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四十一◆中书舍人论时事三首

译本月初六日，吏房送到一道词头，任命权陕西转运副使、朝奉大夫叶康直仍任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权知秦州。臣与叶康直一向不相识，也不知道他的贤愚，只是看到上月二十四日已有上述任命。当时权中书舍人曾肇应当撰写告词，曾肇立即具奏说：“从前发生战事时，叶康直调发草料粮食，使一路骚动。先帝认为他的处置没有章法，又因随军入境时损失很多，曾命令把他械系起来，有意诛杀他。因此不敢撰写告词。”又有谏议大夫鲜于亻先说：叶康直命令儿子挖取窖藏的财物，按斗、升计量出售；又建议从泾原路入境，和雇车辆、人夫，这些行为被知兴军吕大防上奏说违反诏敕。先帝认为他处置乖谬，想严加依法处置。叶康直一向像奴仆一样侍奉李宪，暗中加以营救，于是得以平安无事。如今却命令他带着职名充任一路帅臣，不能得到公议同意。臣现在既然明知曾肇、鲜于亻先有上述文书，指陈叶康直的罪恶，因此难以撰写告词，希望朝廷核查曾肇、鲜于亻先所说叶康直的事情，确认究竟是否属实。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就请追究曾肇、鲜于亻先所说不实的罪过。然后命令臣撰写告词，臣岂敢不奉命？谨此记录上奏，恭候圣旨。【申报本省论处置川茶不当状】朝廷如果废除益路、利路榷茶的办法，只对陕西沿边各郡实行榷茶，不允许客商私自贩运；同时把沿边每年所需的益路、利路各茶场茶叶的种类和斤数，分别摊派到各茶场，命令按时限和买。〈每年茶价随高低变化，大体比民间价格稍高一些，如同平常和籴粮食的比例即可。和买茶叶的期限，由茶场司确定，州县不得压低茶价。不得使百姓不愿向官府申报，以致超过期限；如果因事故必须延长期限，应具明原因申报本司，酌量延长五日，但仍不得超过再次展限。每个茶户进入茶场出售时，必须立即检验并和买，不得任意留滞。或者更依照客商的办法，秋冬先发放茶价，让茶户结保领取，按时送纳，以上各项都不得任意压制勒索。〉官府收买足额后，才允许民间私下交易。除去沿边实行榷茶的地区外，任凭客商贩运。这样筹划，比起前些年把益路、利路以及陕西诸州全部实行榷茶，利处有五：益路、利路的茶户不再被官场用低价、大秤压制勒索收买。这是第一。过去茶叶没有实行榷卖时，民间采茶共有四种，即牙茶、早茶、晚茶、秋茶。采茶范围扩大后，茶利自然加倍。自从实行榷茶以来，官府只需要早茶，其余三种茶便被弃置不采，百姓失去的茶利超过一半。如今既然开放商贩，四种茶就都可以恢复采摘。这是第二。官府运输的茶，只需满足沿边各郡的需要；与实行榷茶时相比，运输量减少一半，那么负责茶叶转运的役兵以及州郡雇用的脚夫，都可以减轻劳役。这是第三。陕西的茶商可以通行以后，岐、雍之间的百姓都能吃到便宜茶。这是第四。益路、利路各州的百货可以流通，酒税和课利按理自然会增加一倍。这是第五。如果与如今有关部门所议、只在名山、梁、洋三处实行榷茶而放行益路、利路各茶场茶货的办法相比，其弊端有四：名山、梁、洋三处的榷法照旧，而不榷茶的地区犬牙交错。实行榷茶和不实行榷茶之处，茶户的利害相差悬殊。同样都是君王的百姓，相距咫尺之间，不应突然出现这样的差别。这是第一。榷茶与不榷茶地区相距遥远，小人容易借机煽动茶户。比如名山西南出茶的地方，还有雅州、庐山、荣经等处；如果放任这些茶向北运输，经过名山时彼此混杂，就无法辨认。如果允许这些茶从水路进入嘉州、眉州，那么名山的茶也会从这里流失；管得宽了，榷法自然废弛，管得急了，百姓就会遭受诬陷，横遭徒刑和流配。这是第二。官府收买的只用早茶，那么牙茶、晚茶、秋茶也会成为弃物。百姓失去厚利，与前些年没有不同。这是第三。沿边各州蕃部所需要的茶叶种类各不相同，如今只给他们名山、梁、洋三地的茶，他们既不熟悉茶性，必然有卖不出去的。这是第四。如果与如今有人所说的办法相比，即兼在陕西内外诸州实行榷茶，按照应需茶数在益路、利路各茶场和买，由官府自行运输出售；和买之外，成都路客商贩茶不得越过剑门，利州路客商贩茶不得越过陕西，其害处有三：完全夺去茶利，商人的买卖不能进行，百货不能流通，酒税和课利自然减少。这是第一。运输茶叶既多，递铺役兵以及州郡雇用脚夫的劳费，与前些年没有不同。这是第二。岐、雍的百姓仍然要吃昂贵的茶。这是第三。由此看来，朝廷如果只和买沿边各郡所需的茶叶数量，只在沿边各郡设立榷法，其余地方一概开放商贩，那么这个办法一施行，上述三种说法的弊端自然都会消除；至于供应蕃部、收买马匹的利益，则与三种说法没有不同。这样比较，利弊就可以看清了。谨此记录上奏，恭候圣旨。◆户部侍郎论时事八首 【因旱灾请求允许群臣当面进言札子】

译臣看到，近两年以来，民气没有调和，天意没有顺应，灾▯接连到来，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淮南发生饥荒，人甚至互相吞食；河北流民迁徙，道路上接连不断；京东困顿疲弊，盗贼群起。二圣遇到灾害忧惧不安，近来打开仓廪救济百姓的穷困，仅这三路所发放的粮食就已经将近三百万斛了，过去的赈济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然而民力已经困乏，国家用度日益枯竭，而旱势仍未停止，夏麦收成无望，秋季庄稼还没有播种。几个月以后，公私都将无以为继，群盗蜂起，势必会发生。臣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来应付这种局面。臣私下看到，太皇太后陛下清正自守、奉行法度，对万物没有私心；皇帝陛下恭敬沉默、安静谨慎，一举一动都遵循礼义。皇天后土都明察此心，可是和气却没有应验，臣深感不能理解。陛下曾经探究过其中的道理吗？臣听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调和舒畅，雨水才会降临。君主广泛听取意见来接纳臣下，臣下竭尽所知来奉事君上，上下相交通泰，元气才会调和。如今二圣居于帷箔之中，早晚共同谋议的人，上面只有执政大臣，下面只有谏官、御史，不过几十个人罢了。其余侍从近臣，即使是六部的长官，也都不能进见，更何况那些职位较远的官员呢。臣认为，群臣的见识和思虑有深有浅，内心的好恶也各不相同，所以必须兼听并广泛阅览，然后才能尽知众人的情况、获得事实。如今陛下听取意见既不广泛，所施行的事情就不能不偏听偏信、所知狭窄；偏听狭窄便会使阴阳阻隔，和气不能应验，这是必然的道理。臣考察祖宗旧例，百官和各部门都可以根据职事进呈封事，从容接受询问，以尽情陈述。如今二圣临朝统治四方，处在人主之位，却谦恭退让、疏远群臣，不行使人主应有的职责，于是百官不敢以职事请求进见。臣认为应当趁此时明确下诏，允许百官当面奏报公事：对上可以尽知众情的异同，对下可以考察人才的贤能与否。人心不被堵塞，天道一定会顺从，那么久旱之灾或许可以平息。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德，如今听说陛下下诏自责，避开正殿、减少平日膳食，分别命令臣僚，并到各处祈求神灵，臣内心忧惧不安，不敢安闲，于是推究天意与人事相互感应的道理，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惟愿陛下宽恕臣的愚昧冒犯，略加采纳选择。请陛下裁决。【请求推恩故知陈州鲜于亻先的子孙状】臣等看到，故朝议大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鲜于亻先，学问有根本，广泛通晓诸经，政事精细周详，性情温和而有决断。熙宁初年，他任利州路转运判官，当时朝廷正实行免役法，本路土地狭小、百姓贫困，鲜于亻先合理推行，向百姓征取有一定限度，能够使全路独自没有受到严重扰害。近来京东经过吴居厚苛刻剥削之后，人心不安，朝廷特意从疾病之中起用鲜于亻先，辅佐安抚、安集百姓。鲜于亻先劳心安抚了好几年，百姓也因此安宁。不久又承蒙圣恩，知道他可以任用，提拔为右谏议大夫。鲜于亻先感激知遇之恩，前后多次进言，大多得到采纳。不幸疾病发作，他不敢因此荒废职事，竭力请求出任外职。又蒙圣恩，给他重要职务，使他镇守近处藩镇，并下令一年以后再听取旨意。鲜于亻先到任不久，便去世了。臣等私下怜悯鲜于亻先一生守道，历任各监司，对国事有所补益，晚年受到知遇，提升为侍从，恰恰因病离任，没有丝毫过错。然而死后唯独不能享受侍从官去世的恩例，子孙如今还是白身。希望圣恩特别加以怜察，使他们能够依照谏议大夫的恩例，以安慰忠贤之人的心。谨此记录上奏，恭候圣旨。【请求出任外职札子】臣听说右司谏贾易说文彦博、吕陶结党帮助臣和臣兄苏轼。虽然陛下明察臣兄弟的孤忠，知道没有结党营私的事实，已经罢免贾易的言职，但臣自己反省，恐怕是因为平日行为没有充分显明，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才使烦琐的议论上扰圣听，臣惭愧恐惧，几乎无地自容。臣兄苏轼已经具札请求授任一郡，臣也请求和兄长一同出任外职，希望能够保全臣子进退之间廉耻的本分。何况臣兄弟长久以来凭着空疏无能，滥居近侍之职，冒受非分恩宠的罪过，臣自己尚且知道，何况别人，又怎么会心服呢？恳请圣慈察知臣的诚恳，并非故意矫饰，特赐开恩允许，以安定处境孤危的臣子。请陛下裁决。【论西夏事务状〈元▯二年八月〉】

译臣看到，西夏自从秉常之祸以来，人心离散相互猜疑，梁氏与别人分别占据东西两厢，兵力相互抗衡，疑惧阻隔日益加深，入侵的谋划从此衰减。朝廷稍稍加以招抚接纳，他们随即服从，使者往来不断，臣下之礼非常恭敬。只是从今年春末夏初以来，才开始产生桀骜之心，出兵数万人突然袭击泾原，杀死俘获数千名弓箭手，又退回巢穴。朝廷正忙于安抚众人，难以用武力，于是以君臣之礼接待他们，又加以册命的恩典，特意派使者厚赐金帛。戎狄却怀有野兽般的心肠，胆敢傲慢侮辱，动辄以地界为借口，不再入朝谢恩。至于坤成节的贺使，也于是没有派来。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无不愤怒，都想吃他们的肉。臣忝居侍从，君主忧虑便是臣子的耻辱，按道义不能推辞劳苦。何况臣从小官被提拔，列在禁近之臣中，议论政事本来就是职责；感激恩遇而想报答，理应超过常人。因此冒昧进言，不回避罪过，希望圣意因此受到启发，即使遭到贬逐，臣也不怨恨。臣私下认为，当今的事务，必须先了解招致寇患的原因，审察行事的得失，然后推测敌情所在，制定制服敌人的长远谋略。如果真能把这四件事全部陈列在面前，即使羌戎畜类，其势力也没有什么可作为的。董毡本来与西夏世代为仇。元昊作乱时，仁宗依赖他牵制西夏；梁氏篡权时，神宗借助他出兵征讨。他世代效忠尽力，并不是一般蕃部所能相比。近来董毡年老多病，他的宰相阿里骨擅自掌握国事，与他的妻子契丹公主杀死董毡的两个妻子心牟氏；他的大将鬼章、温溪心等人，都心中不服。阿里骨欺骗蒙蔽朝廷，自称是董毡的嗣子。朝廷没有察明真伪，也没有推究逆顺，便把节钺交给他。谋划不善，祸患从此发生。阿里骨既然知道失去众人拥戴，便滥用威刑，众人的心日益离散。而鬼章自认为与阿里骨地位相当、同为一体，只是反而居于他之下，心中常常不满。西夏人乘此机会，降低身份去拉拢他，先与阿里骨解除仇怨、结交欢好，又让他转而劝说鬼章起兵入侵，并诱骗胁迫人多保忠，让他在泾原秘密发动。党羽既已结成，羽翼既已形成，因此敢于放肆说狂话，来动摇朝廷的听闻。先前如果阿里骨在董毡死后前来报告、请求立嗣，朝廷就依照他的请求，遍问鬼章、温溪心等人究竟谁应当继立；如果众人认为阿里骨可以立为继承人，那么他立定以后，众人必然无话可说。如果认为不可以，就把董毡原有的官秩分开，分别以三种使职的名额授给这三个人。阿里骨没有侥幸得到任命的机会，鬼章也没有怨恨不满的心情，那么西夏人就没有人可以同他们结成援助，怎么能够动摇局势？何况这些年来朝廷本来就厌恶战争。羌人测知这一点，也就以此自安。近来却忽然命令熙河点集人马，大规模修筑西关城池，又说来年应当修筑龛谷，声势和实际行动都已经暴露，敌人的心因此不安。举兵自强，争端也是由此而起。这就是所谓招致寇患的原因。先帝过去因梁氏篡逆的祸乱，出兵诛讨，侵扰他们的地界，结下的怨恨极深。羌虏的性情重视复仇，推测他们想要报复的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只是由于丧乱接连发生，兵力凋残，加上陛下临朝之初，诚心想要招抚接纳他们，所以他们连年入贡，让百姓休养生息；虽然说着恭顺的话，大概也并非他们的本意。假使他们违犯顺服之道，本来还可以找到借口。如今朝廷因他们承袭之后，赐给册命，又拿出二十余万缗金钱作为礼物。他们既然同我们有君臣名分，然后才可以责求他们忠顺的节操。朝廷这样做，在道义上十分深远，而羌虏没有谋略，于是放肆桀骜。对内而言，他们国内的士人和百姓自己知道他们理亏，必定不会为他们效力。对外则中原的兵将都有斗志，容易建立功勋，谁是谁非的关键，也从这里开始确定。虽然舍弃金钱财物来封赏、培植仇敌，小人认为这是失策；但借此辨明曲直，激励将士，智者认为这是取得了策略。这就是所谓处理事务的得失。元昊本来胸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却是上天赋予的凶狂之人，轻率地使用自己的军队。近来成为边境祸患，年年如此；然而由于国家弱小、力量微薄，最终还是困顿而死。如今梁氏独掌国政，平素与许多人不和，内部本已多难，却想在外面侵犯中原。推测他的奸谋，大概不是元昊、亮祚所能相比的。他以为二位圣人在位，恭敬沉默、守成不变，仁德恩泽深厚，远近都知道；既然没有用武的意图，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会诸城，▯、延五寨，多次请求都没有得到，势力相当时必定会答应，于是他以为只要狂妄的话一说出口，所求便没有得不到的。如今朝廷既已逐渐准备边防，增加兵力、训练将领，那么羌人的心思已经偏离原来的计划，不过是等秋冬寒冷之后进行小规模的骚扰，借以试探朝廷罢了。如果朝廷意志坚定不动摇，守卫边境没有过失，那么他们前来叩关请求盟约，本来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如果朝廷用心不专一，只求和好，那么他们的请求将有各种各样，渐渐便不可忍受了。这就是所谓敌虏真实意图所在。凡是要应对敌人，必须先端正名分。夏人开始施行邪恶谋略时，一定有两种打算：第一，认为傲慢的言辞一旦送达，便可以得到土地，无穷无尽的请求也会因此越发张大；第二，认为即使得不到土地，实际上也没有损失，等到猖狂行事而力量屈服后，稍稍重新请求和好，中原厌恶战争，形势所迫就没有不答应的。他们刚刚表现得不恭顺时，便夸大声势，向各部族炫耀；等到柔顺屈服时，便稍微表示恭敬顺从，使中原勉强听从。如今朝廷派遣军队、积储粮食，对土地的请求固然已经不答应了，然而号令还没有明确，逆顺也没有显明。我担心夏人不知道朝廷不怕用兵的意图，无法挫败他们的奸心；又担心将来他们的奸谋穷尽、力量屈服，稍微修饰臣下的礼节，便同我们讲和，盟约不牢固，必定难以长久。过去赵国想同秦国订立和约，谋臣虞卿认为，与其同秦国订约，不如同齐国订约。于是赵国向东结交齐人，秦人自然就来了。小小的赵国尚且知道采取这种办法，何况堂堂中原，难道要畏惧退缩、苟且偷安，不辨别曲直，反而听命于羌人吗？臣希望陛下明白颁下诏书，张榜于沿边各郡，大意可以说：“夏国近来因亮祚丧亡，先帝发兵讨伐，以示吊伐。

译既断绝了每年的赏赐，又禁止和市。羌地之中陷于贫困，一匹绢的价值竟达到十余千钱。又命令沿边各位将领和官吏，轮番进攻讨伐。横山一带全都荒弃，不敢耕种。困守沙漠，衣食全都耗尽，老少穷困饥饿，不能自行生存。我统治四海，平等覆盖天下，没有内外之别，怜悯这一方困穷而无处申诉，于是命令各道帅臣禁止侵扰掠夺。从此靠近边塞的田地，才重新耕种开垦。恢复和市后，又允许他们入朝进贡。使者一到，赏赐多得无法计量，他们交易后回去，获得的利润无数。听说羌地得到这些丰厚利益，父子兄弟才开始有了生计。我还想到乾顺孤幼弱小，部族离心怀有二意，如果不是本朝赐给他策命，借宠荣来扶助他，那么凭什么威服豪强首领，保有疆土呢？当时朝廷士大夫都说夷狄反复无常，内心不可知，使者将要出发时，这些议论还没有停止。我有保存将亡之国、接续断绝世嗣的志向，想要依照祖宗封爵命诸侯的典制，宁可让人辜负我，也决断后不再疑虑，所以派遣使者出境，授予他礼命。金钱、货币、丝帛接连不断地运往那里。边地的父老观看此事，都叹息不已，认为仁义的厚重，古来从未有过。然而他们却有着豺狼般的野心，吃饱后便背弃恩德，既不派使者来致谢，也不来祝贺坤成。我以君主的道义安抚他，他却不以臣下的礼节报答我。天地所憎恶，将相都愤怒。我只打算处置一两个谋逆的奸臣，国人有什么罪过，难道要遭到杀戮吗？因此为了止息战争、安定民众，还没有议论进攻讨伐。然而逆顺的道理不能不说明。应命令沿边各位将领整顿激励军队，广泛储备粮饷。胆敢侵犯边塞的，一律杀掉，绝不赦免。他既然背逆天理，不遭受人祸，也必遭鬼神诛罚。姑且修治我们的疆界，等待他的变化。”臣推测，这道命令一旦颁布，羌人便会惭愧畏惧；即使不能立即归顺，奸计也会受挫，无力向部下发号施令。各路军民知道他们理亏、我方正义，人人都想着拼死作战，勇气一旦奋发，边境的声势自然加倍，这必然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如今朝廷日夜准备边防，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却只是一味委曲忍让，不颁下这道命令；即使敌虏一旦侵犯边境，最终也免不了交战。如果听从臣的话，归根结底也不会出兵，只是坐着等待敌人，起初并没有不同，却能使士气感到愤怒而思战。敌虏知道困难便自然屈服，请求和好的文书一定会很快到来。这就是所谓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已经增添屯驻的军队和将领，扩大边地储备，商议断绝和市，并让熙河帅臣招抚阿里骨、鬼章、温溪心、人多保忠等人。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上等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不交战便使人屈服”。陛下如果能够用金钱宽待他们，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使将帅能够竭尽心力，使间谍谋士能够充分发挥力量，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敌虏也会渐渐可以制服。然而有一件事，似乎不是臣所应当说的，只因蒙受国家深厚恩德，不敢不尽数进言。过去熙宁、元丰年间所实行的政令，虽然未必便利百姓，但先帝以法令掌持，以威势辅助，所以号令无不服从，事情无不办成。近来朝廷削除苛刻的法令，施行仁政，可以说是很好了。然而刑罚政令不明确，往往姑息迁就，内外都在观望，纷纷形成纵弛懈怠的风气。平时没有事情，姑且用苟且偷安的办法还可以；如今敌虏正不顺服，胜负的变化大概还不可知。在缓急关头，平日没有树立威严号令，凭什么驱使众人？臣认为应当根据事情依法处理，向天下明白显示。臣先前说过，去年大臣承用阿里骨欺骗蒙蔽的奏议，授给他节制之权，导致鬼章心怀愤怒而入侵，夏人乘机违抗命令；这就是当时宰相、枢密使及副使苟且简略、没有谋略的罪过。近来泾原的贼骑数万人来到，杀掠数千人，侦察不明，防御不及。熙河的贼军退去，至今已经好几个月了，但关于杀伤、焚烧、破坏的奏报，到现在还没有上报；这就是将帅松懈散漫、不畏惧朝廷的罪过。陛下却安然不以为怪，完全没有责问。政务不修整，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内外相互观望，都认为奇怪。朝廷正要让人冒着刀刃、奔赴汤火，臣因此知道他们不能胜任。过去公孙弘担任宰相时，诸侯有谋反的计划，便请求归还侯爵印绶来承担责任。诸葛亮担任宰相时，任用马谡不当，便请求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处理事务。他们大抵都是大臣以国事为重，不惜亲自降职贬黜，替众人执行法令。如今陛下为什么不把去年册命阿里骨以及参与议定此事的大臣，无论已经离职还是仍在任，一律夺去一级官职？至于两路的将帅，虽然不改变所托付的职任，但法令不能废弃，都应根据罪责施加惩罚。用这样的方法向四方发号施令，或许可以使人知道畏惧。朝廷之上政务得到修治，敌人在千里之外感到恐惧，这是形势发展到此的结果，不足为怪。如今陛下不能端正群臣，却希望西羌畏惧威势，是不可能的。臣听说范仲淹镇守庆州时，因葛怀敏战败，请求以任用将领不当为由，由两府表示谦逊谢罪，削减他们的功勋爵位，然后恢复原职，以此激励各位将领，感慰边地士兵。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用，但范仲淹的话直到今天仍令人惋惜。臣虽不聪敏，详细考察往事，认为可以施行于今天，不敢默默不言。臣言语琐碎而狂妄僭越，斧钺诛杀的刑罚，臣无处逃避，唯请陛下裁察。请决定取舍。贴黄：有人说，阿里骨请求朝廷授命，与乾顺继承王位，事情的体制没有不同。如今臣说册命乾顺是正确的策略，而册封授官给阿里骨是错误的计策，似乎说得不恰当。臣认为不是这样。阿里骨请求授命，是否答应在我方；而乾顺继承王位，朝廷尚且不能预先知道，何况能够控制是否答应呢？所以臣认为给乾顺授命是正确的，给阿里骨授命是错误的，并不是妄加议论。请求核实贾易《谢上表》所说之事的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知怀州贾易到任谢表两道，都自称因忠诚正直而获罪，并指责群臣进谗邪说已达到极点，明目张胆地结党，势焰滔天，上下不能沟通，忠良之士受到摧残压抑；甚至引用《周易》中“履霜坚冰”“不早辨”的话作为警戒。他想让朝廷推究本心、判定罪责，立即施行诛杀，其中有一句说：“苏辙拿着密令把它告诉别人，志在结交奸邪而伤害正直。”臣不是谏官，凡是贾易所说的事情，不敢逐条分析上奏。只是其中涉及臣的一点，理应辨明。贾易虽然近来担任过谏官，如今出任郡守，按制度不应再以传闻之事进言。至于他说臣把密令告诉别人，恳请朝廷查问实际情况。如果所说属实，臣甘愿等待朝廷的典刑。请决定取舍。论阴雪札子（元祐三年春）

译臣恭敬地看到，从去年冬天到现在，阴冷的降雪接连发生，疲困的百姓受冻挨饿，因而死在道路上。圣心忧劳，能做的事情没有不做到的。您曾经命令有关官署，发放内库的钱，拿出司农寺的粮食，耗尽太府寺的木炭，来救济他们的急难；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释放狱中的囚犯，停止徭役，凡是可以惠及百姓的事，没有不做的。然而天意仍不顺遂，雨雪照旧。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曾经考察先儒关于五行的学说，认为听政不能明察，叫作“不谋”，它的过失在于急迫，它的惩罚常常表现为严寒。所以周朝末世，政事宽缓而国力衰弱，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上天便用温暖来回应；秦朝末世，刑罚严酷、赋税暴虐，天下人战战兢兢地站立，上天便用寒冷战栗来回应。因此周朝灭亡时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灭亡时没有温暖的年景。如果这些话确实如此，那么朝廷的政令难道失误在急迫吗？臣私下思量，自二位圣人临朝以来，革除弊端、去掉烦琐，以施惠于民、责备自己为务，所作的安排虽然还没有完全妥善，但百姓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如果说这是急迫，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不会相信。那么阴雪的应验，它的过失究竟在哪里呢？臣听说商高宗时有雉鸡鸣叫于鼎上，他的臣子祖己告诉他说：“只有先端正君王，才能端正他的政事。”所谓端正政事，并没有固定的事情，只是根据其中的错误加以纠正罢了。所以臣私下推考古代的事情，认为上天大雷大电并刮大风，成王便以反对周公来回应；卫国发生大旱，文公便以讨伐邢国来回应。亲近任用三公，并不是用来止住风的；兴兵讨伐他国，也不是用来招致雨的。他们既然这样做而毫不怀疑，上天也像回声一样回应他们，确实是因为他们合乎当时的时势，针对了当时的事情。臣私下考虑，近来天地的变化，常常半年苦于干旱，半年苦于阴雨，阴阳之气一旦有了过度偏差，便逐渐蔓延、肆意发展而不能恢复。如今雨雪已经太多，长久不停，那么到了春夏之际，又将再次干旱。这种情况大概是有原因导致的。古代治理政事，德政与刑罚并用，宽缓与严厉相互补济，使天下人感念恩惠而畏惧刑罚，民气充足温暖，天地也随之调和，所以阳气不过盛，阴气也不失常。近来以来，朝廷的政务专以取悦、容纳为先，上下观望，渐渐同流合一。监司官员把不举报有罪者当作贤能，郡县官员把放宽租赋、放任酒税当作优良政绩，至于省、台、寺、监，也没有听说有人端正自身、治理事务，以办事有成而闻名。为什么会这样呢？朝廷正把是非一并容纳，把不办事当作安静，把不辨黑白当作宽大，所以才到了这种极端地步。臣私下思量朝廷的本意，开始大概只是想用宽缓的政策治理百姓，却不知道奸臣猾吏趁机侵害虐待小民，这种弊端数不胜数。名义上似乎接近宽厚，实际上却是虐待。陛下如果真想消除、挽回这种变故，应当训诫大臣，使他们遵守法度、树立纲纪，赏赐确实兑现，惩罚一定施行，使下面的人凛然知道有所畏惧。如果朝廷没有偏颇过度、该做而不做的政令，那么阴阳失调、逐渐蔓延而不能恢复的气象，应当可以得到遏止。否则，即使搬空府库、耗尽仓廪来赈济贫穷，捣毁牢狱、烧掉鞭扑来放纵罪犯，臣恐怕天地的意志也不容易挽回。臣任职地官，以管理簿书、米盐为职责，却越出职分进言，罪在不赦。陛下近来从疏远的职位提拔臣而任用，二年之间使臣达到这个职位，难道只是想责求臣拘谨地以办理事务来效力吗？因此臣冒着万死进献这些话，唯请陛下裁择。请决定取舍。转对状

译根据御史台的公文，五月一日将在文德殿临朝视事，臣依次应当转封。臣任职地官，以管理财赋为职责，早晚办理这些事务，到现在已有半年。耳目所接触的事情，有的关系到利弊，臣谨遵虞人恪守职守的道义，希望各部门官员都能以所掌职艺进谏，谨就本职列举三件事，冒死上献：一、臣恭敬地看到，本部一个月出入的现钱数目，大体都是五十余万贯，耗尽所得，也仅够供应日常经费；稍微增加其他用途，便要请求朝廷，才能办成事情。有关官署战战兢兢，常常担心有事情无法办理。臣听说古代治理国家，靠收取租税就足以供给。到了近世，才有盐、铁、酒税的收益。凡是郊庙祭祀、朝廷用度、供养士人、养兵、守边、睦邻以及各种支出，都从这里取得。大概上天所生、土地所产，足以养活人。自三代、汉、唐直到祖宗盛世，从来没有舍弃这些而向外求取的。如今四海万里，耕种相连，却以财用不足为忧，臣实在对此感到奇怪。孟子说过：“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臣愚昧无知，或许是朝廷的政事还有没有确立的地方吧。臣观察各道监司，自近年以来，上下观望，再没有振作精进的实际行动，妄自以为朝廷把不亲自处理细务当作高明，把不察究奸吏当作贤能。于是巡行所到之处，有的甚至不进入所属场务，不查办有罪之人，郡县纷纷承袭这种风气。懦弱的人因而颓废松弛，权力归于胥吏；贪婪的人放纵恣肆，毒害加到百姓身上，四方百姓哀号，几乎到了无处申诉的地步。其他违背事理、伤害教化的事情，不属于臣的职分，臣不敢议论。至于雨税、征商、榷酤无故亏欠的情形，却到处都是，这属于臣的职责。臣想请求陛下特地下达指示，命本部左曹列出各路去年三项收入增加和亏损的数目；其中不是由于水旱灾害，而只是因为宽弛、失职导致亏欠的，选择最严重的，罢黜免除转运使、副使、判官。惩罚一个以劝诫百人，皇上的意旨所指向的地方，就是臣下所趋向的地方。这样施行，或许财赋渐渐可以治理。一、臣听说汉朝用九卿治理事务，唐朝以六曹处理政务。汉朝并不是没有尚书，唐朝也不是没有九卿、寺，而是因为事务并不归它们掌管。先帝效法唐朝旧制，专门任用六曹，所以虽然兼置寺、监，但实际职掌已经很少。根据事务设置官员，其中大概有些只剩下名义。元祐初年，担心尚书省官员多而事务少，开始商议合并省、郎、曹，减少的才一两处；而寺、监的官员，如鸿胪、将作，过去不设置卿、丞的，却纷纷设置起来，比旧制更多。内外的议论因此疑惑，认为朝廷是为人设置官职，而不是为官职选择人才。这种话一说出来，损害不小；至于它对治理体制的影响，不是臣所应当议论的。只是京师官员的廪给优厚，都出自本部，所以臣希望明白诏令有关官署，裁减寺、监中不急需的官员，以减少无法计量的费用。一、臣听说财赋的来源在四方，而汇集于京城。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物储藏在百姓那里；次一等的，储藏在州郡。州郡有余，转运司就常常充足；转运司充足，户部就不困乏。唐朝制度是：天下赋税，一部分上缴朝廷，一部分送给节度使，一部分留在州中。与今天相比，上缴的数目可以说很少；然而每当有紧急情况，王命一出，船只车辆接连而来，大事便得以办成。自祖宗以来，法制虽然不同，但各道储藏财物的办法仍极其丰厚。因此收取、散发能够及时，取舍可以由己，掌握利益的权柄所在，所做的事情必定成功。自熙宁以来，谈论财利的大臣不知道治财的根本和末节，为求富国，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困乏，上供便不能接续；上供不能接续，户部也就疲惫了。两司都困乏，所以内库另行储藏的财物，虽然堆积如山，却任其腐朽损坏，对财计没有益处。因此臣希望陛下把近年来朝廷没有名目的封存钱物，归还给转运司。禁军缺额的军饷，以及调出军队所需的衣粮；清河、汴河的水运脚费和外江运输粮食的纲船之类，一经筹划，按惯例都被封存起来。禁军缺额，平时本来按照定例招募补置；出兵的费用，也只是停发这一处而补给另一处，起初没有封存的道理。至于清河、汴河的水运脚费，虽然比过去有所减少，但洛口的费用实际上是从前的两倍。外江纲船虽然不再打造，但雇船运粮，费用尤其巨大；这样反复刻剥，怎么能够承受？所以臣认为，凡是这一类的做法，都应当一律废止。何况祖宗旧制从来没有这些做法，只是有关官司固执于近来的成例，不肯革除。只要陛下决断后把这些钱物交给转运司，转运司的财利权柄就能稍稍恢复，上供也有期限可循，户部同样能够有所凭借。以上事项，谨按前文抄录奏报，恭候圣旨。请户部恢复三司各案旧职札子

译臣以愚钝无能之才任职户部右曹，已经俯仰数年，到头来没有丝毫补益。臣私下曾以祖宗旧制考察今天本部所实行的制度，发现体制已经不同，利害也相距很远，恐怕应当根据具体事务分别安排，以堵塞弊端的根源。臣冒死谨陈三项弊病：第一，将河渠案分出去设置都水监；第二，将胄案分出去设置军器监；第三，将修造案分出去设置将作监。前面这三个监都隶属于工部，这样本部所专掌的事务就所剩无几，财物的出纳和盈亏，也由其他官司掌控。近来司马光执政，知道这样做有害，曾经让本部收回各司的财利权柄。然而当时收回时没有抓住要领，直到今天，这三案的事务仍被各司擅自掌管，实在令人痛惜。祖宗斟酌古今适宜的制度，建立三司，所统辖的天下事务几乎达到大半，其权力和职责的重要程度，不是其他官司所能相比的。推究其中的用意，并不是要偏私三司。事务的权力一旦分散，财利也就分散，即使想求得适当的安排，也没有途径。国家拥有财物，就像人拥有饮食一样。饮食的道理，应当让口负责进食和排泄，让腹部调节多少，然后分布气血，来滋养全身各个部位；耳目依靠它才能明察，手足依靠它才能有力。如果不让口腹专门负责，而让手足耳目分别管理饮食，那么即使想求得一顿饱饭也办不到，更何况想要安康长寿呢？如今户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像人的口腹；却让其他官司分别管理它的事务，这与上述情形有什么不同？几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白祖宗的用意，每当一件事情没有办好，就往往把三司原有的职掌分割出去，另行设置官司。财利权柄一经分散，使用钱财就没有节制。其他官司把办成事情作为成绩，因此不顾财物是否充足；户部把供给财物作为功劳，因此不问事情是否妥当。双方各自经营一项职务，彼此的情势便不再相互了解；即使让户部得到有才智的大臣，最终对筹算也没有益处。这样下去，无论谁能干、谁不能干，都是同样的弊病，府库终究会空虚；现在不赶快挽救，将来的祸患必定更加严重。从前嘉▯年间，京师连续多年发生大水，大臣才开始把河渠案取出，设置都水监。设置都水监以来，与旧河渠案相比，究竟补救了什么？更大的不便是，河北设置外监，侵夺了转运司的职事。转运司掌管河务时，各郡的河埽以及各埽的吏卒和储备物资，平时分别管理，有事时就合并使用。水流向哪里，各埽便赶赴哪里；吏卒能够合力做事，储备物资也能够合并使用。按照旧例，工程兴起时，不会有横征暴敛、损害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以后，再慢慢补足缺额，双方都不受妨碍。自从设置监丞，依据法令责成办事，到了缓急关头，各埽所拥有的力量不能互相调用，转运司才开始承受这种弊病。近年曾下诏罢免外监丞，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后来却又恢复旧制，舆论对此十分惋惜。这是工部都水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一项。先帝全面更新官制，同时设置六曹，把事务分别交给各曹办理，因此三司的事务大多隶属于工曹，名义上似乎接近正当，实际上并不有利。从前胄案所掌管的事务，如今在京城内设置军器监，却只隶属于工部；在外则设置都作院，却只隶属于提刑司。想要兴办工程，户部不能参与商议。臣听说河北道近年制造羊浑脱，动辄以千计。浑脱只有在军队行进时缺水、过河又没有船的情况下才需要，而这种物品稍经几年，就必然腐坏。朝廷并没有出兵的计划，有关官司却只顾经营自己的职务，不顾利害，以至公私双方为此供应物资，既损耗财物又损害物品。如果让这项事务专门归转运司掌管，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工部都作院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二项。从前修造案掌管各种工匠和工程事务，事情有缓有急，物资有利有害，都能够专门处理。如今工部只把办成职务上的事情作为责任，那么事务的缓急和物资的利害，究竟由谁来商议？朝廷近来因为箔场的竹箔积存日久，已经损坏腐烂，创议下令卖出，上下都认为合宜。命令下达不久，又因为各处修造工程每年都有料例，于是下令把这些物料搬运来堆积，作为分批卖出的安排。臣不知道将作监现有的工匠有多少，也不知道一年所用的物料有多少。把这里的物料取来堆放到那里，在尚未使用期间是否会有所损耗败坏，竟然就这样制定了计划。本部虽然知道这样做不便，但这是工部的事务，不敢再开口。此为工部将作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三项。像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很多，臣不能一一列举。因此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给有关官司，罢免外水监丞，并把河北的河务以及各路都作院的事务，全部归给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于户部，由户部决定事情是否可行，裁定费用多少；由工部负责工程质量，考核施工速度。如果事情是否可行、费用多少由户部掌握，那么凡是损害财物、伤害百姓的事情，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如果工程质量和施工速度由工部掌握，那么凡是工程失败、物资缺乏的事情，工部也无法推辞谴责。财利权柄归于一处之后，天下贫富就可以责成户部负责，工部工程的精粗优劣也可以得到考核。事情属于本职，臣不得不说。如果意见可以采纳，恭请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请陛下裁决。贴黄：三司设置各案时的旧有职掌，如今分隶于膳部和光禄寺，虽然所掌管的饮食、账目和陈设等事务，利害并不重大，但如果臣所说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应当像上面三个案一样，分隶于户部。《栾城集》卷四十二 户部侍郎论时事六首 《论开孙村河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