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九

译侯邦国，为的是反复叮嘱，使四方百姓谨慎遵行。大理寺，是陛下掌管司法的机构。如今另外设立防酌之官，有司刚定了罪，却又议论其中出入的分寸，这是把裁定与否交由人情来决定，而使法官不能守住自己的职责。"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必须先正名分。"臣认为"防酌"这个名目不正当，应当废除。于是朝廷罢除了这个机构。

长庆二年，刑部员外郎孙革奏报，依据京兆府的呈文："云阳的大力士张涖欠康宪钱米，康宪前去索讨，张涖乘着酒醉拉扯康宪，气息将要断绝。康宪的儿子买得，年方十四，前去救护父亲，因为张涖是个大力士，不敢用手挥打解救，便拿起木锹击打张涖，打中头部见血。三天后张涖死了。依律：父亲被人殴打，儿子前去搭救而将殴打者打成折伤的，比照一般斗殴罪减三等；若打死了人，则依照通常律法论处，那么买得应当判处死刑。"臣认为，律令是用来防止凶暴行为的，孝行是用来弘扬教化的。如今买得是为救父亲于危难，这是出于本性的孝顺，而非凶暴；他打张涖，是心中情急，而非凶恶。他年纪尚在总角垂髫之时，正表现出父子之间的至亲之情。若非受圣朝教化熏陶，一个孩童怎能做到这样？《礼记·王制》讲五刑之理，必定要推究父子之间的至亲之情；《春秋》大义，讲究推究本心来定罪；《周书》之所以训导各种刑罚都要有所变通，正是这个道理。如今买得生逢皇上教化，年幼便深合至孝之道，恳请怜悯宽宥，全凭圣上的慈悲。皇帝下诏：康买得尚在童年，却能懂得为子之道，虽然杀人依律当死，但他是为父亲而杀人，实在可怜。若照严酷的刑律处死，恐怕有失体察实情、原谅本心的道理，应交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同年，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说："依据刑部和大理寺所断的案子，依律凡不是因斗殴、无缘无故而杀人的，叫做故杀。如今姚文秀是因事而杀人的，那就不算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坚持的说法，依律，互相争执叫做斗，互相殴打叫做殴，双方交手斗殴致死，才叫做斗杀。如今阿王被殴打得体无完肤而死。"姚文秀经过检验，身上完全没有伤痕，不能称作互相殴打。阿王当夜已死，又何谈"相争"？既非斗殴，姚文秀又蓄积怨怒，这就是故杀。臣谨按律疏说："不是因为斗殴、无事而杀人的，叫做故杀。"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斗殴这件事，而不是指其他的事。如今大理寺、刑部所坚持的说法，认为姚文秀是因为妻子有过错而愤怒，这就不算"无事"，既然是"有事"，因此殴打致死，那就不算故杀。这种说法只用了"无事"两个字，却不引用"争斗"这个上下文，如果这样，那天下人岂不都可以借故杀人，杀了人之后就说"我是因事而杀，不是故杀"，这样行吗？况且天下哪有无缘无故杀人的呢？可见"事"字正是指争斗之事，而非其他的事。再说，凡是说因斗殴而致人死亡的，是指本来没有仇怨，偶然发生争执斗殴，一殴一击，没想到就死了，这样才不算故杀，因为其本来就没有杀人之心。如今姚文秀怨恨妻子很深，积怨已久，殴打得体无完肤，当夜便死，察其情状，绝非偶然，这不是故杀，又是什么呢？如果因为事先有争吵谩骂，就不算故杀，那么如果有人预谋杀人，先挑起争骂，那便是交相争执，争吵之后再用器物打死对方，就可以说"我是因事而杀，不是故杀"，这样行吗？况且阿王已死，无从辨明真相，姚文秀自己说是相争，又有什么凭据？如果崔元式的看法不被采纳，反而依大理寺所坚持的处理，实在恐怕从此以后被殴打致死的人永远蒙受冤屈，而故意杀人者从此便有机可乘。皇帝下诏依白居易所奏处以死刑。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一起婆婆鞭打儿媳致死的案子，上奏请求依律判处死刑抵命。刑部尚书柳公绰议论说："尊长殴打卑幼，不算斗殴。况且她的儿子还在世，如果因为妻子而杀死婆婆，这不合乎教化之道。"于是减死罪论处。

文宗太和六年，兴平县百姓上官兴因

译醉酒杀人而逃走，听说官府拘捕了他的父亲，便自己前去投案。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他为了救父受刑而免除父亲的罪责，请求减死。皇帝下诏命两省商议，两省认为："杀人偿命，是历代帝王所共守的原则，如果允许他活命，这是在诱导人们去杀人。"谏官们也这样进言。文宗认为上官兴为救父亲脱离囚禁而自首，近乎义举，于是判处杖刑并流放灵州。

后唐明宗时又重新设置了匦函（意见箱）。谏议大夫萧希甫进言说："自从兵乱相继以来，朝廷纲纪大坏，欺凌侵夺，谁有权势谁就能得逞，凡是掠夺别人妻女、侵占别人田宅的，贪赃枉法的官吏，狱讼中蒙冤的百姓，何其之多难以尽数。而匦函一旦设立，投诉的人必定很多，至于那些功臣贵戚，恐怕反而有依法不能治罪的情况。"于是从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拂晓以前，凡犯死罪以上的一律予以赦免，然后才拿出匦函昭示众人【按：欧阳修《五代史·唐明宗本纪·天成元年》下徐无党注说："其实是同光四年，之所以写作天成元年，是因为大赦改元，下文可以看出。庄宗本纪则自己记作同光四年，各自依从当时的称呼。"】

天成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寺等奏报："依照各条律例，凡是断罪而没有正式条文的，应当出罪（从轻）的，就援引重罪条文来说明轻罪应如何处置；应当入罪（从重）的，就援引轻罪条文来说明重罪应如何处置。"疏文说："断罪无正条，是指整部律法中有的犯罪没有相应罪名的，依照《杂律》'不应得为而为之'来论处：情节较轻的，笞打四十；'谓律令没有条文规定不可以做的'，情节较重的，杖打八十。"疏文又说："各种杂犯的轻重情形，种类繁多，纵然是精妙详备的法律条文，也难以包罗万象。凡是律令中都没有正式条文规定的情况，如果不用轻重相互参照说明，就没有条文可以比照援引，只能临时裁断，酌情定罪，以此弥补律法的疏漏，所以设立这一条文。情节轻的笞打四十，情理重的杖打八十。"皇帝下诏依此办理。

这一年，洺州平恩县百姓高宏超，父亲高晖被同乡王感所杀，高宏超杀死王感，提着他的首级自己前来陈述。大理寺以故杀论处。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又进言说："臣认为，挟带刀刃杀人，依律应当处死；但投案自首的，减罪也有明文规定。高宏超既是为父报仇，本来就没有逃避法律制裁，他头顶天日、心中无愧，视死如归。历代以来，这类事情大多能够宽恕免死。长庆二年，有康买得，其父康宪被大力士张涖乘醉拉扯，气息将绝，买得当时十四岁，用木锹击打张涖，三天后张涖死去。皇帝下诏：康买得尚在童年，却能懂得为子之道，虽然杀人依律当死，但为父亲而杀人实在可怜，若依严酷的刑律处死，恐怕有失体察实情的道理，应当减死罪处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杀死杀父仇人，投县请罪。皇帝下诏：为父复仇而杀人，本有旧有的常法，因为他是申诉冤屈请罪，自己前往公门投案，出于天性，本无求生之心，宁可从轻处理也不失常法，特予减死。当今圣明之世，出了这样的孝子，如果高宏超一定要处以极刑，实在担心不合乎陛下的大恩大德。"皇帝下诏可减死罪一等。

长兴二年四月，大理正剧可久上奏说："依照开成年间的格令，凡是抓获盗贼必须获得原本失窃的赃物，然后才能定罪判决。如果在审讯过程中因此致人死亡的，按故杀论处。臣请求从今以后，如果审讯致人死亡而查明确无故意的，请求减罪一等；另外增加规定：因病患而死的，从辜限内应正常判处的罪名减五等。"中书门下复奏说："今后凡是牵涉盗贼案件，若审讯致人死亡，有故意的按故杀论处，无故意的减罪一等。如果是拷打之后因而增添疾病致死的，须查验清楚，如果没有别的缘故，即使是在辜限之内致死的，也按减等论处。"皇帝依此办理。

晋高祖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上奏：依据《刑法统类》节选的条文说："盗贼案件尚未查获原本的赃物，审讯中因而致其死亡的，有故意的

译按故杀论处，无故意的减罪一等。"又说："今后如有故意的按故杀论处，无故意的，如果案情迹象明显，各种证据确凿无误，但犯人仍坚持顽抗不肯招认实情，因此致死的，请求比故杀罪减三等；如果是被人妄加攀扯牵连，本来是良民，因此致死的，请求比故杀罪减一等。"臣按上文所说："有故意的按故杀论处，这是对的。"但那"无故意"的也要连坐减罪，恐怕不太恰当。假如官府审理案件，尚未查明实情，也不能完全不加诘问。依照条文所说的"有故意"，是指曾经进行拷打，或者违反法令规定，或者使用粗大的枷锁棍棒，强行逼供，因此致死的，都属于"有故意"；所谓"无故意"，是指审讯衙门未曾拷打，也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强行逼供的，这才属于"无故意"，不应连坐治罪。假若有犯事人本来就患有旧病，在审讯之时突然身亡，也不能连坐审讯官员减等治罪。又依据《断狱律》说："如果依法使用杖刑，依规定的数目拷打决罚，而意外致死的，不予论罪。""邂逅"是指本不预期致死而竟然致死的情况。况且，那种依法拷打决罚尚且可以不论罪，而这里所说的"无故意"却反倒要连坐治罪，事理正好相反，道理上讲不通。请求今后审讯过程中，如果致人死亡确实查明无故意的，请依照"邂逅勿论"的道理处理，交付详定院议奏。臣等详细斟酌：如果违法拷打，或者假借法律之名怀有私心而致人死亡的，凡属有意的，依故杀论处；如果虽然没有依法拷打，但也不是假借法律怀有私心而致人死亡的，属于无意的，请求比照故杀罪减一等；如果本来没有私心，又依法拷打，或者尚未拷打、诘问或者尚未诘问，也没有逼供，是因为其他缘故致死的，都属于"邂逅勿论"的情形。皇帝依此办理【按：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李象奏定"邂逅致死"条文之下有按语说："有罪的人被拘押在监狱之中，官府不能及时判决，以致于其瘐死狱中，这确实是有国者所应当怜悯体恤的。但既然称之为盗贼，罪重的可以处死，罪轻的可以处以刑罚，那些审讯拖延很久而不肯招供的，大多是狡猾凶悍的大恶之徒，如果因意外致死却按故杀论处，未免过重了。李象的议论，本来是说依法拷打却突然暴毙，这才叫做邂逅致死，不应当连坐治罪；如果确实是明显违反法令、非法拷打决罚因而致死的，这就是有故意，应当与故杀同等治罪。但这只是审察致死之人有无故意，而不问犯罪之人是否是狡猾的大恶之徒。凡是拘押拷问罪犯的，也有并非狡猾大恶之徒而长期不肯招供的，并非都是应当处死或处刑之人。如果属于意外，即使不是狡猾大恶之徒，也可以不予治罪；如果属于故意杀害，即使是狡猾大恶之徒，也应当依法治罪。"马端临的这番议论，似乎与李象的意见不太一致。】

出帝开运二年五月，殿中丞桑简能上奏，请求下诏，命各地狱讼，交由长官亲自审录讯问，量刑要迅速及时，务必杜绝冤屈滥判，不得拖延迟滞。皇帝下诏依此办理。又，著作郎边珙上奏，请求下诏命自今以后各道，都交由长官每五日审录一次囚犯。皇帝下诏依此办理。

宋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进言说："《刑统·名例律》规定，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亲属犯罪，各有不同等级的减刑赎罪待遇。臣担心年代久远之后，有不肖之徒自恃祖上的功勋地位，而不畏惧刑法。如今犯罪者自己没有官职，须是祖父曾在本朝担任官职，依照品秩才能减刑赎罪；如果是在前朝为官的，须是有功业惠泽及于百姓，为当世所推崇，历任官职三品以上的，才能获此待遇。"皇帝依此办理。

太宗端拱元年，广定军的军民安崇绪隶属禁军，控诉继母冯氏曾经与父亲安知逸离异，如今却来侵占父亲的财产，想留给自己的儿子。大理寺判定安崇绪控告母亲，应处死罪。太宗对此心存怀疑，判大理寺事张佖坚持原来的判决，于是下令台省会集商议。徐铉议论说："我详细审阅安崇绪的诉词，虽然措辞繁杂，但如今只应当确定他的母亲冯

译氏与他父亲究竟是曾经离异还是没有离异。如果确实离异了，那就应当让冯氏归还本宗；如果没有离异，那么安崇绪依法控告母亲，应当处死。如今详细审查案卷，冯氏并未曾离异，证据有四点：安崇绪所持有的其父亲写的书信，只说'遂州公开议论后母冯氏自行归返本家'，便说这算离异，本非事实。而且安知逸当时在京城，冯氏却来到安知逸家中，过了数年安知逸才去世，怎么可能一点也没有诉讼或斥退的记录呢？这是第一点证据。本军最初审问时，有族人安景泛作证说他们曾经离异，各位亲属都知晓，可是等到要追查各位亲属核实时，安景泛却自己撤回了证词。这是第二点证据。安知逸有三处庄田，冯氏后来自己占有了两处，小妾高氏占有一处，高氏来向冯氏索取庄田收成，曾经有过诉讼，高氏后来又自己撤诉，可见并未离异。这是第三点证据。本军曾拘捕安崇绪的生母蒲氏审问，蒲氏也说不知道有离异之事。这是第四点证据。而且自从安知逸入京以后，冯氏又归来居住，前后经过三次官司审理，都没有出现过离异的情形。不孝之罪，是教化中最严重的罪行。安崇绪应当依照刑部大理正原来的判决处死。"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论说："依照大理寺的判决，安崇绪控告嫡母冯氏之罪，应当判处死刑。臣等私下认为不妥当。如果说五位母亲地位都相同，那么阿蒲虽然身份卑贱，却是安崇绪的亲生母亲。安崇绪本来是因为家产被冯氏强行占有，使亲生母亲长年生活无着，所以才提出诉讼。如果依大理寺的判决处以死刑，那么安知逸有什么罪过要绝了后嗣？阿蒲又何处安身立命？臣等仔细斟酌，家产应当全部归还安崇绪，冯氏也应当与蒲氏同居共处、终身供养侍奉，不得有所缺失。冯氏不得擅自买卖庄田，冯氏娘家亲族也不得插手安崇绪家的事务。这样一来，男子虽是庶出，也有父业可以安身；女子虽已出嫁，也有本家可以归依；阿蒲一辈子也不至于缺乏赡养，所有已经发生的过犯都一并依赦令原谅宽恕。"皇帝下诏依李昉等人的意见办理，张佖各罚俸一个月。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卫尉卿权判刑部慎从吉上言说："依照淳化三年的诏令，各路所奏报的狱空（监狱中无囚犯），必须是司理院、州衙所在县衙都没有关押的囚犯才算数。又依照后来的诏令，各路自今以后狱空不再降诏嘉奖，奏报到达后交付刑部，依照各处旬报的禁囚状况核实无误，才据实上报。臣看到提点刑狱司所奏报的狱空，本司比对之下多数不符合旧诏的规定，外地州府妄图博取嘉奖，沽名钓誉。近来邠州、沧州两处审讯重大死刑案犯，牵连数人，仅仅过了一夜就执行了斩决。臣看前代京师断狱，尚且要经过五次覆奏，正是为了慎重对待死刑案件，怎么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判决死刑呢？朝廷向来务求审慎详尽，唯恐有冤屈滥判，并非急于求速。其中有些州府不体察朝廷的用意，把它当作邀功的手段，只求狱空的虚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臣希望依照先前的诏令办理，不再颁发嘉奖，各州府监狱按公事多少分为三等：第一等公事繁多的地方以五日为期，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都必须是州衙、司理院、所在县衙全都没有关押的囚犯以及取保候审、寄押店铺之类的情况，才算作狱空。交由提点刑狱司依照等第数目核实查验，登记在案。"皇帝依此办理。

咸平年间，殿中侍御史赵湘曾进言说："圣明的君王施行法度，必定顺应天道。汉代规定死刑，一定要到冬季才能执行，这是古代的良好政令，应当加以推行。况且十二月是承天节，是四方百姓祝颂朝廷之时，而死刑决断却照常进行。何况十一月一阳始生，其气尚且微弱，议狱缓刑，正是为了扶助阳气、抑制阴气。臣希望在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尚未判决的死刑案件重新加以详细复核，已经判决的案件暂缓执行，所在之处应加以体恤怜悯，打扫牢房，供给饮食、薪炭之类物品，谨慎处理不要出差错。案情有可怜悯之处的上奏请求圣裁，符合律法应当处死的等到冬季再执行。京师的死刑犯正当春季孟月，也是施恩布惠的时节。臣希望陛下于

译万机之暇，亲临察看，案情可怜悯的特予从轻处理，也可以借此将圣恩广布无穷。况且愚民犯罪抵罪，尚未超过两个月，也不算拖延。如果用刑顺应阴阳变化，那么四季之气就会调和，气候调和则五谷丰收，水旱灾害不会发生了。"皇帝看了奏章说："这确实是好事，但是古今制度不同，沿革各异，施行起来恐怕会有拖延，或许有人借机作弊。"

天禧四年，于是下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等，罪至死刑的，每逢十一月，暂缓判决，过了天庆节即行处决。其余犯罪应处死的，十二月及春夏之间不得处决，一律拘禁待命，奏请圣裁。

仁宗天圣四年，刑部侍郎燕肃上奏说："唐代死刑案件，命尚书九卿共同审议裁定。凡是判决死刑，京师要经五次覆奏，各州要经三次覆奏。贞观四年，判处死罪的仅二十九人；开元二十五年，也才五十八人。如今天下的人口并未超过唐代，而天圣三年，判处死刑的却有二千四百三十六人，比唐代多出近百倍。京师的死刑案件虽然仍是一次覆奏，但州郡的案件中有疑点、或案情可以怜悯的，一旦上报请示，法司大多要驳回，官吏因此大都担心被治以'不应奏'之罪，于是就多方增饰案情，扭曲实情以迁就法律条文，这就有失朝廷钦恤慎刑之意。臣希望依照唐代旧例，天下死罪案件都能得到一次覆奏的机会。"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等待批复会拖延时日。"臣却认为，汉代律法都在季秋（九月）审理囚犯定罪，唐代自立春到秋分之间不判决死刑，也未曾听说因此拖延而妨害了汉唐的治理。"皇帝把这份奏章交下去议论，中书省的王曾认为："天下的案件都要一次覆奏，那么该死之人便会拘满牢狱，长久不能判决。请规定案情有疑点或者可以怜悯的，才允许上奏请示。"于是有诏令："天下死罪案件情理值得怜悯以及量刑名目有疑虑的，都要写明案情上奏，有司不得驳回。"【具体详见谳篇】

天圣五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朝廷曾下诏给京东、京西受灾各州军，说贫穷百姓因饥荒偷盗粮食因而侵占他人财物的，可以从轻减刑放免。臣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周礼》中记载荒年救灾政策有十二项，包括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等，都是推行宽大之恩来惠及百姓，唯独对于盗贼却应当更加严厉，因为在饥荒年份，盗贼必定增多，残害良民，不可不加以禁绝。臣近年来曾见有些州县官吏不懂治国之道，只图小恩小惠，遇到荒年百姓抢劫粮食就轻纵姑息，结果盗贼便公然横行，互相抢夺，乡村大受骚扰，最后不免大规模逮捕，加重刑罚，或死或流，然后才稍得安定。如今如果朝廷明确颁布诏令，预先声明荒年偷盗可以减刑放免，这就等于是在鼓励百姓去做盗贼。百姓缺乏食物，应当减轻徭役赋税，开仓赈济借贷，来挽救他们的性命，而不应当让他们互相抢夺。如今京畿以及京东、京西一带水灾极为严重，即使用严刑峻法来禁止盗贼，尚且担心春冬之交饥民聚众作乱难以禁止，更何况还降下诏令来鼓励他们呢？臣担心朝廷本意是出于宽厚仁爱，最终却导致更加酷烈；本意在于救活人命，结果反倒害死更多的人。"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具体详见宽恕篇】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绎上言：一年之中，判处死刑的大概有二千多人。风俗之败坏，没有比骨肉相残更严重的；衣食之窘困，没有比迫使人成为盗贼更紧迫的。如今犯法的人这么多，难道是刑罚不足以禁止奸邪，还是教化未能引导人向善呢？希望下诏命刑部汇总天下所判死刑案件，每年上报朝廷，以助朝廷体察反省。皇帝依此办理。

神宗熙宁元年八月，下诏：谋杀已经造成伤害、依照按问欲举条例应当自首者，从谋杀罪减二等论处。起初，登州上奏说有个妇人阿云，在为母亲守丧期间嫁给韦某，因嫌恶韦某相貌丑陋，图谋杀害他未遂，依照按问欲举条例自首。审刑院、大理寺判处死刑，认为她是

译违律行为，上奏请求圣裁，皇帝下诏赦免她的死罪。知登州许遵援引律文上奏：因犯罪而杀伤人、自首的，可以免除因由之罪，仍然按故杀伤论处；他以谋杀为因由之罪，应当适用按问欲举条例，减二等论处。刑部的判决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当时许遵刚被召入朝担任判大理寺事，御史台弹劾许遵，许遵不服，请求交付两制官员议论。皇帝下诏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商议，两人意见不同，于是各自呈上奏章。

司马光的意见是：凡是议论法律的，应当先推究立法的本意，然后才能判决案件。依照律法，因犯罪而对人造成损伤的，不在自首之列。律法解释说：因犯罪而杀伤人、自首的，可以免除因由之罪，仍然按照故杀伤论处，这是因为对人造成的损伤本不在自首之列，而另外因为有其他犯罪行为，比如为盗、劫囚、拐卖人口之类，本来没有杀伤人的意图却导致了杀伤人的后果，担心有司拘泥于条文，一概不许自首，所以特别申明因犯罪而杀伤人、自首的，可以免除因由之罪。然而杀伤之中自有两种等级：处心积虑、巧设诡计、乘人不备，这叫做"谋"；率性而为、毫无顾忌、公然行凶杀害，这叫做"故"。谋杀情节重，故杀情节轻。如今因犯其他罪行而导致杀伤人，其他罪行可以自首，但杀伤之罪不能因此原谅，如果按谋杀论处则太重，如果按斗杀论处则太轻，所以折中酌定，按故杀伤法论处。至于直接犯下杀伤之罪、并无其他罪行的，只有尚未造成伤害的可以自首，已经造成伤害的不在自首之列。如今许遵想要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依照律法，谋杀、故杀都属于杀人，如果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应当分为两件事了。那些平日心存谋算而未曾杀人的，又有什么罪可以自首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而衍生出来的文字，不能另外把它当作因由之罪。如果把劫囚、斗殴都与谋杀一样视为因由之罪、按故杀伤法论处，那就是说斗伤自首反而会被加重一等的罪了。阿云获得赦免死罪，本来已经是格外的宽恩，如果许遵还要为此上奏请求，想让天下人都引以为例，这是打开了奸邪凶恶之人的门路，助长了残杀之风的源头，不是好的教化方式。臣愚以为应当依照大理寺原来的判决。

王安石的意见是：依《刑统》，杀伤之罪的名目不一，有因谋而起的，有因斗殴而起的，有因劫囚、窃囚而起的，有因拐卖人口而起的，有因被囚禁而拒捕逃跑而起的，有因强奸而起的，有因厌魅诅咒而起的，这些都是杀伤而有所因由的情形。只有故杀伤是没有因由的，所以《刑统》规定因犯杀伤之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因由之罪，仍然按故杀伤法论处。其用意是认为，依法可以自首的，其因由之罪既然已经原谅赦免，而法律又不许对杀伤之罪自首，那么其刑名就没有依据可循了，只有故杀伤是没有因由而杀伤，所以命令按故杀伤法论处。至于因犯过失杀伤之罪而自首的，其因由之罪已经免除，只剩下杀伤之罪未能免除，但过失杀伤并非故杀伤，不能也按故杀伤法论处，所以《刑统》规定过失犯罪的按本来的过失法论处。至于斗杀伤，其因由之罪通常较轻，而杀伤之罪通常较重，那么自首理应按本罪论处，由此可知这就是《刑统》的本意：只有过失和斗殴应当按本罪论处，其余的杀伤只要能免除因由之罪的，都应当按故杀伤罪定罪，这样一来，凡是依法可以自首的罪都得到了原谅，而依法不可以自首的罪也都没有被免除。凡是杀伤的情节本来就轻的自然按本罪论处，本来重的则可以凭自首而获得原谅。如今刑部认为"因犯杀伤"是指因为另外的犯罪行为而导致杀伤，臣私下认为律文只说"因犯"，并没有说"另外的犯罪"，那么谋杀为什么就不能算作杀伤的因由之罪呢？再者，刑部认为一开始就图谋杀人的，就没有什么因由之罪，臣私下认为律法规定谋杀人的，处徒刑三年；已经造成伤害的，处绞刑；已经杀死的，处斩刑。谋杀与已伤、已杀本来就是三个不同的量刑等级。正因为有谋杀徒三年这一

译犯罪行为，然后才有已伤、已杀绞斩的刑名，怎么能说没有别的因由之罪呢？如今大理寺、刑部竟然把依法可以自首免罪的谋杀，与依法不可以自首免罪的已伤合并成一个罪名，这明显有违律法的本意。臣认为凡是谋杀已经造成伤害、依照按问欲举条例自首的，应当从谋杀罪减二等论处。然而臣私下推究大理寺、刑部历来沿用的先例中，认为谋杀已伤不许自首免罪的缘由，大概是因为律疏中只说了"假设因为盗窃而杀伤人，盗窃之罪可以免除，但故杀伤之罪仍要治罪"，于是就援引这个例子作为因由之罪，认为这只是指因盗而杀伤这一类情形，盗窃与杀伤是两件事，与谋杀杀伤的情形并不相同。臣认为律疏所举的例子只是假设的条文，对于减轻罪责这件事，应当援引重的例子来涵盖轻的情形。因盗窃而伤人的处斩刑，尚且可以免除因由之罪，那么谋杀伤人处绞刑，绞刑比斩刑轻，那么它可以免除因由之罪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说谋杀已经造成伤害，情理上有更为严重的情形，如果开放自首的口子，恐怕会启发奸邪之臣的心思。臣认为有司议罪只应当依法办事，至于情理的轻重则由皇帝下诏裁定。如果有司可以随意舍弃法律来议论定罪，那么法律就会在下面被扰乱，人们就无所适从了。奏章呈上后，皇帝下诏依从王安石的意见，但御史中丞滕甫仍然请求另选官员重新议论此案。御史钱顗请求罢免许遵大理寺之职，皇帝下诏交给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审定。

吕公著等人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所议论的诏令与律文都已经十分明晰完备了，双方所争执的，只在于"谋"是不是伤害的因由罢了。臣等认为，律法规定不得自首的情形共有六种，而"对人造成的损伤，不在自首之列"。律法解释说：因犯罪而杀伤人、自首的，可以免除因由之罪，仍然按故杀伤法论处。这就是说，自首者只能免除因由之罪，而仍要按故杀伤法论处，那么其因由的谋杀之罪虽然已经原谅赦免，而造成伤害的人依然要负伤害之罪，杀死人的依然要受杀人之刑。况且律法对于财物损失，如果达到无法赔偿的程度就不许自首，如今对于人身伤害尚且有相应的刑罚可以承担，却一定要让他偿以性命，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古时候立法，杀人的偿命，伤人的抵罪。后世因劫夺而伤人的加重到斩刑，因谋而伤人的则加重到绞刑。倘若不是事先有预谋，那就不过是徒刑、杖刑三个等级的处罚罢了，怎么会深重到绞刑、斩刑呢？如果自首交代了先前的预谋，而伤害之罪依然存在，这就说明伤害之罪不可以自首而预谋之罪却可以自首，那么"谋"是伤害的因由，也就已经很清楚了。律法之所以设立自首免罪的条款，不仅是为了给人开一条改过自新的路，也是担心犯罪的人自知不能免死，就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以致于非要杀人不可。如今如果就此定为定论，堵塞了自首悔改的路径，那么以后自首的人就不会再区分轻重，有司便会一概依照条文处死了。朝廷即使想要宽大处理，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倘若认为谋杀情节重、律意不允许其自首，那就应当在六种不许自首的情形中，明确加上"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这一条。至于编敕所记载的，只要意图在于致人于死的，一律等同于已经造成伤害；至于伤害与否情节严重、凶恶程度尚不至于处死的，允许上奏请示裁定。如今命令因由的谋杀之罪可以援用旧律而原谅免除，而已经造成伤害的情形又依照后来的诏令上奏裁决，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也？"臣等认为应当按照王安石所议的施行为宜"，皇帝下制说"可以"。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上奏论辩，认为吕公著等人所议不妥当。又下诏让王安石与法官们集中会议商议，王安石与王师元、蔡冠卿反复辩论诘难，王师元等更加坚持自己的说法。第二年二月庚子日，下诏从今以后谋杀人已死，属于自首以及按问欲举的情形，一并奏请皇帝裁决。这个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判刑部刘述、丁讽上奏认为庚子诏书考虑不周全，将诏书封还中书省。于是王安石上奏，认为律文的本意是，因犯杀伤罪而自首，可以免除因由之罪，但仍然按照故意杀伤的法律论处。如果已经把人杀死，就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那么作为首犯的人必定处死，不需要奏请裁决。作为从犯的人自有编敕中奏请裁决的条文，不必再另立新的制度。王安石与唐介等人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最终皇帝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这个月甲寅日，下诏从今以后谋杀人自首以及按问欲举的，一律按照去年七月诏书的规定处理。其中谋杀人已死而属于从犯的，虽然应当按自首减刑，但依照嘉祐年间的敕令，凶恶之人情理重大恶劣的，以及谋杀人是否伤及，都要奏请裁决，收回庚子诏书。刘述等人又请求让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商议。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都请求依照刘述所奏，交付二府商议。皇帝认为律文已经很明确，不需要合议，但曾公亮等人都认为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堵住进言者之口没有坏处，于是把众人的意见交付枢密院。文彦博认为杀伤是指想要杀人而伤了人，如果已经把人杀死就不能算自首。吕公弼认为杀伤按律不可以自首，请求从今以后杀伤按律论处，其中从犯而加功的自首则奏请裁决。陈升之、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大致相同。当时富弼入朝为相，皇帝命富弼与王安石商议。富弼说王安石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以此来割裂律文，何不听从众人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富弼于是以生病为由推辞。八月于是下诏，谋杀人自首以及按问欲举的，一律依照今年二月甲寅敕令施行。司马光于是上奏说："阿云一案，中等才能的官吏都能立即判断，朝廷命两制、两府官员裁定，各自的意见有的提出后又收回，有的收回后又重新提出，各执一词争论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执守条文、援引成例，是有司的职责；推究情理、制定义理，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分歧争辩，不合于礼就不能裁决，礼所摒弃的，就是刑法所惩治的。阿云这件事，陛下试着用礼来看待它，难道是难以裁决的案子吗？他们争论谋杀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是谋为因还是不是因，这是苛刻烦琐、纠缠不清的论调，是拘泥文法的俗吏所争论的，难道是明君贤相所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才制定出法令，最终是抛弃了历代的常法，违背了三纲的大义，使善良的人无处申诉，凶恶的人得逞，难道不是追逐枝节而忘记根本所造成的吗？皇帝没有回复【按《文献通考》记载：当初，王安石的建议推行时，员外郎崔台符说：数百年来错误地使用刑名，如今才得以纠正。王安石高兴他附和自己，提拔他判大理寺。小人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把这当作侥幸晋升的门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苏州百姓张朝的堂兄用枪戳死了张朝的父亲，逃走了。张朝抓住他并杀了他。审刑院、大理寺判张朝犯十恶之中的不睦罪，判处死刑。案卷呈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说：张朝的父亲被堂兄所杀，而张朝为父报仇杀了凶手，罪责只应加役流。恰逢大赦应当予以宽宥。皇帝听从王安石的意见，特别赦免张朝不予追究【按《宋史·刑法志》：曾公亮曾经认为中书省论正刑名是不对的，但王安石则认为有司使用刑名不当，那么审刑院、大理寺就应当论正。审刑院、大理寺使用刑名不当，那么就应当另派官员定议。所议如果不妥，那么中书省自然应当论奏，取决于君主。这才是所谓的国体，哪里有中书省不能论正刑名的道理？有司奉行法律，难免有过失偏差，审刑院、大理寺自然可以驳正。至于派官员另行定议，此外再没有别

译的办法，如果一定要使法官听命于中书省，那么已定的成法凭什么恪守？自从王安石专权独断以后，京邑、惇（人名）之间互相报复，于是到徽宗末年，竟出现了用御笔判定罪行、不许到尚书省陈诉改正的诏令】。熙宁三年，中书省呈上刑名不妥当的五条：其一，每年判处死刑几乎有两千人，比前代多得多。像强劫、盗窃都有死刑的法律规定，其中情节轻重相差很远的，如果都判处死刑，也实在令人哀怜。如果为情节较轻的从犯另立法律，比如像前代砍去右脚趾那样的刑罚，就足以制止作恶并消除祸害。禁军中不是在边防戍守而逃跑的，也可以再放宽自首的期限，以便收到发挥其勇力的效果。其二，徒刑、流刑折算为杖刑的法律，法网越加严密，善良的百姓偶尔触犯，导致肌体受伤，成为终身的耻辱。愚顽之徒，虽然一时创痛，但终究没有羞愧之心。如果让情理较轻的人恢复古代居作的法律，遇到大赦就相应减少服役的月日，使善良的人知道改过自新，凶顽的人有所拘束制约。其三，刺配的法律有二百多条，其中情理较轻的，也可以恢复古代徒刑、流刑、移乡的法律，等到他们再次犯罪，然后再依法刺字充军。这些配隶的人一并减少送往本地服刑，或者送到附近的地方。凶顽之徒，仍照旧法编管的人，也轮流送往别的地方，酌情设立劳役期限，不得剃发用铁钳束颈。其四，命令州县考察士人百姓，有能够孝悌力田而被众人所知晓的，发给凭帖随身携带。他们偶尔有触犯法令而情节轻微可以原谅的，特别予以议罪赎罚；对那些不悔改的人，予以判决惩处。其五，奏请裁决的条目繁多，导致案件积压滞留，也应当予以删定。皇帝下诏交付编敕所详细商议、订立法令。

当初，韩绛曾请求使用肉刑，曾布又上奏议论说："先王制定刑罚，未尝不是以仁为根本。然而砍断肢体，刻伤肌肤，以至于杀戮，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犯了罪，用赎刑不足以惩戒他，所以不得已才施加墨、劓、剕、宫、大辟这些刑罚。但是审慎地权衡轻重，就又有流刑宽宥的做法。到了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制定笞杖之令，后世沿袭此制作为法律，在大辟之下用流刑代替墨、劓、剕、宫这些肉刑，这不仅不符合先王流刑宽宥的本意，而且又失去了轻重的差别。古时候乡里同井而居的百姓，人人都安土重迁，把他们流放到远方没有生活依靠，服劳役、受困辱以至于终身。近代的百姓轻易离开家乡，辗转迁徙四方，本来就不算祸患，而服劳役一年就可以准许重新附籍，比起古代来也是从轻的了。况且折杖的法律，在古代相当于鞭打的刑罚，刑罚太轻不能制止作恶，所以犯法的人日益增多，最终必定发展到杀戮的地步，这是想要从轻处罚反而变得更重了。如今死刑的名目太多，选取其中情有可原的施以肉刑，那么能够活命的人必定增多。比如军士逃亡本应斩首、盗贼赃物满数本应绞刑的，就砍断他的脚；侵犯良家妇女依法应处死而情节较轻的，处以宫刑；至于应判劓刑、墨刑的，就用刺配的法律；比这更轻的然后才判处流、徒、杖、笞的罪行，那么制定刑罚就有等级差别了【按：自从汉文帝废除肉刑以后，东晋以来，很少有人议论提及此事。曾布忽然提出这个建议，神宗于是就此询问执政大臣是否可行，当时众说纷纭、互相辩论，于是这个议论就搁置了。杜佑《通典》原有肉刑议一门，如今已经省去，因此就一并归入这里】。

枢密使文彦博上言说："臣听说，治理动乱之国要用重典，治理太平之国要用中等的法典。唐末五代用重典来挽救时弊，所以在法律之外，徒刑流刑有时加重到死刑。国家承平已经百年，应当使用中等法典，但仍然沿袭有比旧律更重的地方：比如伪造官府文书，按律只判流刑二千里，如今判决改为绞刑；近来凡是伪造印记、再次犯罪而本不至于死刑的也判绞刑。持械强盗本来法律上比伪造印章更重，如今伪造印章再犯的处死，而强盗再犯赃物不满五匹的却不处死，这样使用刑罚就与律文的本意大不相同了。请审查详定刑名比旧律加重的条款。"下令用敕、律仔细考察裁定其是否恰当，皇帝下诏交付编敕所。又下诏命审刑院、大理寺商议重赃与并合轻赃的法律。审刑院

译上奏说：各次所犯赃物性质各异，不能不分等次就累计并合，否则在律义上难以讲通，应当照旧例办理。而大理寺上奏说：律文规定用赃物数额定罪、屡次犯罪的应当累计计算，如果所犯罪行不相等，就把重赃与满数的轻赃各自加倍论处，累计并合而不加重的，只从重处罚。这是因为律文的本意是，对屡次犯赃罪的人不能使用二罪以上并罚的法律，所以令其累计计算而不是作为一次犯罪，所以令其加倍论处，这是从宽处理的一种做法。然而六种赃罪轻重不等，如果犯了两种以上的赃罪，不能把轻罪累计当作重罪，所以令其将重罪与凑满的轻罪并合计算，这是从宽处理的另一种做法。如果把重罪与轻罪并合后又加重，那么就只按一项重罪论处，这是因为进则改从从轻的法律，退也不至于放纵奸邪。而《律疏》所假设的情况，恰好都是罪名相等的，这只是当时的一种规定罢了。如果罪名相等的就全部累计并合，罪名不等的就只按一项赃罪定罪，那么恐怕懂法的人足以借此营私舞弊，不懂法的人就只能凭一时的运气好坏，这不是法律的本意。"皇帝下诏采纳大理寺的意见施行。

熙宁八年，洪州有百姓犯了徒刑而被判处杖刑，他的余罪遇到大赦本应免除，而官吏错判从重当被弹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斥这个议论，认为按照律文因罪人的原罪而定罪，罪人遇到大赦的应当按照罪人的原本律法处理，洪州的官吏应当予以原谅。刘衮又请求从今以后官府在判案量刑上的出入都用这个规定，但审刑院、大理寺认为错判过重是官府错误地给人加重罪名，难以适用这个规定，其中错判过轻的应当依照刘衮的意见处理【按：洪州百姓犯徒刑而判杖刑这一条，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为熙宁五年的法令，此处依《宋史·刑法志》记为熙宁八年】。

元丰三年，周清上言：审刑院、刑部审理判定妻子谋杀丈夫的案子，问案时依照自首而改判从故意杀人的法律，按照"举轻明重"的原则，判入十恶中的恶逆、处以斩刑。我私下详细考察律文本意，妻子谋杀丈夫已经杀死的应当判入恶逆，如果依照按问自首而改判从故杀法，应当适用妻子殴打丈夫致死的法律定罪。而且十恶条中，谋杀与故意殴斗杀害丈夫才判入恶逆，如果只是谋划而未杀成，只应当判为不睦。既然要用"举轻明重"的原则，就应当适用谋划而未杀成的法律，依敕令应当判处决重杖处死，恐怕不应当判入恶逆斩刑。皇帝下令交审刑院、刑部详细审议，结果如周清所议。

杜纮担任大理评事官时，民间有一女子已经许嫁但还未过门，却被养在夫家，夫家的人把她杀死后嫁祸他人，官吏判决按已成婚的法律论处。杜纮议论认为，按礼制过门三个月要庙见祖先，还没有庙见就死了的，就归葬于娘家，表示她还没有成为夫家的媳妇。律文规定订婚后夫家人若犯罪，按照普通人对待儿媳的规定论罪，虽然这不合礼律，但既然还未成为媳妇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议论才被确定下来。等到杜纮担任刑部郎中时，邵武军上奏请求裁决一案：妻子与人通奸，谋划杀害她的丈夫，后来丈夫喝醉酒回家，通奸的人自己动手把他杀了。法官判定妻子谋杀是从犯，杜纮议论认为妻子加功助杀，罪应处死。又有兴元府上奏请求裁决一案：梁怀吉去探视被休弃的妻子的病情，因而寄放粮食给她的儿子，那孩子擅自取用吃掉了，梁怀吉殴打那孩子致死。法官按照盗窃粮食论罪，而判梁怀吉犯下杂犯死罪，援引大赦予以原谅，而杜纮议论认为被休弃的妻子接受寄存的粮食，而她的儿子擅自耗用，不应适用捕盗之法。议论呈上后，御史台弹劾杜纮的议论不当，皇帝下诏罚金，并延长年限磨勘。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不表态可否，也被罚金【按邵武、兴元这两条案例，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为熙宁六年，《宋史·刑法志》系于元丰三年"周清议妻谋杀夫未死"条之下，现在依照《宋史》编入元丰年间】。

熙宁八年，尚书省上言：凡是抓获的盗贼中，有已经杀过人以及原本犯强奸、强盗依法本应处死而蒙宽免、被处以配役的人，如果再次犯罪被捕获，有关部门照例适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罪责的法律。而且律文中"知人欲告"以及"按问者欲举自首之类"减等发遣的规定，是因为这类人罪行

译不算特别重大，有改过自新的心思，所以从宽处理。至于奸淫、盗窃罪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援例减刑。请求规定：强盗已经杀过人的，以及原本犯强盗罪被宽免死刑的人，如果是持械三人以上作案，"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以及因他人首告而应当减刑的，都不适用减等的规定。皇帝下诏采纳这个意见【按：熙宁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按问自首"的法律，最终依从了王安石的意见，即使是屡次审问仍不承认罪行的也可以算作"按问"，或者两人一同作盗窃抢劫的案子，先问左边的那个就以"按问"归于左边那个，先问右边的那个就以"按问"归于右边那个，案子的生死取决于审问的先后次序，而不是根据盗贼的真实情节。到元丰八年，司马光再次担任门下侍郎，重申先前的意见予以改正。马端临《文献通考》误记为熙宁八年】。

司马光说："杀人不判死刑，伤人不判刑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因此达到大治。近来刑部上奏钞报兖州、怀州、耀州三州百姓中有斗殴杀人的，都应当判处死刑，如今却妄自编造情理可怜或者刑名有疑虑而奏请裁决，刑部就援引旧例一概予以宽免。凡是律令敕式或有不能详尽记载的地方，就由有关部门援引成例来裁决。如今斗殴杀人应当处死，自有明确的条文，而刑部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免除死刑改判服役并奏钞施行，这样杀人的人不用偿命，那斗殴杀人的条律就没有用处了。请从今以后各州所奏死刑案件，情理确实没有可怜悯之处、刑名也没有疑虑的，命令刑部退回，让他们依法处置。确实有可怜悯或有疑虑之处的，命令刑部在奏钞后面详细写明实情，先拟定处置意见，再由门下省审核复查。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以及援引成例而违背律条的，就命令门下省驳回上奏，取旨裁决。"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

哲宗元祐元年，给事中范纯仁上奏说："熙宁年间的按问欲举条例，一并得以从宽减免，因而放纵奸恶之人太多。元丰八年另外制定了新的法律条文。我私下详细考察，已经杀了人、强奸的，依法本来就不应当适用自首，不应当再适用按问减等。至于本应处死而被宽免以及持械强盗的，也不予减等，这实在太重了。查考嘉祐年间的编敕，凡是犯罪的人，因为受到怀疑而被抓获，赃物证据尚未查明，或者同伙已经被擒获，本人尚未被指认说出，只要一经审问就承认，都依照律文'按问欲举'自首减等的规定处理。如果已经经过审问而隐瞒抗拒的，本罪就不适用自首减刑的规定。这条敕令很合理，当时施行，天下人都称赞刑罚公平。请求对于依法不应当适用自首的，自然不得从宽减免，其余的采用嘉祐编敕所定的规定，这样用法就符合情理，对上可以弘扬好生之德，对下则不会有一个人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公正对待。"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范纯仁又说："前些年各地上奏审理的死刑案件，共二百六十四件，实际处死的只有二十五人，能够存活下来的将近九成。自从去年修改法律至今还不到一百天，所上奏审理的案件共一百五十四件，被处死的却有五十七人，能存活下来的才刚过六成。我因此知道未改法律之前完全存活的人数多，这中间必定有不当的宽贷，但仍不失于罪疑从轻的仁政。改法之后能存活的人数少，这中间必定有滥用刑罚的情况，这就大大违背了'宁失不经'的道理。请从今以后各地上奏的死刑案件，都命令刑部、大理寺再次进行审核复查，大略写明所犯罪行及原先奏报的缘由，命令执政大臣取旨裁决。如果所奏有不当之处，也应当宽恕其罪责。这样就不会有冤屈滥判的案件了。"于是皇帝下诏，死刑案件中刑名有疑虑、情理值得怜悯的，命令刑部审查详情，不得有枉法滥判的情况。而这一年尚书省上言：远方上奏审理的案件等待批复而积压滞留的很多，请求四川、广南、福建、荆南等路，罪犯情节较轻而法律判决过重、应当上奏裁决的，申报按抚司或钤辖司，酌情决断处置后再上奏。皇帝下诏依从这个意见。门下侍郎韩维又说：天下上奏的案件必定先由大理寺审判，再由刑部详议，然后呈给中书省，最终由皇帝裁决。近来

译有司糊涂不懂法律，只图方便自己经营，只是依从州郡的请求，含糊附和他们的说法，就上报中书省，援引成例请求裁决，所以各地上奏审理的案件一天比一天多。想要做到刑罚清明、案件减少，这是很难的。从今以后大理寺接受天下上奏的案件，其中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怜悯的，必须详细写明情节法律轻重的条律，否则就指明所依据的法令，由刑部详细审核，依次序上报。皇帝下诏命刑部制定法令上报。这时御史中丞刘挚上奏说：元丰年间编修敕令，旧时记载在敕令中的，大多移到了令中，这是因为违反敕令的罪重，违反令的罪轻，这足以看出神宗仁厚的德行，但有司不能推广这个用意，反而增加了很多条目，割裂旧有的制度，因一句话就设立一条法律，因一件事就产生一条条文，用意苛刻、文字晦涩，不足以概括事物的实情，施行没多久，已经屡次改变。如今陆续续降下的法令，半年就颁布一次，动不动就是好几卷，应当选拔精通经术、明白治理根本、通晓民情的儒臣，取庆历、嘉祐以来新旧的敕令，参照删削订正，编成一代的法典。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元丰年间的编敕琐碎繁多，难以查检使用，于是下诏命刘挚等人刊修。

元祐五年，下诏规定，官员犯罪之事关系到边防军政的，文臣申报尚书省，武将申报枢密院。御史中丞苏辙说：旧制中，文臣官吏百姓的犯罪案件归中书省，武将、军士归枢密院管辖，而判决的轻重先例彼此互不了解。元丰年间更改官制，判决的案件都由大理寺、刑部一并申报尚书省，然后再上报中书省取旨裁决，从此以后判决的轻重比照标准才得以统一，天下人都称赞这样清明。如今又重新分归枢密院管辖，必定会出现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的情况，违背了元丰年间的本意，请求都归并到三省，其中事关边防军政的，命令枢密院一同呈报请旨，这样就能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也各自尽其职守。元祐六年于是下诏，文武官员有犯罪且案件相同、关系边防军政的，由刑部判定，仍由三省、枢密院共同请旨裁决。

绍圣元年，权刑部侍郎杜纮说：各州上奏的死刑案件本来不是有疑虑的，其中有的因为奏请裁决而得以免死，而已经处决的却不能蒙受宽恕，这样囚犯的生死就只取决于是否上奏而已。皇帝下诏命刑部、大理寺申明并订立法令。

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人说：太祖初定天下时，主管财物的官吏自己盗窃赃物满数的，往往处死，仁宗初年也还没有废止这个法律。后来用法逐渐从宽，官吏犯自己盗窃的罪行本应处以极刑的大多被宽免死刑，然而情节严重的仍然要处以决杖、刺字、发配。像岛钱仙芝带着馆职、李希甫历任转运使，都没能免除这样的处罚。近来朝廷用法越发从宽，主管财物的吏员、军中官吏若有犯罪的，一律援例宽免死刑，几乎没有区别对待。希望能够讲述祖宗的旧例，凡是自己盗窃、计算赃物数额多的，间或呈请圣裁，以此整肃朝廷内外的纲纪。皇帝下诏依从这个意见。

元符三年，刑部请求恢复强盗按赃物数额计算定罪的法令。此前曾布建议说：盗贼的情节有轻有重，所盗财物有多有少。如今按照赃物数额来定罪，那么抢劫穷苦人家，情节虽然严重，但因为赃物少而得以减免；抢劫富贵人家，情节虽然较轻，但因为赃物多而被判死罪。这样一来，盗贼的生死，就取决于被劫者的贫富了。至于伤人的情况，情节也各不相同，用手脚殴打人，偶然伤及肌体，与用兵刃、开水火焰伤人，本来就有差别，却都一概称为伤人。朝廷虽然允许奏请裁决，但各州或者奏报或者不奏报，生死之分，完全取决于运气的好坏罢了。不如彻底改变旧法，凡是按赃物数额定罪、以及伤人情节不算特别严重的，都依照罪止之法处理；其中使用兵刃、开水烈火，情节残酷凶恶，以及玷污良家妇女，或者闯入州县镇寨行劫，或者驱赶劫持官吏、巡逻防卫的人等，不论是否伤人，凡是情节不可宽恕的，都判处死刑，这样轻重就恰当了。等到曾布担任宰相，才依从这个意见，下诏命有关部门修改法令。没过多久，侍御史陈次升说："祖宗施加

译于天下的仁政十分广博，将重刑改为从轻处理的例子非常多，只有强盗的法律特别加重，这是因为要禁止奸邪之徒并且体恤善良百姓。近来朝廷改法，下诏规定强盗按赃物数额计算应处绞刑的一律减刑一等，赃物达到满数但未伤人、或者虽然伤人但情节较轻的，奏请裁决。法令施行以后，百姓深受其害，被害人家认为盗贼没有必死的道理，不敢向官府告发，而邻里也不愿意为此协力擒捕，害怕遭到仇怨报复，所以盗贼更加肆无忌惮，重法地区尤其严重【重法地分详见刑制篇】。恐怕会养成大祸患，给国家留下后患，请求恢复施行旧法。"曾布罢相后，翰林学士徐勣又说这样做不方便，于是下诏恢复旧法。

徽宗宣和六年，有臣僚说："元丰年间的旧法，有情节轻而法律重、情节重而法律轻的情况，如果是死刑案件刑名有疑虑，都允许奏请裁决。近来各路把死刑疑难案件都交由朝廷裁决，大理寺大多以不应当上奏为由弹劾申奏的官员，恐怕天下就再没有人敢把疑难案件上奏了。请求下诏命大理寺一律依照元丰年间的法令办理。"皇帝下诏依从这个意见。

高宗绍兴三年，宣州百姓叶全二盗掘檀偕家窖藏的钱财，檀偕命令佃户阮授、阮捷杀死叶全二等五人，把尸体扔到水中，罪应处斩。有关部门因为尸体没有经过验尸，奏请裁决。皇帝下诏，阮授、阮捷都判杖脊、流放三千里，檀偕宽免死罪，判杖脊、发配琼州。中书舍人孙近驳回这个判决，命令重新拟定。孙近曾经提点浙东刑狱，绍兴百姓俞富抓捕盗贼时一并杀死了盗贼的妻子，孙近上奏说俞富与盗贼没有个人仇怨，希望能宽免死罪，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意见。法官因此援引这个案例作为比照，坚持原来的判决不改变。孙近于是说："俞富依据本县的判状，抓捕行劫的盗贼，杀了拒捕的人，并且连带杀了他的妻子；檀偕却是私自动用威力杀人。"两案所杀的人各是五人，但所犯的情节不同，于是下诏命御史台详细审查。侍御史辛炳等人说："檀偕是故意杀人，众多证据确凿分明，因孙近先前所降下的申明条法规定，这种情况不应当奏请裁决。"辅臣呈报，朱胜非说："疑难案件不应当奏报而奏报的，法律上不予治罪。孙近认为宣州官员有观望之嫌，想要一并治罪。"皇帝说："如果治宣州官员的罪，那么真正有疑虑的案件也不会再有人上奏了。"于是法官、刑部只是罚金了事。

绍兴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上疏说："汉高祖入关时废除了秦朝所有的法律，与百姓约定只有三条法律罢了。所谓杀人者处死，实际上是首要的一条。司马光说过：'杀人的人不用偿命，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因此达到大治。'这话可以说是极为恰当的了。我私下见到各路州军所审理的死刑案件，即使刑罚与罪行相当，也大多以情有可悯为由奏请裁决。自从去年郊祀以后，到现在为止，奏请裁决的死刑案件有五十多人，其中有确实犯了故意杀人、斗殴杀人罪，是常赦所不能宽恕的，法律上并无疑虑、情理上也没有可怜悯之处，法官却都一并奏请裁决减免刑罚。那些杀人的人可以说是侥幸了，而被杀的人含恨于九泉之下，何时才能罢休呢？我担心强暴的风气会滋长蔓延，善良的百姓无法保全自身，这对于刑政的危害是不小的。应当命令今后死刑案件情节与法律相当、本来没有可怜悯之处的，如果有关部门擅自奏请裁减宽贷的，由御史台弹劾【按：高宗南渡之初，法官滥用奏请裁决的先例，给事中陈与义曾经就此进言，虽然获得申明严令立法，但有司照旧妄自奏报如故。等到凌哲上疏，高宗看了奏章，仍然担心各路官员一概不奏报会有所疏漏，有失恤刑慎狱的本意，只是命令刑部按照条文颁布施行。以致到乾道年间，审理案件的弊端日益严重，孝宗于是下诏命有关部门依据情理援引条文自行裁决，不必再奏请裁决。而后来又依从刑部侍郎方滋的建议，在敕律条令内分别注明应当适用奏请裁决的事项。又依从臣僚的请求，只允许对为首应处死刑的罪行奏请裁决，对于从犯不判死罪以及流刑徒刑等罪，一概不许上奏。整个南宋一朝，刑法废弛，理宗朝甚至案件审理不能按时批

译复，往往囚犯大多瘐死狱中，这与明察慎用刑罚、不使案件积压的本意相去甚远了】。"

绍兴二十七年十月，乌江县发生盗墓案，盗贼盗掘了王公衮母亲的坟墓，有关部门却释放了盗贼。王公衮亲手杀了盗贼，此事传开后，他的哥哥王佐担任吏部员外郎，请求纳官来为王公衮赎罪，皇帝下诏命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商议。当时给事中、中书舍人杨椿等人商议，大意认为："发掘坟墓、打开棺材的人，依律应处绞刑。王公衮当初抓住了盗贼，却不敢亲自处死而是交给官吏，案子审结后官吏却把他放了，让他大摇大摆地出入乡里，与平民百姓相提并论，那么地下含冤受辱的人，"沉痛郁结，始终无法申诉，作为人子的人，还能忍受与这样的人相提并论吗？杨椿等人认为，王公衮杀死掘墓者，本来依法应当处死的人，却被判为无罪，纳官赎弟的请求，应当不予批准，因故意放纵而导致量刑失当，是有司的罪责，应当依律治罪。皇帝下诏依照杨椿等人的意见，王公衮降官一级，王佐照旧供职。绍兴府当职的官员都被治罪。

孝宗淳熙十三年，中书舍人葛邲说："乾道六年的指挥文书规定，强盗一律依照旧法处理。议论的人认为，持械胁迫他人来抢劫财物的也判处死刑，这是把胁迫人与杀人等同看待处以死刑，恐怕不是为善良百姓着想的做法。后来于是设立了六项【一是为首，二是动手伤人，三是动手放火，四是趁机行奸，五是杀人时加功助力，六是曾经被宽免死罪又再次犯罪】，一并依照旧法处置，其余的听凭按照刑名疑虑奏请裁决。自从这个指挥文书施行以后，不仅刑名疑虑的案件不判死刑，就连属于这六项之内的也不判死刑了。这样一来，法令一出反而使奸邪之人有机可乘，白白成为胥吏受贿的门路。如果犯强盗罪的不区分轻重一律判死刑，那么处死的人必定很多，这又不是显示好生之德的做法。请求下令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后来进言的人又说："强盗如果不触犯这六项，即使多次行劫达十几次以上，赃物累计达到上百上千贯，都可以宽免死罪。应当规定除这六项指挥之外，其中行劫达两次以上的，即使是从犯，也应当依照旧法处置。"皇帝下诏依从这个意见。

宁宗开禧元年，衡州知州张杓说："杀人无证这一条，防狱的注文说：'杀人案中尸体没有经过验尸，与没有证人的情况，如果审讯证人逃亡或死亡以及虽有证人但依法不许作证的，是同样的情况。'尸体没有经过验尸与证人逃亡死亡，这两种情况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但往往各州郡援引使用不当，以致产生矛盾抵触。因为谋杀、抢劫杀人的案子只有旁证而必定没有目击证人；斗殴杀人、故意杀人的案子则有目击证人而必定没有旁证。所谓证，是指旁证；所谓佐，是指帮助自己作证的人。证与佐本来是两回事。只要具备其中之一，都可以用来表明是否杀了人。至于不许作证的规定，正是指杀害人的亲属等人，考虑到他们可能会有私心偏袒，所以不许他们作证。近来歪曲法律的人，凡是重大案件，大多编造没有证人的案卷上奏，而且行凶的时候相互协助配合，到官府之后又相互串供，这可以说是有旁证了，何必再要求有目击证人呢？至于行凶之人的亲属被牵连援引到官府作证的，本来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作证，按照惯例拘于亲属不许作证的规定，一直沿袭错误，逐渐失去了本来的用意。请下令刑部及敕令所明确辨析、加以施行。"刑部上奏依照张杓所请，皇帝下诏依从。

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上奏说："如今罪行不论轻重，全都送去关押审讯；案件不论大小，全都拖延滞留。有的因为追捕逮捕的人尚未到齐而不予受理，有的因为口供尚未完备而不予呈报，有的因为文书拟定不当而不予判决。审案的官员把这当作常态而不顾及拖延的时长，狱吏则借此拖延来谋利而唯恐案件办得太快。奏案文书呈报到刑部后，拖延数月，才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审核详议，也是这样拖延。大理寺回复申报刑部，刑部又申报尚书省，动辄经过数月。省部房吏又不马上呈报拟定，也有呈报拟定后又被驳回的；驳回后又拖延数月，又是像前面一样。辗转拖延，有的案子一两年都得不到批复。

译可以怀疑、可以怜悯的案件，依法应当奏请裁决，本想借此宽宥保全性命，却反而因为拖延而使本应宽贷的批复迟迟不下，人已经死在狱中的；有的犯人获得宽贷，而牵连在案的人却因病死在狱中的情况屡见不鲜，难道不值得深深忧虑吗？请求从今以后各路上奏审理的案件，一律把发案的月日申报御史台，由台臣追究省部、刑部办案迟缓的责任。"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

译伐树木，不掀翻鸟巢，不捕杀幼虫，不猎取幼小或怀胎的飞鸟走兽，不焚烧山林，凡是罗网之类的捕猎工具和用来喂饱猛兽的毒药，都不准带出城门。此时只应当安顿萌芽生长的万物，养育幼小的生命，保全孤苦无依者的性命。主管官员应当减省监狱中的囚犯，不要肆意拷打，停止审理诉讼案件才是恰当的做法。花草鸟兽这样微小的生命，尚且要让它们蒙受天地恩泽，何况是人呢？诉讼中的拷打尚且要加以禁止，何况是处决犯人呢？等到秋风肃杀之气振动兴起，少皥之神主宰天时，鹰隼开始猎杀鸟类作为祭祀，寒霜使艾草萧条枯萎，这个时候才审理判决、处决罪犯，正是顺应阴气的严酷凝聚，辅助阳气收藏而不张扬的时令特点。况且如果在春夏两季执行死刑，就是在春夏两个季节施行了秋冬两季的政令，招致灾殃的效验就会显现出来。这些道理见于古代典籍的记载，不是臣所能全部说清楚的。近来连年出现异常灾变，蔬菜谷物歉收，有的地方防霜时节霜降却不能杀死杂草反而使桃李开花，有的地方发生地震和日食月食，天时的动静反常不一，这些都是阴阳失调、天道逆反的表现，或许也是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