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后集卷七◆历代论一

译尧在位时，洪水泛滥成灾。按道理推想，尧治理国家，应当日夜不忘洪水才是。现在考察《尚书》，看他施政的先后次序：先命令羲和整治四时，致力于农事；这才是他优先办理的事情，并不是先命令鲧治水。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于是尧命令四岳推举贤人来让出帝位。四岳称赞舜的德行说：“父亲顽固，母亲昏乱，象傲慢无礼，但舜能够用孝道使他们和谐，勤勉恭敬而又诚恳，不使他们达到奸恶。”尧认为确实如此，便任用舜，君臣之间没有一个人提到洪水。舜开始摄政后，罢黜鲧而任用禹，洪水于是平息，天下因此安定。尧、舜治理国家的缓急先后，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假使五教不明，父子不亲，兄弟互相残害，即使没有水灾，要想求得一天安宁也不可能；假使五教已经修明，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洪水即使尚未除去，也一定会有人能够治理它。从前孔子谈论政事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三者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剩下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任就无法立足。”古代圣人的忧虑深远，就是这样。世上的君子，凡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都说要使国家富足、军队强大。他们担心国家不富裕，便侵夺小民；担心军队不强大，便欺凌虐待邻国。富强的好处最终没有得到，却说尧、舜、孔子不切合实际，真是危险啊！【三宗】黄帝、尧、舜，寿命都达到百年，享有国政都达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说商代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在中年接受天命，享国五十年。自汉代以来，贤明君主在位的时间都比不上这些。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这些都是近世的明主，然而同《无逸》中所说的“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闻小人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也没有很大的差别。至于享国长久的，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唐文帝、唐玄宗，都因为统治日久，逐渐导致大乱，有的因此丧失国家，有的仅仅能够保全自身。原因是什么呢？君主的财富，是常人的千万倍；丰厚的饮食服饰、奢靡的声色享受，足以损害自身的东西太多了。朝夕沉溺其中而没有办法抵御，最终早夭而死，是形势所必然。幸而长寿，就会因享用物资过多而长久损害百姓；又自负为圣人，轻视蔑视臣下，以至丧失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古代的贤明君主，必定立志学习，通达性命的根本而知道德的重要；他们看待子女、玉帛，同粪土没有区别。他们用来修养自己的方法，竟然同山林中求学修道的人相近，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君位而没有祸害。傅说告诫高宗说：“君王，人应当追求多闻，时时建立功业；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收获。不以古代为师来办事，想要成就长久的事业，我傅说没有听说过。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务必及时勤勉，他的修养才会到来，确实应当把这些牢记在心，道德积累在自身；学习是教人的一半，也要想到始终遵守常法并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便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要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错。”唉，傅说大概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周公言】

译周公治理周朝的办法，没有比《周礼》记载得更详细的了。然而依我看，秦、汉诸儒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改动它的地方很多，并不是周公没有留下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周的西都，就是今天的关中；东都，就是今天的洛阳。两座都城都位于北山的南面、南山的北面；它们东西长，南北短。南北的短与东西的长相互补足，不超过千里，古今都是一样的。但《周礼》说：王畿广大，四方相距千里，像画出的棋局一样；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彼此相距都为百里。方圆千里的土地，实际上没有地方容纳这些划分，所以王畿内远近各项制度，大多只是空话。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一点。《尚书》说：“武王灭商而恢复商代的政制，爵位只设五等，分封土地只分三等。”所以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公、侯各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达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诸侯，叫作附庸。”郑国子产也说，古代所说的封建大概就是这样。但《周礼》说：诸公的土地方圆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一百里，同古代的说法不同。郑玄知道这说不通，便解释说：“商代的爵位有三等，武王增加了子、男二等；它们的土地仍沿用商代的旧制。周公扩大九州的范围，才都按照周官的制度增加土地。这样，千乘的赋税，就要从一成方圆十里的土地出车一乘；千乘就要有千成土地，非公侯之国不能容纳。”我私下里对此发笑。武王分封土地，周公扩大土地，按这种形势必然要兼并别人的土地；一旦兼并，就必然要迁徙居民。一个公爵封国扩大的结果，会使十六个子、男之国迁徙。面对几个大国，天下必然全都骚扰不安。这是书生的议论，而拥有国家的人不会这样做。传记中有这样的说法：“方圆一里划为九井，十井为一乘。” 所以，方圆十里的城邑有百乘，方圆百里的国家有千乘，方圆千里的国家有万乘，这是古代的制度。否则，百乘之家就应有方圆百里的土地，万乘之国就应有方圆数圻的土地；古代没有这种情况。《论语》说：“千乘之国，夹处于大国之间。”千乘之国虽是古代的大国，在衰落的周代却只是小国。然而孔子仍说：“怎么能见到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说它不是国家呢？”既然如此，即使是衰周各国的强大卿大夫之家，也还有达不到五十里的。韩氏、羊舌氏是晋国的大夫，他们家的赋税相当于九县，拥有九百辆长毂战车；其余四十县，留下守备的兵车四千辆。说一个县有百乘可以，说一个县有百里土地却不可以。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二点。王畿以内，公邑实行井田制，乡遂实行沟洫制。这两种制度，都是一夫受田百亩，五口之家出一夫服役，百亩土地纳税十分之一，大体没有不同。然而井田制从一井向上，直到一同方圆百里，它用来疏通水利的有沟、洫、浍三种；沟洫制推到一万夫，土地方圆三十二里半，它用来疏通水利的有遂、沟、洫、浍、川五种。作用利弊相同而制度却不同，是因为土地较少而能够广泛发挥作用。这也是拥有国家的人不会采用的办法。楚国的▯掩任司马时，平整原野，划分低地；平坦的河川和广阔的沼泽，可以划为井田的就划为井田；在高地和堤防之间，狭窄得不能划井田的，就划成町。〈杜预把“町”解释为小块田地。〉这些都是根据地形来制定宽窄多少的差异。井田和沟洫大概也是这样，并不是公邑必定实行井田，乡遂必定实行沟洫。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三点。这三点既然不可信，那么《周礼》中凡是诡异而远离人情的内容，都不足以相信。古代圣人有因事立法、使人便利的，却没有立法来强迫人的。立法强迫人，正是迂腐儒生扰乱天下的原因。【五伯】五霸之中，齐桓公、晋文公最为盛大。但考察他们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齐桓公率诸侯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陉地而不前进，等待楚人发生变化。楚国派屈完到军中，桓公排列诸侯军队，和屈完同乘一车观看。屈完见齐国军队强盛，害怕了，便请求结盟。诸侯军队已经列阵，却没有交战；桓公退兵驻扎在召陵，和楚国结盟后离去。这难道是不能一战吗？是知道交战未必能胜，而战胜楚国所得的利益不过是使楚国服从。保全军队的功劳大于击败敌人，所以用不战而使楚服从，并不以此为可惜。晋文公率诸侯在城濮与楚军相遇，楚人请求交战。文公想到楚人曾有恩于自己，便退兵避让楚军九十里。军吏都来劝谏，舅犯说：“我退兵而楚军回去，我还要求什么呢？如果楚军不回去，您退让而臣下冒犯，理亏就在他们了。”晋军退却而楚军不停止追击，于是晋军击败楚军，杀死子玉。假使文公退兵而子玉停止追击，那么文公使楚国服从，也会和齐桓公一样，没有战胜的功劳了。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用兵，不是迫不得已就不交战；这就是他们能够保全军队、保卫国家，在诸侯中没有敌手的原因。到了宋襄公，国小而德薄，却想求得诸侯拥戴，凌辱邾国、曾阝国的国君，为争夺郑国而激怒楚国，军队战败、本人死亡都来不及顾及；虽然窃取了霸主的名号，实际上并不是霸主。后来秦穆公东面平定晋国的内乱，西面讨伐各戎族；楚庄王攻克陈国，进入郑国，取得胜利却不占有它，都有霸主的风范了。然而秦穆公听信杞子的计策，违背蹇叔的意见而任用孟明，长途奔袭郑国，在殽地覆灭了军队；虽然悔过自誓，事迹还被列入《周书》，却不能向东征伐中原诸国，以最终成就霸业。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命令他不得向宋国借道。申舟知道自己必死，但庄王不听，宋人便杀了他。庄王听说申舟死了，挥袖而起兵讨伐宋国，围城九个月，和宋国结盟后离去。虽然号称能够使宋国服从，但君子认为这只是一次因不借道而发动的战争。齐灵公、楚灵王所做的事，庄王也做了，又怎么还能算霸主呢？唉，这两位君主都是贤君，只因一次用兵不合义，几乎狼狈不堪，不能和齐桓公、晋文公并列，更何况其余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管仲】

译先父曾说：管仲多次使诸侯会盟，使天下归于匡正，辅佐桓公成为霸主，孔子称许他的仁德；但他不能制止五位公子的争乱，使桓公死后不能下葬，孔子说：“管仲大概是有原因才导致这种结果的吧！”管仲自身有三处宅第，桓公宫中有六名受到宠爱、待遇如夫人的女子，而管仲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本来就是嫡子与庶子争夺祸乱的根源。然而桓公年老时，管仲和桓公一起谋划身后之事，知道各位公子必然争夺，于是把太子托付给宋襄公。父子之间的事情，竟到了要让外人参与的地步，智者难道只能做到这样吗？唉，三处宅第、六名宠妾的祸害，是沉溺于淫欲而不能自我克制；如果连自己都不能约束，还能约束别人吗？《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四方尚且顺从他，更何况家人呢？《左传》说：“管仲病重将死，桓公问谁可以任相。管仲说：‘没有人比君主更了解臣下。’桓公说：‘易牙怎么样？’他回答：‘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可用。’桓公说：‘开方怎么样？’回答说：‘背弃亲人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桓公说：‘竖刁怎么样？’回答说：‘自行阉割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信。’ 管仲死后，桓公不采纳他的话，最终亲近这三个人，两年后祸乱发生。”世上从来不曾没有小人，只要有君子加以防范，小人就不能施展他们的智谋。《论语》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去了。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去了。”难道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诛杀吗？管仲知道小人不可任用，却没有办法防制他们，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对内既不能修治自身，对外又不能任用贤人，反而把改朝换代的忧患托付给宋襄公，使祸乱已经形成之后，才由宋人用武力加以纠正。唉，太危险了！这就是先父过去的论说。【智罃、赵武】齐桓公保存了三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并把它们交付给诸侯，在义理上比晋文公做得多；然而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此后不能再称霸。晋文公的子孙世代担任盟主，二百多年间与《春秋》相始终。这是什么缘故呢？即使晋襄公、晋悼公的贤能，是齐国所没有的，但他们所以能保住霸业而不失去，还是另有原因。霸主强盛，不是能够用武力使诸侯服从难，而是能够不用武力使诸侯服从更难。晋文公之后，前有智罃，后有赵武，都能不用兵而使诸侯服从。这就是晋国没有失去霸主地位的原因。晋悼公和楚国争夺郑国，三次会合诸侯军队，形势足以攻取郑国并击退楚军。晋国群臣中行偃、栾黡一类人想通过一战使楚国服从的很多。只有智罃担任中军将，知道用兵的艰难、胜负不可预料；他三次与楚军相遇，都拖延时间、寻找借口，不同楚军交战，最终使楚军疲惫而使郑国服从。这就是智罃不用兵的功劳。晋悼公死后，晋平公即位。平公比不上悼公，但能够委任赵武。赵武曾和楚国的屈建在宋国召集诸侯大夫，寻求停止战争。赵武在这件事上有两种仁人的心怀。当时还没有结盟，屈建藏着铠甲，准备袭击赵武。赵武和叔向商议此事，叔向说：“以诚信召人，却用欺诈来成就它，谁还会和他交往？又怎么能伤害我们呢？”赵武听从了他的话。事情最终办成，楚国不敢行动。将要结盟时，晋、楚两国争着先歃血。叔向又说：“诸侯归附的是晋国的德行，不是归附主持盟誓时谁的尸体先到。您只管修德，不要争先。”赵武也听从了，反而让楚国先行。这两件事，不是仁人做不到。为什么呢？别人将要藏甲袭击我，我也藏甲等待他，这是形势必然会导致的结果；不幸不能取胜，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侥幸取胜，晋、楚两国的祸患也必然从此开始。晋国作为盟主，一向都是诸侯中先行的。晋国还没有失去诸侯，楚国却要求先行；如果和它争，楚国一定不会听从，晋、楚的祸患也一定从此开始。然而这两件事，都是常人感情所不能忍受的。忍让近于软弱，不忍让近于强硬，而赵武能够忍让。晋、楚两国没有争斗，诸侯因此得到安宁。所以我认为赵武有两种仁人的心怀。晋国之所以没有失去诸侯，赵氏之所以最终在晋国兴盛，都是由于这个缘故。《春秋》记载宋国的盟会，确实把晋国列在前面、楚国列在后面，孔子也认可这种做法吗？【汉高帝】高帝进入秦国时，在武关交战一次，兵器没有沾血就到达了咸阳。这是天意，不是人的谋划。秦国灭亡时，诸侯一齐起兵，争着先入关。秦国派章邯出兵攻击他们。秦国虽然无道，但军队当时正强盛；诸侯虽然锐气旺盛，却都是乌合之众，他们不能敌过秦军是很明显的。然而诸侯都起自群盗，不熟悉用兵的形势，凌辱践踏郡县，习惯于迅速取胜，不知道秦国还不可攻打。于是章邯一出兵就杀死周章，击破陈涉，迫降魏咎，杀死田儋，兵锋所到之处，像捕猎狐兔一样，毫不费力便平定了。后来才和项梁交战，苦战多次，然后击败他。项梁虽死，但秦军的锐锋也大略耗尽了。然而章邯认为楚地的将领已不足以再加忧虑，于是渡过黄河北上攻击赵国。章邯既已北去，秦国国内就空虚了。到这时秦国才可以攻打，而高帝乘机进取。这正是兵法所说的避开坚实之处而攻击空虚之处。大概是天命，不是人的谋划。项梁死后，楚怀王派宋义、项羽去救赵。项羽想和沛公向西进入关中。怀王的老将们都说：“项羽这个人残暴凶悍，祸害百姓；他曾攻打襄城，襄城没有一个活口，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残破毁灭。况且楚国多次进攻都失败，先前陈王、项梁都败了，不如改派一位长者扶持正义向西进军，向秦国父老说明来意。秦国父老长期苦于秦王的统治，如果确实能得到一位长者前往，又不侵扰暴虐，应该可以攻下秦国。”最终没有答应派项羽，而是派遣沛公。沛公刚进入关中，项羽已经到了黄河北岸，正和章邯相持。章邯虽然想回兵救援秦国，形势却已经不允许了。怀王派沛公本来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是章邯、项羽在黄河北岸相持，沛公也不能成功。所以说，这是天命，不是人的谋划。【汉文帝】

译老子说：“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汉文帝用柔和的方式治理天下，刚强的人都像乘着风一样随之倒下。尉佗在南越称帝，文帝恢复他的祖坟，又召见并厚待他的兄弟。尉佗取消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骜不驯，凌驾欺侮中原。文帝谦恭地给它写信，并厚赠缯帛和絮绵。虽然未能完全使匈奴调顺，但兵革祸乱比武帝时代少了十分之八九。吴王刘濞包藏祸心，称病不上朝。文帝赐给他坐几和手杖，刘濞便没有机会发怒，叛乱因而没有发生。假使文帝还在位，不出十年，刘濞也已经老死，那么东南的叛乱就没有由头发生了。到了景帝不能忍耐，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诸侯封地。刘濞借此号召七国，向西进军入关。汉朝派出三十六名将军，竭尽天下力量，才勉强将其击破。晁错说：诸侯强大，削减封地也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封地，反叛会早而祸患小，不削减，反叛会迟而祸患大。世人都认为他的话正确，我认为不是这样。如果像文帝那样忍耐而不削藩，刘濞一定不会反叛。拖延几年以后，变故不会只有一种，可以慢慢根据变化而作准备，制约他的办法本来就很多。猛虎在山中，每天吃牛羊，人不能忍受，便拿着戈去刺杀它；幸运就虎死，不幸就人死，这样造成的祸害来得太快了。晁错的计策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能够加高墙垣、挖深陷阱，时时窥伺并谨慎防备，老虎怎么一定会造成祸害？这就是文帝防备吴王的方法。唉！替天下考虑祸患，却让喜欢虚名、贪图利益的小丈夫来处理，能够不成为晁错的，实在很少！【汉景帝】汉朝的贤君，都说是文帝、景帝。文帝宽厚仁慈、气度宏大，有高帝的风范。景帝嫉妒好胜而少恩，没有君主的气量，实际上远不能和文帝相比。景帝还是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来朝见，和景帝下棋时争夺棋路，景帝发怒，用棋盘把他打死。刘濞的叛逆，势头就是由此激发的。张释之是文帝的名臣，因为弹劾奏报一事的怨恨，被斥退而死于淮南。邓通是文帝的宠臣，因为文帝曾为他吮吸毒疮的怨恨，受到困辱逼迫直到死去。晁错起初和景帝谋划削减诸侯封地，景帝违背众议而任用他；等到七国反叛，袁盎一番劝说，景帝便用欺诈手段把晁错斩于东市，丝毫不顾惜他。周亚夫担任大将，折损吴、楚军的锐气，几个月内平定大难；等到他担任丞相，坚守正道而不阿附，景帝厌恶他倔强不屈，便以无罪杀了他。梁王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景帝骄纵顺从他，几乎导致他死亡。临江王刘荣是太子，因为母亲失宠，竟使酷吏杀死他。景帝在君臣、父子、兄弟关系上，背离义理、伤害道德，竟到了这种地步。推究他能够保全自身、保卫国家，并和文帝一起被称为贤君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改变恭敬节俭的作风。《春秋》的原则是：弑君的事件称君主，是说君主无道；称臣下，是说臣下有罪。然而陈国的陈侯平国、蔡国的蔡侯般，都是因为无道而被弑杀，记载弑君时却都称作臣下，是因为认为罪行没有牵连百姓。像景帝违背正道的地方不止一处，却仍称为贤君，难道不是因为他亲身实行恭敬节俭，罪行没有牵连百姓吗？这可以作为不恭敬节俭者的警戒。●《栾城后集》卷八 ◆历代论二 【汉武帝】天下事情的利弊，并不难知道。士大夫心境平和、气息安定，对上不被名声迷惑，对下不被利益惊吓，大多能够看清利弊。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听到天下事务极少，知道其中一点却不能通晓另一点，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祸害；而那些喜好名声、贪图利益的臣子窥探君主的心意，迎合他的恶好，于是利害的真实情况便被扰乱了。汉武帝即位三年，年纪还不到二十岁，闽、越一起起兵包围东瓯。东瓯告急，武帝询问太尉田蚡。田蚡说：“越人彼此攻伐，是常有的事，而且屡次反复，不值得烦扰中原出兵救援。”武帝派严助责问田蚡说：“只担心力量不能救援、恩德不能使它复归罢了。果真有能力，为什么要抛弃它？小国因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它还可以向谁申诉呢！”武帝驳倒田蚡的意见，派严助持节征发会稽郡军队救援东瓯。从此以后，征讨南越，攻伐朝鲜，讨伐西南夷，兵革的灾祸扩展到四方夷族。两年后，匈奴请求和亲，大行王恢请求攻打匈奴，御史大夫韩安国请求答应和亲，武帝听从了韩安国的意见。第二年，马邑的豪强聂壹借王恢的话说：“匈奴刚刚和亲，亲近信任边境，可以用利益诱使它前来，埋伏军队袭击它，这是必胜的办法。” 武帝命公卿商议此事，韩安国、王恢反复争论得非常激烈。武帝听从王恢的意见，让聂壹出卖马邑城来诱骗单于。单于察觉后离去，汉军出动却没有功劳。从此匈奴侵犯边境，直到武帝去世，年年不得安宁，天下几乎大乱。这两件事中，田蚡、韩安国都知道那不是正确做法，却被能言善辩的人逼迫，不能为自己申辩。武帝一心求取功名，不追究利害的实际情况，便仓促听从了他们。到晚年时，灾祸一齐发生，对外百姓耗损流散，对内骨肉相互残杀；即使悔过自责，事情也已经无法挽救了。然而严助因为和淮南王交往，被张汤论罪杀死；王恢因为没有攻打匈奴，也因罪被处死于市。两人的罪都不至于死，却不能免于大刑，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是祸乱的开端、因此获罪，为上天所不赦免吗？【汉昭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