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三◆进论五首

译天下的变化，常常潜伏在偏重一方而没有加以举措的地方；所以内部力量过重，就成为内患，外部力量过重，就成为外患。古代把军队集中在京师，外部没有强臣，天下的事务都由朝廷内部控制。这时称为内重。内重的弊病是，奸臣在内部专擅权力，在外部没有顾忌；平民中的强暴者横行四海而无人能够禁止。如果动乱不是由身边的大臣引起，便会由山林间的平民英雄引发。因此，天下的力量不能使它完全专在内部。古代诸侯中的大国，有的拥有数百里土地，兵力足以作战，粮食足以守御，权势足以决定生死，这样才能使四夷、盗贼的祸患不进入内部，使天子的大臣有所畏惧顾忌，内部祸患不致发生。这时称为外重。外重的弊病是诸侯拥兵自重，而朝廷内部没有办法控制。由此看来，天下的力量固然不能使它在内部过重，也不能使它在外部过重。自周朝衰落以来，齐、晋、秦、楚拥有绵延千里的土地，内部力量不胜于外部，以至灭亡也无人救援。秦人担忧外部力量已经过重而导致这种局面，于是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关中；夷平各国城池，杀戮豪杰，使天下的命运都由天子控制。然而到了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大声呼喊起兵，郡县的官吏只是看着而逃跑，没有人敢过问。赵高在内部专权，凭眼色发号施令；即使李斯做丞相，也备受五刑，死在道路上。他的儿子李由守卫三川，拥有山河险固，却不敢抗拒赵高。这两种祸患，都是从外部力量不足而内部没有力量加以制约开始的。到了汉朝兴起，汉高帝吸取秦朝孤立的弊病，于是大量分封侯王。然而高帝在世时，反叛就发生了九次；这些遗留的祸根和余势延续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成为淮南、济北、吴、楚的叛乱。于是汉武帝分割诸侯封地，以惩治大国造成的祸患；但此后百年之间，王莽终于能够在天下施展他的野心，而刘氏子孙再没有相互抗争的力量。魏、晋时期，又进一步削弱诸侯，四方势力微弱，不再造成动乱；但朝廷的权臣和山林间的平民，却常常成为天下的大祸患。这几位君主在调节内部和外部、轻重之间的关系时，都各自造成了足以引发祸乱的条件，却没有人察觉。天下的力量放在内部，就成为内忧；放在外部，就成为外患。秦、汉之间，不寻求形势的根本和末节，却互相惩戒，以谋求偏向一方的利益，所以祸患循环往复，永远没有办法解除。况且，天子对于天下，并不像妇人小孩爱惜自己的所有物那样。取得天下后谨慎守护，不忍把它分给别人，这是普通人所谓的聪明，却不知道这样最终不能成功，往往正是从不肯分给别人开始的。所以圣人将要对天下作出重大安定安排时，如果外部没有有权势的大臣，就不足以镇服天下。可是后世的君主却想除掉他们的爪牙，剪除他们的股肱，却又要求他们建立功业，这也太过分了。我曾认为，天下的形势，内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无法威慑外部的强臣；外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无法制服内部的大臣，也无法断绝奸民作乱的念头。这两种力量，必须彼此牵制才能成功，不可偏废一方。从前唐太宗平定天下后，分割四方土地，把沿边地区全部设置为节度府；范阳、朔方的军队都装备有十万甲士，对上足以制御夷狄的祸患，对下足以防备匹夫作乱，对内足以禁止大臣发动变乱。而那些将帅之臣常常没有发展到叛乱，是因为内部有重兵的势力，可以预先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军队有八百多个府，关中的有五百个，调集天下军队，才抵得上关中军队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没有趁机制造事端来求取大利，是因为外部有节度使的权力可以打消他们的野心。所以，外部的节度使，具有周代诸侯外部强大的形势，却能听从调换任用，使君主可以选择贤能或不肖的人才。因此，君主不必劳于征伐，天下也没有世袭大臣暴虐的祸患。内部的府兵，具有秦代关中内部强大的形势，左右近臣都谨慎整饬，没有人敢做不义之事。因此，上面没有被逼迫夺权的危险，下面没有被诛杀灭族的灾祸。周代的诸侯，内部没有府兵的威势，所以陷入叛乱而不能自行停止；秦代的关中，外部没有节度使的援助，所以受大臣胁迫而不能自立。兼有周、秦的好处，却没有周、秦的祸害，因形势相互制约，内部不敢发动变乱，外部不敢作乱，天下没有像唐代制度这样完善的了。然而天下士人不考察利弊的根本和末节，徒然根据后来成败留下的迹象来议论制度得失，只看到开元以后，强兵的将领都成为天下的大患，便认为太宗的制度是狂妄而不审慎的计策。评论天下，若只评论胜败的形势来判定制度的得失，不如追究导致胜败的根源。天宝年间，府兵四处调动，集中在范阳；德宗时期，禁军都戍守赵、魏，因此安禄山、朱Г得以到达京师，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天下一败涂地。一直到昭宗时期，天下最终没有一年安宁。内部的强臣，虽然有仇士良等人，却终究不能控制唐朝的命运。他们诛杀王涯，杀死贾饣束，自以为威震四方；然而刘从谏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便震恐收敛，不敢再顾忌什么。后来崔昌遐依靠朱温的军队诛杀宦官，撤除天下各地的监军，也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抗争。由此看来，唐朝衰败的弊病在于外部力量过重，而外部力量过重的弊病，起因是府兵驻扎在外；这不是制度本身失误，而是后世没有沿用它。【五代论】

译从前商、周兴起，开始于稷、【字缺】，直到汤、武，前后总共经历数百年，后来才在天下取得志向。他们成功十分艰难，享有天下的利益也很迟缓。然而桀、纣灭亡后，收服天下，召集诸侯朝见，自己处于天子的尊位，下面没有不服的念头；诛杀一个普通人，天下便安定了，可见他们用力也很容易而不劳苦。到了秦、汉交替之际，天下的英雄豪杰争夺天下的利益，只怕赶不上别人，挑起天下祸乱也只怕落在后面。他们在大泽中奋臂而起，天下士人如云聚集、响应，转战终日，开辟土地千里。他们取得天下，竟这样容易。然而天下已经安定，君臣名分已经明确，把天下分割开来封给诸将，想让这种安排世世代代传下去，百代不变；可是几年之间，功臣和大国反叛的就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这取得天下为什么如此容易，守住天下却如此困难呢？至于五代干戈纷乱之时，那些事情虽然不值得称道，但看那些帝王从平民起身，鞭笞天下，战胜攻取；从后梁以来不到一百年，天下五次更换帝王，时间长的也不过几十年。他们的智虑竟不足以顾及自己的后世，这也实在令人奇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我曾听说，后梁灭亡，是因为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残暴地对待百姓，因而天下反叛；后周灭亡，是恰好遇到圣人兴起，自己不能自立。这两点，是君子对其中的道理不会怀疑的。后唐的庄宗、明宗以及后晋、后汉的高祖，都凭借特别英武的资质，占据天下大半土地；他们的子孙，才力智勇也都有过人之处，然而最终还是败乱而不可收拾，这其中必定有他们自取的原因。唐、汉的祸乱开始于功臣，晋的祸乱开始于戎狄，都是因为他们以容易取得天下而留下了祸根。庄宗作乱时，晋高祖带兵奔赴夷门，后来天下才由明宗安定；后唐灭亡时，匈奴击败张达的军队，后来天下才归于晋；匈奴造成祸患时，周太祖提出南征的主张，后来天下才归于汉。所以唐朝亡于晋，晋因匈奴而乱，而汉亡于周。功臣依仗创业的功勋，匈奴依仗驱逐敌人的劳绩，来要挟天子。听任他们，就不能长久安定；诛杀他们，又足以招致天下大乱。动一个功臣，天下就会一同起来攻击他。因此，唐朝夺取晋高祖的权力而灭亡，晋朝断绝与匈奴的和亲而灭亡，汉朝诛杀杨【字缺】、史肇，周人不服，终于导致祸乱。他们起初若没有功臣、没有匈奴，就不能兴起；可是功臣和匈奴最终又起来灭亡了他们。所以古代圣人有可以用来取得天下的资财却不用，有可以乘势取得天下的机会却不顾，只安抚百姓，等待天下自行归附。这并不只是为了姑且行仁，而确实是因为天下不能轻易取得。想求取天下却选择容易的道路，所以凡是能够取得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的。无所不为而取得天下，天下安定后又不加以改变，这就不是长久的计策；要改变而又不顾一切，必然有触犯天下人心的地方。从前晋献公死后，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死奚齐、卓子，召请重耳。重耳不敢进入晋国。秦伯派公子絷前往吊丧，并告诉他晋国正在发生动乱，将拥立公子为君。重耳拜了两拜辞谢，也不敢接受。至于夷吾，听到召请便起身，以汾阳的田地百万交给里克，以负蔡的田地七十万交给丕郑，并答应把河外五座城献给秦国。等到他进入晋国后，却背弃对内外的贿赂，杀死里克、丕郑，发兵断绝秦国援助；军队失败，自己被俘，不能恢复国位。后来文公慢慢兴起，大臣在内部援助他，秦、楚在外部推助他；他返回晋国后，终于成为诸侯的霸主。正因为他没有主动求取入国，却是别人让他入国；没有向内外许诺财物，形势却使他能够自行入国。这就是他复归本国后没有后患的原因。后来刘季在丰、沛之间起兵，跟随天下勇武之士进入关中，诛灭暴秦，使子婴投降。在这个时候，他的功劳冠绝诸侯，形势于是足以登上帝王之位。这些都是沛公亲自做成的，诸将并没有参与。然而后来在固陵追击项籍时，军队失败，诸将又没有到来，于是只好割让数千里土地给韩信、彭越，而这两个人最终反过来依仗自己的功劳，背叛而无法控制。所以，取得天下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时的侥幸利益上。若侥幸于一时的利益，就一定会留下百年不止的祸患。这就是所说的不能顾及长远。【周公论】

译伊尹拥立太甲后，因太甲不明智而把他放逐到桐，天下不认为这是不义。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天子之位，在明堂召见诸侯；召公不高兴，管叔、蔡叔都叛乱，天下几乎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这两件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太甲已经即位，却不足以治理天下，那么伊尹还可以向后世申辩。周公的事情，表面上与伊尹没有不同，但天下人却都怀疑而不信，这没有什么奇怪。为什么呢？天下还不知道成王不明智；周公代理政事，就成了周公没有先取得天下人的信服之心，而强行摄政，凌驾于成王之上。况且伊尹摄政，是因为实在不得已才这样做。太甲虽被废黜，伊尹却不敢另立君主，以免招致天下动乱，所以宁愿由自己摄政，等待太甲悔改，因此天下不怀疑他的用心。如今周公当时的形势，还没有到不得已的地步。假如成王拱手居于天下之上，周公作为辅佐，以成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再由周公辅佐他，这就是形势还没有到不得已的地步。然而周公没有这样做，那么天下的诽谤，就是周公自己招来的。然而我认为不是这样。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是诸葛孔明所做的事，难道周公反而不足以知道这一点吗？臣下只要不掌握天子的权力；臣下若掌握天子的权力，就必须内心忠诚，然后才可能自行免除祸患。为什么呢？臣下却行使天子的职权，这是天子所忌恨的。一个人身居上位受到天子的忌恨，身居下位又被左右大臣乘机挑剔过失，这正是古代忠臣竭尽心力却不能免于祸患的原因，也是世上的奸雄之士因此萌发无君之心而不顾一切的原因。假如成王亲自处理天下政事，而周公掌握赏罚进退的权柄，我恐怕成王心中会有所不平，管叔、蔡叔之流就会乘机离间，以至于造成动乱。假如成王只有天子的虚名，却不能控制天下政事，我又恐怕周公心中有所不忍，惭愧而产生不安。因此，周公宁可取代成王摄政，使成王不参与其中，以破除天下进谗言的谋划，断绝争夺权力的念头；所以后来虽然有管叔、蔡叔的忧患，天下却没有动摇。假使周公当时站在群臣之间，正值局势危疑、纷乱未决，我恐怕周公的祸患不是居东所能免除的，而管叔、蔡叔反而会在天下得志，成王也将终于不能立足。唉！他的考虑真是长远啊！【老聃论】最高明的与人辩论者，是顺着对方的话来回应，那么天下善于辩说的人也会服气。若同乡人说话时只说“我父亲认为不是这样”，那么谁肯相信你父亲的意见一定正确呢？所以不如同他讨论事情的是非，即使楚人也可以同秦人这样谈论而没有妨碍。天下人有许多言论，想排斥异端，最后却不能说明白，原因只在于不致力于讨论是非利害，而拿父亲的意见压服别人。圣人在天下受到尊崇，是因为他知道道理所在。周公、仲尼之所以被天下信服，是因为他们有弟子能够理解并传述他们。因此，如果不是他们的弟子，天下也会有人不知道周公之所以为周公、仲尼之所以为仲尼。所以老聃、庄周的学说，不能用周公、孔子的名义去辩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周公、孔子不足以信任。圣人对于言论，就像规矩对于方圆一样。天下人相信规矩可以判定方圆，却拿规矩去辩论天下事物是否方圆，不如先求达到最方、最圆，再暗中与规矩相合。即使规矩有不圆、矩尺有不方，也不妨碍我们的论说。这样一来，就容易折服天下的异论。从前天下士人中，像老聃、庄周以及信奉佛教之道的人，都未曾掌握其中的要领。老聃的学说说：“除去仁义，断绝礼乐，然后天下才会安定。”我的学说说：“仁义礼乐，是天下赖以治理安定的东西。”佛教的学说说：“抛弃父亲，断绝儿子，不结为夫妇，放弃鸡和猪，食用蔬菜菌菇，然后万物才能顺遂。”我的学说说：“有父子、夫妇关系，食用鸡猪，万物才能顺遂地发挥本性。”他用他的学说，我也用我的学说。他不相信我，正如我不相信他。天下人不肯服从，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在尚未取得信任时就强迫劫持他们。所以，以仁使人安定，以义实行仁，以礼节制，以乐传播，以君臣关系守护，以父子兄弟关系维系，食肉饮酒——这些，是明白孔子的人所知道的。若想向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人说明，却只说“孔子就是这样”，唉，真难啊！我却不这样说：天下的道理，只有经得起无穷的辩论、没有可以攻破的空隙，才足以成为道理；若辩论有尽头、攻驳有空隙，就不足以成为道理。假如孔子的道理也有尽头，我也会舍弃它而另求别的。正因为它无穷无尽，才知道它确实是道理而没有疑问。天下只有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观察，不被仲尼、老聃的名声所牵制，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这个问题。【老聃论下】

译天下的道理，只有能够经受无穷的辨析、没有可以攻破的空隙，才是真正的道理；若辨析有尽头、攻驳有空隙，就不足以称为道理。从前六国时期，隐士纵横议论，惑乱天下。杨氏主张“为我”，墨氏主张“兼爱”。凡天下那些只顾君臣、父子亲情而不顾其他人的人，都归入杨子一派；凡认为道路上的陌生人也都可以视作父兄子弟的人，都归入墨子一派。天下人不可能割断彼此相属的亲情，却去联合没有关系的陌生人的欢爱，这是形势决定的。所以老聃、庄周知道天下不会遵从这种主张，便起来承接并调和它。认为“兼爱”和“为我”都不足以收服天下，因此既不主张“为我”，也不主张“兼爱”，而处在“兼爱”与“为我”之间。他们的意思是：不主张“兼爱”，天下就会讥笑他没有亲情；不主张“为我”，天下就会议论他不以人为本。因此两边都不完全归属，只泛泛地游离在中间，对两边都不参与，以为这样就可以免除自身责任，逃避天下的是非。天下人总是赞成自己认为正确的，反对自己认为错误的，所以他们的学说最终可以考察清楚。如今老子、庄子不作是非判断，最后归于虚无，这种思考也已经很周详了。杨氏的“为我”、墨氏的“兼爱”，作为道理都各自有所执着。所以主张“为我”的被“兼爱”者指责，主张“兼爱”的又被“为我”者毁谤。这两种立场，都不能安居其中。然而若能取得二者之间的中道并坚守它，就可以堵塞天下异端的道路，使它们无从开口。古代圣人正是因为能够取得并安居于中道，所以天下极为信服，他们的道理也传到后世。如今老聃、庄周不能由大道正面进入，却看见其中的缝隙，偷偷进入二者之间，抓住其中的关键，因此他们的论说纵横交错、坚固而不可攻破。况且天下的事情，怎么可以只用一种说法来治理呢？那两个人想用“兼爱”来统一一切，再用“为我”接续，所以他们的学说有时便走到尽头。只有圣人能够处在二者之间，制订适当的原则；但“兼爱”“为我”也并不完全抛弃，而是能够运用它们而不违背道，在天下纷杂的情形中仍不失当。因此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而辱没自身。” 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品行合于清高，废弃仕进合于权宜；我却不同于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这正是老聃、庄周用来辩说的道理，而仲尼也这样说过。这样看来，老聃、庄周的思考不能说不深。曾听说，圣人的道，处在可与不可之间，并且进一步使它落实，所以其学说变化万端而不可穷尽；老聃、庄周却顺着它而归于虚无，所以其学说漫无边际而无法诘问。如今要探求仲尼、老聃的是非，只在于能否知道虚与实是否可以运用。天下本来就有万物，有了万物而万物彼此相遇，就必然有事情发生。因此圣人顺着事物实际存在的情况，制定驾驭现实的道理，用来治理现实的事务，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若偏偏要寻找某种存在，把它纳入虚无之中，岂不是用力太过、劳苦不堪吗？老聃、庄周其实也常常知道自己的学说有穷尽之处。他们为什么会穷尽呢？因为不如顺着现实存在来承认现实存在更容易。所以说：“常常保持无欲，以观察道的奥妙。”又说：“常常保持有欲，以观察道的边际。”既然又说：“以无作为作用。” 而且又说：“以有作为利益。”至于佛教，也说：“断灭。”又说：“没有断，也没有灭。”既然说一切归于无，又担心无反而使人陷入穷尽；既然说“断灭”，又担心断灭反而成为牵累。这样，他们的真实心情就可以看出来了。仲尼说过：“君子的中庸，是君子能够随时处于中道；小人的中庸，是小人无所忌惮。”老聃、庄周大概也接近于所谓中庸而又无所忌惮的人吧！●栾城应诏集卷四 ◆进论五首 【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