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二

译可以承受，但仍然要服三年之丧，未必是因为世袭重任的缘故。譬如霜露感应，人的感知各不相同，承受重任主持后嗣，怎能局限于寝庙之别，嫡孙的礼制本来就与庶孙不同。而且古时候自卿以下都不是世袭承继的，末代僭越妄为，不能拿来与通行的典章相提并论。因此《春秋》讥讽世袭卿位，《王制》说大夫不世袭，这都是明训。丧服经文虽然没有嫡孙为祖父服三年的正文，却有祖父为嫡孙服丧的规定，难道祖父因为嫡子的身份为其服丧，反而与庶孙对祖父的服丧相同，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为祖父服三年，这是近代未曾改变的礼制。按照古礼，士的官职不过二百石以上，陈终德就相当于古代的朝士。假使陈终德还没有列入朝廷官职之列，如果说他有志于仁道，也必定能够实现，何况他的官职已经列于士人之流，正当遵循礼法制度之时，却因为庶叔的嫌疑，废除他嫡系承重的地位，这不是成全人的善举啊。孙景邕等人又议论说：晋朝太康年间，令史殷遂因为父亲的祥祭没有赶上继位，请求返回为祖母服三年之丧，当时的政令认为礼制中没有代替父亲追加服丧的父亲，也没有不允许服三年的规定，这就是晋朝已经形成的制度。尚书邢峦上奏依照刘芳的意见，皇帝下诏说："嫡孙为祖母服丧，礼令有明确依据，士人普遍施行，何必因为刘芳的意见而产生疑虑，就依照国子学所议的执行吧【杜佑《通典》未记载，现今补录】

宋神宗熙宁年间，知庐州孙觉因为是嫡孙而解除官职，持服祖母之丧。孙觉的叔父在朝廷任职，因为新的法令而改任知润州。元丰三年，太常丞刘次庄说："祖母去世，有嫡系曾孙，我刘次庄是嫡孙，同母弟尚在，法令中没有庶孙承重的条文。"皇帝下诏交礼官制定法令："从今以后承重的规定：嫡子去世且没有其他儿子的，就由嫡孙承重；没有嫡孙的，由嫡孙的同母弟承重；没有同母弟的，由庶孙中年长的承重；曾孙以下依此类推。关于承袭封爵的事，仍旧依照礼令办理。"

祖父与父亲先后相继去世，服丧之议【明】

明代王廷相在丧服说中说："祖父的丧服快要行练祭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怎么办？"回答说："对祖父持重服丧，同时也兼顾主持父丧，这是礼制。"练祭、祥祭、禫祭的丧服，到了除服的时候，事情结束后，恢复父丧的丧服。"父丧还没有结束，祖父又去世了，怎么办？"回答说："作为父亲后嗣的嫡孙，承重服丧，这是礼制。"父丧即使已经行过练祭，仍然要穿承重的丧服，到了除服的时候，服其应除的父丧丧服，事情结束后，恢复承重的丧服。

自己出生时没有赶上祖父母在世，不追加补服之议【梁、北魏、宋】

梁代袁昂的父亲袁顗兵败身亡，当时袁昂年仅五岁，乳母携带他躲藏在庐山，遇到赦免才得以出来，仍然被流放到晋安，到元徽年间才被允许返回，当时年已十五岁，为父亲服丧完毕后，又重新制作丧服，在墓旁搭庐居丧。

北魏杨引三岁时，父亲因为叔父的抚养而离去，母亲活到九十三岁去世时，杨引已经七十五岁，悲哀毁伤超过了礼制的规定，三年丧服期满后，遗憾自己不认识父亲，于是追补服斩衰之丧，吃粥穿粗布衣服，发誓终身如此【以上杜佑《通典》未记载，现今续行补录】

宋代胡旦担任祠部郎中，服母丧期满除服后，才提到父亲去世时曾经被皇帝下诏夺情而办理公事，请求追加服丧三年。

小功之丧不追加补服之议【唐、宋】

唐代韩愈说：曾子说"小功之丧不追加补服"，那么这就意味着远方兄弟去世，最终都没有丧服可服了。郑玄的注说："用情理来衡量情理。"如今的士人于是引用这句话，不再追加补服小功之丧。小功服中亲属关系最亲近的，有叔父的下殇、嫡孙的下殇、昆弟的下殇；尊长中则有外祖父母，一般关系的还有从祖祖父母。礼制是用来治理人情的，其中不可以不服丧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古代的人服役不超过一个季节，各自居住相处在同一个封国之内，那种不能及时追加补服的情况即使不可避免，也是极少的。如今的人男子外出做官，女子出嫁，有的相隔千里之外，家境贫寒，讣告不能及时送达，这样一来不服小功之

译丧的人常常很多，而服小功之丧的人常常很少。君子对于骨肉至亲，死后感到悲哀而为之服丧，难道是受外在形式的牵制吗？听闻他去世就感到悲哀，难道会因为消息新旧而有所差别吗？如今只是因为讣告没有及时送达，听闻死讯时已经超过服丧的月数就不服丧，这样可以吗？我常常对此感到奇怪。近来外出吊唁别人，看见他脸色悲戚，好像有丧事在身的样子，然而他穿的却是吉服。询问原因，就说这是"小功不追加补服"的情况。礼制文献残缺不全，师承之道也没有传承下来，不知道礼制所说的"不追加补服"，果真是不追加补服吗？恐怕是另有所指，而作注的人失去了它的本意吧？

宋代刘敞说：韩愈常常前去吊唁别人，看见那人容貌悲戚、心意哀伤，可是穿的却是吉服，询问后说："小功之丧不追加补服。"因此韩愈对此产生疑惑，而写作了《小功不税》这篇文章。丧服的制定，对于至亲的恩情，用期年之服来限制它的递减；到了大功，对于兄弟的恩情，用小功来终止它的递减；到了缌麻，对于外亲的服制，用缌麻来穷尽它的递减；最终止于袒免。圣人制定礼制，难道是随意地表达情感吗？也不过是把它写在文字里罢了。大功之丧要追加补服，小功之丧不追加补服，这些文字规定不过如此。兄弟的服制不超过小功，外亲的服制不超过缌麻，这其中的情感也不过如此。依据情感来制定文字规定，亲疏的递减关系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依礼，大功以上的亲属不称为兄弟，兄弟有加重服制而大功没有加重服制的情况，是因为亲近所致。有加重服制的，是要回报对方。亲近的追加补服，不亲近的不追加补服，这也是出于情感的考虑。而且礼制难道只是为了情感吗？也是为了文字规定吧？如果专门为了情感，那么至亲之情不可以用期年来限制，小功之丧就不可以不追加补服；如果是为了文字规定，那么至亲用期年限制，小功不追加补服，道理是一样的。曾子、韩愈过分看重情感而没有顾及文字规定，失去了礼制的本意而对这种说法产生疑惑。虽然如此，韩愈的疑惑是对的。那个人的做法是不对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小功之丧虽然不追加补服，也不应当完全穿吉服罢了。《礼记》说："听闻远方兄弟的丧事，已经除服之后才听闻，那么就应当免冠袒露、成套地跺脚哭泣。"如果是这样，怎么能穿吉服呢？所以说："那个人的做法是不对的。"韩愈的疑惑是对的。小功之丧不追加补服，这是符合礼制的。既然如此那么免冠袒露、成套跺脚哭泣就可以了吗？还应当再加一些，说："我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虽然如此，降等而没有丧服的情况，麻带也不追加补服，这也是降等而没有丧服的情形。用穿麻带来表达哀伤，用发自内心的情感来哭泣，超过一个月之后才停止，这也比穿吉服要好一些吧。

庶祖母、慈祖母服丧之议【齐、梁】

齐代安陆王萧子敬的生母很早去世，皇帝命令贵妃范氏抚养他。而他的儿子和媳妇对此人的服丧礼制，礼书中没有明文规定。永明年间，尚书令王俭议论说："孙子应当作为慈孙，媳妇应当作为慈妇，姑姑应当作为慈姑，应当制定服期年之丧的礼制。"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

梁武帝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去世。舍人周舍议论说："贺循曾说，慈母的儿子不为慈母的族党服丧，媳妇也不随从丈夫为慈姑服丧，因为小功之服没有可以随从的依据。"庾蔚之说："不仅儿子不随从母亲为其族党服丧，孙子也不随从父亲为慈母服丧。"由此说来，慈祖母不需要服丧，这是很明显的【杜佑《通典》未记载，现今补录】

臣等谨案：古时候士人为庶母服缌麻三月，大夫以上没有丧服。庶祖母的服丧制度，古今都没有听说过。明朝的制度规定庶母加服杖期，却没有涉及庶祖母，大概也是因为恩情没有可以再加的余地。这样只需要行袒免之礼就可以了。又按前代儒者说："妇人不为慈姑服丧，媳妇随从丈夫，尚且对慈姑没有丧服，何况对于孙子呢？"然而虞喜说："慈祖母虽然地位卑贱，如果她的父亲先去世，自己是被祖母抚养长大的，用祖母的丧服来为她

译服丧，也是可以的。"由此可知，礼制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取决于人的行动是否得当罢了。

父母遭遇离乱，得知或不得知死亡消息的服丧之议【晋、宋】

晋元帝大兴二年，司徒荀组说："双亲在战乱中陷没，如果完全没有一丝希望能够生还，应该让子女依照王法，按照惯例服丧。"庾蔚之说："双亲如果在战乱中陷没，生死不能确定，应该竭尽全力寻找。寻找的道理如果超过三年之外仍无结果，就应当按常规婚配为官继承家业，不能因此断绝朝廷政务，也不能荒废原有的事业。但仍然应当以哀伤朴素的方式自处，不参与吉庆之事，等到中寿之年再为其服丧。"如果境内的贼乱平定之后，寻找仍然没有踪迹的，就应当制定丧服。晋康帝时有人遭遇战乱而与父母离散，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出仕做官处理国事、婚姻延续百代传承，在礼制上并不冲突。司徒西曹谢尚议论说："典章礼制的兴起，都是依循人情事理，通达权变而设立的。如果时运遭遇艰难，就应当用大义来加以决断。没有后嗣的罪过，即使是三千种不孝之罪也不能超过它。如今婚姻是为了延续百代传承，光大宗族的传绪，这固然是不可以断绝的。然而至于骨肉至亲生离的哀伤，父子被迫离散的痛苦，其痛苦深重的程度，没有比这更深的了。以一时的小病痛，尚且能使人忘记思虑、损害视听，何况怀抱着这样伤心的巨大痛苦，怀着极度的忧伤，方寸大乱，又怎么能处理好日常事务呢？有良心的人，绝对不会冒然求取荣华而苟且求进。那些冒然求取荣华苟且求进的人，一定不是被期望的那种人，只会打开一种苟且浮薄的门径，助长一种伤风败俗的风气。有的人坚守志向隐居田园，坚守本心而不改变的，尚且应当推崇他们的操守事业，来端正风气习尚，何况是身负苦难、经历忧伤的人，又怎能勉励他们追求荣华富贵呢？"李邈字宣伯【辽东襄平人】，祖父李敏，是汉朝的河内太守，辞官返回乡里。辽东太守公孙度想强行任用他，李敏乘坐轻舟漂浮在沧海上，不知去向。李邈的父亲李信，多年来寻找他的下落，渡海出塞，最终也没有找到，于是心中如同居丧一样悲伤而不肯娶妻。后来有个邻居故人与他父亲同岁的人去世了，于是他就为此人服丧制服。燕国的徐邈说："不孝之中没有比没有后嗣更大的了"，劝他娶妻。生下李邈之后，就断绝了房事，常常像居丧那样生活，不堪忍受这种忧伤，几年后就去世了。李邈成为孤儿之后，稍微懂事之后，也以丧礼的方式自处，又因为祖父生死不明，设立木制牌位来侍奉他，因此以孝顺闻名【按李信起初不肯娶妻，等到制定丧服之后才娶妻生子，仍然心丧三年，可以说是仁至义尽的人了】

宋代崔怀顺【清河东武城人】，父亲崔邪利，担任鲁郡太守。元嘉年间，被北魏俘获。崔怀顺与妻子房氏感情深厚，听闻父亲被掳走，当天就休弃了妻子，穿粗布衣服、吃素食，如同居丧一样。每年到了那个时节都向北方流泪。他的堂叔崔模，担任荥阳太守，也归降了北魏。崔模的儿子虽然生活方式改变了节操，却没有荒废婚姻和仕宦。大明年间，冀州刺史崔元孙出使北魏，北魏人问他说："崔邪利、崔模都屈服归顺了，两家的子侄处世态度不同，道义究竟何在？"崔元孙说："周王尊崇驱马向前的人，也表彰周王阳回车而返的人，是想要让忠孝并存，君臣父子的道义都能各得其所【杜佑《通典》未记载，现今补录】

为无人主持后嗣的姑姑、姐妹、女儿服丧之议【宋】

宋代敖继公说：为已出嫁的姑姑、姐妹、女儿服丧的，降等服大功。如今因为她们没有人主持丧事，就在降等的服制上再加重一等，为她们服期年之丧。她们对于兄弟侄子，也不能不用所加重的丧服来对待。称为"报"的原因，是服期年之丧的道理产生于自身而不在于对方的缘故。已出嫁的女儿，为父母服丧，本来就应当服期年之丧，本来就不必说是"报"了。然而父母为自己加重一等服丧罢了，对于父母不再加重的原因，也是因为妇人不能同时为两个人服斩衰之服。雷次宗说：有人问已出嫁的女儿，不能为无人

译主持丧事的人服期年之丧，这是确实如此的。请问两家都没有人主持丧事，能否互相反服呢？回答说：经文说姑姑姐妹是"报"服而非"反服"，不是由自身发起的。如今哀伤自己不能没有"报"服，如果两家都没有人主持丧事，道理上就没有谁先为谁服丧，又怎么能互相为对方服期年之丧呢？

订婚已定期限而丈夫去世的服丧之议【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广平公赵徳彝聘娶王显的孙女，将要举行婚礼，而赵徳彝去世了，对丧服礼制产生疑问。礼官说："考察《曾子问》说：'已经确定娶妻的日子，而女方去世了，该怎么办？'孔子说：'女婿要穿齐衰去吊唁，等到举行虞祭之后就除去丧服，男方去世时也是这样处理。'注说：这是指没有期年、三年恩情的情况。女方要服斩衰之丧。"

丧事遭遇闰月之议【隋、宋】

隋文帝开皇初年，太常卿牛弘撰写《仪礼》一百卷，进献给皇帝。制定规定：三年及期年之丧不计算闰月，遇到闰月，大功以下的丧期要把闰月计算在内。去世者的祥祭和忌日，都以闰月所依附的那个月份为准【《开元礼》与此相同。杜佑《通典》未记载，现今补录】

宋代张载《张子全书》说："大功以下的丧期，要计算闰月；期年以上的丧期，用期年来断定，不计算闰月。三年之丧，禫祭祥祭，闰月也要计算在内。"

臣等谨案：丧事遭遇闰月的问题，六朝各位儒者的论述，如王彪之、谯王司马恬、戴谧、郗谙、庾蔚之等人的说法，最为折中恰当。吴商等人的说法，都似是而非。至于范甯认为在前一个闰月去世的，取后一个闰月的日子作为忌日，尤其荒谬。大概按月计算的丧期要计入闰月，按年计算的丧期则不计入闰月。像牛弘所制定的规定，可以说是既通达情理又没有偏差的了。

忌日之议【唐、宋、金、明】

唐代祝钦明担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因为隐瞒忌日之事，被御史中丞萧至忠弹劾，贬为申州刺史。唐德宗贞元八年，将作监元旦应当代理太尉之职，在昭德皇后庙举行祭享之礼，因为自己的私忌日而没有接受誓戒，被御史弹劾上奏。皇帝下诏让尚书省与礼官、法官共同商议。右丞卢迈上奏说："臣考察礼制，大夫、士将要奉命祭祀于诸侯，已经视察清洁祭器却遇到父母去世，仍然要主持祭祀。又考察唐代礼制，散斋期间遇到大功之丧，致斋期间遇到期年之丧，以及斋戒期间生病就应当回家，都没有因私忌日而不接受誓戒的条文。虽然假宁令规定忌日给假一天，但《春秋》大义讲不因家事而推辞王事，元旦不应当以忌日为由推辞代理祭祀之职，因此判处罚俸。"

宋代开宝敕文规定："凡是常参官及内殿起居的职官等，从今以后，刺史、郎中、将军以下的官员，遇到私忌日，请依照旧例准假一天。忌日前一天晚上，可以返回私宅。"叶梦得说："元丰年间编纂敕令，修订假宁令，在父母私忌给假的规定下添加了'及得以侍奉过的祖父母，依此办理'的条文。旧法规定祖父母的私忌不算作假期，制定这条法令的人，是说出生后祖父母已经去世的就不给假，健在的才给假。然而不应当说'逮事'，大概是错误地引用了礼制中的文字【按礼制'能够侍奉过父母的就要为祖父母避讳，不能够侍奉过父母的就不为祖父母避讳'，郑玄把'逮'解释为'及'，应当是有知觉记忆的说法，如今把'逮事'理解为'能够见到'是错误的】此法令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安焘担任枢密使，正好遇上祖母的忌日，祖母去世时安焘才三岁，产生疑惑而询问礼部郎官何洵直。何洵直虽然知道法官解释的错误，却想要迁就这种说法，援引"孩子出生三个月后父亲才为他取名"的说法，认为这是天时的一种变化(此处原文未完)。

译因为人有认知能力，想以三月为限，把超过的部分断绝了。如今士大夫凡是出生时祖父母尚在世的，都要告假（守忌日），这是遵从立法者的本意。

《张子全书》说：「忌日要改换服色：为曾祖、祖父都戴布冠、系素带、穿麻衣；为曾祖母、祖母都戴素冠、系布带、穿麻衣；为父亲戴布冠、系带、穿麻衣、穿麻鞋；为母亲戴素冠、系布带、穿麻衣、穿麻鞋；为伯叔父都戴素冠、系带、穿麻衣；为伯叔母穿麻衣、系素带；为兄长穿麻衣、系素带；为弟弟、侄子则换穿粗布衣、不吃肉；为庶母以及嫂子也不吃肉。

【按：唐代人忌日穿深灰色衣服。《朱子语类》说：「忌日穿白色，生绢做的衫带，深灰色头巾，不分尊卑等差。」】

《朱子家礼·忌日仪》说：「前一天斋戒，设好神位，陈列祭器与祭品【只设一个神位、一张供桌】。第二天清晨早起，摆设蔬果酒食【一切都按祭祀亡父的礼仪进行】。天亮后，主人以下众人更换服装，到祠堂请出神主牌位，捧出安放在正寝，参拜神灵，迎降神灵，进献祭品，行初献、亚献、终献之礼，劝食，关门后再开门，辞别神灵，送回神主牌位，撤去祭品。这一天不饮酒、不吃肉、不听音乐，穿深灰色布制的素服、系素带在家居住，晚上另居别处而眠。」

译金章宗明昌元年制定：内外官员及各局承应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都给假一日。

明代张文嘉《齐家宝要·忌祭仪节》：天刚亮时，主人以下都穿素服前往祠堂，在考妣神主前焚香跪告说："今日是某官某考远讳忌日，恳请神主出至正寝，恭敬表达追思之情【仪节与祭祀时相同，唱赞、饮福、受胙等环节省去】。"祝文说："岁序更替流转，忌日再次来临，追怀先人感念时光，恩德浩大如天，无以为报【如果是祖考妣以上，则将"昊天罔极"改为"不胜永慕"】。谨用清酒各种食物，用来表达奠祭之意，谨恭请显妣孺人某氏配食，请享用祭品【如果是妣的忌日，则用"伸奠献"以下改为"敬奉以配显考某府君，请享用祭品"，按：妣不称"祔食"而称"配食"，是因为夫妇可以合食】。考妣祝文读完后要举哀，哀毕即止。祖考妣中去世不久的也是如此。忌日变服：高祖、曾祖考妣的衣服用青色素服，祖考妣戴白冠、穿白衣，考妣戴白冠、穿白衣。

臣等谨案：凡是祭祀都穿吉服，而忌日则用缟素；凡是祭祀都要饮福，而忌日却唯独要举哀。缟素举哀，本不是用于祭祀的。所以这种祭祀应当与祥祭、禫祭同类，列在丧礼的末尾。

国忌日议【唐、五代、宋、辽、金、明】

《唐六典》记载：凡国忌日，两京各确定两处大观寺，散斋的各道道士、女道士以及僧尼都聚集在斋所。京城五品以上文武官员与七品以上朝请官员都聚集行香后退下。如果是外地州府，也各确定一观、一寺进行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的共有八十一个州【指四辅、五府、六雄、十望，以及曹、濮、兖、齐、豫、徐、陈、青、亳、仙、凉、秦、瀛、贝、邢、恒、冀、定、赵、沧、德、深、博、易、相、梁、襄、泽、安、绵、梓、遂、眉、邛、果、彭、蜀、汉、润、越、常、苏、杭、婺、衢、湖、宣、洪、潭、广、桂、陇、邠、泾等州】。那些道士、女道士、僧尼行道散斋，都发给香油炭料。如果是官府设斋，道佛两家各施舍布帛三十五段，供修缮道观佛寺、抄写经文之用。道士、女道士、僧尼各施钱十二文。五品以上官员出嫁的女儿及孙女，官府设斋行道都允许她们不必参与。如果是私家设斋，请道士、女道士、僧尼兼请的人数不得超过四十九人。凡是较远的忌日，虽然不废弃公务，但如果不是紧急军务，也不举办其他事务，其余按平常规矩办理。唐文宗太和七年二月敕令："按照规定，国忌日只禁止饮酒、奏乐，至于处罚官吏，都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因为那天不宜处理公务，所以官府不得判决刑狱及大小笞责，这在礼法上本来没有妨碍。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此类情况，御史台、尚书省不必再上奏弹劾【按：《均王传》记载，均王李存渥之子李损在国忌日于私宅决责下人，被御史台奏报，于是颁下此敕】。"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九日敕令："今后每逢重要忌日，应设僧道斋一百人；历代先帝忌日，设僧道斋共五十人。不上朝，不奏乐，停止刑罚，禁止屠宰，照旧执行。"

后晋高祖天福五年正月，御史窦贞固上奏："每逢国忌行香，宰相跪炉上香，百官依照平常位置站班。行香之后，设僧斋一百人，永远作为定制。"

宋代忌日礼仪，是依据唐初开始确立的停乐、废务及行香修斋的规定。此后又规定朔望停止上朝，命令天下上州都按照惯例行香。天祐初年开始，命令百官到閤门奉慰。宋朝沿袭这一制度，只有宣祖、昭宪皇后的忌日算作大忌，前一天不视朝，慰问群臣到西上閤门奉慰，移班奉慰皇太后，退下后前往佛寺行香。凡是大忌，中书省官员全部集合；小忌，则只派一名官员前往寺院。如果车驾巡幸途中遇到忌日，都不递交名帖奉慰，留守官员自行在寺院行香，但不得在拜表的场所进行。

译天下州府军监也是如此【按毕仲荀《燕闻录》说：国忌行香起源于后魏，江左齐梁年间常常燃香熏手，或者用香还未散尽就行走，称为"行香"。又《唐会要》记载，唐高宗时李义府为太子设斋，诏令五品以上官员行香。不空三藏为唐玄宗以下皇帝的忌辰行香】。宋太祖建隆二年，宣祖忌日，当时明宪太后【干德二年改谥昭宪】正在殡期，群臣只到閤门奉慰而不举行行香。宋真宗驾崩后，元德、明德皇后忌日，正值禫祭服丧期间，于是停止递交名帖行香。凡是奉慰，宰相、枢密使各自率领百官，内职官员共同递交名帖；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各自递交名帖。忌日前后各禁止行刑三日，如果遇天庆节，则将情节轻微者释放，其余照常处断。屠宰、视事前后各禁止三日，禁乐各五日。此后因年代逐渐久远，禁止行刑不视事改为各二日，禁乐各三日。章献明肃太后忌辰前后二日不视事，一日禁止屠宰共三日，禁乐。诏令凡逢太庙忌日行香，臣僚一律吃素食【按王栐《燕翼贻谋录》说：国忌行香本来不是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下诏说：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从今以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殿，群臣递交名帖到寺观奉慰行香，禁止屠宰、停废公务，编入法令。此后太祖、太宗忌日也援引此例，历代因循沿用】。政和年间新制定的礼仪：群臣递交名帖奉慰，当日天刚亮，文武朝参官进入朝堂等候，御史台先带领殿中侍御史一人入位，其次西上閤门官，御史台分别带领朝参官及各军将校依次就位，礼直官带领三公以下官员在西上閤门南阶下，每一等级排成横列、位置各异，都面朝北偏东。上知西上閤门官在班次前面向西站立，插着笏板拿着名纸，率领三公以下文武百官一起再拜，等候閤门官。閤门官拿着笏板，将名纸放在笏板上，进入西上閤门后退下。群臣奉慰，前往景灵宫。每一等级排成横列，位置各异都面朝北偏东。礼直官作揖示意班首以下官员再拜完毕，带领班首从东阶升殿，舍人接引一同升殿，来到香案前，插上笏板上香，跪下奠茶完毕，执笏起身，下阶回到原位，又再拜。接着带领班首以下官员分左右两列，插笏行香。宰相、执政官分左右行香完毕，执笏一起回到原位。接着带领班首升殿，来到香案前，俯伏下跪，插笏拿香炉，等候读完祝文，执笏俯伏起身，下阶回到原位，又再拜。然后退下。南渡以后，规定忌日如果处在以日易月的服丧期内，一律依照礼例暂停。宋孝宗淳熙元年十一月下诏，文武百官到景灵宫参加国忌立班行香，如有称病托故不到者，由御史台弹劾【按《宋史·礼志》记载，景灵宫是安放神御的宫殿之一，用来供奉先朝御容。元丰五年建造景灵宫十一座殿，京城以外各宫观的神御全部迎入宫中。《梦粱录》说，绍兴年间臣僚上奏恢复景灵宫，用来供奉祖宗衣冠影像，皇帝下诏依从。咸淳年间皇帝亲自到庙中挥笔题写匾额，从圣祖到理宗共十六座殿，从元天圣皇后到杨太后共十五座殿】。岳珂说，如今世上的国忌日，百官行香，在京城的话，双忌日给假，只忌日照常视事办公，外地郡县都和平常一样，笞刑照常判决，没有禁止。

辽代忌辰仪：先一天奏报忌辰牌子，预先写好名纸，用大纸一幅，用背面书写，后三行写文武百官宰臣某以下，谨到西上閤门递交名纸奉慰。到当天，应当参拜的大小臣僚都穿皂色衣服、束皂色鞓带，四更时分到达指定地点，在京城的官员在幕次前，在僧寺的按班次列队，依照方位面朝宫阙站立。值日舍人跪下，右手拿着名纸走在前面，班首以下都行再拜礼，然后引退。名纸由宣徽使交给内侍上奏。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宣献皇后忌日，皇上与皇太后穿素服，在延寿寺、悯忠寺、三学寺三座寺

译院设斋供僧。

金熙宗皇统元年七月癸卯，因逢景宣皇帝忌辰，命令尚食官撤去肉食。明成祖永乐元年，礼官上奏：五月初十日是太祖高皇帝忌辰，从初八到初十不鸣钟鼓，不施行赏罚，不奏乐，禁止屠宰。文武官员从初八日起穿浅淡颜色的衣服，束黑角带，侍朝到忌日当天早上前往孝陵行礼。八月初十日，孝慈高皇后忌辰，礼仪也是如此。明宣宗敕谕礼部：忌日一律停止朝参，作为每年的定例，用以表达永远的追思诚意。宣德三年，规定凡遇忌辰，通政司、兵马司免除引囚奏事。

忌日祭奠议【金、明】

金朝初年，太祖忌辰，皇帝到褥位，站立再拜，稍微偏东面向西，来到香案前，又再拜，上香完毕，回到原位，又再拜，进食奠茶，辞神时都行再拜礼后退下。大定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忌辰，有关部门重新制定礼仪。前一天，宣徽院在天兴殿门外稍偏西处设置御幄。到当日天刚亮，皇太子、亲王、百官都穿公服在衍庆宫门外站班迎候。皇帝乘马来到衍庆宫门外，下马，二位宣徽使在前引导，步行进入宫门稍偏东处。皇帝乘辇，伞扇侍卫按照平常礼仪，到天兴殿门外稍偏西处，皇帝下辇进入幄次，帘幕放下。典赞仪引导皇太子，閤门官引导亲王、宰执及四品以上官员从偏门进入，到达殿庭，左右分班站定。二位宣徽使引导皇帝从天兴门正门进入，从东阶升殿，到褥位站定。皇太子以下官员合班站立，五品以下官员在殿门外排班。宣徽使奏请皇帝先行再拜礼，请皇帝到侍神位站立等候。有关部门摆放好香案酒桌后，请皇帝到褥位，又行再拜礼，三次上香奠酒，回到原位再拜。皇太子以下都陪同站位。再次奏请皇帝到稍偏东的侍神位站立。典赞仪引导皇太子升殿到褥位，先行两拜奠酒礼，再行两拜礼，下殿回到褥位。接着閤门官引导终献官赵王上殿行礼。宣徽使奏请皇帝到褥位，再行两拜礼，皇太子以下官员都行再拜礼。礼仪完毕，百官按先前分班站立。皇帝走出殿门外进入幄次，帘幕放下，更衣后引导皇太子以下官员走出宫门外站班。皇帝乘辇到宫门稍偏东处，下辇步出宫门外，上马返回宫中，导从侍卫如同来时的仪仗。皇太子以下官员等候车驾走后，然后才退下【按《金史·礼志》记载，天德四年在燕京修建的原庙，宫殿名为衍庆宫，正殿名为圣武殿，宫门名为崇圣门，供奉列祖神御】。金世宗大定五年，遇到太祖忌辰，衍庆宫祭祀只用素食，各京城凡是安放御容之处都是如此。又规定朔望都要举行朝拜礼。大定六年，有关部门上奏说太祖皇帝忌辰，车驾亲自奠祭，百官陪同参拜。如今车驾巡幸在外，应当以宰臣为班首，率领百官前往衍庆宫行礼，皇帝依从此议。大定十六年，遇到世祖、太宗忌辰，一并举行奠祭。大定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处致祭。有关部门说，历代没有一位圣君忌辰时，其余列圣一同参与祭祀的典制，正在商议之间，敕令太子一并前往行礼，一同参加祭祀。大定二十六年，因内外祖庙制度不同，确定太庙每年五次祭享。陵墓的朔望、忌辰及节辰祭奠，都依照前代的典章旧例办理。此外，衍庆宫历来的规矩是，车驾巡幸遇到祖宗忌辰，百官行礼，以及各京城祖庙的节辰、忌辰、朔望拜奠，都应依照旧例以表达崇奉的心意。皇帝依从此议。

明代制度，凡遇到帝后忌辰，都派遣官员到陵墓上致祭。只用香烛酒果，没有布帛和祝文。祝文写道：某年某月某日，孝子皇帝【御名】谨派遣某官，恭敬地告祭于皇考【或皇妣的谥号都要写全】某皇帝【或某皇后】的尊灵说：因逢我皇考【或皇妣】忌日，瞻望您的德恩，不胜哀伤感念，谨用祭品奠祭。恭请您享用【如果是高祖

译、曾祖考妣，则改称"曾孙"，视具体情况使用】。

臣等谨案：唐宋忌日，百官在寺观行香、诵经、设斋，用来追荐先人，虽然属于孝思之举，但颇不符合典礼。不如金代在衍庆宫亲自奠祭，百官陪拜，能够斟酌古礼来修订其制度。明代国忌派遣官员上陵、亲自在内殿【即奉先殿】祭祀，没有行香、设斋追荐的礼仪，这都是唐宋所不及的。

忌日祭祀停乐议【唐、宋】

唐文宗开成四年正月，太常寺上奏："本月二十二日在东郊祭祀先农，这一天正好与穆宗皇帝忌日相同。"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举行蜡祭祭祀百神，与敬宗皇帝忌日相同。按照当年十二月六日的敕令："临近祖庙的忌辰奏乐不合适，季冬蜡祭又不能改变时间。礼仪应当权宜处理，古时已有明确依据。应当命令那天悬挂乐器而不演奏，才符合典章制度。"本月二十二日祭祀先农，希望依照先前的敕令，悬挂乐器而不演奏，皇帝依从此议。

宋太祖干德二年，在太庙举行禘祭。那一天，正好是惠明皇后忌日。有关部门说："唐开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祭祀先农与穆宗忌日同一天；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蜡祭百神与敬宗忌日同一天。"当时下诏说临近祖庙忌辰演奏音乐不合适，命令悬挂乐器而不演奏。我们私下认为，先农、蜡祭尚且要回避祖庙忌辰而不奏乐，何况僖祖神主与太庙同处一室，正逢忌辰，怎么可以随意陈列钟磬奏乐呢？恭请依照礼制，悬挂乐器而不演奏。

忌日易服议【宋、金、明】

宋高宗绍兴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苏迟等人因徽宗、钦宗被扣留在北方，有朔望遥拜的礼仪，于是说："凡是遇到祖宗帝后忌日前一天，以及忌日当天，皇帝先在宫内穿红袍遥拜，完毕后更换服装行礼。"皇帝依从此议。金章宗明昌元年，世宗忌辰祭祀，诸王陪同参拜，穿浅灰色素服，去掉金玉装饰。明代典制，凡遇到各庙忌辰，皇帝穿浅淡颜色的服装，驾临奉天门。

视事时不鸣钟鼓，百官各自穿浅淡颜色的服装，束黑角带朝参。至于谢恩、辞见，官员穿公服按照平常礼仪。孝宗弘治十四年，规定遇到忌辰的朝参官不许穿纻丝纱罗。恭仁康定景皇帝、恭让章皇后忌辰，如果遇到节令，可以穿青绿花样的服装。宣宗章皇帝忌辰，如果遇到奏请祭祀，允许穿红色。世宗嘉靖元年上奏获准：正月初三日宣宗章皇帝忌辰、二月十九日恭仁康定景皇帝忌辰、十一月初五日恭让章皇后忌辰，允许穿青色纻丝。穆宗隆庆元年上奏获准：凡遇忌辰，文武百官不论内外班次，谢恩、辞见都穿浅淡颜色的服装，戴乌纱帽、束黑角带，不许穿公服。神宗万历四年上奏获准：凡是郊庙祭祀日，如果遇到忌辰，就将祭祀提前一天。如果在致斋期间遇到忌辰，皇帝穿常服，百官穿青绿锦绣服装。如果正祭日遇到忌辰，若祭祀在白天举行，除临时照常穿祭服行礼外，当天祭祀前后与致斋遇忌的规定相同。如果夜里祭祀完毕，当天皇帝仍穿浅淡颜色的服装，百官穿青衣、束角带办事。

忌日不废军务议【唐】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在五月初五出发。到达辽阳后，正逢高祖忌日，八座大臣上奏说："臣等谨按礼记说：'君子有终身的忧思，却没有一朝一夕的祸患。'这就是所说的星辰运转、年岁更改，父母虽已过世，但每逢同一天，想到他们的音容居处，就不做欢乐之事。如今陛下亲自统率六军，已经进入敌境，各种事务繁多堆积，等待陛下裁决，可以尊崇先圣的常规，也可以略微变通近代的一致做法。恳请所有紧急重要的军机事务，各部门依旧例上奏禀报。"皇帝亲手写诏书答复说："如今既然是军旅大事，不可以耽误时机、贻误速度，所以我一方面遵从古制之风，一方面依从如今的请求。"

立春

译遇忌日议【宋】

宋高宗绍兴十三年正月，御史台上奏：本月十三日是钦圣宪肃皇后忌日，这天正好立春，按照规定，各位臣僚及将校在立春日要赏赐幡胜，遇到称贺等拜表的场合，忌辰应当先奉慰，退下后才佩戴。希望在十三日忌辰当天先行香奉慰，退下后再佩戴幡胜。皇帝依从此议。

庆节遇忌日议【明】

明世宗嘉靖二年八月丁未，是万寿圣节。此前，再次遇到圣节，都因先帝丧期而从简礼仪，又正逢高皇后忌辰，于是将庆典移到前一天举行。到这时礼官说："大丧既已除服，应当全部依照吉礼，先举行忌日祭祀而后接受朝贺，也不妨在同一天进行。"皇帝准许同一天举行的请求，但仍因孝惠皇太后的丧服制度尚未结束，不忍完全采用吉礼，仍暂时免除演习礼仪、宣读表文以及鸡唱、山呼等礼节。这一天，皇帝亲自到奉先殿、奉慈殿、孝惠皇太后几筵殿祭祀，完毕后，出宫驾临奉天殿接受朝贺，免除文武百官及四夷使臣的宴会赏赐。

忌日辍经筵议【明】

明世宗嘉靖元年五月，是仁宗昭皇帝忌辰，皇帝派遣官员到献陵祭祀。此前，给事中安磐等人上奏说："这一天正好赶上经筵，官员要穿红袍、参加赐宴，如果停止讲学就荒废了学业，如果照常举行就忘记了孝道，请将经筵移到前一天举行。"皇帝将此议交给礼部讨论，礼部回复说："经筵的礼仪日期，历代都没有更改过。考察《祭义》说：'君子有终身的丧痛，指的就是忌日。'这专门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礼经没有记载。听闻孝宗在位时，遇到宪宗忌辰，仍然照常举行经筵，凡是侍班等官员都穿青绿花样服装参加赐宴，应当仿照此例执行。"皇帝特别下令暂时免除此次经筵。

祧庙废忌日议【唐、宋】

唐文宗太和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上奏：睿宗神主已经祧迁，其六月二十日的忌日，以及昭成皇后十一月二日的忌日，按照礼制应当废除。皇帝依从此议。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说："已经降下敕令，钦宗神主祔入太庙，翼祖神主应当迁出。在正月九日祭告迁出翼祖皇帝、简穆皇后神主，供奉收藏于夹室。此后翼祖皇帝忌日以及简穆皇后忌日，希望依照礼制不再避讳、不再作为忌日。"皇帝下诏依从。

忌月举乐议【唐、宋】

唐睿宗祥月（忌月），太常寺上奏，朔望停止上朝，尚食进献蔬食，并且停止奏乐。其余日子皇帝在便殿处理政务，具备供奉的规格。中书门下官员可以侍立，其他人如非奏事不得谒见。忌日前后三天，共六天，都不处理政事。忌日和月末的次日，百官在侧门叩拜通报奉慰。此后就成为常规。到唐宪宗元和九年正月，修撰太学博士韦公肃上疏说："按照礼制没有忌月禁乐的规定，如今太常寺以及教坊因为正月是国家忌月，停止演习郊庙祭祀宴享的音乐，朝廷内外士人百姓都停止庆典音乐。我私下查考经典，恐怕这样做不太适宜。臣谨按《礼记》有忌日不奏乐的说法，没有忌月的记载。汉魏以来，历代都遵循这一规矩。只有晋穆帝将要纳皇后时，因为正逢康帝忌月，交给礼官荀讷、王洽、曹耽、王彪之等当时精通礼法的人商议，都说只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有忌月，那就该有忌时、忌年，这都没有礼制依据。当时依从了他们的意见。臣认为前代的禁令限定在二十五个月之内，如今既然已经超过很久，礼制应当改革。又《礼记》说：'禫月可以作乐'，说明先王制定礼制是逐渐消除哀思之情，不应当因为追思久远之事反而加重礼制。如今太常寺停止演习郊庙的音乐，这是本末倒置而怠慢神明；有关部门禁止朝廷内外的音乐，这是无缘无故地废弃音乐。详考前代典章，这种情

译理不合逻辑；考察其沿袭而来，又没有依据。倘若陛下仍然因循此制，就违背了法度，超越了经典的明确记载；若能得当地制定礼仪，载入史册，那是天下的大幸。"皇帝下诏交给中书门下，命令召集太常卿、礼官等学官详细商议是否可行。中书门下上奏说："忌日，太常寺及教坊都全部停止演习，朝廷内外的士人百姓也都一律禁止音乐。按照礼制及历代的典章旧例，都没有忌月禁乐的规定，请依照平常的规矩演习音乐。"皇帝下敕依从，士人百姓之家，也依照此例办理。

宋真宗咸平年间，有关部门准备举办春宴，在金明池举行水嬉，开放琼林苑，纵容都城百姓游览观赏。皇帝因为这个月是太宗忌月，命令详细考订旧例上报。史馆检讨杜镐等人引用晋朝荀讷、唐朝王方庆、韦公肃的言论说："礼制没有忌月禁乐的规定，当时都依从了这些议论。"我们认为，忌日不奏乐，曾经记载在礼经之中，忌月撤去乐器悬挂，实际上没有典章依据。何况前代大儒的议论足以作为依据，春宴以及金明池、琼林苑的活动都可以照常奏乐举行。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二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三

礼【凶】

师弟子相为服议【唐、宋、元、明】

唐代王义方去世，门人员半千、何彦先为他服丧，在坟墓旁种植松柏，三年后才离去。

宋代胡瑗去世，讣告传到京城，太学博士钱公辅与太学生一百多人到兴国戒坛院举行哀悼，自称为老师服丧，请假二日。《张子全书》说："圣人没有制定老师的丧服，因为老师没有固定的身份等级，怎么可以一概规定服丧礼制呢？所以圣人不制定老师的丧服，心中守丧就可以了。"孔子去世后，弟子们穿吊服加麻，这也算是一种丧服，不能说没有服丧礼制。何基去世，金履祥议论说："为老师服丧，穿吊服加麻，心丧三年，这是古代的制度。布襕，是世俗的服装，如今服缌麻以上丧服的人穿这个。生绢钩领的衫子，是世俗的服装，如今服缌麻丧服的人也穿这个。穿如今缌麻丧服的服装，这样就不能和为父亲服丧、丧父无服的礼制的分量相等同。"疑衰，是古代士人的吊服，其制式已经失传。白布深衣，是古代庶人的吊服，其制式如今还保存着。然而古代的士人，相当于如今的官员；如今的士人，那些没有出仕的，相当于古代的庶人。应当采用古代庶人的服装，把深衣作为吊服。从前朱子为门人服丧时，用细麻深衣加布边缘。但凡是布匹都是麻织的，古代用三十升麻织成麻冕之布，用十五升麻织成深衣之布。深衣的麻，从司马光、朱熹开始都说用极细的布，那么深衣用苎麻代替麻已经很久了。它的边缘，孤儿（父母双亡者）全部用素色，这是丧父之服已经除去后的服装。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如同丧父却没有正式的丧服，就用丧父服除之后的服装，作为如同丧父无服之服，用素色作边缘是可以的。至于帽冠，庶人的吊服是素色委貌冠，其制式已经失传，用白布代替，加素色绖带在冠上是可以的。加麻的绖带，是缌麻服的绖带，如今用缌麻并且稍小一些是可以的。加麻的腰带，是缌麻服的腰带，如今用细苎麻是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疑衰，即拟似于丧服的意思。

元代韩择去世，门人为他服缌麻丧服的有一百人。

明代钱德洪师事王守仁，嘉靖丙戌年考中进士，还没参加廷试就回乡了。戊子年北上，途中听闻王守仁去世的丧讯，前往迎丧到广信，并且派人送信给王守仁的父亲，详细陈述父亲生养、老师教导的恩情，愿意为老师服丧。王守仁的父亲答应了，钱德洪与同门王畿商议丧服制度。钱德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