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四十四◆御史中丞论时事十首

译臣关于范育、种谊等人不可留在熙河的奏章已经上奏三次了，但朝廷没有采纳。臣也不断进言，不知陛下是否也曾察知其中的原因。臣起初论说范育处理边事不当，不应升任户部侍郎；朝廷既已收回成命，臣也大致可以算是尽到了言官的责任。范育任熙州知州，种谊任兰州知州，都不是今天才作出的任命。臣即使不说，对臣所任的职事也没有妨害。但臣再三冒犯圣听，确实是有原因的。当今皇太后陛下在帷幄之中听政，皇帝陛下在恭敬沉默中涵养德性；若想用仁德使天下恢复安定，力量有余；若想用武力使四夷臣服，力量不足。形势有利于安定而不利于妄为，但大臣却想听从范育等人的狂妄谋划，挑起边事，使夏人因此失去和好之意，战祸不能平息。在这种时候，他们还想相继拿着羽檄，在帘前决定军事计划。这是臣感到寒心的第一件事。元祐以来，朝廷对夏人怀柔，唯恐做得不够，地界之议屡次将要达成却又中断。前些时候朝廷命令允许以二十里为界，夏人已经欣然听从，熙河方面却趁他们听从之际，在四十里以外修筑已经废弃的旧寨，夺取夏人必争的肥沃土地。城墙尚未筑成，戎马已经到来，两座城便守不住了。如今如果不问是非曲直，兴起愤怒之师，制定一定要夺取的计划，那么关、陕的兵祸将逐渐发展到不可预知的地步。如果自知理亏，即使不再争辩，却仍留下范育等人守边，一方面夏国会心怀疑虑，最终不再信任归附；另一方面范育等人心怀怨愤，以功业未成而感到羞耻，便会妄自制造事端来掩盖先前的过失，祸患终究不能消除。何况范育等人已经结下阿里骨的怨仇，这两种嫌隙交相构成，形势尤其令人担忧。这是臣感到寒心的第二件事。如果不是这两件事关系到迫在眉睫的忧患，范育等人的琐碎问题，臣哪里肯屡次拿来进言呢？然而臣所说的，对范育等三人也不过是各自改任、降职差遣，以及让范育担任待制、缓几年任用罢了，对他们的私利并没有多少损害。臣愚昧地认为，现在讨论国家大事，应当先公后私，以保全大局。臣不胜区区孤忠忧国之心，再三冒犯天听，甘愿等候斧钺之诛。请陛下裁决。【论吏额不便二事札子】

译臣前些时候在门下中书后省详定吏额的文书，已经全部进呈，后来都省吏额房却另行修改后施行。其中有两件事最为不便，违背人情，导致六曹、寺、监的吏人前后到御史台申诉的很多，本台也曾代为申请，但最终仍未见果断施行。臣过去亲自办理过这件事，如今又亲眼看见所申诉的情形，按理不能默然不言，谨将条目列在下面：一、自从官制以来，六曹、寺、监的吏额屡次增加，人员超过事务所需，实在是严重弊病。臣详定时，按照先前下达的指挥，取各司已经实行两个月的事务，分定为七等，依照分等情况确定人数。但当时各司的吏人只有三千人，都害怕被裁汰，不肯提供材料。臣于是向三省执政禀告，说此事关系众人，既然他们心怀疑惧，文书必然难以取得；即使凭借朝廷威势，强迫他们全部提供，等到裁减时也必定引起纷争，从体制上说不合适。不如暂且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固定额数，等将来吏人任满调出，或者因死亡等事故出现空缺，就不再补充，达到额数便停止。这样施行，不过十年，自然就会逐渐消尽。虽然看起来稍微拖延，但现有吏人知道不会危及自身，必然安心，这实际上是最稳妥便利的办法。当时的执政大臣大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元祐二年十一月上状申报尚书省，大意说：这次核定吏额，本来是想按照事务设置名额，根据财力制定俸禄，只求人人尽力办事，使人员和事务相称，并不是只想苟且裁减人员、减少俸禄。即使人员确实有可以裁减的，也要等日后出现空缺时不再补充，并不是要在法令施行之日立即减免。如果不是朝廷特地下达指挥，说明本意，终究恐怕人们不相信，导致他们提供虚假报告，平白受到罪名。不久，奉准当月九日尚书省札子，承奉圣旨，依照所申报的办法办理。臣等于是具文张榜，向各司说明。自此几个月之间，材料才全部备齐，得以写成裁减方案，却被吏额房违背并废弃上述圣旨指挥，将裁减的人数立即裁拨出去。失去这项信用命令，人心汹汹。又因为任永寿等人得以任意施展私意，近来位次较低、被上等名次压制的吏人，便把上等名次的人调到别的部门去；〈侍郎左选属于下名，乐毅在吏额房，所以把上名调走；孔仲卿等人在考功，也是这种情况。〉对于清闲冷落的部门中想调入重要机构的人，又从寺、监直接调入省、曹。〈例如从大理寺调任永寿的亲属、亲信中立等十人，进入考功之类的部门。〉 〉任意行事而造成混乱，弊端和侥幸行为层出不穷，因而许多旧吏受到排斥，甚至失去安身之处。所有申诉，前一份奏状已经详细陈述。下使众人怨恨诽谤，损伤和气；上使朝廷失去这一重大信用。今后即使有号令，又有谁会听从呢？臣如今请求只依照前件圣旨办理，将应当削减的名额留待日后出现空缺时不再补充，现有人员暂且照旧安置。况且尚书左选调来的兵部手分，最近已经按照都省指挥，调遣回原来的去处，伏望查照这个例子，一体施行。第二，六曹、寺、监的吏人，大多属于官制以前各司的名额，他们领取俸禄多少、迁转、出职的迟速高下，各不相同。官制以后分隶各司时，一个司中还兼有过去各司的吏人。臣详定时同众官商量，认为如果把旧日各司的吏人纳入今天各司的名额，那么他们领取俸禄、迁转、出职的标准参差不齐，按理难以一律平等。若把各司原有的几种制度全部合并为一种，势必不是待遇太薄就是太厚，不是品级太低就是太高；如果不损害官府利益，就必定损害私人利益。损害官府，官员会默然不言；损害私人，便免不了争讼，都是不便。何况如今旧司吏人暂按新额领取俸禄，允许按较多的标准发给；迁补、出职都依照旧司制度，也有正在实行的条文。暂且依照这些办法，可以不费力便确定下来。吏额房却另出主意加以改变，务求一律按新法办理，以显示其功劳。于是规定，已经按旧司办理迁转、已经补入最高一等名目的人，照旧办理；正在按年资候选、没有迁转职名的人，也听其依旧条文出职。若是正在等待迁转、试补或填补空缺的人，则等新法下达施行后，所有依旧司迁补出职的指挥一概不再采用。切因旧日各司的吏人来历各不相同，原来立法也不同，不能笼统地用一套法律对待。新法即使精巧，也只适合一套制度；用来对待按新法入仕的吏人可以，用来对待旧法吏人，遭遇不幸的必然很多。想求得没有诉讼，是不可能的。如今刑部的田舜贤等人已经到御史台申诉，势必难以压制，臣请求只依照后省所采用的旧条文办理，或许可以使争讼停止。臣听说孔子论为政的根本，主张宁可去掉兵、食，也要保有信用，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如今刚开始议定吏额，群吏心怀疑惧，陛下和几位大臣已经命令臣等公开张榜说明，告诉他们将来即使有所削减，也只等出现空缺时不再补充。圣旨说得明白，人们认为朝廷确实守信，便争相交出自己掌管的文书案卷，送给有关官司。臣等依靠这些材料制定了条例，还不到一年，文书却被送入别的部门。凡是应当削减的，立即裁拨出去，抛弃重大信用，完全不加顾惜。这正是先圣所禁止的事情。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按照后省所定的办法，都是合乎人情、极易施行的；按照吏额房所定的办法，都是违背人情、极难遵守的。如今舍弃容易的而采用困难的，以招致诉讼，也是政事上的重大失误。伏望圣慈，赶快命令有关部门改按容易施行的办法办理，以安定群吏的心志。请陛下裁决。【乞差官权户部札子】臣以为，户部是掌管天下财赋收支的地方，是天下最繁忙的部门，也是百姓命运所系之处。一天不治理，百日之后就会混乱。如今代理尚书梁焘正辞职不出，两个侍郎又都是新任未到，只有韩宗道一人以刑部职务兼理户部事务。这样一来，平日四个人的职事都落在一人身上。何况刑部事务繁多，宗道进入户部办公，每天只到半天而已。本部官吏一向每天早出办公，几乎到日落才停止。如今既无人统领，郎官大多相继早退，议论又不能一致。凡事没有人作出决定，以致文书积压，囚犯拘禁拖延。臣愚昧地认为，在正式任命的官员到任以前，应当再差一两个人，暂时代理职务。如今学士、给事中、舍人共有六人，职务较少，应当选择熟悉吏事的人，让他代理户部职务，这样或许可以使财赋等重大事务不至于荒废。请陛下裁决。【三论举台官札子】

译臣近来奉诏与孙升共同举荐两名监察御史，不久又奉尚书省札子，因其中一人没有实际担任通判的经历，命令另行举荐官员上奏。臣查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圣旨：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要任用升朝官中具有通判资序并实际任职一年以上的人，举荐官依此办理。臣私下考察这条规定，本来是为朝廷授官而设的。后来朝廷升任吴安诗、刘唐老、司马康三人为谏官，他们都没有实际任职经历，于是臣再次上奏，请求比照办理。不久又承奉尚书省札子，命令依条另行举荐。臣退下后又想，难道因为任命谏官都是出自圣意，所以可以不依条法；而举荐台官出自有关部门，所以不能援引先例吗？臣私下认为，前面三人中，只有司马康是故相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光受到的眷顾和任用最深，司马康平素也有清正声誉，或许为两位圣上所知。至于吴安诗、刘唐老这两个人，凭什么得到圣上眷顾？如果不是大臣进拟，或者暗中有人荐举引导，陛下又怎么会知道他们呢？臣私下认为，本台所举荐的人也应当依照先例办理。况且朝廷前后任用的百官中，有很多也不符合资格，难道都是故意违法吗？实在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唯独对台官一事拘泥于近来的法令，朝廷内外一定会感到疑惑。伏望查考臣前一份奏章，早日赐予施行。请陛下裁决。【论堂除太宽札子】臣前些时候代理吏部尚书，私下看到京朝官以上，都要等待一年以上的空缺；大小使臣和选人，都要等待两年以上的空缺。虽然这是因为空缺少而人员多，事情出于不得已，但等待空缺的人已经免不了怨恨。近来又看到堂除的人员也有等待空缺一年以上的，人心惊骇，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祖宗朝堂除的旧例，都是等有空缺后才授官，因事情需要才越级提升；所授官职既有一定限额，所以空缺不会长期无人补充。近年来监司以上的职位，人数已经太多，却还随意提升人员，以至于职位泛滥；所提升的人未必胜过旧人，只是使监司的空缺名额被占满，不能供应后来的人罢了。至于知州以下的官职，旧人没有减少，新人却日益增加。这大概是由于干谒成风，授官没有法度，虽然名义上说是因为才能而提拔，实际上却免不了凭借私交。至于等待空缺时间的长短、所任职务的清闲或繁忙，众人的讥评议论，也都因此而起。比如开封司录，过去任用历任知州的人，近来从郭▯以后，不到三年，接连任用陈该、张淳、陈元直三人，他们大都资历声望浅薄，政绩也没有听说，就已经出现新旧相互替代的情况。轻率实行堂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各寺丞的情形也一样。臣请求今后谨慎遵守祖宗旧例，凡是堂除，都等到出现空缺后才任命。并且先让现今堂除的人员轮流补充空缺；新近提拔任用的人，都必须功劳和声誉显著，然后才可以任命。任用人员的办法，必须使人员数额和职位空缺相当；从未听说没有空缺却增加人员，还称作提拔人才、补益政务的。这样经过几年，如果空缺稍微增多，再根据空缺选拔人才，按理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样或许可以使堂除官吏不再等待空缺，与通过选举授官稍有不同，也体现出表彰和劝勉的意义。请陛下裁决。【论前后处置夏国乖方札子】

译臣先后四次论说熙河处理边事不合适，请求调任范育、种谊，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但臣先前所论，只说了当前处理办法的不对，还没有涉及过去根本性的失误。如果默然不说，臣私下恐怕圣明仍有未能看清之处，只好再三冒犯，罪当万死。臣私下考察朝廷前后的指挥：夏人猖狂、侵扰未止时，便一味采取姑息办法，害怕失去他们的心；等到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却又想方设法求取利益，只图自己获利。因此凡是给予或夺取，多数都失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元祐三年，朝廷派使者前往赐给夏人策命，夏人却公然桀骜不恭，不派使者来谢，又派兵马蹂躏泾原。朝廷当时正忙于遵养休息，不再加以讨伐。到元祐四年才重新派使者，夏人上奏请求用所赐的四座寨换取塞门、兰州。朝廷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却立即改变先前诏令，不等划定地界，先把岁赐给了他们。又命穆衍按照三省、密院的意旨向来使开导说明，并说夏人交纳的永乐城陷落时所俘人口，既然已经隔了数年，有的可能与原来数目不同，也允许按照实际数目交割。等到划定界线时，虽然原来有远近的惯例，或者因山势曲斜而不相等，也不许边臣固执争夺。以上三件事，都是夏人没有奏请而朝廷主动迎合并给予他们的。后来鄜延路请求依照夏人的要求，沿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在十里以内酌量修筑堡寨、铺舍，十里以外一律作为荒闲之地，靠近黄河的地方仍以黄河为界。朝廷一一答应了。臣私下看到先朝划定绥州地界时，远近界限都责令帅臣仔细勘察、保明，来回审核确实后，才采纳他们的意见。如今划定的界线，起点在鄜延，经过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却不再委托各路逐一审核复查，只根据延安一路所见的便利，指示夏人。号令一经公布，就没有办法再收回，到现在夏人还拿它作为依据。这就是臣所说的：朝廷正当夏人猖狂、侵扰不止时，便一味姑息，害怕失去他们的心。至于熙州、兰州方面所请求的，是想以兰州黄河以北二十里为界。臣私下认为，过河防守已经十分艰难，侵占蕃人的土地，更是不合道理。臣料想朝廷的旨意一定不敢依从。只是他们所说的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种的土地，远的有七八十里，近的有三四十里，不能一概以二十里为界。边臣虽然这样说，但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兰州每次派弓箭手去耕种这些土地，总被夏人杀害；如果说那里已经有耕种者，那么弓箭手必定有名册，所得租税每年有多少，这两种说法互相矛盾，按道理难以在远处推测。必须先拿这件事同夏人商议，依据各路的实际情况分别处理，不能一概答应以二十里为界。朝廷既然没有事先谋划衡量，等号令已经实行以后才想反悔，前后都失策，于是造成了严重祸根。而熙河帅臣及其将佐，竟敢不等候朝廷旨意，在原来请求之外，又修筑胜如、质孤二寨。这两座寨子既然在元丰五年已经废弃，《九域图志》中有明确记载。如今那里并没有使臣和兵马驻守，他们却妄称夏人过去曾在那里守把，朝廷还加以支持，把《九域图志》作为有差别的论据，又以吏部现行差遣的管勾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充作守把。臣认为，如果用这些话欺骗中原士大夫还可以；若想用它堵住夏人的嘴、使他们心服，恐怕办不到。这就是臣所说的：朝廷正当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却多方求取，只图自己获利。但臣私下推测，朝廷一定很难再议修胜如、质孤二寨；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外的界线，也无法强求夏国接受。这是因为朝廷每年给予的岁赐利益很大，已经在平安无事时白白送给别人，到事情紧急时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重筹码了，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样看来，地界之事必定会长期相持而不能解决。遇到朝贡时，使者又会前来；到了秋冬交替之际，敌人的马匹肥壮强健，时常出来侵扰掠夺，受到夷狄侮辱的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依臣愚见，请求查考臣前面的奏章，把范育、种谊调任到别的路，另行选择名将，谨慎守住朝廷的信用，同时修整边防。本路疆界的争议，实在不能由现在的守把人员推给夏人，以此表示遵守先前约定；其他事情，则命令他们出于公心，制定长远计划和条文上奏，然后由朝廷选择施行，这样熙河还可以获得安定。如今臣观察朝廷，起初根本没有确定的议论，正当熙河边境冲突发生时，急忙召回帅臣，把他安置到户部；等臣说赏罚不当，又急忙派范育返回统帅熙河。至于种朴，本来和范育、种谊一起造成边境嫌隙，如今却把种朴调到泾原，单独留下范育、种谊。如果认为召回范育是对的，那么如今再派他去就是错的；如果认为调种朴是适当的，那么单独留下范育、种谊就是错误的。政令如此，最终究竟该听从哪一个呢？只是派孙路、穆衍之类的人前往那里勘察，朝廷的大计难道可以由穆衍等人的一面之词决定吗？万一事情失败，即使杀了穆衍等人，对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呢？臣从前上奏说：唐代李德裕谋划讨伐刘稹时，同列中有人提出异议，李德裕请求说：“如果事情不利，臣愿以死来承担责任。”如今朝廷内外都认为守信、坚守盟约是中国的利益。如果大臣中有人想专任范育等人而不顾边境祸患，臣希望陛下用李德裕的话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能这样做，就采用他的计划，事情平定后再按实际情况考核赏罚。如今臣的话已经说尽，形势也无法挽回，不知陛下是否曾用臣先前所说的话要求他们承担责任。边事极其重大，安危还不可知，只希望陛下留意罢了。臣凭孤独的忠心，错误地受到提拔任用，不敢不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出，以尽孤身受任之责。然而触犯的人很多，即使死了也罪责有余。请陛下裁决。【论所言不行札子】

译臣在七月二十四日和本月八日，两次当面奏报熙河路的范育、种谊等人违背重大信用，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以致加速边境祸患，请求把他们调任、降职到别路，另行选择帅臣，让他镇守。臣正在奏对时，承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谕，认为臣所说是对的。然而直到现在已经过了许多天，只看见种朴一人调往泾原路办理公事。至于范育、种谊，都没有看见调动。臣私下反复思考，臣下进言，不怕圣意不能改变，怕的是圣意已经改变，而大臣固执己见，使事情中途停止。为什么呢？圣意没有改变，只应当再三陈述，希望陛下最终明白；如果圣意已经改变，而大臣却不同意，事情不能施行，那就是君权已经转移，上下颠倒，即使想纳忠言，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这就是臣昼夜忧惧、想进言又再次停止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游历郭国，问郭国灭亡的原因，郭国父老回答说：“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齐桓公说：“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这是贤明君主，为什么还会亡国？”父老说：“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黜，这就是它灭亡的原因。”如今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却不采用，认为大臣不对却一定听从，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况且陛下虽然处在帷幄之中，实际上掌握着人君的职责；如今却犹豫推托，专门听从大臣，事情有不妥之处，谁来承担它的后果？所以臣认为，占据职位却不承担职责，承担职责却不能判断是非，古今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臣没有才能，错误地蒙受提拔任用；尽忠进言，对上触犯大臣，对下触犯边吏。我之所以再三论列，不为自身打算，确实是认为对外可以有利于百姓，对内可以报效国家。如今所说的不能得到采纳，反而白白结下怨怒，对国家没有补益；臣即使狂妄愚昧，又何苦做这种事呢？臣恐怕忠臣从此闭口，不敢再把至诚的言论告诉陛下。去年冬天，陛下知道回河的失误，严令大臣停止东流工程。圣上的话语恻隐忧切，朝廷内外都听到了。但大臣奉行得不到一半，虽然停止了回河的名义，却仍保留减水的实际措施，锯牙、马头等工程大都照旧，希望涨水到来时河流或许能够改道。然而如今看来，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众人的议论都说，陛下圣明，能察见事物，洞悉千里之外，但号令不能实行，也没有看见成效。当时臣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后奏报了这件事，这份奏章还在，可以再次查阅。如今熙河的边事，大致也像这样。如果圣意又被大臣阻挠，君权就会更加被夺，大臣的势力就会更加扩张；这样放任下去，后来会更加严重。等到事情发展到难以忍受之后才加以制止，就会损伤君臣之间的恩情，破坏朝廷的体制。不如现在就遏制其渐，使事情不至于失控，也使臣得以安心，这是最好的办法。臣不胜区区为国远虑之心，冒犯忌讳，甘愿等候斧钺之诛。请陛下裁决。【论渠阳蛮事札子】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派唐义问处理渠阳寨夷人的事务。议论的人认为唐义问是文官，没有其他才能，也不熟悉边疆事务。去年他奉命废除渠阳军，被夷人包围，困窘危急，计无所出。当时沅州知州胡田也在包围之中，便设下诡计欺骗各夷人，说唐义问应当上奏恢复军额，并请求替他们的酋长改官。夷人信以为真，聚集在厅事前，监督唐义问发出奏章。唐义问借此才得以逃回。不久朝廷派急递追回前一份奏章。后来夷人知道所说的没有应验，便全都明白那是欺诈；此后他们屡屡制造事端，唐义问下令沿边不得上报。如今朝廷又把边事专门交给唐义问办理，臣深深担心这样做有害无益。当时臣还不了解唐义问的为人，见朝廷再次加以选用，猜想他或许可以任用。如今听说边境奏报接连不断，唐义问派出的东南第七将王安入境阵亡，陷没的将校不止一人，臣才知道众人的议论果然不是虚妄。又听说现今作乱的杨晟台等人手下兵丁虽然只有五六千人，但他们的种族盘踞在溪洞之间，人数极多；杨晟台凶悍狡黠，屡次背叛，惯于施行奸诈，又加上山溪重叠、道路险绝，汉兵即使有精良铠甲和锐利器械，形势上也无从施展。如果处置得当，原本或许没有什么作为；如果谋划处理不合适，实际上也很难扑灭。唐义问此前的举动已经被夷人轻视，如今又遭败仗，实在难以倚仗。古今任命将领，必定根据已经验证的功效：在内受到军民信任，在外使蛮夷畏惧。威名已经显著，所以可以期待功效。如今警报屡次传来，死伤已经很多，应该另行选任将领，以遏制敌人的侵扰。臣私下看到潭州知州谢麟，屡次经历蛮人事务，颇有勤劳功绩，在溪洞沿边一带，人们都佩服他的智勇；众人的议论都说，要制服各部蛮人，没有谁比得上谢麟。伏望命令密院查考谢麟前后的履历和功劳，如果众人的话不虚，请赐予任用，或许可以使蛮寇迅速平定。臣怀着区区忧国之心，采纳公众意见，希望能略补万一。请陛下裁决。贴黄：湖北渠阳和湖南莳竹，原本都是羁縻徽城州。臣听说过去虽然设置为州县，但与沅州等地的情形不同。沅州等地过去都曾用兵诛除首领，或者把他们迁置到内地，荡平巢穴，所以所设置的州县能够长久安定。如今渠阳、莳竹虽然名义上是州县，但夷人仍照旧居住，城池以外就不是我国土地；道路所经也都属于夷界，平时军粮和官吏俸禄白白耗尽湖北、湖南两路的财力。如今想把这些地方全都放弃，实际上是中国的利益。然而兵民屯聚、商贾往来，金钱、盐币贸易不断，夷人因此致富；一旦废弃，这些利益全部丧失，这就是他们拼死争夺、始终不肯罢休的原因。自古以来废弃堡寨、全力保护兵民、抵御并追击敌人，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如今夷人阻截道路，军队不能前进，如果没有良将处置，实在恐怕会成为严重祸患。又因他们的种族遍据各个洞寨，跨越湖南、湖北、广西三路。凡有处置，都应当使三路共同参与。比如渠阳、莳竹唇齿相依，如果先废弃渠阳，各部夷人合力进攻莳竹，莳竹势必难以独存。如今朝廷只让湖北一地处置，臣怀疑事情还没有考虑周全；现在如果另派官员统筹办理，应当命他统管三路边事，以便各处利害不至于互相冲突。【乞令两制共议纳后礼札子】

译臣看到本月五日诏书中的条文，因皇帝还未充实中宫，命令太常礼官参考古今典故，制定成文的仪式。臣谨按《通礼》，迎纳皇后是嘉礼中最重要的礼仪。自天圣以来直到现在六十多年，在朝臣和太常官吏中，再没有亲自经历过这件事的人。这项礼仪极其重大，应当更加慎重。臣看到近年议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的宝册、冠服、仪卫等事，都命令翰林学士、两省给舍与礼官共同商议。如今皇帝举行婚礼，是为了承继宗庙、奉事两宫、成为四海之主，事情十分重大。伏望仍命翰林学士以下的官员共同仔细议定。谨慎开始，正是为了敬慎结束；端正家庭，正是为了使天下整齐，不可忽视。请陛下裁决。【再论渠阳边事札子】臣上月二十四日当面进呈札子，说明唐义问前后处理渠阳蛮人事务不合适，导致东南第七将王安入境阵亡，恐怕边境祸患会滋长，请求赶快选派熟悉用兵的人，前往代替他的职任。又听说义顺兵败之后，唐义问请求上奏放弃城寨，与夷人讲和，他的怯弱荒谬，竟到了让夷人取笑的地步。既然他的事情已经显露，臣料想朝廷一定不会再任用他。但外界私下看到召回彭孙，妄自猜测朝廷想把湖北边事交给他办理，加上彭孙自己也以此自任，众议喧腾，都不知道朝廷究竟意图何在。臣谨考察，彭孙在劫掠盗窃之后，贼人的本性没有改变；前后受到任用时，欺骗蒙蔽、贪污盗窃，没有什么不做。如今如果把兵权交给他，臣深恐湖北百姓遭到涂炭，这不是州县所能禁止的。蛮人背叛，不过侵扰边城；如果让彭孙制造事端，那么腹心郡县都会遭受他的毒害。先前错误任用唐义问，只是导致事情失败；如今如果任用彭孙，凶险的变化很多，事情将有不可预知的后果。依臣愚见，虽然知道朝廷一定不会轻易任用此人，但既然众人共同忧虑，臣不敢默然不言；如果等到已经任用之后才进言，实在恐怕对事情有损。伏望圣慈查考臣前一份奏章，早日赐予施行。请陛下裁决。贴黄：臣私下认为，边臣处理事务不合适，关系到军民的性命，差错只在片刻之间，造成的损害却不小。如今唐义问的荒谬妄为已有迹象，失败也已经显现，但朝廷却因为更换他很困难而迟迟不决，边民有什么罪过，要坐受涂炭？如果不是圣上慈悲怜悯，早日下达指挥，臣恐怕湖北的忧患将没有尽头。●《栾城集》卷四十五 ◆御史中丞论时事八首 【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臣近来上奏请求修订完善有弊病的政事，以平息异议。其中第一件说的是各州衙前。臣请先论说如今和过去差役、雇役衙前的实际利弊。规定由乡户承担差役的人有家业，与雇募浮浪之人相比，欺诈逃亡的弊端势必较少，这是差役衙前的好处。然而每次差乡户，都必然有人设法逃避、纠缠争辩；等到确定差役时，州县胥吏索取的钱财不可计数；一旦被差，又先承受重难之役。如果雇募熟悉事务的人，花费一分，那么乡户中生疏的人，非花费二三分不能办妥，由此便会荡尽家产。嘉祐以前，衙前之苦，百姓极为畏惧，这是差役衙前的害处。如果雇募出于自愿，若不是熟悉事务的人，一定不肯投充。州县吏人知道他们熟悉事务，索取的钱自然少；等到办理事务时，往往知道空便，费用也有定数，即使承担重难之役，也自然不会有破产的忧患，这是雇役衙前的好处。然而浮浪之人家业单薄，侵吞盗窃的弊端一定严重过乡户差役，熙宁以来，很多地方都为此受害，这是雇役衙前的弊端。这样看来，差役衙前的害处在私人家庭，雇役衙前的害处在官府。如果一定实行差役，私人家庭的祸害没有办法挽救；如果一定采用雇役，官府的弊病却有办法制止。为什么呢？嘉祐以前，长名衙前除了三类大户免除差役外，允许其余各色役都免除。如今如果允许雇募衙前，依照过去长名免役的办法，那么上等人户谁不愿意投充？各州衙前按例能够得到殷实人户，所谓官府的害处便可以坐等自行消除。臣私下认为，即使三代圣人制定的法令，也不能没有弊病，所以才由贡法改为助法，又由助法改为彻法，关键就在于顺应时势、因地制宜，只求不伤害百姓罢了。如今差役法实行于祖宗时代，雇役法实行于先帝时代，应当选取其中便利百姓的办法采用，这正如三代变法。谨将条例如下：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令：各路衙前的规条，命各州当职官员考察利弊；确实难以招募的地方，就以旧日支给的雇食钱为基础，斟酌增加并列入应销的重难分数，召集衙前众人共同评定优厚轻重的实际情况，申报转运司审察施行完毕后，再保明申报户部检查。元祐三年六月三日敕令：凡报名投充衙前的人，一律依旧免除本户的各色差役。元祐三年六月三日敕令：各地乡户衙前役期已满而没有人接替的，都暂且依照现行招募法雇用，并支付工食酬钱。愿意接受招募的，听凭其仍依条文免除本户本人的差役。不愿接受招募的，要迅速招人接替。〈十月一日敕令，删去了“役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