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二十一◆书一首

译熙宁二年三月某日，具位臣苏辙谨冒万死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官位卑微，朝廷的事情本来不是我所能进言的。然而我私下想到，虽然形势上不应进言，至于报效国家的道义，仍有可以说的地方。从前仁宗亲自策问直言之士，臣因为不懂得避忌而获罪于有关官员，仁宗哀怜我的狂妄愚昧，竭力排除群臣的议论，使臣不至于被世间完全遗弃。臣心中感激，想着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凭圣德统治天下，将要大有作为以救济这个世道，而臣才能低下、力量微薄，没有办法自行效力；私下从道路传闻中听到一些情况，想把其中一二条呈到陛下面前。假如因为惩戒过去的事情，不再把这些话报告给陛下，那么我想要报效的诚心终身也无法表达，所以冒昧发出这些狂言而不知停止。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先后次序；从应当先做的事情做起，后面的事情就必然能够办成；从应当后做的事情做起，则先后两方面都会废弃。《书》说：“想登高处，必定从低处开始；想登上远方，必定从近处开始。”世上从来没有不从低处开始而能登高、不从近处开始而能到远方的事。然而世上的人常常轻视低下的事情，厌弃近处的事情，竭力先去做高远之事，却不知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诗》说：“不要去耕种大田，田中只是野草茂盛；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徒然使心中忧劳。”这是说，耕种大田而力量不足，田地就会荒芜而不能治理，还不如不耕种；思念远方的人而德行不足，心中劳苦却没有收获，还不如不去思念。想要耕种大田，就必须从小田开始；小田已有余力，大田就可以开垦了。想要招来远方的人，就必须从近处的人开始；近处的人已经服从，远方的人自然会到来。假如遵循正确的道路，事情的发展就可以自然实现；假如不遵循正确的道路，即使勉强追求，也不会有所收获。臣愚昧不肖，曾经冒昧谈论当今世道事情先后的适宜次序，并私下观察陛下施政措施的万分之一。我认为应当先做的事情，失误在于没有去做；应当后做的事情，失误在于做得太早。但臣不敢说一定如此，只是所见情况有近似于此的地方，所以借着这些相近之处向陛下深切陈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聪明睿智，博学通达、宏阔善辩，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决断事务，又加上勤劳，辅以恭敬节俭；凡是古代帝王隔世也未必能具备其中一项的才能，陛下一旦全都具备了。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再加上求治的心志，施用于政事，理应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愿望不能实现的事。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可是政治并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反而比前代日益严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向治理的道路，灾异不断发生：河流原野震动崩裂，江河涌沸，百姓流离失所，灾害之火接连发生，历经数月、时日推移而变化仍不停息。这正是臣日夜思考却不能明白的地方，怀疑先后次序上还有没有掌握的内容。当今世道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紧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是一切事务的根本；国家的存亡、事情的成败，通常都必然由它决定。从前赵充国谈论守备边疆的计策，认为湟中粮食每斛八钱，储粮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妄动。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由此看来，假如没有财用，即使有圣贤，也不能自行前进一步；假如有财用，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一日行千里。陛下近来因为西夏不臣服，赫然发愤，制定用兵的策略，招徕横山的百姓，打算夺取他们的险要之地，彻底破坏其国家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失去了人心；横山百姓厌恶痛苦而思念汉朝，又正赶上连续饥荒，假如加以用兵，这并不是计策的错误。然而沿边没有数月的粮食，关中没有能够供给一整年的储备，而所发动的战役又耗费极大。陛下当时却安然自若，不把它当作忧患，认为一旦举兵就能取得万全之功。后来边疆臣僚失职，事先轻率出兵，也已经攻入并践踏了西夏国土，俘获了它的百姓。然而陛下取得土地却不敢收取，俘获百姓却不敢使他们臣服，虽然取得了成功，却不敢继续进兵，最终只好罢免谋臣而讲和。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此事，却在出兵以后停止，难道是认为这件事做得不恰当而后悔了吗？实在是因为没有财用来妥善处理后续事务罢了。况且财用不足，正是治理国家最优先的事务。至于鞭笞四方夷狄、使异族臣服，那是政治极盛之后的余功，是太平时代的装饰。然而现在却把它放在前面，这就是臣知道陛下在先后次序上还没有掌握妥当的原因。如今陛下鉴于前事的过失，拿出秘府的财物，调拨内郡的租赋，督促转漕的官吏，准备沿边三年的储备。臣因此怀疑陛下已经有意于财用之事了，但仍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财物不能大量取用，内郡的百姓也不能过度困乏。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忧患，却还不能作为长久的计策。这就是臣想要竭尽微薄力量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用最为紧急，而万事都依赖它。因此总是使财用的力量胜过事务的需要，而不使事务的需要胜过财用；这样财用就不会耗尽，事务也没有不能办成的。财用好比车马，事务好比车上所载的东西。运载物品时，必须使马的力量胜过车的负担，使车的承载能力胜过物品的重量；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才能渡过泥泞而车不翻倒，登上险峻的坡道而马不跌倒。如今四方的财物无不被全部征取，民力已经困乏，而上面的使用仍然不足；平常还战战兢兢，只能勉强自我维持，一旦发生事变，又无法预料后果。这就像破旧的车、瘦弱的马，却要牵引山丘一样的重载；即使侥幸平安无事，也恐怕不能承受，不幸遇到阴雨变化、山陵深谷等险阻，灾患必定有不可预知之处。因此臣深思熟虑，认为眼下的计策没有比充裕财用更好的。但臣所说的充裕财用，并不是搜求更多财物来增加它，而只是除去那些损害财用的事务罢了。假如损害财用的事务没有除去，即使搜求财物来增加，财用反而会更加不足；假如损害财用的事务全部除去，即使不专门求取财物，财用也不会不充裕。因此臣谨为陛下说明损害财用的事务有三项：一是冗吏，二是冗兵，三是冗费。

译关于冗吏，我的意见是：应当探究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先有这样的百姓，然后有这样的官；先有这样的官，然后有这样的吏。根据百姓的数量设置官，根据官的数量选求吏，根本全是为了百姓。因此古代是依照官职来选取人才：郡县的职位空缺，就从百姓中选取；府寺的属官空缺，就从郡县官吏中选取；外任则做太守、县令，长期任用则做卿相；出入相承接，内外相贯通，一人离任，另一人补上，形势上不容许有白吃俸禄的冗吏。近代以来，选取人才不依照官职，士人来求仕的没有穷尽，而官职的数量却有定额。于是兼守、判、知等办法产生，官员制度开始败坏，逐渐分散，不再恢复旧制。因此上面的官吏多于职位，下面的士人多于官吏，上下互相阻塞。这就像在不流动的沼泽中决水：前面的人还没有完全排尽，后来的人已经到来，堵塞充满；一旦陷入其中，就不能出来。所以平民士人多方设法求官，已经做官的吏员也多方设法求升迁；下面羡慕上面，后来者羡慕前面的人，不以欺诈为惭愧，不以争逐为可耻，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形势穷困到了极点，于是发展到这个地步。人的处境宽裕就快乐平易，快乐平易便有所不做；处境窘迫就烦闷混乱，烦闷混乱便无所不为。如今假使让众人一起从狭窄的道路中出来，脚踩着脚，肩肘相碰，徘徊而不能前进，却又要禁止他们奔跑争先，那么如果一定要禁止，就不如停止后来者进入，拓宽那条狭路。现在却把集市上的人驱赶进去，人数多得无法容纳，又在道路中设置险阻使他们更加艰难，所以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厉害。希望陛下及时救治这种情形，颁下哀痛之诏，明白告知天下：因为官吏太多，重新制定三项法令。第一，使进士及诸科考试延长年限后再参加考试，名额不增加；屡次参加考试的人也不因次数多而获得推恩。理由是：如今人数多到无法胜数，正因为录取得太多。古人选择官吏非常精细，人们知道官吏不能随便求取，所以不敢轻易做士人；做士人的都是修养清洁之人。如今选取人才，只要诵读文书、熟悉课程，就没有不能做官吏的。求取官位不难而得到它又很快乐，所以众人纷纷趋赴。如今凡是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舍弃原来的职业而去做士人的。士人日益增多，然而天下反而更加不能治理。考察当今所谓居家不从事生产、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体恤妻子、漂游四方、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并不参与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数量与今天相比连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然而他们削平僭越和叛乱，创制制度、建立法令，功业卓著，显明于后世；当今的士人，连祖宗时代的万分之一也不敢相比。士人数量比今世少而功业反而超过今世，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录取得极少，人们便不敢轻易做士人；被录取的都是州郡选拔出来的人。所以制定这种办法，使人知道朝廷意向所在；十年以后，没有实际才能的士人不用罢黜也会自然消失。况且设置科举来等待天下士人，本来是要使有才的人得到官职、没有才的人不能得到。我们录取了他而别人不能得到；如果又说即使不能得到而屡次应试次数多的人也一定录取、不能遗漏，那就是拿官职迁就人了。况且屡次应试的士人，大多已经不是少年，耳目昏聩，筋力疲倦，到了后来才得到官职；过几天考察他们，就知道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那么任用他们治理政事也没有什么可依赖的。现在有人养牛羊而求牧人，既挑取壮年的，又挑取老年的。挑取壮年的说：“我取的是它们的力量。”挑取老年的说：“我怜悯它们年老。”如果只是怜悯它们年老，那为什么还要把它们一并收取呢？假如确实认为其中有遗漏的人才，那么现在所谓遗逸之士的名册，已经有办法收取他们了。第二，使官位达到任子资格的人，可以任用他的儿子作为后嗣，世世代代享受俸禄、在朝廷任职，承袭簪绶、守护祭祀，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制定这种法令，必须从二府开始。法令对卑贱者实行却在贵人处屈服，天下就不会服从；天下不服从，却想让法令施行，是不可能的。纠正弊失以救治祸患，必须有所超过常规，然后才能成功。臣并非不知道二府不能和普通官署同等排列。第三，使各部门分别减少所掌管的事务，并延长出任本部门职务的年限。理由是：各部门的情况，臣不能全部详细说明，请说其中最严重的，没有比三司更严重的了。三司的官吏，世人一向认为人数太多而不能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财政重大，文书又多。臣认为不是这样。主持大政的人，必须掌握简要原则来驾驭繁杂事务，以简要原则自处，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以简要原则自处，内心就不会混乱；内心不乱，利益到来时必定知道，祸害到来时必定察觉。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事务就有所分工；事务有所分工，细微末节也不会遗漏，真实和欺伪必定显现。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四海如此广大，哪怕一丝一毫的用度都必须汇总到三司，所以三司成为公文案牍堆积的地方。案牍既然堆积，官吏就不得不多。案牍积压而官吏增多，欺骗蒙蔽的人也就多了；即使有很大的利害，也不能察觉。天下的财物，从郡县逐级送到转运司，层层互相核查，本来足以保证不致损失。然而世人常常认为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所以一定要送到三司才算完。假如转运使确实不能单独信任，而三司却可以承担责任，那么三司必然也要把责任落实给属吏，难道三司的官吏就比转运使更加重要吗？所以臣认为，天下财物的详细事务可以分给转运使办理，而让三司每年总揽纲要，这样既能使三司从容治理财货的根本，又可以大大减少属吏，以杜绝扰乱法令的弊病。假如三司尚且可以削减，其他各部门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项法令，都是世人所谓违背世俗、触犯习惯、招致怨恨和招来诽谤的办法。现在将要实行它们，臣并不是敢于冒犯众人的愤怒而去做这种危险的事，而是认为有可以施行的途径。为什么呢？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以下，任职者每三年一次，任用一人；两制以上的官员，每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百年来相承不变的法令，而仁宗时期却削减了它；任职三年考核政绩没有罪过的，就升迁官职，这也是自唐以来未曾改变的制度，而英宗时期却增加了年限。

译这两件事难道符合世俗的便利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因为官吏太多而想要削减，是天下的公义；不愿削减，是天下人的私计。以私计怨恨公义，这种怨恨就不正当了。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理，而不顾虑怨恨；并不是不顾虑怨恨，而是知道怨恨不能有所作为。况且如今这三项法令还没有实行，天下却也免不了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而做官吏，损失自己的生业，抛弃田地乡里，把全部力量用于王事；如今却因为官吏太多，积累功劳的人长期不能升迁，离任的人长期不能调动，又制定许多条约加以阻挠，取消他们荐举官员的资格，破坏他们的考第，使他们穷困无聊，想求进用却不能实现。这样的怨恨难道会比平民士人的怨恨小吗？两种怨恨既然都不可避免，那么假使新进士人日益增多，国家力量枯竭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祸患必定有说不尽的地方。所以臣希望陛下亲自裁断而努力实行。假如官吏每天增加的数量逐渐减少，臣还将有办法治理那些旧有的官吏：让各道职司每年年终任命所属郡的郡守、监郡，各自任命所属官吏，并规定：从今以后，过去没有因私罪达到某一程度、赃罪正当收入自己达到若干数目的，两项都由上级承担责任，按照轻重一并裁处；此后如果因其他事情被发觉，就与他们同罪，即使已经离官或遇到赦免，也不得减免。因私罪达到某种程度、赃罪正当收入自己达到若干数目，这些人的恶行已经显著，而上级却没有察觉，那么也可以知道上级不明，所以即使让上级与他们同罪，也不过分。如今的法令，任用人的人要为其终身负责；假如被任用者有罪，任用者终身都要连带获罪。为人终身负责，是为那些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负责；任用者每年年终没有过失，是为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臣请求把两者比较一下：为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负责，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为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既然已经承担了圣人也做不到的责任，何况承担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责任，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况且负责按察的官吏，也不必担心他们不知道，所担心的是他们知道了却未必都去查办，说：“这对我没有损害，只不过会徒然招来怨恨罢了。”如今假使让他们也承担被任者的罪责，他们势必没有不查问的。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选择奉公守法、痛恨邪恶的臣子让他们执行此事，又能振作精神加以察考，像除去心腹疾病一样除去百姓的祸患，那么那些因私罪达到某种程度、赃罪正当收入自己达到若干数目的人，就不再是偶然过失，也不是恰好陷入苛细文法的人。假如将他们放归乡里，终身不许参与仕途，使奸吏有所惩戒，那么冗吏的弊病就可以除去了。关于冗兵，我的意见是：臣听说本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兵革非常少。后来荡平消灭各国，拓展疆土既广，军队也随之增多。雍熙年间，天下军队仅有三十万。当时屯戍、征讨以及各种劳役同时进行，兵力却没有困乏，从未有军队太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入侵，李继迁叛逆，每当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得失，便请求增加军队。于是招募日益增加，兵额也遂超过前代一倍。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兴兵，又使各道点选百姓为兵，沿边驻扎的军队达到七八十万；从此天下便以百万作为兵额。即使近年没有战事，关中的军队也达到二十八万。把雍熙年间天下的军队全部拿来，恰好只能供如今关中一隅使用，军队过多的情形由此可见。然而臣听说当今宿迁的军队分隶于各个堡障，战后真正统属于将帅的其实没有多少。每次遇到敌人，敌军常常多，我军常常少，人数不敌，每战总是失败。过去将帅战败，没有不以此为自己辩解的。祖宗时代的军队极少，却常常好像有余力；当今军队极多，却常常担心不足。这两种情形不可不察。兵法说：“兴兵十万，远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公家的供给，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疲劳在道路上的有七十万家。若吝惜爵禄和百金，不能了解敌情，是不仁到了极点。”所以三军的事务，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思考，祖宗用兵能够以少数军队充作多数，而当今用兵却到了以多数军队只能抵作少数的地步，得失的根源都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臣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四人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防备西羌，都给他们丰厚的关市征税权，以金帛赏赐使他们富足；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由县官供给；在道路上进行贸易的，不征收商税。因此这十四人都富足有余，把丢弃钱财看得像丢弃粪土一样，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于是那些愿意拼死效力的士人，贪恋他们的钱财，便舍弃性命，冒着患难，深入敌国，刺探敌人的秘密计划并把它报告回来。至于敌人的饮食起居、行动静止，没有一样不能全部察知；每当敌人入侵，总能预先知道。因此他们所需要防备的敌军很少，兵力也不分散；敌人到来，大都无所得而且有所损失。所以在那个时候，守备边疆的军队，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五六千人。凭天下之大，三十万军队就足够使用。如今却不是这样，一文钱以上的费用全都登记在三司，谁敢擅自使用，就被说成是盗取公物；所谓公使钱，多的也不过几千缗。各种需要都存在，而监司又窥伺其出入，用法令加以约束。至于使用间谍，只说“官府供给茶和彩”。一百饼茶、几束彩帛，显然不足以换取人的性命。因此如今做间谍的人都不足以依靠，只听传闻之言，采集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行动不过越过边境，所询问的不过是熟户，只要找到借口欺骗将帅就停止了，并没有能够知道敌人真实情况的人。敌人的真实情况既然无法知道，所以常常增多驻军来防备意外，以百万军队却常常担心不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呢？关市的征税与茶和彩相比要多得多，而三十万军队的供给与百万军队相比则少得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译众人只知道眼前的危害，却不知道长年累月造成的祸患。平时不忍心放弃关市征税来给别人，到了需要供养百万军队时却安然不觉奇怪。从前太祖出身平民，经过百战平定天下；对于军旅之事，他思考得详细，谋划得成熟。所以臣希望陛下重新修明太祖建立的成法，选择任用将帅，以丰厚财物供给他们，使他们大量养育间谍之士，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清楚，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靠近；这样即使是雍熙年间的军队，也可以足以供当今使用。陛下如果确实认为这件事困难，臣请求陈说它可以削减的事实。为什么呢？当今强健的军队，没有比沿边土人军更强的；当今懈怠的军队，没有比内郡禁军更懈怠的。禁军名位越高，粮饷越优厚；粮饷越优厚，才能越薄弱。过去西边用兵，禁军不能胜任其劳役，死者数也数不清。羌人每次出兵，听说禁军多，便举手相互庆贺；听说土兵多，便互相告诫，不敢轻易侵犯。以实际情况比较，土兵一人，其才能力量足以抵得禁军三人；禁军一人所得粮饷，足以供养土兵三人。假使禁军一万人驻在边境，他们的作用还抵不上三千土兵，却常常耗费三万人的储备。边郡的储备物资与内郡相比，价格不止高出数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这样权衡起来，土兵可以增加，禁军可以裁减，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计策，臣请求让驻扎内郡的禁军不再调往边疆戍守；随着他们年老、死亡和逃亡而不再补充，使其数量足以作为内郡的防备就停止。逐渐裁减，实行十年，冗兵的弊病就可以去除。关于冗费，我的意见是：世上的冗费多得无法计算，请说其中大的和臣所知道的，陛下再依类推求其他。臣听说事情有必然发展到的地步，恩惠也有必然穷尽的时候。事情发生以后才谋划，就会损害事情；恩惠已经穷尽以后才迁移处理，就会伤害恩惠。从前太祖、太宗敦厚亲睦九族，以此为天下表率。当时宗室人数不多，所以能够聚集全族居住在京师，长期不分离。经历五位圣君，太平已有百年，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此时的；俸禄费用多于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已经不能容纳。无论亲疏、贵贱，从刚出生的孩子以上，全都由县官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婚嫁、丧葬没有一项不依赖朝廷供给。人数日益增加，费用逐月增长，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点。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到的地步、恩惠必然穷尽的情形。然而没有听说朝廷有什么办法来谋划并迁移他们。古代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按照人子爱护亲人的感情推而上之，直到祖先；从祖先再向上推，直到百世，似乎应该没有不爱的。既然没有不爱的，就应该没有不立庙祭祀的。假如推行这种无穷尽的心意，那么百世的祖先都要立庙祭祀后才算相称。圣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制定制度：七世以外的祖先，如果没有功德，就依次毁去庙室，不参加春秋祭祀。天子最尊贵，天子的祖先也最尊贵，但宗庙数量不超过七座，为什么呢？因为恩情所能达到的范围有限。为什么唯独对宗室不是这样？臣听说三代之间，公族中有些人因为亲属关系已经疏远而列于平民；两汉的制度是，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侯的；从侯爵以下，庶子就不再拥有爵位和封地。大概有被降为平民的，也有本来是平民而重新在朝廷做官的，到唐朝也是这样。因此臣认为，当今宗室应当按照亲疏、贵贱分等，依次让他们出居外地，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一样通过仕进来任官，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人逐渐试用。他们俸禄品秩的数额、升迁叙用的等级、黜免升降的制度、任子法令，都应与异姓相同；用按察来监督他们，用属官来约束他们，用刑禁来威慑他们，按时考察，使没有才能的人不至于危害百姓，有贤能的人则有机会自行效力。至于不能任官的宗室，就让他们迁居近郡，由官府建造房舍并供给粮饷，使他们能够占有田地、经营生计，与士人和平民相同。如今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给他们丰厚得无法估量的俸禄，以最尊贵的爵位尊崇他们，使其中贤能的人老死而郁郁不得施展，不贤能的人居处狭窄简陋，忧愁而没有办法取乐，实在不是好的计策。从前唐武德初年，封从兄弟的儿子，凡是能够穿衣行走的人以上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后，怀疑这样不便利，便拿这件事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任命过于尊崇，劳役负担就会增多；把天下当作私人供奉，并不是大公至正的法令。”于是把疏远宗属中封王的人降为公爵。从王爵降为公爵，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但仍然实行了。如今若使他们爵禄照旧，却让他们治理百姓，即使有内外之别，也应该没有人怨恨。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来不敢涉及此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宗室亲属，若把他们分布到四方，恐怕会启发奸人的野心，产生意外变故。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古代帝王喜欢猜疑、设置许多防范，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掌握尺寸的权力，被幽囚禁锢，地位与匹夫相同的，没有比秦、魏更严重的。然而秦、魏都只经历数世便灭亡了；使它们灭亡的是刘氏、项氏和司马氏，并不是它们的宗室。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假如失去了正确的道路，即使胡人、越人也都可以谋取它；假如没有可乘之隙，即使宗室又有谁敢觊觎呢？希望陛下坦荡无疑地对待宗室，使他们能够依次居住在外地，如同汉、唐旧制。这也是削除冗费的一个方面。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布在四方，虽然有末大难制的忧患，但运输供给的劳苦还不至于太过分。祖宗受天命建立国家，惩治重大的祸患而略去细小的忧患，所以把重兵收聚到京师；根本既然强固，天下便承受命令而服从。然而转运漕粮的费用于是加倍超过古代。如今东南的米，每年沿汴河逆流而上，按石计算，达到五六百万。山林的木材都耗尽于造船，州郡的士卒因道路劳苦而疲敝，每月粮饷、每年供给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常常发生侵盗，又夹杂其他物品，运到京师的米大多已经不是完整的粮食了。由此看来，当今的法令只是凭人力把它运来，却不计算由此产生的祸患，不是好的法令。臣希望另立法令，把如今每年运输的数量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采用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进行漕运，一切都和旧制相同；其中一份招募六道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进行漕运，所经过的地方免除商税；能够运送若干数量到京师，并且没有欺骗、盗窃、损坏、遗失的，就把现在三司军大将的赏赐给他们。

译现在沿江百姓中，用自己的船替官府运输的人，不索取官府规定的运价，大概是只取官府实际收入的钱，便不再计较；得到差额的人就拿来滋润自己。富裕百姓中想做官的，往往请求担任军队大将；由此推想，应当会有愿意应募的人。其一，是由官府自行设置场所，到京师去购买；京师的士兵，按规定应当得到米而不愿领取的，便按米价折成钱补偿给他们。物资都有一定的数量：从南方取用，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量上的必然情势，无法逃避。如今官府要购买粮食，开始时免不了价格上涨。价格涨得很高，东南百姓便会纷纷赶来出售；来的人多了，价格就将反过来变低。导致价格低必然要经过价格高，导致价格高必然要经过价格低，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规律。因此臣希望把这两种办法和旧法都保留下来，试验它们的利弊，比较是否可行；一定会有可以采用的，之后再举而推行。这也是减少冗费的一条办法。臣听说，富国有一定的原则，对没有什么不能体恤的，是使国家富足的开端；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体恤，是贫穷的根源。顺着值得体恤的方面加以收取，没有什么不收取的，那么保存下来的财物就会广泛；顺着不值得体恤的方面加以舍弃，没有什么不舍弃的，那么损失的财物就会很多。然而世人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的财富，反而只顾这点小小的用度，是有关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在天下实行，至今已经几百年了，所以天下的费用中，本来可以停止的，常常比旧时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说近年的事情。自嘉▯以来，圣人相继兴起，而天下的官吏中，京秩以上的官员，再次迁转官职；天下各郡守和职司，又两次补用他们的亲戚。自从治平年间京师发生大水，以及去年河朔发生大地震以来，各种劳役同时兴起，国家有极其紧急的费用，而郊祀后的赏赐却没有停止发给百官。自横山用兵以来，军需供应尚未确定，加上京西流民的慰劳招抚还没有停止，官府和民间都困乏不堪，每天应接不暇，而宗室的丧事却不等到适当时日便下葬。臣由这些事情观察，知道朝廷有认为不值得体恤的原则。臣确实知道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如果从今以后顺着值得体恤的方面加以收取，那么无益的费用仍然可以逐渐减少。这也是减少冗费的一条办法。臣不胜恳切的私忧和过度的考虑，因此提出这三种冗费的说法来献给陛下。伏望陛下思虑深远，谋划长久，审慎详尽地听取和裁断，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关注的；臣所陈述的，哪里值得一提？然而臣愚蠢地认为，如果三种冗费不除，那么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弱耗损，难以再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究它的根源，制定相应方略，选择任用贤能俊杰，把既定的法则交给他们去实行，使他们都能长期任职，然后再责求他们的成绩？现在天下的官员，大都怀着想离职、不能久任的心情；侍从之臣任职超过一年还不能得到替代，便惶惶不安而不快乐。如今即使不能让他们全都长期任职，至于各道的职司、三司的官吏以及沿边的将领辅佐，这些人都是同天子共同成就事业的。天下的事情，既要责成他们办成，又不让他们长期任职，就像开凿水源的人看不见水流，提出谋略的人看不见成功；事情之所以不能办成，就是这个原因。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任用他们，使他们同二府之臣一样长期任职，人们知道不能苟且逃避责任，就会思考长远的计划；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的磨炼，这样三种冗费的弊病才可以除去。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当今世上的士大夫，喜欢附和而厌恶不同意见，嫉恨成功而喜欢失败；事情如果不是出自自己，只要有一点龃龉不合，便群起喧嚷。比如现在让按察之官任用他的属吏，年终没有过失，这种情势必然会使他无事不加以按察，而被得罪的人必然比从前更多。这样一来，天下舆论就会纷纷非难他了。如果不幸有一件事处理不当，众人便会群起指责他的罪过；法律一旦制定不当，便不能有所行动；不幸而接连发生两三次，即使上面的人也将免不了受到迷惑。众人在下面非难，朝廷在上面怀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那么法令就会从此失败。世上大概有耕田却用农具杀人的人，有人便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除。杀人应当诛罚，与耕田不可废除，这是两件事，怎么能因为前者而妨害后者呢？所以，按察别人却不依据事实，治他的罪是可以的；但法令本身的是非，却不在这里。如果陛下确实认为此事可以实行，就一定要先能够破除天下浮泛的议论，使良法不至于半途废弃。这样以后，三种冗费的弊病才可以除去。三种冗费除去以后，天下的财富就能够一天天增长而不受损害，百姓富足，府库充盈，陛下所做的事没有不成功的，所希望的事没有不如意的。把天下的力量都举起来，任凭陛下使用；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即使有西戎、北狄这样的不臣之国，宽恕它们，陛下就会成为汉文帝；不宽恕它们，陛下就会成为唐太宗。伸缩进退，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今陛下不治理根本，却先去处理末节，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臣不胜愤懑，越级上言政事，对于雷霆般的谴责，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臣辙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书。●《栾城集》卷二十二 ◆书十首 【上枢密韩太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