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七【进策五道】

译我听说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种人的外在行迹相近，难以辨明。天下人知道憎恶权臣的作为，于是世上的重臣也就被排斥在二者之外。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而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在表现，却不察看其中的实情；只看见他们都在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而不知喜爱重臣。这也实在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事情，正是重臣所深恶痛绝的；重臣所取法的事情，又是权臣所不顾的。一个人若要成为权臣，必定在内迎合君主的心意，委曲顺从，没有任何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大权，贬黜天下之人，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同时埋没君主的威严和恩惠。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心情愉悦，对自己无不顺从，并安然让自己居于君主之上；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没有可以归附听命的人，争相做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样权臣的势力就形成而不可拔除。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不能不据理力争；争辩不能改变，而事情又确实不可听从时，便独自实行自己的主张而不顾忌。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著之后，君主的心意将会豁然明白而自行解除疑惑。重臣在朝廷之中，天子因他而有所畏惧，士大夫不敢在他身边放纵懈怠。爵位俸禄以及庆功赏赐，他能够参与议论是否适当，却不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人恩惠；刀锯斧钺等刑罚，他能够参与斟酌轻重，却不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人权势。总之，是为了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随意去做，使群臣有所震惧，而自己不从中谋取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做重臣的人，不等待天下人归附自己；做权臣的人，却也不必顾忌天子畏惧自己。所以只要根据他们办事的情况来观察他们意图所在，天下还有谁能欺骗得了呢？因此我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况且如今假使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只有天子所作所为，而没有人可以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明察而能采纳谏言的品德，百官却畏惧战栗，没有往日那种受尊重的气势，又有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过替天下发言呢？他们只是在一些小小的得失问题上，才敢上章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就会闭口离去，谁敢发表意见而承受灾祸呢？这正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的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进出时唯唯诺诺，以为这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旨，便认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出于忧虑社稷。二者在心中混淆而不能辨别邪正，因此祸乱接连发生仍不觉悟，哪里值得奇怪呢！从前卫太子聚集军队准备诛杀江充，武帝震怒，发兵攻打京师，以至于丞相和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使天下人追捕他所到之处，剪除消灭他的踪迹。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当此事，拥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消解，再慢慢揭示其中被蒙蔽的地方，消除他的愤怒，那么他们父子之间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实情，却不敢说出来。我愚昧地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设法培养重臣的威严，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忍持重、不可动摇。私下看来，如今四海没有变乱，异常的事情理应止息而不发生；然而到了今天来考虑此事，正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不这样做的话，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有祸患，而不替它预先筹划呢！或者我还听说，当今世俗的弊病，在于法令禁制过于严密，举一步不合乎律令，执掌法律的官吏就要拿来指责，而不询问事情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又怎么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所以替天子筹划，不如稍稍放宽法律，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行动的余地。从前申屠嘉任丞相时，甚至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要被处死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了，也没有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没有成为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于天下有什么损害呢？○第二道

译我听说，仲尼称赞管仲说：“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只能吃粗蔬淡饭，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我又读《蜀志》，其中说诸葛孔明贬谪李平、诛罚廖立，等到孔明死后，这两个人都哭泣，有哭到死的。每当我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古人难以企及，同时私下怜悯当今世道做不到这一点。治理天下国家，只有刚强的人能够守住法度，只有公正的人能够凭刚强使天下服从。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因为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赏罚的大权、任免取舍之事，既然出自天子，本来没有人敢非议。只是因为不公，所以有一个人被杀戮而离去，即使他确实应该获罪，也会突然产生不服之心；而居上位的人即使在这件事上十分公正，也害怕他不服，不敢明白地斥责他的罪过。因此，天下的不公足以败坏天下最刚强的气节；天下人的不刚强，也足以破坏天下最公正的原则。二者同时实行，然后才能使天下众人深深服从。我曾私下悲叹唐朝末年和五代的乱局，外有掌握兵权、强悍愤怒的臣子，威势盖过天下，并且凭借武力在内挟制天子。天子不敢轻易违逆他们的意旨。他们心中稍有不悦，下面的人就不能保全自己。在这种时候，君主只求保全自身，不敢凭借刚强的意志守住公正的政事，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如今海内安定，外面没有诸侯的忧患，朝廷内部也没有执政大臣的祸患。然而我仔细观察政令、刑罚和赏赐等事情，常常似乎有所畏惧，不敢完全自行决定。这是什么原因呢？朝廷中的臣子，无罪便留任，有罪便罢黜，这是臣下的常规。所以他有罪，认为应当罢黜，就一定削夺官职；认为不应当罢黜，却无缘无故把他安置到外地，也同样是不可以的。如今有人有罪而被推到外地去，反而又增加他的爵位秩禄，这究竟是把它当作奖赏呢，还是当作刑罚呢？实在无法知道。大概会说：“姑且用这种办法安抚他郁结不平的心情。”那个人失去了近臣的身份而被调离，即使赐给他千金，他心中仍然会有所不满。况且天下的罪人都想满足自己的心愿，那么作为天子，怎么还能有所刑戮呢？然而事情不公平的地方，又不只在此。罢黜他的是一个人，就一定有另一个人替他折衷辩解；于是认为罢黜者对替他辩解的人有所不满，便使这两个人一同被罢黜。这两个人，他们的罪过究竟在谁呢？因为那个人的话而罢黜别人，又因为那个人的话而罢黜他，这只是替被罢黜者报仇罢了。因此天下虽然没有强臣专权的灾祸，臣下却暗中揣测天子的心意，各自有所凭借来要挟他；这种弊病开始于执行时不刚强，最终形成于守法时不公正。朝廷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其中确有不公的地方呢？然而我私下奇怪，每当有所任命，官吏百姓之间没有不私下切切议论，认为这是谁的亲戚故旧而得到的；每当有所处置，也无不认为这是按照某个人的意愿办的。假使居上位的人果真总是这样，那么人们获罪后不服也就理所当然，而我也不敢把这样的事情施加于别人。《诗经》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柔弱的就吞食他，刚强的就吐弃他。只有仲山甫，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有势力的人。”人只有能够不欺侮鳏夫寡妇，才能够不畏惧强暴有势力的人。因此我说：只有没有私心的人，才能凭刚强使天下服从，这是形势决定的。况且古代做君主的人，有一种最大的快乐，这是当今世人不知道的。君主的快乐，不是以拥有天下为乐，而是乐于同天下人一起铲除邪恶、奖赏善人，以使自己的志愿得到满足。如今假使天下有不义的臣子，不能将他诛杀，却又反过来尊崇他；尊崇他还不足以使自己高兴，又反过来罢黜他所怨恨的人，以安慰他盛怒的情绪。这两件事，难道是君主的快乐吗？事情有不能同时顺从的地方，欲望也不可能全都满足。一个人有偏私的爱好而不公正，这也是人所乐意的事情。然而这种快乐，会妨害做君主的快乐，所以不如舍弃那种快乐而保全君主真正的快乐。况且事情的利害，有的是已经知道却担心不能实行，有的是担心没有人知道而其实可以实行。如今如果想清白无私地实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有罪便罢黜而毫不姑息，使天下人都知道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这并不是需要特别劳苦、难以办成的事，只是担心不肯去做罢了。至于管仲、孔明，只要肯去做就行了。○第三道

译我听说天下有无穷无尽的人才，不叩击就不会鸣响，不触发就不会显现。因此古代的圣人，迎合人们喜爱善行的端绪，激发他们勉力进取的志气，不断洗涤、磨炼、淬砺，日夜不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求得发挥天下无穷的人才。天下譬如一件大器物，有器物不用而放在窗下，时间久了其中就会生虫。所以善于使用器物的人，拿着它不离手，时时洗涤灌溉，使它日益亲近人而发挥全部力量，以免迅速败坏。有些小丈夫只知道爱惜器物，却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爱惜它；只知道把它放在地上安稳，却不知道不让它离开手才不会损坏。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器物也迅速腐朽。况且天下的事物，人们都只使用它的形体，却不寻求它的精神。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事物的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力。精华果锐之气存在于事物中时，光彩灿然，坚固有力。这种气一旦消失，事物就都空虚无用。这种气，时时叩击激发它而保存，便会日益增长而不衰退；放置它而不知道求取，便会脱离消散而不再停留。这种气，万物没有不具备的，而人尤其如此。《孟子》说：“人们日夜间不断产生的思想和清晨的清明之气，在白天的所作所为中，有东西把它们拘束而使之消亡了。反复拘束它，那么夜间的清明之气就不足以保存了。”所谓夜气，就是所说的精华果锐之气。天下混乱时，君子能够自行涵养而保全它；天下安定时，天子便培养它以求得使用。如今朝廷的精明才干、战阵中的勇力、审理诉讼时能够穷尽实情的能力，以及治理钱粮时能够掌握要领的能力，还有处置天下纷繁事务而不被任何事物扰乱的能力，都是这种气所发挥的作用。古代英雄般的君主，只是能够叩击激发天下的人才并保存他们，所以有所求必定得到回应，有所欲必定实现。汉武帝、唐太宗时，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所希望的都能如意，而天下人才被使用却看不出已经用尽。到了他们晚年，元老重臣和久经战阵的将领死去大半，新近进用的士人也完全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天下本来有无穷的人才，只是担心居上位的人不去叩击、不去触发，使他们的精神松弛放纵而不能振作。我私下观察当今的人，治理文章，学习议论，精通会计，审理诉讼，用来治理国家的各种才能大都具备；天下所缺少的，唯独是将帅和武力之臣。从前天下已经安定，先世的老将已经死去，而西方的敌寇起兵作乱。当时天子茫然回顾，想得到奇才良将来统领军队，却始终没有得到。此后几年，边境一天天紧迫，军事形势一天天危急，士大夫才逐渐学习军事，而西夏归服。直到现在又将近十多年了，从前所谓西边的良将也已经差不多都没有了。天下人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任用为将，这实在很令人忧虑。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而当今世人所畏惧的事情，也没有比做将领更甚的。用难事来责求他们，用他们所畏惧的事情来强迫他们，却不激发他们的气势，所以将帅之才就这样无法得到。曾经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即使是卑贱的匹夫，也无不先培养他的气势，然后求得使用。当他们还没有交战时，就让他们投石、超距，以培养他们的勇气；所以后来遇到敌人便不害怕，见到危难便效死。为什么呢？因为气势旺盛。如今天下有两大弊病：因为天下安治，就轻视天下的武臣；因为天下冗官众多，就废弃天下的武举。武臣们看到天下正是这种情形，便意气沮丧、退缩消沉，没有自我振作的意愿。如今武臣的子孙之家，往往转而参加进士科。因而我希望恢复武举，重视武臣，并且天子也应当时常亲自考察他们的骑射，依据他们能否胜任而进行赏罚，像唐贞观年间的旧例那样。这样虽然还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奇才，但总能使他们知道皇上所喜欢的是什么，能够自我尊重并争相竭尽力量，那么将帅之才就可以逐渐出现了。○第四道

译我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固定的所在。只有看见天下的祸患并把它消除，顺应事物安定的地方而采取相应措施，才能长久没有忧患。有些浅薄的人看见祸患从东方产生，就把全部力量用在东方，而忘记西方；看见祸患从外部兴起，就专心对付外部，而忘记内部。因此祸患从意料不到的地方产生，变化从不能预料的地方兴起，就没有人能够挽救。从前西汉的祸患，在文帝、景帝时代，天下人无不认为一定会起于诸侯势力太强。然而到了武帝时，七国之乱的余势日益衰弱，天下平坦安宁，四面观望都认为没有忧患。可是逐渐衰败，到元帝、成帝之间，朝廷中的强臣实际上控制了国家命运，汉朝因此断绝了祭祀。世祖、显宗刚刚平定天下时，认为世间的祸患无不在于朝廷中的强臣；然而东汉的灭亡，其祸患却起于宦官。由此看来，天下的祸患哪里能够预先固定防备呢？人将要死时，有的因过度劳累而得病，有的因饮酒而得病。天下人看见有人因这些事而死，便说一定不要劳力和饮酒，这不是拘泥而贻误事情吗？那个人之所以死亡，必定有某种原因开启了祸端；因此劳力能够造成灾害，饮酒能够导致疾病，但天下人难道都一定死于这些事情吗？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乱局，祸乱究竟在哪里呢？天下各地的军队，都分别隶属于各自的将领；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也不少于几万人。将领们安抚、照料、养育士卒，给他们穿美衣、吃丰盛的食物，与他们同甘共苦，顺从他们的好恶；严重的甚至把他们收养为子弟，赐给他们自己的姓氏。所以在那时，出征归来的士兵只知道自己的将领，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君主有所命令，他们不服从，却听从自己的将领。将领所做的事情，即使有极大的奸邪不义，士卒也没有违抗拒绝的。因此发生祸乱时，奸臣擅自发号施令，拥兵自重而无人能够制约。然而当他们尚未作乱时，进攻哪里哪里就一定攻下，防守哪里哪里就一定坚固。良将和精兵遍布天下，他们摧毁、击败、消灭敌人的功绩，足以使天子郁积不平的心情得到畅快，并且抵御外敌暗中发动的祸难。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安心于自己的将领，乐于听从他的命令而效力。但如今世人只把他们造成的祸乱作为鉴戒，却不收取其中的功效；天下有数百万军队，却不预先树立固定的将领。统领军队的人没有亲信爱护自己的士兵，士卒也没有可以依附、愿意为之效死的人。因此任命将领的那天，士卒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谁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不敢抬头相看，是祸乱的根本。这种祸患，并不是有胁迫而跟随、彼此并起的灾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人〕 平时宽缓时，士卒就畏惧并怨恨将领；一旦有紧急情况，又没有不忍耐服从的心意。这两点是用兵的大忌，而当今的人大概也已经知道了。然而他们不敢改变，是害怕重蹈唐朝末年和五代的祸患。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有这样的利益，就必定有这样的害处；天下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利益，这是圣人也无法改变的。圣人所能做的，在于不让利益发展到尽头。利益尚未完全发挥时就改变办法，使害处还没有来到而事情已经转移，所以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害处。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对当时有很大利益吗？只是利益已经发挥尽了却不知道改变，所以害处便随之产生。因此我太祖、太宗认为不能长久沿用，便改变制度，以求一时的安定。做将领的被解除兵权，带兵的士卒使他们不知道将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堵塞天下将领的私人恩惠，破坏他们的私人谋划；他们的意思是认为这样足以改变五代豪强将领的风气，而不是认为这种办法可以为后世长久使用。所以我认为，按照当今的形势，如果不改变现行制度，就无法求得成功。况且想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就必定要触犯天下最大的危险；如果只想享受大利，却又顾全一切安稳，事情就不能成功。而如今的弊病，在于不愿有所震动，只想取得天下的利益；不愿有所劳苦，却想立即造成天下的安定。如今想使人建立功业，必定要先把军队交给他。想先把军队交给他，就要先从选择将领做起。选择将领而得到合适的人，假如确实知道他忠诚，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不用忧虑，更何况几万军队呢？从前唐朝的乱局，发动变乱的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将领，而都是盗贼一类的人，是不得已才任命为将的。所以将帅难道一定都应怀疑他们会成为奸臣吗？关键在于不能害怕选择将领所需的劳苦，因而反而破坏天下最大的利益；天下的祸患，难道一定就在这里吗？○第五道

译我听说天下的勇士，可以让他上阵作战，却不可以让他主持军队；天下的智士，可以让他主持军队，却不可以让他负责养兵。养兵，是君子的事情。所以用兵困难，养兵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士气难以驯服。军队出征行进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号令上，气势在战斗上；停止行军扎营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营垒上，气势在防御上；列阵与敌交战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白刃上，气势在胜利上。士气所在的地方，就是锋芒所指向的地方。所以军队在外，士气在敌人身上，而不在上级身上。因此安抚他们，他们就容易喜悦；给予他们东西，他们就容易满足；惩罚他们，他们就容易安定；驱使他们，他们就容易听用。上面的将领用勇力统率他们，用智慧驱策他们，那么百万之众也不值得忧虑。等到天下已经安定，三军将士各自返回家中，穿美衣、吃美食，悠闲无事。投石、超距也不足以发泄他们的怒气，于是各自寻找上级的短处。在这个时候，军中的士卒环视四周，开始觉得无法忍受了。因此长期不使用他们，他们的心意就不想再战；长期不役使他们，他们的心意就不想再服役。既然他们本来不愿意，却强行驱使他们，和他们出战就不高兴，让他们服劳役就会作乱，这是必然的形势。古代军队出自农民，他们想要调动起来尤其困难。然而到了周朝末年，诸侯势力强盛，天下百姓每天都起来拿起武器。齐、晋、秦、楚凭借战车在天下往来，走过万里才返回，而天下百姓却不敢说疲劳。到了后世，平时安居无事，竭尽天下财力供养士卒，一旦有紧急情况，本应依靠他们发挥力量，他们反而傲视上级，索求赏赐，不肯立即出发。平时接受上级的衣食供养，有困难便起身，起身便拼死战斗；有事情便服役，服役便竭尽力量，这种情势似乎应当比三代的农民更好。然而如今的弊病却不是这样，这难道不是供养他们的过错吗？我观察天下的军队，数量没有比京师更多的；而士卒迟疑难以控制，也没有比京师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天子在位，用仁慈驾驭士兵，使他们不懂作战却习惯于求赏；命令稍微急迫一些，他们就瞪眼挥臂，说话不恭敬，这实在很可恶。况且京师是宗庙和宫禁所在，却让不义之徒环绕布列在它的左右，这还凭什么能够安定呢？我听说养兵而使士兵骄横暴戾，责任在将领。如今京师的将领，究竟是谁呢？不过是匹夫小人按次序升迁，担任他们的什长、百长、队长等职。这样的人的名分，还没有脱离士卒队伍；而统辖他们的上级，只有三位太尉。再往上推，便到枢密使。这四位大臣，并不处在什伍编制和部曲之间，日日夜夜训练士卒。况且士卒尚未亲近归附，就惩罚他们，他们便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如今假使让大臣单独控制军队，恩意不能交接，恩德不能普遍施行，上下互不信任，只是迫于权势而相从，却没有凭义理相亲附，那么还不能用单纯的法令治理他们。假使朝廷大臣都弯腰曲身，亲自询问士卒的疾苦，像从前出兵行阵时那样，这在形势上又有所不能供给了。古代南军、北军有监军御史，有护军诸校，各自又有军正、正丞，因此像任安、胡建这样的忠信守节之士，能够出入军中，取得士卒的欢心，然后用礼义训导他们，用法令约束他们；即使有所诛杀，士卒也都服从。这样以后，军队才可以使用。如今为什么偏偏让凶暴乖戾的人互相统辖，而天子只把贪婪暴虐、没有见识的匹夫作为身边的卫士呢？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大略依照汉代制度，设置各种校官，使他们常驻军中，既用来安抚士卒，又逐渐诛杀那些强横之人，教导士卒懂得礼法。《左传》说：晋悼公知道栾纠能够驾驭战车，且能以和顺之道处理政事，便任命他为戎御，让他训练各位御者，使他们懂得义理；知道荀宾有力气却不暴躁，便任命他为戎右，让他训练勇力之士，使他们能够随时听用。因此军中的官吏，如果不亲近士卒，就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即使有法令也不能施行；有法令不能施行，士卒就不能承受劳苦，军队也不能应付突然发生的战事。有军队却不能应付仓促的战事，有将领却不能驱使众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患。●《栾城应诏集》卷八 【进策五道】【臣事下】○第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