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七

译歌与奏的安排，取的是阴阳相合之义。所谓"歌"，是指登歌、彻歌；所谓"奏"，是指金奏、下管。奏六律主阳，歌六吕主阴，声音虽不同而德性却相合。自唐代以来，才开始失去这个规矩。所以赵慎言说：如今祭祀有堂下奏太蔟、堂上歌黄钟的做法，二者都是阳律，这既违背了礼经，又违背了阴阳相合之义。如今太常乐曲中，奏夹钟（本为阳）而歌阴律，按理应当配歌无射，却有的配歌大吕；奏函钟（本为阴）而配歌阳律，按理应当配歌蕤宾，却有的配歌应钟；奏黄钟（本为阳）而配歌阴律，按理应当配歌大吕，却又杂乱地配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如果想要合乎天人之和，这些都应当改正。

五声八音名义

宋代陈祥道《礼书》说：天地之间充满万物，或坚硬，或脆弱，或强劲，或柔韧，或充实，或空虚，或沉重，或轻浮，没有能超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而天下的各种声音也都齐备在其中了。乐音可以调和人神，可以感动万物，若不是深通音乐之人，怎能穷尽其中的道理呢？大凡乐器，重的适合发细声，轻的适合发大声，大声不超过宫音，细声不超过羽音，介于大细之间的就是角音。金属乐器重，所以崇尚羽音；瓦制、丝弦乐器轻，所以崇尚宫音。石制乐器比金轻而比瓦丝重，所以崇尚角音。匏、竹乐器没有大小音的从属关系，所以崇尚议论其义；革、木乐器没有清浊的变化，所以只发一种声音。这就是八音之所以对应八卦、进而对应八风的缘故。主管冬至一阳来复的是坎卦，所以它对应的音是革，对应的风是广莫风。象征果实草木的是艮卦，所以它对应的音是匏，对应的风是融风。震卦对应竹，所以它对应的风是明庶风。巽卦对应木，所以它对应的风是清明风。兑卦对应金，所以它对应的风是阊阖风。乾卦对应玉，所以它对应的音是石，对应的风是不周风。瓦是土器，所以坤卦对应瓦音，对应的风是凉风。蚕是火的精华，所以离卦对应丝音，对应的风是景风。若以方位来说，金、石属土类，属西方凝聚之方，所以这三者都在西方；匏、竹属木类，属东方生发之方，所以这三者都在东方；丝在夏天而成，所以在南方；革在冬天而成，所以在北方。小胥排列八音的次序，先是金、石、土，中间是革、丝，最后是匏、竹、木。这是因为西方是声音的方位，虚是声音的根本，所以音始于西而终于东。西方先金石而后土，是阴气逆推其发端；东方先匏竹而后木，是阳气顺序其所生。革、丝居于南北的正位，而先革后丝，也是先虚的意思。

理宗绍定三年，姜夔向朝廷进献《大乐议》，说：绍兴年间的大乐多采用大晟府所造之器，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这三种钟、三种磬未必相互应和。埙有大小之分，箫、篪、笛有长短之分，笙、竽的簧片有厚薄之分，未必都能符合尺度。琴瑟的弦有松紧燥湿的差异，轸有旋转反复，柱有进退移动，未必都能调准音律。总合各种乐音来说，金要与石相应，石要与丝相应，丝要与竹相应，竹要与匏相应，匏要与土相应，而四种金属乐器的音又要与黄钟相应，不知道究竟能否应和。乐曲只知道以七律为一调，却不知道合乎法度的道理；只知道以一律配一字，却不知道拖长声音吟唱的宗旨。黄钟演奏时，声音有时却成了林钟；林钟演奏时，声音有时却成了太蔟。七音的协调，四声（平上去入）各有其自然的道

译理。如今用平声、入声配重浊之音，用上声、去声配轻清之音，演奏得多了，就不协调八音的中正，琴瑟尤其困难：琴必须每换一调就改变指法，瑟必须每换一调就移动瑟柱，上下相生，其中道理极为精妙，懂得的人很少。又琴瑟声音微弱，常被钟磬鼓箫的声音所掩盖，匏竹土器的声音悠长，而金石乐器常常不能相互配合，往往敲击不当，未能充分照应。至于唱诗，则常是一句歌词钟要敲四下，一个字竽要吹一次，都不符合古人"槁木贯珠"那种连贯自然的意境。何况乐工大多只是滥竽充数占了编制，敲钟磬的不懂音律，吹匏竹的不懂指孔，弹琴瑟的不懂指法，合奏时动手参差不齐，轮奏时发声接不上。近年来人事不和谐，天时也多有反常，都是因为大乐未能感格神明、召来和气的缘故。

《宋史·音乐志》说：宫声沉重粗大而低沉，是君王之声，闭口发音相通称为宫，其声雄浑洪亮。商声劲健凝聚明朗畅达，先升而后归于中和，是臣子之声，开口吐出声音称为商，铿锵有力。角声悠长而通彻，中正平和，是百姓之声，声音从齿间发出称为角，清越明晰。征声抑扬流畅，从低音升起而归于中和，是事务之声，齿合唇启称为征，回旋婉转。羽声悠长而远扬，细小而高亢，是万物之声，齿开唇聚称为羽，清越悠扬。

明世宗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五声、六律、十二管，可以轮流转换来充当宫音。《孟子》也说："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在天为五星的精气，在地为五行之气，在人为五脏之声。出于脾，闭口通气发出的，称为宫；出于肺，闭口吐出的，称为商；出于肝，张口涌出唇吻的，称为角；出于心，齿合唇开的，称为征；出于胃，齿开唇聚的，称为羽。宫，属土行，是君王的象征。其性为信，其味为甘，其色为黄，其事为思，其位在戊己，其数为八十一，其声重浊而舒缓，就像牛在鸣叫，主合聚。商，属金行，是臣子的象征。其性为义，其味为辛，其色为白，其事为言，其位在庚辛，其数为七十二，其声明亮而敏捷，就像羊离群而鸣，主张扬。角，属木行，是百姓的象征。其性为仁，其味为酸，其色为青，其事为貌，其位在甲乙，其数为六十四，其声委婉而约束，就像野鸡登上树木鸣叫，主涌动。征，属火行，是事务的象征。其性为礼，其味为苦，其色为赤，其事为视，其位在丙丁，其数为五十四，其声泛动而急速，就像猪受惊而奔跑，主分散。羽，属水行，是万物的象征。其性为智，其味为咸，其色为黑，其事为听，其位在壬癸，其数为四十八，其声散逸而虚渺，就像马在野外嘶鸣，主吐出。宫数八十一，向下相生得征数五十四；征数五十四，向上相生得商数七十二；商数七十二，向下相生得羽数四十八；羽数四十八，向上相生得角数六十四。五色相配成文而不紊乱，八风顺应律吕而不违逆，各种法度得其数而有常规。

《史记》说：宫音感动脾脏而调和端正圣德，商音感动肺脏而调和端正义气，角音感动肝脏而调和端正仁德，征音感动心脏而调和端正礼节，羽音感动肾脏而调和端正智慧。听到宫音，使人温和舒展、心胸开阔；听到商音，使人方正而崇尚道义；听到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听到征音，使人乐于行善而好施；听到羽音，使人整肃而崇尚礼节。声音之道，与政治是相通的。恳请陛下下令有关部门，延请通晓音乐的儒者，遴选掌管乐事的官员，务必看重这一职任而

译不敷衍视之，把它当作常务；使其长久任职而不轻易更换，作为定制。凡是协律郎，必须选择品行端正谨慎、精熟音律的人，不允许敷衍应付、虚应故事，让卑劣猥琐、滥竽充数之人混迹其中。凡是乐舞生，必须选择年龄相貌精壮、熟习礼节的人，不允许滥收平庸之辈，让粗鄙龌龊之人混迹其间。这样教化才能事先有根本，长久习练而自然潜移默化，古乐也就可以恢复了。

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正月，枢密使王朴上疏说：黄帝吹奏九寸长的律管，得到黄钟之声，这是音乐的开端。将其减半，是清声；将其加倍，是缓声。三分损益，是相生的次一级声音。经过十二次变化又回到黄钟，这是声音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轮流交替作为均，每一均有七调，共合八十四调。将其播散于八音之中，著录于歌颂之内。从周代以上，都遵循这个道理；自秦代以下，旋宫的声法便渐渐荒废了。到了东汉，虽然有太子丞鲍邺重新振兴，但人亡而法息，没有继承的人。从汉到隋，历经十代，共数百年，所留存的只有黄钟为宫的一调罢了。十二律之中，只用七声，其余五律，称为"哑钟"，是因为不再使用的缘故。唐太宗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订校正雅乐，旋宫八十四调才又重现于世，乐悬之中的乐器才没有哑者。安史之乱，京都化为废墟，乐器与乐工，十不存一，此后所用的歌奏渐渐多有讹误。到了黄巢之乱以后，乐器乐工都散失殆尽，多方购求招募也无法找到，文献记载也都散失。集合官员详加考订，终究不能明了其中的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依照《周官·考工记》的记载，铸造镈钟十二枚、编钟二百四十枚；处士萧承训校订石磬，就是如今乐悬中所用的那些。虽然有乐器的形制，却完全没有相应和的和谐效果。到了伪梁、后唐，历经晋、汉，都享国不久，来不及顾及礼乐之事。至于那十二枚镈钟，也不问声律宫商，只是循环敲击；编钟编磬，也只是徒然悬挂而已。丝、竹、匏、土等乐器，仅能发出七声，只能奏出黄钟为宫的一调，也不完备和谐，其余八十三调，因此而湮没断绝。音乐的残缺败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陛下命中书舍人窦俨会同详定太常乐事，不到一个月，调理配合八音，稍稍使之和谐。因为臣曾经研习律历，陛下将古今乐录宣示给臣，命臣加以讨论，臣虽然愚钝，岂敢不奉诏行事。于是依照唐代的方法，用秬黍来校定尺度，得长九寸、内径三分的黄钟之管，与现存黄钟之声相应和。用上下相生之法推演，得出十二律管，认为众管互相吹奏，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制作了律准十三弦，弦长九尺，各弦张紧后都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处设柱定为林钟，第三弦八尺处设柱定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处设柱定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处设柱定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处设柱定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处设柱定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处设柱定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处设柱定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处设柱定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处设柱定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处设柱定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处设柱定为黄钟的清声。十二声之中轮流选用七声作为一均，一均之主为宫，征、商、羽、角、变宫、变征依次排列，从其均主之声发端，最终归结到本音之律，七声轮流应和而不紊乱，于是成就其调。一均有七调，声共十二，均共八十四调，歌奏的曲子都由此产生。旋宫之法失传已久，一朝补出，臣独自的见解，恐怕未必详尽周全，希望下诏中书门下，会集百官以及朝内朝外通晓音律的人，共同审核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之曲本应有数百首，如今现存的仅有九曲而已，都称作黄钟宫声，其余六曲杂乱地混入各调，这是承习之误。唐初虽然有旋宫之乐，但用曲多与礼制文书相违背，既然不敢采用唐代旧曲，臣又学识浅陋，独力难以周详考究古今，也希望能会集博学知礼乐的人，上遵古代典章，下顺常理，确定在哪个月份行哪种礼仪，该配用哪个调、哪支曲子，声数长短、防变（宫调变化）的确定加以议定后再制曲，这样才可以长久施行。所补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以及所定的尺度、所吹的黄钟管、所制作的律准，谨一并呈上，随疏奏进。皇帝称善，于是命百官议定后加以施行。

宋神宗元丰五年，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议论乐器律曲不合乎古法，范镇说：本朝三大祭祀所用乐谱都依据《周礼》，然而其中的说法有"黄钟为角"，"黄钟为角"是指黄钟为宫时，夷则为宫的黄钟之角，姑洗为角的黄钟之角，十二律与五声的关系都是照此类推。而世俗的说法却去掉了"之"字，称太蔟为"黄钟商"，姑洗为"黄钟角"，林钟为"黄钟征"，南吕为"黄钟羽"。如今叶防只通晓世俗的说法，而没有看到《周礼》的正文，所以在称"均"时有所差错。

蔡元定《律吕新书·变律篇》说：黄钟的实数为十七万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全律为八寸七分八厘一毫六丝二忽，不用其半，半律为四寸三分八厘五毫三丝一忽。林钟实数为十一万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全律为五寸八分二厘四毫一丝一忽三初半，半律为二寸八分五厘六毫五丝六初。太蔟实数为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全律为七寸八分二毫四丝四忽七初，不用其半，半律为三寸八分四厘五毫六丝六忽八初。南吕实数为十万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全律为五寸二分三厘一毫六丝一初六秒半，半律为二寸五分六厘七丝四忽五初三秒。姑洗实数为十三万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全律为七寸一厘二毫二丝二初二秒，不用其半，半律为三寸四分五厘一毫一丝一初一秒。应钟实数为九万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全律为四寸六分七毫四丝三忽一初四秒（余数计算），半律为

译二寸三分三毫六丝六忽六秒强，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为宫，用以生出五声二变，其中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这六律能够完全具足；至于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这六律，如果取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则稍微偏低而不和谐，所以要有变律。所谓变律，是指其声接近正律而略高于正律。然而仲吕的实数为十三万一千○七十二，用三分损益之法计算，除不尽而余二，既然行不通，就应当有办法使之通达。应当变化的律共有六个，所以设一而以六次三分之，得七百二十九，用七百二十九乘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得九千五百五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八，用三分益一之法，再生出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又用七百二十九去除，以归入十二律的数纪之中，其余数作为忽、秒，这样一来，音的洪细高下才不会互相错乱。到应钟的实数六千七百一十万八千八百六十四，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又余一，数目又行不通，这就是变律止于六个的缘故。变律不是正律，所以不能作为宫（其考证辨析说：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这也是出于自然，就是《左传》所说的"七音"，《汉书·前志》所说的"七始"。然而五声正声，本来就是用来起调、终曲，作为各种声音的纲领；至于二变之声，则不能与正音相比，只是可以用来补济正声所不及之处而已。然而如果只有五声而没有二变，也不能够构成完整的音乐）。

八十四声篇说：黄钟不受其他律的支配役使，它所用的七声都是正律，没有空积忽微的误差。从林钟以下，则有半声：大吕、太蔟是一半声，夹钟、姑洗是二半声，蕤宾、林钟是四半声，夷则、南吕是五半声，无射、应钟是六半声，中吕作为十二律的终穷，是三半声。从蕤宾以下，则有变律：蕤宾是一变律，大吕是二变律，夷则是三变律，夹钟是四变律，无射是五变律，仲吕是六变律。这些都有空积忽微的误差，不能得其正。所以只有黄钟独自作为声气的本原。虽然十二律、八十四声都是由黄钟所生，但黄钟一均，正是所谓纯粹之中最纯粹的。八十四声之中，正律有六十三，变律有二十一。六十三是九乘七之数，二十一是三乘七之数（其考证辨析说：《汉书·前志》记载黄钟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钟、南吕都以正声应和，没有空积忽微的偏差，不再受其他律的支配役使，这是同心一统之义。若不是黄钟而是其他律，即使正当其月自为宫音，那么与其相和应的律就会有空积忽微，不能得其正。这就是黄钟至尊而无与匹敌的缘故。按黄钟是十二律之首，其他律没有大于黄钟的，所以它的正声不受其他律的支配役使；它的半声本应为四寸五分，而前面却说没有，是因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个数不能整除，又是三分损益上下相生所推不到的地方，所以也就没有用处了。至于大吕的变宫、夹钟的羽、仲吕的征、蕤宾的变征、夷则的角、无射的商，都自用变律的半声，已不再是黄钟了。这就是黄钟之所以最为尊贵、作为君王之象征的缘故，然而这也不是人力所能强为的，而是数理自然如此。其他律即使想要役使它，也是做不到的。这一节是律吕旋宫用声的最重要纲领，古人对此已论述得很详细，只有杜佑《通典》中"再生黄钟"的方法讲得最为得当，其他人都比不上）。

六十调篇说：十二

译律轮流交替作为宫，各自都有七声，共合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征声十二，羽声十二，共六十声，成为六十调。其中变宫十二，位于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征十二，位于角声之后、征声之前。宫、征都不能构成完整的调，共二十四声，不能作为调。从黄钟宫到夹钟羽，都用黄钟起调、黄钟收尾；从大吕宫到姑洗羽，都用大吕起调、大吕收尾；从太蔟宫到仲吕羽，都用太蔟起调、太蔟收尾；从夹钟宫到蕤宾羽，都用夹钟起调、夹钟收尾；从姑洗宫到林钟羽，都用姑洗起调、姑洗收尾；从仲吕宫到夷则羽，都用仲吕起调、仲吕收尾；从蕤宾宫到南吕羽，都用蕤宾起调、蕤宾收尾；从林钟宫到无射羽，都用林钟起调、林钟收尾；从夷则宫到应钟羽，都用夷则起调、夷则收尾；从南吕宫到黄钟羽，都用南吕起调、南吕收尾；从无射宫到大吕羽，都用无射起调、无射收尾；从应钟宫到太蔟羽，都用应钟起调、应钟收尾。这就是六十调。六十调其实就是十二律，十二律其实就是一个黄钟。黄钟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声二变，五声各有其纲纪，从而构成六十调。六十调都是黄钟损益变化的结果。宫、商、角三十六调，属老阳；征、羽二十四调，属老阴。调既成，则阴阳之数都齐备了。有人问：日辰之数，是由天五地六错综变化而产生的；律吕之数，是由黄钟九寸损益而产生的。二者本不相同，但推至其数的极致，就会发现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共成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声，也构成六十调。二者恰似符节相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所谓"调成而阴阳皆备"。凡事理必定有相对待之处，这是数理的自然。若以天五地六合并阴阳来说，那么六甲五子推究到六十，其中三十六属阳，二十四属阴；若以黄钟九寸纪阳而不纪阴来说，那么六律五声推究到六十，也是三十六属阳，二十四属阴。这是因为一阳之中，本身又自有阴阳的分别。若不是深知天地化育之理的人，是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的（其考证辨析说：《礼运》中"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颖达疏说：黄钟为第一宫，到仲吕为第十二宫，各自都有七声，共六十声。按声，是用来起调、终曲的，是各种声音的纲领。《礼运》所谓"还相为宫"，是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的。后世用变宫、变征掺杂进来而凑成八十四调，也是不曾详加考证的缘故）。

理宗绍定年间，姜夔说：古乐只用十二宫。周代六乐奏六律、歌六吕，也只是十二宫而已。《周礼》"王大食三侑"注中说：朔日、月半，依照当月所值之律来使用，这也是十二宫。十二管各自具备五声，合计六十声，每五声成一调，所以是十二调。古人对于十二宫，又特别看重黄钟这一宫。齐景公曾作《征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曾有清商、清角、清征等操曲。汉魏以来，燕乐中或有采用的，但雅乐中没有听说过用商、角、征、羽作为调的，只有迎气之礼有五引而已。《隋书》说："梁、陈的雅乐都用宫声"，正是这个道理。至于郑译所说的八十四调，源出于苏祗婆的琵琶，其中大食调、小食调、般涉调是胡语名称；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是胡曲；緑腰、诞、黄龙、新水调是华声曲名，而其中运用的却是胡乐的节奏。只有《瀛府》《献仙音》，称为法曲，就是唐代的法部乐。凡是带有"催""衮"的，都是胡曲，法曲中没有这些。而且所谓"八十四

译调"，其实只是黄钟、太蔟、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的宫、商、羽而已，其中又缺了太蔟的宫、商、羽。本朝的大乐诸曲，多沿袭唐代旧制，我私下认为：应当以十二宫作为雅乐，这是周代制度可以采用的；而以八十四调作为宴乐，则是胡部之乐，不可与雅乐混杂。郊庙祭祀所用之乐，都应当以宫调为曲。

五声十二律相生法

宋代陈祥道《礼书》说：先王依据天地阴阳之气而辨别出十二辰，又依据十二辰而生出十二律，以三来统摄它们，所以黄钟统天，林钟统地，太蔟统人，用以象征三才；以八来生成它们，所以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依此类推，用以象征八风。律生吕属于同一位次，用以象征夫妇；吕生律属于不同位次，用以象征子母。六（律）在上，用以象征天地的六气；五（声）在下，用以象征天地的五行。律的长短各有度数，多寡各有定数，损益各有适宜之处。起于黄钟，终于仲吕。黄钟、太蔟、姑洗是减损阳气以生阴；林钟、南吕、应钟是增益阴气以生阳；蕤宾、夷则、无射又是增益阳气以生阴；大吕、夹钟、仲吕又是减损阴气以生阳。为什么呢？黄钟、太蔟、姑洗，是阳中之阳；林钟、南吕、应钟，是阴中之阴。阳中之阳、阴中之阴，正是阳气生长、阴气消退之时，所以阳常向下相生而有余，阴常向上相生而不足。蕤宾、夷则、无射，是阴中之阳；大吕、夹钟、仲吕，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正是阳气消退、阴气生长之时，所以阳常向上相生而不足，阴常向下相生而有余。这样说来，子位到午位之左侧都是向上相生，子位到午位之右侧都是向下相生了。郑康成认为黄钟等三律是向下相生，蕤宾等三律是向上相生，这个说法是对的。班固却一概认为律是向下相生、吕是向上相生，这是错误的。

朱熹答廖子晦的信中说：凡十二律各自以本律为宫而生出其余四律，比如黄钟为宫，那么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征，南吕为角，这就是黄钟一均之声。若是林钟为宫，那么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这就是林钟一均之声。各自依据其宫来生出其余四声，然后六十律之声才算齐备。并不是说黄钟一定为宫、太蔟一定为商、姑洗一定为羽、林钟一定为征、南吕一定为角。只是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是十二律长短的次序；宫、商、角、征、羽，是五声长短的次序。黄钟一均，无论上生下生，长短都顺理成章，所以能各自用其全律的正声。而从林钟之宫来生太蔟之征，则林钟长六寸而太蔟长八寸，征声反而比宫声长，声音的次序就颠倒了。所以从十二律来说，虽然应当是林钟向上相生太蔟；但从五声来说，则应当是宫向下相生征，因而应取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声才顺当。又从太蔟半律四寸之征来生南吕五寸有余之商，那么从律来说本是向下相生，从声来说却反而是向上相生了。从南吕五寸有余之商来生姑洗七寸有余之羽，那么从律来说本是向上相生，从声来说却又应当用其半而成为向下相生了。从姑洗半律三寸有余之羽来生应钟四寸有余之角，那么从律来说是向下相生，从声来说却反而是向上相生了。其余十律都是如此。孔颖达的疏大概也知道这个方法，只是说得不够详细罢了。半律，杜佑《通典》称之为"子声"，就是这个。这本是古法，只是

译后人失传了，如今仅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就是这种半声。变宫、变征最初见于《国语》注中，以及后汉《乐志》，是十二律本声，从宫音起经过六变、七变而得到的，并非清声。比如黄钟为宫，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征；如林钟为宫，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征，就是这样。十二律都各有二变，一律之内加上前面的五声，合共七均。祖孝孙、王朴的乐制都是如此，之所以有八十四调，是因为每律各自加上这二变声而得来的。

蔡元定《律吕新书·律生五声》篇说：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征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之数九九八十一，这就是五声（数目的根本）。

译之本。三分损一以下而生征，征三分益一以上而生商，商三分损一以下而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而生角。到角声的数目是六十四，用三除它除不尽，剩下一，算数无法再往下算了，这就是声音的数目止于五个的原因。有人说这只是黄钟一均五声的数目，别的律并非如此。回答说：设定本律的实数，用九九相乘，用三分损益的方法求出五声，再用本律的实数去约它，那么宫固然是八十一，商也是七十二，角也是六十四，征也是五十四，羽也是四十八。

【考证辨析说：《汉书·律历志》说：《易》上说，仰观天、俯察地而排定数目，天数起于一，终于二十五，它的义理以三来统摄，所以设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共二十五个终天之数，得八十一，用天地五位相合、终于十的数去乘它，为八百一十分，与历法一统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的章数相应，这就是黄钟的实数。由此推衍出十二律的周径。地数起于二，终于三十，它的义理以两来统摄，所以设一得二，共三十个终地之数，得六十，用地中六这个数去乘它，为三百六十分，与一年的日数相当，这就是林钟的实数。人道继承天、顺应地，排定气候、成就万物，统摄八卦，调和八风，治理八政，端正八节，谐和八音，舞动八风，监临八方，覆被八荒，来完成天地的功业，所以八八六十四，它的义理穷尽了天地的变化，用天地五位相合、终于十的数去乘它，为六百四十分，与六十四卦相应，这就是太蔟的实数。

按：《汉志》是用黄钟、林钟、太蔟三律的长度各自相乘，又用十去乘它。黄钟长九寸，九九八十一，再用十乘得八百一十；林钟长六寸，六六三十六，再用十乘得三百六十；太蔟长八寸，八八六十四，再用十乘得六百四十。黄钟与一统历法相应，林钟与一年的日数相当，太蔟与六十四卦相应，都是依数目附会而成的说法罢了。唯独说到黄钟时说：“由此推衍出十二律的周径。”大概黄钟以十倍它的宽度作为长度，以十一倍它的长度作为宽度，所以中空周围九分，容积八百一十分，这个数目与此相合，长九寸，容积八百一十分，那么它的周径便可以由数目推算出来了，也就是胡安定所说的“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周围十分二厘八毫”的说法。孟康没有考察清楚，就说凡是律管的周径不同，各自用周围乘长而得出这个数目，大概是没有考证过的缘故。】

黄钟的实数篇说：“子为一，是黄钟的律；丑为三，是丝的法数；寅为九，是寸的数目；夘为二十七，是毫的法数；辰为八十一，是分的数目；巳为二百四十三，是厘的法数；午为七百二十九，是厘的数目；未为二千一百八十七，是分的法数；申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是毫的数目；酉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是寸的法数；戌为五万九千零四十九，是丝的数目；亥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就是黄钟的实数。

按：黄钟长九寸，以二分之比作损益，所以用三去乘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黄钟的实数。这十二辰所得的数目，在子、寅、辰、午、申、戌六个阳辰，是黄钟寸分厘毫丝的数目；在亥、酉、未、巳、夘、丑六个阴辰，是黄钟寸分厘毫丝的法数。这寸分厘毫丝的法数，都用九进位，所以九丝为一毫，九毫为一厘，九厘为一分，九分为一寸，成为黄钟。大概黄钟的实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个数目，用三去约它得丝数五万九千零四十九，用二十七去约它得毫数六千五百六十一，用二百四十三去约它得厘数七百二十九，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去约它得分数八十一，用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去约它得寸数九。由此用三分损益法推生出其余十一律。

有人问：“直径周围的分数以十

译为法，而相生的分厘毫丝以九为法，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以十为法，是天地的全数；以九为法，是因为三分损益而定立的。所谓全数，就是就十而取九；所谓相生，是约减十而成为九。就十而取九，是用来确立本体的；约十而成九，是用来推行作用的。本体，是用来确定中声的；作用，是用来推生十一律的。”

【考证辨析说：程子说：“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只要世上有懂音律的人，把音的高低考订清楚，既已求得正确的音，便用黍粒去装满律管，看装了多少粒，然后推算而确定法则就可以了。古法律管应当装一千二百粒黍，如今的羊头黍与之不相应，那么就用几种数目去检验，看多大、多小的黍粒才能应合这个数目，然后才算正确。从前胡先生（胡安定）制定音乐，取用羊头山的黍，用三等的筛子筛过，取用中等的一种，但还没有真正确定下来。”又说：“用律管来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气为准则，不是拿秬黍来比拟的。秬黍这个数目在先王的时代，恰好与度量相合，所以可以采用；如今则已经不同了。”】

黄钟推生十一律篇说：“子为一分，一是九寸；丑为三分，二一是三寸；寅为九分，八一是一寸；夘为二十七分，十六三是一寸，一是三分；辰为八十一分，六十四九是一寸，一是一分；巳为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是一寸，三是一分，一是三厘；午为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是一寸，九是一分，一是一厘；未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是一寸，二十七是一分，三是一厘，一是三毫；申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是一寸，八十一是一分，九是一厘，一是一毫；酉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是一寸，”二百四十三是一分，二十七是一厘，三是一毫，一是三丝。戌为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是一寸；七百二十九是一分，八十一是一厘，九是一毫，一是一丝。亥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是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是一分，二百四十三是一厘，二十七是一毫，三是一丝，一是三忽。

按：黄钟推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个阳辰都是往下生，丑、夘、巳、未、酉、亥六个阴辰都是往上生。它们上面用三去历十二辰的，都是黄钟的全数；下面阴数用加倍的，是三分本律而减损其一；阳数用四的，是三分本律而增益其一。六个阳辰各自当位而得数，六个阴辰则居于它对冲的位置。其中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属阴，没有增损；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属阳，则用加倍的数，才能与十二月的气候相应。大概阴要顺从阳，这是自然的道理。

【考证辨析说：按吕不韦《淮南子》与司马迁《律书》、《汉书·前志》的说法不同，虽然大吕、夹钟、仲吕用加倍之数是一致的，但吕氏《淮南》一书不过是用数目的多少来决定相生的上下次序，律吕阴阳错乱而没有条理，并非它本来的法则。】

元代熊朋来《律论》说：黄钟贯通流行于各律之中，本来是没有间断的。算法的产生，大概是因为律管发出的音有长有短，这是算学家依据律来创立算法，并不是勉强用律去迁就算法。这就好比丈量田地，田地生产五谷，田地哪里知道自己被称作圭田、箕田、弧田、环

译田？五声由律管确立，五声哪里知道自己是正声、变声、倍声、半声？这些都是算学家给它们起的名称罢了。所以古代谈论钟律的人，用耳朵来审定它的声音；后人不能借助数目来校正音律的尺度，这就是古乐之所以不能恢复的原因。

译历代制造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月，(皇帝)下诏太常寺，按照云韶乐原来使用的人数，命令在太常寺内演习，等到开成元年十月学成的人前来复命。文宗开成三年，武徳司奉旨索取云韶乐悬架的图样两轴进献。昭宗在文徳元年即位，将要亲自祭祀郊庙。此前，广明初年，黄巢作乱破坏纲纪，乐工四散逃亡，编钟乐悬几乎荡然无存。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重新铸造乐悬，向旧日乐工询问，却没有人知道具体制度。当时太常博士殷盈孙依照《周官考工记》，深入研究钟体栾铣、鼓钲舞甬的制作方法，用算法乘除来推算镈钟的轻重与高度直径，于是定下悬挂的编钟，正黄钟长九寸五分，往下到登歌用的倍应钟三寸三分半，一共四十八等。钟口、钟颈的大小，直径与周长，全都画成图样进献，派金工依照图样铸造，一共二百四十枚。修奉使宰相张濬寻访懂音律的人，找到处士萧承训、乐工陈敬言、太乐令李从周，命他们先校定石磬，与钟合奏敲击，八音都能和谐，听者无不为之震动。

宋仁宗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奏说：“大乐所用的乐器年代久远，金石之音不协调，希望依照周朴所造的律准来考核修治，并检阅乐工，罢黜不能胜任的人。”于是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与燕肃等共同主持此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参与其中。于是仁宗亲临观文殿，取来律准查验，亲自记录下来交给太常寺。第二年二月，燕肃等进献考定好的乐器，并带上乐工，仁宗亲临延福宫检阅，演奏郊庙乐曲五十一首，因而问及李照关于乐音音高的意见，命他详细陈述。李照说：“王朴的律准比古乐高五律，比教坊乐高二律。这是因为五代之乱，雅乐荒废损坏，王朴凭主观臆断创制律准，不合古法。而且编钟、镈钟、磬没有大小轻重厚薄长短的差别，所用铜锡不精，声音韵律因而失美，声音大的过分张扬，小的又受到压抑，都不是合乎标准的乐器。从前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来又让神瞽调和音律使之协调，然后声音应和凤鸣，而律管长短参差，也像凤翼一样。这乐器的制度，是万古不变的法则。”他请求依照神瞽的律法，试铸编钟一架，可以使度量权衡协调一致。于是下诏在锡庆院铸造，铸成后进献御览。李照于是建议，请求改制大乐，取京畿地区的黑黍累积尺寸来确定律，铸钟检验，声音仍然偏高，于是改用太府布帛尺为标准，交给太常寺制作四律，另外下诏潞州征取羊头山出产的黑黍上送朝廷。李照于是自定律管之法，并推荐集贤校理聂冠卿担任检讨，负责雅乐制度旧例的官职，凡是所改制的内容，都要经中书门下详加审定后上报。又下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与宋祁、聂冠卿、李照共同讨论乐理，制定为一代典章。五月，李照铸造铜制的龠，配合升斗四种量器，来确立钟镈声音音量的标准。龠的容量以六百三十粒黍为黄钟的容积，合是龠的三倍，升是合的十二倍，斗是升的十倍，于是改造各种量器来确定这个标准。不久又因为镈的容量差得太大，改为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文写道：“乐斗的数目。”这个月，潞州进献黑黍。李照等人挑选大颗的黍纵向累积，检验考核长短，制成尺，与太府尺相合，于是确定下来。当初，李照等人改造金石乐器所用的工匠工时共计七百十四，攻金的工匠一百五十三人，攻木的工匠二百十六人，攻皮的工匠四十九人，刮磨的工匠九十一人，制作陶范的工匠十六人，上色的工匠一百八十九人。从五月开始，到九月结束，铸成金石乐器共七架县。至于鼓吹乐器及十二案，也全部加以修整。命聂冠卿等编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记载熔铸金属打磨石料的方法，历代八音各种乐器的异同情况，以及新旧律管的差别。这个月，与新乐一并献

译于崇政殿，下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事先观看。从主管监造官员以下到工匠，共七百余人，都各按等级晋升官阶、加以赏赐。这一年十一月，举行南郊祭祀，全部使用新乐以及圣上所制和诸位大臣所作的乐章。

此前，左司谏姚仲孙进言说：“李照所制的乐器多有怪异之处，比如熔炼白石来做磬，用范模浇铸金属来做钟，又想用日月星辰和五行灵物来装饰乐器，臣愚昧私下有所疑虑。自从祖宗考订校正大乐，用于郊庙祭祀，已经将近七十年，如今一旦废弃不用而改用新乐器，臣私下认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也这样进言。仁宗既然已经准许李照制作乐器，又想探究他的方法是否正确，所以没有听从。

景祐三年，冯元等人进献新编修的《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下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髙若讷、直集贤院韩琦，采纳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人关于钟律的意见，详细审定其中的得失可否，然后上报。九月，阮逸说：“臣等所铸造的钟磬，都是本于冯元、宋祁的意见，而其中划分方位、确定音律，又出自胡瑗的算术方法，唯独臣坚持以《周礼》嘉量声中黄钟的方法，以及《国语》钧钟弦准的制度，都被压制而未被采用。臣此前奉命应对，说王朴的律偏高而李照的钟偏低，私下看到皇上所著的《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提到《隋书》依照《汉志》的黍尺制作律管，有的容不下一千二百粒黍，有的又不止九寸长，这说明《汉书律历志》之后历代都没有与之相符的做法。只有蔡邕的铜龠是本于《周礼》遗留下来的规范，蔡邕本人精通音律，所以只用铜龠积累而成嘉量，这就是声音符合黄钟而律本身就确定了。所谓律管有大小长短的说法，是因为嘉量已经铸成，就用声音来定尺是很明白的。现在议论的人只争论《汉志》黍尺没有准确的标准，却不知道钟有钧石量衡的制度，何况《周礼》《国语》是周代的圣人经典，反而说它没有依据，那还有什么可以考稽古制？唐代张文收制定音乐，也铸造了铜瓯，这足以证明周代的嘉量是用声音来确定律的明证。臣之所以独自坚持用《周礼》铸造嘉量的方法，是因为方尺深尺，那么度量就可以看出来了；容量为一鬴，那么量器就可以看出来了；重量为一钧，那么权衡就可以看出来了；声音符合黄钟宫音，那么律就可以看出来了。既然律度量衡都如此相符，那么用它来制作律管、演奏歌声，必定符合标准。臣冒死请求把臣已经铸成的铜瓯，再限半个月之内重新铸造嘉量，使它的声音符合黄钟宫音，于是拿李照的新钟来加以修整，务必使之符合周代的钟量法度。有关文字已经编写完毕，还不敢贸然进呈。”下诏交给丁度等人一并审定后上报。

十月，丁度等人说：“根据邓保信的黍尺有两种，其中一种称是用上党圆粒秬黍，用一粒黍的长度累积一百粒制成尺，与蔡邕的方法相合。臣等查考前代制尺的方法，都是以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只有后魏公孙崇以一粒黍的长度作为一寸，太常刘芳以秬黍中等大小的一粒的宽度作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粒黍的宽度量取两黍相接处作为一分，三家争执不下，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是用黍的长度还是宽度来累积成尺。按邓保信的黄钟律管内装秬黍二百粒，以黍的长度作为分，再累积成两条尺，比邓保信原来的尺，一条长五粒黍，一条长七粒黍。又用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纳秬黍一千二百粒，用原尺比量分寸大致相同，再把实龠中的秬黍重新累积起来核对，结果又不相同。龠、合、升、斗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又阮逸、胡瑗的钟律方法所用的黍尺，其中一种称是用上党羊头山产的秬黍中等大小者累积宽度来求得尺寸，制作黄钟的声音。臣等用一百粒大黍累积宽度做成

译尺，再用律管内二百粒黍以宽度为分，再累积成两尺，比阮逸等人原来的尺，一条短七粒黍，一条短三粒黍。这是因为阮逸等人的原尺都用一种大黍，但实际律管中所用的黍大小不均，所以造成差异。又他们所制的十二枚铜律管，臣等依据楚衍等人求圆周率九与方分的方法，与阮逸等人的原尺以及所装实龠的秬黍重新累积成的尺相校验，又都各不相同。又所制的铜称与量器两种，也都是类似的情况。臣等审察详细情况，他们各自的钟磬一架，虽然合乎典故，但由于黍尺有差误，难以定夺。”又说：“太祖皇帝曾诏令和岘等人用景表尺来主持修订金石乐器，七十年间用于郊庙祭祀，也符合唐代制度，用以垂示后世谋略，这是可行的。姑且依照景表旧尺，等到天下有精通钟律之学的人出现，再让他考订校正，以遵从周汉的制度。至于阮逸、胡瑗、邓保信以及李照所用的太府寺等尺，以及阮逸进呈的《周礼度量法》，其说法多有疏漏错误，不可采用。”

景祐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说：“臣此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曾经阅览《景祐广乐记》，看到李照所制的乐器不依循古法，都是率意自定律度，朝廷因而加以施行，有见识的人都对此表示非议。如今将要亲自祭祀南郊，不能再用违背古制的乐器来进献给天地宗庙。臣私下听说太常寺原来的旧乐还有保存下来的，郊庙大礼，请求重新使用它。”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与两制官一同详细审定后上报。七月，宋绶等人说：“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人议论都认为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希望依照韩琦的请求，郊庙祭祀重新使用和岘所定的旧乐。没有经过重新磨制的钟磬还保存着，共三县又七架，郊庙殿廷可以重新使用。”

皇祐三年十二月，召两府大臣及侍臣在紫宸殿观看新乐。共有镈钟十二枚，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宽一尺二寸，鼓部六，钲部四，舞部六，甬、衡以及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遂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带每面竖向四道，横向四道。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枚乳突，每面共三十六枚。两栾之间宽一尺四寸，容量为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枚钟，都与黄钟制式相同，而两栾之间的宽度依次递减，到应钟时容量为九斗三升五合，而重量却增加到一百四十八斤，都符合新律的本律。特磬十二枚，黄钟大吕的股长二尺，宽一尺，鼓部长三尺，宽六又九分之六寸，弦长三尺七寸五分。太蔟以下股长一尺八寸，宽九寸，鼓部长二尺七寸，宽六寸，弦长三尺三寸七分半。它们的声音各自符合本律。黄钟磬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依次增加厚度，到应钟厚达三寸五分。

朝廷下诏把这些图样送交中书省，议论的人认为《周礼》说大钟的鼓部宽度分为十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小钟的钲部宽度分为十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厚度。这样大钟应当厚，小钟应当薄。如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却重一百四十八斤，那么小钟厚，这是不对的。又《磬氏》制磬，倾斜角度为一矩半，宽度为一股，鼓部宽度是股宽的两倍，鼓部长度是股宽的三倍。三等分股的宽度，去掉其中一份作为股宽的厚度；三等分股宽，取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如今这些磬没有宽度和厚度、没有长短的区别，这也是不对的。

皇祐五年四月，知制诰王洙上奏说：“黄钟作为宫音，是最尊贵的，但声音只是有尊卑之分罢了，不必体现在乐器的形体大小上。说钟磬要依照音律数目来制定大小的说法，经典中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只有郑康成主观地这样说，他自己也说这只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疏时，因而沿袭了这种说法。查考历代史籍，也没有钟磬依据律数来定大小的说法。郑康成、孔颖达等人

译，并不是亲自制作过乐器的人。至于说磬前部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部长二律一尺八寸，这是磬有大小之分的例子。依照这个说法以黄钟为律，臣曾经依照这个方法制作黄钟特磬，结果只得到林钟的律声。如果依照律的长短来定钟的大小，那么黄钟长二尺二寸半，一直减到应钟，形制就会太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大。而且九月、十月用无射、应钟作为宫音，那黄钟、大吕反而成为商音，宫音小而商音大，这是君弱臣强的象征。如今姑且斟酌镈钟、特磬的制度，想暂且各自依照律数来推算确定长短大小、容量的数目，仍旧以皇祐年间的黍尺为标准，铸造大吕、应钟磬各一枚，就可以看到形制与声韵的归属了。”奏请获得批准。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说：“臣奉诏详细审定大乐，等到臣到局中任职时，钟磬已经铸成。窃以为律有长短，磬应有大小之分。黄钟九寸最长，其气属阳，其象属土，其正声为宫音，是各律之首，是君德的象征，不可与其他律等同看待。如今十二枚钟磬一律以黄钟的尺寸为标准，这和古制不同。臣等也曾询问阮逸、胡瑗等人，他们都说依照律的大小制作则声音不能和谐，所以臣心存疑虑，请求交付详定大乐所，再考核古制的义理，重新审定。”

这个月，知谏院李兑说：“先前在紫宸殿检阅太常新乐，议论的人认为钟的形制不符合律度，于是废弃不用。又下诏近臣重新详细审定。臣听说在崇文院聚集商议，王拱辰想要更改前代史籍的说法，王洙不同意，议论纷纷。音乐的道理广大精微，不是精通音律、深得其神的人，怎么可以轻易议论。西汉距离上古圣人的时代还不算远，有制氏世代掌管大乐，但也只能记录其铿锵的节奏，而说不出其中的义理。何况现在又过了一千多年，却想要求得三代的音律，不也太难了吗？况且阮逸是获罪被废黜之人，怎么能通晓神明先圣制作音乐的深意？他标新立异，只是想谋求恩赏。朝廷制作音乐已有多年，正当国家财政匮乏之时，耗费十分巨大。乐器已经制成，又想改造。虽然命令两府大臣共同监督议定，但还不能裁定其中的是非。请求把新铸成的钟磬与祖宗旧乐相互比较校验声音，只取其中和谐近乎雅正的加以采用。”

六月，仁宗亲临紫宸殿，演奏太常寺新制定的大安之乐，召辅臣到省府馆阁一同观看，赐给详定官员器物钱币各有差等。八月，下诏南郊祭祀姑且仍用旧乐，新定的大安之乐则用于日常祭祀及朝会。翰林学士胡宿上奏说：“自古没有同时使用两种音乐的道理，如今旧乐音高，新乐音低，相差一律，难以并用。而且新乐还没有用于郊庙祭祀，却先用于朝会，这不符合先王进献上帝、配享祖先的本意。”仁宗认为他说得对。九月，仁宗亲临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看新乐，以及新制作的晋鼓。于是任命胡瑗为大理寺丞，阮逸恢复尚书屯田员外郎，邓保信兼任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都是因为制作钟律有成而特加升迁。

至和二年，潭州进献浏阳县出土的古钟，送到太常寺。当初，李照斥责王朴所定的乐音过高，于是创制新乐，把音调降低。太常寺的歌工苦于音调太浊，唱起来不成曲调，私下贿赂铸工，使他们减少铜的比例而使声音稍微清亮，唱起来才协调。然而李照始终未能察觉。又王朴所制的编钟都是侧垂悬挂的，李照、胡瑗都认为这不对。等到李照将要铸钟，在铸泻务领取铜料，得到一枚古编钟，工匠不敢毁掉它，就收藏在太常寺。这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所制作，铭文写道：“啊，我皇祖的宝和钟，直到万年，子子孙孙永远宝重使用。

译”敲击它的声音与王朴钟的夷则清声相合，而它的形制是侧垂的。胡瑗后来改铸使钟钮正直，让钟身垂直悬挂，敲击起来却声音沉闷不畅。无射钟又因为甬部过长而摇晃震动，声音不和谐。

哲宗元祐三年，范镇所制的音乐完成，进献他所制作的乐章三首，铸造律管十二枚，编钟十二枚，镈钟一尺一寸周长一斛容量一响，石制的编磬十二枚，特磬一枚，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两件，连同乐书及图法一并进献。哲宗与太皇太后亲临延和殿，下诏执政大臣、侍从、台阁讲读官都前往观看，赐给范镇诏书说：“朕想，春秋以后，礼乐首先散失，秦汉以来，韶乐武乐仅仅存留在流散于江河湖海之上的乐工之中，一去不返。曾到齐鲁之间聘请精通古乐的先生，却没有人能够找到。魏晋以下，曹魏之乐已无可称道，其间偶有制作的人，也还保存着一些典范法度。然而只要黍粒稍有差误，或者宫商音位错乱，就前功尽弃。只有我朝四代的老臣，独能知晓五律递降的错误。审察声音、辨知音律，用律来确定尺度。览阅进献上来的诗书，检视朝廷上陈列的钟磬架。君臣共同观看，父老无不感叹。刚刚下诏命学士大夫讨论其中的法度，命工师有司考核其中的声音。上可以追随先帝移风易俗的心愿，下可以慰藉老臣爱君忧国的志向。仔细审视你所制作的成果，深为嘉许赞叹，不能忘怀。”

髙宗绍兴十六年，命礼局制造镈钟四十八枚，编磬一百八十七枚，特磬四十八枚，以及增制编钟等乐器。命军器所制造建鼓八面，雷鼓两面，晋鼓一面，雷鼗两个，柷敔各四件。不久又制作金钟玉磬两架。当初，元丰年间效法虞舜朝廷的鸣球，以及晋代贺循采玉制磬的意义，命荣咨道开始制造玉磬。元祐年间皇帝亲祀明堂，一直使用它。长久收藏在乐府之中，到政和年间加以打磨，使之符合音律，并制造金钟，专门用于明堂祭祀。堂上的音乐，歌钟摆放在左边，歌磬摆放在右边。金玉禀受纯粹精气而生，最为贵重，所以钟必须用金属铸造，磬必须用玉石制作，这样才能具备金声玉振的完整意义。这就是中兴以来继续制作乐器的原因。

于是皇帝告谕辅臣，说钟磬的音律，其余的都已调和，只有黄钟大吕仍未合乎律度，应当好好加以考究。下诏礼官说铸造镈钟还需要更加详细审慎，要使声音和谐而合于音律，才可以用来奉祀。命太常寺提前按例检阅，仍旧采用皇祐年间进呈雅乐的礼例。皇帝亲临射殿，召集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以及武臣刺史以上的官员检阅新铸造的景钟及礼器。皇帝立即到御座前撞击景钟，用正旦朝会的三支曲子演奏宫架之乐。参与制造的官员各按等级得到恩赏。又增置景钟乐正一人，镈钟乐工十二人，特磬乐工也是同样的人数。接着又降下古制的铜錞一件，增造两件；古铜铙一件，增造六件；改造登歌夷则律玉磬，颁降长笛二十四支，都交给太常寺掌管，专门等待大礼时使用。

明太祖刚攻克金陵时，设置太常司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乐分四等，叫做九奏、八奏、七奏、六奏。舞分两种，叫做文舞、武舞。乐器不迁移，陵园的祭祀没有音乐。又设置教坊司掌管宴飨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等职，都由乐工担任。后来改和声郎为奉銮。孝宗弘治十四年九月重新铸造朝钟时，内官监太监李兴、工部尚书曾鉴奉命改铸，铸成之后，共花费白银十余万两，李兴、曾鉴都受到赏赐，工匠官傅玖等人也各自升职加俸有差等。不到三个月钟就出现裂纹，工科都给事中马子聪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令李兴、曾鉴等人罚俸一个月，傅玖等人所升的职务、俸禄、冠带全部剥夺。

【明代吕懐、刘濂、韩邦竒、黄佐、王邦直这些人，著书立说十分详备，但他们的职务并不参与掌管音乐，只是空发议论罢了。张鹗虽然

译因为通晓音律而得到官职，但他的气息终究属于渺茫无据，不能凭借它来确定律法。弘治年间，莆田人李文利以教授身份，著《律吕元声》，独自尊奉《吕氏春秋》黄钟三寸九分的说法，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进献他的书，但他的说法与古制相违背，不能采用。嘉靖十七年，辽州同知李文察进献他所著的乐书四种，礼官认为在乐理、乐书方面有许多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于是授予李文察太常典簿的官职，以示奖励勉励，但他所说的依照人的声音来考定五音的方法却没能施行。神宗时，郑世子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不尊奉黄钟九寸之说，不用三分损益法，不拘泥于隔八相生之说，不主张律管围径都相同，具表进献，但没能来得及施行。】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七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八

乐四

权量

宋代蔡元定《律吕新书·审度篇》说：度，就是分、寸、尺、丈、引，是用来度量长短的。它产生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九十粒来度量，定为一分【凡是把黍粒装在管中，那么十三又三分之一粒黍才装满一分，累积九十分就是一千二百粒黍了，所以这九十粒黍的数目与下一章一千二百粒黍的数目，其实是一回事】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数目起始于一，终结于十，这是天地的完整数目。律还没有制成之前，虽有这个数目却看不见，律制成之后，数目才得以有形可见。度的形成在律之后，度的数目却在律之前，所以律的长短、围径要用度的寸分之数来确定。【他的证明辨析说：《周礼》中典瑞、璧羡用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作为标准度。按《尔雅》说：肉是好的两倍叫做璧，羡是延伸的意思。这个璧本来是圆形，直径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裁去它两旁各半寸用来增益上下。它的好三寸就是用来做璧的，裁去两旁增益上下就是用来做羡的。长十寸，宽八寸，就是用来做度尺的。所谓用来做度，就是用来作为长短的标准，那么周代十寸、八寸都可以作为尺。汉代前志说：度，就是分寸尺丈引，是用来度量长短的。本来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中一粒黍的宽度来度量，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份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五种度量就都审定了。按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所以累积九十粒黍作为黄钟的长度，累积一千二百粒黍作为黄钟的宽度，古人大概是用三与五来保存这个法度的。自晋宋以来，儒者论律的围径开始出现分歧，到隋代才确定了围三分的说法。如果直径为三分，那么九十粒黍的长度只能容纳八百多粒黍，与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两者互不相通了。房庶不知道径三分的说法是错误的，却想增补《汉志》的文字来迁就这个说法，范蜀公又跟着相信了这种说法，他的错误就更严重了。】

《嘉量篇》说：量，就是龠、合、升、斗、斛，是用来量多少的。它产生于黄钟的容量，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装满龠中，用井水校准它的平面，用度数来审定它的容量【一龠积八百一十分】两龠为一合【积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为一升【就是二十龠，积一万六千二百分】十升为一斗【就是一百合、二百龠，积十六万二千分】十斗为一斛【就是二千龠、一千合、一百升，积一百六十二万分。它的证明辨析说：《周礼》中记载防氏制造量器，把金锡熔炼合成，就不会有耗损；不耗损，然后才能称量它；称量之后，然后才能校准它；校准之后，然后才能用它来量取；用来量取就叫做鬴。深一尺，内部方一尺而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