宁，恐怕就要震动；神不能保持灵妙，恐怕就要停止；山谷不能保持充盈，恐怕就要枯竭；万物不能生长，恐怕就要灭绝；侯王不能保持尊贵高位，恐怕就要跌倒。”道对于万物无所不在，难道还可以非难它吗？不过，轻视君臣关系，废弃父子伦理，却想凭此在世上推行道，它的弊病必定多得说不尽。如果确实用具体制度治理天下，用礼乐引导百姓，用政令刑法整齐社会，让道在其中运行而百姓并不知道；万物一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各种道理同时运行而互不冲突，浑然看不见它们的边界，于是天下受到教化，这不也正是周公、孔子留下的本意吗？【唐高祖】唐高祖在太原起兵，谋划出自唐太宗，其他几个儿子并未参与。等到攻克长安、诛除群盗、统一天下时，那些功劳也出自唐太宗。大概上天的意旨所赞助、民心所归向的，明显正在唐太宗身上。到了册立太子时，高祖因为建成年长，便立建成为太子，建成也接受而没有推辞。于是兄弟之间互相猜疑离间，最终导致大乱。建成其实不值得多说，过错在高祖。后来发生武氏之乱，废黜中宗，拥立睿宗；又立睿宗的长子宪为太子。等到中宗复位，睿宗父子都以亲王身份回到府第。韦氏之乱时，临淄王率兵入朝讨伐，睿宗登上帝位，唐王室又安定下来。后来又想因为宪年长而立他为太子，宪辞谢说：“天下太平时，应当先立年长的嫡子；国家动乱时，应当先立有功的人。若不这样做，必将发生祸难，请允许我以死来请求。”睿宗听从了他，临淄王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以唐太宗的贤能，尚且不能免于争夺；玄宗的贤能比不上太宗，却安然接受了宪的让位，那么宪的谦让远胜于常人。我曾评论说，高祖、睿宗都是中等之主，他们想立年长的嫡子，并不只是出于私心，因为认为立嫡子应以年长为原则，这是古今的正义。既然说是正义，却不敢违背，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前代的事呢？周太王舍弃太伯、仲雍而立季历，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周朝因此兴盛。若确实是天命所在，而自己又没有私心，动乱从哪里产生呢？不过，太伯逃到吴地来避让王季，也是因为害怕发生动乱。废长立少，即使圣贤也很难处理；宪与玄宗兄弟能够彼此相安，终身没有隔阂和争执，大概古今只有这一例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唐太宗】

译唐太宗的贤能，自西汉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他任用贤能、使有才干的人发挥作用，将相没有不是合适人选的；他恭敬节俭、节省费用，天下几乎到了刑罚停用的地步。自三代以后，还没有见过能与他相比的人。然而皇位传给儿子又传到孙子，却遭遇武氏之乱，子孙被杀，皇统危如一线；后世推究其中原因，却没有找到。我看来，可惜他没有听闻大道啊！从前楚昭王患病，占卜说：“这是黄河作祟。”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黄河，楚昭王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所望祭的山川。长江、汉水、淮水、漳水，是楚国所望祭的河流。祸福到来，不过如此而已。我虽然没有德行，但并没有得罪黄河。”于是没有祭祀。等到将死时，有云彩像成群的赤乌，夹着太阳飞行了三天。楚王派人询问周朝史官，史官说：“这恐怕会应验在大王身上吧！如果为它举行禳祭，可以把灾祸转移给令尹、司马。”楚王说：“除去心腹之疾，却把它放到大腿和臂膀上，有什么益处？我没有犯大过错，难道上天要使我夭折吗？有罪就接受惩罚，又怎么能把它转移呢？”也没有举行禳祭。孔子听说后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了。他没有失掉国家，是应该的啊！”我看唐太宗的作为，其中不懂大道的地方很多，他能免于灾祸吗？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平定，他却征伐四方少数民族，消灭突厥，平定高昌，摧残吐谷浑，军队出征屡屡获胜，只求胜利而不知道停止。最后亲自征讨高丽，大臣们竭力劝阻而他不听，勉强取得胜利；他比隋朝皇帝高明，也只是幸运地赢了一次罢了。而皇帝却对此感到安心，推究他的心意，也不过是想向当世夸耀、向后世炫示罢了。太子承乾已经被立为太子十多年，皇帝又宠爱魏王泰，使兄弟互相倾轧。承乾被废后，晋王是嫡子，皇帝想立魏王泰，又想让将来把皇位传给晋王，疑虑不能决断，以至于拔出佩刀要自杀，被大臣救下才停止。父子之间因为宠爱，轻率决定废立，竟到了这种地步。皇帝曾得到一条秘密谶语，说唐朝后来必定衰微，有女子武氏取代王室。他拿这件事询问李淳风，想找到这个女子杀掉。李淳风说：“这个征兆既然已经形成，就在宫中。上天所命定的，不能除去。白白使人因疑似而被杀，祸及无辜；况且从现在起四十年后，那个人已经老了，老了就会仁慈。即使她接受禅让、改换国姓，也一定不能彻底灭绝李氏；如果杀掉她，后来又出生一个年轻强悍的人，滥杀逞威，那么您的子孙就会一个不剩了。”皇帝采纳了他的话而停止行动。但仍因疑似而杀了李君羡。天命是不能改变的，只有修养德行也许能够消除灾祸；皇帝却想靠杀人来平息它，难道不困难吗！皇帝年老以后，要选择大臣辅佐年幼的太子。李▯出身平民，忠诚勇敢、刚劲果断，有节操和侠义之气，曾经侍奉李密，与单雄信交好。李密失败后，他不忍心利用李密的地盘谋取利益；李密死后，他仍不废弃对旧主的礼节。单雄信将被杀时，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单雄信吃，使他与自己一同死去。皇帝因此认为他可以任用。病重时，皇帝对高宗说：“你对李▯没有恩德，如今因事情把他排斥在外；我死后，你就授予他仆射之职。”高宗听从了。到了废黜皇后、册立武昭仪时，皇帝召李▯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商议，李▯称病没有来。皇帝说：“皇后没有儿子，没有什么罪比断绝后嗣更大，我将要废掉她。”褚遂良等人不同意。后来李▯来见，皇帝说：“我将立武昭仪，但顾命大臣都认为不可，现在已经停止了。”李▯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必询问外人。”于是废后立妃的议论便确定下来。李▯不过是匹夫式的侠客，为了别人舍生赴死并不认为困难；至于礼义的重要性、国家安危所系的大事，他却不懂。皇帝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托付幼主、寄托天下，实在是过分了！如果认为李▯贤能，把国家托付给他的父亲，让他竭尽忠力来报答皇帝的儿子，那还可以；何至于父亲赶走他，儿子再召回他，然后才认为可以呢？以权术来对待臣下，在道义上已经很薄弱了。这些全都是不懂大道的过错。假如不懂大道，那么凡是施行于世的事情，必定有违背天理、失去人心而自己却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楚昭王只是懂得大道，虽然失掉国家却一定能够复兴；唐太宗不懂大道，虽然天下已经安定太平，却几乎走到灭绝的地步。孔子观察国家兴亡，就是这样。【狄仁杰】

译太后临朝执政，占据君主的位置，却偏袒自己的亲属。有志之士想要纠正这种局面，常常忧虑不能成功。汉吕后想让吕氏诸人封王，王陵依据高帝旧日的约定争辩说：“不是刘氏宗室却封王，天下人共同攻击他！背弃这个约定是不可以的。”话虽正直，却没有被采纳。王陵幸而没有被杀，也被废弃不用。唐武后废黜庐陵王，立豫王。豫王虽然登上帝位，却从未过问天下政事。徐敬业在外起兵，裴炎在朝廷内部争辩，他们都很快被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君位尊贵、权力重大，臣下无可奈何，形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汉惠帝死后，陈平听从张辟疆的计策，封吕氏诸人为王，吕后因此安心。于是陈平和周勃得以掌握将相的权力，等待时机。后来陈平又听从陆贾的建议，与周勃交好。将相的权力没有分开，所以周勃得以进入北军，举起左臂一呼，吕氏便灭亡了。豫王即位后，武后改朝称帝，追尊祖先，分封武氏子弟，杀害天下豪杰，志得意满，以为武氏已经有泰山一样稳固的安全了。狄仁杰虽然担任宰相，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等到武后想立武三思为太子，向大臣询问，狄仁杰才说：“我观察天意和人心，还没有厌弃唐朝的恩德。不久前匈奴侵犯边境，陛下派武三思招募士兵，一个多月还不到一千人；等派庐陵王去招募，不到十天就得到五万人。如今想要立继承人，除了庐陵王没有别人。”武后恼怒，停止了这场议论。过了很久，她又召见狄仁杰问道：“我多次梦见下双陆棋却不能获胜，为什么？”狄仁杰回答：“下双陆不能获胜，是因为没有儿子。或许上天正用这件事来警告陛下吧。文皇帝亲自冒着刀兵，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并把它传给子孙。先帝病重时，下诏让陛下监国。陛下掩藏皇室神器而取代唐室，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又想立武三思为继承人；况且母子和姑侄，哪一种关系更亲近？陛下立庐陵王，千秋万岁之后仍可在太庙享受血食祭祀；若立武三思，武氏只能在自己的宫庙中祭祀，没有姑母的礼制。”武后醒悟，当天就派徐彦伯到房州迎接庐陵王，把他立为太子。王陵、裴炎是在祸乱的锋刃尚未收敛时就想用一句话折服它，所以不被废黜就会被杀；陈平、狄仁杰等到局势已经衰弱时再慢慢纠正，因此自身和国家都得以保全。吕后没有儿子，亲情只止于侄子，所以直到临死才发生变化；武后有儿子，母子之爱是人之常情，所以年老后又自行恢复唐室。由此看来，陈平、狄仁杰之所以成功，都是因为采取缓慢的办法。然而庐陵王已经被立，张易之、张昌宗却还没有除掉。狄仁杰仍然置之不问，又把这件事交给张柬之，等待他们的罪恶积累成熟后再加以铲除。难道是因为祸乱的根源产生在母子之间？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就一定会造成彼此伤害吧！老子说：“将要收敛它，必先使它扩张；将要削弱它，必先使它强盛；将要废弃它，必先使它兴盛；将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叫作隐微而明白，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鱼儿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出来给人看。狄仁杰、张柬之二人掌握了这个道理。●《栾城后集》卷十一 ◆历代论五 【唐玄宗、唐宪宗】唐玄宗、唐宪宗，都是中兴之主。玄宗继承中宗、睿宗造成的混乱，朝廷内部政务紊乱，但外部没有藩镇分裂的祸患；他约束自己、任用贤能，本来可以恢复贞观之治。宪宗承接代宗、德宗留下的弊病，朝廷政务败坏，而京畿之外全都成了反叛的国家；要想求得治理，形势尤其困难。不过，这两位皇帝都善于开创，却不善于保持始终如一；他们之所以失去成果，原因是相同的。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等管仲死后，他任用竖刁、易牙，自己死了也不能得到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霸业也随之毁掉。大概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或向下变化。这三位君主都是中等之主：当他们处在忧患困厄之中时，知道可以任用贤人来排除困难，于是勉强听从；但这并不是他们真正安适的状态。等祸难已经平定、国家没有事情时，他们内心所安适的便是逸乐，所喜爱的便是阿谀奸佞，所以灾祸一发生就接踵而来，像符节相合一样。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后，开始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后来却任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皇帝也恭敬节俭、节省用度，裁去冗官，节制浮费，宫中没有奢侈享乐的供奉，身边也没有宠臣近幸滥受赏赐的弊病。贞观之治，到这里已经完成一大半了。持书御史权万纪曾说：“宣州、饶州境内开山炼银，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缗来补助国家用度。”皇帝愤怒地骂他说：“我所缺少的是忠言和有益于百姓的好谋略！你身为御史，不能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却用财利来诱导我，难道把我看成汉桓帝、汉灵帝吗？”于是斥退权万纪，不再任用。从此士人没有谁敢以财利之事进言。所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够施展忠诚和力量，成就贞观盛治。玄宗初年任用姚崇、宋▯、卢怀慎、苏▯，后来任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年任用杜黄裳、李吉甫、裴▯、裴度、李绛，后来任用韦贯之、崔群。虽然还不足以与房玄龄、杜如晦并驾齐驱，但都是一时的名臣。因此开元、元和初年，治理状况差不多可以达到贞观水平。然而玄宗正任用宋▯时，宇文融因为清查田地而得到宠幸，很快做到宰相；后来虽因公议被罢免，玄宗却一直思念他，对宰相说：“你们揭露宇文融的罪恶，我已经治他的罪了。但国家用度不足，该怎么办呢？”裴光庭等人无法回答。宇文融死后，进言财利的人争相进用。韦坚、杨慎矜、王钅共一天天变本加厉，到杨国忠时聚敛达到了极点。因此天宝年间发生动乱，天下分裂，再也无法重新统一。宪宗正要平定淮西，裴度还没有回到朝廷，程异、皇甫▯就都因进献财利而得到进用。裴度三次上书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可。皇帝认为天下大略已经平定，想兴建高台、池苑、宫观来娱乐自己；程异、皇甫▯揣摩到他的心意，屡次进献额外财物来顺从他的欲望。因此裴度最终被逐出朝廷，而程异、皇甫▯都做了宰相。不到三年，宦官便发动祸乱。玄宗在位年久，聚敛的危害遍及天下，所以天下终于分裂；宪宗时期，这种危害还没有完全扩散，因此祸患只止于他本人。然而藩镇势力强大、宦官横行，终于和唐朝相始终，怎能不悲哀呢！唉，唐太宗的恭敬节俭，不过忍住很少的欲望，得到的福泽却多得无法穷尽；玄宗、宪宗的荒淫逸乐，不过得到很少的享受，招来的祸患却多得说不尽。可是后世君主始终没有醒悟，翻车相继发生，世世代代不断，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吧？【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