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十九

译梁传》以及胡安国、张洽的传注为主，《礼记》以古代注疏为主【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废除了注疏，《春秋》也不再用张洽的传注，《礼记》专门用陈澔的集说】。第二场考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都要三百字以上，写不完的可以减去二道。凡是举子的卷首都要写清楚姓名、年龄、籍贯、三代（父祖曾祖）、本经，事先在京城的到应天府、在外地的到各布政司登记造册，卷子的骑缝处都要盖印，卷尾要署上印卷官的姓名以及长条印记。考试的时候一早入场，每人派一名士兵看守，禁止交谈询问、冒名替考。到傍晚交卷还未完的，发给三支蜡烛，蜡烛点完还写不完的就搀扶出场。交上的卷子送到受卷所，分类送去弥封，按照字号编排登记后，送到誊录所，誊录完毕后送到对读所。凡是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称为外帘官，对读完毕后送给内帘的主考官，由同考官校阅，监试官不得干预。凡是举子用墨笔写的卷子称为墨卷，誊录用朱笔写的称为朱卷。到主考官那里又改用墨笔批阅，乡试、会试都一样。

在此之前吴伯宗曾经以廷试第一名的身份被授予礼部员外郎，到洪武十八年提拔一甲的丁显等人为修撰，二甲的马京等人为编修，吴文为检讨，其余的人都到各衙门观政学习。那些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的称为庶吉士，那些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的仍称为进士。"进士"有"庶吉士"和"观政进士"的名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科举和荐举并用，朝廷内外的大臣下至仓库、司局等各种杂流官吏，都可以举荐有文学才干的人士。那些被举荐来的人，又命令他们再去举荐别人。皇帝又曾经晓谕礼部征求经义通晓、品行修美、通晓时务的人士，年纪六十岁以上的，安置在翰林院备作顾问。到成祖永乐二年，已经授予一甲三名翰林官职后，又在二甲中选择文才优异的五十人，以及善于书法的汤流等十人，都做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庶吉士就专属于翰林院了。翰林官员没有不是科举出身的了。不久又命大学士解缙等人挑选曾棨以下二十八人到文渊阁就学。庶吉士周忱自己陈述年纪小愿意学习，于是增加为二十九人。司礼监每月发给笔墨纸，光禄寺供给早晚膳食，礼部每月发给灯烛费钞三锭，工部选择靠近皇宫的宅第让他们居住。皇帝时常到馆中亲自召见考试，五天休息一天，一定要让宦官随行，而且给他们配备校尉随从。此后开科有时不选庶吉士，选取的名额也没有一定标准【永乐十三年选六十二人，宣德二年只选邢恭一人，因为他在翰林院学习四夷译书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孝宗时大学士徐溥说：「自永乐二年以来选取庶吉士没有固定制度，今后请求每次开科都选用，命新科进士呈交平日所作的论、策、诗、赋、序、记等文章，礼部送到翰林院考订，选择那些词藻文理可取的，按照编号提取。礼部用糊名的卷子会同内阁大臣出题在东阁考试，试卷与所交的文章相符的才收入预选名单。每次科举所选不超过二十人，每次留用的不超过三五人，将来必定有可以依靠的成就之人。」于是下诏命内阁会同礼部、吏部考选，作为长久的定例。但是从嘉靖癸未年到万历庚辰年，中间有九科没有选庶吉士。万历甲戌年张居正因为儿子落第的缘故不予选取，崇祯甲戌年、丁丑年也不选。凡是参加考选的人称为馆选，用翰林院、詹事府中官位高、资历深的一人来教导他们，称为教习。三年学成之后，优秀的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次一等的外放做给事中、御史，称为"庶馆"】。又当时内阁七人，不是翰林出身的占了一半，纂修官也各种出身参用【天顺二年李贤上奏说：「纂修专门选用进士，从此以后不是进士不能进入翰林院，不是翰林不能进入内阁」】。

三年北直隶在顺天府举行乡试，十三年二月行在礼部会试天下贡士，三月在北京策试士子，在国子监立石刻名【洪武二十一年才开始在应天府太学立石，到这时都改在北京】。十四年，命令贵州士子附于云南乡试【云南乡试从六年开始，到这时贵州也附于其中。嘉靖十四年，巡按御史王杏因为贵州距离云南道路艰险，士子附试不便，于是就在本省开科

译】。当时会试设有副榜。

仁宗洪熙元年，规定乡试录取名额：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共八十名，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名，广西二十名，云南、交阯各十名【宣德四年增加云南五名，七年规定顺天八十名，正统二年命令不受额数限制，五年规定顺天仍为八十名，应天一百名，浙江、福建都是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广东都是五十名，湖广五十五名，山东、四川都是四十五名，陕西、山西都是四十名，广西三十名，云南二十名。六年增加顺天二十名，景泰元年又命令不受额数限制，四年南北直隶各增加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广、山东各增加三十名，广东、四川、陕西、山西、广西各增加二十五名，云南增加十名。成化三年又增加云南十名，十年增加五名。弘治七年增加云贵共五名，嘉靖十四年规定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十九年增加湖广到九十名。万历十三年增加云南五名。交阯当初规定十名，不久因为放弃了那块地方就取消了】。会试规定不超过一百名，此后有增有减不一致，都是临时酌定。

当初会试录取士人没有固定名额，少的只有三十二名，多的达到四百七十二名，也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录取的宋琮等五十二人都是南方士人。三月廷试提拔陈安为第一名，皇帝对录取偏于一方感到愤怒，命令侍读张信等人重新审阅试卷，陈安也参与其中。皇帝还是怒气不消，亲自审阅试卷，录取了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再次举行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都是北方士人。但是一直到永乐年间都没有分地区录取。到仁宗才命令杨士奇等人规定录取名额：南方人十分之六，北方人十分之四。后来又下令南北方各退出五份卷子作为中卷，南方录取五十五卷，北方录取三十五卷，中卷录取十卷，仍以一百人为标准。景泰初年，礼部请求录取士人不分南北户籍，给事中李侃等人认为北方人在文辞方面比较笨拙，从前的制度分南北卷不能改变。礼部说乡举里选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录取士人如果不凭文章，考官依据什么来评判呢？而且北方是中原地区，人才所生的地方，从古代来说，大圣人如周公、孔子，大贤人如颜回、曾子、子思、孟子，都不是南方人。从现在来说，如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都是永乐年间不分南北所录取的士人，现在怎么可以预先说北方没有人才呢？于是听从了礼部的请求。景泰五年，听从给事中徐廷章的建议又恢复分南、北、中卷：南卷是应天府及苏州、松江等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是顺天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州、徐州、和州三州。

神宗万历十一年重新规定了乡试派遣考官的制度。当初，乡试主考官二人，两京用翰林官，同考官四人用教职人员，各省则事先在儒官中聘请通晓经义、公正的人来担任。景泰二年，命令在京、在外乡试的同考官，五经用五人。三年，命令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会同巡按御史推举现任教官，年纪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有文学而且谨慎的人聘为考官。于是教官担任主考就成了固定的惯例。此后聘用的人有时不合适，监临官又常常侵夺他们的职权。世宗嘉靖七年，采纳兵部侍郎张璁的建议，各省都派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赶去主持考试，两京的房考官也各加派一名科部官员，考试两次之后就又停止了。二十五年，听从给事中万虞恺的建议，各省乡试如果精通经义的教官不够，就聘用外省的推官、知县来补充。四十三年，又命令两京同考官用京官、进士，《易》《书》《诗》各二人，

译《春秋》《礼记》各一人，其余仍然参用教官。到万历四年，又议定两京同考官中衰老的教官遣送回籍，北京从观政进士及候补甲科中足额补充，南京从附近的知县、推官中选取。到这时下诏规定科考事宜，礼部又重新提出张璁的说法，说当时是因为主考官与监临官礼节上有小的嫌隙，所以只实行了两科就停止了，现在应当仍然派遣朝廷官员。因此浙江、江西、福建、湖广都用编修、检讨，其他省用部、科官员，同考官也多用进士出身的教职人员，只取一两个而已。

会试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八人。洪武十八年，命令临考前上奏，从翰林院选用主考官二人，加上同考官三人，其余用教职人员。景泰五年，听从尚书胡濙的请求，都用翰林、部曹官员。此后主考官大多以内阁大臣为正主考，翰林院、詹事府的一人为副主考。熹宗天启二年，命令大学士何宗彦、朱国祚主持会试。此后主持会试都用两位辅臣，成为惯例。同考官从景泰以后，也逐渐增加。武宗正德六年，用翰林官十一人，科、部各二人，分《诗经》房五个，《易》《书》各四个，《春秋》《礼记》各二个。到这时因为《易》卷多，减去《书》的一个房，用来增加《易》的房。十四年，《书》卷又多了，于是增加翰林一人，来补足《书》的缺额【四十四年《诗》《易》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到明朝末年都没有改变】。

旧制度中宗室没有参加考试的。万历二十三年，郑世子朱载堉请求让宗室穿着儒服参加考试，根据才能任用，才开始下诏允许奉国中尉以下的人参加考试，辅国将军以上因为爵位尊贵不能参与。接着礼部官员说，封爵和科目本来是两条途径，他们既然愿意从科目进入仕途，应当按照士子的出身资格铨选授官，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只是不能授予京城的朝官。但是这个制度屡次规定却一直没有真正实行。到三十三年，皇长孙诞生，颁诏又推及到皇族后代。熹宗天启二年，会试才开设宗科。朱慎鏋考中进士，听从主考官何宗彦、朱国祚的请求，立即授予中书舍人。庄烈帝崇祯四年，朱统�成为进士，起初选为庶吉士，此后历经科举中的各种事变。

弘治十二年，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主持会试，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出卖考题给举人唐寅、徐泰，于是命令李东阳独自主持。给事中林廷玉又弹劾此事，程敏政因此获罪被贬官，唐寅、徐泰被斥革遣送回籍。嘉靖十六年，礼部官员严嵩摘录应天、广东试录中的序言语句激怒皇帝，应天主考官及广东巡按御史都被逮捕审问。二十二年，皇帝亲手批示山东试录序言有讥讽之意，御史叶经及布政使以下官员都获罪，这也是严嵩暗中陷害所致。万历三十八年，会试时御史孙居相弹劾同考官庶子汤宾尹与各房互换考卷，都是因为偏私韩敬的缘故，当时吏部正在进行考察，于是把汤宾尹、韩敬列入考察名单予以处置。四十四年会试，吴江人沈同和得第一名，沈同和向来不会写文章，文章实际出自第六名的手笔，同乡人赵鸣阳代笔的事被查出，两人一并被判处充军。天启二年，中允钱谦益主持浙江的乡试，所录取的钱千秋的卷子七篇文章都用了大结（违规的写法），有人以此揭发关节舞弊，钱谦益自己也检举了这件事。钱千秋被判处充军。崇祯初年，钱谦益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推举内阁大臣，尚书温体仁翻出钱千秋的旧事，攻击弹劾钱谦益，钱谦益因此被罢官，终明朝一代都没有再被起用。

事迹比较特殊的例子：永乐七年己丑年会试录取九十五人，皇太子因为皇帝正在北征，命令把他们送到太学。到永乐九年才举行廷试。天顺七年考试当日，考场发生火灾烧死举子九十余人，都追赠进士出身，改期到八月举行会试。第二年三月廷试，当时英宗因为国丧尚

译未满一年，在西角门策问考生。正德十五年，因为皇帝南巡没有来得及举行廷试，第二年世宗即位，也在西角门策问考生。嘉靖八年，皇帝亲自审阅廷试的试卷，批语褒奖一甲的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的唐顺之、陈束、任瀚等六人。大学士杨一清等人于是挑选唐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把名单上奏，请求安排教习。忽然降下谕旨说：「庶吉士的制度不必挑选留用唐顺之等人，全部除授官职，由吏部、礼部、翰林院会议后上报。」尚书方献夫于是说唐顺之等人不必留任，并限制翰林官员的名额，这个惯例几乎因此废弃。到十一年壬辰年已经停止馆选，到九月又重新举行。崇祯七年举人颜茂猷，兼通五经，做了二十三篇经义文章，知贡举林釬上报此事，皇帝下诏送到内帘，已经列入副榜了，又命令特别赐予进士，把他的名字刻在试录第一名之前。

武科：洪武二十年设立武学，并且命令武臣子弟在各直省参加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武举，每六年举行一次会试。天顺八年，命令文武官员荐举通晓兵法、谋略勇武出众的人，各省巡抚、巡按、三司、直隶的巡按御史考核录取之后，兵部会同总兵官在帅府考试策略，在教场考试弓马，回答策问两道，骑射中两箭、步射中两箭以上算合格，中一半的算次一等。成化十四年，下诏武科乡试、会试全都比照文科的惯例办理。到弘治六年，规定武举每六年举行一次，先考策略，后考弓马，策略不合格的不许参加骑射考试。十七年又改为三年举行一次。正德三年，兵部议定并上奏武举的条例规格：每逢文科举行乡试的那一年，预先通知两京十三省布政司，凡有精通韬略、擅长武艺的人，向所在官司军卫呈报，送到都司、有司，再送布政司，由巡抚、巡按会同三司分别考试【没有三司的地方由巡抚、巡按考试】，两京也送到巡抚处考试，考中的人在第二年四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会集。会试由兵部主考，第一场考骑射，每人发九支箭，须射中三箭以上；第二场考步射，也发九支箭，须射中一箭以上。都在京营的将台前考核【如果到期遇上风雨不便，骑射就改期】。文科出身的举人另设第三场，回答策问两道，论一道。凡是试卷都要弥封誊录，写明马射、步射中箭的数目，送到内帘详细排定等第。凡策论和弓马都优秀的列为上等，其次是弓马稍差一点的列为次等，弓马虽然优秀但论策文采不够的，都列入中等，其余的一律淘汰，等待下一次考试。榜文张贴之后，兵部在引见的第二天，在中府赐予会武宴。嘉靖元年规定，各省要参加武举的人，由巡按御史在十月考试，两京武学由兵部选取，都送到兵部。第二年四月举行会试，用翰林官二人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官四人为同考官。后来又仿照文科乡试南北卷的先例，分为边方、腹里，每十个名额边方六个、腹里四个，作为定制。万历末年，科臣请求设立将材武科。第一场考试马步箭以及枪、刀、剑、拳击刺等武艺，第二场考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技法，第三场就各人所了解的兵法、天文、地理进行论述，皇帝批准了但未能施行。崇祯四年，因为当时正需要人才，命令殿试传胪都按照文科的惯例，于是赐予王来聘等人及第有差别的名次。武举殿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任官方面则文官归吏部管辖，武官归兵部管辖。吏部有四个司，文选司掌管铨选，考功司掌管考察，这两个职务尤其重要。选授官员的人有三条途径：一是进士，二是举人、贡生、官生、监生、儒士，三是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各种杂流出身的人。刚开始授职的称为"听选"，晋升调任的称为"升迁"。这个办法是每年吏部举行六次考核、六次选官，凡是引选六类，选六类，远方选二类。听选中考核确定升降的，在双月举行大选；改授、改降、丁忧、候补的，在单月举行急选。武科选官每三年举行一次。

译凡是升迁一定要任满年限的，若职位空缺应当补充而不等任满的，称为"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者奉皇帝特旨任命，侍郎以下以及祭酒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员廷推，太常寺卿以下由部推，通政使参议以下由吏部在宏政门会同选授。詹事府官员由内阁提名，各衙门官员由本衙门掌印官提名，在外地方官只有督抚由廷推，其余由九卿共同推举，吏部主持。布政使、按察使职位空缺，由三品以上官员会同推举，其余监司官员则按资历顺序升迁。边防和兵备道的官员大多由选择保举产生，授予敕书。在外地方的府州县正官、佐官以及在京大小九卿的属官，都是常选官，选授迁转都由吏部办理。

太祖洪武年间，出仕做官大多由荐举产生。年高德劭的儒者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等人，起家就做了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斅、赵民望、吴源，特别设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做了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做了侍郎。年高德劭的刘堉、闵贤做了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做了佥都御史。人才赫从道做了大理寺少卿。孝廉李德做了府尹。儒士吴颙做了国子监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宾做了布政使。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某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做了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宗、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做了参议。此外由此渐渐升到显贵地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吏部奏请荐举应当授官的人，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七百多人，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九百多人。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北方人在南方做官。此后只规定要回避本省学官，其余不必回避。

仁宗洪熙元年，吏部尚书蹇义说：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及府州县官员，以承接朝廷政令、宣扬教化、抚爱百姓为职责，必须选官精细严格，荐举有一定的办法，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请求命令在京文官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以及州县正官，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贤能有为、可以胜任治民或者担任风宪官的人一名。吏部考察验证，酌情任用他们所保举的人。如果被荐举的人不称职，或者授职后昏庸腐败、庸碌卑污，就连坐处罚举荐的人。于是就此定为制度。凡是遇到布政司、按察司二司以及知府的职位空缺，命令三品以上京官保举。此后因为知府大多按资格铨选而不称职。宣宗宣德六年，又命令大臣荐举。英宗正统元年，下诏命令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堪任御史的人，四品官及侍从言官荐举堪任知县的人各一名。正统二年，大学士杨士奇说：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以及府州县正官，只由吏部举荐，权衡独断，见闻不广，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于是敕令大臣保举，得到的人才因此增多，其间也偶有一两个不称职的，大概是因为举荐的人审察不周，或者徇私不公所导致的。从前唐太宗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荐举郡守县令，于是取得了"斗米三钱"（天下太平物价低廉）的效果。近来有些京官，没有人举荐保举就编造诽谤的话，想要破坏这个良好的制度，恳请仍然遵照先帝的敕令，实行荐举的办法，把被荐举的人和举荐的人一并登记造册，日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犯了贪赃之罪，一定要治举荐人的罪，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正统十二年，给事中余忭又说：「布政司、按察司及郡守的职位有空缺，吏部应当奏请皇帝裁决。」尚书王直等人认为方面官、郡守由保举而升用的大多称职，不可以随便更改，皇帝下诏听从了王直等人的意见，但仍然采纳了余忭奏疏的一部分，允许言官指出弹劾。

从宣德三年起，况钟、赵豫等人凭荐举被提拔为苏州、松江等府知府，赐予敕书

译办事。宣德十年，任用郭济、姚文等人为知府，也是这样。那些被上奏保举的人，郎中、员外郎、御史以及司务、行人、寺副，都得到不按常规调动的待遇。部曹官员及御史由堂上官荐引，大多能够胜任本职。皇帝又担心大臣们因为连坐的缘故而不敢举荐，曾对大学士杨溥说：「全才是很难得的，一句话的推荐，又怎么能保证他终身都称职呢？想要得到贤才，应当从优教育培养。」当时的吏治可以说是极为兴盛。英宗遵循旧有的制度，但是时间久了产生了弊端，所荐举的人有的是僚属、门下的亲友私下相互勾结，方面官方正、谢庄等人因为保举而获罪，却没有人敢再保举合适的人，御史、知府往往九年都得不到升迁。景泰三年，下诏说被罢免的文官如果没有贪赃的罪行而且才学可用的，允许由在京四品以上官员、在外的巡抚、巡按、方面官及府州县正官荐举任用。

孝宗弘治六年，下诏命令各巡抚、巡按及布政司、按察司二司，遇到府州县官员才行都优秀的，不分举人、贡生或者吏员出身，一律予以保举。五品以上如果确实有才德出众的人，向吏部开列上报，奏请皇帝定夺。当初，太祖曾经亲临奉天门选官，而且告诫不要拘泥于资格，选授官员的时候有的直接授予侍郎，进士、监生和被征辟、荐举的人交互使用，给事中、御史的初授和升迁人数也各占一半。永乐、宣德之后逐渐遵循资格，而台省官员当中仍然有很多是初授的，到这时资格的限制才开始严格起来。举人、贡生虽然与进士并称为正途出身，但是所受的待遇轻重相差很大，所以才有这道诏书【嘉靖四十四年下诏命令各巡抚、巡按在自己所辖的官员中不论举人、贡生或进士出身，只要有贤能就一律予以保举。隆庆三年，掌管吏部事务的大学士高拱说：国初进士、举人都被任用，后来进士地位越来越受重视而举人却越来越受轻视，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应当打破拘泥固执的成见，来拓宽建立功名的道路。凡是自从授官以后，只考核政绩，不必再问出身如何，吏部自行考察访问，如果确实是贤能，就一律予以升迁提拔，各巡抚、巡按官员也一律予以保荐，不要有轻重之分，皇帝下诏嘉许并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这种积重的形势已经不能再挽回了】。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吏部尚书严讷请求命令当年来朝觐见的官员各自举荐自己所属府佐以下治理政绩卓越的官员，就像国初冯坚以典史的身份被提拔为都御史，王兴宗以直隶的身份被提拔为布政司一样。按照惯例破格提拔一两个人来激励他们的志向，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穆宗隆庆四年，命令在各部、寺属官以及南京科道官、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中如果有志向品行被众人共同推举的人，遇到京堂官职位空缺，每年间隔提拔几个人【是听从了大学士陈以勤的请求】。

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忧虑宦官请托干预选官，于是实行掣签法【当初选官常常用拈阄的办法，尚书李戴拟定推行这个办法，皇帝批准，到这时才开始施行】。凡是大选、急选、听选的人都自己抽签，一时被称赞为最公平的办法，但是铨选政务从此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

明代制度中，给事中、御史合称为科道官。从洪武到天顺、成化年间，进士、举人、贡生、监生都可以选授补官。那些被选拔提升的人，除了推官、知县之外，有的是从学官选上来的。此后监生和新科进士都不能参与，有的是庶吉士改授，有的是取内外科目出身、任满三年考核合格的人，在京的则是两京五部主事、中书舍人、行人、评事、博士、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官，在外的则是推官、知县。从推官、知县选拔进京的称为"行取"，其中有特别荐举的，即使任期未满也可以参与考选。嘉靖、万历年间曾经下令部曹官员不许改任科道官，后来也间或又实行了。京官只有进士出身的才能参加考选，推官知县

译的行取则举人、贡生都可以参加。天下的府州县守令，进士出身的占十分之三，举人、贡生出身的占十分之七；而行取入选科道的，进士出身的占十分之九，举人、贡生出身的才占十分之一。而且大多是有台省名额而少有省级名额，南方多而北方少。嘉靖年间曾经下令监生也可以参加考选，不久又停止不行。

考选的惯例，优秀的授予给事中，其次授予御史，再次的用作部曹官员。虽然是临时考试，但是事先有访单出自九卿、台省各位官员之手，往往依据这些访单来评定高低。崇祯二年考选完毕，吏部因为两名中书舍人的访单互相矛盾，向上请示，皇帝责备他们互相推诿，却没有意识到访单本身的做法就不妥当。

武臣的除授，在京的是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留守司，在外的是各都司、各卫所以及三宣六慰的流官，分为八等：都督及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副留守；世官分九等：指挥使及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户、试百户；直省都指挥使二十一个，留守司二个，卫九十一个，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十一个，以及苗蛮土司，都由兵部武选司选授。凡是大选分为：色目（外貌相貌等类别）、状貌、才行、封赠、袭替。选授的途径有四条：世职、武举、行伍、纳级（纳粟捐级）。

任子（因父祖官职荫及子孙）的制度：明初文武官员从正一品、从一品到正七品，都允许荫封一人做官。荫封的品级从正五品、从五品一直到流外的上、中、下三等，依次逐级降低。大致与元朝的制度相同，而旁支荫封降等以及补试的办法也大略相似。武官爵位到六品，如果在职去世的可以由子孙承袭，年老有病的可以由子孙替代。世代久远而绝嗣的，由旁支来继承。凡是承袭职位的子弟年满二十岁的，要经过比试。第一次考试不合格的，授予职位署理事务，领半俸两年。第二次考试合格的，领全俸。仍然不合格的，就降为军籍。永乐以后，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任满考核政绩显著的，才能够请求荫封。遇到国家有重大典礼【如皇帝登基、加上尊号、册立皇后、册立太子以及皇子出生等】，屡次加恩荫封，但大多都是勋戚和内阁大臣才能得到。而战死疆场立下战功以及在王事中殉职的人，有的因功荫封，有的因难荫封，按惯例都要录用他们的子孙，终明朝一代都没有改变。孝宗时，被荫封的儿子如果还未出仕就已去世，允许补荫其他子孙。如果应当得到荫子恩典而本人已经去世的，允许其子孙自己陈情申请。如果本人有儿子而愿意荫封其兄弟的儿子的，也听任其便。后来又逐渐减少这种做法【正德八年规定，补荫只允许一人，已经补荫过又去世的……】

译已经补廕的人不得再次补廕。万历十一年下诏，凡是廕子还未出仕就已经去世、年代久远亲属关系已尽的，不得补廕。隆庆五年下诏，凡是靠廕补进入国子监后又考中科举的，仍旧让他补廕。又有先前由廕补录取为国子生、后来因军功改授锦衣卫千户百户的，允许由其嫡子或次子孙来补廕。大抵明代文、武两种廕补，文廕如国子生、中书舍人、尚宝丞、光禄丞、通政知事、大理评事之类，大致是三品以上文臣的子孙才能担任。武廕则是勋戚之家以及阃帅（边镇统帅）与有军功的文臣，他们的廕补如锦衣卫各卫的千户、百户，指挥佥事、同知以及都指挥佥事之类，有的世袭，有的只传一世、二世，都要斟酌功劳的大小,奏请朝廷裁定，没有固定的制度。至于宦官子弟滥受勋爵，这就是明朝的乱政了，不值得多说。

译考绩

唐朝自肃宗以后，考课制度混乱，朝内外官员的考核全都评为中上等。德宗贞元五年，赵宗儒主管考功事务，被评为中上等的仅有五十人。贞元六年，因为刺史、县令弊病在于更换太频繁，下令以任满四考为限。贞元七年，下令县令满四考没有被替换的，等到满五考再议。又规定各部门朝官，须依据每年的功过才能，比照条例文书，来确定升降。凡是考核等第，不得笼统一律申报为中上等。宪宗元和二年，中书门下奏请：京城常参官五品以上，无论前任还是现任，都酌情核定考数，在中书设置具员簿，用以排序内外各类官员。凡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以及东宫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以下外，都请以五考为限。台官则先定月数，令、丞、侍御史满十三个月，殿中侍御史满十八个月，监察御史仍照以前二十五个月，即予迁转。三省官都以三考为限，其余外官都以四考为限。此外文武官四品以下的，都以三考为限。尚书省四品以上酌情改动，其余文武官三品以上不受限制。此例若有变更，届时另行奏请裁定。凡权知官满两考的，即转为正授；未经正授的，不得凭权知官的资历改转。凡因官职空缺需要用人，或因事务需要调任的，不受常规考核迁转的限制。诸道及各使的副使、行军司马、判官、参谋、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等，如有敕令兼任职掌并带检校五品以上官及台省官衔的，满三考即予改转，其余官员满四考。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考功员外郎李渤请求将宰相萧俛、段文昌、崔植、翰林学士杜元颖等考评为中下等，李绛、张惟素、李益等因谏阻游幸骊山、郑覃等因陈说游猎不宜而应考评为上下等。恰逢李渤坠马，请假，冯宿代理考功事务，以三品以上为清望官，每年上报名单听候皇帝亲自考核，旧例本非有司所能参与，李渤所议之事于是作罢。宣宗大中五年，吏部上奏：刺史、县令凡日常的赋税征收、审理户口案件、差役科派以及修整官署馆舍、开辟修通道路之类的事务，不应计入考核政绩。只有开垦荒田招徕户口、审理案件平反冤狱以及新设置的事务，才任由他们记录缘由申报上级。又近年来刺史自行记录政绩申报尚书省，好夸耀的人夸大其事，谦退的人则缄默不言。现请一并委托本道观察使核定考评后申报。又州府申报官员复核得出殊等考绩的案件，其原来的推官大多未受到相应处罚，或者应当记为下等考评时又到时未加提出。现请求殊等考绩之日一并加以记录。原推官如被评下等考绩，如认为委屈，可任由其向节度使及台省申诉。若官员冲撞侵犯长官，在判定考评当日即评为下等，如到期而不举发本判官的，本判官应记为下等考评。省司核校其所犯情形，如与法令条文相符，即申奏皇帝，颁下敕令，并各自行文通知州府。又诸州府上奏，每逢记录两考、三考时便夸大之前的政绩，以求获得褒扬升迁。省司核查不严，便有人趁机侥幸取巧，今后不得再申报以前的政绩。又诸州府所申报的考评解状，都不明确说明善状、最状，有的泛泛称说考评等级，有的大谈门第出身。今后如有这类情况，请下令降低其考评等第。此前应当获得考评的人，一并发给考牒作为凭据。又近年来的考牒，有的一人在数处申请领取，有的过了数年后才申请。今后凡获得殊等或上等考评的人，省司在敕令下达后，即依据人数发给考牒。

后唐明宗初年，两班官员的考绩都以恪尽职守、勤勉不懈、清廉谨慎、政绩显著等语来评定。祠部郎中王承弁请求明

译确书写考课等第，以示劝勉惩戒，但最终未能施行。当时朝内外文武官员，每年由有司核定考评，将相则都用皇帝御笔亲自决定升降，然后下达中书门下商议施行。废帝清泰二年，制定法令：录事参军一年之内依照期限完成征税等事务的，加官阶；两年完成的，授予试衔；三年完成的，授予相应服色。摄任县令三年内总计达到期限的，予以真授。本判官一年内完成的加官阶，两年的改授试衔，三年的转授正官。本曹官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征收的，授予试衔并转官。诸节级官员三年内总计完成的，赏钱三十千。

晋高祖天福二年下敕：朝臣中以特殊才能被授予外任官职的，任期届满没有过失的，将来拟定官职时，在外任职一任等同于在朝任职一任予以升进。其自行请求外任及非特别委任的，不在此限。出帝时，因为经费开支太多，公私都陷入困顿，下令各州账籍、钱谷、征税情况，一季奏报一次。两年的赋税如按期完成，允许以三周年为满任期，三年内都能办好事务的，即予以升迁。如果刚到任所，政绩没有起色的，也立即罢免更换。

汉隐帝乾祐二年，下令各州府长官督促百姓按户种植桑树、枣树（小户十株至二十株，中户三十至四十株，大户五十至一百株），官员卸任交接时，登记在文书上，由省司据以作为考课依据。又因外州解状虚报增加农户税额，没有增加田地却虚报开辟垦种，各自另立户名，或者是为逃避税赋而迁移他处，一并没有归还原籍。今后解状之中，应将本处新增加的户口与应征收的税赋一并列明。

后周以前都以三十个月为三考，到周世宗显德五年下敕，此后授官都以三周年为限，闰月不计算在内。尚书考功上奏说：「本司所核校朝内外六品以下参选官员的考绩，今后以一周年核成一考，三考期满后如果没有替代人选而在任继续任职一年的，成为四考（次年不再计入期限），逐年须详列到任的具体年月日，此前的政绩，第二考不得重复计算，最后一考须详列得到替代的年月日，比照升降。诸司诸色流内出身之人，逐年在六月初一日以后投递状文，所司省司依据状文再行文本司核实，须在九月前审核完毕并上奏。凡有公事出外办理及在职期间的功过，都须行文报告考功司，不得有所耽误。逐年考核。」

宋太祖设置审官院，考核朝内外官员的政绩，官员任满归京后由京朝官引见奏对并进行磨勘，这是恢复了循序升进的旧制。此后逐渐立法：文臣五年一磨勘，武臣七年一磨勘；曾犯赃罪的，文臣改为七年，武臣改为十年。治平三年九月，下诏：待制以上官员六年一磨勘，到谏议大夫为止；京朝官四年一磨勘，到前行郎中为止；少卿监以七十员为定额，从此开始有了限额之法。元丰四年，中书拟定磨勘转官办法：谏议大夫、待制以上官员，从通直郎到大中大夫需三年，大中大夫以上进士出身的需八年，其余需十年；承务郎以上到朝请大夫，进士出身的需八年，其余需十年。崇宁四年，改为朝请大夫到中散大夫需七年，中大夫如果不是两制官不得转为大中大夫。绍兴四年，修订规定承务郎以上四年即可转为奉直、朝议、中散、中奉，转为中大夫的需七年（绍兴八年又加入中大夫）。诸朝议、奉直大夫以及特恩之人，以八十员为定额，其余仍照旧法。武臣大使臣，从修武郎到武德大夫需五年，武功大夫需七年，转为遥郡刺史以后需十年，到遥郡防御使为止，限额之法尤为严密。进纳出身的人到从义郎为止，非正常途径补授吏职的到训武郎为止，枢密院出身之人也到训武郎为止，三省出身之人到朝请大夫为止，一旦出任外官便不得再转中大夫，

译内侍到武功郎为止，驸马都尉到承宣使为止，而医官不超过和安大夫，太史局不超过春官大夫，横行官若无战功不得除授。至于选人七阶，依据考评等第与资历，如无过失，或有功绩的，逐次升迁，称为循资。若磨勘符合标准，凡录事参军以上及考满六考的都改任著作佐郎，无出身的十考的改任大理寺丞，有功赏的减一考。若尚未达到磨勘标准而到支使且满八考的，有出身的改任太子中允，其余改任太子中舍。四色判官及满九考以上的改任秘书丞，无出身的止于殿中丞，满十二考以上的改任太常博士。仁宗时因依考第改官的人过多，于是下诏改由帅守、通判、监司保举，每年以改官一百员为定额。元丰年间稍微削减了改官的名额：观察判官以上改任奉议郎，无出身的人改任通直郎，掌书记改任通直郎，支使以下一律改任宣德郎。起初，文武常参官各以职务的繁简为期限考核，期满即可迁转。太祖认为这不是名实相符的做法。恰逢监门卫将军魏仁涤等因治理市场税收有盈余，被下诏一并增加官阶，因而废除了按年月依序迁转的制度，没有功劳的不予升官阶。建隆三年，规定州县官辖内户口减少一分以上的降低考评，县令、县尉任内没有盗贼的记为上等考评。此后又规定官署仓库损坏的扣减一次选任资格，能修葺完好而不烦扰百姓的则减免一次选任资格。太宗即位，下诏各道漕运官员察访官吏能力优劣，分为三等（临事怠慢简率的为下等，职务办理粗略尚可的为中等，治理成绩尤为突出的为上等）。端拱三年，命户部侍郎王沔等磨勘京朝官，吏部侍郎张宏等磨勘幕职州县官，枢密院都承旨赵镕等磨勘三班官员。唐制以考功郎中专门主管考课，宋朝初年特别重视此事，曾命清望官兼任此职，到这时职权更加重要了。第二年设立审官院、考课院，命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共同掌管审官院事务，兼判流内铨；翰林学士苏易简、虞部员外郎知制诰王旦共同掌管考课院事务。真宗景德四年，才规定京朝官须满三年才能磨勘迁官。仁宗时，凡选人升为京官须经引见奏对，凡应当升迁的皇帝必定亲自察验其是否恰当，曾下令选人若有私罪，如按规应赴谢却未到、奏对时仪态有失，都不许听候磨勘。庆历三年，规定从朝官升到郎中、少卿须有五名清望官保举才能升迁（范仲淹等人所请），后因议论者认为此法容易导致奔走钻营，才被废止。至和初年，因太平日子太久，官员职守因循守旧，贾黯掌判流内铨，才略以风纪义理加以整肃匡正（推官桑泽在益州任推官三年，不知父亲已死，任满归来当升迁，投状自陈，无人肯为他起草文书，桑泽这才发丧，以未曾得到家信作为解释，服丧期满后请求磨勘，贾黯认为三年不与父亲通信，即使不算隐瞒丧事，仍然算是不孝，桑泽于是被废黜遣归，不再录用。晋州推官李亢，起初以资财捐纳出身，因犯私罪被罢去官职，隐瞒了已得的官职，以平民身份应举，中举后过了十年应当磨勘，才自首前情，起初以欺瞒蒙骗侍奉贾黯，因而获罪被罢免）。到英宗治平二年，贾黯又上言说等待磨勘却未获引见奏对的选人已达二百五十余人，都是因为荐举官员每年限定名额，滥举以凑数所致。第二年于是下诏每年荐举京官以三分之一为限，又因蔡抗上言而废除了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官员每年可得荐举官员之法。此前从发运使到知州的考绩都归考课院，专门以监司所定考评为依据。至于对监司的考核，则总核其甄别情况，由部吏辅助采访官员的才干品行作为考评依据，但都被评为中等，没有高下之分。神宗即位后，凡有职务都须考核。凡考核必求名实相符，监司所上报的守臣如果没有列入等第的，须延长年限、降低资历；治理成绩优异的，增加官阶、赏赐金帛，用皇帝亲笔诏书加以奖励。若

译是监司以上的官员，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进行考核校验。又下诏考核县令，以判决案件公平允当、赋税征收不扰民、均平差役制止盗贼、劝勉督促农桑生产、赈济抚恤饥饿贫困、疏导修治水利、户籍增加、整治文书簿册为最优，同时参考道德义行、清廉谨慎、公平、勤勉恭谨为善行，综合评定上中下等能否，特别突出的另立优、劣两个等第，每年上报其情状，以彰明赏罚。凡列入优、劣等第的，赏罚尤其严厉。高宗南渡后，礼部员外郎舒清国上言说：「各道郡县近来遭受兵火焚毁，请以户口增减情况分别考核守令。」（规定）知州、通判考核县令，监司考核知州，都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之中又分上中下），由考功司汇总核定优劣，孝宗隆兴初年着为定制加以施行。凡因恩例减少磨勘年限的，须对照一年的实际经历。乾道二年，朝臣上言说：「本朝盛世之时，用审官院考核京朝官，考课院考核幕职州县官，都由中书或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官核校其能否，以此施行赏罚。」熙宁年间才废除此制，从此州县官吏不再知道有考核优劣之分，虽然仍有批书，也不过是形式而已。若身居侍从之位，连批书也一并没有了。希望遵循旧制，监司、郡守朝辞之日另发给御前历子，如荐举了几名贤才，或治理钱谷、审理狱讼有何成绩，兴办了什么利益、除去了什么弊害，每逢考核令主管官吏据实批录，官员任满归朝时诏令执事官核验，其政绩卓著被闻知的增加官阶，无所建树的加以惩罚。宁宗时，因各郡国考核多徇私情，于是仿照旧制在御史台另立考课一司，以举劾多的评为中等，无所举劾的评为下等，每年终了各以实际能否上报朝廷，以彰明升黜。度宗咸淳三年，斟酌核定旧制：凡文武官员公正勤勉、恪守职责，又能振举职事的为上等；公正勤勉、恪守职责但只有一项长处的为中等；既无良好声誉，又多有谬误政绩的为下等。御史台总核帅司、监司，监司总核守臣、通判，守臣、通判总核州县属官，戎司及屯司军中大营则由其自行总核。制置司若无制置司，则由各郡总管、钤辖一并归帅司总核，或按各路所辖州县分归转运、提举、提刑三司。守臣、通判每月考核一次州县属官，监司会同考核守臣、通判，制置司、戎司考核军中营垒，依照旧制办理。相互行文，汇总兵甲、狱讼、钱粮的数目，以及各司属官批拟公事、拘收钱物、招募军队置备器械的数目。次月造册，各自申报御史台。到半年时进行分类考核，三年评定为三等。中等的没有赏罚，上等的或转官或减少磨勘年限，下等的降官、延长磨勘年限。

辽圣宗统和九年下诏各道察访贪官酷吏，统和十二年下诏州县长吏有才能而无过失的减少一次考核资历。太平六年下诏南北各部访察州县以及锡林、美棱等官不能治理者予以罢免。又下诏大小职官有贪婪残暴虐待百姓的立即罢免，终身不再录用。其不称职者，即使身居重任，也立即予以替换；能清廉勤勉自我勉励的，即使地位低微也听凭荐举提拔。兴宗时下诏东京留守察访官吏中干练、清廉刚正的人加以上报。又下诏诸职事官凡以礼卸任及以罪被免职的都登记造册。

金朝制度：凡朝内外官员所经历的资历考绩以及更换任职的期限、离任的缘故，任满后都详细记载在解由之中，吏部依据其确定能否，又在铨选拟官时摘录解由的要点宣读，称为铨头；又汇集历任的铨头登记在行止簿中（此簿以姓氏分类，记录各人所经历的资历、功过）。其中犯有公私罪责及赃污的，称为犯选格。因考察而升迁的称为防升，东北沿边州郡升迁的称为边升。通常调迁的规定：正七品两任升为六品，六品三任升为从五品，从五品两任升为正五品，正五品三任升为刺史。凡朝内外官员都以三十个月为一考，随朝官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升职一等。章宗时定制：正七品以上都须任满两任而后升迁。明昌四年以前的制度规定，凡已带三品散官的不许申告迁转，于是又定制：已带三品散官实际经历五十个月的，依照有司照勘的规格，在规格之前予以进官一阶，规格之后重新起算。宣宗贞祐三年下诏，河北、山东等路以及平凉、庆阳、临洮府、泾、邠、秦、巩、德顺各州经历过兵祸的，四品以下职事官都以二十个月为满任。兴定元年制定，鄜、坊、丹州四品以下州县官比照环、庆两州之例。自熙宗天眷三年，命温都思忠访问各路，得知访察官吏杜遵晦以下一百二十四人，各进官一阶，罢黜贪官张轸以下二十一人。皇统以后经常派遣朝官访察官吏。章宗泰和元年十月，命监察御史分四路巡行，每路由女真人、汉人各一人同往。宣宗贞祐二年，臣僚请求依照大定旧制，以监察御史及审录官分赴各道考核，希望以此使人自我勉励。兴定初年，因县令有的并非贤

译才而监察御史一次巡察不能全部知悉，于是下令每年派遣御史巡察，另外还选派官员巡访，以此推行黜陟之政，并订立监察御史失于察访的法规。哀宗至大元年（应为正大元年），设立司农司，从卿以下轮流出外巡察吏治，凡职官中干练能干和贪污滥职者各分为三等：黜陟干练能干的官员，第一等进官一阶并升一等，其次酌情予以升任，再次仅予以委任。贪污滥职的官员，第一等停职三年降二等，第二等停职两年，再次一年，都降一等。明安、穆昆中干练能干的，第一等升迁两官，其次升迁一官；贪污滥职的，第一等杖责一百并罢去，选择其兄弟代替，其次杖责八十，再次杖责七十，都令其复职。佛宁（不称职者）决杖后即罢去，永不补用。

凡功过折算的制度：诸提举院务官三十个月迁一官，以周年为满，取用没有亏空的月日计算。大定四年定制：一任之内亏欠一分以上的，降五人；两分以上的，降十人；三分以上的，降十五人。若有盈余，则依此升迁。其升降不能整除的余数，在后任中充抵折算。二十一年，因旧例监当官被责罚决杖后，仍可一并赴调而不顾及体面耻辱，不以刑罚为畏惧，于是命令亏空及达到一酬以上的，依规格追夺官职并停职一年；外任亏空未及一酬的，也停职一年。二十九年，废除按年迁转之法，改订制度：比照盈余增加达一酬的，升一官；两酬的，升两官；亏欠则相应削减，也是如此，各以两官为限。又废除了使司小都监与使副一体计论盈亏及以前升降不尽之数在后任充抵折算的制度。泰和元年制定：犯选格而有亏欠的，右职汉人到宣武将军（从五品）、女真人到广威将军（正五品）方可注授县令；女真人到武义（从六品）、汉人诸色人到武略（从六品），都注授诸司两次除授一次；到明威方可注授丞、簿。宣宗贞祐三年制定：亏欠犯选格的，升至宣武的注授诸司，到怀远（从四品下）方可注授丞、簿，到安远（从四品上）注授下等县令。当初，世宗曾对宰臣说：「如今天下州县多有官员缺员，朕想不限资历用人，如何能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想派使者去访察，又担心扰民，且未必能得到真实情况。若辟举之法行之已久，就会滋生弊端，不如用选人暗中察访、公开察访相结合。如果两者相符，才予以升黜。」又谕示说：「凡是在职官员如果不担任随朝职务，便不能脱离常规调迁，应当核验其入仕的名目或考察其等第来任用。若不称职，即予以外放。」又谕示随朝官员：「凡按资历计算，一考得某职，两考得某职，只是务求因循苟且、碌碌无为罢了。从今以后，外路官员中公正勤勉的，才予以调入朝内；草率敷衍的不须任满，即以本品外放。」到明昌三年，皇上认为年老多病不能任职以及不适合亲民之职的官员，此前由随路提刑司察访核实后即改任他路，他路再加以复核，若属实便不再让其担任亲民之职。因而询问考课之法是否可行，尚书右丞刘玮说：「考课之法在于综核名实，如今提刑司体察官员是否干练贪腐，以此施行赏罚，也是这个意思。若另议设立新法，恐怕过于繁琐。」又问唐代如何，刘玮回答以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泰和年间于是斟酌唐制定为四善十七最并颁布施行。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勤恪匪懈。十七最是：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决断不渝、予夺当理，为判事之最；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督领之最；按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是指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判官）；详谳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盗贼消弭、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提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禁察囚犯、慎重无怨，为狱官之最；

译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指市令）；戎器完整严肃、扞卫防守有方，为边防之最（指正副队将、镇防官）；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指都军、军辖）。凡县令以下，三最以上兼有四善或三善的，为上等，升一等；三最以上兼有两善的，为中等，减两个资历；三最以上兼有一善的，为下等，减一个资历。节度判官、防御判官、军判以下，一最而兼四善或三善的为上等，减一个资历；一最而兼两善的为中等，升为榜首；一最而兼一善的为下等，升为本等首位。宣宗兴定元年，以六件事考核举荐县令：一是田野开辟，二是户口增加，三是赋役公平，四是盗贼止息，五是军民和睦，六是词讼简省。六事俱备的为上等，升职一等；兼有其中四事的为中等，减两个资历；其次为下等，减一个资历；否则罢黜降职。表现平常的依照原规格处理。

元朝初期，中原刚刚平定，事务大多草创未备。东平行台所统辖的五十余城的州县官员，有的出身将校，有的起自民间行伍，大多不谙熟从政之道，甚至以搜刮聚敛为能事。太祖于是命宋子贞任右司郎中，仿照前代观察、采访的制度，订立纠察官吏的程式，罢黜贪婪懈怠者，奖励勤勉能干者。至元元年，命令官吏依据员数计算月日以考核政绩优劣。凡按理推算论定日月迁转，凭散官任内以三十个月为满任，外任以三年为满任，钱谷典守以两年为满任，而理考通常以三十个月为准则。内任官通常一考升一等，十五个月进一阶。京官通常一考比照外任减一资历。外任官有的一考进一阶，有的两考升一等，有的三考升两等。四品官则内外任的考绩合并计算，前任考数少的后任补足，前任考数多的后任累加计算。一考按二十七个月计，两考按五十四个月计，三考按八十一个月以上计，遇到升迁则借用超出的月份补足升迁。以后因十年内以三十个月迁转太快，六十个月又太慢，于是定为三年一迁。至元十九年制定官员回降之制。江淮地区官员已受宣、敕、资品的按例升二等，若迁离的仍依旧于江淮地区任用，考满的一并免于回降，未达考期的按例保留一等。有出身而未入流品受宣命的，任满回降时三品比同六品，四品比同七品，五品比同正八品；受敕命的，六品比同从八品，七品八品比同九品，九品比同提领案牍巡检。无出身及白身受宣命的，三品比同七品，四品比同八品，五品比同正九品；受敕命的，六品比同从九品，七品八品比同提领案牍巡检，九品拟同院务监当。官员已有资品的，若再于接连福建两广的溪洞州郡任用，拟升一等。两广、福建另行议定升转办法。这一年又规定朝内外官员以三年为满一考，任满才允许升迁叙官。二十八年又规定，随朝官以三十个月为满任，在外任官以三周年为满任，钱谷官以得到替代者为满任，吏员以九十个月出职。这一年将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每道仍设官八员，除两位使者留司总领一道事务外，其余六人分赴所辖各地。凡民事、钱谷官吏中的奸弊之事，一切都委托他们处理。等到年终，省、台派遣官员考核其政绩效果。武宗至大二年，规定州县正官以九年为一任，三年令考功印历一并给予亲民官。长吏年终由监治官验核其行迹，记录后上报廉访使、御史台、尚书吏部核校，以此作为升降依据。此前，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钜夫上奏说：本朝建立御史台设有考课的名目，但未能得其要领，请求仿照前朝体例，各道府州司县下至曹掾等官，各发给出身印纸历子一卷，将本人姓名

译出身写在前面，由各处长官联名保结，将其历任月日功过记录在后面。任满后有司详细审核而评定其优劣，则贤能与否一览无遗。这年秋天开始颁行此制。仁宗皇庆元年，台臣上言，近年廉访司大多不能尽心履职，应当命监察御史核查名实以行黜陟之制，皇上准许。当时御史中丞郝天挺说：本朝初年评定考绩，在朝内需三十个月，在外任需三周年。近来省、院、台、部的官员，任职长的一两年，短的三五个月，甚至有旬日之间就迁调更换的，忙于奔走往来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宣布政令、参酌治理？请求今后除紧急需要选授的大臣职位外，其余朝内外大小官员必须任满考核政绩才允许选调，以免早晨任命晚上更改、开启侥幸和滋长奸弊的弊病。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文宗天历二年，中书省臣上言，近年朝官大多不能久任其职，有的仅数月即调迁，与典章制度不符，且政绩无从考核验证，请求依照旧制，除敕令任命的风宪官外，其余朝官不许在二十个月之内选调。

明朝制度设有考满、考察两种。考满是评论一人任内的全部经历，分上、中、下三等，称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年发给文书，称为初考；六年称为再考；九年称为通考。依据职掌事例考核升降。诸部寺所属官员，起初只是暂时署理职位，必须考满才实授正职。外任官员通常逐次考核以备核查。凡府岁入十五万石以上、州七万石以上、县三万石以上的，或亲近王府、都布按三司的、有军马守御任务的、位于驿道要冲的、地处边方冲要供给之地的，都算作繁难；田粮不及以上标准、地处僻静之处的算作简易。繁简若不相称的，允许互相调换，称为调繁、调简。在京各衙门都按繁难之例处理。太祖洪武十四年制定：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官员，听凭本衙门正官查验其品行才能勤惰（十六年，规定京官考核都由其长官开列详情送部核考）。各直隶有司的首领官及属官，也由本司正官考核，任满由监察御史核查。各布政司首领官都由按察司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的军职首领官，都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复核。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的官员，任满黜陟，由皇上亲自裁定。朝内外入流及杂职官员，九年任满发给由文赴吏部考核，依例黜陟。有特殊功勋、异能、超群出众的，由皇上亲自裁定。又以事务的繁简与历任官员的优劣参照核定等第，作为升降的依据。考察是通核天下朝内外官员，共有八个考察项目：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京官四品以上自行陈述，由皇上裁定；外官五品以下分别处以致仕（老、病）、降调（浮躁、不及）、闲住（罢、不谨）、为民（贪、酷）等处分，各有等差，具册奏请，称为京察。起初，五品以下官员十年一考。孝宗弘治十四年，采纳南京吏部尚书林瀚的建议，改为六年一察，逢己亥年举行。大臣既已自陈决定去留，若居官期间有不良行迹的，给事中、御史可以纠劾，称为拾遗，被攻击者没有能获免的（后到嘉靖十七年才禁止此制）。外官方面，凡州县的政绩每月上报到府，府综核其优劣，每年上报。布政司则每三年，由巡抚、巡按核查所属官员的事迹，造册申报，附以八法，也以致仕、降调、闲住、为民为等差，称为大计。被大计处分的人不再叙用，定为永久之制。自洪武五年下敕考核有司官员，必须记录农桑、学校方面的政绩。六年二月，命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员有无过失，奏报黜陟，这是考察制度的开端。十年七月，派遣御史巡按州县，这是设立巡按制度的开端。十一

译年三月，命吏部考核朝觐官员的优劣，这是朝觐考核制度的开端（入朝觐见的官员由吏部评定为三等：称职而无过失的为上等，赐座并参加宴会；有过失但称职的为中等，参加宴会但不赐座；有过失又不称职的为下等，不参加宴会，站立在门外，等宴会的人出来后才退下。到十八年，皇帝命令称职的升官，平常的复职，不称职的降职，贪污的交付法司治罪，庸碌无能的罢免为民）。成祖永乐二年九月，命令从今以后御史巡行察访官吏，不得摘取他人流言蜚语，官员贤否都必须依据实际事迹上报。仁宗即位后，因御史巡察外官时奉命行事者难免有私心，谕令吏部尚书严加告诫整饬，并命考核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中不称职的，降职为县官。宪宗朝，吏科给事中王瑞等上言说：「三年一次的黜陟，是朝廷用以勉励百官的制度。如今天下各衙门除土官外，不下九千余处；各衙门官员除阴阳、医、僧、道之外，不下上万余员。吏部对各官员的贤否，在布政司、按察司方面依据巡抚、巡按的揭帖，在诸司方面参照布政司、按察司等官的揭帖。上面的询访虽出于公心，下面的奏报却多出于私意，有的假借公事以市恩，有的乘机报复怨隙，毁誉失真，贤否失实，其他弊端不一而足。请求晓谕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报不实的连坐追责；或有应当罢黜却被留用的，允许本处巡抚、巡按……」

译论及上奏；有本应罢黜却妄加申诉的，也要treat定罪。」皇帝下令都照所奏施行。武宗正德十四年，因吏部侍郎张防的请求，不定期考察京官。当时六年一次的京察制度已实行很久，然而也有因皇帝刚即位而进行考察的，也有因灾异而进行考察的；至于考察科道官员，则有的是因为辅臣去位而牵连到他的党羽。唯独嘉靖三十五年，辅臣李本掌管吏部【因尚书李黙审案之故】，把部、寺九卿从尚书到尚宝丞以及六科十三道的官员，全部予以分别去留处置。这大概是皇帝因星变而想除旧布新。而严嵩借此机会伸张自己的恩怨。吏部曾经上言：旧制规定，在外任职的有司官员任满九年考核称职的，给予应得的诰敕。到正统十四年，凡是外官曾经受抚按官保举，政绩确实特别卓异的，不拘泥于三年、六年考满，可先给予应得的诰敕以示表彰。大概九年封赠是用来对待一般常规情形的，三年、六年即先得到表彰是用来优待特别优异者的。国家的制度不能说不完备，但依照旧例，荐举官员必须转交巡按御史核实，才能奏请。公文往返动辄经年累月，以致恩典拖延迟滞，人们不知道被勉励。那些在外任职的官员，职责在于治理百姓，比起京官来辛劳数倍，希望得到显耀，这是人之常情所共有的。只是近年来保举常常弊在冗滥，请求今后抚按官荐举所属应予表彰的官员时，务必遵照正统年间的成例，将本人任职期间的卓异政绩明白开列奏报，不许滥举牵连。凡各官考满到部核查访察相符的，就与京官一样比照办理，按月分类题奏，免去再次移文核实的手续。穆宗隆庆四年，掌管吏部事务的大学士高拱说：数十年来考察澄汰的人数，大致都相差不多，因而沿袭成了惯例。该数额已经凑足，即便有不肖之人，也姑且搁置不论；数额不足时，即便没有那样的人，也要强行凑数充数。那些被称为不肖的人，又多是苛刻追究细枝末节，只是敷衍应付故事，而真正的大奸大恶反而有所不问。又，考察前半年，抚按官所论劾的事项都不予批复。做坏事的人，在他尚未败露之时，还可能存有侥幸心理，稍有顾忌；如果已经败露，明知必定要被罢黜，就会无所不为了。而竟然把他们留任半年，百姓怎能忍受？从今以后，抚按官凡有纠劾的奏疏一旦拟就，即应革职听候处理，奏疏呈上即予批复。其中该罢去的，依照考察的成例处理，不得再被起用；该留任的，等公文到达后再予批复。至于考察惩处淘汰，必须针对大奸大恶，一切细枝末节都不予追究，斥退不肖之人，按其数量多寡而定，只求恰当适宜，不要沿袭旧有惯例。高拱又说：外官中才能不及者，不能只笼统说"调用"，而必须说"酌量调用"，原本没有一定的说法。然而部院的考察与抚院的论劾，一概称为"才力不及"，那么在铨选补官之时便无所依从，仍然只能在其间迁就行事。从今以后，方面有司官员中有才能却不适合所任之地的，应当调换他所任的地方，而不改变他的官职，标注为"调简僻"；有官职却与才能不相称的，即使调换他的官职，也应保留他原来的品级，标注为"调简散"；也有操守未坏、性情稍有偏颇，但还有其他长处可取、按年资功劳应当叙用的，标注为"降级"；有的才能不宜担任有司之职，但学问还可以造就士子的，标注为"改教"。这四种情形，都属于才力不及一类的处置。至于先已调任简僻之职、再次考核仍不称职的，就予以罢黜斥退。至于列入罢软一类的诏令，都依此照办。明代对于考察的典章制度，最看重其责任，对贪官尤为深恶痛绝。所以每逢恩诏颁布，凡是冠带闲住、致仕、为民、复冠带的人员，诏书中必定要写明"不系朝觐考察"。嘉靖元年下诏，才把这句话删除。正德以来，士大夫都防范耻辱、自我珍重，把牵涉考察典章视为终身的污点。万历年间，内阁大臣有所偏袒庇护，间或留下一两个人以搅乱考察制度。到三十九年二月，御史徐兆魁因顾宪成给叶向高、孙丕扬写信，极力称赞凤阳巡抚李三才的方正刚直，于是弹劾东林党人暗中把持京察大计。当时尚书孙丕扬已经弹劾罢免了御史金明时、主事秦聚奎，而侍郎王图又考核罢免了祭酒汤宾尹【宣城人】、谕德顾天埈【昆山人】，他们的党羽极力攻击王图，王图于是引退离去。朋党的格局既已形成，互相报复，一直到国家灭亡才罢休。武臣考察军政，自成化二年确定五年举行一次的制度，凡现任掌印、带俸差操及初次承袭官职的都一并加以考核。十三年下令两京统一考核，作为常制。五府大臣及锦衣卫堂上官自行陈述功过，各直省总兵官也照此办理。在京师五府所属以及直省卫所的官员，都由巡视官及部里官员注明送核。在外的都司卫所官员，由巡抚、巡按造册呈缴兵部。副总兵、参将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考察注明送核，府一级咨报兵部考核举奏。锦衣卫、永平卫掌管戎务的官员，加倍从严考核。南北镇抚咨报各卫所及地方守御以及各都司，巡抚也照此办理。唯独掌管漕运的官员不参与考察。

译钦定续通典卷十九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二十

选举

杂议论上

唐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说：「进士科始于隋朝大业年间，那时还只是考策问而已。到高宗朝，刘思立担任考功郎，又奏请进士科加考杂文，明经科加考帖经。因此考进士的人都诵读当代的诗文，却不通晓经史；考明经的人只是死记硬背帖经的条文，又自己投递文书求取功名，这不符合古代先哲君王虚心礼贤下士的用意。请依照古制，命令县令考察孝廉，凡有孝义廉耻的德行且通晓经书的人，推荐到州；州里考察他所通晓的学问，再送到尚书省。从县到省，都不许自己投递文书求荐。到状、保、辨、识、牒这些手续都停止，考试只取经书的大义，允许通晓各家学说。每部经书出十道问义题，问完再对策三道，都答通的为上第，由吏部授官。经义答通八条、策答通两条的为中第，赐予出身；下第的罢黜遣归。《论语》《孝经》《孟子》合并算作一经，明经、进士以及道举科都停止。皇帝下诏令群臣议论此事。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等人议论说：『夏商周三代选拔士人任用贤才，都取实际德行，所以能使风俗淳厚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生，两代就灭亡了；汉朝兴起后以此为鉴，尊崇儒术，崇尚名节。虽然中间有王莽篡位，权臣专擅朝政，幼主由外藩迎立，太后临朝专政，但汉朝仍能延续四百年，这难道不是崇尚学问德行的功效吗？魏晋以来，专门崇尚浮华奢靡之风，德义不修，所以子孙迅速衰败，国运不能长久。如今杨绾所请求的，实在是正论，但是自从晋室之祸以来，南北分裂，百姓大多流离迁徙寄居他乡，一定要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恐怕难以完全做到。请求同时广泛兴办学校以昌明教化，即使在京师和州县也都设立小学。经过战乱之后，生徒流离失所，儒臣师长的俸禄没有着落，请增加博士的员额，优厚他们的俸禄，选拔通晓经术的大儒，安置他们担任此职。在十道大郡设置太学馆，派遣博士到外地，兼任郡官，教授生徒。安居故乡的人，由乡里推举；流落他乡的人，由学校推荐。早上施行，晚上就能见到成效。』但众人议论认为推行进士科已经很久了，废除它恐怕会使人失去仕进之路，于是下诏明经、进士与孝廉科同时并行。广德元年，杨绾又呈上贡举条目说：「孝廉举人，选取精通一经的人，每部经书出二十道问义题，考策问三道，每天问一道。经义和策问全部通过的为上第，交给吏部立即授官；义通七条、策通两条的为中第，赐予出身；下第的罢黜。学习《论语》《孝经》《孟子》这三部合为一经，其考试方法如上，先选取在家有孝义廉耻、谦恭德行，好学不倦，通晓经义并能应对策问的人，由县令在乡里征召。」乡里将姓名报送州刺史，与曹官一起对试，把其中通晓的人送到尚书省，随朝集使在十月二十五日到省城。又因战乱的缘故，士人大多离开了原籍，允许现所在的州县推举所熟悉了解的人。秀才科举人依照旧例考方略，策问五条，希望所选之人精通五经，每部经比照孝廉的例子出二十道问义题，对策五条。每天考一道，全部通过的为上第，送中书门下破格予以任用。经义通七条、策问通四条的为中第，送吏部授官，其余的罢黜。凡是举人从县到州，不得自己呈递文书，近来的到状、保、辨、识、牒等手续，请一并停止。明法科举人交由刑部考试。奏疏呈上后，皇帝询问翰林学士，有人认为进士、明经科施行已经很久，不可骤然让他们改换所学，于是下敕命与旧制同时并行。德宗初年任用杨炎，卢杞引进私党，排挤陷害忠良之人，后来吸取这个教训，凡是任用普通官员，一定反复参详诘问，于是等到陆贽执政时，请求让台阁长官能自行推荐其属官。皇帝起初答应了，但有人说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是亲近勾结、招纳贿赂，没有真才实学。陆贽于是上奏疏大略说：了解一个人的困难，是圣贤都感到为难的事，听他说的话未必能保证他的品行，考察他的品行又可能遗漏他的才能，考核功劳则巧诈虚伪的现象大量出现，正直方正的人很少能得到进用；追求名声则钻营奔竞的风气越来越盛，而沉沦隐退的人才没有机会晋升。孔子说：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观察他所经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