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九

译位大臣的罪状，分为两个等级，以司马光为首，指认为"元祐奸党"，请示徽宗后将名单刻在石碑上，立于文德殿门前。又亲自书写为大碑，颁行天下，都禁锢他们的子孙，永不得录用为官。崇宁五年，彗星出现，于是推倒石碑，解除禁令。自蔡京当权以来，忧虑言官议论自己，凡要施行的条令，蔡京都秘密拟定进呈，请求皇帝亲自书写颁下，称之为"御笔手诏"。事情无论大小，都假借皇帝旨意来施行。以至有的诏书文字不像皇帝亲笔所写，群臣也不敢说什么。又下诏规定凡是御笔判罪的，不许到尚书省申诉，违反的以违抗御笔论罪。又制定法令，凡应当承接执行御笔命令的官府若有拖延延误的，延误一个时辰杖一百，延误一天判徒刑二年，延误两天加重一等，最重判流放三千里，延误三天则以大不敬论罪。因此官吏借机营私舞弊，玩弄法律条文任意出入人罪，无法追究查明。当时有关部门审理案件，常常援引成例来破坏法律，大理寺迎合上意、观望风向，曲解法律、徇私用情，很多罪犯因此侥幸获免，以至于大理寺被称为"休和所"。按照旧例，大理寺积案审理完毕，必定要宣付史馆记录，若监狱中无囚犯就下诏嘉奖，有的还加官晋级、赐予章服，官吏为博求恩赏，负责审理案件的人一味追求使监狱空虚，动辄不受理诉讼状纸，又把囚犯寄押到别处，导致很多人趁机逃脱。负责断案的人一味追求案件了结，草率用刑。有的把妇人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都曹翁彦深进言说："淮东十一州军政和六年、七年间的杀人案共一百三十二起，而被判死刑的仅有十二人。要知道这一百二十人本都应当判死刑，州县上奏而将他们赦免，可以说是仁政了。但被杀害的人无辜遭受残害，含着未能昭雪的冤屈，难道就不值得体恤吗？朝廷见每年判死刑的人数很少，就认为达到了'刑措'的理想境界，这实际上是贪慕虚名而忘却实际的恩惠。官吏借此冒领奖赏、买好邀恩，奸弊百出。判决文书直接上呈，不经提刑司审核，一旦形成奏案，就没人敢提出异议。那些被处死的，大多不过是贪图小利的平民罢了。"奏疏呈上后，皇帝仅下诏命令御史台加以查察上奏罢了。

高宗南渡迁徙时，图书典籍多有散失，凡所施行的政令，大多依靠百官的记忆整理而成。御史刘一正进言说："法令俱在的情况下，奸猾官吏尚且能够舞弄法律，如今一切都依靠这些人省记回忆而成，那么欺瞒蒙蔽之事哪里还有不发生的呢？"建炎三年，才命令调取嘉祐年间的条法与政和敕令对照修订使用。绍兴元年，法典编成，命名为《绍兴敕

译令格式》【详见刑制篇】。当初，神宗认为律令不足以周全涵盖各种事务情理，凡国家沿革的政令以及人们作恶获罪而律法没有记载的情况，一律用敕令判决处理，并改其名目为《敕令格式》，而律法则存在于敕令之外，因此量刑时轻时重，没有统一标准。自元祐年间改变熙宁年间的法度，绍圣年间又恢复熙宁年间的制度，用后来的法令冲抵之前的，用新法取代旧法，各自成书，法律制度就更加紊乱。到这时才有了这份诏令，可还没来得及施行，秦桧就独揽朝政，大多用都堂批示公文来指挥行事，这些批文混杂进吏部陆续颁布的条令册子当中。负责修订法典的官员因谄媚附和、畏惧忌惮，不敢加以删削，以至于与正式的成文法令并存。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派人诬告张宪收藏岳飞的文书信件，图谋叛乱。秦桧因岳飞一贯阻挠和议之事，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就把此案交给谏议大夫万俟卨审理。万俟卨诬陷岳飞曾自称自己与宋太祖都是在三十岁时建节封侯，以此构成指斥皇帝的罪名，又加上接诏而不救援淮西的罪名，最终定罪赐死于狱中。将他的儿子岳云以及张宪在闹市处死。凡有替岳飞申冤的人，都被判处杖刑、流放。广西经略安抚使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嫌隙，吕源上奏说胡舜陟贪赃枉法、僭越礼制，又写信给秦桧说胡舜陟讥笑朝政。秦桧一向厌恶胡舜陟，就派大理寺官员前去审理惩治他。胡舜陟不服罪，最终死于狱中。自岳飞、胡舜陟死后，秦桧的权势更加炽盛，动辄兴起大案，胁迫控制天下人，贤良的士大夫接连遭到处死或流放。他又设置数百名侦察密探，在市井之间只要听到有人议论他的奸恶，就立即送交大理寺狱中处死，大开告密揭发之门，以此铲除异己之人。命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张扶弹劾赵汾、张初结党营私之事，先逮捕赵汾投入大理寺狱中，拷打折磨得体无完肤，逼令他诬陷自己与张浚、李光、胡寅共谋大逆之罪，株连了五十三人。凡是秦桧所憎恶的人，都被牵连进这个案子上报。但此时秦桧已经病重，不能再处理政务，此案才被搁置下来。

当这个时候，法官滥用上奏皇帝裁决的先例，各路州军审理定罪的死刑案件，即使量刑恰当，也大多被认为情有可悯，多数获得减死改判流配。耿延年担任江东提点刑狱，有南康妇人谋杀丈夫的案件，证据确凿明白，耿延年却曲意宽宥她的死罪，多次经复审官翻案，耿延年因量刑失当而获罪。赣州的将兵逃亡到外地的县邑，在深林中杀害了村民，村民的哥哥知道此事后，害怕向官府申报会受到牵连，于是焚烧了尸体

译没有上报。后来事情败露，因为凶杀发生时没有证人、尸体也未经查验，上奏请求裁决时刑部竟然判决为流配之罪。给事中陈由义、右正言凌哲先后建议，皇帝考虑到情理可怜悯的人，若一律不加以上奏，就命令刑部依照条文规定处理下发。逐渐发展到乾道年间，法令虽然齐备，官吏却一切按照成例办事，凡是法律上应当如此处理但没有先例可循的，事情就都被搁置而不施行，甚至隐匿先例来破坏法律，等到贿赂送到了，才拿出相应的成例来。乾道二年下诏说："狱讼是重大的事情，执法一旦偏颇，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从。近年以来，掌管狱讼的官吏花样繁多、狡诈多端，随意加重或减轻刑罚，朕对此深感忧虑。从今以后要革除玩忽懈怠的弊习，彰明审慎公正的原则，使奸恶之徒不能徇情枉法，惩罚必须与罪行相当，用以使刑罚归于适中，望各位勉力而为！"宁宗朝，太学博士诈应龙上言："法律的弊病容易看清，而成例的弊端却难以察觉。所谓成例，有的出于特别的恩典，有的出于权宜之计，有的是被权贵势要所迫而创设，有的是徇私亲故关系而开的先例。如今有关部门舍弃法律而援用成例，并非不知道所有正式律法都被违背了，只是执法者若坚持依法不用成例，必定会招致有违人情之嫌，甚至招来众人的怨恨，于是就使得胥吏得以掌控其中的关键并借机徇私舞弊。请求下诏命令各有关部门搜集已经使用过的成例，共同加以斟酌研究，选取其中轻重适当、不违背法律的，编纂成书，凡遇申请援用成例的情况，都依据此书施行。"

辽道宗太康年间，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等人当权，已经诬陷谋害宣懿皇后、太子耶律濬，仍面带忧虑之色。耶律伊逊常常心中不安，于是与其党羽暗中密谋陷害，指使防卫太保耶律扎拉告发知枢密院事萧苏色等八人图谋废立皇帝。皇帝下诏查案，却查无实据，未加治罪。耶律伊逊又教唆牌印郎君萧武都温自首说："臣曾经参与萧苏色等人的图谋，恐怕事情败露会被连坐，因此……"并列出一份姓名名单来报告皇帝，皇帝信以为真，将太子幽禁在别的宫室中。命耶律雅克审理此案，太子详细陈述自己被冤枉的情状说："我身为储君副贰，还能有什么其他企求呢？您应当替我辨明冤情。"但耶律雅克是耶律伊逊的党羽，把太子的话篡改为认罪服罪之词。皇帝大怒，废黜太子为平民，流放到上京。耶律伊逊不久便派人在囚禁之地将太子杀害，并将太子妃一并杀死，以灭口。大安三年，续增的法律条制编纂完成【咸雍六年下诏修订，经过多次增补校订，详见刑制篇】。但条

译目繁琐，执法官吏不能全部熟习，胥吏得以借机营私舞弊，百姓也不知道如何避免触犯。大安五年下诏说："法律，是用来向百姓昭示信用而达到国家治理的工具，应当像天地一样简明易懂，像四时更替一样准确不差，使百姓能够躲避犯罪而不至于触犯法律。近来命令有关部门编纂修订刑法，却不能明白体察朕的用意，制定了许多繁琐条目来防范百姓犯罪，朕对此很不赞同。从今以后仍旧使用旧的法律。"

金熙宗朝参酌隋、唐、辽、宋的律令，制定为《皇统制》颁行全国。海陵王暴虐用法，随意变更法律，有陆续颁布的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使用。有的同样的罪行却处以不同的惩罚，有的轻重量刑不相称，有的同一条款重复出现，有的文字表述赘余含混，是非混淆使人不知所从，奸猾的官吏因此得以趁机勾结舞弊枉法。世宗大定十九年，才命令大理寺正伊喇慥等人重新修订法律。宣宗贞祐四年，参知政事李革上奏说："有关部门各自凭自己的看法援引成例，牵强附会，实在开启了侥幸逃避法律的门路。凡是断案的成例、敕令条文以及特别裁定的奏准事项，若不是作为永久法度的，不许援引，一律依照正式律文办理，以杜绝混乱。"皇帝批复知悉。哀宗即位后，下诏说："国家已经有了固定的法律制度，但有关部门往往依私情破坏法律，使人无辜遭受刑罚。今后如果有正式的法律条文而不遵守的，按故意陷人入罪来治罪。"

元朝时南北法制不同，蒙古人殴打汉人，不许汉人还手报复。因争执及乘醉殴打致死汉人的蒙古人，只判罚出征戍边。蒙古人犯罪，有关部门不得对其拷打关押，这种偏袒庇护，颇为有失公允。再加上事类条文繁琐，怀有私心的官吏玩弄法律条文，随意比附出入人罪，常常用诡诈手段谋取私利。历朝奸臣执掌朝政，接连不断地兴起大案冤狱。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重新设立尚书省，任命僧格与特穆尔为平章政事。当时正推行新钞，僧格曾经检核中书省的账目，一共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破旧模糊的钞票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敏珠尔丹自己服罪，参政杨居宽为自己辩解申诉，僧格立即命令左右侍从用拳头打他的脸。于是……

译叅议贝降以下的官员，凡是核查(钞法)违规懈怠、亏耗遗失等事，以及参议王巨济曾说新钞不便利的，各自都招认了此事。

听说皇帝命丞相安图与僧格一同商议，并且告谕不要让敏珠尔丹等人日后能以逼供诬服为借口翻案。

而僧格等人却罗织构陷，又弹劾参政郭佑尸位素餐、不肯进言，郭佑与居宽最终都被判处弃市。

此后台吏王良弼、前江宁县达噜噶齐吴德有等人，说了僧格听闻后不满的话，都被以非议朝政的罪名逮捕审问处死，并抄没了他们的家产。

二十五年，刘宣任江浙行台御史中丞，当时行省丞相蒙古台凶悍暴戾、恣意妄为，曾担心御史台官员揭发弹劾他的罪状，尤其忌恨刘宣，暗中借故罗织罪名陷害刘宣的儿子，把他关进某州监狱。

又指使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员以及因罪被罢免的录事司官员，诬告行台阻挠破坏钱粮征收之事，上报朝廷，一定要置刘宣于死地。

朝廷派遣两名官员在行省设立监狱，审问刘宣，御史六人也一并被逮捕。

登船之后，行省用军船列兵押送胁迫他们，到达后又将他们分开安置各处，不让互相往来。

刘宣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在船中自刎而死。

行省上报朝廷，说刘宣自知罪重，畏罪自杀。

前后一手构陷制造这桩冤狱的人，是郎中张斯立。

仁宗皇庆元年，特们德尔再次入朝为相后，倚仗权势贪婪暴虐，凶恶污秽的行径更加严重。

平章萧拜珠、中丞多尔济想要纠举他的罪行。

富民张弼杀人被关进监狱，特们德尔派家奴胁迫留守贺巴延放他出狱，巴延坚持不肯，而多尔济已经查得丞相收受张弼贿赂的明显证据，于是与萧拜珠、巴延一起上奏此事。

朝廷内外的监察御史共四十多人，也纷纷弹劾他祸害朝政、危害百姓的罪行。

仁宗大为震怒，下诏逮捕审讯，特们德尔躲藏起来。

藏在兴圣宫近侍家中，有关部门无法逮捕他。

皇帝担心伤了太后的心意，于是只是罢免了他的官职。

等到仁宗驾崩，他趁机又重新占据了相位。

英宗当时尚在服丧期间，(特们德尔)就假借太后的诏令，把萧拜珠、多尔济召到徽政院，与院使实勒们等人一起会审他们，指责他们从前假借太后旨意行事的罪状。

又牵连当时同为御史的两人做伪证坐实此案，随即起身入宫奏报，谎称已将这两人在闹市处决，并且诬陷杀害了巴延。

当时中丞赵世延也参与了弹劾。

至治初年，(赵世延)已外放担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特们德尔一心要报复他，引诱赵世延的堂弟索约尔哈呼诬告赵世延的罪状，将他逮捕对质审讯，让他的党羽巧言诋毁坐实罪案。

此案虽然已经遇到大赦，本来不应再追究。

特们德尔又拿别的事情禀告皇帝，把赵世延关进刑部监狱，逼迫他自杀。

赵世延不为所动，在狱中被关押了两年。

左丞相拜珠多次在皇帝面前说他是无辜的，他才得以获释。

顺帝时期，绰斯戬又当上丞相，假托皇太子的名义构陷成一桩大案，诬陷娄达实、曼济阿、南达实哩、沙克嘉、实哩额森、呼图克以及托欢等人图谋不轨，抓获托欢严刑逼供定案，牵连逮捕不停。

皇帝知道他们无辜，想要了结此事，特意下令大赦天下，但绰斯戬却在赦免条例中做了手脚，唯独不赦免这桩先前的冤狱。

只有娄达实逃亡在外，曼济阿、南达实哩等人于是都被贬谪致死。

译明初诏令内外掌管刑法的官员通过讲解考核律令一条来考察各衙门官吏，不能通晓的按等第处罚，希望以此防止官吏不懂律意。但沿袭日久，此制流于形式，因此奸猾官吏枉法，多任意轻判重判以谋私利。到了厂卫专权时，罗织罪名冤杀无辜，尤其游离于法律之外，刑律制度大坏。

英宗被俘于北方，兵部尚书于谦始终不主张议和，英宗虽因此得以还朝，但心中常常怨恨于谦。徐有贞、石亨、张軏及宦官曹吉祥等人也都一向怨恨于谦。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日，英宗复位，向朝臣宣谕完毕，立即把于谦与大学士王文逮捕下狱，诬陷他们与黄某图谋另立太子，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图谋迎立襄王世子，石亨等人主张此议，唆使言官上奏弹劾。都御史萧惟祯定案，以谋逆罪判处极刑。王文不堪受诬，极力辩白。于谦笑道："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辩解有什么用？"奏章呈上，英宗还犹豫说："于谦确实有功。"石亨进言道："不杀于谦，这次复辟就名不正言不顺。"英宗于是下定决心，下诏将于谦弃市，抄没其家产，家属发配戍边。

不久，英宗宠信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权势极大，派遣校尉到各地侦察，所到之处急索贿赂，没有贿赂的就抓送镇抚司用刑审讯。门达罗织罪名成狱，逮捕一人往往牵连很多，家庭立即破败。指挥使李斌曾经陷害杀死某农卫千户陈安，被陈安家属申诉，交巡按御史邢宥复审。石亨嘱托邢宥从轻判处李斌之罪，到这时校尉诬告李斌一向私藏妖书，说他弟弟李健应当有大位，想暗中勾结外藩为石亨报仇，逯杲上报皇帝，将李斌下锦衣卫狱。门达判定李斌谋反，皇帝两次命廷臣复审，众臣畏惧逯杲不敢平反，李斌兄弟被处以极刑，因此案被判死罪的有二十八人。

等到逯杲死后，门达继承他的做法，更加广布旗校于四方，告发揭发的事日益增多，朝廷内外人人自危。皇帝更加认为他能干。门达心中忌恨大学士李贤，宠信又多次侵犯自己权位，曾在皇帝面前诋毁他。等到审理都指挥袁彬一案时，诬陷袁彬接受石亨、曹钦贿赂，用官木建造私宅，向监工的宦官索取砖瓦，强夺他人子女为妾等罪名。军匠杨埙为此不平，敲登闻鼓为袁彬申冤，言语中牵涉门达，皇帝下诏一并交门达审理。门达于是拷打杨埙，教他攀引李贤，杨埙就假意说："这是李学士教我做的。"门达大喜，立即奏报皇帝，请求交法司会审，在午门外审讯杨埙。皇帝派宦官裴当监视，门达想逮捕李贤一并审讯，裴当阻止才作罢。等到审讯时，杨埙说："我是小人，怎能见到李学士？这是锦衣卫的人教我这样说的。"门达脸色沮丧，无言以对。袁彬也一一列举门达受贿的情状，法司畏惧门达，不敢上报。最终判袁彬绞刑，缴纳赎金，杨埙斩刑。皇帝命袁彬赎罪后，调任南京锦衣卫，而将杨埙终身监禁。

孝宗弘治十七年，因张天祥一案，逮捕巡边御史王献臣等人。张天祥是辽东人，都指挥佥事张斌的孙子。张斌因罪被革职，张天祥纳粮得袭祖上官职，率领泰宁卫部十余骑兵，射伤海西朝贡使者。张天祥出摩罗关偷袭杀死其他卫所三十八人而归，却诬指是射伤贡使的人所为。巡抚张鼐等人上奏，王献臣怀疑此事，正要行文核实。原来张斌的内弟指挥张茂及其子张钦与张天祥有仇隙，伪造前屯卫的文书，呈给王献臣，详细陈述劫营之事。王献臣即刻上报，尚未得到批复，而王献臣被征召入京，皇帝命大理寺丞吴一贯、锦衣卫指挥杨玉，会同新任按察使余濂勘查，查得了全部实情。张斌等人都被判死罪，张天祥死在狱中。张天祥的叔父张洪屡次申冤，皇帝密令东厂查核此事，回奏说之前的审理都是诬陷。皇帝相信了，想要全部推翻先前的判决，召见内阁大臣刘健等人，拿出

译东厂的揭帖给他们看，命令将吴一贯等人全部逮捕。刘健等人说，东厂的揭帖不能在朝外施行。退朝后，又继续争辩。皇帝再次召见并责备刘健等人，刘健回答说："此案已经法司审理定案，都是公卿士大夫，言论足以采信。"皇帝说："法司断案又不用自己承担责任，怎能保证他们的话可信？"谢迁说："此事应当依从众议，若只凭一两个人的话，怎么能相信？"刘健等人又说，众多证人分散各地不能全部逮捕。皇帝说："这是大案，逮捕一千人又有什么可顾惜的？"刘健等人再三力争，见皇帝声色俱厉，最终不敢深谈。东厂于是将吴一贯等人逮捕到京，皇帝亲自在午门审讯，想要处死吴一贯，经廷臣极力营救，才与余濂、王献臣等人分别贬谪。张茂父子被判死罪，而张斌得以免罪，张洪反而因此得到论功行赏。

武宗正德初年，刘瑾权势更加炽盛，搜罗官员的琐碎小过失，派出校尉，在远近侦察，又派使者查核边境粮仓。都御史周南、张鼐、马中锡、汤鼐、刘宪，布政使以下官员孙禄、冒政、方矩、华福、金献民、刘逊、郭绪、张翼，郎中刘绎、王荩等人，都因大赦前的事情被下狱，追缴补足边境粮食。刘宪竟至瘐死狱中。又查核盐课，杖责巡盐御史王缜，逮捕前运使某举、杨奇等人。查核内府甲字库，贬谪尚书王佐以下一百七十二人。又创设罚米之法，凡是曾经忤逆刘瑾的人都被揭发罚运粮米戍边。原尚书雍泰、都御史杨一清、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等数十人，都因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其妻子儿女也被株连拘系。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所谓奸党，自大学士刘健以下数十人，都是海内号称忠直之士。这年夏天，御道上有匿名文书诋毁刘瑾的所作所为，刘瑾假传圣旨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站在门左诘问责骂。到傍晚，将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押下狱。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上疏营救，才释放了他们。而主事何釴、顺天府推官周臣、进士陆伸都被暑热折磨致死。刘瑾故意加急追查，用党羽张彩谎称是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举发所致。于是派遣科道官十四人分路巡查，所派之人都迎合刘瑾之意，专门致力于打击异己。弹劾尚书顾佐以下数十人，而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赵士中、阮吉、张彧、刘子厉因罪证不足被下狱，安奎、张彧甚至戴枷几乎致死。李东阳上疏营救，才被释放为民。潘希曾等人也都被杖责斥退。又假传圣旨抄没已故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珂、尚书秦纮的家产。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死罪的只有两人。当时冤案遍布狱中，李东阳等人借风霾异象进言，才特许宽恤，而刑官畏惧触怒刘瑾，所奏免罪的仅止于此。

世宗初年，兵部侍郎张璁因议礼之事积怨于廷臣，日夜谋划报复。嘉靖五年，山西巡抚马录审理反贼李福达一案，供词牵连武定侯郭勋。法司审理与马录意见一致，张璁向皇帝进谗言，说廷臣是因议礼之事而陷害郭勋。皇帝果然怀疑众臣结党，于是命张璁及桂萼、方献夫代理三法司复审，全部推翻原判，借机排挤异己，大臣颜颐寿以下都遭到拷打并被发配戍边，因此获罪的有四十余人。张璁等人自称平反有功，请皇帝编纂《钦明大狱录》颁行天下。

嘉靖二十四年，夏言再度为相，常常盛气凌驾于严嵩之上，严嵩对他恨之入骨。收复河套的议论兴起时，夏言想倚重曾铣建立大功，极力主张此事。皇帝起初命令拟旨嘉奖曾铣，还未上呈，严嵩就进谗言说河套一定不可收复，皇帝于是大怒不可劝解。二十七年正月，削去夏言官籍，又派官员逮捕曾铣，责问科道官为何不早言，将他们全部在朝廷杖责，然而当时还没有要杀夏言的意思。咸宁侯仇

译鸾镇守甘肃时，因阻挠军务被曾铣弹劾，遭逮捕审问。严嵩一向亲近仇鸾，得知曾铣的好友同乡苏纲，是夏言继室的父亲。苏纲与曾铣、夏言曾有书信往来，严嵩就代仇鸾在狱中起草奏疏诬陷曾铣掩盖败绩不奏报，克扣军饷数万两，派儿子曾淳嘱托亲信苏纲贿赂当权者。这些指控毫无实据，而皇帝却深信不疑，立即将曾淳、苏纲下诏狱，派遣官校逮捕夏言。夏言行至通州，听说曾铣获罪大惊，跌下车说："我要死了。"再次上疏申冤未被理睬。等曾铣被押到京城，以交结近侍罪判斩刑，妻子儿女流放二千里，当日行刑。曾铣既死，夏言也被判斩，而仇鸾却被释放出狱。

后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其中提到召见询问裕王、景王之事，严嵩得知大喜，认为可以以此为罪名，暗中在皇帝面前构陷。皇帝震怒，将杨继盛下诏狱，杖责一百，关押三年。后来张经、李天宠一案发生，严嵩揣测皇帝心意必欲杀此二人，趁秋审时把杨继盛的名字附在奏疏末尾一并上奏，得到批复，于是杨继盛被弃市于西市。又有锦衣卫经历沈链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皇帝震怒杖责数十，贬谪到保安屯田。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都是严嵩党羽。严嵩之子严世蕃嘱托他们设法除掉沈链，许以厚报。二人日夜谋划陷害沈链的办法，正好抓获蔚州妖人阎浩等，以白莲教蛊惑众人，出入漠北，泄露边境情报，供词牵连很广，于是把沈链的名字牵扯进去，诬陷阎浩等人拜沈链为师，定案上奏。严嵩父子大喜，批复如其所奏，在宣府将沈链斩首，将其子沈襄发配极边，荫封杨顺一子锦衣千户。杨顺认为封赏太薄，担心严嵩不满意，又将沈链之子沈衮抓来杖杀。

熹宗天启元年，再度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与巡抚王化贞、兵部尚书张鹤鸣意见不合，很快结成大隙。广宁失守，罪责本在王化贞，却因党派之争曲判杀了熊廷弼。当熊廷弼被下狱时，让汪文言贿赂宫内四万两银子，请求宽缓处置。事后却背弃承诺，魏忠贤因此大为怨恨。恰逢巡逻的人抓获市井之人蒋应旸，说他与熊廷弼之子出入禁狱，图谋叵测，魏忠贤更加想要杀熊廷弼。他的党羽门克新、郭兴治等人揣摩其意加以怂恿，于是在天启五年八月将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

魏忠贤驱逐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之后，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佥都御史左光斗参与谋划。魏忠贤对二人恨之入骨，一定要杀掉他们。已经削去二人官籍后，又重新兴起汪文言一案。这一年，他的党羽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结党营私、招权纳贿，下令逮捕汪文言下狱，许显纯严刑审讯，让他攀引杨涟等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汪文言至死不肯承认，许显纯就自行编造供词，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受贿二万两，交付诏狱。这年七月就在夜间将二人杀害。给事中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刑部侍郎王之寀，都因忤逆魏忠贤被牵连进汪文言一案，相继死于狱中。此后如苏松巡抚周起元因弹劾魏忠贤党羽织造宦官李实，谕德缪昌期因为送别离京大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因与魏大中交好，御史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工部郎中万燝，都因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郭巩、魏广微、崔呈秀等人。魏忠贤假传圣旨削籍逮问，缇骑四出，锁链丁当，冤死狱中的人接踵而至。自古士大夫遭受的祸患，没有比这更惨烈的了。

唐肃宗初年，监察御史敬羽性情凶暴不能忍耐，曾经制作巨大的枷具，号称"某尾榆"，囚犯多因此致死。又把囚犯扑倒在地，用门闩碾压他们的腹部，称之为"肉馎饦"。又挖坑填满荆棘，上面盖上席子，靠近坑边审讯囚犯，不认罪就把人推入坑中，很多人因此冤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