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二十三◆神道碑一首

译讷，若讷诋毁嘲讽范公，认为范公应当被罢黜。公写信责备他，因此获罪，被贬为峡州夷陵令。第二年，调任乾德令，又任武成军节度判官。康定初年，范公起任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征召公任掌书记。公笑着说：“我评论范公，难道是为了求利吗？同他一起退职，却不同他一起进用，这样就可以了。”辞谢不去。召回朝廷后，仍任校勘，升为太子中允，参与修撰《崇文总目》。庆历初年，升为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请求补任外职，出任滑州通判。当时西部战事尚未结束，契丹刚刚恢复旧约，京东、京西盗贼蜂起，国家财用不足。仁宗知道朝廷大臣不能任事，开始起用范公、杜正献公、富文忠公、韩忠献公，分别列于中书、枢密两府。增加谏官名额，选取敢于直言的人。公首先被选中，以太常丞出知谏院，赐五品服。不久，修撰起居注。公常常劝皇帝延请诸位大臣进见，询问政事。皇帝两次颁发手诏，让诸位大臣分条陈述天下之事；又开设天章阁，召来对答，赐座并提供纸笔，让他们当面具奏。诸位大臣惶恐退下，随后上奏当前应优先办理的十几件事。于是下诏劝勉农桑、兴办学校，革除磨勘、任子等弊端。朝廷内外都震动肃然，但小人不以为便，彼此传播诽谤。公知道这一定会造成祸害，常常向皇帝分别说明邪正，劝皇帝努力实行诸位大臣的建议。起初范公被贬饶州，公与尹师鲁、余安道都因直言为范公辩护而被逐出，称为党人。从此朋党之论兴起，时间一久更加炽烈。公于是写作《朋党论》进献，说君子因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人君只应斥退小人的伪朋，任用君子的真朋，言辞恳切详尽。后来诸位大臣最终因为朋党之议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公性情疾恶如仇，议论政事从不回避，小人把他视如仇敌，而公更加奋发严厉，毫不顾虑。皇帝唯独深知他的忠诚，改任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仍兼知谏院。按旧例，知制诰必须考试；皇帝知道公的文章，下诏免去考试。近世的杨文公、陈文惠公，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加上公也只有三人。一次因奏事谈到人物，皇帝看着公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才能得到？”大概想重用他却没有实现。庆历四年，大臣有人说河东的刍粮不足，请求废掉麟州，把治所迁到合河津；又有人请求废掉五寨。皇帝命公前去察看利害。公说：“麟州是天然险要之地，不可废弃。麟州废弃，五寨就无法守住；五寨守不住，府州就会成为孤立的堡垒。如今五寨存在，所以敌寇在二三百里之外；如果五寨废弃，那么黄河两岸都会成为敌寇巢穴，河内州县都不能安居。不如分出兵力驻扎在并河的清塞堡，紧急时不失援应，平时又可以节省转运。”因此麟州得以不废。又说：“忻州、代州以及岢岚、火山军靠近边境的民田，因禁令不能耕种，被称为禁地。我们虽然不耕种，敌寇却常常偷偷来耕种。我们可以招募百姓，按户出丁为兵，再根据收入缴纳租粟来耕种，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斛；否则将来这些土地都要被敌寇占有。”议案下达后，太原帅臣认为不便，坚持不执行，过了很久才同意。河东赋税徭役大多过重，百姓无法承受，公上奏请求废止的有十几件。从河东回来，恰逢保州发生兵乱，又任命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入朝辞行时，皇帝当面告诫说：“不要打算久留，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出来。”公说：“谏官可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外任官员越职进言，却是有罪的。”皇帝说：“只管把事情上奏，不要在意内外官职的区别。”河北各军倚仗兵乱而骄横放肆，稍不如意就胁迫州郡。公上奏请求优厚对待将帅，以安定军心，军中才安定下来。起初，保州乱兵都招降而免死，后来却全部杀掉；其中被胁从的二千人，也分别隶属于各州。富公任宣抚使，担心日后再生变乱

译，和公在内黄相遇，半夜屏退旁人密谋，想让各州同一天杀掉这些人。公说：“没有什么祸患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何况他们还是被胁从的呢？这既不是朝廷命令，各州郡只要有一个不服从，就会造成不小的变乱。”富公醒悟，于是停止了此事。

译公上奏设置御河催纲司，督促粮饷运输，边州因此得到依赖。又设置磁州、相州都作院，修缮整个河北一路的兵器。河北刚刚稍有治理成效，而中书、枢密两府的诸位大臣相继因朋党之议被罢免。公慨然上书论说此事，掌权者更加恼怒。恰逢公的外甥女张氏嫁给公族人晟，因行为失检被捕入狱。言官借此机会想把公一并牵连，便发动诏狱，彻底追查张氏的财产。皇帝派宦官监审弹劾，最终查明诬陷，但公仍被降职出知滁州。居住两年，调任扬州，又调任颍州。升任礼部郎中，又任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升为吏部郎中。适逢韩国太夫人丧，公服丧。至和初年，服丧期满，入朝觐见，胡须头发已经全白。皇帝对此感到奇怪，慰劳他时十分悲悯，恩意很厚，命他主管吏部流内铨。小人害怕公将被重用，伪造公的奏章，请求澄清淘汰宦官。宦官听说后果然恼怒。恰逢选人胡宗尧应当改官，因曾把官船借给别人而获罪，遇赦免去官职，按法令本应按资历重新任用。公引他入对请求皇帝裁决，皇帝特令改官。宦官有人秘密上奏说：“胡宗尧是翰林学士胡宿的儿子，有司偏袒他，是徇私。”于是把公调出知同州。言官多认为公无罪，皇帝醒悟，留下公刊修《唐书》。不久，公入翰林任学士。从滁州被贬到这时，已经十二年了。皇帝亲政已久，遍览天下士人，群臣中还没有人能够大大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想起富公、韩公的贤能，又召他们进入两府；当时庆历旧人中，只有二公和公三人都在朝廷。士大夫知道皇帝有治理天下的意愿，全都欢欣庆贺。公以学士主管三班院。嘉祐二年，奉命出使契丹。契丹派贵臣宗愿、宗熙、萧知足、萧孝友四人陪同宴饮，说：“这是非常规的礼遇，因为您的名望很高。”嘉祐初年，主管太常寺。嘉祐二年，暂代主持贡举。当时进士写文章以诡异险怪相互夸耀，文风大坏。公对此忧虑，录取时大多以文辞义理接近古人为贵；凡以险怪闻名的人，几乎都黜退了。榜单公布后，怨恨诽谤纷纷而来，过了很久人们才心服。然而文章从此改变而恢复古风。嘉祐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暂代知开封府事，接替包孝肃公。包公以威严驾驭下属，声名震动京城；公却简约平易，依循事理，不求显赫声誉。有人拿包公的政绩勉励公，公说：“人的才质各不相同。使用他的长处，没有事情办不成；强迫他使用短处，势必不能胜任。我也只是任用自己的长处罢了。”听到的人都称赞说好。嘉祐四年，请求罢免职务，升为给事中，充任群牧使。《唐书》修成，授任礼部侍郎，不久兼任翰林侍读学士。公在翰林共八年，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进言的，所说的大多得到采纳。商胡决口，贾魏公留守北京，想开通横珑旧河道，使黄河改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想把商胡水道引入六塔河。皇帝下诏让两省、台谏官集中议论。公过去奉使河北，知道黄河决口的根本原因，认为黄河水又重又浑，按道理没有不淤积的；淤积从下游开始，下游既然淤塞，上游一定决口；水性避高趋下，决口必然向低处流。以近来的事情验证，决口的河道不是不能用力堵塞，旧河道不是不能恢复，但水势不能长久保持，必然还会在上游决口。横珑工程浩大，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也一定有再次决口的忧患。六塔河狭小，容纳不了大河；如果把整条黄河引进去，滨州、棣州、德州、博州一定遭受灾害。不如顺着水势所趋，加强堤防治理，疏通下游，挖浚河道使其入海，那么黄河就没有决口泛滥、四处漫流的忧患，可以得到数十年的利益。陈恭公执政，支持开横珑的主张。陈恭公罢职后，宰相又认为李仲昌的意见正确，实行后果然失败，河北受灾的地方总计达数千里。狄武襄公任枢密使，出身军伍，凭借多次战功起身，军中佩服他的威名。皇帝身体不适，诸军流言纷纷。公说：“武臣掌管机密而掌握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而且很少有人不把它视为自身的祸害。请把他调到外藩，以保全他的始终。”于是狄武襄公被罢为陈州知州。公曾因水灾上言：“陛下临朝三十多年，储君却还没有确定，这是长久缺失的典章。汉文帝即位时，群臣请求册立太子。群臣不自我怀疑而敢于请求，汉文帝也不怀疑群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其厌恶别人谈论太子之事。然而汉文帝册立太子后，国家享有长久安定，成为汉太宗；明宗没有及早确定继承人，秦王因觊觎皇位而陷入大祸，后唐于是混乱。陛下究竟疑虑什么，为什么久久不定呢？”公议论政事，不论事情重大还是轻微，大多如此。嘉祐五年，以本官任枢密副使。第二年，任参知政事。公在枢密院，与曾鲁公考察天下兵额以及三路屯戍的多少、地理的远近，重新编制图籍。凡是边防长期缺少屯戍的地方，都一定增加搜补兵力。他在政府任职时，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要务，以及中书应当知道的事情，都汇集编成总目，遇到事情不必再向有关部门查问。当时富公因母亲去世守丧，长期离开职位，公与韩公同心辅政。每逢议事，只要内心认为不妥，就一定竭力争辩。韩公也坦然开怀，毫不疑忌，所以嘉祐年间的政绩，世人多认为治理得当。当时东宫仍未确定，臣僚中间有人进言，但都没能实行。最后谏官司马光、知江州吕诲上言此事，中书打算借着两份奏疏请求，幸好皇帝已有意向，大家共同竭力赞成。一天，在垂拱殿奏事时，读完两份奏疏，还没有来得及进言，皇帝说：“我早就有这个打算，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宗室中谁可以呢？”韩公回答：“宗室不与外人交往，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况且这件事不是臣下敢议论的，应当由圣上裁断。”皇帝于是称说英宗过去的名字：“宫中曾经抚养过这个人，如今已经三十多岁了。只有这个人可以。”这天，君臣在殿上定下了议论。将要退朝时，公上奏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臣等不敢立即执行，请陛下今晚再思考，明日再听取圣旨。”第二天在崇政殿请求裁决，皇帝说：“已经绝无疑虑了。”诸位大臣都说：“事情应当逐步办理，请容臣等商议应授的官职。”当时英宗正为濮王服丧，于是商议起复，授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

译第二天再次入对，皇帝非常高兴。诸位大臣奏说：“这件事既然已经决定，就不能中途停止，请陛下在心中决断，下发内批交给臣等执行即可。”皇帝说：“这怎么可以让妇人知道？由中书执行就够了。”当时是嘉祐六年十月。诏命下达后，英宗竭力推辞，皇帝听任他等服丧期满。嘉祐七年二月，英宗服丧期满，却称病不出。到了七月，韩公议论说：“宗正寺的任命已经下达，外面的人都知道他一定会成为皇子。如今不如立即正式确定他的名分，使人知道他越是退让反而越是进取，表明朝廷不可改变的意思。”众人都称好，于是把他多次上表的奏章一并进呈。皇帝问：“现在应当怎么办？”韩公没有回答，公进言说：“宗室旧例不担任职事，如今有了这个任命，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心意了。但诰敕交付阁门后，还可以被拒绝接受。如今如果册立为皇子，诏书一出，事情就定了。”皇帝认为有理，于是下诏。等到皇帝驾崩，皇子继承皇位，天下安定，牢固如磐石。此后天下都歌颂仁宗的圣明和诸位大臣的贤能，先前的朋党之议也全部消散，连小人也逐渐被磨灭而不再见了。英宗即位初年，因病还没有亲自处理政务，由慈圣光献太后临朝。公与诸位大臣往来于两宫之间，从中调和弥合，最终使皇帝重新亲政。枢密使一职曾经空缺，公按次序应当补任，韩公、曾公商议准备拟定人选，却没有告诉公。公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对二公说：“如今皇帝服丧，母后垂帘听政，而两三个大臣却自行相互安排职位，拿什么向天下交代？”二公十分佩服，便停止了这件事。后来张康节公离职，英宗又准备任用公，公再次竭力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公两次辞谢重要职位，诸位大臣不理解他的心意，却佩服他能做到如此。嘉祐八年，升为户部侍郎；治平初年，特意升为吏部侍郎。神宗即位，升为尚书左丞。公性情刚正直率，平生对人有话直说，从不隐瞒。到了两府任职，士大夫有求托请托之事，他总是当面说明可以与不可以；即使台谏官议论政事，也必定以是非责问他们。因此受到怨恨，但公并不在意。朝廷议论增加濮王的礼仪，诏令礼官和从官共同定议，众人想改封为大国，称为伯父。议案尚未下达，台官猜想公主持此议，于是专门攻击公。言官因不能胜任而被补任外职，后来接任的人又更加急切地坚持攻击公，御史蒋之奇还用流言污蔑公。公闭门请求辨明此事。神宗察觉他们是诬陷，连续下诏诘问，言者理屈词穷，便把他们逐出。公也坚决请求退职。皇帝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意志，授任观文殿学士，出知亳州事。熙宁初年，升为兵部尚书，出知青州，兼任京东东路安抚使。当时各县散发青苗钱，公请求下令百姓只缴纳本金，以表明不是为了获利；又请求罢免提举管勾局的官员，听凭百姓自愿请求，却没有得到答复。熙宁三年，授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公辞谢，请求出知蔡州，朝廷同意。公在亳州时已经六次请求致仕；等到到达蔡州，过了一年，又再次请求。熙宁四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公年纪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天下人反而更加尊崇他。公过去镇守颍州时，喜欢那里的风土，于是在那里选择居所。等归来后房屋还没有完工，他却处之怡然，并不在意。公在滁州任职时，自号醉翁，在琅邪山建亭，以“醉翁”为亭名。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说：“我有集录古籍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常还放着一壶酒；我老在这些东西之间，所以叫六一。”亲自写传刻石，也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居士集》。在颍州居住一年便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天下的学士听说这件事，都流着眼泪相互悼念。后来把他的几个儿子赠官太师，追封他为兖国公。公在文章方面，天赋才华有余，丰厚与简约都合乎法度，举止雍容，不靠夸张声色，而义理自然胜出；短篇和宏论，无论用于何处都合适。有人想仿效他，不诡异就流于庸俗，不浮艳就显得浅陋，终究不能赶上。因此他独步当世，即使寻求古人，也并不多见这样的人。公对于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中所阐发说明的，多是古人未曾见到的。曾奉诏撰写《唐本纪表志》，又撰写《五代史》。这两部书的本纪，法度严谨而文辞简约，多取《春秋》遗留下来的旨意；其中的表、传、志、考，与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不相上下。总共著有《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唐本纪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以及杂著十九卷。公对朋友情谊深厚，不因贵贱、生死而改变心意。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去世后，他都替他们料理家事，有时还向朝廷称说他们，为他们的子弟授官。他尤其奖掖进用文士，只要有一项长处，就一定极力称赞，唯恐别人不知道。公前后历任七郡太守，政事明察却不苛刻，宽厚却不松弛，官吏百姓都安宁，滁州、扬州的人甚至为他建立生祠。郑公曾留下遗训，告诫谨慎使用死刑。韩国公把这话告诉公，公终身奉行，认为汉代法律只规定杀人者处死，如今法律中夹杂着许多并非杀人而判死罪的条款，所以对于不是杀人犯的死罪，多加以平反，这大概就是郑公的意思。过去孔子生在衰败的周代，却懂得文王、武王的道统，他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道不在我这里吗？”虽然当时诸侯不能任用他，功业没有显现于天下，但他的文章终究无法掩没。孔子去世后，像子贡、子夏这样的弟子，都以文章闻名于世；传了几代以后，子思、孟子、荀卿都成为诸侯的老师。秦人虽然用涂炭般的祸害对待他们，也不能废弃这种文道。到了汉高祖用战争平定乱局，天下纷扰还没有停止，叔孙通、陆贾之流便用《诗》《书》《礼》《乐》来弥补其中的缺失。后来贾谊、董仲舒相继兴起，于是西汉的文章，后世无人能够仿佛。

译孔氏留下的功烈，所能达到的程度就是这样。自汉代以来，经过魏晋，历经南北朝，文章的弊病到了极点。即使有唐代贞观、开元的盛况，文气也已经衰弱；燕、许一类的文章家勉强支撑其间，最终也不能振兴文风。只有韩退之使文章一变而复归古道，遏止了颓败的波流，使它向东流入大海，于是又恢复了西汉文章的旧貌。自韩退之后，五代相承，天下人不知道怎样作文。祖宗的治理，在礼文、法度方面追踪汉唐，而文章之士，只有杨、刘罢了。等到公的文章流传天下，才又无愧于古人。唉！从孔子到今天，经过一千几百年，文章废而复兴，只有得到了两个人。难道这会是偶然的吗？公起初娶胥氏，是翰林学士胥偃的女儿。第二次娶杨氏，是集贤院学士杨大雅的女儿。后来娶薛氏，是资政殿学士、简肃公薛奎的女儿，追封岐国太夫人。儿子八人：发，已故承议郎；奕，已故光禄寺丞；▯，朝奉大夫；辩，已故承议郎；其余早亡。孙子六人：▯，已故临邑县尉；宪，通仕郎；恕，奉议郎；▯，已故宣义郎；愿、懋，都是将仕郎。孙女七人，都嫁给士族。公在翰林任职时，先父文安先生还是平民，隐居乡里，听说天子重新任用正直之人，很高兴，写信送给公。公一看他的文章就说：“这是孙卿子的文章啊。”等到公主持礼部考试，亡兄子瞻以进士身份参加众人中的考试，公和梅圣俞得到他的试卷，认为他是奇异之才。这一年，辙也参加考试而名列下第，公也认为没有辱没他的家门。先父不幸去世，亡兄和辙都流落在外，仕途不遇。元▯初年，我们在京师相会，公家把撰写公墓碑的事托付给子瞻，子瞻答应了，后来又遭逢大变故。辙不才，因为父亲和兄长的缘故，不敢再推辞。铭文说：啊，仁宗皇帝仁厚伟大，有一位臣子名叫文忠。由险境走向平夷，始终保全最初的操守。古代的君臣关系，能够善终实在困难。并不是不用贤才，只是中间有奸邪作梗。公从南方奋起，声名传遍四方。确实有文才又忠诚，他的光辉多么灿烂。上面确实为他打开道路，下面却确实加以阻挠。三次被起用，三次遭挫败，究竟是谁使他这样？挫败后又重新保全，全靠天子明察。能够明察而又能够善终，于是最终有所成就。到了嘉▯年间，君臣同心同德。辅佐上天创制，百姓因此得以安食。舜、禹相互传授帝位，却不更换旧臣。那时他白发苍颜，仍然端庄地立在朝廷。功业完成而归隐，这本来就是公的心愿。那些人哪里知道，所说的话恐怕还不够深切。颍水之滨，有高大的宅第和朱红的门；新郑的废墟上，有茂盛的树木和高大的坟墓。乡野之人指着那里，说这是文忠留下的遗迹。忠臣不会陷于危难，这是仁祖皇帝的思念。○附：答欧阳叔弼书 辙启：您的儿子承务郎来访，承蒙把亲笔信给我看，因为先公的神道碑还没有立，谦下地把此事托付给我。辙和亡兄子瞻，都出自先公门下。亡兄平日已经答应撰写，不幸突然遭逢大变故，这个心愿未能实现。那么辙今天就不应再以“我鄙陋无能，不足以阐明先公的事业”为辞了。只是有一件事：自从遭逢患难以来，八九年间，我懦弱怯惧而且畏避，一直没有执笔作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自从从北方回来以后，衰老和疾病一天天侵袭，须发变白，心志消沉，再也不是从前的状况。这篇文章是一时的大手笔，即使勉强写成，也深怕前后遗忘、不能成文，反而再次获罪，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如果叔弼不因早晚催促而逼迫我，答应让我拖延三五年，倘若病情稍有好转，幸而还没有死去，我就不再推辞。但恐怕您孝亲爱亲之情恳切，急于使先公显名于当世，难以等待几年，因此不能按照您的要求办理。惶恐，惶恐！●《栾城后集》卷二十四 ◆杂文五首 【巢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