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八◆历代论二

译周成王因为管叔、蔡叔的话怀疑周公，等到发生风雷灾变，打开金滕之书，这才释然，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事实。汉昭帝听到燕王的诬陷，霍光害怕而不敢入宫。昭帝召见霍光，对他说：“燕王说将军让郎官清道，途中高呼清道，又擅自调增幕府校尉。这两件事关系到你，燕王是从哪里知道的？况且将军如果想做不法之事，也不必等到校尉。”左右听见的人都佩服他的明察，霍光因此得以安定，而燕王和上官桀都失败了。所以议论者认为昭帝比成王贤明。然而成王在位四十多年，使天下达到刑罚停用的太平境地。将要去世时，命召公、毕公辅佐康王；面对生死的变故，他临终的话清楚明白而不混乱。昭帝在位十三年，年龄刚刚成年，在天下还没有显著功业，他不及成王的地方也太远了。人的寿命虽出自上天，但人的作为常常也参与其中。所以我认为成王长寿，是周公的功劳；昭帝早夭，是霍光的过错。从前晋平公患蛊病，医和诊视后说：“这叫亲近女色，不是鬼神作祟，也不是饮食造成的，是惑乱心志。贤良的大臣将要死亡，上天的命运不会宽宥他。国家的大臣，接受君主的宠爱和俸禄，承担国家的大节，有灾祸兴起却不改变，必定要承担它的罪咎。” 医和用这话讥刺赵孟，赵孟接受批评而不推辞，那么霍光又怎么逃脱呢？周王幼年时，周公做他的老师，召公做他的保傅，身边前后左右全是贤臣。即使资质只是中等，但起居饮食每天都和贤臣接触，等到长大并衰老，志气已经安定，他能够安然处于富贵、把生死看淡，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昭帝亲近信任的，只有一个霍光。霍光虽然忠诚笃实，却没有学问和才术。他一起处理国事的，只有张安世；一起裁决机要事务的，只有田延年。那些通晓经术、明白义理的士人，霍光并不任用。后来他虽然听到久阴不雨的言论，尊重夏侯胜；感受到蒯聩的事情，认为隽不疑贤能，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们。假使昭帝居住在深宫，亲近宠妾幸臣，即使天资明察决断，却没有办法培养他，这些朝夕在身边的人又不断损害他，他怎么能够达到长远的成就呢？君主不幸，未曾经历世事却登上大位，应当让笃实好学、见识深远的人每天陪伴他，向他说明邪正，晓谕是非，让他观察治乱，长久熏陶而安于正道；等到他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反复，然后再听任他自行处理政务，才不会有害。这是大臣的职责。否则，小人就会先入为主，用声色犬马取悦他，用纵情驰骋、田猎放纵他，用宫室、器服的奢侈来诱惑他。等到他的志气已经混乱，然后再向他灌输谗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纷纷扰扰，没有什么做不出来。小则足以伤害自身，大则足以扰乱天下。大臣即使想进谏，也来不及了。《论语》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所以人一定要懂得道理，之后才知道爱护自身；知道爱护自身，之后才知道爱护别人；知道爱护别人，之后才知道保卫天下。因此我评论三位宗主能够长久在位，都是学习道理的力量。至于汉昭帝，可惜他有超过常人的明察，却没有人能用学问引导他。所以再次论说这件事，认为这是霍光的过错。【汉哀帝】汉哀帝从诸侯成为天子时，在封国中喜欢礼节，生活节俭。他知道成帝宽容放纵舅家，权力被王氏夺去。即位以后，他收回并掌握威权，朝廷肃然，差不多可以达到治理。后来傅太后侵犯欺侮王后，僭越窃取名号，才开始失去天下人的人心。哀帝又宠爱任用幸臣董贤，官位做到三公，财富可与皇室相比。即使他想贬抑削弱王氏，自身已经失去德行，朝廷又没有著名贤臣，所以帮助王氏的人很多。《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有光明的德行，四方都会顺从他。”这两点哀帝都失去了，又能把王氏怎么样呢？哀帝将要死时，王太后召大司马贤，在东厢接见他，询问丧事安排，贤内心忧惧不能回答，摘下帽子谢罪。太后说：“新都侯王莽先前以大司马身份奉送先帝大行，熟悉旧例，召他来命令王莽帮助你。”王莽到后，便让尚书弹劾罢免董贤。董贤当天自杀。王氏取代汉朝的祸患，实际上由此形成。从前高帝卧病时，担忧吕氏的祸患。吕后询问身后政事，高帝说：“陈平智慧有余，但难以独自担当。王陵年少而鲁莽，可以帮助他。周勃厚重而少文才，但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 到吕产、吕禄作乱时，王陵在前面争辩，陈平、周勃在后面平定，完全如同高帝所担忧的那样。文帝末年，有七国的忧患，他告诫太子说：“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任用周亚夫率兵。”到吴、楚叛乱时，周亚夫担任大将，在几个月内将其击破，也正如文帝所预料。如今王氏之乱，和吕氏之乱、七国之乱一样，但哀帝没有可以任用的人，汉朝于是灭亡了。这不只是天命，大概也是人的谋划造成的。【汉光武上】君主的德行，在于能够识别人才；他的毛病，在于自己多才而好自作主张。能够识别人并善于任用他，就像自己拥有他的才能，即使达到尧、舜的境界也是可以的。自己多才而专断自用，即使有贤人也无法发挥作用，那也不过只能勉强自立罢了。汉高帝谋划事情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理国家不如萧何；但他能认识这三个人，任用他们而不怀疑，于是西面击破强秦，东面使项羽屈服，竟没有人能和他抗衡。天下平定后，政事全由萧何处理，法令整齐划一，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于是太平无事。又由曹参继承，最后由陈平、周勃辅佐，到文帝、景帝时期，朝廷内外安宁。这一切都是高帝识人的余功。东汉光武帝，文武才干齐备，击破寻邑，攻取赵、魏，鞭笞各路盗贼，谋划没有遗漏；衡量他的武功，似乎比高帝还强。然而假使让他处在高帝时代，同项羽为敌，也一定有办不到的事情。等到登上帝位，他惩戒王莽篡夺的祸患，虽然设置三公，却不把政事交给他们，专门任用尚书，督察文书，把能细密察核、惩治奸诈视为贤能，政事查察精细，下属不能欺骗他，一时被称为善治。然而凡是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都斥退，不符合图谶的人都弃置，只凭一己之身承担天下政务；这样一来，他智慧看不到、力量做不到的事情就很多了。到了明帝，任用和审察更加过分。所以东汉的政治，宽厚、和易的风气远远不如西汉。贤士大夫立于朝廷，志向不能得到施展。虽然号称太平安定，但都只是父子二人才能和志向所能达到的限度，并不是君子所推重的。【汉光武下】

译高帝把天下和后世的重任托付给大臣，大臣也竭尽心力来报答他。所以吕氏作乱时，陈平、周勃能够施展力量，诛杀吕产、吕禄，拥立文帝，事情反复变化却如同翻手一样容易。当时大臣的权力和任用十分隆盛，这种风气相承不绝，直到申屠嘉还敢召来羞辱邓通，议论斩杀晁错，而文帝、景帝并不因此恼怒；由此可见高帝任用人才，是何等看重。景帝、武帝以后，这种风气衰落了。大臣的任免，只像仆役一样。武帝年老时，将要拥立年幼的君主，知道不能没有大臣，于是委任霍光。霍光的权力在诸臣之上，所以能够辅佐昭帝、拥立宣帝，天下没有人敢表示异议。到了宣帝，虽然明察有余，但本性嫉妒好胜；若不是张安世谨慎畏惧、陈万年顺从，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容纳。他厌恶杨恽、盖宽饶，杀害赵广汉、韩延寿，蛮横而没有一点怜悯之意。才能高强的士人只得小心翼翼地在他的朝廷任职。渐渐到了元帝、成帝时期，朝廷没有有分量的大臣，养成了王氏的祸患。所以王莽凭借器量狭小的才干，再用欺骗蒙蔽来辅助自己，而士人没有一个敢指出他的错误。光武兴起时，虽然文武谋略足以振奋一世，却不知道利用人才的长处来补足自己的不足。幸而他的子孙都贤能，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所以他的弊害没有显现。到了和帝年幼，窦太后专擅朝政。窦宪兄弟横行不法，在朝廷杀死都乡侯刘畅，事情败露后，请求攻打匈奴来赎罪。等到取得成功，又想拥立北单于，以此树立恩德、巩固地位。袁安、任隗都以三公身份守持义理，极力争辩，却不能胜过他们；幸而窦宪因谋反而失败。大概光武帝不任用大臣积累的弊病，到这里才显现出来。此后汉朝一天天衰弱。到诛杀阎显、拥立顺帝时，功劳出于宦官；贬黜清河王、杀死李固时，事情又由外戚促成。大臣全都没有参与。到了后期，梁冀的祸害严重，天下不能容忍，又借助宦官除掉他。宦官的祸害达到极点，天下不能承受，终于召来外兵将其铲除。外兵一旦进入，东汉的国运也就断绝了。大概光武帝不任用大臣的祸害，形势发展到极点就是这样。君主不能个个都贤明。君主有做不到的事，就把它托付给大臣，这是朝廷的正道。事情出于正道，成功多而失败少。遍观古今，大臣处理政事而祸患达到不可预测地步的，一定有原因。如今畏惧猜忌大臣，使别人能够乘虚而入；不在外戚手中，就一定在宦官手中。外戚、宦官彼此屠杀，最后甚至借助外兵接续其祸。唉，危险啊！【隗嚣】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知道该舍弃什么、趋就什么；大义一旦确定，即使有得有失，也不会造成祸害。隗嚣起初占据陇坻，谦恭地礼待士人，豪杰归附他，刑法政令修明，兵甲充足强盛；在当时割据者中，也有贤将的风度。然而圣公趁王莽失败，拥兵进入关中，君臣贪婪暴虐，仍不改变盗贼的旧习，败亡的趋势连普通男女都看得出来。隗嚣却率领大军，束手称臣，违背方望的意见，使各位父辈陷入死地，自己仅仅逃脱。后来光武帝从河北进入洛阳，政事修明、百姓归附，贤士充满朝廷，各路盗贼十之六七已经消灭；隗嚣却鉴于过去的祸患，正拥兵自守，打算实行战国六国的计策，谋臣离开他，义士嘲笑他，他却和王元、王捷一两个人以死固守。起初跟随圣公而毫不吝惜，最后背离光武而不悔改，在进退取舍上没有一件做对，最后落得杀身亡国，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刘表专制荆州，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势力在天下很重。曹公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两人都来请求刘表援助。刘表正安然自守，一点也不参与。韩嵩劝刘表说：“两个强者相持，天下的重任在将军身上。如果果真想有所作为，就应当乘他们疲弊而起兵，这是可以的。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应当选择适宜的一方归附。怎么可以拥有十万铠甲之士，却坐看成败；有人求援却不能救助，见到贤者却不肯归附？这两种怨恨必定都会集中到将军身上，恐怕不能保持中立了。”刘表仍然犹豫，不能采用他的意见，最终被曹公兼并。隗嚣、刘表都有从容高雅的言论，都得到长者的声誉；但他们失败，都是因为进退取舍不明而失策。不如张鲁那样平庸的人，在败亡之后知道归附的方向，还能保全自己的后代。《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会有危险；了解敌人而不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都必然危险。”只有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才能知道该舍弃什么、归附什么吗？【邓禹】邓禹起初率兵进入关中，乘胜独自攻克各地，关中和京畿震动。当时赤眉军刚进入长安，诸将和豪杰都劝邓禹径直乘乱进攻。邓禹说：“我们的军队虽然多，但能作战的人少；前面没有可以依靠的积蓄，后面没有转运粮饷的资源。赤眉军刚攻下长安，财富充足、兵器精锐，不容易抵挡。盗贼群居，没有长远打算；钱财粮食虽然多，变故却很多，不是能够坚守的军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地广大、人口稀少，粮食丰富、牲畜众多。我们暂且在北道休整军队，依靠粮食养兵，观察形势变化，然后才可以图谋。”于是率兵向北驻扎在▯邑。光武帝听说后，命令邓禹及时进攻。邓禹坚持原来的意见，徘徊不前。第二年，赤眉军向西逃往扶风，邓禹才进入长安，拜谒高庙，收取十一位皇帝的神主，但最终不能平定关中，无功而返。大概赤眉之乱，光武帝想迅速攻打，邓禹想缓慢夺取。议论者见邓禹失败，便认为邓禹失策。我认为不是这样。赤眉正强盛时，急攻确实困难，缓攻才是正确的。等到赤眉自行败退，向西逃往扶风，邓禹乘机进攻，赤眉尚且还能回兵击败邓禹，更何况它还没有逃走时呢？像光武帝那样的计策，大概是不知道赤眉正强，而邓禹的兵力不足。如果仔细知道情况确实如此，就应当听从邓禹坚守北道，时时出兵骚扰赤眉，同时派另一支军队从东面牵制它，东西两面夹击，用岁月逐渐消磨它，赤眉就可以被擒获了。邓禹失败向西返回时，和冯异相遇，请求冯异共同攻打赤眉。冯异说：“我和贼军相遇已经几十天，虽然多次俘获了勇猛的将领，但余众还很多，可以稍微用恩惠和信义来倾诱他们，很难仓促用兵击破。皇上如今派诸将驻扎渑池，阻截赤眉东进，我从西面攻击它，一举就可以擒获。这是万全之策。”邓禹又不听从，因而失败。由此看来，邓禹原来的计策并没有错，只是皇帝不能采用；邓禹也受制于君命，不能自行坚守罢了。【李固】

译孔子对颜回说：“任用我就实行道义，不任用我就隐退收藏，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受到任用却不能实行道义，凭什么去利济别人？不受任用却不能保全自身，又凭什么保全自己？圣人对于天下的道理，极致也不过如此。陈灵公和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在朝廷上公然淫乱，泄冶强行进谏而死。《春秋》记载说：“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君主虽然无道，泄冶也因此留下了名声。认为这样做对事情没有益处反而伤害自身，君子就不会去做。李固处在顺帝、桓帝之间，对内无愧于本心，对外没有辜负他人；东汉的名臣，像李固这样的只有一两个人。然而事情有令人遗憾之处。冲帝死时，李固想拥立清河王刘蒜，梁冀不答应而拥立质帝。质帝死时，李固又请求拥立清河王，和胡广、赵戒共同谋划。胡广、赵戒害怕而中途改变，李固独自和杜乔争论。梁冀积累的愤怒爆发，策免李固而拥立桓帝。后来一年多，刘文、刘鲔谋划拥立清河王，梁冀便诬陷李固和刘文、刘鲔同谋，把他杀死。我私下奇怪，李固身为三公，两次想拥立刘蒜却不能成功。梁冀如同豺狼，像仇敌一样憎恨他；只有梁太后知道他的贤能，想宽赦他却不能。李固虽然急于拥立贤君、保存汉朝社稷，但形势必然不能成功。一次举事没有成功，就应当保全自身离去，能够免于祸患，这已经是幸运了。第二次又遇到重大变故，李固仍坚持以前的主张，迟迟不离去，终于陷入大刑。那么李固的死，几乎是自己招来的。否则，以李固这样的贤能，我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陈蕃】《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秘密，就会使事情失败。”所以猛禽将要攻击时，一定隐藏自己的形迹；不是因为有智慧就能驾驭万物，而是事情不得不这样做。谋划尚未发动却让别人知道，没有不危险的。陈蕃将要和窦武共同诛杀宦官。陈蕃自以为对外顺从众望，对内又对窦太后有恩，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于是事先泄露奏章说：“我听说言语不正直、行为不端正，就是欺骗上天、辜负他人。说出危险的话、竭尽自己的意见，群凶就会侧目而视，祸患转眼便至。这两者权衡，我宁愿遭祸，也不忍欺骗上天。如今道路上的人纷纷传言，都说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赡养<风立>等人，和赵夫人以及诸位女尚书一起扰乱天下。如果不赶紧诛杀，必然会发生变乱，倾覆社稷。希望把我的奏章拿出去给左右近臣看，使奸人知道我憎恨他们。”太后不听，听到的人无不震惊恐惧。谋划尚未发动，曹节等便假传诏令杀死陈蕃。当时陈蕃已经七十多岁，听到祸难后，带领官属、门生八十多人，拔刀进入承明门，挥臂大喊。正好遇到王甫，王甫将他收捕杀死。唉，难道天下将要亡汉了吗？陈蕃是一朝老臣，名望重于天下，却性情偏狭狂放、缺少谋虑，竟和从未经历世事的人一样，几乎像赤手打虎、徒步涉河那样冒险，死了还不后悔；这难道是孔子所说的贤人吗？●《栾城后集》卷九 ◆历代论三 【荀彧】荀文若对于曹公，就像高帝的张子房。董昭提出加授九锡的主张，荀文若不愿意，曹公心中不能平静，终于导致荀文若死亡，君子为此惋惜。有人认为荀文若先前的见识没有彻底贯彻，有人认为荀文若想最终向汉朝守节。这两种说法都不是荀文若的本心。荀文若起初在东郡跟随曹公，贡献谋略，摧毁群雄，本来就已经把帝王之业许诺给他了，难道到了晚年反而怀疑而不给他吗？当时中原大略平定，朝廷内外的希望都归于曹公；即使不加九锡，天下不归曹氏又将归向哪里？荀文若的意思，是认为如果强行夺取，就会使自己有争夺的嫌疑，也使人怀有不忍之心；不如慢慢等待，这样自己没有嫌疑，别人也没有遗憾。总之必定能够得到，又可以避免争夺的牵累，这才是荀文若的本心。可惜曹公急于取得，不愿多等几年，终于导致荀文若死亡。九锡虽然最终加授，禅让代替汉朝的事情，却直到曹公之子才实现。这是曹公的浅陋，而不是荀文若的过错。【贾诩上】曹公进入荆州，降服刘琮，想顺着长江向东进军，夺取孙氏的地盘。贾诩对曹公说：“您过去击破袁氏，如今收取汉水以南，威名远播，军势强盛。如果凭借旧楚地的富饶，犒赏将吏，安抚百姓，江东可以不用劳师动众就平定了。”曹公没有采用他的计策，带兵进入吴境，于是在赤壁失败。贾诩劝说曹公，就像李左车劝说淮阴侯，应该乘着攻破赵国的形势，发布檄文便使燕国归降。当时孙氏占据江东已经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的人才都得到任用，诸葛孔明认为可以和它结为援助而不可图谋。曹公却把刘琮那样的力量看待孙氏，想一举攻下它，太难了！假使曹公确实采用贾诩的话，端坐在荆州，让善于辩说的人带着一封信和东吴结好；东吴知道曹公没有吞并它的心思，虽然不会立即投降，但可以肯定不会和曹公兵戈相向。当时刘玄德正以困窘的客军身份向东吴借兵。东吴既然和曹公修好，势必不会帮助刘玄德，刘玄德也就可以被逼迫。可惜谋划不善，荆州既不能守住，孙、刘两方又都奋起。谁说曹公的智慧竟不如淮阴侯呢？后来曹公已经降服张鲁，攻下汉中，刘晔劝曹公乘胜攻取蜀地，说：“刘备是人中豪杰，有气度却行动迟缓，取得蜀地的时间还短，蜀人还没有归附。如今攻取汉中，蜀人震惊恐惧，可以乘着他们震惧的时机压服他们，没有不成功的。如果稍微迟缓，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而担任丞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蜀人一旦安定下来，凭险据守要地，就不可侵犯了。”曹公没有听从而返回，天下人都为刘晔的计策未被采用而惋惜。刘玄德的贤能超过孙仲谋。贾诩想用文书来安抚孙仲谋，刘晔却想用虚张声势来压服刘玄德，他们的愚智相差实在太远了。曹公不采用刘晔的计策，难道不是因为把贾诩的话当作警戒吗？春秋时期，楚子重再次攻打郑国。晋国的栾武子去救郑国，在绕角和楚军相遇。楚军退还，晋军于是侵入蔡国。楚人派申、息两地的军队救援蔡国。晋国各位统帅都想交战，智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对栾武子说：“我们来救郑国，楚军不交战，我们于是到了这里，已经把杀戮转移过来了。杀戮还没有停止，又激怒楚军；交战一定不能取胜，即使取胜也不光彩；如果不能取胜，耻辱就太严重了，不如返回。”于是保全军队而归。军队长久在外，习惯于一次胜利而轻率地和敌人交战，我方懈怠、敌方振奋，失败常常十之八九。古代熟悉用兵的人，大概知道这一点。【贾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