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八【进策五道】

译我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常常使人怀有勤勉不止的心意。下至一个普通百姓和各种执掌事务的人，都愿意竭尽筋力来依附上级；上至公卿大夫，即使地位极其尊贵、志愿已经实现、心满意足而没有什么求取，也无不劳心思虑，日夜求取进步而不停止。甚至有人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食物，吃饭来不及吃饱，忙忙碌碌处理事务，常常像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因此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得以兴办，没有废弛败坏的；而居上位的人可以不劳费力气，万事却都得到治理。从前世道的兴衰，我常常已经大略观察过了。尧、舜时代，洪水横流，百姓没有粮食，事变繁多，灾害一齐兴起，而尧、舜本人却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人各自为此尽力而不推辞。到了末世，海内安宁，四方没有忧患，生活在其中的人，形势上都容易产生荒怠之心，各自安于自己的处所而不愿兴办事业，所以天下逐渐衰弱疲惫而不能振作。《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不断更新。”国家之所以终于灭亡，难道只是因为守旧而不能使它更新吗？天下陈旧而不能重新更新，它的事业就会有所中断而不能恢复。在这种时候，如果不知道同他们约定长久不止的道路，时时激发他们懒惰怠惰的气势，那么天下的事业几乎就要停息了。唉！让路上的人快走十里，给他一百钱，他走到十里就停下；让他快走百里，给他一千钱，他走到百里也就停下。为什么呢？因为所给的报酬只到十里、百里为止，而他的利益也只到这里为止。当今世上的士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从平民出身的人，志愿不过是一命之禄；一旦获得任命，就忘掉自己在平民时的学问。在州县做官的人，志愿不过是得到改官的荣耀；官职一经改调，就丧失了在州县任职时的操守。从这以后因循升迁，十多年之间，势必自然升到郡守；这不是等待特别修饰就能达到的，他的志愿已经到尽头了。幸而其中有人想要保持自立、奋发进取的心志，随后他的志向稍稍扩大，不肯把自己抛弃到贪污之徒的行列中；从外任漕司、刑司，到内任台谏、馆阁，再到两制，也又到尽头了。又幸而有人希望做宰相，那么他的志向便更加扩大，到做宰相时又达到尽头。天子用来使天下人羡慕欢悦、乐意为自己效力的职位，从一命之臣以下到宰相以上，层级相承的，不过四等而已。那些身居一命官的人，有的已经不再希望改官；郡守，有的已经不再希望进入两制；两制官，有的已经不再希望做宰相；做了宰相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希望的。于是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谁肯替天子尽力呢？况且世上的士大夫是这样众多，仁人君子也并不少，我怎么敢妄自诋毁他们呢？我听说，当今的人已经改官以后，廉洁方正、守节干练的表现，往往不如在州县任职时；担任两制的人，慷慨刚劲、挺立不屈的操守，也往往不如做漕司、刑司、台谏官时。至于那些奇才伟人，卓然特立、不因利益而改变的，本来不在此列；但世上属于这种情形的人也已经很多了。用爵禄来劝勉天下人，爵禄到了尽头，人的懈怠之心就产生；用权术来驱使天下人，天下人终身奔走而不知道停止。从前汉代的官吏，由县令升为刺史，由刺史升为郡守，由郡守升为九卿，由九卿升为三公，从下到上，直到人臣最高的位置，也不过四等而已。然而在那个时候，官吏长期任职而不知厌倦。如今朝廷和郡县的职位，分列等级、划分等次，多得数不清；从最下等逐级升任，三年升迁一次，即使终身如此，也可以不感到疲倦了。而且人们也各自知道自己的分限在哪里。那些清高显贵的职位，即使直到老死也不可以轻易进入，因此在位的人懈怠而不能自我奋发。为什么呢？他们能够使君臣之间的欢情相通，使彼此之间坦然相处，没有高下悬绝、不可攀援的形势；而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如今如果天下的士人能够因朝见而使自己的勤苦得到荣耀，朝廷再殷切地询问、开导他们的心志，并且时常选择其中特别勤劳的人加以赏赐，使他们知道朝廷并不十分遥远，其中还容许有希望；上级的大臣时时召见并赏赐他们，在闲暇宴饮时同他们谈论政事，勉励他们追求功名，和他们相约在后世获得不朽，也让他们的子孙共同享受这种福泽；同时又时时督责他们荒废懈怠的过失，使他们对天子的恩意感到惭愧，从而在事务上不知疲倦。这难道不是我所说的驱使天下人奔走的办法吗？○第二道

译我听说圣人对待人，不依赖他们必定会怎样，而依赖我们有办法使他们怎样；不依赖他们全都是贤人，而依赖我们有办法驱策他们。假使天下人都有忠信正直之心，那么治理天下还需要等待什么呢？圣人正是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所以使人有办法，驱使人有策略，这些办法一天也不能废弃。如今天下的官员，无不先认为可以任用，然后才任用。上至两府大臣，下至九品卑微官吏，近在朝廷之内，远至千里之外，上下相互监督，左右彼此察觉，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又在内设置御史，在外设置漕司、刑司，使他们督察天下的奸人，纠正他们的不法行为。这样一来，治理天下难道还要依靠所有人都是贤人，期待事情必然顺利吗？然而仍有尚未做到尽善的地方。天下的事情，任用人不如凭借形势，改变官吏不如改变法令。法令实行而形势确立，那么天下的官吏即使不是贤人，也都会勉强努力以求成功，所以天子可以不劳而得到忠良之人。当今世上的弊病，是任用有弊病的法令，凭借不便利的形势，劳苦于寻求贤人，却不知道根治法令的弊病。因此天下幸而得到贤人，就可以侥幸获得安治；不幸而没有贤人，就会颓靡而不能振作。况且御史、漕司、刑司，是天子依靠来了解百官能否胜任职务的机构。如今不替它们建立相应法令，却希望它们全都是贤人，所以我所说的尚未做到尽善，指的就是这件事。御史与漕司、刑司这两类官职，虽然有内外之别，但在纠察、攻击群臣以及权势轻重方面，本来相差不远。可是近来担任御史的人，无不洗涤磨炼自己来显露锋芒，慷慨地议论政事，不顾天下人的怨恨。因此朝廷之中，上面没有可以容纳的奸邪，下面没有长期隐藏的欺诈。正直之士无不互相庆贺，以为差不多可以实现大治。然而我愚昧地认为，如今只是内部整肃，外部却没有振作。千里之外，贪官白天收取百姓的钱财，却没有人加以禁止；远方百姓叹息，没有地方申诉，无不含泪叹息，仰头呼天。深思国家设置漕司、刑司的本意，正是因为天下有这类不公平的事情。如今海内幸而没有变乱，远方百姓却都忧愁地苦于贪官的祸害，那么所谓漕司、刑司究竟还有什么作用呢？然而人的性情相差并不很远，难道做御史的都有嫉恶之心，到了漕司、刑司就都成了马虎苟且、宽容忍让的人吗？大概是上面驱使他们的办法还没有做到位。我观察御史的职务，即使在所属官吏之中，假如有人能够挺身而出、竭尽性命，排击天下的奸邪，那么几年之间就可以升到两制，并不困难；而不能做到的人，就会被斥退罢免，免不了成为庸碌的官吏。因此御史都致力于做揭发、刚直之事。可是漕司、刑司的官员，即使端坐沉默、没有什么作为，最终也不会失去进入两制的资格；他们即使抗直不屈，也不过如此，却白白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因此他们都喜欢表现宽厚仁慈，以收获敦厚的名声。难道国家只知道任用御史，却不知道任用漕司、刑司吗？我希望让两府大臣详细考察天下漕司、刑司的官员，只有那些有所举劾、有所按察而不畏惧强暴权势的人，才让他们得以进入两制；不是这样的人，就只能做普通官吏。改变法令而凭借形势，与之一起更新制度，使天下官吏各自顺着形势便利之处办事，而上面的人能够得到贤才并加以任用，这当然已经是最好的情况。即使不幸没有贤人，也不至于混乱到无法治理；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使他们自行努力而办理政事。这样，天下将内在严整而外部清明，奸吏想要藏伏自己也找不到藏身之处，天下大概就可以得到治理了。○第三道

译我听说，天下只有掌握权势的人能够役使别人，拥有利益的人能够得到众人。所谓权，就是天下人所依附或离弃的东西；所谓利，就是天下人所奔走追逐的东西。能够决定是非可否的，叫作“权”；能够使人贫富贵贱的，叫作“利”。天子掌握天下的权势而亲自执掌它，聚敛天下的利益而亲自使用它。所以天下人，从上面的公卿大夫，到下面的平民百姓、府史胥徒、僮仆奴婢，依次相互隶属、相互役使，以至疲惫劳苦，老死也不离开；遇到缓急，可以使他们相互救助；遇到危难，可以使他们彼此拼死，冒着刀刃、奔赴深谷，可以让他们听命行事而不敢推辞。为什么呢？替别人提供利益的人，本来就会被别人役使。拥有千金家产的人，拿出盈余借贷给乡里的贫民，少取利息，缓慢收回本息，便可以在乡里横行霸道。刺客武士为他效死，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这就是权势和利益所造成的结果。我听说，天子掌握天下的权势，专有四海九州的利益。爵禄庆赏、金玉钱币，这种富有并不只是千金之家那样的利益；授予和剥夺、认可和否定、刑罚杀戮和诛灭，这种权势也不只是千金之家那样的权势。古代的君主得到天下的权势和利益而专擅掌握，所以做什么都能成功，想要什么都能实现。谋臣猛将替他竭尽力量，宁死也没有二心。掌管社稷的大臣，可以让他们为宗庙而死；郡县的臣属，可以让他们为封疆而死；文官，可以让他们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武官，可以让他们为自己的军队而死。天下人存心积虑，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此敌寇到来而不害怕，灾难发生而不变节。当他们平日安居无事时，天子供给他们衣食来养活他们，以等待天下发生事情。所以有事时为国而死，也是形势使然。当今天下的人，吃天子的俸禄，享天子的爵位，穿青紫官服，佩带印绶，跟随吏卒，声势显赫，常常遍布天下；可是突然发生紧急情况，竟都没有人肯死战，这实在太奇怪了。往年广南发生叛乱，大官据守城池、拥兵自保，贼兵到来却没有人敢迎击，只顾逃跑，躲藏在草莽之间，以避开兵祸，终于使蛮夷能够在中原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范围达数千里，几乎变成废墟，却没有一个官吏肯死战。国家每年收取天下的士人。士人因饥寒而出仕、取得官职离去的，动辄数百人为一批。六年之内，考核期满而没有过失，就又替他们改换爵位、增加俸禄等级。幸而有超群出众的人才，公卿大臣又可以把他推荐给天子，使他受到特殊宠爱而显贵，在朝廷之间自由施展；不到十年，就可以安坐谈笑而成为两制官。这种制度，对天下还有什么亏负呢？可是士大夫最终没有人肯奋发起来替它效力，为什么呢？明智的君主，凭借自己的制度来招徕天下；无能的君主，天下人反而凭借他的制度来要挟他。所以，招徕权在我，奔走的是别人；招徕权在别人，奔走的就是我。如今的制度，难道不是想凭借它来招徕人才吗？任官经过六七次考核，得到五六个人推荐，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而且没有过失，然后替他改爵并增加俸禄等级。这难道真足以招徕人才吗？制度不足以招徕人才，人们就会反过来凭借这个制度要挟我们。如今的官吏，考核期满而没有过失，并且还有人推荐，天子难道还能拒绝他吗？不得不依从而授予他官爵。这样一来，天子的爵禄就不是天子的恩惠，而成了天下形势所决定的东西。士大夫凭借形势取得爵禄，因此被推荐的人都不感念君上。如今本属于天子的权势，反而落入臣下；本属于天子的利益，也变成了容易取得、轻易得到的东西。我听说天下有两种弊病：一种是法令混乱的弊病，一种是法令衰弊的弊病。法令混乱，就使人纷纷扰扰而无所执守；法令衰弊，就使人受到牵制而不能自主。古代圣人，法令混乱就制定法令来挽救；法令衰弊就用无法来承受它。所谓无法，并不是纵横放肆的意思，而是上面的人抛弃规矩，使天下人没有可以执守的成法来要挟君主，这就叫无法。如今官吏的法令，不过是看有没有推荐、考核是否期满罢了。应当让一两个大臣详细考察一个人的才能与否：推荐材料齐全、考核期满而有才能的就授予官职，没有才能的就搁置；即使考核不足、推荐材料不齐全，只要确实可以任用，有时也可以授予官职。总之，都要务求让天下人无法预先测度，使官吏没有可以执守的成法来要挟我，把天子的权势和利益收回到上面。这样一来，议论者会认为这是荡然无法，大官就容易借机作奸。我听说，人必须不作奸邪之后，才可以任用为大官；如果天下如此广大，却没有一两个可信任的大臣，那么国家就不是国家了。而且自唐朝末年以来，世上制定法令的人，开始都致力于防备大臣。唐朝盛时，用来考察天下士人、调选天下候选官员的办法，都没有固定法令，只听从有关官署的裁量。因此，下级不能凭借成法要挟上级，而上级能够凭借权势役使下级。所以我说：只有掌握权势的人才能役使别人，拥有利益的人才能得到众人。这一点不可不深加考察。第四道

译我听说，圣人治理天下，不致力于违逆人心。人心所趋向的，就顺着它；人心所厌弃的，就废除它，所以天下人乐意服从他的作为。只有个人的欲望不能施行于天下；不得已时才有所矫正违拂而不采用，并不是认为天下人都不能顺应自己的意愿。过去百姓刚开始出现时，一出生就有饥寒、男女配偶等忧患，饮食男女是天下人共同的欲望。圣人不求断绝这种情感，又为它制定节制和礼文，教给人们炮制焚烧、烹煮饮食以及嫁娶生育的道理，使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天下人安于他的法令而不怨恨。后世有些小人，不明白其中根本道理，却认为礼义教化都是人们制造出来用以限制天下邪僻行为的东西。他们只看见天下邪放之民都不便利于礼义法令，便想强行扭转天下人的情性，放弃他们所喜爱的而施行他们所厌恶的，这实在是极其不加思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特意另设一套办法来驱使天下人。大概只是顺应天下人所安适的事，因而形成他的法令，如此而已。假如圣人不与天下人同心，违背众人、强行改变世俗来树立自己的学说，那么天下人有多少不会反叛而离去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今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人的私欲必然有害于国家的公事，而国家的公事也必然会违拂天下人的私欲。于是把二者分割开来，认为天下公私之间好像吴国和越国一样不能相通，不顾人情所不安，只求显现自己的作为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事情不能通达，没有不是由于这个缘故的。人的情性，如果不是自己乐意的事却强迫他去做，都会有怏怏不快之心，所以所做的事情不能成功，所任用的人也不能称职。我听说当今的制度，出生在南方的官吏一定安置在北方，出生在东方的一定派往西方。岭南、吴越的人，必定要让他们冒着苦寒、踏着霜雪去治理燕、赵的事务；秦、陇、蜀、汉的士人，必定要让他们渡过江湖、冲冒雾露去守卫扬、越之地。即使上级逼迫他们前往，他们没有不服从的；但望着将要去的地方，都怨叹咨嗟，不能安定自己的心。吏卒在道路上送迎，远的要跋涉数千里，财物用尽，困顿疲惫于外地。到了任所之后，彼此的好恶不相通，风俗习惯不相同，耳目所见、饮食所适，都不能合宜。好比寄居在异乡，心中总是琐屑不舒畅，过几天就想离去，不肯考虑长久的打算。百姓不喜欢他们的官吏，官吏也不喜欢当地的风俗，二者彼此抵触而不相合，因而没有空暇施行任何政令。而出生在当地的官吏，无不自认为天下其他地方都比不上自己的乡土。如今的法令规定，任官的人不得回到乡里居住，即使相隔数百里，也往往不允许。又因为京师所在的位置来确定天下远近的次序。凡是京师人所谓的近处，都是四方人所谓的最远处；京师所谓的远处，有时却是四方人所谓的近处。现在想用所谓近处来优待劳累已久的官吏，却不知道有人并不乐意，原因就在这里。况且人生长在乡里，亲戚坟墓不过在百里之内；至于千里以内，就好比路人，又有什么可以施展私人情感的呢？而且风俗彼此安适，上下相互信任，知道彼此的利害，熟悉彼此的好恶；住得近的人安居于近处，住得远的人乐意处在远方。两方面都各自得到所求，没有急切不安之心，耳目清明而心绪不乱，可以容许他们有所建树。这几方面大概也没有损害国家。却偏偏固守这种琐屑而无益的公法，这难道是王者的本意吗？况且三代时，九州之内建立的国家有一千八百个，大的不过百里，小的只有数十里。在数十里的范围内，百姓中有做士人的，有做大夫的。凡是用来治理本国百姓的人，也都是本国百姓，难道一定要得到别国的人才任用吗？我愚见认为，像这类规定都可以一概革除，以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如今假使天下的官吏都同样作奸，那么即使不是他们的乡里，也不能再容纳他们。假如认为某人可以任用，那么即使是在他的父母之国，难道还必定要设置许多条款来防止弊病，更何况把他安置在数百里、上千里之外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第五道

译我听说，大人的道理，实行它可以说明其名义，说明其名义可以讲得通，公布到天下没有疑惑，施行到后世也不惭愧，堂堂正正地立于四海，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也没有什么地方感到不安；这大概就是所谓大人的道理吧！如今天下人，谁不是被天子役使劳力，却都不敢认为这是错误的？这确实是因为天子取得了可以役使他们的名义。于是天子安坐在上面，士大夫替他奔走于天下：地位高的替他谋划策略、治理百官，以完成大事；地位低的替他管理米盐、监督鞭笞，以完成小职。文官替他办理文书会计，详细核算财物出入和取予的数目，使天下人不敢欺骗；武官替他穿上铠甲、披上革甲，学习战阵攻斗的事务，使天下人不敢侵犯。他们劳苦筋力，耗尽思虑，严重的甚至丢掉头颅、让尸骨暴露在原野，却不知道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着天子的俸禄。至于田野百姓，耕田而取得食物，有的人一生都不曾到过市井；然而一旦遇到征税和徭役，就奔走在县吏面前，恭敬谨慎、合乎礼节，不用教导便自然熟悉；最艰难的，甚至要让他们斩捕盗贼、挽弓巡逻，疲惫困顿也不敢请求免除，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食用这片土地所产之物的缘故吗？所以，天下人凡是可以被天下役使驱遣的，都可以为这种役使找到名义。我私下感到奇怪，府史胥徒古代都有俸禄来养活家人；俸禄不足的，还可以按人口授给田地，以补足供给。因此他们能够竭力办理公事，而不顾自己的私计。周代所谓官田，就是府史胥徒的田地。如今的法令，从市井之人中收取人员补充为吏，他们没有俸禄养身，也没有田地养活妻子儿女，又有遭受鞭打、扑责、杀戮、羞辱的祸患。然而天下人都乐意做这种官吏。要求他们承担的事务十分繁杂艰难，而役使他们的名义却说不出来。更严重的是，还要让他们交钱之后才补授，虽然得到免除其他徭役的待遇，但所免除的不足以抵偿他们终身的劳苦。这究竟是为什么？天子没有正当名义地役使他们，天下人却也肯没有正当名义地去做。这难道可以不探究其中的实情吗？况且天子把四海的事务全都托付给臣下，郡县的官员又把这些事务托付给郡县的小吏。刑法轻重、财用多少，无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掌管仓库的人可以借机盗窃，审理狱讼的人可以借机作奸。作奸所得到的利益，上可以养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们无缘无故却安然作奸，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虽然没有爵禄来奖励他们，却可以役使他们；虽然有刑罚杀戮和耻辱的祸患，他们却不肯舍弃而离去。而上级驱使他们没有俸禄的身体，却用有俸禄的制度来对待他们，安然不觉得奇怪。这就是公然让他们作奸，用来抵偿他们本应得到的俸禄，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役使的人。这样做，还凭什么向天下示范呢？我愚见认为，凡人在官府任职，不能无缘无故地使用他的劳力；有的应当凭借他所纳的税来役使，有的应当凭借他所得的俸禄来役使。因此，府史胥吏不能没有俸禄却役使他们。不过我看如今天下苦于财用不足，支出不够，形势必然无力顾及这件事。古代周官的制度，百姓打官司要缴纳束矢，诉讼入狱要缴纳钧金，审察谁不正直，就没收他所缴纳的财物。自秦、汉以来，这项制度才废弃不用。所以我也想让天下凡是进入狱讼的人，都向官府缴纳一定财物，以此自行表明自己正直；不正直的人，也都没收其所缴之物，用作胥吏的俸禄。辨别等级，区分多少，按时发放，来满足他们衣食的需要。这样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财物并不苛刻，而作为俸禄所产生的利益却很广。上面对百姓，常常忧虑他们喜欢诉讼却不正直，以身试法而无所畏惧。对他们施刑，又让他们向官府缴纳财物，这样既能深深惩戒他们的心，又使所收取的财物只用来厚待官吏。这样便可以表明并不是贪图百姓的钱财；做官吏的人也可以不必等待作奸，而有办法自行养活自己，名义正当，说法顺理。即使他们作奸，再依法诛戮他们，我们的内心也不会惭愧。唉！古人所谓正名，大概就是这一类事情吧。《栾城应诏集》卷九 进策五道 民政上 第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