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集藏栾城集九十四

栾城应诏集卷十◆进策五道

集藏 · 四库别集 · 已译 · 第 393–397 段

臣闻三代之时,无兵役之忧。降及近世,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至于今,而养兵兴役之事,皆不得其当,而可为之深忧。盖古者兵出于农,而役出于民,有农则不忧无兵,而有民则不忧无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岁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费不增,役起而为素具,虽有大兵大役,而不忧事之不集。至于兵罢役休,而无日夜不息之费。其后周衰,井田破坏,陵夷至于末世,天下无复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独责其税,而不任之以死伤战斗之患。天子有养兵之忧,而天下无攻守劬劳之民,以为大忧,故调其财以为养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转输漕运、营建兴筑之事,又皆出于民。当此之时,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调”,曰“庸”。租者,地之所当出;调者,兵之所当费;庸者,岁之所当役也。故使之纳粟于官,以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为兵之调,岁役其力,不役,则出其力之所直,以为役之庸。此三者农夫皆兼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调。运重漕远,天子不知其费,而一出于民。民岁役二旬,而不役者,当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大苦。故隋、唐之间,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此其为法,虽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养,然天下之役犹有可赖者,皆民为之也。及其后世,又不能守,乃始变法而为“两税”,以至于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过奔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兴筑,有大漕运,则常患无以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击刺战陈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国有武备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养之具,皆出于农也。而四海之游民,无尺寸之庸调,为农者常使阴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养兵兴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当今之世,可谓极矣。臣愚以为,天子平日无事而养兵不息,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后可使任其责。至于力役之际,挽车船,筑宫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败之危,天下之民,诚所当任而不辞,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费天子之廪食。然当今之所谓可役者,不过曰农也,而农已甚困,盖常使决天下之费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优游终日,而无所役属。盖《周官》之法,民之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尽为近世之法,皆出庸调之赋,庸以养力役之兵,而调以助农夫养武备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复补。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当入。而其不役者,则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阙。盖圣人之于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无求,惟其能缓天下之所不给而节其太幸,则虽有取而不害于为义。今者虽能使游民无劳苦嗟叹之声,而常使农夫独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为农之不便,则相率而事于末。末众而农衰,则天子之所独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调,使天下无侥幸苟免之人,而且以纾农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不免于庸调之劳,其势不耕则无以供亿其上,此又可驱而归之于南亩。要之十岁之后,必将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如此而后,使天下举皆从租庸调之制,而去夫所谓两税者,而兵役之忧,可以稍缓矣。

○第二道

译我听说三代的时候,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苦,却没有兴办徭役的祸患。到了今天,养兵和兴役两件事都不得其当,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古代军队出自农民,徭役出自百姓;有农民便不担心没有士兵,有百姓便不担心没有徭役。五口之家通常有一人当兵,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有三天服役。所以军队强大而费用不增加,徭役兴起时已有平时的准备;即使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徭役,也不担心事情无法完成。到了军队停战、徭役停止时,也没有日夜不停的费用。后来周朝衰微,井田制败坏,逐渐到了末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田地,全都成为百姓自己所有。天下百姓不耕食天子的田地,所以只向他们征收赋税,而不让他们承担战争中死亡、受伤、战斗的祸患。天子有供养军队的忧虑,天下却没有承担攻守劳苦的百姓,天子把这看作大忧,于是调取财物作为养兵之用。天下的徭役,凡是转运、漕运、营造、建筑的事情,也都出自百姓。在这个时候,百姓供奉上级命令的项目有三种:叫作“租”、叫作“调”、叫作“庸”。租,是土地应当缴纳的;调,是兵役应当花费的;庸,是每年应当服的徭役。所以让他们向官府缴纳粮食,作为田租;百姓缴纳布帛,作为军需之调;每年征用他们的劳力,如果不服役,就缴纳相当于其劳力价值的财物,作为徭役之庸。这三项农夫都要兼办,游惰和从事末业的人,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的物资很重,漕运的路途很远,天子不知道其中的费用,而费用全都出自百姓。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人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特别困苦。所以隋、唐之间有养兵的困苦,却没有兴役的祸患。这种制度虽然不如三代的军队不需要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徭役还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因为都由百姓承担。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制度,于是开始变法实行“两税”,一直到今天。天下没有田地的人不能被征用,有田地的人所承担的徭役也不过是奔走办事,不参与天子的大事。天下有大规模营建和漕运时,常常苦于没有人可以役使。所以招募多余的士兵来应付劳役的紧急需要,他们不知道击刺和列阵作战的方法,却坐享天子的供养。于是国家既有作战的武备军,又有服力役的军队;这两种军队的供养物资,全都出自农民。而四海的游民没有一尺一寸的庸调,却常常使农民暗中承担古代游民应当缴纳的收入,天子也常常同时承担养兵和兴役这两大忧患。所以说兵役的弊病,在当今世上可以说到了极点。我认为天子平时无事却不停地养兵,这是出于不得已;只有发生刀兵、旗鼓相交的战争之后,才可以让军队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服力役的时候,挽运车船、修筑宫室、建造城郭,这些事情并没有死亡、陷败的危险,天下百姓确实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让军人承担,以加重天子粮仓的费用。然而如今所谓可以服役的人,不过是农民;农民已经非常困苦,因为他们常常承担天下的费用。而工商技艺之民,以及那些游荡闲散、没有职业的人,遍布天下,整日悠游,却没有任何徭役归属。《周官》的制度规定,无职事的百姓,要缴纳夫家之征。如今可以让他们全部按照近世的制度缴纳庸调:以庸来供养服力役的士兵,以调来帮助农民供养武备士兵。服力役的军队可以随着年老、疾病、死亡而不再补充;同时让游民中的成年男子代替他们服役,期满便停止,以免除他们本来应缴纳的庸。至于不服役的人,也照样收取其庸,不让一天有所缺漏。圣人治理天下,不只是看重苟且清廉而不求取,更在于能够缓解天下所不足的,节制那些过分幸运的;因此即使有所取,也不妨害义理。如今虽然能够使游民没有劳苦嗟叹之声,却总让农民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便利,便相继去从事末业。末业的人多而农业衰败,天子所能独自承担的赋役便越来越少,因而不足以使用。所以我想收取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苟免的人,同时也缓解农民的困苦。如果天下游民自己不能免除庸调之劳,那么势必不耕田便没有办法供给上级,这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田亩。总之,十年以后,一定会使农民增多,而工商之类逐渐衰落停息。这样以后,使天下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制,兵役的忧患就可以稍稍缓解了。○第二道

臣闻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亩之利、衣衾之用,凡所以养生之具,皆赖于天子。权出于一,而利不分于强族。民有奉上之忧,而无役属附丽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举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转而归于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饥寒朝夕之柄,天子不恤,而以遗天下之富贾。夫天子者,岂与小民争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势则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为之耕。无田者非有以属于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无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实难。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视之以奴仆,而可使无憾。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至于天下之游民、贩夫贩妇、工商技巧之族,此虽无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无以为朝夕之用,则此亦将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恤其阙,乃使富民持其赢余,贷其所急,以为之父母。故虽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独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偿其力之所直。由是观之,则夫天下之民,举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欢心也。夫天下之人,独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属于天子。此其为众,岂足以当其下之仰给之民哉?此亦足以见天子之所属者,已甚寡矣。臣愚以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为之计,以为莫如收公田而贷民急。夫陈、蔡、荆楚之地,地广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无以耕之。而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安土重迁,恋恋而不能去,此非官为之画策,因其凶荒饥馑之岁,乘其有愿徙之心,而遂徙之于不耕之公田,则终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亩,藉其室庐。田为公田,室为公室,以授无田之民,使天下虽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没,积而勿复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无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遗利,使天下之农夫稍可以免仆隶之辱,而得上丽于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饮食器皿之类,有所不备,又皆得以贷于国,可以无失其所。夫所谓贷者,虽其为名近于商贾市井之事,然其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无田以为农,而又无财以为工商,禁而勿贷,则其势不免转死于沟壑。而使富民为贷,则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于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执予夺之权以豪役乡里。故其势莫如官贷,以周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窜伏之奸,而一夫之贷,无过若干。春贷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薄收其息而优之,使之偿之无难,而又时免其息之所当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脱于奴隶之中,而获自属于天子。如此则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贷,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为收公田者,其利远非可以岁月之间而待其成也,要之数十百年,则天下之农夫可使太半皆天子之农。若夫所谓贷民急者,则可以朝行而夕获其利,此最当今之所急务也。

○第三道

译我听说古代天下人都是天子的百姓,田地的收益、衣被的使用以及一切养生所需的物资,全都依靠天子。权力集中于一人,利益不被强宗分割。百姓有供奉上级的忧虑,却没有依附豪强、受其役使的困苦。因此百姓感念天子,整个天下都可以役使来供奉天子的徭役。到了末世,天子的土地转归豪强,天下游民朝夕之间的饥寒困苦,天子不加体恤,反而把他们留给天下的富商。天子难道是要同小民争夺这一点利益吗?可是形势又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为什么呢?有田的人并不都是亲自耕种,没田的人替他们耕种;没田的人并不归属于天子,有田的人却把他们拘束起来。天子没有田地分给他们,却想役使他们的劳力,确实很难;而有田的人把田地给他们耕种,把他们当作奴仆看待,他们却可以役使而没有怨恨。所以现在的农民,全都不是天子的农民,而是富人的农民。至于天下的游民、贩夫贩妇以及从事工商技艺的人,他们虽然不依靠田地生活,却每天消耗自己的劳力;如果没有朝夕生活的费用,他们也将是等待别人供养才能生存的人。天子不体恤他们的缺乏,却让富民拿出盈余,借给他们急需之物,作为他们的父母。所以即使是游民,天子也不能役使他们,富人却独自占有其利益,每天役使他们的劳力,却不偿付劳力的价值。由此看来,天下百姓全都不是天子的直属之民,天子只是凭借地位役使他们,并不能都得到他们的欢心。天下人中,只有那些有田的人,才有办法依附于天子。这样的人数,哪里足以承担下面那些仰赖供养的百姓呢?这也足以看出天子所属的百姓已经太少了。我认为按照当今的形势,应当收取天下的田地,把它们归于上面,用来安置没有田地的农夫,使小民的急难得到救济,夺取豪民放贷的利益,以收取游手之人的劳力。因此应当顺着实际便利来筹划,没有比收取公田、借贷给百姓以解急更好的办法了。陈、蔡、荆楚一带,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土地都成为公田,只是苦于没有人耕种;吴、越、巴蜀之间,人们挤肩并足,争夺寻常大小的土地。人们安土重迁,依恋故土而不肯离去;如果不是官府替他们筹划,趁凶荒饥馑的年岁,利用他们本已有迁徙的意愿,把他们迁到无人耕种的公田上,他们终究不会自行离开。现在应当等他们已经迁走,再收取他们的田地,登记并接收他们的房屋。把田地作为公田,把房屋作为公室,授给没有田地的百姓,使天下即使是富庶的地区,也常有天子的田地。又把没收来的田地积存起来,不再出售,招募天下的成年男子,分头耕种其中的土地。不要让富民安坐着还想收取公田遗留下来的利益,使天下农夫稍稍能够免除奴仆般的屈辱,而得以向上依附天子。那些新迁来的百姓,耕牛、房屋、饮食器皿之类有所不足,也都可以向国家借贷,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所谓借贷,虽然名义上接近商贾市井的事情,但其中的意义不可不加以审察。天下百姓没有田地务农,又没有财物从事工商,如果加以禁止而不借贷,势必免不了转死沟壑。若让富民放贷,便会产生把借贷者当作臣仆的心思,使用不仁的办法,收取超过一半的利息;即使不这样,也免不了有人脱下衣服、让出房屋作为抵押,百姓承受困苦,而上面得不到利益,只是让富民掌握取予的权力,强行役使乡里。因此从形势看,不如由官府借贷,以周济百姓的急难。《周官》的制度规定,百姓借贷时,要和主管官吏辨别贵贱,并以国家规定的服役作为利息。如今可以让郡县全部放贷,并把这件事交给当地土著百姓负责,以防止借贷者逃亡潜藏的奸诈;每个人借贷不得超过若干数额。春天借贷,秋收时以缯帛偿还;夏天借贷,秋收时以粮食偿还。少收利息并宽缓期限,使他们偿还不困难;又按时免除本来应缴的部分利息,以收服他们的心。使百姓能够脱离奴隶般的处境,获得直接隶属于天子的身份。这样,天下游民便可以役使,富民的放贷也无需禁止而会自然停止。然而我认为,收取公田,其利益远不是在几年、几十年之间便可等待成功的;总而言之,经过数十乃至上百年,天下农夫大半都可以成为天子的农民。至于所谓借贷给百姓以解急,则可以早晨实行,晚上便见到利益,这是当今最急迫应办的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第三道

臣闻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无,而导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尽,安居于中而无慕于外利,各安其土,乐其业,无来去迁徙之心,膏腴之乡,民不加多,而贫瘠之处,民不加少。天下之户,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国之役使,而无所乏困。盖今天下所谓通都大邑,十里之城、万户之郭,其阴阳向背与其山林原隰之势,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汉以来所为创置摩画,使足以衣食其民,而无乏绝者也。臣尝读《周诗·公刘》之一篇,其言自戎迁豳之际,登高望远,以求其可居之地,与其可用之物,莫不详悉而曲尽。其诗曰:“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夫古之君子居于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与器用之所出,盖如此其详也。及观《史记·货殖列传》,郡国之所有,东方之桑麻鱼盐、南方之竹木鱼稻与西方之五谷畜牧、北方之枣栗裘马,则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备养生送死之具。导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则其民丰乐饶足,老死而无憾。及行天下,览其山林薮泽之所生,与其民之所有,往往与古不类。夫自大江以北、汉水之侧,三代之时列国数十,楚人都于荆州,其在战国,最为强大。外抗群蛮,内御秦、晋,常以其兵横于天下,计其所都,安肯用瘠卤▯尧▯角之地?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臣闻善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兴利除害,教民稼穑,收敛倍称,而获兼地之福。今者举千里之地废之为场,以养禽兽,而不甚顾惜,此与私割地以与人何异?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余年。其间犹未甚远也,盖修败补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独患为吏者,莫以为事。若夫许州非有洪河大江之冲,而每岁盛夏,众水决溢,无以救御,是以民常苦饥,而不乐其俗。夫许,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节度之所治。使岁辄被水,而五谷不熟,则其当时军旅之费、宗庙朝廷之用,将何以供?此岂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见,而天下之广,又安能备知?尝以为,方今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牵俗。太怯,则见利而不敢为;牵俗,则自顾而爱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不成,而何独在此?臣欲破其牵俗之风,壮其太怯之气,意凡天下贫窭破散之郡县,使皆择善事能干之人而往为之长。因其去也,而天子亲谕,以此使得稍久于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辟者,书以为课。何者?此非难办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后能济。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诚少严其事,使为吏者知上之属意于此,十岁之后,臣以为此必为富壤之区。而方今天下重征之处,亦为渐减,而取诸此矣。

○第四道

译我听说古代建立都城、设置城邑,要察看丘陵、高原、低湿地的形势,利用水泉的通道,疏通缺少的,引导已有的。使百姓每天取用而不会耗尽,安居其中而不羡慕外地的利益,各自安于土地,乐于职业,没有来去迁徙的心思;肥沃的地方,人口不会增加,贫瘠的地方,人口也不会减少。天下各户大致平均相同,都足以承担郡国的役使,而没有缺乏困顿。如今天下所谓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十里之城、万户之郭,它们的阴阳向背以及山林、原野、低湿地的形势,陂池泉水的利益,都是秦、汉以来创置规划,使它们足以供养百姓而不致缺绝的。我曾读《周诗·公刘》一篇,它说到从戎地迁往豳地的时候,登高远望,寻求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可以利用的物产,没有一处不详尽周密。诗中说:“忠厚的公刘啊!走向那百泉之地,望见那广阔的原野。于是登上南冈,于是看到了京地。”“忠厚的公刘啊!土地既广大又绵长,既看日影又登冈察看。观察它的向阳背阴,察看它的流水泉源。”“忠厚的公刘啊!在豳地建起馆舍。渡过渭水摆渡,取得砺石,取得锻石。”古代的君子居住在自己的邦国,对于百姓可以利用的东西和器用所产出的地方,了解得大概就是这样详细。等到阅读《史记·货殖列传》,其中所说各郡国的物产,如东方的桑麻、鱼盐,南方的竹木、鱼稻,西方的五谷、畜牧,北方的枣栗、裘马,那么一方所有的物产,都可以用来备办养生送死的用品。引导得当,取用有法,那么百姓便会富足安乐,直到老死也没有遗憾。等到我行遍天下,察看山林、薮泽所生产的东西以及百姓所拥有的物产,往往同古代不同。大江以北、汉水两岸,自三代时有数十个列国;楚人在荆州建都,到了战国,是最为强大的国家。它对外抵抗群蛮,对内抵御秦、晋,常常凭借军队横行天下;推想它建都的地方,怎么肯使用贫瘠咸卤、崎岖不平的土地?可是如今从楚地以北直到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坦田地绵延万里,农夫逃散,五谷不能生长,荆棘遍布原野。土地却极其肥沃,泉源陂泽的遗迹,仍然曲折绵延地存在。当地百姓不知道水田耕作的好处,长官又不把它放在心上;一遇水旱,百姓便连菜蔬野菜都缺乏。过去因百姓死亡流亡、县镇废弃撤销的地方,大概往往就是这种情形。我听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动用军队,不扩张疆界,只兴利除害,教百姓耕种,收取相当于投入数倍的收益,便能获得兼并土地的好处。如今竟把方圆千里的土地废弃作为苑囿来饲养禽兽,却不很加以顾惜,这同私自割让土地给别人有什么不同?我曾从乡野之人那里听说,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赶百姓去当兵;唐、邓、蔡、汝之间原有的陂塘旧堤,便因而淤塞废弃,不再治理,直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事情距离现在还不算太远,大概修复毁坏、补足缺漏,也不过十天半月的事情;只是令人担忧的是,做官的人没有把它当作事情。至于许州,并不是处在洪河、大江冲击的要道,却每年盛夏众水决堤泛滥,无法救治防御,所以百姓常常苦于饥荒,也不以居住在那里为乐。许州是诸侯旧国,是魏武帝建都的地方,也是唐代节度使治理的地方。假如每年都遭水灾、五谷不熟,那么当时军队的费用、宗庙朝廷的用度,将靠什么供给?这难道不是近世的弊病因循不治,才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这只是我所看见的一处,天下如此广大,又怎么能够全部知道?我曾认为,当今的祸患产生于过分怯懦,形成于受习俗牵制。过分怯懦,就会看见利益却不敢去做;受习俗牵制,就会只顾自己而爱惜自身。因此天下的事情全都不能成功,哪里只是这一件呢?我想破除受习俗牵制的风气,增强过分怯懦的勇气;我的意思是,凡天下贫困破败、百姓流散的郡县,都应选派善于办事、能够干练的人去担任长官。在他们赴任时,天子亲自晓谕,使他们能够在任上稍微久留;考察当地百姓增多、田野开辟的情况,并登记下来作为考核成绩。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难办的事情,不必等到有非凡才能的人才能成功,只是由于松弛放纵、懒惰怠慢,才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如果确实稍微严格地对待这件事,使做官的人知道上面特别重视它,十年以后,我认为这里一定会成为富饶的地区。而现在天下赋税沉重的地方,也会逐渐减轻,赋税可以从这里取得。○第四道

臣闻天下有二病:好战则财竭而民贫,畏战则多辱而无威。欲民之无贫,则无疾夫无威;欲君之无辱,则无望乎财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尝兼有也。古之人君,各从其所安而处其偏,是以不获全享其利,而亦未尝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于汉,可以见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劳,府库盈溢,其赋于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谓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其不逊,输金缯,纳锦绣,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为意,以求全其民。至于武帝,不忍数世之忿,尽天下之锐而攻之,辟地千里,斩馘百万,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国之气,得志满意,无以加矣。而内自疲敝,中民之家大抵皆破,无复十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说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顾。而智者之论,已谓非中国之长算矣。今者中国之弊,在于畏战,畏战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于贫,无所就其利,而遍被其害,重赋厚敛,以为二边之赂,国辱而民困。盖今世之病,病已极矣。贤人君子竭其智虑,以求安其民,而民常为夷狄之所扰。天子欲使其泽下布,而海内常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盖有所矣。二边之赂不绝,是以天下之赋敛,虽知其甚重而不可轻。天下之赋敛其重而不可轻,是以天下之民,虽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于民政之终,而特备论其要云。盖方今天下之议,莫不以为二边之赂,决不可去也。独其勇者则曰:“宁战而无赂,战不必败,而赂必至于乏困。”臣窃以为,此古之汉武帝、唐太宗坚忍而不顾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战久矣,用不战之民,而待必战之敌,窃恐世俗之难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败而成功,转祸而为福,若反覆手之间耳。桓公见胁于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结于诸侯。桓公袭蔡,本以诛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责苞茅之不人,而诸侯大服。臣窃韪之,方今二虏之赂,虽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势偶有似夫战国之际,以谋相倾而阴相溃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潜破二虏之国。古语有之曰:“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晋之取虞,越之取吴,冒顿之取东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邻国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虑详密而难图。今夫中国之不竞,亦已久矣。彼其相视以为无能为者,非一日也。然犹未肯释然而无疑。夫惟释然而无疑,而后其国可取。今吾犹有所龃龉于其间,彼以吾为犹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亲,而未敢懈。盖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为当今之计,礼之当加恭,待之当加厚,使者之往,无求以言胜之,而其使之来者,亦无求以言犯之。凡皆务以无逆其心,而阴堕其志,使之深乐于吾之贿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内,搜士拣马,择其精锐而损其数,以外见至弱之形,而内收至强之实。作内政以寓军令。凡皆务以自损吾强大之势,而见吾衰弱之状,使之安然无所顾忌,而益以怠傲。不过数年,彼日以无备,而吾日以充实。彼犹将以吾为不足与也,而有无厌之求。彼怠而吾奋,彼骄而吾怒。及此而与之战,此所谓败中之胜而弱中之强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势亦有二而已矣,能奋一朝之劳,而尽力以攻之,则其后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岁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损以骄之,则其后可以骤胜,而其始也,不免有岁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谋人之国,败人之兵,而有胜矣。而臣窃谓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骄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惭;不能攻之,则骄之而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岁委百万之资以予人,而不能使人无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终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时之安,而欲得其间隙之际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译我听说天下有两种弊病:喜好战争,就会财物耗尽、百姓贫困;害怕战争,就会多受耻辱而没有威势。想使百姓不贫困,就不能不担忧没有威势;想使君主不受辱,就不能指望财物不会耗尽。这两种祸患,天下从来没有同时避免过。古代君主各自按照自己所安处的一面而偏重其一,所以不能完全享有两方面的利益,却也从未同时承受两方面的祸患。过去匈奴对于汉朝的情形,可以看出这一点。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天下安定,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征役的劳苦,府库充盈,向百姓征收赋税三十取一,可以说是盛世了。然而匈奴傲慢侵侮,到了极为无礼的时候,汉朝还要输送金帛、献纳锦绣,这是天子所受的最大耻辱;但汉文帝、汉景帝不把它放在心上,以求保全百姓。到了汉武帝,不能忍受数代积累的愤恨,耗尽天下精锐去攻打匈奴,开辟土地千里,斩杀俘获匈奴百万人,匈奴百姓死了大半。这样洗刷先帝长期的耻辱,夸大中原的声威,得志满意,没有超过此事的了。但国内也由此疲惫困敝,中等百姓之家大多破败,再没有资产十金的人家。这两方面都有人认为它们取得了成功,所以有所忍受而不顾后果。然而有见识的人已经说,这不是保全中原的长远谋略。如今中原的弊病在于害怕战争。害怕战争固然会多受耻辱,但百姓又不能免于贫困,既得不到害怕战争的好处,却遍受它的祸害;加重赋税、厚重征敛,用来作为贿赂两边的费用,国家受辱而百姓困苦。如今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贤人君子竭尽智虑,想使百姓安定,可百姓常常受到夷狄侵扰;天子想把恩泽布施到下面,可海内常常受夷狄困扰。这种弊病大概已经有所表现了。两边的贿赂不能断绝,所以天下的赋税征敛虽知十分沉重,却不能减轻;天下的赋税既然沉重而不能减轻,天下百姓虽知十分困苦,也就不能得到安定。因此我在论述民政的最后,特意详细谈论其中的要点。如今天下的议论,无不认为两边的贿赂决不能取消。只有勇敢的人说:“宁可作战而不送贿赂,战争未必失败,而贿赂最终一定会使国家困乏。”我私下认为,这正是古代汉武帝、唐太宗坚忍而不顾后果时所采取的办法,足以实行。然而这样也会触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作战,使用不习战的百姓去对付必然作战的敌人,我私下恐怕世俗会认为难以做到。古代霸王的臣子,往往因失败而成功,转祸为福,就像反掌一样容易。齐桓公在曹沫劫持下被迫订盟,后来想背弃盟约,管仲却利用这件事使他守信,从而在诸侯中树立信用。齐桓公袭击蔡国,本来是为了惩罚少姬的罪过,管仲又借机讨伐楚国,责备楚国没有进贡苞茅,于是诸侯都非常服从。我私下认为这很有道理。如今向二虏缴纳的贿赂,虽有不得已的原因,但形势偶然有些像战国时期各国用谋略互相倾轧、暗中使对方崩溃的情形。因此我想借此成就谋略,暗中攻破二虏的国家。古语说:“将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从前晋国取得虞国、越国取得吴国、冒顿取得东胡、石勒取得王浚,这四件事都是靠先给予对方而成功的。邻国的祸患,只在于彼此猜忌、互相窥伺,因而不敢轻易改变关系;所以它们的谋虑周密,难以图谋。如今中原不振,也已经很久了。他们互相看着,认为中原无所作为,并不是一天了;但仍未完全放松警惕而没有疑虑。只有等他们彻底放松、不再怀疑,然后才可以取得他们的国家。如今我们仍在他们之间制造一些不协调,他们认为我们还有不服之心,所以君臣彼此亲近,不敢懈怠。古代英雄能够忍受一时的耻辱,而保全百世的利益。我认为当今的策略,应当在礼节上更加恭敬,接待上更加优厚;使者前去,不要企图在言辞上压倒对方;他们的使者前来,也不要企图在言辞上触犯他们。一切都务必不要违逆他们的心意,而暗中削弱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深深乐于接受我们的贿赂,心思不再放在我们身上。同时我们在国内整顿治理,搜求人才、挑选战马,选择精锐却减少军队数量,对外显出极其弱小的形势,对内积蓄极其强大的实力;用内政来寄寓军令。一切都务必设法削弱我们强大的势头,显示我们衰弱的样子,使他们安然无所顾忌,越发懈怠骄傲。这样不过几年,他们一天比一天没有防备,而我们一天比一天充实。他们还将认为我们不足以与他们抗衡,于是提出没有止境的要求。等他们懈怠而我们奋发,他们骄傲而我们愤怒,到了这个时候同他们作战,这就是所谓在失败中取得胜利、在弱小中形成强大。唉!当今的事情,形势也不过有两种而已:能够忍受一时的劳苦,尽力进攻他们,那么以后可以大为安定,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辛劳多年;能够忍受一时的屈辱,自我削弱来使他们骄傲,那么以后可以很快取胜,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蒙受多年的耻辱。这两条策略,都足以谋取别人的国家、击败别人的军队,都有可能取得胜利。我私下认为,当今最安稳的办法,必定是先给予他们、使他们骄傲。唉!有智谋和能力,就进攻他们,以洗刷天下的大惭;如果不能进攻他们,就使他们骄傲,以图谋将来。没有不能进攻、又不能使其骄傲,却拱手等待成功的道理。如今每年把百万资财交给别人,却不能使别人不怀疑我们仍有不服之心;耗尽四海的财物,最终却不能成就事情。只是侥幸求得一时安定,却想等到有间隙的时候治理天下,这样天下能够得到治理吗?○第五道

臣闻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来,出兵以乘其虚。方今二边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议,以为中国之兵,无由而出。而臣以为不然,何者?敛天下之财以奉夷狄,彼求之无厌,则吾之应之将有所不称其意。大抵不过数十年之间,用兵之衅,不发于彼之不悦,则发于吾之不忍。此亦其势之不可逃者也。方其无事之时,中国既不得不畜兵于边,而及其有间,又必将出兵而乘其敝。此二者不可不素为之所也。今每岁发郡县之兵以戍边,此其未战之谋也,而臣未知其所以为战之术。臣闻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边之役,六国之际,燕、赵最被边患,而当其时,西备秦,东备齐,南备楚,内备韩、魏。千里之国,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备,则其所以备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计亦不过沿边之民自为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边之谋,始于秦汉,内无敌国之虞,而郡县之兵,材官蹶张,皆出于民之为役。其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边鄙之民不可使常为兵,是以不得不驱中原之民而纳之塞下,以捍寇虏。故其边戍之兵,岁初而来,终岁而去,寒暑不相安,险易不相习,勇怯不相程,志气不相企;上无顾于坟墓,而下无爱于妻子;平居忧愁无聊,无乐土之心,而缓急苟免,无死战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谋臣晁错、陆贽之徒盖常以为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廪食,以终其身。在秦则廪于秦,在赵则廪于赵,不可一日而阙。非如汉之戍卒,有休罢更代之期也。然犹守此区区既往之陈迹,岂不惑哉?且举中原之士而屯之于边,虽无死伤战斗之患,而其心常自以为出征行役,苦寒冒露,为国劳苦,凡国家之所以美衣丰食以养我者,止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万,端坐而食,实不知行阵之劳,不见锋刃之危,而皆已自负,以为有劳于国,其势不可有所复使。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阴伺二虏之怠,而出兵以逐利于塞外,此诚今世之至计也。而臣窃恐缓急之际,士卒皆已自负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尝已用其力,则其心自满,而不复求报其上。士无求报之心,则不可以与之犯大难而涉大劳。惟其饱食而无所试,优游无为以观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则其气刚锐,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锐气,是以其兵无敌于天下。臣愚以为方今之计,内郡之兵,当常在内,而不以戍边。戍边之兵,当常戍边,而不待内郡之戍卒。募内郡之兵,其乐徙边者,而稍厚之。不足,则募民之乐为边兵者以足之。使二边有一定不迁之兵,而颇损内郡之众,计其内外之数,相通如旧而止。平居无事,以此备边;而一旦欲有所攻夺掩袭,则独发内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报其上。锐而用之;堕而置之,屯兵历年,而士无所怨其劳;出兵千里,而士无所憾其远。兵入,则出者得以休息,而无乘塞之苦;兵出,则守者闲暇,而无行役之困。交相为用,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竭。此真与今世之法,竭天下以养兵,守亦使此,战亦使此,未战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异矣。

●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试论八首

  【王者不治夷狄论】

译我听说抵御戎狄有两种办法:屯兵等待敌人到来,出兵乘敌人的空虚。如今两边本来已经常常驻扎重兵,但天下的议论认为中原的军队没有理由出兵。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征收天下的财物供奉夷狄,他们索求无厌,那么我们回应他们的要求终将有不能满足其意愿的时候。大概不过几十年,开战的祸端不是从他们不高兴而发起,就是从我们不忍受而发起。这也是形势上无法逃避的。没有事情时,中原既然不得不在边境蓄养军队;等到出现机会,也必然要出兵乘其困弊。这两件事不可不预先筹划。如今每年从郡县征发军队戍守边境,这是尚未作战时的谋划;至于怎样作战,我却还不知道。古代三代的制度,没有戍边的徭役;六国时期,燕、赵最受边患,而当时西面防备秦国,东面防备齐国,南面防备楚国,内部还要防备韩、魏。千里之国,四境没有一处不设防,那么用来防备胡人的士卒从哪里得到呢?推想起来不过是沿边百姓自行编成队伍,以抵御他们的侵略而已。戍边的谋略始于秦、汉;当时内部没有敌国的忧患,郡县的材官、蹶张,都是由百姓服役充任的。它的制度是:每月轮番服役作更卒,期满后恢复为正式身份;一年屯戍,一年服力役,依次承接,轮流更替。边境百姓不能常年当兵,所以不得不驱使中原百姓送到边塞,抵御敌寇。因此边境戍卒年初到来,年终离去;寒暑不能相安,险易不能相习,勇怯不能相互配合,志气不能彼此激励;上面无心顾念坟墓,下面没有妻子儿女的牵挂;平日忧愁无聊,没有安居乐土的心,遇到缓急只求苟免,没有拼死作战的意愿,不能指望他们发挥作用。古代的谋臣晁错、陆贽之类,大概常常把这些作为意见提出。如今的军队,都是天子供给粮食,终身如此。在秦国就由秦国供养,在赵国就由赵国供养,一天也不能缺少,不像汉代戍卒有休息、罢役、更替的期限。然而还拘守这种小小的旧有陈迹,难道不是糊涂吗?况且把中原士兵全都屯驻边境,即使没有死亡受伤、交战的祸患,他们的心也总认为自己是在出征服役,忍受严寒、冒着霜露,为国家劳苦;国家用美衣丰食供养他们,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因此士卒有百万之多,端坐着吃粮,实际上不知道行军列阵的劳苦,也没有见过刀锋的危险,却都已经自负,认为自己对国家有功,势必不能再役使他们做其他事情。这种弊病在于使用他们不得其道。如今暗中窥伺二虏的懈怠,出兵到塞外追逐利益,这确实是当今最好的策略。但我私下担心,紧急关头,士卒都已经自负而不能使用。况且人的常情是,一旦已经使出自己的力量,心里便自满,不再要求报答上级。士兵没有求取报答的心,就不能同他们冒犯大难、经历大劳。只有让他们吃得饱却没有机会施展,悠闲无事地看着别人成功而不能亲自效力,他们的气势才会刚劲锐利,内心也不会疲倦。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只在士兵内心尚未疲倦时使用他们的锐气,所以军队能够无敌于天下。我认为当今的策略是,内郡的军队应当常驻内地,不要用来戍边;戍边的军队应当常守边境,不要等待内郡的戍卒来替换。招募内郡军队中愿意迁往边地的人,给他们稍厚的待遇;人数不足,就招募百姓中愿意成为边兵的人来补足。使两边有固定而不迁移的军队,并适当减少内郡军队的数量,计算内外军队的总数,达到从前相通的数目便停止。平时无事,用这些军队守边;一旦想要进攻、夺取、掩袭敌人,便只出动内郡士卒,使两种军队都想着竭尽勇力来报答上级。锐气旺盛的便使用,锐气衰堕的便暂且安置不用。屯兵多年,士兵不会怨恨劳苦;出兵千里,士兵不会遗憾路远。军队进入内地,出征的军队便可以休息,不再有长途奔赴边塞的劳苦;军队出征,守边的军队便有闲暇,不再有远行服役的困苦。彼此交替发挥作用,如同循环往复没有尽头而不会耗竭。这同当今的制度——耗尽天下来供养军队,守边也用这些人,作战也用这些人,还未开战士卒便都懈怠——相比,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试论八首 【王者不治夷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