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十一◆历代论五

译《唐史》的史官说，姚崇善于随机应变，以成就天下大事；宋璟善于遵守成法，以维护天下的正道。这话固然说中了二人的长处，然而随机应变的人，关键在于不失正道，然后才可以。孟子说：“人们所厌恶的智，是因为它任意穿凿。如果智者像禹治水那样行事，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了。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去做本来没有妨碍的事。如果智者也能顺势办理本来没有妨碍的事，那么这种智就很高明了。”唐玄宗是豪杰英武的君主，姚崇又以豪杰英武的作风侍奉他。当他们君臣相遇、彼此投合时，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费力的事。虽然如此，用水来调和水，最后会有不能饮食的东西。开元四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百姓反而祭祀、叩拜蝗虫，眼看着它们吃禾苗却不敢捕杀。姚崇上奏，请派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捕杀蝗虫。群臣多不赞成，皇帝也对此有所怀疑，但姚崇更加坚决地推行，蝗灾也因此平息。捕蝗虽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法，但遇到灾害而心怀畏惧、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的变故，才是古代的正道。姚崇对此置之不论，只专门把捕蝗当作要务，已经很可疑了。不久，姚崇亲近的属吏赵诲因受贿而死，姚崇害怕了，便想交还政权。当时皇帝正要巡幸东都，而太庙的屋宇又坏了。宰相宋▯、苏▯都说，三年之丧尚未结束，不可以巡幸；太庙屋宇毁坏压塌的灾变，是上天的警告。他们请求停止向东巡幸，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极严厉的谴责。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姚崇，姚崇说：“这是苻坚旧日的殿宇，山体有朽坏就会崩塌，水流侵蚀就会折断，这在道理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屋宇毁坏与巡幸恰好同时发生，并不是因为巡幸才毁坏的。如今关中歉收，粮饷运输疲敝困乏，皇帝出巡东都，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自己。各部门已经戒备，供给和准备也已办妥，请皇帝立即车驾东行，同时把神主迁到太极殿，另建新太庙，这才是大孝。”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姚崇因此又恢复了宰相之职。开元末年，皇帝在东都，想回长安，裴耀卿等人都说农民的田地和菜圃尚未耕作完毕，必须等到冬天才能回去。只有李林甫说：“两都本来就只是东西两宫，皇帝车驾往来，何必等待时节？即使会妨碍农事，也只需免除所经过地区的租赋就可以了。”皇帝非常高兴，立即车驾西行。姚崇提出东幸的计策，李林甫提出西还的建议，他们的用意其实相同，谁说只有姚崇贤明呢？听从姚崇的建议，使君主上不畏惧上天的警告，中不敬重宗庙，下不顾惜百姓的意见。这三件事都是忠臣所忌讳的，而姚崇却处之不疑，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姚崇、宋▯相继去世，玄宗更加年老，也更加轻视群臣。当时他任用张九龄，却废黜太子瑛；任用牛仙客，便听从李林甫；当他宠爱杨国忠、放纵安禄山时，就任用辅ギ琳，只把顺合自己心意当作快乐。这大概是姚崇有所启发造成的。所以我说，开元时期的治理虽然出自姚崇，天宝时期的祸乱也同样是姚崇自己招致的。这是人臣最应引以为戒的事情。【宇文融】开元初年，天下刚刚摆脱唐中宗、唐睿宗时期的祸乱。玄宗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姚崇、宋▯弥补他的缺失，减轻他的过失，差不多可以达到贞观时期的治理了。《易经》说：“雷在天下运行，万物都顺应无妄。”开元初年，正是无妄的时代。“无妄”这个词，是说没有一件事不合乎正道。君子处在这种时代，也只是保全大的正道，而略去小的不正罢了。因为如果过分详察小节，必然会废弃大体。古语说：“一铢一铢地称量，到了石就一定会有误差；一寸一寸地丈量，到了丈就一定会有偏差。用石来称、用丈来量，径直办理，反而很少有过失。”所以《无妄》卦六二说：“不耕种而求收获，不开垦而求熟地，那么前往就有利。”六三说：“无妄造成的灾祸，有人把牛拴在那里，路过的人把牛牵走，乡里的人却遭了灾。”六五说：“无妄之疾，不用药也会有喜事。”一定要耕种以后才收获，一定要开垦以后才有熟地，这是小人所说的无妄。但君子不是这样，合乎义理的收获，不一定要是自己耕种所得；合乎道义的成果，不一定要是自己开垦所得；这样以后，才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前往。现在这里有一头牛丢失，得到它的是路人，却责成乡里的人交出牛来，这种做法也是想求得无妄，但乡里的人却遭受了横祸。所以所谓无妄之疾，即使不服药也可以。如果给它用药，所造成的损害有时反而比疾病更严重。开元初年，天下虽然号称富足，但户口数却从未有过增减。监察御史宇文融抓住这个漏洞加以论奏，请求清查户籍之外的多余田地和逃亡户，玄宗命令他代理御史，分道巡视，核实清查。玄宗很高兴，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说这件事不对。只有阳翟尉皇甫憬、户部侍郎杨▯认为，清查户籍之外的田地并征税，会使百姓困苦，得不偿失；二人都因此获罪，被贬官。各道清查出来的，凡是客户就有八十多万，田地数也相当多。然而州县迎合皇帝的旨意，大多虚报数目，把原有的田地说成多余田，把编入户籍的人说成客户；年终登记的钱数达到数百万缗。名义上似乎正确，实际上却失去了民心。浅而言之，过失在于追求过分详尽；深而言之，过失在于贪图利益。当时皇帝正因为想通过耳目所见所闻来满足自己，责求臣下获得成效，于是毫不怀疑地推行此事；群臣便争相搜刮聚敛，以迎合他的奢侈欲望。天宝时期的祸乱，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看近世士大夫大多有这种弊病。贤能的人不忍心看到天下有一点不公平，想把它纠正过来；小人则侥幸从中获利，把它作为求取进身的办法。所以天下往往因此产生许多弊端。宰相李沆，是近世贤明的宰相，曾说：“我在朝廷十多年，没有什么功劳值得记载，只有四方那些谈论谋利的人，他们的主张从来没有一项得到实行；我守住这一点，姑且可以用来报效国家。” 古代善于谈论医道的人，担心医生难以得到，认为有病却不服药，常常还能得到中等的医疗结果。因为良医不一定能够得到，而愚医却到处都是。愚医往往能杀人，不服药的人却未必会死。李公的话，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陆贽】

译从前我的先君广泛考察古今的议论，认为陆贽最贤能。我年幼时读他的文章，认为他的贤能可以比得上汉代的贾谊，而详细周密和老练又超过贾谊。陆贽起初以从官身份侍奉唐德宗，年老后做了宰相；他跟随德宗出逃，又陪伴德宗返回国都，弥补德宗的缺失，挽救国家的危亡。等到他年老时，功业已经确定，却最终死在裴延龄手中，这是什么缘故呢？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这话说得好！如果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就可能遭受羞辱。”陆贽以有恒的德行，侍奉德行无常的德宗；以巫医般的明察，治疗无常的疾病，所以才遭受了这种羞辱。德宗即位初年，喜好虚名而贪求功劳。河朔三镇叛乱，父子相继掌握三十年了，德宗想凭天下的力量战胜他们。田悦惊疑而起兵，朱滔、王武俊响应他。德宗派马燧、李抱真、李▯三位将领前去迎击他们的锋芒，胜负的形势还没有决定。德宗急于成功，又派李晟率禁卫军出征，派李怀光发动朔方军，五路军队会集在魏郡城外。淮西的李希烈又乘机起兵，战事相连，祸乱不断，正常的赋税已经无法供给军费。于是德宗为此抽取商税，向商人借贷，掏空国内来应付国外，关中已经混乱，而德宗还不知道。陆贽说：“如今两河、淮西成为祸乱根源的，仍然不过是四五个凶恶的人罢了。我料想其中一定有因旁人牵连而被误入其中、内心积存危疑而又无法停止的人，未必都是存心筹划、果断地要犯上作乱，何况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呢？陛下如果能够以礼招抚怀柔，以真诚悔过来消除祸乱，使来归的人一定得到安定，使已经安定的人一定能够长久安居，让人们知道可以获得赦免，那么谁愿意再去作恶呢？即使有野心而难以驯服的人，我也知道归顺教化的人一定会超过一半。”德宗仍认为西征之师一定能够取胜，轻视了他的话，没有采纳。不久泾原叛卒之变爆发，德宗仓皇逃避寇乱，半年后才返回；德宗也已经年老而厌恶用兵了。于是他推行一切姑息的政策，专门以宽纵来涵养藩镇。凡是节度使死后，只要将领和属官中有人得到士卒拥戴，就都任命他为留后。即使是凭篡夺职位来请求任命的，也同样照办。宣武军的刘士宁因为暴虐傲慢而失去众心。他的部将李万荣趁他外出打猎，关闭城门把他赶走。德宗准备任命李万荣接替他的职位，陆贽说：“像刘士宁这样的恶人，李万荣可以抛弃他、违背他，也可以讨伐他、驱逐他；唯独不能伺机篡夺他的职位。为什么呢？方镇的臣属，大多拥有专擅之权；如果想给他加罪，谁找不到借口呢？假如让倾覆夺位的人动不动就得到原来的职位，那么四方的将领就再也没有安全可言了。况且李万荣制造叛乱的那一天，各郡的守将本来就不是他的同谋，一座城中的士卒也未必都是他的党羽。当成败、逆顺的形势在内心交战时，他们难道肯牺牲自己，同他一起作恶吗？如今如果选择任命贤能的将领，向军中发布诏书，奖赏李万荣平定局势的功劳，另外加以宠信任用；又褒奖将士和睦相处的义举，按例赐给恩赏，使众人知道保全安定有利可得，那么谁还肯再帮助他作乱呢？李万荣即使想要跋扈妄为，势力也将无从发展。”德宗当时只求苟且安定、相安无事，最终还是没有答应。从这件事看来，德宗总是抱持无常的心态，所以前期勇敢而后期怯懦；陆贽总是抱持有常的心态，所以勇敢和怯懦都能恰到好处。然而他们君臣之间的异同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想使上下相互保全，也不可能做到了。会昌年间，卢龙军的各位将领接连杀害主帅，最后张绛杀了陈行泰。宰相李德裕认为，朝廷为河朔任命主帅，都是回报下达得太快，所以军队能够安定；如果稍微缓慢一些，必然还会发生变故。不久，回鹘乌介可汗侵扰天德塞，军使张仲武请求率本军攻击他。李德裕了解张仲武可以任用，便向唐武宗进言，举荐他担任主帅。张绛后来被部下杀死，张仲武最终凭借功名而终身显达。李德裕的谋略，就是陆贽过去使用过的办法。然而德宗出逃时，任用了陈京、赵赞；陆贽被贬逐时，任用了程异、裴延龄。他们所造成的祸患，都出自聚敛钱财的大臣。陆贽的贤能，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德宗从兴元返回后，陆贽借事进言说：“齐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霸业已经成就，而管仲以不要忘记流亡莒国时的处境来告诫他。卫献公从齐国返回卫国，诸位大夫到边境迎接他，他就握着他们的手同他们交谈；在宫门迎接他的，只点头示意罢了。这说明戒备之心容易忘却，而骄纵之心容易产生。齐、卫二国的君主，就是陛下的龟鉴啊。”陆贽的话虽然恳切，德宗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我认为，如果让陆贽回到国都，却像鸱夷子皮那样乘船远去，那么他们君臣之间超然无涉、不留下后患，这样以后才可以说他真正有智慧。【牛李】

译唐朝自唐宪宗以来，士大夫结党依附牛僧孺、李德裕，喜怒好恶不以义理为依据，而是随人的态度来决定；即使是一时的公卿将相，也没有杰出地独立自持的人。牛党出自牛僧孺，李党出自李德裕；二人虽然是党人的首领，但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伟人。牛僧孺凭借德行和器量高超，李德裕则凭借才气胜人。德行和才干各不相同，即使古人也很少能兼备；假使二人各自发挥所长而不结党，那么他们就是唐末的贤相。牛僧孺任宰相时，幽州的杨志诚驱逐了他的将领李载义，唐文宗召他询问对策，牛僧孺说：“这件事不值得成为朝廷的忧患。范阳自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再同国家的休戚相关了。前些日子刘总献出土地归顺朝廷，朝廷耗费将近百万，最终却连一升米、一尺布也没有得到来充实京城府库，不久又失去了它。如今杨志诚还在向着李载义。只要把节度使的符节交给他，让他抵御奚、契丹，他自己尚且会努力，实在没有必要用顺逆来处置他。”唐文宗说：“我起初没有想到这些，您的话是对的。”于是派使者慰问安抚杨志诚。到了唐武宗时期，陈行泰杀死史元忠，张绛又杀死陈行泰以求任节度使。李德裕认为，朝廷为河朔任命主帅，失误在于下诏太快，使奸臣得逞；于是拖延了一段时间，提拔任用张仲武，张绛自己也就败亡了。牛僧孺把没有事情发生看作安定，李德裕则把制胜看作成功。这正是二人不同的地方，但比较起来，牛僧孺更为高明。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将领悉怛谋带着维州投降。维州是西南的要地。当时唐朝正同吐蕃和亲，牛僧孺认为不能接受，说：“吐蕃疆域绵延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会损害它的强大。如今正商议和好，却自己违背约定；中国抵御戎狄，守信是最重要的，随机应变只能居于其次。吐蕃如果前来责问我们失信，赞普在蔚茹川放牧战马，向东袭击▯、陇，不到三天就能到咸阳；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唐文宗听从了他，让李德裕把投降的人送还，吐蕃于是把悉怛谋一族全部诛杀。李德裕对此深感遗憾，即使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认为牛僧孺正确。然而吐蕃从此不再成为边境祸患，几乎直到唐朝灭亡都是如此，那么牛僧孺的话并不是出于私心。唐文宗当时正任用李训、郑注，想求取奇功。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也有意于天下太平吗？用什么办法可以达到太平？”牛僧孺说：“臣任宰相而获罪，不能使天下安定、得到救济，但天下太平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征象。如今四方夷狄没有入侵，百姓安于自己的生业，民间没有势力过强的豪门，上面没有闭塞视听，下面没有怨恨，虽然还没有达到全盛时期，也足以称为有治理了。如果还要进一步追求所谓太平，就不是臣所能做到的了。”退朝后，他对各位宰相说：“皇上这样责成我们，我还能长久处在这个职位上吗？”罢朝后不久，李训发动甘露之变，国家几乎因此亡国。唐文宗起初想任命李训为谏官，李德裕坚决争辩，说李训是小人，过错罪恶已经明显，绝对不可以任用。李德裕也因此被罢免离职。二人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到了面对李训、郑注之事时，他们所坚持的原则却仿佛出自同一个人。我因此知道他们都是伟人。然而李德裕接替牛僧孺在淮南任职时，控告牛僧孺侵吞府库钱财四十万缗，后来查验并不属实。李德裕在朱崖时，写《穷愁志》评论《周秦行纪》，说牛僧孺有篡逆的意图；这种愤懑而心胸狭小的丈夫之心，直到年老还没有消失。起初牛僧孺被贬往循州，年老后得以回归；他的两个儿子蔚、丛，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卿相。李德裕死在朱崖，子孙没有声名。后世深深悲叹他的困穷，难道是他的德行不足而才华有余，原本就是上天不肯给予他吗？【郭崇韬】国家没有祸患，然后才可以讨伐别人。冒着祸患去讨伐别人，如果敌人没有祸患，自己就会遭受灾难；如果敌人也有祸患，那么自己和敌人都会灭亡。楚灵王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率领怀有叛乱之心的百姓去攻打吴国。吴国不可轻易撼动，弃疾却攻打它，仿佛登上空城，楚灵王最终死在国外。齐▯王贪婪而好胜，知道桀宋可以攻打，却忘记齐国本身已经疲病；燕军乘机攻入，齐国于是因此亡国。自古以来，冒着祸患去攻打别人，灾祸就是这样。唐庄宗勇敢善战，和梁军隔河交战，十战九胜，渡过黄河夺取郓州，不到十天就攻克后梁，威势震动各国。五代用兵，没有比这样神速的。然而他击败敌人以后，只贪图一天的安逸，沉溺于声色享乐；宦官、伶人交相扰乱政事，府库的积蓄耗尽在满足耳目享受上，百姓怨恨，士兵愤怒，国家已经有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功臣都是武夫骤然发迹，没有一个人懂得安危变化的关键。只有枢密使郭崇韬智勇超过常人，知道这样下去不行，竭力进言却不被听从，请求离职也不获准，朝廷内外的奸佞宠幸都侧目看他。郭崇韬对此深感忧患。当时正要攻打蜀国，郭崇韬想建立大功，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建议让魏王继岌担任元帅，自己担任副元帅，率领六万军队出征。军队出发后不久，就攻克成都，使蜀王王衍投降；料敌制胜的功劳，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郭崇韬只知道蜀国容易攻取，却不知道唐朝已经混乱；他带着良将精兵向西行军数千里，虽然建立了大功，却免不了在蜀地被谗言害死。征讨蜀国的军队还没有回来，赵在礼就在河朔作乱。唐明宗北征，于是同赵在礼一起反叛，率军向南进发，攻克汴州，进入洛阳，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他。假使当初西征的军队没有出发，蜀国即使尚未攻下，而京城仍有重兵；郭崇韬没有死，河朔叛臣心中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唐庄宗就不会灭亡。郭崇韬没有死，祸福究竟如何还未可知。唉，郭崇韬冒着祸患去讨伐别人，重蹈齐▯王的灾祸，却把这当作安定自己的办法，可惜他虽有智慧，却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冯道】

译冯道以宰相身份侍奉四个姓氏的九位君主，议论者讥讽他反复改换君主、侍奉仇敌，认为他没有士君子的操守。既然大义已经亏损，即使有善行，也不值得记取。我读到他的行事，私下为他悲哀；考察古人，仍有可以为他说话的地方。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为此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反而跟随齐桓公并辅佐他。子贡认为这不仁，便去问孔子。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霸主，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惠。假如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节，在沟渠中自缢，死后无人知晓吗？”管仲辅佐桓公，孔子已经认可他了。冯道之所以不能和管仲相比，只是因为没有管仲那样的功业。晏婴和崔杼都侍奉齐庄公。崔杼杀死齐庄公，拥立景公。晏子站在崔氏门外，崔氏的人问：“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吗？难道我也该死吗？”又问：“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吗？难道我要逃亡吗？”又问：“回去吗？”晏子说：“君主死了，我回哪里去？作为君主，难道可以凌辱百姓吗？应当以社稷为主。作为臣下侍奉君主，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的口腹吗？应当奉养社稷。所以，君主若为社稷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君主若为社稷而逃亡，我就随他逃亡。如果只是为他个人而死、为他个人而逃亡，而他又不是我的亲近私交之人，那么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况且有人拥有君主却杀害了他，我怎么能为他而死，又怎么能为他而逃亡？我还要回到哪里去呢？”崔氏开门让他进去，他便枕着齐庄公的尸体大腿哭泣；哭完起身，跳跃三次后出来，最终又侍奉景公。晏子虽然没有管子的功业，但他的从容气度和风采议论，对齐国有所补益，君子因此称许他为名臣。假如冯道能够依附晏子，大概就不会感到太惭愧了。冯道侍奉唐明宗，起初做宰相；后来又先后侍奉八位君主。当国家兴废变乱之际，他有时在朝廷内，有时在外地，虽然身为宰相，但权力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祸乱变故的发生，都不是他的过错。明宗虽出身夷狄，但本性宽厚。冯道常以恭敬节俭劝导他；明宗在位十年，百姓因此稍稍得到安定。契丹灭掉后晋，耶律德光见到冯道，问他说：“天下百姓怎样才能救活？”冯道想到夷狄不懂得庄重的言辞，便说：“现在这种形势，即使佛祖出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才能救。”耶律德光听了很高兴，于是停止杀戮，中原百姓因此得以幸免。周太祖带兵侵犯京城。隐帝已经死了，太祖认为后汉大臣一定会共同推戴自己。等见到冯道时，冯道像平常一样对待他。太祖平时拜见冯道，这一天也照样行拜礼，冯道接受而不推辞。太祖的意气因此受挫，知道后汉还不能取代，于是立湘阴公为后汉继承人，并派冯道到徐州迎接他。冯道说：“这件事是真的吗？我一生从不说假话。您不要让我成为一个说假话的人吧！”太祖为此反复苦苦发誓。冯道还没有回来，周朝就取代了后汉。在篡夺之际，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从施展勇力，而冯道却凭借拜跪和谈笑使太祖退却；若不是有深厚的德行，怎么能做到这样？可是议论者贬斥他，竟一点也不宽容，实在太过分了。士人生在五代，处在暴君和骄横武将之间，每天与虎兕为伍，抛弃这一切离去，去吃薇蕨、与麋鹿为友，倒还容易；但这和在沟渠中自缢又有什么不同？不幸在朝廷做官，像冯道这样的人尚且无法自我解脱，议论者实在太少宽恕了。兵民 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出于不得已，却能给后世带来好处；把兵士和百姓分开，是其中一件，割让燕、蓟，是第二件。什么叫分开兵士和百姓的好处？人一出生，上天就赋予他才干；既然赋予才干，就应当给他俸禄，按照才能的精粗、地位的高下，使他凭自己的技能谋生、供养自身。这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根由时就自然形成的。所以，士大夫研读《诗》《书》，学习射箭、驾车，练习书写和计算，高则可以治理他人，低则可以服役，俸禄也随之而来。农民、工匠、商人，耕种田地，流通货物，运用机巧，上可以在乡里称雄，下可以养活亲戚，利益也随之而来。假如有这样的人，才力超过常人，但操行平庸鄙陋，上不能做官，下不能做普通百姓；上天赋予他才干，却没有办法供养他，使他受劳苦折磨、被饥荒逼迫，他如果不成群结伙做盗贼，就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结果是形势所必然导致的。自秦、汉以来，天下从来没有没有这种忧患的。唐朝衰落后，府兵、卫兵制度废弛，朝廷有禁兵，藩镇有衙兵。兵士和百姓的分离，大概就是从这里逐渐开始的。到了五代时期，受黥面刺字的士兵分布于内外，于是兵民彻底分开了。这样让百姓缴纳赋税来养兵，让士兵尽力来保卫百姓。百姓有耕种除草的辛劳，士兵有出征戍守的劳苦，彼此互相发挥作用，却不把这看成对方的恩德，这本来就是把兵民分开的用意。至于那些出身山林、勇武有力的人，乡里凶悍的人，以及放荡不羁、无所归属的人，一旦被编入军籍，领取国家的粮食，穿国家的布帛，低头接受鞭打而不敢放纵；平时学习弓箭刀剑，出战时缴获敌人首级，积累年月以取得俸禄和职位，有才能就一定能得到供养。同类的人互相依从，凡是凶恶之人、勇猛之士，都聚集到军队中，然后每个人都各得其所。所以即使有旱灾、水灾，天下稍有不安，盗贼却没有兴起；和汉、唐之间相比，盗贼之患不到十分之三四，天下暗中享受了这种好处，却不知道原因。然而儒者却挥臂高谈民兵制度的便利。百姓的力量既已全部用来养兵，儒者又查核户籍、清点丁口，让百姓拿起武器，练习战阵，夺去他们的农时，再用鞭笞加以整齐约束。百姓心怀怨恨，却要求他们拼死效命来报国，只想使自己的私说得到验证，而不顾及后来的祸害。唉，他们难道也没有想过这些吗？燕、蓟

译什么叫割让燕、蓟的好处？石晋开始把燕、蓟的土地贿赂给契丹，高祖想到借兵的恩惠，屈身奉承契丹；他虽然号称开创基业，却每天都应接不暇。出帝不能忍受契丹的责骂，又没有办法应对，却轻率地触犯契丹的怒气，于是导致亡国。当时，割让土地的危害十分深重。到了本朝，才看到了它的好处。真宗皇帝亲自统率六军，在澶渊战胜敌军。他知道契丹有厌战之心，便逐渐用金帛诱导他们。敌人欣然听命，每年派使者来往，修好邻国关系。直到今天已有一百几十年，北方边境的百姓都不知道战争。这是汉、唐盛世也不曾有过的情形。古代戎狄时而强盛、时而衰弱，常常有一个部族成为中原的敌人。汉文帝用和亲对待他们，匈奴却一天比一天骄横；汉武帝用征伐抵御他们，中原却一天比一天困弊。称他们为“天之骄子”，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今朝廷厚待他们，不过比汉文帝时更优厚一些，敌人便消除敌意、驯服听命了。这样看来，石晋割让燕、蓟的好处就在这里。熊和虎扑捉人，得到牛便会停止。契丹占有整个燕地，独享桑麻、枣栗的丰饶，又兼得玉帛、子女的财富，重重剥削当地百姓，利益遍及北海，又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贾谊所说的“三表五饵”，契丹兼而得到了。他们本来有披毡饮乳的习俗，如今本人穿着锦绣华服，口中享用美酒佳肴，至于茶、药材、橘子、柚子，也没有一样不能享受；像犬羊一样的心，沉醉满足，低头遵守约定，渐渐习惯了礼义。我们没有割让土地的耻辱，却独自享受了它的好处，这就是天意，不是人的作为。过去唐朝天宝年间发生叛乱，朔方、河陇的军队起兵向东征讨，吐蕃乘虚袭取郡县。唐朝内部苦于藩镇都反叛，只好放置不问；一百年间，吐蕃像野兽一样猖狂，再也没有顾忌。事理发展到极点便发生变化，吐蕃部族内部溃乱，唐朝土地上遗留下来的百姓解开辫发，归向中原；中原没有经过刀兵流血，失去的土地便自行恢复。如今我不忍心使百姓遭受涂炭，却用皮币、犬马来结交异族的欢心；推究天理，难道也会有唐朝末年吐蕃那样的变化吗？《栾城后集》卷十二 《颍滨遗老传》上 颍滨遗老姓苏，名辙，字子由。父亲是眉山先生，隐居不出仕，年老后凭文章闻名天下，天下人所说的“老苏”就是他。欧阳文忠公的文章独步当时，见到先生后感叹说：“我读过的文士多了，唯独喜欢尹师鲁、石守道，但心中常觉得还不够。如今看到您的文章，我心里满足了。”先生既然没有被世间任用，便有苏轼、苏辙两个儿子，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他们，说：“这两个孩子大概是能够阐明我的学问的人。”母亲成国太夫人程氏也喜欢读书，见识明达超过常人，志向气节凛然；她常对家人说：“两个儿子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志向。”苏辙十九岁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开始做官；二十三岁参加直言科，仁宗亲自在朝廷策问他。当时皇上年事已高，开始厌倦勤于政事。苏辙便根据策问所问，极力陈说政治的得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