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十五◆诏一首

译朕认为《周礼》规定，君王亲自祭祀天地，一年之中没有不遍祭的。因此南郊圜丘与北郊方泽有南北之分，礼乐也有相同和不同的区别。到了汉、唐，情况与古代不同。礼仪文饰逐渐兴盛，费用也日益增加。既然难以亲自遍祭各方神灵，于是改为每三年亲自祭祀一次。事情虽不同于周代旧制，也是礼制适应时势而变化。因此在致斋之日，亲自拜见祖考；在圜丘祭祀时，同时祭礼天地。大概是想借此盛大典礼，普遍祭祀百神。礼制变通的好处，确实从这里开始。所以祖宗以来，日常祭祀遵从周礼，而皇帝亲祭采用唐制。神灵都来享用祭祀，中外蒙受福泽，已经一百多年了。近来元丰年间，礼官建议恢复三代旧制，改变近世的做法：在南郊拜见上帝，在北郊祭祀皇地。两次祭祀分别举行，议论认为与周礼相合。然而祭祀宗庙的制度，仍然沿用变通后的礼制。先帝效法古制而听从众议，开始命令亲自祭祀北郊，仪式依照南郊，同时制定上公摄行祭祀的礼仪。朕登基亲临祭祀，到现在已经八年，既已两次拜见昊天，却从未亲自奉祀神媪。既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就不可以单独疏远其中一方。因此朕以人情推度神意，内心凛然，晚上也不敢懈怠。朕广泛谋问士人，和辅臣共同参订。有人想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先举行方泽，而把大礼都安排在同一年。有人担心仲夏时节暑雨频繁，想把夏至的祭祀改到孟冬举行。但考察前代君王，从来没有这种制度。两件大事同时举行，势必最终难以实行。有人又想让天地二祀交替每三年举行一次。但废止祭地而只祭天，感情上终究不能允许；以卑下的礼制简略尊贵的对象，礼义尤其不顺。国家大事，朕怎么敢独断！因此保存先帝制定的新仪，彰明考察古制的训示，遵循祖宗的旧例，根本依据顺应人情的实际情况。今后南郊合祭天地，并让百神陪祀，都依照熙宁十年以前的旧制。元丰六年亲自祭祀北郊的仪式，以及上公摄行祭祀的仪注，都命令太常寺查找原有诏令，依法收藏；仍然抄录前后的文案，送交国史院；并命令三省列出适用旧典的条目，让礼官详细订定仪注后上奏。◆札子一篇 【论合祭天地札子〈当时已经有诏旨施行，没有再上奏。〉】臣近来看到礼官等共同议论合祭天地的礼仪，其中有人认为合祭不对。臣于是考察礼义，参照古今，私下认为认为合祭不对的人，都是只按照礼文而没有穷究礼义，只依据古制而没有通达今日情况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天子把天当作父亲来奉事，把地当作母亲来奉事。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侍奉父亲却遗漏母亲、侍奉天却遗漏地的道理。周人的制度，君王一年亲自祭天四次，亲自祭地两次。当时礼文简略、仪仗卫队少，又没有大规模赦免和推赏的繁琐事务，大概一年祭祀六次也不算劳累，所以天地虽分开祭祀，也不能说有所缺失。自汉代以来，情况与周代不同，因此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已经是三年以后才举行一次郊祭，隔一年才祭祀一次后土。虽然礼文残缺，无法再详细考证，但《三辅故事》中有合祭天地的说法。到汉平帝元始初年，合祭的议论才出现。光武帝沿用而实行，后来有时疏有时密，有时合祭有时分祭，都没有固定制度，不足以取法。只有唐玄宗天宝初年，才确定每三年冬至，皇帝在圜丘合祭天地；祭祀前亲自到太清宫和太庙举行享礼。于是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始祖、祖庙、天地百神无不一同得到祭祀。礼制变通的好处，确实从这里开始。本朝一祖五宗考察前代关于郊祀的议论，确定唐制正确，于是实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鬼神享受德政，四海蒙受福泽，其效果大概可以看见。臣曾私下推究祖宗的意思，大概是认为三代的旧典因时代和事情不同，不能再实行；然而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又不能废弃，所以把它写入通礼，每年让有关部门代行祭祀，以表示没有忘记古代的根本，而天子亲自祭祀则确定每三年一次。如今三年一次郊祭，本来已经不是三代旧制，那么合祭天地也不采用三代的做法，大概不应当再议论了。元丰三年，议礼的大臣没有通达这个意思，错误地拿三代每年分祭的仪式来非难本朝三年合祭的礼制。他们的说法本来没有别的含义，只有“恐怕不是以同类来求神的意思”一句话，于是元丰四年诏令北郊亲祭也依照南郊，仍然修订上公摄行祭祀的仪式。元丰六年，南郊于是停止合祭，而北郊的祭祀直到现在也没有举行。这项议论起于黄履，完成于张□。先帝不愿严重违背群臣，于是低头听从了他们。伏望皇帝陛下登基亲临祭祀，到现在已经八年，既然已经两次拜见昊天，却从来没有一次拜见皇地。侍奉上天却遗漏大地，有侍奉父亲却遗漏母亲的嫌疑。推求人情，神意也不会相距太远。因此朝廷内外有见识的人都希望恢复祖宗旧例，合祭天地，并让百神陪祀，以迎来无穷的祥瑞，解除天下人的疑惑。愿大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思祖宗因时制宜的意思，不要顺从那些儒者拘泥礼文的说法，独自出于圣明的裁断，举行并实行这一礼制，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叙三篇 【《元祐会计录叙》〈此书原有六篇，当时与人分头撰写，后来又没有实行。〉】

译臣听说汉高祖进入函谷关，萧何收集秦朝的地图和户籍文书，全面了解四方财物丰歉、力量强弱的实际情况，汉高祖依靠这些终于兼并天下。丙吉做丞相时，匈奴曾经侵入云中、代郡，丙吉派东曹考察边境琐事，逐项列出军队粮食是否充足以及将领官吏是否有才干，经过一番从容进对，指挥部署于是确定。由此看来，古人之所以能够在帷幄中筹划、在千里之外制胜，靠的就是图籍的功劳。凡是由官府办理的事情，必定会记录在文书中，开始时没有不完备的；只是担心事情太多容易遗忘，时间久了容易消失，几十年以后，人死了、书散失了，因而无法考察的事情很多。唐代李吉甫开始登记元和年间的国家财政，把大小事务全部包括在内，没有不完备的。国朝三司使丁谓等沿袭这一做法，编成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部书，统摄一时收入支出的财政事务，前后八十多年，始末相互承接，使有关部门能够身处今日而了解过去，比较斟酌异同，因时制宜。这就是前人编书的本意。臣因为才能不高，暂任地官，承接元丰留下的事业，亲眼看见二圣的新政，时事的变迁、财赋的增减，都可以陈述。谨考察艺祖皇帝创业之初，海内分裂，租赋收入还不到今世的一半。然而那时宗室还少，诸王不过几人，做官的人也少，从朝廷到郡县都不能配备足够的官员。士卒精锐训练有素，常常能以少胜多。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不足的条件中奋发而起，常常宽裕得像有所余。等到各国归顺，珍宝贡品接连不断地运到，道路上络绎不绝，府库充满，于是创建景福内库来储藏金帛，作为消灭敌虏的策略。太宗继承这一基础，攻克平定太原；真宗继承其业，使契丹归服。两大忧患既已平息，天下安乐，日益富足，所以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道应当怎样节制，于是请求封禅泰山、祭祀汾阴、礼祭亳社；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费用动辄数以万计。上清、昭应、崇禧、景灵等宫又相继兴建，历代积累的财物消耗很多。后来昭应宫发生灾祸，臣下又以营造修缮进言，大臣出面争论，章献太后受到感悟，终于大力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厚圣明，清静内心、减少事务，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然而百姓和物产繁盛程度还没有恢复过去，夏贼又暗中发动，边境长期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增加兵力来抵御敌人，急征赋税来供养军队；虽间或拿出内藏积蓄，想要使百姓得到宽解，但四方骚动，百姓不能安居。后来西戎已经平定，但增加的军队没有再裁减；加上宗室子弟繁衍，充满宫邸，官吏冗员积聚，人数超过职位，财赋不能供给，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英宗即位后，慨然产生挽救弊病的想法。群臣肃然旁观，几乎看见日新月异的政治，但大业没有完成。神宗继承帝位，痛恨流弊积重，忧虑财力损耗，刚开始处理政务，就谋划强兵富国。有关部门奉承执行，却违背了本意，先实行青苗、助役法，使农民困苦；接着实行市易、盐铁等法，使商人困窘；牟利的渠道纷纷开设，不专属于三司。于是朝廷的收入在上面枯竭，百姓的力量在下面耗尽。接着又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费用一天就达千金；即使内帑别藏有时拿出钱财帮助，国家也疲惫了。如今二圣临朝，正恭敬沉默、无为而治，寻求百姓的疾苦来医治；凡是不便民的命令，没有不废除的，百姓也稍稍得到休息。然而西夏不肯归顺，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国家各项用度大多超过前代。在这种时候却不思考救济的方法，难道不是危险吗？臣遍观前代，发现守成保有盈余，比创业的君主更加艰难。因为盈满必然溢出，成就必然毁坏，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法逃避。在盈满和守成之间，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安定，如果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从前秦、隋强盛时，并不是没有法度；内设百官，外列郡县，到了汉、唐仍沿用这些制度，最终不能改变，但都只传到第二代便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使国家安定。汉文帝恭敬节俭、少有欲望，专心致力于以德教化百姓，百姓富足而国家安定，后世没有能够比得上的。然而他死后，七国发动叛乱，国家几乎陷于覆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容纳直言，有明主的风范。然而不久便灭亡，宗室子弟在内叛乱，羌胡在外作乱，于是失掉国家。这两位皇帝，都是没有法度来使国家长久。如今二圣的治理安定而宁静，仁慈而宽恕，德泽积累于世，秦、隋那样的忧患，臣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然而国家空虚匮乏到了极点，法度又没有建立，虽然没有汉、晋强臣和敌国的忧患，但几年以后，国家用度将会完全枯竭，臣恐怕还不能安稳地睡觉。因此臣希望把话说完：凡是会计实况，取元丰八年的情况作为依据，并且分为五项：一叫收支，二叫民赋，三叫课入，四叫储运，五叫经费。五项都完备以后，再把现有的财物写明，列入总表，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清楚地加以讨论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以及天下封桩库的实际储备，不属于过去三司所掌管的范围，所以不列入会计，将另行编入其他书中，以备查阅。臣谨作此叙。【收支叙】

译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蓄；按照三十年的平均数来筹划国家用度，就可以预备九年的储蓄。如今一年收入中，金以两计算为四千三百两，而没有支完的有二千七百两；银以两计算为五万七千两，而超出收入的支出有六万两；钱以千计算为四千八百四十八万，〈扣除米钱、盐钱以后得到这个数。〉而超出收入的支出有一百八十二万；〈把尚未支用、应当在库的数目以及各种支给赏赐合并计算，得到这个数。〉绸绢以匹计算为一百五十一万匹，而超出收入的支出有十七万匹；谷以石计算为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而没有支完的有七十四万石；草以束计算为七百九十九万束，而超出收入的支出有八百一十一万束。这样看来，一年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的支出。因此凡是国家经常性开支，调剂长短、相互补充，常常担心不足；稍有非常用度，有关部门就立即向朝廷请求，等到依靠内藏的米、盐才能满足。臣亲自掌管国家财政大计，认为这样拖延岁月还可以，但几年以后，将会有承受不住的忧患。因此臣曾经推究其中的原因。如今宫禁中的供养有一定限度，金玉锦绣没有超过旧制，宫室不修建，犬马不玩好，有关部门遵守法制，谨慎掌握支出收入的节度，从来没有过失，那么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天下长久安定，物产丰盛而用度扩大，也是常理。只在于怎样处理它罢了。臣请逐项列举数目。宗室人数方面：皇祐年间节度使三人，如今是九人；两使留后一人，如今是八人；观察使一人，如今是十五人；防御使四人，如今是四十二人。百官人数方面：景德年间大夫三十九人，〈景德年间相当于诸曹郎中。〉如今是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年间相当于员外郎。如今是六百九十五人；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年间相当于博士。〉如今是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年间相当于三丞。〉如今是四百三十一人；诸司使二十七人，如今是二百六十八人；副使六十三人，如今是一千一百一十一人；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如今是一千三百二十二人；侍禁三百一十六人，如今是二千一百一十七人；三省属吏六十人，如今是一百七十五人。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全部列举。过去郎官只设前行，卿有固定名额；如今大夫、朝议都没有限制人数的法令；尚书、侍郎历来分属三曹，而如今正议、银青合并为一体。官阶品秩一起增加，却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国家的财赋，不是上天产生的，不是土地供养的，不是百姓生长出来的。取得它有法度，征收它有时限，也只能到此为止。然而宗室、官吏人数众多，可以用礼法加以节制。祖宗时代，士人开始有固定品秩时，要等到职位空缺才补任，否则只能依照资历递进，不得妄自授官。仁宗末年，任子法从宰相以下无不削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一百十一人〕 英宗初年，三年考核成绩的制度，又增加为四年。神宗初年，宗室除了袒免亲属以外不再推恩；袒免亲属以外，则通过考试出仕。这四件事，如今若想实行，人们一定会认为它们违背人心、违反旧法，连说都不能说，更何况实行呢？然而祖宗实行这些制度时并不疑虑，当时也没有人非难，为什么呢？因为事势已经发展到极点，不改变就会失败，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如今朝廷已经处在事势的极点，却独自坚持而不敢议论，臣实在对此感到疑惑。如果确实从今天开始议论，根据现有形势，遵循其中道理，稍微制定节制的条文，使现任官员不受损害，而后来的人受到限制，那么今天虽然还看不出好处，总的来说十年以后，事情就会有所不同。贾谊谈诸侯的变乱时说：“错过现在不治理，必定成为痼疾。”如今臣也说：“如果能够裁减限制，那就是天下的幸运。” 【民赋叙】

译古代的民政，有三件事是不能恢复实行的。自祖宗以来，议论政事的人曾经把它们作为话题，而执政者也曾尝试实行。然而，越是把它做得周密，百姓反而越受扰乱；越是用力推行，成效反而越难取得，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把兵藏在农民之中，没有战事就耕种，有战事就作战。在安定太平的时代，不必花费粮食供养军队；遇到征伐时，又能得到勤劳有力的士卒。这是儒者所叹息并谈论的事情。然而熙宁初年颁行保甲法，百姓开始嫁母、赘子，甚至砍断、毁坏肢体，以求免除丁役。保甲制形成以后，子弟倚仗县官的势力来胁迫父兄，又凭借弓剑技艺在乡里逞暴。直到现在，河朔、京东的盗贼，都是保甲遗留下来的祸患。后来元丰年间实行保马法，让百姓按财产养马。养马的人多了，马匹却无法取得。百姓甚至拿金帛到江淮买马，稍微不合标准，就被斥退不用。郡县按时检阅马匹是否合格，裁决权掌握在兽医和马贩手中，百姓不堪承受这种命令。民兵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不可恢复的第一件事。《周官·泉府》的制度说：‘凡是百姓借贷的，以国家服役来作为利息。’借贷而索取利息，三代的政治中，本来就有并非如此的做法。《诗经》说：‘那片广大美好的甫田，每年收取万斛。我取来陈粮，供养我的农人，自古以来就是丰年。’《孟子》也说：‘春天巡视耕种，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供给不足的人。’古代大概确有这种办法，但未必有固定的数额，也未必有固定的利息。至于熙宁年间的青苗法，凡是主户、客户能够互相作保，就借给他们钱，年息取十二分。钱粮出入之际，官吏借机作奸，请求缴纳的劳费，使百姓的费用加倍。凡是从官府借出而归还的，大体上取二分而只得到一分；私人借入而缴入官府的，大体上缴纳十分而只得到五分。钱财积聚在上面，布帛、米粟因低贱而无法出售；到了年末，天寒日苦，官吏差役守在门口，百姓呼号而无处申诉。二十年之间，无论贫富，百姓家产全被耗尽。这就是所谓不可恢复的第二件事。古代治理百姓，必定全面掌握各家人口、田亩、六畜、器械的数目；从来没有不知道这些数目而能够调节贫富的，也从来没有不能调节贫富而能够取得民心的。因此三代的君主开设井田，划分沟洫，谨慎丈量步亩，严格制定户籍、地图，根据人口多少授予田地，根据田地肥瘠制定赋税。田界一经确定，仁政自然形成。到了隋、唐以下，古代遗风已经相距很远了。然而，他们授给百姓的田地，有口分田、永业田，都是从官府取得的；他们征收百姓财物，有租、庸、调，都是按日数计算的。后来世道混乱、法制败坏，变成了两税法。户籍不再区分主户、客户，而以现居之地登记；成年男子不再按丁、中区分，而以贫富作为差等。田地属于百姓，就是从这里逐渐开始的；经过买卖之后，便无法再查清。贫者急于卖田，于是田地多而税少；富者谋求逃避差役，于是税少而田多。一有侥幸之心，税役便都败坏了。所以丁谓在景德年间所作的记述、田况在皇祐年间所作的记述，都以均平税赋为主旨。然而嘉祐年间，薛向、孙琳才开始议论方田法，丈量步亩，审查肥瘠，以确定赋税收入。熙宁年间，吕惠卿又创立手实法，揭发隐瞒的私产，助长告发，以核实贫富的等级。元丰年间，李琮追究逃亡、绝户，均摊虚缺的税额，虐待编户百姓，以补足逃失的税款。这三件事都替国家招来了怨恨，所得补偿不了所失，不久便相继停止。这就是所谓不可恢复的第三件事。因此臣愚昧地认为，治理国家只应当致力于实际，不必追求名声。果真能使百姓尽力耕田，以缴纳赋税来供养军队，使他们终身不再有征戍的劳苦；同时朝廷招募勇猛强悍、机敏有力的人，训练他们作战，以保卫善良百姓，这两方面各自得到好处，又有什么不可呢？富裕人家拿出有余的财物，借给不足的人。即使收取加倍的利息，官府也不替他们处理本息债务。到了偿还之日，布帛、豆粟、鸡、豚、狗、猪，各种物品都可以出售；州县安然地处理曲直是非，而百姓彼此救助，这大概也就足够了。至于田赋有厚薄、多寡的差别，即使不能完全整齐，只要社会安定、不受扰乱，百姓乐于经营自己的产业，赋税按时交纳，所失也没有多少。顺着他们的交易，查验其中的欺骗隐瞒，再用法律惩处，也足以禁止其过分行为。过去宇文融清查各道客户，州县观望形势，虚报数字，把实在的主户说成客户；虽然因此得到八十多万户，每年获得数百万钱，但百姓困苦疲敝，实际上招致了天宝之乱。均税的祸害，和这有什么不同？以上三件事，都是儒者平日所称颂的，认为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实行它们足以达到太平。然而数十年以来，屡次试行而屡次失败，足以成为后世好名之人的警戒。只有在嘉祐以前，各种差役都压在百姓身上：衙前役大的掌管仓库，亲自负责馈运；小的操办宴饮，负责迎送，家破人亡的灾祸顷刻便可发生。至于州县的役人，都是贪官暴吏搜刮勒索、靠此为生的人。先帝深究其中弊病，卖掉坊场来募集衙前，均摊役钱来雇用各类役人，使百姓能够闭门经营生计，而官吏也不敢随意盘问。有关部门奉行这些措施时，不能恰当地办理，坊场索取数倍的价钱，役钱收取超出实际所需的余钱，于是百姓开始困顿，无法维持生活。如今两位圣明的君主鉴察过去的事情，知道其中得失的实际情况，已经全部废除保甲、青苗、均税等法；至于役法，在差役和雇役之中，凡是便利百姓的才采用。郡县奉行此意，虽然还不能立即完全做到，但天下百姓已经知道天子爱护我们了。因此臣在《民赋》一篇中，详细论述其中的得失，使后人有所考察。●《栾城后集》卷十六 ◆札子十五首 【兄长被授翰林承旨，请求外任札子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