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应诏集卷九◆进策五道
臣闻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贤人君子,自洁于上,而民不免为小人;朝廷之间,揖让如礼,而民不免为盗贼,礼行于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于下而不能止。此犹未免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爱。而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悌廉耻之际。力田者,民之最劳,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妇之所不悦。强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悦,而使之有相爱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灾,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祸起于民之不自喜于力田。天下之乱,盗贼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乐业,此其祸起于民之不相爱,而弃其孝悌廉耻之节。夫自喜,则虽有太劳而其事不迁;相爱,则虽有强很之心,而顾其亲戚之乐,以不忍自弃于不义。此二者,王道之大权也。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山林饥饿之民,皆有盗跖趑趄之心,而闺门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友。朝廷之上,难有贤人,而其教不逮于下。是故士大夫之间,莫不以为王道之远而难成也。然臣窃观三代之遗文,至于《诗》,而以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难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为此之味也。故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耘播种之势,而述其岁终仓廪丰实,妇子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故曰:“▯▯良耜,ㄈ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其饣襄伊黍,其笠伊纠。其▯斯赵,以薅荼蓼。”当此时也,民既劳矣,故为之言其室家来饣盍而慰劳之者,以勉卒其业。而其终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享牡。有救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当此之时,岁功既毕,民之劳者,得以与其妇子皆乐于此,休息闲暇,饮酒食肉,以自快于一岁。则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尽力者有以轻用其力,而狼戾无亲之人有所慕悦,而自改其操。此非独于诗云尔,导之使获其利,而教之使其乐,亦如是云。且民之性固安于所乐,而悦于所利。此臣所以为王道之无难者也。盖臣闻之,诱民之势,远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与竞。今行于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无迁善之心,此岂非其远而难至者哉?明择郡县之吏,而谨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顽民不悛。夫乡党之民,其视郡县之吏,自以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于前,不为之愧。此其势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隐慝。此岂非其近而无所与竞者邪?惟其里巷亲戚之间,幼之所与同戏,而壮之所以共事,此则其所与竞者也。臣愚以为,古者郡县有三老、啬夫,今可使推择民之孝悌、无过、力田不惰、为民之素所服者为之。无使治事,而使讥诮教诲其民之怠惰而无良者。而岁时伏腊,郡县颇置礼焉以风天下,使慕悦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强不服之心。今不从民之所与竞而教之,而从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为伍,而何敢求望其万一。故教天下自所与竞者始,而王道可以渐至于下矣。
○第二道
译我听说,王道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大概是很深的。贤人君子在上面自我洁身,而百姓仍不免成为小人;朝廷之间揖让合乎礼仪,而百姓仍不免成为盗贼;礼在上面施行,淫乱邪僻放纵的心却在下面产生而不能止息。这仍然不能算王道已经成就。王道的根本,开始于百姓自己感到喜悦,完成于百姓彼此相爱。王者向百姓求取的事情,粗略说始于努力耕田,精微说则达到孝、悌、廉、耻的层面。努力耕田,是百姓最劳苦的事;孝悌廉耻,却是普通男女所不喜欢的事。要强迫他们做最劳苦的事,却使他们产生自我喜悦之心;劝导他们做不喜欢的事,却使他们产生相互亲爱的意愿。所以王道成就并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也实在深远。古代天下遭遇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上下不能相互保全;这种祸患起因于百姓不能因努力耕田而自得其乐。天下动乱,盗贼放纵,战争不息,百姓不以本业为乐;这种祸患起因于百姓彼此不相爱,抛弃了孝悌廉耻的节操。自己感到喜悦,即使事情极其劳苦,也不会改变;彼此相爱,即使心中有强横狠毒的念头,也会顾念亲戚的欢乐,不忍心让自己陷入不义。这两点,是王道的关键。如今天下人沉溺于工商利益,不喜欢务农,只有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才能,才安于田亩而不离开。山林中饥饿的百姓都有像盗跖那样窥伺、踌躇的心思;闺门之内,父子相互忿怒而不知道友爱。朝廷之上很难有贤人,而教化又不能达到下面。因此士大夫之间无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成就。然而我私下考察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读到《诗》,便认为王道的成就有可以改变而并不困难之处。人们不喜欢这些,是因为还没有尝到这些事情的滋味。圣人作诗,描写耕耘播种的情形,又叙述年终仓廪充实、妇女孩子欢喜快乐的情景,以此感动人的心意。所以说:“[OCR疑误]良耜,[OCR疑误]载南亩。播下各种谷物,果实充满其中而有生命。有的来观看你,还带着筐和[OCR疑误]。他们盛的是黍米,头戴的是[OCR疑误]帽。他们[OCR疑误]地除去荼蓼。”在这个时候,百姓已经劳累了,所以诗中替他们说出家人前来[OCR疑误]慰劳的话,以勉励他们完成事业。诗的末章说:“荼蓼腐朽了,黍稷茂盛了;收获得[OCR疑误],堆积得[OCR疑误]。” 它高大得像城墙,排列得像梳齿。打开一百间仓室,一百间仓室都装满了。妇女孩子安宁快乐,杀掉这[OCR疑误]牡。有[OCR疑误]的角,以此延续下去,继承古代先人的事业。”在这个时候,一年的农事已经完成,劳累的百姓可以和妇女孩子一起为此欢乐,休息闲暇,饮酒吃肉,使自己在一年劳作之后得到快慰。这样,勤劳的人有办法忘掉自己的劳苦,竭尽力量的人有办法觉得使用自己的力气并不艰难;那些凶暴狠戾、没有亲情的人也有所羡慕喜悦,从而自行改变操守。这不只是在《诗》中这样说,诱导百姓使他们得到利益,教导百姓使他们感到快乐,也同样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就安于快乐的事,喜欢有利的事。这就是我认为王道并不难实行的原因。我听说,诱导百姓的形势,远处不如近处,近处又不如同他们相互竞争的人。如今政令行于朝廷之中,田野百姓却没有迁善之心,难道不是因为距离太远、难以达到他们吗?明察选择郡县官吏,谨慎执行法律禁令;刑罚陈列于市,而顽劣百姓仍不悔改。乡里百姓看郡县官吏,自认为不是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只是害怕他们使用法律,袒露脊背在他们面前受鞭打,却不以此为羞愧。这种形势可以使百姓明白公开的罪过,却不能触及他们隐蔽的邪恶。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既近在身边,却没有可以同他们竞争的人吗?只有里巷亲戚之间,幼年时一起玩耍,成年后共同做事的人,才是他们真正相互竞争的对象。我愚见认为,古代郡县有三老、啬夫,如今可以让百姓推举选择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没有过失、努力耕田而不懒惰、平素受百姓敬服的人来担任。不要让他们办理政事,而让他们讥刺劝诫本地懒惰无良的百姓。每逢岁时伏腊,郡县应当适当设置礼仪来教化天下,使人羡慕喜爱这种行为,使百姓都有感到羞耻、勉强自己而不肯服输的心。如今不从百姓所与之竞争的人开始教导,却从他们平素所畏惧的人开始教导。至于平素所畏惧的人,百姓不把自己看作他们的同类,又怎么敢希望自己能达到他们万分之一呢?所以教化天下应从百姓自己能够与之竞争的人开始,王道就可以逐渐达到下层了。第二道
臣闻三代之盛时,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洁,以求为君子。父子相爱,兄弟相悦,孝悌忠信之美,发于士大夫之间,而下至于田亩,朝夕从事,终身而不厌。至于战国,王道衰息,秦人驱其民,而纳之于耕耘战斗之中,天下翕然而从之。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争首,以力搏力,进则有死于战,退则有死于将,其患无所不至。夫周秦之间,其相去不数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独喜于战攻,虽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窃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心知礼义之美,而亦不能奋不自顾以陷于死伤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其上之人实使之然也。然而闾巷之民,劫而从之,则可以与之侥幸于一时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远。而周秦之风俗,皆累世而不变,此不可不察其术也。盖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闻于乡党而达于国人者,皆得以登于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壮勇,能斩捕甲首者,得以自复其役,上者优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属其乡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则皆争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兴,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无以异于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势所以奔走天下,万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论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实在于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为,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国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与为爱,而朋友欲其相与为信,临财欲其思廉,而患难欲其思义,此诚天子之所欲于天下者。古之圣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势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争为其所求,以求称其意。今有人使人为之牧其牛羊,将责之以其牛羊之肥,则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趋其所利而从之,则可以不劳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尽力于樵苏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赏罚之轻重,则夫牧人将为牧邪?将为樵邪?为樵,则失牛羊之肥;而为牧,则无以得赏。故其人举皆为樵,而无事于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后樵之为得,此无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于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曳裾束带、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爵禄。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岂在是也!然天子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于一日之试,天下尚谁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试之可耻而不为者?《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臣以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开之以利而作其怠,则天下必有应者。今间岁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于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其所为求之者,止于其目之所见。是以尽力于科举,而不知自反于仁义。臣欲复古者孝悌之科,使州县得以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之人,时获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则天下宜可渐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谓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贤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趋于其利,则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渐复。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术欤!
○第三道
译我听说,三代兴盛时,天下人从普通百姓以上,没有不致力于修养自身、洁身自好,以求成为君子的。父子彼此相爱,兄弟彼此和悦,孝悌忠信的美德从士大夫之间兴起,向下达到田野百姓;他们早晚从事农事,终身也不厌倦。到了战国,王道衰败停息,秦人驱使百姓,让他们投入耕耘和战斗,天下人一齐顺从。田野百姓都争着从事刀枪旗鼓之事,以头颅争头颅,以力量拼力量;前进就会死于战争,后退就会死于将领,祸患无所不至。周、秦相隔不过数十年至百余年。周朝的小民都有向善之心,秦人却独独喜欢战争攻伐,即使面临死亡也不肯设法保存自己;这两种情况的原因,我私下知道。天下人不能从内心明白礼义的美好,也不能奋不顾身地陷入死伤之地。他们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上面的人使他们如此。然而里巷百姓被劫持而跟从,只能同他们侥幸求取一时的功劳,不能指望长久。周、秦的风俗却都延续几代而不改变,这种方法不可不察。周代的制度,是让天下士人孝悌忠信,名声在乡党中传扬并达到国人那里的人,都能够登进有关官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秦的法令是,让强健勇武、能够斩获敌军甲士首级的人得以自行免除徭役;上等的用爵禄优待,下等的都可以役使本乡里的人。天下人知道利益所在,就都争着去做,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呢?然而周因此兴盛,秦因此灭亡,天下人于是都责怪秦不能治理,却不知道秦用来役使天下人的办法,与周用来役使天下人的办法并没有不同。为什么呢?最便利的形势足以使天下人奔走,万世都不会改变。只是要看用什么方式役使他们罢了。如今天下的忧患,实在在于百姓昏昧而不知道教化。但我认为,罪过不在百姓,而在上面役使他们的办法或许还没有达到目的。况且天子向天下求取的是什么呢?人在家中,希望他孝顺;在国家中,希望他忠诚;对兄弟,希望他们彼此相爱;对朋友,希望他们彼此守信;面对财物,希望他想到廉洁;遇到患难,希望他想到义气。这确实是天子对天下人的期望。古代圣人有了这种期望就去追求,凭借形势来求取,使它自然实现。因此天下人争着去做天子所求的事情,以求符合他的心意。如今假设有人让别人替自己放牧牛羊,将要根据牛羊是否肥壮来责赏他,那么就会依据牛羊的肥瘦来决定他的利害。让牧人奔向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并顺从它,就可以不劳而坐享所希望的结果。如今若根据牛羊的肥瘦来考核他,却让他竭力砍柴拾薪,再根据柴薪多少来决定赏罚轻重,那么这个牧人究竟是要放牧,还是要砍柴?砍柴,就会使牛羊失去肥壮;放牧,就得不到赏赐。因此这个人全都去砍柴,而不再从事放牧。我们希望他放牧,结果他却认为砍柴才有所得,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今天下人从上面求取利益,究竟在哪里呢?士大夫写声病剽略之文,研习苟且记诵询问的学问,拖着衣裾、束着衣带,俯仰周旋,都是为了天子的爵禄。天子向天下所求的,难道在这些事情上吗?然而天子用来求取人才的办法只有这些,人们借以获得官职的途径也只有这些。因此这种情况不可改变。唉!想求得天下忠信孝悌的人,却在一天的考试中求取,天下还有谁会知道忠信孝悌值得喜爱,而知道一日考试可耻却不去做呢?《诗》说:“没有一句话得不到回应,没有一种德行得不到报答。”我认为,要得到所求的人才,就应当顺着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来求取,用利益引导他们,激发他们的懒惰;这样天下一定会有响应的人。如今隔年才选取一次天下人才,奇异之人、贤善之士本来应当有些出来进入其中。然而天下人不能深刻明白天子的意旨,只按照天子用来求取人才的方式去做,而这种方式不过限于眼前所能看见的东西。因此他们竭力应付科举,却不知道反求自身的仁义。我想恢复古代孝悌的科目,让州县能够和今天的进士科一样荐举并一同进用,使天下人时常得到孝悌忠信所带来的利益,并明确知道天子所希望的是什么。这样天下应当可以逐渐教化,以符合君上的要求。但我并不是说孝悌科一定能大量得到天下贤才,关键是要使天下人知道君上的意旨所在,各自奔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那么或许不等到教化,忠信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恢复。这大概也是周、秦用来役使人的方法吧!第三道
臣闻圣人将有以夺之,必有以予之,将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纳之于正,而无伤其心,去其邪僻,而无绝其不忍之意。有所矫拂天下,大变其俗,而天下不知其为变也。释然而顺,油然而化,无所龃龉,而天下遂至于大正矣。盖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纷乱而至于不可告语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后食其粟,蚕缫而后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获其报,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亲,则尽心于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则致力于友悌之节;欲求夫妇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务其所以致之之术。故民各治其生,无望于侥幸之福,而力行于可信之事。凡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亲戚子弟又为之死丧祭祀、岁时伏腊之制,所以报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笾豆▯簋、饮食酒醴之荐,大者于庙,而小者于寝,荐新时祭,春秋不阙。故民终三年之忧,而又有终身不绝之恩爱,惨然若其父祖之居于其前而享其报也。至于后世则不然。民怠于自修,而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皆归于鬼神冥寞之间,不知先王丧纪祭祀之礼。而其所以追养其先祖之意,皆入于佛老虚诞之说。是以四夷之教,交于中国,纵横放肆。其尊贵富盛拟于王者,而其徒党遍于天下,其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侈于天下之民。而中国之人、明哲礼义之士,亦未尝以为怪。幸而其间有疑怪不信之心,则又安视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执天下养生报死之权,而吾无以当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盖天下之君子尝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远复其故。其根之入于民者甚深,而其道悦于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悦,是以终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为养生报死皆出于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绝其教。欲纳之于正而伤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绝其不忍之意,故民之从之也甚难。闻之曰:“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作乎此者,必有以动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悦乎佛老之道,而悦乎养生报死之术。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悦之实,而去其所悦之名,则天下何病而不从?盖先王之教民养生有方,而报死有礼。凡国之赏罚黜陟,各当其处,贫富贵贱,皆出于其人之所当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无罪,行立而名声发,德成而爵禄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获福之因,故无惑于鬼神。而其祭祀之礼,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孙之意者,非有卤莽不详之意也。故孝子慈孙有所归心,而无事于佛老。臣愚以为,严赏罚,敕官吏,明好恶,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庙,严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报不得乘隙而制其死。盖汉、唐之际,尝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说未去;尝有去者矣,而赏罚不详、祭祀不谨,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复反其旧。今者国家幸而欲减损其徒,日▯月削将至于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犹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则其势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夺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无憾于见夺,而日安其新。此圣人所以变天下之术欤!
○第四道
译我听说,圣人将要从人那里夺取什么,必先有所给予;将要纠正什么,必先有所宽柔。把人引入正道,却不伤害他的内心;除去他的邪僻,却不割断他不忍舍弃的意愿。对天下有所矫正违拂,使天下风俗发生巨大变化,却让天下人不知道这是一种变化。人们释然顺从,油然受到教化,没有抵触,于是天下终于达到大正。天下百姓邪淫违法、纷乱到不可理喻的情形,并不是今世才这样。古代三代的百姓,耕田之后才吃自己的粮食,养蚕缫丝之后才穿自己的丝帛。想享有利益,就勤劳自己的力量;想得到回报,就厚实自己的施为;想求得父子亲爱,就尽心实行慈孝之道;想求兄弟和睦,就尽力遵守友悌的节操;想求夫妻相安、朋友相互信任,也无不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所以百姓各自治理自己的生活,不寄希望于侥幸的福气,而努力去做可以相信的事情。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道理,精细到了这种程度。等到不幸死亡,亲戚子弟又为死者实行丧葬祭祀和岁时伏腊的制度,用来报答先祖的恩德、安慰孝子的心意,十分完备而且有法度。笾豆▯簋以及饮食酒醴的供献,大的在宗庙举行,小的在寝室举行;荐献新物和时节祭祀,春秋都不缺少。因此百姓服丧满三年,又有终身不断的恩爱,悲痛得仿佛父祖就居于眼前,享受子孙的报答。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百姓怠于自我修养,而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办法,都归于鬼神幽冥之中,不知道先王丧纪祭祀的礼制。他们用来追念奉养先祖的心意,也都进入佛、老虚妄荒诞的学说。因此四夷的教法交杂进入中国,纵横放肆。它们的尊贵富盛可以比拟王者,徒党遍布天下;它们的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常比天下百姓更加奢侈。而中国人以及明智而懂礼义的士人,也未曾认为这有什么奇怪。幸而其中有人产生疑惑怪异、不肯相信的心,也只是安然旁观而不能除去它。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掌握着天下人养生和报答死者的权力,而我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所以才会这样而无法制止。天下君子曾经想除去它,也确实除去过;但除去不久便远远地恢复原状。它的根扎入百姓之中很深,而它的道理又以谄媚取悦百姓。世上的君子没有办法解除它所以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取悦百姓的方式,因此始终不能服从天下人的心意。天下百姓认为养生和报答死者都出自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替代它,却又要立即断绝它的教法;想把百姓纳入正道,却伤害他们的内心;想除去邪僻,却断绝他们不忍舍弃的意愿,所以百姓跟从我们十分困难。我听说:“河流枯竭,山谷就空虚;丘陵被夷平,深渊就充实。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必定会在那里产生影响。”天下百姓并不是喜爱佛、老的学说本身,而是喜爱养生报死的方法。如今如果能让他们得到所喜爱的实际内容,却除去他们所喜爱之物的名称,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病不能使其顺从呢?先王教导百姓养生有一定方法,报答死者有一定礼制。国家的赏罚黜陟,各自合乎相应的位置;贫富贵贱,都出自个人本来应当得到的结果。努力耕田而收获多,畏惧法令而没有罪过,行为正直而声名显扬,德行成就而爵禄到来。天下人都知道获得福报的原因,所以不迷惑于鬼神。祭祀的礼,是为了使祖宗得到仁厚的待遇,安慰子孙的心意,并不是粗疏而不详尽。因此孝子慈孙心有所归,而不必依靠佛、老。我愚见认为,应当严格赏罚,整饬官吏,明确好恶,谨慎授予和夺取,不赦免有罪之人,使佛、老所谓的福报不能苟且地迷惑活人的心。利用天下的爵秩,建立宗庙,严肃祭祀,设置尸、祝,有办法满足人子之心,使佛、老所谓的报应不能乘隙控制死者。汉、唐之际,曾经有人实行过这些办法,但佛、老学说没有消失;也曾经有人试图除去它,但赏罚不明确、祭祀不谨慎,所以它的道理牢固而不能除去,刚除去又恢复旧状。如今国家幸而想减少、削弱它的徒众,日日削减、月月削减,将达到灭亡。然而我愚昧地担心天下人仍然有不忍之心。天下人有不忍之心,这种形势就不可能长久除去它。所以我希望从它那里夺取,却有所给予;纠正它,却有所宽柔,使天下人在看见所爱之物被夺时没有遗憾,并且日益安于新的制度。这大概就是圣人改变天下的方法吧!第四道
臣闻管子治齐,始变周法,使兵民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而士乡十五。制鄙以为五属,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之政。国中之士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农不知战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卫农,农以资兵。发兵征行,暴露战斗,而农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沾体涂足,而士卒不知其劳。当是之时,桓公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弗刂零支,斩孤竹;西攘白狄,逾大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诸侯,筑夷仪,城楚丘,徜徉四方。国无罢敝之民,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君为之唱谋,使秦人莫不执兵以事战伐,而不得反顾而为农。阴诱六国之民,使专力以耕关中之田,而无战攻守御之役。二者更相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应;我能外战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战而后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谋也。自管仲死,其遗谋旧策,后世无复能用,而独其分兵与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废。何者?其事诚有以便天下也。今夫农夫竭力以辟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战斗之患。此人之情,谁不可者?然当今天下之事,与管仲、商鞅之时则已大异矣。古者霸王在上,仓廪丰实,百姓富足,地利已尽,而民未乏困,当此之时,谓之人有余。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遍,而蓬蒿藜莠实尽其利,人不得以为食,禽兽之所蕃息,当此之时,谓之地有余。古之圣人,人有余,则务在于使人,是以天下之人虽其甚蕃,而举无废功。地有余,则务在于辟地,是以天下之地,虽其甚宽,而举无遗力。今也海内之田,病于有余,而上之人务在于使人,不已过哉!臣观京师之兵,不下数十百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千人为辈,而江淮漕运之卒,不可胜计,此亦已侈于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为少减,是谓逆天而违人。昔齐桓之世,人力可谓有余矣,而十五乡之士不过三万,车不过八百乘。何者?惧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当厚兵之处,不过京师与西边、北边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远国或数千里,以为远人险讠皮,未可以尽知其情也,故使关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镇服其乱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远,遂莫之变。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乡,安其水土而习其险易,而特病其不知战。故今世之患,在不教乡兵,而专任屯戍之士,为抗贼之备。且天下治平,非缘边之郡,则山林匹夫之盗,及其未集而诛之,可以无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盗,则其为变,故亦非戍兵数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无备之处,乃当厚其士兵以代之耳。闻之古者良将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乐战。今之为兵之人,夫岂皆乐乎为兵哉?或者饥馑困踬,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无赖,既入而不能以自脱。盖其间常有思归者矣。故臣欲罢其思归之士,以减屯戍之兵,虽使去者太半,臣以为处者犹可以足于事也。盖古者有余则使之以宽,而不足则使之以约。苟必待其有余,而后能办天下之事,则无为贵智矣。
○第五道
译我听说管子治理齐国,开始改变周代的制度,使军人与百姓分居。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又把郊野划分为五属,设置五位大夫,让他们分别治理一属的政事。国中的士人充当士兵,郊野的百姓充当农民;农民不懂战争,士人不懂耕种,各自办理自己的事情,凭自己的劳动取得食物。士兵保卫农民,农民供给士兵。军队出发征战,暴露在外面作战,而农夫不知道他们的劳苦;农民深耕快锄,沾湿身体、泥污双脚,而士卒不知道他们的劳苦。在这时,齐桓公南征楚国,渡过济水、汝水,越过方城,望见汶山;向北讨伐山戎,攻取[OCR疑误]、令支,斩灭孤竹;向西排斥白狄,越过大行山,渡过辟耳溪。九次会合诸侯,筑夷仪,修筑楚丘城,往来四方。国内没有疲惫困乏的百姓,天下诸侯来往应接不暇。到了秦孝公想要兼并天下,商君替他倡导谋略,使秦人没有不拿起兵器从事战争的,却不能回头再做农民。他暗中诱导六国百姓,让他们专心耕种关中的田地,不承担战争攻守的劳役。两者交替发挥作用,天下最终不能抵抗秦国。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接连不断地出兵而不停止,他们却不能应战。我们能够对外作战而国内粮食不缺,他们却必须不作战,粮食才可以充足。这就是管仲、商鞅深远的谋略。自管仲死后,他遗留下来的谋略旧策,后世再没有人能够运用,唯独把军队与百姓分开的办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做法确实便利天下。如今农民竭尽力量开辟天下的土地,把所得的粮食集中起来供给天下的武士,并免除自己死亡作战的祸患。这合乎人的情感,谁会不能接受呢?然而当今天下的情形,与管仲、商鞅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古代霸王在上,仓廪充实,百姓富足,地利已经开发尽了,而百姓还没有困乏;这时叫作人口有余。如今天下的田地,快速耕作也不能全部耕遍,蓬蒿、藜、莠等杂草占满土地,地利完全未被开发,人们不能把它作为食物,反而成了禽兽繁殖栖息的地方;这时叫作土地有余。古代圣人,人口有余,就致力于役使人口,所以天下人口即使极其繁多,也没有荒废的劳力。土地有余,就致力于开辟土地,所以天下土地即使极其广大,也没有遗弃的力量。如今海内的田地,受困于土地有余,而上面的人却致力于役使人口,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我看京师的军队,不下数十万百万;沿边的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动辄以千人为一队;江淮漕运的士卒更是数不胜数,这在役使人口方面也已经过度了。况且人口不足,而役使人口的制度却不稍加削减,这叫作违逆天理、违背人情。从前齐桓公时代,人口力量可以说有余了,但十五乡的士人不过三万人,战车不过八百乘。为什么呢?因为担心不能长久。如今天下土地,需要大量驻兵的地方,不过是京师以及西边、北边的郡。过去太祖、太宗平定天下之后,四方远国有的相距数千里,认为远方之人险诈,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情形,所以让关中的士兵前往驻屯,用来镇压、制服他们的乱心。等天下已经安定,四海成为一家,却因循日久,终于没有改变这种做法。天下的军队,没有比各自居住在乡里更好的;安于当地水土,熟悉当地险易,只是担心他们不懂战争。所以当今的忧患,在于不训练乡兵,却专门任用驻屯戍守的士兵来准备抵抗贼寇。况且天下太平,除了边境郡县之外,不过是山林中的平民盗贼;趁他们尚未聚集就诛除,可以不动用大军。假如出现大盗,他们造成的变乱,也不是数百、数千名戍兵所能制服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至于要塞之地、不可不防备的地方,才应当增加士兵来代替他们。听说古代优秀将领用兵,不求人数多,而求士兵乐于作战。如今做士兵的人,难道都乐意当兵吗?有的人因为饥荒困顿,不能养活自己;有的人年少无赖,入伍之后又不能自行脱身。其中常常有思念归乡的人。所以我希望裁撤那些思念归乡的士兵,以减少屯戍之兵;即使让离去的人超过一半,我认为留下的人仍然可以满足军事需要。古代有余裕就宽缓地役使百姓,不足就约束地役使百姓。假如一定要等到人口有余之后,才能办理天下事务,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智慧了。第五道
臣闻近代以来,天下之变备矣。世之君子随其破败而为之立法,补苴缺漏,疏剔棼秽,其为法亦已尽矣,而后世之弊常不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暂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维持至于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独受其责,其病最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遗策,又莫不尽废而不举,是以为国百有余年而不至于治平者,由此之故也。盖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败,而民事大坏,纷纷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众而贫民失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以势相役,收太半之税。耕者穷饿,而不耕者得食。以为不便,故从而为之法曰:限民名田,贵者无过若干,而贫者足以自养。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余,则思以为骄奢。骄奢之风行于天下,则富者至于破其资畜,而贫者耻于不若,以争为盗而不知厌。民皆有为盗之心,则为之上者甚危而难安,故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过,而少者无所慕也,以平风俗。此贾生之法也。民之为性,丰年食之而无余,饥年则转死沟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贾乘其不足而贵卖之,以重其灾,因其有余而贱取之,以待其敝。予夺之柄归于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为敛,藜藿不继而不为发,故为之法曰:贱而官为籴之,以无伤农,贵而官为发之,以无伤末。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为兵,入而为长。出兵临敌,则国有资粮之忧;而兵罢役休,则无复养兵之费。及至后世,海内多故,而征伐不息,以为害农,故特为设兵以办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伤农者,而要其终衣食之奉,农亦必受其困,故为之法曰:不战,则耕以自养,而耕之闲暇,则习为击刺,以待寇至。此赵充国之法也。盖古之遗制,其不可施于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复以为说,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未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欤?臣闻事固有可以无术而行者,有时异事变,无术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齐众以立制,是无术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籴以救灾,屯田以宽农,是无术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贤君在上,用度足而财不竭,捐其有余,以备民之所不足,而不害于岁计。今者,岁入不足以为出,国之经费犹有所不给,而何暇及于未然之备?古者将严而兵易使,其兵安于劬劳,故虽使为农而不敢乱。今者天下之兵,使之执劳者,皆不知战,而可与战者,皆骄而不可使,衣食丰溢,而筋力罢惫,且其平居自处甚倨,而安肯为农夫之事?故屯田平籴之利,举世以为不可复者,由此之故也。曷亦思其术矣?臣尝闻之:贾人之治产也,将欲有为而无以为资者,不以其所以谋朝夕之利者为之也。盖取诸其不急之处而蓄之,徐徐而为之,故其业不伤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余之取于民者,亦非其正矣。茶盐酒铁之类,此近世之所设耳。夫古之时,未尝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为国亦无所乏绝。臣愚以为可于其中择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岁以为平籴之资,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余,则不复有所顾惜,而发之也轻。发之也轻,而后民食其利,其与今之所谓常平者,亦已大异矣。抑尝闻之,人之牧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马彘之相去未能几也,而犹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强之以为农,此其不从,固无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盖亦告之以将屯田而募焉。人固有无田以为农而愿耕者,从其愿而使之,则虽劳而无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则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复补,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尽矣,而其守法者,常至于怠惰而不举。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于今者,而不求古之遗法而依之以为治,可不大悲矣哉!
●栾城应诏集卷十
◆进策五道
【民政下】
○第一道
译我听说近代以来,天下的变故已经十分完备。世上的君子随着各种弊败而制定对策,弥补缺漏,疏理纷乱污秽,他们所制定的法令也已经无所不至了,可是后世的弊病却常常并未因此稍稍止息。法令刚刚建立便随即废亡,百姓暂时享受它的利益却不能长久。因循维持直到今天,承受历代君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却独自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如今的弊病最为繁多,而古人实行过的遗策又无不被废弃、不再施行,所以建国一百多年却不能达到太平治理,原因就在这里。天下的多灾多难,大概起源于井田制的灭亡。田制一败坏,民政便大大败坏,纷纷扰扰而无法遏止。起初,兼并土地的人越来越多,贫民便失去了谋生的职业;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富者田地连延到田间小路,以势力役使他人,收取超过一半的赋税。耕田的人困穷饥饿,不耕田的人反而能够得到食物。人们认为这样不合理,于是制定法令说:限制百姓占有田地,贵族不得超过若干亩,而贫民则使其土地足以自养。这就是董生的法令。天下人兼并土地而有余,就想着用它来骄奢。骄奢之风遍行天下,富人甚至耗尽自己的资财蓄积,贫人以不如富人为耻,争相作盗而不知满足。百姓都有作盗的心思,那么在上位统治他们的人就十分危险而难以安宁,所以制定法令说:建立制度,明确等级,使财物多的人不得超过限度,而财物少的人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以此平定风俗。这就是贾生的法令。百姓的本性是,丰年吃完粮食还没有余剩,饥年便转死于沟壑而无人救济。富商大贾乘百姓物资不足而抬高价格出售,以加重他们的灾难;又趁百姓物资有余而低价收买,以等待他们困弊。取予的权柄归于豪强,而上面却不知道收取储备;粮食狼藉满地却不加收聚,连藜藿都接续不上却不发放储粮,所以制定法令说:粮价低时由官府买进,以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由官府发放,以免伤害商人。小饥荒便发放小熟年的储粮,中等饥荒便发放中熟年的储粮,大饥荒便发放大熟年的储粮。这就是李悝的法令。古代三代的军队,出外便作士兵,入内便作乡长。出兵面对敌人时,国家有筹集粮资的忧虑;战争结束、徭役停止时,又没有长期养兵的费用。到了后世,天下多有变故,征伐不停止,认为这会妨害农业,所以特意设置军队来办理天下的军事。开始似乎不伤害农业,但推究到最后,军人的衣食供给,农民也必然承受其困苦,所以制定法令说:不打仗时,便耕田自养;耕作的闲暇,则练习击刺,以等待敌寇到来。这就是赵充国的法令。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不能施行于今天的很多。但我不敢再把它们作为空谈,而这四种制度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却不实行的。既然知道却不实行,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听说事情本来有可以不用什么方法便实行的,也有因时势不同、事情变化而没有方法就不能实行的。按名田制度平均百姓的土地,建立等级制度使众人齐平,这是不用特别谋略便可以直接实行的;平价买粮以救灾,实行屯田以减轻农民负担,这是没有相应办法便不能实行的。古代贤君在上,费用充足而财物不会枯竭,拿出多余的财物,来补充百姓的不足,却不妨害一年的财政计划。如今每年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支出,国家的经费尚且有供给不上的地方,哪里有空暇顾及尚未发生的储备呢?古代将领严明而士兵容易役使,士兵安于劳苦,所以即使让他们务农也不敢作乱。如今天下的士兵,让他们服劳役的,都不知道作战;可以与敌作战的,又都骄纵而不能役使。他们衣食丰足,筋力却已经疲惫,而且平日自处十分倨傲,哪里肯做农夫的事情?所以屯田、平籴的好处,世人都认为不能恢复,原因就在这里。难道也不想一想实行的方法吗?我曾听说:商人经营产业,想有所作为却没有资本时,并不拿那些只能谋求朝夕小利的东西作为资本。大概是从不急需的地方取出财物积蓄起来,慢慢地经营,所以产业不受损害而事情能够成功。天子的正道,是收取租税来取得粮食和衣服;至于其他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东西,也都不是正当的赋税。茶、盐、酒、铁之类,是近世才设置的。古代从未有这四种物品的税收,却也不曾使国家缺乏什么。我认为可以从其中选择一种,置于日常费用之外,每年把它作为平籴的资本;既然已经置于日常费用之外,便不再顾惜,发放时也容易。发放容易,百姓后来便能享受它的利益,这同今天所谓的常平法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又曾听说,牧马的人不能让马与猪同栏畜养。马和猪相距并不远,却仍然不能这样做。如今的士兵,是按士兵身份招募来的,却想强迫他们成为农民;他们不服从,本来就没有什么奇怪。现在若想让士兵屯田,大概也应先告诉他们将要屯田,再按此招募。确实有人没有田地务农却愿意耕种,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使用他们,那么即使劳苦也不会有怨言。如果屯田的士兵已经很多而且可以使用,那么那些不耕田却吃粮的人,便可因其死亡而不再补充,等待他们自然衰减。唉!古人治理天下祸患的方法,大概已经大致穷尽了,可是守持这些法令的人,常常懈怠而不实行。因此世上的弊病总好像是最近才产生的,却不寻求古代遗留下来的法令,依靠它来治理,难道不可悲吗!●《栾城应诏集》卷十 ◆进策五道 【民政下】○第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