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五◆进论五首

译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使天下各地建立学校来教育百姓，实行乡射、乡饮酒的礼仪。每年年终，农事已经完成，便召集乡里的父老，陈设笾豆、酒食等祭品，由天子的卿大夫亲自主持礼仪。因为他们认为，田野百姓赤裸着四肢，劳苦着筋骨，长幼亲自劳作，只顾追求一时的利益，习惯了粗鄙的乡野风俗，不懂得孝悌的节操，顽劣蒙昧而不知羞耻，无法用道理教导，又很容易被诱导作乱。因此趁他们休息时用礼仪教育他们，使他们心中有所不忘。所以三代的百姓，即使是耕田挑担的卑贱之人，所做的事很鄙俗，但内心一定有所守持；他们的心地虽然朴实，也不至于愚昧到触犯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上面的统治者不把他们看作鄙陋而不值得教育，百姓也乐于行善。到了后世衰败的时候，天下百姓中愚昧的人不懂君臣、父子的道义，天下的风俗也一天比一天败坏混乱。如今轻佻浮动而剽悍、喜好利益而多变的，是吴、楚的风俗；刚劲勇猛而沉静安定、粗鲁迟钝而缺少文饰的，是燕、赵的风俗。对于轻佻剽悍的人，他们又有贪利多变的心，没有三代圣王的教化，理应起来作乱了。至于北方燕、赵两国，那些刚劲勇敢、沉着安静的人，可以用义理感动他们；那些粗鲁愚钝、缺少文饰的人，可以用信义结交他们。然而燕、赵之间的百姓，常常发展到自负勇力而成为盗贼，这与吴、楚人没有不同，为什么呢？他们的刚勇接近于喜好作乱，他们的愚钝接近于无知。上面的人失去了治国之道，燕、赵的善良百姓便不再被当世所看见，而那些暴戾的人却常常扰乱天子的统治。孔子说：“君子喜好勇力而没有义，就会作乱；小人喜好勇力而没有义，就会成为盗贼。”所以古代圣人用义来制止作乱，用义来制止盗贼，使天下人都懂得父子、君臣的道义，这样还有谁会一起作乱呢？从前唐朝衰败时，燕、赵人在八十年间经历百战来侍奉叛贼大臣，竭尽力量、拼死效命，不顾失败灭亡，来抗拒天子的军队，却认为这是忠臣义士理所当然应做的事。在这个时候，燕、赵士人只是没有义，所以把自己忠诚专一的心，运用在天下最悖逆的事情上，用来抗拒天下最正当的力量，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而能有恒常之心，只有士人才做得到。至于百姓没有固定产业，就会因此没有恒常之心。如果没有恒常之心，那么放纵邪僻、违法奢侈的事情就没有不做的了。”所以，燕、赵之地常常苦于士大夫太少。【蜀论】普通男女，是天下人容易欺凌的；武夫侠士，是天下人所畏惧的。天下人只知道最刚强的东西不可屈服，却不知道最柔弱的东西也不可侵犯。因此天下的祸乱常常逐渐加深，却没有人能够制止。大概是因为人们所畏惧的对象越来越骄横而无法控制，而所轻视的对象不得志，便想着作乱。秦、晋人的勇猛，蜀、汉人的怯弱；怯弱者容易屡次触犯禁令，勇猛者轻易作奸犯科，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战国时期，秦、晋的军队弯弓佩剑，纵横驰骋，呼喝叱咤，蜀、汉的士人无法抵挡。然而天下安定以后，秦、晋之间的豪民杀人报仇，掘坟盗墓来满足自己的心意，最终却不敢发动大的变乱。蜀人畏惧官吏、奉行法令，低头听命，但其中的普通人和小民心中稍有不满，便立即起来跟从叛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观察他们平日无事时，即使盗贼进入家中，也害怕受伤而不敢较量，这并不是具有喜好作乱、难以控制的气质。然而他们的弊病常常发展到大乱而不可挽救，也正是优柔寡断的风俗有所助长造成的。如今秦、晋的百姓，豪迈不羁而无所顾忌，凭借力量而傲视官吏。官吏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们不能容忍，便大声叫骂、纷纷争辩，奔走申诉，争论细微的是非曲直；更严重的，甚至怀藏刀刃去刺杀上级官吏，以把愤怒发泄到极点，也不过如此。所以秦、晋的风俗，是有突然爆发的一时之怒，却没有终身郁结、始终无法报复的怨恨。至于蜀人，受辱却不能争胜，受侵犯却不能报复，只是顺从沉默，忍受羞辱而不立即爆发。等到心中有了再也不能忍受的事情，便聚集起来成为群盗，分散开来造成大乱，以发泄长期积蓄而未能释放的愤恨。所以即使秦、晋人勇猛，他们作乱时目标较近，祸患较浅；蜀人虽然怯弱，但他们发生变乱时怨恨深重，祸患重大。这就是勇与怯的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天下百姓，最重要的是心中不要积存怨恨；有了怨恨而能够得到补偿，使愤怒得到快意，那么它造成的毒害还可以稍稍缓解。只有郁结不平而无处发泄，他们的意图才会深远，毒害才会深重，所以必定会发生大乱，发泄愤怒之后才会平息。古代君子治理天下，使强者有所不敢轻视，也使弱者不受欺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尚书》说：“不要虐待孤苦无依的人，却要敬畏显贵有势力的人。” 《诗经》说：“不要欺侮鳏夫寡妇，不要畏惧强暴有力的人。”这是说，天下的普通男女，力量不足以与人抗敌，智慧不足以与人争辩，战胜他们算不上勇武，却只会使他们产生怨恨而作乱。唉，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人，和他谈论天下大事呢！【北狄论】

译北狄人的天性，好比禽兽，擅长射猎，习惯奔驰，生长在盐碱荒地，成长于霜雪覆盖的原野，以水为饮、以肉为食，风雨、饥渴都不能困顿他们；上下山坡，筋力超过常人百倍，轻视死亡而喜欢作战，所以常常凭借勇力战胜中原。然而说到他们保护亲属、休养生息、畜养牛马、繁衍子孙、安居享乐，以及想保全自己的首领，这些方面大概与华夏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中国的士人常常害怕他们的勇猛，躲避而不敢侵犯。穿毡裘的民族也因此恐吓中国，想夺取中国的利益。这就是当今所说的大患。从前汉武帝时期，匈奴断绝和亲，进攻交通要道和边塞，天下震动恐惧。后来二十年间，汉军深入匈奴境内，不怕死亡，舍弃性命越过大漠以北，来决一胜负；而匈奴因孕妇负重、牲畜损耗而衰败，人员牲畜疲惫困乏，不敢再谈作战。为什么呢？勇士和壮马并不是中国所没有的；长途追击远逐，即使匈奴人多，也终究会有所不安。所以敌国强盛，并不是邻国最应深深忧虑的事情。关键在于养兵、休整士卒、聚集他们的勇气，使他们不受震慑罢了。如今正值天下的形势，中国百姓安闲度日、宽衣缓带，不知道战争的劳苦，骄奢怠惰，勇气已经消耗殆尽。而戎狄的贿赂动辄以百万计，转运到天下各处，又用甜言蜜语和丰厚礼物，来满足他们不足的欲望。于是天下士人耳熟于所听见的，眼习于所看见的，认为百姓的性命已经寄托在戎狄手中，所以低头柔顺服从，没有人敢于抗拒。中国人勇健豪壮的气概，已经消散，完全不复存在了。战胜的军队，勇气会增加百倍；战败的士卒，一生都不能恢复元气。大概战争之所以能够进行，凭借的是士气；之所以不战，是在蓄养士气；战后还能守御，凭借的是剩余的士气。古代不作战，是为了养护士气而不损伤它；如今士卒不作战，士气却已经耗尽了。这是天下最值得忧虑的事情。从前六国相争时，秦人出兵山东，小战就杀死将领，大战就割取土地，秦兵所到之处，天下震恐战栗。然而诸侯仍然率领疲惫离散的军队，合纵攻秦，磨炼战士，激发士气。长平之战失败后，赵国士卒死了四十万人，廉颇收集残余兵力，向北击败栗腹，向西抵抗秦军，重新振作，磨砺军队，并不屈服。因此赵国百姓看到他们的君上所作所为，日益奋进而不受挫折，也都自己激发愤怒，争着拼死抗敌。后来秦人包围赵国邯郸，梁王派将军新垣衍到赵国，想促成尊秦为帝，但鲁仲连慷慨激愤，深深认为不可。天下士人之所以奋不顾身，抗拒强暴如虎狼的秦国，是因为秦国不是他们的君主。假如让诸侯跟着尊秦为帝，那么天下还有谁能挺身而出抗拒自己的君主呢？所以鲁仲连并不只是厌恶尊秦为帝这一空洞的名号，更是痛惜天下的形势将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如今尊奉夷狄中那些无知的人，与他们交好并接纳他们的财币，把他们当作兄弟之国，像奉承骄纵的孩子一样侍奉他们，不敢稍微触犯他们的意愿，这只会败坏天下义士的士气，助长夷狄蛮横的势力罢了。如果现在确实能够培养威势、尊重自己，卓然独立，不听从夷狄的妄求，成为百姓所仰望的对象，从而保全我们中国人的气概，那么数十年之间，天下受挫折的志气就会重新壮大，北狄的勇力也不是我们应当害怕的了。【西戎论】戎狄的风俗，是畏惧强大的族群而轻视中国。戎强大，就让狄臣服；狄强大，就让戎臣服；戎狄都弱小，然后中国才可以使它们臣服；戎狄都强大，中国才会遭受侵略的祸患。大概一强一弱，就是中国的祸患。那弱小的一方不敢独自作战，所以争相依附强国的余威，借此向中国谋取利益，之后便无所畏惧。强大的一方兼并弱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南推进，不再有回头的忧虑，于是才敢集中力量攻打中国而不离开。这两者因形势相互依附而无法分开，所以中国的士卒常常不能解甲休息。从前冒顿、老上强盛的时候，只是因为西戎没有强国，所以匈奴人能够集中力量使中国困苦。假如西戎有凭武力取胜的君主，那么中国的祸患将会有人分担，不会集中在一处。为什么呢？因为匈奴害怕西戎从后方乘虚而入。所以北狄强大时，中国不得不厚待西戎的君主，而西戎君主也将把自己托付给中国。然而如果西戎没有强大而足以自恃的国家，那么它的势力也将衰弱并归入匈奴。只有当它的国家强大而且喜好勇战，其君主有意在一隅自立，不畏惧北狄的众多兵力，然后中国才可以利用它。然而天下人都认为，北方有强悍不屈的匈奴，又加上西戎的大国，中国将不堪其困扰，这是多么不善于思考啊！戎狄人正因为愚昧鄙陋而多怨恨，所以可以与他们共同承担忧患；正因为强悍凶狠而好胜，所以可以激发他们，使他们壮大。让他们彼此攻击而不能互相屈服，那么他们的形势必然会转向中国。中国趁机收服他们，那些不服从的，才可以谋取。可是天下人的议论又会认为，戎狄的风俗不喜欢彼此攻斗，却喜欢攻击中国的军队，这种形势本来就不可能联合。其实也不是这样。四夷喜欢攻打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军队不能苦战，又因为中国是金玉锦绣交汇之地。如今如果我们的军队精良、粮食充足，占据险要，明察烽火，官吏士卒训练有素而不敢懈怠，那么他们即使有强壮的骑兵，也无从施展；这样，攻打中国对他们就没有利益。他们坚守对峙，不出十年，向外又没有什么可以掠夺的，就会难以忍耐而心中焦躁，转而寻求借口彼此诋毁，以此作为出兵的名义。他们如果与匈奴交战，却把怨恨结在中国身上，又凭什么自我稳固呢？所以中国一旦出面收服他们，必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欢心。然而天下人的心态常常害怕他们强大，没有人去收服他们，反而让他们成为北狄的帮手，这是多么不了解戎狄的实情啊！【西南夷论】

译古代九夷、八蛮没有统一的大君长，纷纷杂乱，彼此不能统属控制。只有北狄这一族，常常成为大国，来抗拒中原。然而蛮夷的风俗，是按种姓分别聚居，千人为一部，百家为一党，见到利益便聚集，轻易联合又容易离散，族类彼此不一，内心始终不能相亲相爱，所以他们的军队适合迅速作战，不适合持久作战。北狄人地域绵延千里，能控弦的士卒达百万，侯王、君长通通成为一家，牲畜和财物丰足，势力蔓延在山谷之间；他们心中常有珍爱和看重的东西，不忍舍弃，所以他们的军队适合持久作战，不适合迅速作战。这两者大小形势不同，各自有适宜和不适宜之处，中国用来对待他们的办法也应各有不同。如今北狄人潜伏在阴山之下，养兵休士，长久居住而不作战，难道他们的心思曾有片刻忘记中国吗？然而他们认为，与人交战而取胜，仍不如不战就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如果交战而不能取胜，百姓的死伤就无法预料。因此他们常常大言恐吓而不进攻，以图使中国疲敝。大概他们所珍爱的东西越多，所以谋划就越深，发动得就越迟缓，以求不失去它们。至于西戎、南蛮、西南夷的百姓，即使集合全部人众，也还不能抵挡狄人的一半；而他们的首领豪强却常常作乱，不能自我约束，这实在是因为心中没有什么珍爱，只想侥幸通过一战，利用乌合之众罢了。所以蛮夷扰乱边境、谋求利益，其中没有大志的，大多都可以用谋略招致归服。我曾经观察西南边境以外的情形，面对蛮夷人众，探求他们发生变乱的起因，以及后来竟至攻打城郭、杀害人民、纵横肆虐而无法挽救的原因，发现没有不是逐渐积累形成的。对于蛮夷百姓，宁可断绝往来，也不与他们沟通。如今边境上有人贪图他们的货物，把他们接纳到市场交易；边民又凌辱欺骗他们，夺取他们的利益，长官还认为这是扰民而不加禁止。他们穷困愤恨而无所依靠，也没有地方申诉，所以形势必然发展到解开旧仇、结成同盟，攻掠践踏，在刀兵中残害对方，然后才使自己的意愿得到伸张。唉，做官做到这样，也可见他们不知道根本。开放关市，让我方官民像对待中国人一样对待他们，他们还有谁会被激怒而做出这种事呢？然而事情不怕不知道，就怕人不能采用。过去班超驻守西域几十年，向西攻破龟兹，向北降服匈奴。等到将要东归时，有人认为他一定有奇谋，于是去询问他的计策。然而他只说：“如果能够看清深渊中的鱼，就会有不祥之事；驻守边地的士卒都不是忠臣孝子，不能一概用法律约束。”当时人人都笑他，认为这番话没有用。然而等到西域发生变乱，最终确实是因为这个缘故。谋略不一定非要奇特才可以采用，关键在于是否适当。古代对四夷都设置校尉，益州还设置蛮夷骑都尉来处理相关事务。这样做，是为了使强大的夷人不能侵入中国，也使弱小的夷人不受中国人的欺凌。●《栾城应诏集》卷六 ◆进策五道 【君术】○第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