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二◆进论五首
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天下之人,奇才壮士,争出其力,自尽于天子之下,而无所逃遁。此二者何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贤者为之也。仁人君子尽心以制天下之事,而无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乱,而无所不定。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则其心常鳃鳃然,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业立,缺然反顾,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贤才,其才虽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盖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也。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资,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无穷。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为无事乎其臣,臣以为无事乎其君,君无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亲,臣无以用之,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而天下始大乱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谁能以相从?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是以虽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则以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为变哉?昔者西汉之衰,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执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将取之,是以俯首而奉其所为。何者?天下之心,犹以为汉役之也。至于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数年,而莽以大败。何者?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其后东汉之乱,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为帝王。当是之时,天下已无汉矣,而唯曹氏之为听。然天下之英雄,犹以为名,皆起而争之,终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犹幸其当时之人,皆知汉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则其失之也愈速。何则?其不平者众也。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孙微矣。”呜呼!公室既微,则三桓之子孙,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而终以衰弱而不振,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ㄏ,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知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纯,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晋论】
译古代圣人制定君臣的名分,天子凭一己之身立于天下之上,安然接受天下供奉自己而不推辞。天下的人,奇才壮士,争相贡献力量,在天子之下竭尽自己,而没有地方逃避。这两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天下的事务,本来就应由贤能者来办理。仁人君子竭尽心力治理天下的事务,没有什么不能办成;勇武之士竭尽力量剪除天下的暴乱,没有什么不能平定。这些人并非没有智慧和勇气,然而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内心总是忧惧不安,即使拥有四海也不能使自己安定;功业已经建立,却缺然回顾,没有人能够承受他们的功业。因此天下贤才的才能虽然足以夺取天下,却常常喜爱天下有贤明的君主,因为有贤君可以承受和安置他们。古代的君主收纳天下英雄而不失去他们的心,所以天下人都争相归附。英雄之士凭借君主的条件,在天下施展力量,功业成就、愿望得到满足,也不敢采取背叛的操守。因此君臣上下相互守持,就可以延续无穷。只有当君臣彼此乖违、不能互相任用时,君主认为臣下没有用处,臣下也认为君主没有用处;君主无从任用臣下,便导致天下人不再亲附;臣下无从施展,便孤独无依,于是天下开始大乱。而且那些人不知道天下人的心意。天下人都是臣子,谁能只跟随他们呢?只是因为他们借助天子的权力来施行,所以即使是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也没有谁敢抗拒。他们看到天下没有人敢抗拒自己,便以为天下人是害怕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借助拥戴君主的威势来行动。因此有的人习惯于天下人畏惧自己,反而企图除掉自己的君主。君主一旦被除掉,天下人还有谁会畏惧而不发生变乱呢?从前西汉衰落时,王莽窃取君主的权力并掌握它,企图夺取天下。正当他掌握权力而尚未夺取天下时,天下人不知道他将要篡夺,因此低头听从他的作为。为什么呢?天下人的心还认为自己是在替汉朝效力。等到天下落入王莽手中,天下的英雄之士便起兵共同攻打他,不到几年,王莽就大败了。为什么呢?天下人不服从没有汉朝的王莽。后来东汉发生动乱,献帝奔走于草莽之间,曹操将他迎出,奉为帝王。当时天下已经没有汉朝的实际权力,只有听从曹氏。然而天下英雄仍把汉朝名义看得很重,都起兵争夺,直到曹公一生结束,也不能因此安定。幸而当时的人都知道汉朝的天下已经失去,是曹操收取了它,所以心悦诚服地归顺曹氏,安然做他的臣子。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时,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时,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政令出自诸侯,大概传不过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政令出自大夫,传不过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陪臣掌握国家权命,传不过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的常情是,处在下位却干预上位的政务,便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其中的利益,却不知道天下人的争竞之心都会喧嚣起来,感到不平。因此,平日服从他的范围越小,他失去权力就越快。为什么呢?因为感到不平的人更多。所以说:“禄权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在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而三桓的子孙已经衰微了。”唉!公室既然衰微,那么三桓的子孙本来正是天下人认为应当兴盛的,却最终衰弱而不能振作,由此君臣名分的道理也就可以看清了。三国论 天下人都怯懦而只有一人勇敢,勇者就能取胜;天下人都昏暗而只有一人聪明,智者就能取胜。勇者遇到勇者,勇气就不足以依靠;智者遇到智者,智慧就不足以发挥。正因为智慧和勇气不足以平定天下,所以天下的祸难纷纷兴起而难以平息。我曾听说,古代英雄之主遇到智者和勇者时,往往以不显露智慧、不逞用勇力的方式应对,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因此能够显现出来。可悲啊!世上的英雄处身于时代,也有幸运和不幸运之分。汉高祖、唐太宗,是凭借智慧和勇力独自超过天下人而取得天下的;曹公、孙权、刘备,则是因为智慧和勇力彼此相遇而失去天下的。用智慧攻智慧,用勇力击勇力,就像两只老虎相ㄏ,牙齿、气力彼此不能胜过对方;这种形势足以互相扰乱,却不足以互相消灭。在这个时候,可惜没有人采取汉高帝的办法来制服他们。从前项籍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掌握诸侯的权柄,厉声叱喝,发泄暴怒,向西迎击高祖,那气势迅疾震荡,像风雨来临一样。天下人以为从此再没有汉朝了。然而高帝以不显聪明、不逞勇力的姿态,横向堵塞项羽的要冲,徘徊不前;他的顽钝、鲁拙足以被天下人取笑,却最终能够摧毁项氏,等待项羽死亡,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的勇力如果不断使用,就必然会有耗尽的时候;他的智慧谋虑长久没有成效,也必然会疲倦而不能施展。项羽想在一时之间凭借自己的长处制服我,而我闭守拒绝,使他失去所追求的目标;他徘徊想离去又不能离去,项羽本来已经败了。如今曹公、孙权、刘备这三个人,都只知道凭借自己的才能取胜,却不知道借助自己的不足来取胜。世上的议论者说:孙权不了解曹操,刘备不如孙权。刘备只是智慧短浅、勇力不足,所以有不如曹操、孙权的地方;但不知道利用自己的不足来求胜,那也就太糊涂了。刘备的才能接近高祖,却不知道运用这种才能的方法。从前高祖运用自己才能的方法,大体只有三点:先占据形势有利的地方,向天下显示形势;广泛收罗韩信、英布等出奇制胜的将领,来弥补自己能力所不及;具有果断锐利、刚强勇猛的气势却不轻易使用,用来深深挫败项籍猖狂的势头。这三件事,三国的君主都没有谁能够做到。只有刘备接近这一点而未能达到,他心中仍有一种自鸣得意的倾向:想表现得鲁拙却不能纯然如此,想表现得果断勇锐又不能贯彻到底;这两种倾向在心中交战,始终没有定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因此,所做的事不能成功,所希望的事不能实现。放弃天下而进入巴蜀,那不是合适的地方;任用诸葛孔明治理国家的才能,却让他处在纷繁征伐的冲要之地,那不是合适的将领;不能忍受心中的忿怒,触犯自己的短处,亲自统兵攻打别人,这说明他的气概还不值得推重。唉!当他在袁绍、袁术之间奔走,困于吕布,在荆州狼狈不堪时,虽屡次失败而志向不折,不能说没有高祖的风范;但他最终不知道运用自己的方法。古代的英雄,只有汉高帝是不可企及的啊。晋论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动之以劳,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处而能忧,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而能耕田射驭,以自致其力,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历精而日坚,勤劳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无足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无以求胜其上。何者?天下之乱,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夫其上之所难者,岂非死伤战斗之患,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而我不能应,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见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见,是故事有所不辞,而劳苦有所不惮。昔者晋室之败,非天下之无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清谈而当其冲,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饮酒,不习寒暑之劳,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而无益于世;虽有尽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难。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劳,贵而不能治。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为君子。至于后世,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而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而为晋之败。夫甚劳者,固非所以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论】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天下之势,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坚忍而不变,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自晋以下,天下何其纷纷也。强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天下大乱,离而为南北,北又离而为东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盖其间百有余年之中,其贤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岂其百年之间。南无间之足乘,而北无隙之要入哉?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际,天下尝有变矣。宋取之晋,齐取之宋,梁取之齐,陈取之梁,而周、齐取之后魏。此五衅者,兵交而不解,内乱而无救,其间非小也,而其四邻拱手远望,而莫敢入。盖其取之者,诚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仓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势,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则七代之际,天下将不可合邪?尝试论之。姚泓、宋武之际,天下将合之际也。姚兴既死,而秦地大乱。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兵不劳而关中定。此天下之一时也。及夫刘穆之死,关中未安,席不及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留孺子孱将,以抗四方强悍之虏,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且夫孙权、曹操之事,足以见矣。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力有所未足也。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盖其志将以侥幸乎北方之大乱,然后奋而乘其弊,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关,因而居之,以镇抚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资,西引巴汉之粟,而内因关中之盛,厉兵秣马,以问四方之罪戾。当此之时,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则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将有所取乎晋,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是以其心忧惧颠倒,而不见天下之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论】
译治理天下有一定的道理:让它休养以求安定,使它行动以经受劳苦;让它安居却能够勤勉,处于安逸却能够忧患。使君子周游交往、作揖谦让而不失礼节,同时能够耕田、射箭、驾车,以此亲自施展力量;平日训练自己勉力而行,除去懒惰和傲慢,磨砺精神而日益坚强,勤劳而日益强健,即使是戴冠佩玉的人也不怕承担天下最大的劳苦。这样一来,天下的事务全都没有什么不能做,天下的平民也没有办法求得超过上位者。为什么呢?天下的动乱,往往起于上位者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天下的小人知道上位者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便能乘此空隙,造成上位者所难以应付的局面。上位者所畏惧的,难道不就是死伤战斗的祸患吗?这是平民所轻视、而士大夫不忍亲身尝试的事情。他们用死伤战斗的祸患来胁迫我,而我不能应对,天下陷入混乱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因此君子治理天下,不显出自己所畏惧的事,并设法使人看不出他有所畏惧;所以事情虽劳苦也不推辞,劳累艰苦也不畏惧。从前晋室衰败,并不是天下没有君子。那些君子都有喜好善行的心,喜欢高谈阔论、作揖谦让,淡泊冲和,却没有慷慨激昂的操守;说起大道理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不能适应实际使用,又害怕兵革之事。天下的英雄知道他们忌惮什么,便暗中利用这一点,所以他们颠沛失势,不能保全自己。而且刘聪、石勒、王敦、祖约这些人,奸诈而雄武,也都是一世豪杰。把他们比作山林中的人:生长在草木之间,经受大风烈日的吹晒,也受霜雪饥荒的劳苦,筋力骨节所经受的考验已经达到极点。却让王衍、王导一类人,凭清谈来抵挡他们的冲击,这就像千金之家住在高堂之上,吃肉饮酒,不曾经受寒暑劳作,却想靠这些去抵御山林中的勇士并求得成功;这当然正是奸雄乐于进攻而毫不困难的对象。因此即使有贤人君子的才能,也不能给世道带来帮助;即使有竭尽忠诚、舍命效死的意愿,也不能挽救患难。这个弊病起于自处过高,不习惯天下的艰苦事务,所以富贵却不能劳作,尊贵却不能治理。古代君子治理天下,能够承担极其劳苦的事情而不失其高尚,享用极其精美的食物却不抛弃粗粝之食,使平民小人不知道如何发挥他们的勇力,而上位者仍不失为君子。到了后世,承担极其劳苦却不知道如何自我恢复,于是造成秦朝的强盛;享用极其精美的食物却没有办法充实自身,于是造成晋朝的衰败。过分劳苦本来不是使人安定的办法,过分享美也不是巩固自身的办法。这就是失去天下的原因啊!七代论 英雄之士能够顺应天下的形势,使事情最终成功。天下的形势没有哪一种可以保证必然成功,但英雄之士常常乘其空隙进入其中,坚忍不变,因此天下的形势最终形成而不可解除。自晋朝以后,天下是多么纷乱啊!强者不能吞并对方,弱者不能使对方臣服;他们的德行不足以建立君臣关系,军队也不足以互相吞灭。天下大乱,分裂为南北;北方又分裂为东西;它们的君臣又相互篡夺,形成七个朝代,直到隋朝才重新合为一体。大约在这百余年间,贤明君主、著名大臣接连出现,并不是很少。然而南方不能渡过黄河取得北方百姓,北方也不能越过长江侵入南方土地。难道百年之间,南方没有可以乘的空隙,北方没有可以进入的机会吗?大概也是因为形势有其不可为之处。七代之间,天下曾经发生过变故:宋攻取晋,齐攻取宋,梁攻取齐,陈攻取梁,周、齐攻取后魏。这五次战乱,兵戈交战而不能停止,内部发生叛乱而无人救援;其中的空隙并不小,但四邻却拱手远望,没有谁敢进入。大概是因为那些夺取天下的人确实有准备,不能乘对方仓促混乱之时取胜。唉!北方人的力量不足以兼并南方,而南方的形势又确实不能与中原争衡,那么七代时期天下难道就无法统一吗?试着评论一下。姚泓、宋武帝时期,正是天下即将统一的时候。姚兴死后,秦地大乱。武帝率领江南军队长驱直入攻打秦国,军队没有劳苦,关中便平定了。这是天下形势给予的一时机会。等到刘穆之死去,关中尚未安定,坐席还没有焐热,军队还没有得到休息,宋武帝便奔走回去防备江南的叛乱,留下年幼的皇帝和孱弱的将领,抵抗四方强悍的敌人,于是天下的形势已经失去了。况且这只是因为不能顺应天下形势使事业最终成功;天下形势也会随着机会失去而一同消逝。再看孙权、曹操的事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曹操不能渡江攻打孙权,是力量有所不足;而孙权始终不肯设法在中原求取成功,大概是想侥幸等到北方发生大乱,然后奋发乘其弊端,并不是认为自己的土地足以与中原抗衡。唉!假使武帝进入关中后就据有它,乘机安抚当地百姓,从江淮运来物资,从巴、汉运来粮食,同时利用关中的富庶,磨砺兵器、喂饱战马,向四方问罪。在这种时候,天下本可以指挥而很快平定,江南又哪里值得成为心中的芥蒂呢?然而这件事也不能不考察:他的内心想从晋朝取得某些东西,又担心人们反过来在南方阻挠自己,因此心中忧惧颠倒,看不清天下形势。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只看眼前小利。追求速成就达不到目标,只看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所以有了可以取得天下的形势却不顾,只想谋求迁移自己的君主,最终失掉天下,这就是宋武帝的罪过。隋论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销名城,杀豪杰,铸锋镝,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准备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失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栾城应诏集卷三
◆进论五首
【唐论】
译人对于外物,听任它自己归附,相信它会自行离去,那么人的地位就重,外物就轻。人的地位重、外物轻,外物归附人的关系就牢固。外物之所以离开人,分裂四散而无法禁止,是因为外物重而人的地位轻。古代圣人取得天下,不是驱赶天下人来归附;守住天下,也不是劫持天下人使其留下。他们使天下人自行归附,不得已而拥戴自己为首领;我不役使天下人的利益,天下人自然到来。因此,离去和归附的权力在君主而不在百姓,这就叫人的地位重、外物轻。况且我对待别人,自己求取而得到,不如让别人来求我,然后我再接受他;自己守住而使它牢固,不如让别人不忍离开我,然后再与他相处。因此有智慧的人也许可以和他一起取得天下,却不可以和他一起守住天下。守天下必须有宽宏大度的人。为什么呢?没有宽宏大度的人,就常常害怕天下离开自己,于是用权术把天下留下;用权术留住天下,天下反而就开始离开他了。从前三代的君主享有国运长久,后世没有能比得上;然而亡国的迅速,没有像秦、隋这样,传两代就灭亡的。秦、隋灭亡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呢?自从周朝失去政权,诸侯掌握政事,而秦国独得崤山以西的土地,不过千里。韩、魏压迫它的要冲,楚国威胁它的侧翼,燕、赵窥伺它的北面,齐国牵制它的东面。秦人披甲执兵,连续七代不能解脱;一点一点地侵占、逐步地夺取,到秦始皇时才合并为一。秦国看到自己如此艰难才取得天下,便认为如果不赶紧牢牢守住,后世还会再次分裂,使各国成为敌国。因此销毁名城,杀戮豪杰,铸造兵器,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它准备并牢固守卫天下,周密到了这种程度;然而海内百姓愁苦无聊,没有人不产生不忍继续归附的意愿。因此陈胜、项籍趁百姓不服,长声呼喊、起兵反抗,山林沼泽中的人也全都响应。由此看来,难道不是因为它把失去天下看得过重、设防过度而造成的弊病吗?如今隋文帝时代,大概也看到天下长久不能安定,因而极其看重失去这种安定。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氏、苻坚、姚兴、赫连氏之流纷纷起兵,数也数不清。到了元氏,吞并诛灭、夺取土地,差不多已经全部完成,但南方仍未归服。元氏分裂为周、齐;周吞并齐后,把天下交给了隋。隋文帝攻取梁国、灭掉陈国,天下才统一。他也看到了天下长期不能安定,因此完整地取得天下众多人口后,便害怕再失去它;享受天下的快乐,却害怕这种快乐不能长久;立在万民之上,却常怀猜疑防备和不安之心,认为全天下的人都有从前英雄割据的想法,于是制定严酷的法律命令,以杜绝天下的变乱。谋臣和旧将几乎被诛杀殆尽,最终独独死于杨素之手,并由此酿成大祸。到了隋炀帝时期,天下终于大乱,土地遍布尸体,却没有人能够救治。由此看来,隋朝灭亡的原因与秦朝没有不同。可悲啊!古代圣人修养德行来招致天下,天下人决定离去或归附的权力都在我手中,所以他们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正因为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所以内心舒缓,施政也宽厚。宽厚产生于没有忧惧,惨急则产生于内心空虚无聊。从前我曾听说,周朝兴起时,太王为躲避狄人迁到岐山,豳地百姓扶老携幼,连续不断地归附到岐山之下;他们丧失了原来的国家,最终却因此大为兴盛。等到考察秦、隋,都是因为不忍失去天下而走向灭亡,这才知道圣人采取宽缓而不急促的行动,正是他们深入取得天下的原因。栾城应诏集卷三 进论五首 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