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四◆进论五首

译从前商、周之际，礼仪实行起来是多么容易啊！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簋以及牛羊酒醴等祭品陈列在堂上，天子、诸侯、大夫、卿士来回行礼、作揖谦让，献酒酬答，拜谢百次；乐声在堂下奏起，礼仪在堂上施行，雍容和穆，整日也不混乱。古代的人多么懂得礼，实行礼又多么不劳苦啊！当时天下人只是习惯于这些礼仪而没有疑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都是平常使用的东西。因此人们进入礼仪场合后，耳目清明，手脚没有抵触，身体安适于礼仪的曲折变化，内心也不混乱，能够深入思考礼乐的意义；所以廉耻、退让之心充盈地显现在脸上，又蓬勃地发于自身。这样才能使天下人观看他们的行为，而忘掉他们粗暴鄙陋的习气。到了后世，风俗改变，历经数千年直到今天，天下的事情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天下人还都记录三代礼乐的名目，详细说明它的节目，学习古代俯仰进退的动作，戴古代的帽子，穿古代的衣服，使用古代的器皿，弯腰曲身，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拘拘小节而不能掌握法度，彼此交错混乱而不合节拍。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使用的东西并不是平素所习惯的，却强迫自己这样做。后世喜好古制，实在太过分了。从前上古时代，常有人巢居穴处，用污樽坏饮，烧黍、劈豚，以蒉制的鼓槌和土鼓行礼，并认为这样已经足以养生送死，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到了后世，圣人认为这对天下的利益还不够，所以用宫室替代巢居穴处，用笾、豆、鼎、俎等器物更新旧制，以补足天下的不足，完全除去太古的法式。只有祭祀时为了与鬼神交接，才开始进献牲畜的血和毛，把豚肢解后生祭，分解牲体后熏烤，表示不忘根本，并不是认为后世的礼器不值得使用。因此退而肢解犬、豕、牛、羊，装满▯、簋、笾、豆，制作羹汤，极尽当代的美好，从没有听说受上古学说束缚而软弱犹豫、不能决断。如今的人佩玉、穿▯冕，垂着旒，拱手站立，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天下人也将看见后发笑；这样还指望靠什么来感发天下人的内心呢？而且还有很大的不安之处：宗庙祭祀时，圣人追求先祖的神灵，希望能够招致他们来享用祭品，以安慰和抚恤孝子的心愿。所以要思考先祖一生起居饮食的情形，设置他们生前使用的器具，进献他们生前所吃的酒食，全部依照他们生前的情况，希望他们到来而得到安宁。可是后世宗庙祭祀都使用三代的器物，这样先祖始终不能得到安宁。三代时期席地而坐、席地而食，所以器物都根据使用方便而制定高低大小的规格。如今的礼制坐在床上、在床上进食，所以器物不得不有所改变。即使三代圣人生在今天而使用今天的器物，也会认为这样便利安适。因此，三代看待上古，正如今天看待三代一样。三代的器物不能恢复使用了，但他们制定礼制的用意仍然可以仿效作为法则。宗庙祭祀用血毛进献，用牲体祭献，以保存古代遗风。其余器物可以改用三代以后、适合今天使用的器具，以顺从鬼神所安。至于春秋两季的社稷祭祀、释奠、释菜等凡是用来享祀古代鬼神的礼仪，则都应依照古代器物。周人祭祀蜡祭和田祖时，吹苇龠，击土鼓，这也是各自顺从所适宜的器物罢了。唉！天下的礼制宏大广博而难以言说，若不是圣人，又凭什么处理得当呢？只是因为推究它却不能说明白，讲论它又不详尽，于是便认为不可行。大体上，接近正道而容易实行，或许能够使天下安定并让人遵从，这本来就不可轻易改变。【易论】

译《易》是占卜的书。手持蓍策，排列卦象，区分阴阳而说明吉凶，这是术士的事情，不是圣人的道。圣人的道存在于爻辞中，而不在数字；数字并不是圣人尽心关注的东西。然而《易》起于卦，发展到六十四卦，这部书终究没有脱离数字的运用。世人都以谈论《易》的数字为可耻，有的人虽谈论数字却不得要领，讲得纷乱迂阔而无法解释。这大概就是高谈阔论之士以谈数字为耻而不说的原因吧？《易》本来出于占卜，而圣人在其中广泛论说，以穷尽天下人的情理；如果数字纷乱到无法考察，圣人难道肯把有用的话寄托在无用的数字上吗？如今《易》所谓九、六，是老阴、老阳的数字。九是老阳，七是少阳；六是老阴，八是少阴。这四个数字，乾【字缺】，天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阳数的极数是九，次极数是七，所以七为少阳，九为老阳。至于老阴，如果按照极数来讲，老阴应当是十，少阴应当是八；如今少阴为八，老阴反而是较低的六，于是又解释说：阴不能超过阳，所以抑制它而处在较低的位置。假如阴果真不能超过阳，为什么又说老阴是八、少阴是六呢？况且阴阳的数字是天地所造成的，圣人难道能够参与其中而规定它们的增减进退吗？这是尤其不可取的。阴阳有老少之分，这在其他书中从未见过，却见于《易》。《易》中有时称老、有时称少，是由于揲蓍的缘故。因此解释《易》的人，应当从揲蓍的方法中寻求答案。揲蓍的方法说：每卦取一根蓍草归入奇数，经过三次揲取所得的余数，再以四来计算；得到九，就作为老阳；得到八，就作为少阴；得到七，就作为少阳；得到六，就作为老阴。然而阴阳之所以有老少，并不在七、八、九、六这些数字本身，七八九六只是用来作标记罢了。所谓老，是阴阳纯粹；所谓少，是阴阳杂而不纯。阳数都是奇数，阴数都是偶数，所以乾卦以一作为爻，坤卦以二作为爻。天下万物以少为主，所以乾的子卦都是二阴，坤的子卦都是二阳。老阴、老阳，就是乾、坤；少阴、少阳，就是乾、坤的子卦。揲蓍时，第一次揲取，少数是五，多数是九。第二次、第三次揲取，少数是四，多数是八。所谓多少，是奇偶的象征。一爻要揲取三次，就如同一卦有三爻一样。阴阳的老少，在卦中表现为爻，在爻中表现为揲取的结果。假如果真取决于七、八、九、六，那么这三次揲取，何必拘拘地分辨多少并分别安排呢？三次揲取都少，这与《乾》卦三爻都为奇数没有不同；三次揲取都多，这与《坤》卦三爻都为偶数没有不同；三次揲取中少数有一次，这与《震》《坎》《艮》三卦一奇二偶没有不同；三次揲取中多数有一次，这与《巽》《离》《兑》三卦一偶二奇没有不同。至于七、八、九、六，只是取来作为标记，并不是意义所在，不可强行附会解释。【书论】我读《史记·商君列传》，看到商君修改法律、制定命令，改变秦国风俗；诛杀议论法令的秦民数千人，给太子的老师施黥刑，割掉太子傅的鼻子，然后法令大为推行，没有不认为他勇敢果断的。我说：唉，世俗之人不能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却可以同他们享受事情成功的结果。假如天下人各自陈述所知，守着自己所学，来议论天下的事情，那么事情将会有受到阻碍而不能成功的。可是等我看到三代的书，到了将要纠正违背世俗的地方，它们告谕天下，总是恳切反复、激切深厚，孜孜不倦，必定让天下完全知道君主的心意，又进一步折服那些不服从的想法，使天下人都相信事情本来应该这样，然后才开始行动。它们的言辞曲折婉转，好像普通人彼此讨论、诘问是非一样。我起初读这些话时还怀疑，认为它们近于柔弱迟滞、迂回深远而缺乏决断；然而它们能使天下人乐于服从，不带有勉强和不得已的意味，事情已经发动后又没有纷乱的异议，这正是王者的用心。所以我常认为，在尧、舜时代，君臣相互获得信任，内心欢乐而没有隔阂，彼此在朝廷中叹息赞许、应答诺唯，不只是像朋友般亲密；即使相互讨论是非、争辩曲直是否恰当，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到了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复地说明自己用兵的意图，让天下明白，这也是形势所决定的。只是天下已经安定，君民之间的地位相距遥远而不同；天子有所想做的事，而普通男女却各自对天下有不同的议论，以此抵触上面的谋划，下达命令也没有人肯听。在这种时候，如果用刑罚驱使、用权势胁迫天下，天下谁敢不听从？可是上面的人却从容不迫、慢慢向他们譬喻，使他们相信后才服从。这不是王者的胸怀，谁能这样处置事情并等待而不厌倦呢？盘庚迁都时，天下人都叹息而不高兴。盘庚于是称述先王盛大的德行和明智圣德，尚且五次迁都才到今天；如今如果不继承古代，恐怕上天会断绝、抛弃你们的命运，不能救你们免于死亡。又担心他们仍不服从，便说：“你们不与我同心，我的先王和后王将降罪于你们，你们的祖先和父亲也会告诉我的先祖高后说：‘使大事败坏，使它戮辱于我的孙子。’”他用来开启他们尚未觉悟的心，并向他们说明事情为什么应当如此，详细到了这种程度。商君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只要让你们获得利益，又何必顾惜我自己的作为呢？所以他不求众人的议论，也不向天下详细解释；然而他的事情最终也成功了。因此后世的评论认为，三代的治理柔弱怯懦而缺乏决断。然而这正是王道与霸道不同的地方。三代的君主只是不忍轻视百姓、欺骗百姓，所以天下有事情时，议论也涉及百姓，以观察他们心意的趋向。等到百姓的意见不能听从，君主又反复向他们说明，穷尽道理来使他们不再坚持错误的想法，因此百姓亲近并爱戴他们。唉，这就是王道与霸道不同的地方啊！【诗论】

译自从仲尼去世，六经的道理便散失而难以解释，大概祸患在于把经义要求得过深，把法则追求得过于切实。六经的道理正因为接近人情，所以能够长久流传而不废弃。世上迂腐的学者却都曲折地替它作解释，即使经义本来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也一定强行牵合说成如此，所以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通。圣人作经，只有《礼》《春秋》没有一句空话，全部可以考察，但仍然没有不接近人情的。至于《书》，出于一时的言语；《易》的文字，是为占卜而作，所以有时也有不能预先确定的说法，在法度上已经不如《礼》《春秋》严密了。何况《诗》是天下人——普通男女、羁旅之臣、卑贱奴仆——在悲忧、欢乐、安逸时所作的。天下人自己伤叹贫贱困苦的忧愁，也自己叙述丰盛美好的快乐；诗中上至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的迹象，下至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没有什么不具备。既然其中无所不有，又何必拿绳墨法度，拘拘地从中寻求呢？这也足以看出他们的见解不通。圣人对待《诗》，认为诗的最终归宿在仁义，却不责求每一句都完全合乎某种标准，因此可以观其意，也可以通其言。如今《诗》的传文说：“殷其【字缺】，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这些都属于“兴”。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字缺】木，葛【字缺】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字缺】草虫，【字缺】阜螽”，这些又都属于“兴”。他们的意思是，所谓“兴”，就是从天下万物中取象，来显现自己的事情。因此凡是为某件事作诗，而诗句又涉及某种物象的，就一定要强行解释这个物象，以求同诗作成时的事情相合。他们做这种学问也太劳苦了。况且他们不知道《诗》的体制本来有“比”，却把一切都合并解释为“兴”。“兴”这个词的意思，近似于说：“诗意是如此，心意有所触发。” 当时的事情已经过去而无法知道，所以这类诗只能凭意会推求，不能用语言完全解释。《殷其【字缺】》说：“殷其【字缺】，在南山之阳。”这并不是从“【字缺】”这种事物取象，而一定是当时所看见的景物触动了他的心意。因此后人不能寻得确切解释，这正是它称为“兴”的原因。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确实是取雎鸠亲爱而有别的特点，所以应称为“比”，而不是“兴”。唉！天下人想要观读《诗》，一定要先知道“兴”不能同“比”混为一谈，不要强行解释来求它同作诗时的事情相合；这样，《诗》的意义或许就可以凭意会明白，而不必劳苦了。【春秋论】事情有违背我心意的，我的话就会愤怒而不平；事情有顺合我心意的，我的话就会舒缓而不发怒。天下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表达喜悦的话，难道可以当作表达愤怒的话吗？天下人都能辨别这一点。至于圣人，他反复叮咛的言论，写在书册上的很多，而他的喜怒好恶所在，也十分明显而容易知道。然而天下人常常苦于探求圣人的意旨却不能得到，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人以为圣人的文章已经不是天下人的语言，于是探求过度；探求过度，所以圣人的话反而变得深远而不可理解。况且天下人为什么不拿自己的情感去推知呢？假如把喜爱某人的心情强加上表达愤怒的话，天下人就会认为那是疯癫；圣人难道会与普通人有不同吗？不知道圣人的好恶之情，也不探求他言语中的喜怒，这就是最大的迷惑。从前仲尼在衰落的周朝末年删定《诗》，上起商、周盛王时代，直到幽、厉失道之时，下至陈灵公时期；从诗人兴起到仲尼所处的时代，大概已经有数百多年了。我常常奇怪，《大雅》《小雅》的诗，在幽、厉时期，却称颂文、武、成、康的盛大德行，到了篇末又看不见幽、厉的暴虐；谁知道它们是幽、厉时期的诗，而不是文、武、成、康时期的诗呢？大概是考察它的言辞气势，发现其中有幽深忧愁、不快乐的意味，所以把它系属于幽、厉而毫无疑问。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的是非纷杂地触动圣人的心，见到恶便愤怒，见到善便喜悦；那么是非所在，也可以从言语中喜怒的不同来寻求。人对于事情，有时因喜悦而叙说，有时因愤怒而叙说，有时因怨恨而叙说。喜悦时叙说，言语平和而没有伤害；愤怒时叙说，言语严厉而不温和；怨恨时叙说，言语深沉而不坦率。这是大致情形。《春秋》记仲孙湫来鲁，说：“齐仲孙来。”记季友归国，说：“季子来归。”这就是表达喜悦的话；记鲁、郑交换田地，说：“郑伯以璧假许田。”记晋文公召请周襄王，说：“天王狩于河阳。”这就是表达怨恨的话；叔牙被杀时，记载说：“公子牙死了。”庆父出奔时，记载说：“公子庆父到齐国去了。”这就是所谓表达急切心情的言辞。对于喜爱的事就语气和缓，对于愤怒的事就语气严厉，对于怨恨的事就语意深重，这三种情况已经没有比它们更强烈的了。至于《公羊传》《谷梁传》，却不是这样；其中连日月、土地都被用来作为训释的依据。日月的事情如果不明白，土地的事情如果不详尽，又有什么值得高兴、有什么值得愤怒的呢？这些都不是喜怒所能涉及的。《春秋》记载说：“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公羊传》却认为是卫国攻打凡伯。《春秋》记载说：“齐国的仲孙来了。”《公羊传》却认为这是我国的仲孙恼怒了，以至于改变了别国的身份。这又是喜怒所不能涉及的地方。所以我说：《春秋》也不过是人的言语罢了；而理解人的言语，也不过是观察它的言辞和语气所趋向的意思罢了。●《栾城应诏集》卷五 ◆进论五首 【燕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