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一

译罚清明、诉讼简省，而风俗也可以变得淳厚【按：同姓不通婚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姑舅两姨的子女不得互相婚配，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明朝初年定制，把表兄弟列为缌麻服的外姻亲属，不许通婚，这只是因为他们是有服制的外姻罢了，从法律本意上说究竟不够妥当。朱善提出这个议论，太祖曾经赞许他的话，但修订法律时未及厘定，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改变】。

成祖永乐二年十二月，御史张翥说：山西行都司所属地方，紧邻沙漠，如果军卫兵力充实，敌人就不敢来犯。近来军人犯徒刑、流刑罪的，全都被迁徙到兴州屯戍，恐怕边卫的军士图谋以此逃避艰险，必定会有很多人故意犯罪以求得迁徙，那么军队人数就会一天天减少，边防戍备也会不足。请求下令让靠近边境卫所的军人犯徒刑、流刑罪的，只按律定罪判决，仍留在原卫戍守。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永乐三年六月，大理寺卿吕震说：近来的成例，官员犯杖罪的，记录罪状后仍留原职，停发俸禄三个月，本意是要让他们改过自新。但是有玩弄法律的人，倚仗恩宠轻易犯罪，坦然没有畏惧，如果不纠正他们的罪行，就无法使他们自我惩戒。请求从今以后有再次犯罪的人，按律论罪【记载在刑制篇中】。

永乐八年十月，交趾布政司说：先前颁布的刑名条例中，交趾本地人如果犯有各种死罪、徒刑流刑迁徙之罪的，发配到邱、温一带充当交趾的驿夫、递运夫。犯各种死罪的，终身服役；犯徒刑、流刑、迁徙罪的，各以所犯罪行轻重为期限。官吏犯笞刑、杖刑罪的，吏员断决后仍回原职服役，官员则降职使用，应当解职的、现任别处任用及安排在边远地区任职的，都断决后仍回原职。如今新的条例中犯徒刑、流刑、迁徙、杖刑罪的，都发配北京为民种田，前后的条例不一致。皇太子说：「交趾远在万里之外，应当依照先前的旧例，命令刑部行文告知。」

仁宗洪熙元年十月，行在吏部郎中陈叔刚上言：「吏员犯杖罪，依律应断决为民。近来吏胥中有人图谋辞去官职，就私下串通别人相互揭发，大多以杖罪被罢黜。请求命令法司，从今以后吏员犯杖罪以下的，依照旧例判决后仍回原职服役；犯徒罪以上的，等服役期满后安置到别的郡；犯死罪的，依律处置。因公事致罪的另附记过失，这样奸猾狡诈之人钻营的门路就可以逐渐堵塞。」皇帝命令法司商议施行【记载在刑制篇中】。

宣宗宣德三年八月，监察御史郑道宁说：「犯奸淫罪的妇女，依律应当剥去衣服受刑，以此劝勉端正风俗。如今法司也允许她们缴纳米粮来赎罪，其中没有米粮可缴纳的就被拘押在狱中，反而更加纵容了淫乱之风。请求下令依法治理。」皇帝听从了。

宣德四年四月，四川按察司上奏：「四川的军民喜好诉讼，常常用诬告的言辞封奏。自宣德元年以来审理了两百多件案子，大半都涉及虚假。因为诬告他人死罪所受的处罚很轻，所以有人肆意冒犯法纪。请求严加禁止约束，如果确实有机密重大的事情，允许用密封奏章呈递；如果是私人事务需要论诉的，必须由下而上逐级陈告，擅自动用密封奏章的，交由法司追究治罪。」皇帝听从了【记载在刑制篇中】。

这一年五月，山西按察司张政上奏：「请求下令法司，凡诉讼中原告逃跑的，被告都应当立即释放，等抓获原告后再提审对质，这样奸邪顽劣之徒才知道畏惧，善良的人也能获得安宁。」皇帝说：「这是皇祖定下的制度，恐怕外地各衙门没有施行，应当立即重申，作为定例【记载在刑制篇中】。」

宣德五年，广西按察司佥事王恺上言：「近来的成例，外地各衙门的吏典犯笞刑、杖刑罪的，都可以缴纳钞币赎罪、改派职务，奸猾之徒必定有借此避重就轻、混水摸鱼的。请求下令法司商议。」法司议奏：「请规定凡是核查各衙门文书奏事有延误差错的，如果是漏报卷籍的官吏，应判处的公罪、私罪笞刑以及公罪杖刑，都依律决罚后仍回原职役；如果是钱粮埋没不清、刑名违背律法有意规避的，仍依律例

译发配。」皇帝听从了。

宣德六年二月，都察院上奏：「枣强县典史周忠因挟私仇杖打皂隶致死，应依照故意责打无辜致死之律定罪。监察御史任祖寿听从了他所送的一匹马的贿赂，只按因公事施罚判处徒罪。任祖寿应当依照收受财物而枉法之律」定罪，按律应判徒刑，因其身为监察官员加重二等，应判流刑。皇帝命令依律治罪。

英宗正统三年十一月，有人收养义女为妾，法司按奸淫罪论处。大理寺评事王亮上奏，请求先加以查验，原本买卖时若的确合谋作假、确系义女的，依律治罪。如果是通房使女被收作妾，而且立有明确的契约、两相情愿的，不予治罪，也不予离异。皇帝听从了，并作为法令确定下来。

正统四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罗绮上奏，各地审理刑事的官员大多不熟悉刑名律法，只是凭借吏胥照本宣科，很多案子经过好几年也未能了结，甚至把轻的情节判重，把重的情节判轻，以致诉讼纷起。比如寿州卫的军人毛神保告发百户召鼎克扣月粮，反而被鞭打，接着到通政司申诉，被发回原卫，官员更加怀恨，就判他白天抢夺伤人应处斩罪，关押待决。臣把案卷详细查阅，又亲自查访，才知道根本没有抢夺的事实，只是因为怀恨前仇，想置他于死地。毛神保已经从轻发落，召鼎等人正应当追究问罪，以警戒其他人。所幸恰逢赦免宽宥，但恐怕各衙门审理刑事的官员中也有心术不公、不体察实情、不明晓法律的，难免有偏袒枉法的弊病。今后应当从在京法司历练办事的监生中精心选拔熟悉刑名律法的人担任此职，这样才能使人不受冤屈。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

八月，御史陈祚说，法司审理案件多违背既定法律，专门追求苛刻严厉。比如户部侍郎吴玺举荐了行为不端的人，主事吴軏应当判以荐举非其人之罪，法司却加以奏事有意规避之名判处斩刑，而吴軏自缢身死后，狱官应当依律递减罪责，法司却一概判处杖刑。按情理来定罪，祖宗设立的法律规范极为周全，而法司却压制轻罪、从重判处，这不是弘扬圣朝仁厚之道的做法。今后如有妄自援引重刑的，请加以治罪，皇帝听从了【记载在刑制篇中】。

这一年，御史唐慎上奏，近来奉诏令让内外在押囚犯陈述案情呈报朝廷，如今在京师的都由圣上亲自裁断，只恐外地各衙门奉行不彻底，有的被人挟私仇妄加指控，有的因权势之人诬告，有的因争占田土、分割财产而被诬指为谋反、强盗，有的把死尸伪造成谋杀案来诬陷他人，有的官府因挟私仇而故意判以重罪。如果有人申诉，有的因前任官员已经审结而不再追究虚实，有的原来审理的官员固执己见，同僚之间互相猜疑，不肯为其辨明，这中间难道没有含冤而死的人吗？请求下令各地巡按御史督促都、布、按三司及直隶府卫的正官，把现在关押的重犯都像京城的成例一样审录上奏，皇帝听从了。

正统五年二月，刑部尚书魏源等人集议：凡是罪囚无力缴纳赎罪钱物的，沿海边卫的旗军舍余仍照旧例判决后仍回原职服役，随住陕西的民人杂犯死罪、文职官吏知印承差贪赃满贯的，依照旧例发配庄浪等卫、安远等递运所充军戍守驿站。其余各地军职、旗军、舍余犯笞刑、杖刑的直接判决，杂犯死罪的服役五年，流罪四年，徒罪则按徒刑年限。福建、浙江、山东的发配到本地沿边，广东的发配到广西沿边，江西、南直隶的发配到浙江金山卫沿海，北直隶、河南的发配到宣府，都送交总兵官处安排到卫所立功戍守，期满后发回原卫所仍任原职服役。民人、阴阳人等，都发配到附近要冲之地戍守驿站。

十月，刑部说：旧例中军丁、力士犯盗窃罪的都要发配戍边，近来诏令依律断决，只令其做工赎罪后仍回原职服役，因此人们轻视盗窃罪，请恢复旧例，使人有所畏惧。皇帝听从了。

十一月，三法司说：洪武年间制定法律时，钞币价值高、物品价值低，所

译以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才免死罪充军。如今钞币价值低、物品价值高，如果按物品估价折算成钞币达到一百二十贯就一概判枉法赃充军，轻重就失去平衡了。今后文职官吏受枉法赃，按律应判绞刑的，如果估价钞币达到八百贯以上的，都发配北方边卫充军。受赃不到这个数目的，按现行条例处置。皇帝听从了。

正统六年，陕西布政使郭坚说：律法规定府州县官员有罪，所辖上司不得擅自审讯，只能开列所犯罪状奏报朝廷。而仓场库局、阴阳医学、闸坝、驿递等衙门的官员犯罪，都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各地这类官员犯罪的，有的直接进行审讯，有的具奏后再提审，做法不一。请下令法司商议。刑部尚书魏源集议认为应当由布政司审问。给事中廖庄说：律法规定在外五品以上官员犯罪要奏闻请旨，六品以下的由分巡御史、按察司及分司审讯。臣私下认为仓场库局虽然律法没有明确记载，但既然说六品以下官员，那么这类官员也应包括在内，布政司不得擅自审讯是很明白的。因为仓库等衙门实际上隶属于布政司，如果有时办事不及时，逢迎不周，就直接被提审，那么这类官员就难以自立了。将来又难道没有他们上奏的机会吗？巡检司与学官律法没有记载的，也请依照同样的比例处理。皇帝听从了。

这一年，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窃盗初犯、再犯都要刺字，第三次犯罪判绞刑。如今又设立牌额示众，这是在律法之外加重了处罚，实在有损治理国家的体统【记载在刑制篇中】。

正统七年，行人司行人尚褫说：「旗校侦缉案件不可全信，其中有心术不正的人，有的为别人报私仇，有的因私怨诬陷平民，侦缉所得未必都是事实，请求从今以后旗校侦缉必须查证属实才能定罪，如果所报不实，就按所侦缉之罪的一半来治侦缉者的罪，这样才不至于乘机报复怨仇，滥及无辜。」皇帝听从了。

正统八年，大理寺说：「律法规定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第三次犯罪判绞刑。如今窃盗遇赦后再犯的，都按初犯论处，有的仍刺右臂，有的不刺，请求确定为一定的规范。」奏章下达三法司商议：「刺右臂后遇赦再犯的刺左臂，刺左臂后遇赦又犯的不再刺字，立案后赦免之后第三次犯罪的判绞刑。」皇帝命令遇赦再犯的不论及以前的赦免情况【记载在刑制篇中】。

正统九年，湖广长沙府攸县知县吴贵上奏：「长沙卫的军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诬告卫所，那些管理卫所的官员往往不熟悉法律，径直委任军职处理，仍然依仗权势逼迫府县官员，千方百计索取贿赂，百姓不堪忍受其虐待，请求下令禁止约束。」此事下发刑部商议，刑部认为：「军职官员不得审理人命案件，早已有成文规定，只是长久未加以重申，请依照吴贵所奏张榜晓谕。」皇帝听从了。

正统十年，巡抚史濡说：「云南各地的案件呈报，有的呈报给御史，又呈报给督赞军务的侍郎，又呈报给镇守太监，各持一说，没有定论，请求朝廷大臣共同商议。」于是三法司商议：「都认为审理刑名之事应交给御史，这是既定的法律，其余官员没有相关规定。」皇帝听从了。

正统十一年，大理寺评事孙镛上言：「重犯自称冤枉但尚未详细审理，原来审讯的官员担心他反覆，有的就将其活活打死在狱中，请求下令负责审刑的官员将其转移到别的监狱关押。」法司商议：「转移监狱不合制度，不予采纳。」皇帝于是命令内外关押的重犯必须等候朝廷的处置，敢有打死犯人的一律治罪。

正统十三年，刑部尚书金濂上奏：「奸淫义子的妻子，洪武、永乐以来，有的判决按奸淫子孙之妇应处斩刑，有的判决按奸淫前夫之女应处徒刑，请求圣上裁断遵行。」三法司奉诏商议：「亲生儿子与义子的情分有亲疏之别，应比照奸淫前夫之女的徒刑罪来判决。」下令区分通奸和强奸的条款，作为法令确定下来【记载在刑制篇中】。

景帝景泰元年，刑部郎中王槩上言：「旧例

译中控告义子、义女、义妇、义孙、妾子、前妻或前夫之子不孝的案件，必须审查其四邻的证言，以防冤枉。义子女案件还必须核验其年龄，如果过继时在十五岁之前并曾受到抚养的，就按不孝罪判处；否则只依照雇工人殴骂家长之律处置。」曾奉诏革除此例，此制不应废除，皇帝听从了。

景泰二年八月，刑部员外陈金说：「律法不可轻易更改，但条例应当适当调整，谨列举不便之处以供参考。一是妇女犯徒刑、流刑、笞刑、杖刑，都是直接判决执行，这在体恤妇女、以礼待人之道上似有不足，应比照男子的做法减半用钱赎罪。二是军民私人债务不得追讨，因此贫民得不到富室的救济，应允许他们通过法律途径追讨。三是官军及其子孙有败坏伦理、伤风败俗的行为，都应革职，不许承袭。如今有人利用诬告来图谋官职，请依照继母、义父母告子孙的先例，会集邻里核实，如果是妄告的，将告发者发配到原籍为民，不得继续留在卫所骚扰。」奏章下发法司，法司认为这些建议都可行，皇帝听从了。

景泰三年，南京兵部尚书王骥上奏：「已故都督吕毅的儿子吕瑛，先前订婚给指挥葛覃的妹妹为妻，后来吕瑛调任山海卫，又另娶千户俞胜的女儿为妻，又纳陈氏为妾，已经生了子女。葛覃母子因为妹妹年纪已过三十岁，就把她嫁给千户刘昱为妻，已生了三个子女。如今吕瑛具奏争娶，引发诉讼。法司依律判决让她离开刘昱归吕瑛，这样不仅使她节义两失，而且难以成为命妇，况且母子分离、夫妻拆散，情形令人怜悯，请下令礼部商议，准许因久未回归而听凭其改嫁的做法，仍将葛氏归属刘昱。」皇帝听从了。

景泰五年，大理寺少卿薛瑄说：「拟定罪犯罪状时常加入过多的参语，导致奏请变乱了法律的本意，使刑罚失去公正，请下令从今以后一律依照法律条文，不许妄自添加参语。」皇帝听从了。

景泰六年，大理寺向敬说：「审讯囚犯有两种弊病，一种是论罪不当的，就反复审问，痛加拷打三四次，最终仍依原来的判决，难免造成冤屈，请求从今以后审讯三次仍不认罪的，送交别的衙门重新审理，原来审判不当的官员治罪。另一种是斗殴、辱骂、违期等轻罪，律法本有明确条文的，法司却认为按正条判罪太轻，就依不应重判之条重判。而购买、赦免、枉法、偷盗抢劫等罪的赃物，依律应追缴原物，如今却允许折算成钞币来抵，这都是轻重失当的，请依律严加禁止。」皇帝听从了。

这一年，湖广按察副使吕渊上奏：「原告在逃将近一年的，应将案内的证人证据对质核实，依律处置，如果告发属实原告可以免于再提审，如果是虚假的另行拘捕问罪。」皇帝下令法司通行此例。

这一年，刑部郎中夏时正说：「从今以后凡不是谋反大罪、涉及勋戚大臣、奉有皇帝特旨的案件，都不必再奏请审问。」都察院商议，认为夏时正所说可行，应当通行天下各地的案件，原本发交都、布政司的，只需向都、布政司官员汇报；发交府卫的，只需向府卫官员汇报；发交按察司及巡按的，不必再汇报官员，就可以直接结案，如有拖延不决的，加以治理。皇帝下诏依照所议施行。

宪宗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昭说：“《大明律》是一代的定法，然而判决武臣却唯独舍弃律法而用条例，武臣因此更加放纵不检点，请求一律依照律法处理【诏令记载在刑制篇中】。”

这一年，大理寺卿王槩说：“旧例规定天下军民的诉讼，都要由州县逐级上达朝廷，违反的要治罪。近来法司对凡是代人书写诉状的人，往往从宽处理，导致奸邪之风更加严重。臣请求除了路途极远、事情紧急、当事人年老年幼的，依律定罪后遣回原籍受理外，其余的一律押解，不许其逃匿。”皇帝听从了。

成化四年二月，抓获聚众赌博者四十余人，命令戴枷示众

译，并张榜禁止。不久犯赌博罪的又有三十余人，有人不堪忍受痛苦而死。刑科给事中毛宏等人上奏说：“其中的情节和罪行也有轻重之分，怙恶不悛的固然不值得怜惜，但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张榜的禁令，一时误犯致死，令人怜悯。请求下令法司将其分为三个等级处理。”皇帝命令依此施行。

成化五年，大理寺评事张钰说：“大理寺的设立，是为了审核复查刑部、都察院审理的罪囚案件。其中如果有判罪不当的，就应一再驳回，令其重新拟定，如果仍不恰当，允许参奏问罪，这是旧有的制度。近来见南京法司多用严刑逼迫犯人屈打成招，被纠察的官员也只是被改正而没有罪责。请求从今以后允许本寺参奏问罪。”大理寺卿王槩覆奏，同意此议。

成化六年，兵科给事中宫荣说：“近年来击鼓鸣冤的状词不与再次核实办理，导致冤屈无处申诉。今后应当与详细审查明白后再回奏，不许一味立案了事。值鼓官也必须详细查看是否曾在别处控告未受理过，然后才呈进上去。”皇帝听从了。

这一年，御史马文升上奏说：“律令规定犯公罪的人不至于罢免官职，近来御史朱贤、娄芳等人都因公罪被罢官为民，这不是祖宗立法的本意。请求告诫法司，从今以后不许妄自参劾，应依照律令办事。”奏疏呈上后，下发有关部门处理。

这一年，有个叫张元吉的人，罪当凌迟处死，皇帝下诏免死，改判杖刑一百，充军。给事中毛宏因此上言：“上天的惩罚，即使是天子也不能任意而为。如今张元吉僭越朝廷的制度，擅自掌握生杀大权，杀害无罪之人四十一名，具备十恶之条。如果因为他世袭天师的封号而不忍加以诛戮，古书上说：‘执左道以乱政的人应当处死’，这不是说张元吉正是属于左道之流吗？况且他罪大恶极，怎么能曲加宽恕？万一以后再有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又当如何处置呢？”皇帝因为事情已经施行，搁置了他的奏疏。

成化七年，御史李宾等人上奏：「外地官府审理军民的诉讼案件，动辄罚没人的财物，起初暂时寄存在官库中来欺骗别人，最后却与库役串通中饱私囊，其用心极为奸诈，甚至有人预先准备好应对稽查、弹劾的对策，假立文簿，虚报支出。从前唐朝大臣陆贽曾说：‘设立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征收赋税，取用财物，是为了资助国家。’如今舍弃法律而滥用重罚，既不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做法；又把罚没的财物据为私有，也不是用来资助国家的做法。如果不加以彻底禁止革除，那么贪婪之风会愈演愈烈，末流的弊害将不可胜言。今后请求治罪擅自科罚的行为。」皇帝听从了【记载在刑制篇中】。

这一年，刑科给事中白昂等人上奏说：「大理寺审理复核罪囚案件，参核拟定罪名，在《诸司职掌》中记载得十分详密。近来大理寺审录案件，有的因囚犯自称冤枉而将案件驳回重新审问，但多是行文调令重审的少。至于巡抚、巡按官员以及外地各衙门详细审议所属申报的囚犯案件，其中如有情节可疑的，也都驳回重审，导致偏执己见的官员不肯为其辨明，多用非法的重刑逼供，罗织成案。囚犯担心案件被驳回，必定会遭受更加酷烈的刑罚，即使有冤枉，也不敢再申诉。今后请求命令在内的法司遵照《诸司职掌》的规定施行；在外参核审议所属申报的囚犯案件，其中如有审问不明、判罪不当以及自称冤屈的，都应听候改调到别的衙门重新审理，不许仍由原审官员审理。」奏章下发法司商议，认为所言有理，皇帝听从了。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卫镇抚司屡次查获妖言邪书图本，都是荒诞不经的言论，小民无知，往往被蛊惑迷惑，请求详细记录这些书的名目，张榜昭示天下，使人知道畏惧回避，免得陷入刑罚。」皇帝批复可行。

这一年，刑部尚书王恕上奏处置的条例：一是凡是控告官吏的案件需要提审的，如果双方都逃匿了，应令原告逃跑的免于提审被告，被告逃跑的只需拘捕被告治罪。二是军职人员如有败坏伦理、伤风败俗革职的案例，有的人想图谋官职，

译往往诬告殴打辱骂等情事，从今以后应依照义父母、继母控告子女不孝的先例，以众人的证言作为证据，依律判决，诬告者反坐治罪。三是子孙殴打辱骂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妾殴打辱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应判处斩刑、绞刑之罪，有的以息讼了事、奏请杖刑发回赡养父母了结，从今以后对于初犯的应允许准予息讼了事，不必上奏请示，其中如果有出于私心蓄意加害的情形，应当予以辨明处理。四是军官因经费不足而借贷，约定以俸银偿还。到了领取俸银的时候，有的因欠债过多而躲避，甚至债主自己去领取，反而被诬指为盗领之罪，按照普通人盗窃仓库财物之罪判处，这大大违背了立法的本意，应当只按杖罪处置。五是文职官吏因公事获罪或被革职为民的，往往赴京申辩，让家人代为申诉。近来的成例，凡是已有审问记录在案、而非本人亲自呈递奏疏的，一概不予受理，应当依照先前的成例，由原审衙门或调换到别的衙门重新审理。六是军职官员因奸宿乐户妇女，按例应予革职，其中如果有指使他人通奸的，依律不予论罪，只判处赎杖之刑。至于因通奸而招供属实、多被革职为民的做法，有违立法本意，从今以后凡指使他人通奸以及不在通奸现场被捕获的，只判处不应重之杖罪，仍拟定为回原职服役才恰当。」皇帝听从了。

成化十一年，祭酒周洪谟说：「天下各地官府审理诉讼，动辄使用夹棍等刑具，百姓不堪忍受痛苦，请下令法司加以禁止约束。除了人命案、强盗案、窃盗奸淫等应判死罪的案件必须使用严刑外，其余的只能用鞭打之类的轻刑。违反规定的，由风宪官记录其残酷暴虐的行为，作为考核弹劾的依据。」皇帝下诏批准施行。

成化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上奏：法律是治理天下的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历代律法条文，制定为《大明律》，共四百六十条，颁布晓谕天下。而《名例律》中说：「凡是律令没有记载详尽的事理，如果判罪而没有正律条文可依据的，可以引用律条比照援引，应加重或应减轻，酌定拟议罪名。」如今京城书坊刊行的《大明律》后面，附有另行拟定的现行律法一百零八条，不知是什么时候拟定的。执法官员如果精通刑名之学，必定不会依据这些去比照援引，但恐怕流传到各地，难免误导初入仕途的士人。略举其中的例子，如兵律中「多支廪给」的条文，以及刑律中「骂制使及本管长官」的条文，都轻重失当，不可通行于天下。请求将这些印板销毁。于是法司商议，认为应当依照王恕所说通行内外执法官员，从今以后判罪一律依照《大明律》以及经奏准的现行条例。如敢再依据附加拟定的条律比照援引而使罪名出入不当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仍令书坊立即将所刻印板销毁，违者一并治罪。皇帝听从了。

这一年，御史李纪说，关于确立嗣子的问题，刑部议奏：军民人等因争夺继承权而诉讼的，必须选立同宗中辈分相当的侄子。如果众子都没有后嗣，必须先立同父长房的次子，长房没有儿子，然后依次轮到其他各房的儿子，再依次轮到大功、小功、缌麻等亲属中最亲近者的次子。如果都没有次子，才可以立远房的子嗣。至于长子没有后嗣的，也应先尽同父长房的次子，然后依次轮到其余各房。如果没有子嗣的人，生前曾选择某人，自幼抚养长大，已经立为嗣子的，只要不是异姓、尊卑失序的，仍旧承认其继承权，不许宗族争告。皇帝听从了。

成化十六年，给事中王坦说：窃盗犯罪，法律有明确的条文，在京城的法司都有既定的判例。如今外地审理刑事的衙门，对于窃盗初犯、再犯的，不论赃物数额多少，动辄杖打致死，请求严加禁止约束。皇帝听从了。

这一年，兵部尚书余子俊说：京城盗贼众多，应下令彻查。有窝藏游民以及没有户籍的军匠、罪囚的，送交户部、工部、兵部三部收

译管服役；其中没有户籍的，送交兵马司处置。如果是被赦免的死囚，遣返后又潜回京城的，处死，同时命令彻查户籍编制，追究窝藏之家的责任。皇帝说：这种情况不能任其发展，应急速商议擒拿捕获之法，仍派遣官员核实情况，造册登记。有潜藏居住的按议定办法遣送，隐瞒包庇的一并治罪。

孝宗弘治元年，大理寺评事鲁永说：审理案件的官员判定罪名不当，有的玩弄法律条文，有的曲解法律以迎合己意，有的律法本有正条却按不应重之罪判处，有的畏避权势而拘泥于以往成案，有的只凭偏听之词定罪而不考察实际案情，都可以借此恣意出入人罪，因此才导致刑罚不公。请求一律依照律例拟定判决，违反者由给事中、御史举劾。御史如有违反的，由都察院查究。皇帝听从了。

这一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说：旧制中提审囚犯，所在地官府必须核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符合，然后才能发遣，这是祖宗防微杜渐的深意。近来朝廷内外提审囚犯只凭驾帖，既不用符验，真假难以辨别，如果有奸人假冒诏命，怎么能拒绝呢？请求恢复使用批文的旧制。皇帝命令恢复施行。

弘治二年，刑部尚书何乔新等人说：国初制定法律的时候，每一两银子相当于一贯钞币的价值，普通人盗窃八十两白银才判绞刑，监守自盗四十两白银才判斩刑。如今每一两银子相当于八十贯钞币的价值，普通人盗窃一两白银，监守自盗五钱白银，就判处斩刑、绞刑。虽说是因为民风浇薄，恐怕人们容易犯罪，所以从重惩治，但这不是制定法律的本意。查阅正统、成化年间，御史陈智、李至刚等人各有奏议，有的想依照国初的钞币估价，普通人盗窃八十两白银才判绞刑；有的想依照现在的钞币估价，普通人盗窃一两白银就判绞刑。综合来看，赃物轻而罪判重的过于苛刻，赃物重而罪判轻的又失之宽纵。今后估算钞币折银的比价，应以每两银子折合一千文铜钱、各值四十贯钞币，这样大概比较适中。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按照银钱估算钞币的旧例已经施行很久，仍按照原来的估价，何乔新的建议就没有被采纳。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上奏说：「五刑中最轻的是笞刑、杖刑，但是杖有分寸的规定，数量也有多少的限制。如今外地各衙门的笞刑、杖刑罪，往往致人死命。即使事情被发觉，也不过是以因公致死为由让人仍回原职，用极轻的刑罚使人陷入不可复生的境地，多的达数十人，甚者达数百人，堆积的白骨堆满监狱，鲜血流淌满地，实在令人痛心。法律规定故意拷打无罪之人致死的应抵命，用非法刑具的应除名，恰好没有触犯这些条文，就说这是因公致死。一旦以公名开脱，即使人数再多也没有妨害。这实在是情节严重而法律轻纵的情况，不可以不加以商议。请求凡是因审讯轻罪而当场致死、累计达二十或三十人以上的，除本律规定的处罚外，仍应商议降职调任，或者对以病死为由掩饰不实的情况，一并追究相关医官的责任。」皇帝下令交由有关部门商议处理。

成化七年（此处疑为「弘治」，原文如此），礼科给事中吕献等人说：「每年年初……」

译夏季，按惯例释放在押囚犯，笞杖轻罪多予宽免，徒刑流放以下的减等发落，重罪中情有可矜可疑的，写明案情奏报请皇帝裁定，这是用来延长百姓性命、延续国家命脉的做法。但这一惯例只在南北两京施行，还未推广到全国，请求敕令三法司、南北直隶由巡抚官督同各府县官员，各布政司则由镇守、巡按官会同三司官员，都依照两京之例，每年四月审录囚犯，这样刑狱案件才不会有冤屈。（皇帝未听从。）

十一年，陕西宜州县百姓冯子名的哥哥死后，他娶了嫂子为妻，巡抚拟定判处杖刑，皇帝认为此事关系风化教化，特命法司会同商议。于是尚书闵珪等人复奏说："这是违逆天道、败坏人伦的行为，应判处绞刑，其他犯有类似罪行的，都依照此例判处。"（详见《刑制篇》）这一年，南京燕山前卫千户韩锐因不分俸禄赡养继祖母、又毁骂小功以下的兄长而获罪，刑部议定杖刑后官复原职，被大理寺驳回，刑部于是奏请申明条例："今后武职官员凡奉养有缺失的，必须由祖父母、父母亲自告发才能定罪，如果是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按例不予受理审勘。如果是不奉养继祖母、继母，以及殴打本宗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还有殴伤外祖父母及妻子父母的，都要审勘明白后才准许定罪。至于纵容、逼迫女儿及妻妾，以及子孙的媳妇、妾室与人通奸，或与内外有服亲属通奸，还有典当雇佣妻女的，都属败坏伦理、伤害风化，请一律依律定罪，照例发回原籍充作平民。"皇帝听从了。

十二年，御史王哲上奏说："被迁发到关口以外充作平民的人，因水土不服，往往在路上生病而死，因此家人聚哭如同临刑一样痛苦，请求今后两广及云贵、四川应当迁发的犯人，全都改为拨发本地附近卫所充军。"刑部议定认为充军之罪比迁发更重，于是听凭其自便处理。（详见《刑制篇》）这一年，刑科给事中周旋进言说："五刑之中没有比死刑更重的，罪级之中没有比充军更重的。所以律法所载充军的条款很少，自从条例施行以来，往往任意判定。请求敕令今后凡定罪供状都详细报送刑部、都察院审核，与律例相符后，才交大理寺评议核准，再转交兵部确定卫所发配边疆。"皇帝下诏让主管官员知晓。

十三年，刑部上奏说："国朝初年用刑严峻，都取决于皇帝裁定，各种榜文纷纷颁布。洪武末年制定《大明律》，刑官才得以依据律法拟议轻重、统一标准。后来又申明《大诰》，凡有罪的都减等处理，历朝都遵照施行。但法律之外仍有遗漏的奸恶行为，历代皇帝根据时势加以增删变通，于是有了条例。条例并非律法所包含的内容，但实际上与律法相差不远，特意用来辅助律法，并非要破坏律法。然而朝廷内外玩弄法律的官吏，有的借条例来掩饰私愤，多援引条例来迁就自己的心意,导致律法搁置不用。"于是命令刑部会同九卿商议增补历年审理案件的条例中可以长久施行的共二百七十九条，呈报皇宫。滥报边疆战功、私自骑用官马、黄船贩卖私货、漕船夹带权贵货物，以及镇守等官员部下未经奏报带同出征的不得虚报战功；皇城守卫官员、旗校故意放纵当值军士（逃亡）达十名的，共列降级处分六条。皇帝命令再加商议后奏报。九卿坚持上奏说："这是历朝所定，不可轻易更改。"皇帝听从了。（详见《刑制篇》）这一年，户科给事中邱俊进言说："内外审理案件的衙门，有的罪囚被监禁四五年，甚至几十年，冤屈之气郁结，都足以招致灾异。请求通行全国，将现在监禁三年以上、罪情属实的囚犯，在秋后处决；其中情有可矜可疑以及案情难以查清的，不拘泥于已定案卷，都重新为其辨明。"刑部商议说："两京罪囚每年夏季都要审录，秋后又会同官员重审，每隔五年又命太监等官员会同审理，已有固定成法，应当照旧施行。至于各布政司的审录不必等到明年，请求就如邱俊所奏先暂行一次，此后仍旧五年一

译次派遣官员。"（皇帝）听从了。

十四年，五府六部衙门进言说："今后只有谋反叛逆等事才派遣锦衣卫官校携带驾帖前往办案，其余的都交给法司转发巡抚、巡按官审理，有应当押解进京的，就地派遣官员押解。"皇帝命令准许施行。

十六年，御史刘洪上奏说："浙江人张悦因罪被发配充军，借口生病回籍医治，到家后又援引条例纳粮换取卫所官职。"（皇帝命令）指挥使请求将其革职，仍发回原来军伍；那浙江布政司准许其纳粮的官员，也应当逮捕审问。兵部复奏，认为应当照办，并下令各地有类似情况的一律依法治罪。这一年，吏部主事杨子器进言说：如今官府不以百姓性命为重，有的人犯轻罪却被监禁致死，有的人因牵连负累、被人妄加攀扯诬陷而被监禁致死，请求申明旧例予以禁止。另外近来的条例规定，不是掌印官不许受理诉讼，而且诉讼多则赃罚也多。此后凡是清理军籍、缉捕盗贼等官员，凡不经州县而越级申诉的，不许受理。官府每年年终汇总所受理的诉讼案件及赃罚数目，呈报巡抚、巡按官员核查，以杜绝奸邪贪墨。刑部复奏，皇帝听从了。这一年，抚州人江缘一打死了他的弟弟江缘四，弟弟留下一个女儿。他们的母亲吴氏把这女儿许配给李家，江缘一又想要拿走所收的聘礼钱财，母亲不同意，江缘一恼怒辱骂并抢夺了聘财，母亲愤恨自缢身亡。官府按"骂母"律拟定绞刑，巡抚王哲认为按律殴打父母的应处斩刑，江缘一亲手杀死亲弟弟，又逼死了亲生母亲，若使他保全首级只判绞刑，是情节严重而量刑过轻，于是将案情详细写成案卷奏报。法司复议，依照"殴母"律判处斩刑立即执行，不必等到秋后，并请求今后有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的案件，都依照此例判决。（详见《刑制篇》）这一年，礼科给事中葛嵩进言说：近来条例规定，用田地抵押借贷，期限满后计算所收钱财已达本利总和的，就要将田地交还原主，无力赎回的听凭继续由典主管业。过继承嗣的儿子如果与所过继的亲属关系不睦，任凭另择贤能之人或所亲爱的人承继，不许他人按辈分次序争告。这两条都与律法本意不符，请求命令无力赎回田地的人仍听凭典主管理产业，以平息诉讼纠纷；确立继承人务必按尊卑长幼次序，辈分相当，不许另立疏远之人以致扰乱伦理。法司复议，请求申明律例照旧施行，（皇帝）听从了。这一年，户科给事中孙祯进言说：新颁布的审理案件条例比律令过于严苛，比如律法规定放纵军人不服役的一名判杖刑八十，每多一名加重一等；而条例规定，超出编制之外多占用五名以下军伴的降级一级。律法规定私自借用官马或转借、借用的各笞打五十，按日核算追缴雇赁钱财充公，计钱数目重的按坐赃罪加一等论处；而条例规定，私自借用及转借他人五匹马以下的降级一级。这样一来，占用一名军役、占用骑乘一匹马，都要按降级条例判决，百姓将无所适从。请求重新校订，使之合乎中正。法司复议，认为条例都是奉皇帝旨意制定的，难以更改，其中借用、占用人马数目不到五个的，请依所奏处理，仍依律论罪，（皇帝）听从了。

十七年，兵科给事中潘释上奏说："按照旧例，每年会同审理重犯，大都以一天完成。然而人命关系重大，今后应审囚犯众多，如果拘限一天，就不能从容详审。从前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门判处死刑的囚犯三百多人，再次审讯都属实，请求执行死刑，太宗又下谕说：'再审一天审不完，就用两天、三天，即使用十天又有何妨？'这是祖宗好生之德，是万世都应当遵循的。请求命令从容审核，使案件没有冤枉。"（皇帝）听从了。这一年，吏部尚书马文升进言说："会同审理重犯时发现撰写妖书惑众的人很多，与其等犯罪后再谋划处置，不如在事发之前就加以禁止。请求敕令张榜晓谕，凡收藏（妖书）者，允许半月内主动向官府告发。"（详见《刑制篇》）这一年，刑部分条上奏革除弊政、消弭灾异的事宜

译四条：一、京城权势之家，有的包揽钱粮逼索债务，有的侵占强买，有的杀人放火，有的窝藏盗贼分赃，事发之后就抗拒官府，今后命令锦衣卫将其逮捕送交主管官署严加惩治。一、旧例规定在京城审理的囚犯经三次审理仍不服判，以及在外地审结后又赴京申诉的，都改由另外官员审理。近年来大多拘泥于已定案卷，有明明申诉了冤枉错判却被搁置不理的，请求命令若确实有冤枉，就立即办理。一、按规定巡按会同审理，由都、布二司以及府州县卫送来的案件申报刑部，由巡按及按察司送来的案件申报都察院，各自转呈大理寺审议定案。如今重犯案件只申报巡按，不再会同审理转呈，以致量刑轻重任凭个人意愿，囚犯长期羁押没有限度，请求命令依照旧例申报详审。一、奸邪之民包揽钱粮，勒索钱财，各仓库内外管事以及权贵势要之人相互勾结收受贿赂，事发之后只惩办为首之人，请求命令缉事衙门一并追究获取钱财的人，明正其罪。（皇帝）都听从了。这一年，大理寺分条上奏革除弊政、消弭灾异的事宜：一、对情有可矜可疑的重犯，由原审衙门记录奏报案情，恐有偏颇，请求命令刑部、都察院会同本寺共同奏报。一、地方官员用刑致人死亡的，请求依照酷刑条例将其贬为平民。一、地方官员借公务之名挟带私怨、长期关押平民致死的，也请依照酷刑条例判处。一、被判充军的人贿赂逃脱，只惩办犯人本人，请求查明押解批文，追究私放犯人的人，从重弹劾审问。一、奏报申诉的诉讼案件，每件事都单独具题上奏近于烦琐，请求比照军职人员徒杖罪先行发落，每半月汇总奏报一次。一、诬告平民导致被诬告者死亡，律法中没有明确记载，近来都判处绞刑，实在有失适中，请求命令因诬告拷禁致死的依本律处理，其余情况按照通常条例处理。一、旧例规定王府文职官员企图改任调职、故意犯下贪赃罪的，发配边远县份叙用。这原本是指使人诬告，或搜刮钱财不进自己腰包的情况。近来凡受贿的都拟定为调任，似乎不符律法本意，请求依律罢免其职务。一、有妇人改嫁，将前夫的女儿嫁给后夫的儿子成为夫妻，有关风化，请求依照娶同母异父姐妹的律条判处。一、操练备战的军士等人犯了笞杖罪，命令用钞币赎罪，若有无力缴纳的就监禁不能结案，请求依照"在逃"律，允许立即判决执行。奏报下达刑部会同商议，都认为可行，（皇帝）听从了。这一年，法司复奏说，南京侍郎杨守随所说的，成化年间奏准，凡是犯人揭发原审官员的，必须核查属实之后才能予以逮捕审问。如今南京御史王良臣查办指挥使周恺等人倚仗权势、贪污受贿，周恺等人于是反过来揭发王良臣，皇帝下诏命南京法司会同审讯，似乎与旧有规章不符，请求今后官吏军民奏诉时牵连攀扯别的事情、拾取罗织原审官员罪状的，一律立案不予受理，所奏之事仍旧命令按原来的审理结案。（详见《刑制篇》）这一年，巡抚张本上奏说，江西的各路盗贼按例应处以极刑，都是因豪门大户藏匿盗贼、分取赃物，才导致他们如此猖獗，如今抓获了五名窝藏盗贼的主谋，也应当审判处以斩刑，比照惯例枭首示众，法司会同商议认为应当如此，（皇帝）听从了。这一年，刑部主事朱瑬进言说，刑部的囚犯送交大理寺，大理寺只应当驳回纠正，不应当动用刑罚，如今左右二寺格外用刑，致使案件辗转拖延，请求命令不得擅自加以拷打。大理寺卿杨守随复奏说，大理寺虽然职责只在于会同驳正，但每当遇到隐瞒重要案情的情况，难免要酌情施加刑罚，况且永乐年间本寺也设有刑具，怎能算是分外用刑，请求申明禁令告诫，命令法司同僚协调恭谨，不要彼此固执己见。皇帝听从了。这一年，御史魏申上奏说，外地方官府审理故意杀人、斗殴杀人案件时，对帮助行凶的人都拟定为从犯，判处流刑；另外盗窃时当场拒捕但没有得到财物的，只按犯罪拒捕来判决，而拒捕不是发生在当场的，有的反而判处斩刑，这些都不符合律法本意，于是命令法司复议后施行。

译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一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二

刑

杂议四【明】

武宗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事务的工部尚书杨守随进言：每年热审的惯例，只在北京施行而不在南京施行；五年一次的审录惯例，在京城办得详细而在外地办得粗略。现在应当通行南京，凡是审囚，三法司都要参与审理。至于外地，也请依照这个惯例执行，这样才能使各项事务没有偏颇弊端，刑罚也符合公论。皇帝下诏准许。

二年，内阁大臣李东阳进言：处决囚犯要经过三覆奏、五覆奏，自唐太宗以后，历代都遵行此制。我朝太祖将此定为制度，每逢法司决囚，必须等刑科三覆奏之后才批复执行。昨日刑科最初的覆奏本还未发出，仍希望批一个"是"字，稍等到三覆奏本呈上后再批处决，这样不过迟几天时间，却可以保全百年的成法。

五年，李东阳等人又因风霾天象而上言：近来因为久旱风霾接连出现，皇帝的旨意连坐者予以释放，戴枷示众者予以宽免，盗犯重新审理，徒流罪减等，消息传遍中外，欢声动地，很高兴见到圣心开悟。于是又冒昧提出一二条建言，如王府逃跑的差役、窝藏的主人、被牵连的邻居，也请求释放。倘若有人使用假银、伪造印信、放高利贷的，请依照原本的律条治罪，其余的都释放并充军。正犯已经身故且无子的妇人，其所有家属请求予以赦免遣散。被判处死罪但已经三次重新申诉的，请求免除加罪。没有丈夫的妇人，请求免于发配边军。凡是犯罪应没收的家产，除重罪外，请求免于没收入官。法司、锦衣卫现关押的罪囚，请求依照热审的惯例上奏裁夺。南京现关押的轻重罪犯，请求依照京城的恩例办理。文武官员被罚交米粮的，确实是家中贫困的，请求再宽限三个月，并免除加倍缴纳。各地捕获盗贼数量很多，难免有冤枉的，请命令仔细审查，务必查明赃物证据，不要让失主为图升职或免罪而胡乱指认。再者，正德年间关于问罪的条例，近来给事中屈铨奏请批准颁行，请命令法司商议确定后呈请裁决。皇帝说：你们所说的对治理有益，应当全部施行【按：李东阳等人条奏之中，只有已故军犯无子者免除遣散妇人及其一应家属等四条获准施行，收录在刑制篇中，其余都没有采纳】。

十三年九月，刑部判决囚犯中有儿子纠集他人抢劫其父亲、弟弟纠集他人抢劫其兄长的案件，按照旧例以同居的卑幼引诱他人为盗以及私自擅用财物论处，判罪只到杖刑、徒刑为止。大理寺官员刘玉于是上奏说：法律用来辅助教化，这是关系人伦的重大变故，即使律文没有记载，也应当权衡轻重，援引相近的条文正法。以上如果按照原来的判法，那就是把伦理放在一边不予考虑，盗贼将日益猖獗而无法禁止了。于是改判重刑，并且定为法令【收录在刑制篇】。

这一年十月，皇帝前往宣府。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进言：祖宗制度规定，行刑当天，允许各犯家属在登闻鼓下申诉冤情，直接由鼓给事中封奏呈上，或者可以暂时停刑，特派校尉批准留下犯人。如今冬至将近，正是处决犯人的时候，该科的三覆奏本呈送下来拟票。临刑之时，如有击鼓申诉冤情的情况应当加以处理，怎么能仓促定案？希望皇帝早日回京，凡是这样的重大事务，都遵照旧制执行。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

十四年，御史李节义弹劾指挥使时铎逼供拷打平民为盗，关押的王天祐等人经审查释放，但闫隆等五人已瘦死，只判处时铎徒刑，并复职。刑科给事中张汉卿因此上奏说：情节严重而依律判得太轻，在法理上似乎太过宽纵，并请求向中外公开晓谕，凡是巡抚巡按官员惩治案件，务必将呈报详情候审的囚犯，不论已结案未结案，一律通报。已经死亡的也必须查明有无冤枉以及病死的原因。如果案情有偏袒枉法、故意入人于死罪的情况，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