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七

译依照轻法处理。我认为这些囚犯虽然论罪当处极刑，但都已蒙受特殊恩典，有的因赦文而完全获生，有的因起请减等而获免，接连援引皇恩，屡次陈诉冤情。如果处理不能恰当适中，恐怕他们不会心服认罪。之前一时给予又一时收回，事关起请，既已获生又要处死，未免有些反复不定。依我之见，恳请对赦书颁布之前所犯之罪的人，特许从轻论处；赦书颁布之后所犯之罪的，不得援引此例，这样才能使以后的人不再心存侥幸，杜绝陈情申诉之路。"敕令：张璹等三人，按原来的敕令处理。

五代乱世之中，赦恩尤其泛滥，近的一年内两次颁布，远的每年都不间断。只有十恶、五逆、纵火抢劫、持刀杀人、官吏贪赃、屠宰耕牛、私铸钱币、配制毒药，这几类不在赦免之列，也大致遵循唐朝的制度。这个时期诏书所涉及的，不仅是宽宥罪行，而且还推恩加赏。藩镇推荐举报的人，动辄数百人，甚至连管理财物的典吏、书吏、乐工、奴仆，一经任命就直接授予银青阶，穿的都是紫色官袍、拿象牙笏板。晋天福年间，中书舍人李详上疏，极力论述其中的弊病。唐朝制度规定，服徒刑流刑的人到达发配地点，主管官员应立即申报御史台，等到刑期年月满了就放还，当时因这一规定长期搁置而没有施行。后唐清泰年间，才下诏依照开成年间的规格施行。周太祖广顺二年，赦书条文中说："犯通奸罪的人，罪不至死。"此前凡是男女通奸的，一律处以极刑，到这时才依照律法定罪判处。又下诏各类犯罪的人，除谋反叛逆之外，其余罪行一律不得没收家产、株连亲属，一律依照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条例制度处理，这几件事处理得较为得当。

宋朝制度，遇到非同寻常的大庆典礼，那么平常赦免所不能宽宥的罪行也都一并解除。次一等的，赦免各类死罪以下的，都称为大赦。杂犯死罪减等，其余罪行则一并赦免；流刑以下的减等，杖刑、笞刑的释放，都称为德音。恩泽所及只限于京城、两京、一州、一路的，就称为曲赦。此外天子每年亲自审录京城在押的囚犯，京畿地区则派遣使者，往往各类杂犯死罪减等，杖刑笞刑的释放，有的连徒刑也能释放。如果并且推及到各路，那么就命监司来审录。太祖即位，大赦天下，此后每三年遇到郊祀就大赦，直到宋朝灭亡都成为固定的典章【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将要举行郊祀，商议大赦，有个叫秦再恩的人上书，希望不要大赦，援引诸葛亮辅佐刘备几十年不曾大赦的事例，皇帝心中有些疑惑。赵普回答说："凡是郊祀而宽免罪过，是本朝的常典，这种仁德如同天道，是尧舜的治国之道。像刘备那样区区一方势力，是我所不取法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于是就确定了大赦。仁宗景祐年间，有进言的人认为三代帝王每年祭祀圜丘从未曾轻易大赦，自从唐朝用兵以来，事奉上天的礼仪不能经常施行，因而借大赦来疏通滞留混乱的案件。而且有罪的人得到宽宥，未必会自我悔改；受害的人被压抑，未必没有怨恨。不能自新的人将会重新作恶，心怀怨恨的人将不愿再行善，一次大赦却使百姓悔恨行善、助长作恶，这是政教方面的大祸患。希望废除三年一次大赦的做法，使良民感怀恩惠，凶恶之人知道有所禁忌。即使认为不能完全废除，也请命令有关部门，在郊祀前三天审理那些因过失犯罪的人，从宽赦免。州县接到诏令后依此办理。朝廷慎重看待此事，只是下诏从今以后罪行重大的犯人不得一概以大赦免罪，但最终也没有真正施行】。开宝八年，有关部门上奏说，从开宝三年到现在，诏令宽免死罪的共有四千一百零八人。太宗曾经亲自审录京城在押的囚犯，直到天色已晚，近臣有的劝谏太过劳累，皇帝说："如果恩惠能施及无处申诉的人，诉讼案件不至于枉屈牵累，我深感这样很合适，有什么劳累可言？"从此以后每逢严寒酷暑，或雨雪天气稍有反常，就亲自审录在押囚犯，多有从宽减免，年年成为惯例。真宗咸平二年，下诏说："如今听说小民

译百姓知道有恩赦，就故意去抢劫盗窃，从今以后这种情况不在赦免之列。"景德二年，大理寺又上奏说，郊祀典礼将近，各州上奏的案件大多不够精确详尽，希望能借复核驳回，拖延时间以等待恩赦，请求从今以后案情明白清楚的就依照实情定罪判决，以杜绝侥幸心理，皇帝下诏准许。然而自大中祥符以后，崇奉天书，大肆宣扬封禅之事，大赦的诏令几乎年年都有【天禧元年，江南提刑范应辰上言说，我看到辛亥年制书说平常赦免所不能宽宥的罪行也都一并解除。我如今所管辖的州郡，因过失而获得宽宥的人虽然很多，但暗中受害而被无辜释放的人也不少。这是因为奸恶凶徒之辈，暗中掐算大赦的日期，凭恃愤恨之心，发泄旧日的仇怨，使孤弱之人无辜受害，强横之徒肆意施暴，有的举家丧命，全家财物被抢掠一空，有的持刀杀人，有的纵火焚烧房舍。甚至有纠集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做强抢的盗贼，公然行凶杀害，来夺取钱财物资。巡逻警戒的官吏，上受逼迫下受驱使，设法缉拿捕获，冒险与敌人搏斗，因此而擒获罪犯，本应依法正典刑处置。可是碰上大赦恩典，也就免除了他们的罪行。又将他们编入兵卒队伍，还都发给衣粮，这与奖赏人去做强盗有什么区别呢？请从今以后凡是明知大赦将近，却故意犯罪的人，以及大赦以后情节明显、危害严重的人，死罪以下，只递减一等处理。大赦前杀人抢财的，大赦后即使不再作案，如果因案被捕获，应判决发配到边远恶劣的州军。那些杀人放火、抢掠财物、已经依照大赦编入本城军籍的，如果再犯逃亡、赌博饮酒之类罪行，当地长官应记录其罪行事由。如果再次触犯法纪，不论罪行大小，一律禁锢起来上奏裁决。"皇帝看了奏章，颇为嘉许他的用心，但也未能采纳施行】。仁宗在位年久，共有二十二次大赦，而曲赦、德音、录囚等还不算在内。然而赦免平常赦免所不能宽宥的罪行，只有皇帝即位时以及明道年间太后患病时施行过，而明道年间所行的大赦，人们认为过于泛滥。天圣初年，下诏各路按察官取来干兴年间大赦以前被发配的兵籍名册，列出所犯罪状上报朝廷。从此以后赦书下达时就常常提及这类情况。天圣五年下诏已经颁布了约束办法，凡是犯抢劫盗窃罪以及官吏受贿罪的不再重新上奏，一律依法论处。当初，太祖将要祭祀南郊，下诏两京各道从十月以后犯强盗窃盗罪的人不得援引大赦，所在长官要告谕百姓不得心存侥幸触犯法律。此后每逢郊祀必先申明这道诏令，而法官审理案件最终还是因为大赦而多有宽贷。有臣僚进言说这样是宽恕奸恶、违背诏令旨意，所以又重申了这道诏令。皇帝尤其厌恶人们告发揭露他人隐私之事，当时有人暗中上书揭发他人的过错，又屡次追究他人大赦以前的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都对此进言。于是下诏说：近来朝廷内外多有人上奏章揭发他人的过失，张扬那些难以查证的罪行，告发按究没有证据的言辞，有的表面上托名为公论，实际上出于私人怨愤，诋毁欺骗、含糊暧昧，随意陷害善良之人。而且赦令的用意，是要与天下人一同重新开始，可是有关部门大多举报追究大赦前的事情，这实在不是取信于命令、看重刑罚、使人洗心自新的用意。从今以后凡是上奏章告发他人大赦前罪行的，要追究他的责任。庆历三年在完成审理天下在押囚犯之后，因而下诏各路被发配服役的人一并释放。神宗大赦共十一次，曲赦也是一样多次。即位时下诏说："大赦令，是国家的大恩，用来涤荡污秽罪愆，使人重新走上自新之路，因此圣明的君主都很重视这件事。朝廷内外的臣僚大多拿大赦前的事情来搜求罗织官吏百姓的过错，兴起诉讼案件，即使只是无心之失，也都惶恐不安，这很不符合待人宽厚的道理。这使我的号令不能取信于天下，应当申明诏令，内外负责言事、按察的官司，不得依照从前的做法举报弹劾、立案追查取证，否则以违反制度论罪【按《宋史·刑法志》记载此诏也说是仁宗时事，如今依据《文献通考》改正】。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说：

译"按察的官员因大赦前的事而兴起狱讼禁锢他人，确实是很不好的做法，应当禁止。至于负责言事的官员，本来就是用来监察百官、揭发奸邪之状的，本来就不是一天所能做完的事。国家一向崇尚宽厚仁爱，屡次颁布赦令，有的一年之内多达两三次。如果大赦以前的事情都不许提及，那么能够谈论的事就没有多少了。万一有奸邪的臣子，朝廷不知道，误加以提拔任用，御史想要进言就会触犯今日的诏令，如果他不进言，那么陛下从哪里得知呢？我担心因此进言的人会借此闭口不言、苟且偷安，奸邪之人会因此放心不惧，这是人臣的极大幸事，却不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啊。请追回改正先前的诏令，删去'言事'二字。"司马光反复申论此事，皇帝告谕说进言的人喜欢拿大赦前的事情诬陷别人。司马光说："如果所说属实，那正是我想听到的；如果不属实，就应当治进言者的罪。"皇帝命令司马光把诏书送到中书省】。熙宁八年，编定被废黜罢免之人的叙用等级，平常大赦就由各郡县依照等级叙用，凡是满三期才叙用一次，即使期限未满而遇到非常规的大赦，也照此办理。哲宗一朝共有八次大赦。元祐元年，门下省进言说："担任官职的人如果因荒废职事而被去职，虽然已经去职也不能免除责任，还是可以论罪的。至于大赦的重大恩典，是要与万物一同重新开始，即使是抢劫杀人这样的罪行也应当予以宽宥，怎么能因为一件事的差错而使他终身背负罪名呢？如今刑部所修订的条例中，不以去职、大赦而原谅减免的条例被保留下来，请求进一步删改。"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元祐八年，因门下侍郎韩维进言，下诏从今以后每逢近郊大赦，刑部、大理寺、开封府都依照平时办理诉讼案件，不减少办案日限，那些情节严重难以宽释的案件另作一类上奏裁决。元符三年，中书省进言说："元祐年间编定的敕令，只有传习妖教、假托幻术法术以及故意破坏决口河堤的，不因大赦而原谅减免，其余罪行如果一再遇到非常规的大赦，或者经历两次大礼，都可以听从原谅赦免。元符年间新颁布的敕令删去了这条，于是使犯法的人无从自新。"下诏依照元祐年间的法令办理。徽宗政和五年，兴仁府知府夏鳍进言：各路上奏的案件中，有因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将凶手殴打致死的情形，都按情理可悯之情上奏裁决，大多免除流放发配的处罚；但如果遇到大赦就不再上奏裁决，就按斗殴杀人情节减等流放发配处理。这样一来遇到大赦反而变成不幸了。下诏从今以后即使遇到大赦，也要上奏裁决。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共有大赦二十六次，曲赦十四次，德音二十七次。南渡以后，绍兴年间每年有四次大赦，刑罚政令混乱而恩泽却更加泛滥了。高宗登基时的大赦诏文，没有提及河东、河北两路，右仆射李纲进言说：这两路勤王的军队，为朝廷坚守疆土，却唯独遗漏了对他们的恩恤，以后再有紧急情况，用什么号召人心？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这一年六月，皇子诞生，大赦诏书特别详备。建炎三年，韩世忠擒获苗傅、刘正彦并献上俘虏，囚车差不多有一百辆，先交付大理寺监狱，将要全部在市集处死。大理少卿王衣上奏说：这些人依律当处死，但其中有些妇女是被雇佣买来或被掳掠而跟随的。皇帝惊讶地说：我考虑不到这一点，于是下诏除苗傅、刘正彦的妻子儿女以外都释放。自祖宗以来，赦书条文中，凡官吏犯枉法受贿罪的，都不在原谅赦免之列，可是时间一长弊端渐生，逐渐变得松弛放纵。绍兴二十五年，右正言凌哲进言说：陛下深切体念近年来臣僚中有因诬告而蒙受莫须有罪名的，被流放到边远之地，无处自我表白，于是趁郊祀大赦公然为他们昭雪，有的取消他们的罪籍，有的恢复他们的原职，这实在是很大的德政。至于那些贪赃枉法、罪迹昭著，已经过审理查办、事实明显、众所周知的人，也竟然巧言粉饰道理，公然荒诞欺骗，都拿违逆权臣作为托辞。如今陛下正要开辟公

译正的道路，小人却想要开启侥幸的门径，这正是清议所不能容许的。而且这类人贪图私利，与生俱来，不容易改正，倘若再让他们进入仕途，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其危害将比从前更加严重。请特别下诏有关部门，从今以后凡是申诉洗雪冤名的人，都必须查核原先犯罪的事由，如果是贪赃罪已经过查办审理的，请一律依照原来判决的条例法令施行。皇帝下诏依照所请办理。孝宗淳熙九年，大理卿王尚之进言说：近来因民间诉讼，官司审理弹劾多有牵连到大赦以前的事情，又送交有关部门重新追究审理，这样一来就与不曾经过大赦有什么区别，这不是用来取信于人的做法。下诏凡所犯罪行在大赦之前的，如果不是恶逆以上的重罪，一律不许追究。光宗绍熙二年，敕令赦文与现行法令有抵触的，责令各省部逐一比照现行条例法令，务必从宽处理，不得援引法令来阻挠赦令的施行。绍熙五年九月【当时宁宗已经即位】，尚书省核查后认为，一年之内三次颁布大赦，恐怕有凶恶屡犯的人，借着恩典作恶。凡是曾经犯徒刑流刑之罪、已经因登基大赦而免罪的人，此后再次犯罪，如果情节深重，另外听候朝廷指示处理。这道指令与赦文同时颁布，但用白纸接连书写在黄牒之前，这是从前所没有过的做法。开禧三年，平定吴曦谋反，其家属应当连坐的妻妾儿女，特别宽宥流放到边远之地。理宗每年大暑，一定亲临朝廷复审囚犯。凡是谋杀、故意杀人、斗殴杀人、已经杀了人的，伪造符印、假冒子嗣、放火，官员贪污受贿入己、将校军人枉法犯罪，此外死罪情节较轻的，降为流刑；流刑降为徒刑；徒刑降为杖刑；杖刑以下的释放。大寒时节或祈求晴雪时，也照此办理。有的一年之内多次审理判决。此后因为建康是先朝驻跸之地，那里的罪犯也能比照临安减刑的办法。淳祐三年，臣僚上奏请求今后疏理审决案件，先期下发指令，交给临安府、三衙，凡是犯罪在指令颁布之前的，允许援引大赦；如果指令颁布之后犯罪的，即使已经暂停判决，也不在原谅减免之列。那些应当援引大赦的人，不许在暂停判决前草率处置，如果有违反的，一并按照故意出入人罪的条例制度处理。下诏令刑部详细审议，上报尚书省。

辽太祖五年，皇弟埒克达喇伊德实安图谋反。安图的妻子讷黙库得知此事，将其告发。皇帝不忍心诛杀，就与各位弟弟一同登山，杀牲祭告天地立下誓言，赦免了他的罪行。将埒克贬为德哷勒部额尔奇木，封讷黙库为晋国夫人。辽太祖八年，古凌部人塔勒满擒获叛党布呼雅尔坚等十七人前来献俘。皇帝亲自审讯他们，供词大多牵连宗室，其中有被胁迫跟从的人，于是杖杀了首恶布呼，其余的一并原谅释放。裕悦实鲁的儿子华格屡次图谋不轨，皇帝每次都宽容对待他，可他反复不改。皇帝召集父老大臣议定他的罪行，所审讯的叛党共三百多人。案子已经定案，皇帝认为人命关天至重，人死不能复生，于是赐宴一天，随他们平生的喜好，让他们随意去做。酒酣兴起，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比试射箭角力，各自尽情享乐。第二天才依据罪行轻重定罪判刑，首恶是埒克，其次是达喇。皇帝仍以弟弟对待他们，不忍心依法治罪，杖责后就释放了他们。因为伊德实安图本性平庸软弱，是被埒克指使的。伊德实的妻子尼噜古是被胁迫跟从的，安图的妻子讷黙库曾经忠心告发，都一并赦免。天赞三年二月，皇帝巡行幽州、蓟州一带，下诏改元并赦免军前判处死罪以下的囚犯。此后平定渤海开始即位，共两次大赦天下。此后大赦、曲赦的典章多得不能一一列举。大约是继位改元、上尊号、皇子出生以及举行柴册礼、再生礼的时候，就施行大赦。太宗初年，边将上奏攻破吐谷浑、擒获其首领，下诏只诛除首恶，其余一并赦免。世宗时，耶律吼有平定叛乱的功劳，加封采访使，又赏赐财物。他推辞说："我的地位已经很高，怎敢再求富贵。我的堂弟达鲁的几个儿子因犯事被抄

译没家产，陛下哀怜他们并赦免了他们，我受到的恩赐已经很多了。"皇帝说："耶律吼舍弃重赏而为族人请求赦免，真是贤明啊。"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赵王喜隐，在应历年间谋反，事情败露后，皇帝亲自审问，查有实据，因为亲情而释放了他。不久他又反叛，被关入监狱。景宗即位，听说要大赦，就自己解除刑具去上朝。皇帝愤怒地说："你是罪人，怎能擅自离开囚禁之所？"下诏诛杀看守的人，又将他重新关入监狱。到改元保宁时，才宽宥了他的罪行。道宗在位年久，又生性沉溺于佛教，所以大赦特别频繁。然而纵观辽朝一代，像天禄年间因公主额伯哩自尽狱中、重熙年间因枢密使萧孝忠去世、开泰寺铸造银佛像完成，都借机曲行大赦，尤其不合常理，实在不值得取法。

金太祖天辅七年二月，下诏对安巴贝勒说："各郡县如今都已安抚平定，还有逃散未归降的人，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应当进一步招抚晓谕他们。"太宗即位，大赦天下内外。天会十年十月，因天清节而大赦。熙宗以后即位，改元以及山陵之事完毕、祔庙礼成之时，就特别举行大赦，兼有郊祀恩典。只有世宗一朝施行过一次，其他因水旱灾变，也时常施行曲赦。大定二年，下诏前户部尚书梁球等安抚山东百姓，招抚晓谕盗贼，凡是为躲避赋役而逃往他处的，一律令其归乡复业，不论罪名轻重，一概原谅赦免。大定三年，下诏官吏犯贪赃罪的，即使遇到大赦也不予叙用。大定五年，占卜之人孙邦荣告发西京留守寿王完颜京谋反，审讯查实，特别免除死罪、施以杖刑，除名后安置到岚州。不久他的哥哥德州防御使文复又谋反，赦免了他的连坐之罪，仍将他的财产赐给他哥哥的儿子约尔珠。大定十七年，下诏海陵王时期无辜被杀、家属被抄没入官的，一律释放恢复平民身份。章宗承安四年，监察御史姬端修因妄言获罪下狱，下诏赦免他的罪行，命他在家中等候皇命。宣宗贞祐元年，元帅右监军珠赫果勒齐战败，率兵在自己家中杀死呼沙呼，到朝廷请罪，皇帝赦免了他。贞祐三年，赦免富察齐勤被胁迫跟从的党羽。贞祐四年，山东行帅府事完颜纲进言："杨安儿党羽中有已故淄王习显、已故留守摩啰等人的家奴，不在赦免之列，占据险要作乱，至今没有平息，百姓大多归附他们，请求普遍施加恩宥。"皇帝命令赦免他们，并且赎买为平民。兴定元年，伊喇玛努勒进言："朶山贼寇鱼张二等人，曾经屡次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全部诛杀他们，恐怕有违恩信，况且他们的亲属流落在宋朝境内，就在均州附近，也许会相互勾结作乱，请求宽免他们的死罪，迁徙他们到归德、睢州、陈州、均州、许州一带比较合适。"下诏准许。兴定四年，有人诬告宗室从坦杀人，太学生马肩龙上书说："从坦有将帅之才，很少有人比他更强，我对国家没什么用处，愿意替他去死。"皇帝问："你与从坦交情很深吗？"回答说："我只知道有从坦这个人，从坦却不曾认识我，我是要以死来证明他的冤屈罢了。"于是赦免了从坦。元光元年八月丁丑日，因彗星出现，改元并大赦，告谕宰臣说："赦书已经颁布，人命关天，只在顷刻之间，命令传令的人赶快前往，按期送到。"哀宗正大二年，陈和尚跟随他的哥哥色埒在军中，因事鞭打了万宜翁，万宜翁愤而自尽，临死前告诉妻子一定要报仇，他的妻子以故意杀人的罪名向台省申诉，未能得直，就堆积柴薪打算自焚，陈和尚因此被关入监狱。过了十八个月，色埒入朝觐见。皇帝告谕说有意赦免陈和尚，不久因台谏进言又停止了。等到听说色埒去世，皇帝才急速下令赦免陈和尚，并且告谕说："有关部门上奏说你因私愤杀人，你哥哥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位有名的将领。如今因为你哥哥的缘故，破格赦免你，天下人一定会有议论我的。日后你若发愤图强建立功名，才能证明我没有胡乱赦免你。"陈和尚一边哭泣一边叩拜，后来在钧州为国捐躯尽节。

元朝太宗刚刚平定中原，百

译姓大多误触法网，而国法没有赦免。命令耶律楚材商议此事，他请求大赦宽宥，众人都认为这不合时宜，唯独耶律楚材从容地向皇帝进言。皇帝下诏自庚寅年正月初一以前的事情不再追究。世祖统一天下，因天下囚犯人数太多。至元十年，敕令各路，凡死罪以下的囚犯，放归家中，约定秋季八月，都要来京师听候判决。囚犯如期到达，皇帝为之恻然怜悯，全都原谅了他们的罪行。至元二十一年春，册立并奉上尊号，商议大赦天下。参知政事张雄飞劝谏说："古人说过，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赦免，是不公平的政令。圣明的君主在上，怎么应该屡次大赦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只是下诏减轻刑罚。当时刚刚制定刑法条格，开列各种疑难案件，凡在监狱关押五年以上、案情仍不能查明的，遇到大赦就释放。凡是盗贼听说大赦，故意杀死捕盗的官吏的，不予赦免。那些先行窃盗后行强盗的，如果遇到大赦，只有亲手杀伤事主的不予赦免，其余的仍处以刺字后释放。凡是流放的囚犯在途中遭遇战乱而逃亡的，如果没有再犯罪并且已经年老患病，同时又遇到大赦的，予以释放。如果是奉命流放到边远之地的，即使遇到大赦，如果不经过奏请也不得放还。凡是应当判处徒刑流刑而尚未执行、或者已经在押送途中尚未到达配所的，遇到大赦一并释放。凡是囚徒被发配服役、而服役场所已经撤销的，遇到大赦一并放还。元贞年间以后，大赦的典章也历代相承施行。诏书条文中，除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害丈夫、奴仆杀害主人、蓄意谋杀故意杀人、犯强盗罪、伪造印制假钞、使用蛊毒、施行魇魅巫蛊、以及冒犯君上等罪不予赦免外，其余罪行不论轻重，一律予以原谅赦免。仁宗即位，兴圣太后接受尊号之后，朝廷大臣请求趁机施行大赦。翰林直学士元明善说："屡次大赦并不是善良之人的福祉，宽宥过失就可以了。"英宗至治元年，皇帝到太庙祭祀，朝廷大臣有人说祭祀完毕应当大赦天下。皇帝告谕他们说："恩德可以经常施予，赦免却不可屡次颁布，如果让杀人的人得以免罪，那么死者又有什么罪过呢？"于是命中书省酌情斟酌施行。顺帝至正四年，盖苗担任刑部尚书，起初有盗贼杀害河南省的宪官，牵连坐罪的有五百多家，已有诏令除首恶罪犯外，其余的一并予以原谅宽宥。到这时，宰臣重新追究，想要全部诛杀，盖苗坚持不同意。御史催促他尽快定案，盖苗说："已经大赦却又复行诛杀，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御史怎能独自主张弹劾我，说我敢连累朝廷的宽仁之政呢？"最终采纳了盖苗的意见而作罢。

明朝制度，凡有重大庆典及灾异出现，都要施行大赦。但也有平常的赦免，有不予赦免的，也有特赦。十恶重罪以及故意犯罪的不予赦免。律文说："赦书临时确定罪名，其中特别赦免或者降等减轻从轻处理的，不受此限制。"十恶之中的不睦一项，又被列入照常赦免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不予赦免的重罪也能获得原谅。如果是传布赦令、没有另行确定罪名的，那么仍旧依照平常赦免所不能原谅的律条执行。太祖设立政平、讼理二面旗子，凡是无罪应当释放的人，就举着政平旗，宣示皇帝宽厚的圣意后遣送他们回家。洪武二十年，左都御史詹徽进言说："军人有犯法的，应当杖责，如果这个人恰好可以以两罪相抵而免罪，应当一并追论前罪加以诛杀。"皇帝说："既然前罪已经宽宥，再重新追论就是失信于人了。"命令依照法律执行。沅陵知县张杰因该被判处流放服苦役，自己陈述母亲贺氏，在元朝末年动乱之时坚守贞节，如今年老失去照养。皇帝认为这可以激励风俗，特别赦免了他，命张杰终养母亲。给事中彭兴民因罪被关押，他的父亲上表诉说哀情，皇帝立即释放了他，并且免除了对他的囚禁。有十七名囚犯，都察院判处死刑的有二十四人，皇帝命大臣重新审理，看有没有冤情，减免了几个人的死罪。真州百姓十八人图谋

译不轨，将他们处死而释放了应当连坐的母亲儿子。建文帝即位，将所有被刺面的士兵及囚徒全部释放回乡。成祖永乐元年，一个县令因贪赃被判发配，击鼓鸣冤陈述实情，皇帝为此交给法司审理。此人说自己确实受贿，是因年老昏聩糊涂所致，恳请皇上哀怜体恤，皇帝因他坦诚认罪，从轻按法律宽宥了他。永乐二年，江浦知县周益因罪应受刑，他的妻子梅氏诉说周益的母亲年老无人供养，请求代替丈夫去死，皇帝怜悯而宽宥了周益【成化十三年，河东知县徐孚因妖言获罪的事情相类似，所以不再详细记载】。永乐五年八月审录囚犯，杂犯死罪减等，流刑以下的释放。永乐八年二月，皇太子审录囚犯，奏请宽免杂犯死罪以下的，得到批准。仁宗即位设立三十五条赦免条例，都是由学士杨士奇代为起草的，全部废除了永乐年间的苛政，此后历朝都沿袭遵循。凡是先朝对百姓不利的政令，都援引遗诏或登基诏书加以革除。凡是拿大赦以前的事情来告发他人罪行的，就以所告发的罪名反坐其身。宣宗常年颁布宽厚的诏令，审阅囚犯屡次予以释放遣返，有一次多达三千人的，他告谕刑官说："我担心他们瘐死狱中，所以宽贷他们，这不是经常性的制度。"宣宗即位之初，就特别赦免了建文帝时的所谓奸党族属，让他们回家，并且把他们的田产归还给他们。英宗正统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将斗殴杀人一类罪行的一百多人奏闻朝廷，请求宽宥，全都减为死罪戍边。景帝景泰年间，阳谷主簿马彦斌应当处斩，他的儿子马震请求代父去死，皇帝特别宽宥了马彦斌，把马震编入充军戍边的队伍。按照旧例，窃盗罪在大赦后三次犯案的处以绞刑。英宗下诏通算前后犯案次数，不论是否遇到大赦【详见刑制杂议等篇】。到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引旧制上奏革除这条规定。不久南京盗贼王阿童五次犯案，都因遇到大赦而得以赦免。皇帝听说后，下诏仍旧以大赦前后共三次犯案作为定罪标准【到神宗朝又重新议论上奏请求改变】。皇帝从即位之初起，就敕令三法司及朝廷内外文武大臣，除贪赃罪之外，凡是被记录在案的罪名，一律予以洗雪清除。此后每年都成为惯例。成化元年，下诏释放被戍边的陈循、江渊、俞士悦以及于谦儿子的女婿王文回乡。孝宗即位之初，免除应处决死刑的四十八人。世宗虽然屡次暂停行刑，但对大赦却特别谨慎。嘉靖四十一年三大殿建成，大臣们请求颁布大赦，皇帝说："大赦是小人的幸事"，没有允许。穆宗登基，大学士徐阶顺着皇帝的意思起草遗诏，将所有被贬逐的大臣全部召回，优厚抚恤已死之人，释放被囚禁的人，读诏书的人无不为之叹息。神宗万历四年，敕令凡是杂犯死罪按照徒刑五年折算的，以及两次犯徒刑而依律应合计判徒刑四年的，各减一年。其他徒刑流刑等罪都减等处理，笞刑杖刑一律放免。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被革除的忠臣家属，从明命自齐泰、黄子澄以外，方孝孺等受牵连的人，一律查勘予以宽免。庄烈帝崇祯十三年，御史魏景琦在西市审理囚犯，御史髙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要被斩首，忽然宦官本清奉皇命疾驰而来赦免，因而释放了其中十一人。热审始于永乐二年，只是判决遣送轻罪犯人，命令他们出狱听候消息而已。不久宽及徒刑流刑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续三次告谕三法司呈报在押囚犯的罪状，共判决遣送二千八百多人。宣德七年二月亲自审阅法司呈进的在押囚犯罪状，判决遣送一千多人。

译人们，减等交纳。春审从此开始。六月又因为天气炎热，命令除了自行招认犯死罪的以外，全部尽早发遣，并且驰马传谕京城内外的刑狱都照此办理。成化年间热审开始有重罪从宽疑虑者、轻罪减等者、枷号疏放这几种条例。嘉靖十年，命令每年热审以及五年审录的期限内，杂犯死罪按徒刑五年折算的，都减去一年。二十三年因刑科罗崇奎进言，诏令五六月间笞罪应当释放、徒罪应当减等的人，也按照成化年间钦恤枷号的条例，暂时予以蠲免，到六月终止，南京法司也照此办理。四十三年规定坐赃不满百两、家产断绝的免于监禁追赔。隆庆五年，命令赃银只要在十两以上而监禁已久、家产断绝或本人已死的，热审时免于追赔并释放其家属。万历四年诏令各项赃犯，除了侵吞盗窃官府钱粮五十两、粮食一百石以上的仍按旧例监禁追赔。如果归还官银不足五十两、以及归入官府发还苦主一百两以上的各项赃款，监禁追赔到五年，或者正犯本人已死、追及子孙查勘并无家产的，都允许审实之后奏报开释豁免。其余各处查盘坐赃追赔的银两草束，也听凭查勘之后奏报裁定处理。历朝没有寒审的制度。只有宣德四年十月因皇太子千秋节，减免杂犯死罪以下、宽宥笞杖枷镣的囚犯。又因天气严寒，敕令南北刑官全部登记在押囚犯上报，不分轻重。到崇祯十年因代州知州郭正中提议请求，命令主管部门查寻旧例。尚书郑三俊于是引述祖宗几件旧事上奏。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去进纳，这两人私下与进奏官范顺之一起隐瞒扣留了一匹马，按律应当处以极刑。皇帝说：“不能因为一匹马而杀三个人”，于是只施以鞭笞就释放了他们。

后周太祖的家属全都被开封尹刘铢屠杀。太祖攻入京师后，刘铢的妻子赤身裸体，用草席遮蔽自己，和刘铢一起被抓获。太祖派人责备刘铢说：“我和你共事多年，难道先帝对你就没有一点老朋友的情分吗？我全家被杀，虽说是奉了君命，但你还加以酷烈的手段，怎么这样狠心呢！如今你也有妻子儿女，难道就不顾念他们吗？”刘铢说：“我是为后汉诛杀叛臣罢了，其他的我不知道。”

当时太祖正想收拢人心，就与群臣商议说：“刘侍中坠马受伤很重，又被士兵逼迫凌辱，恐怕已命在旦夕。我想奏请太后宽恕他的家属，怎么样？”群臣都称赞这个主意好，于是停止杀害刘铢，赦免了他的妻子儿女。等到太祖即位后，又赐给他们陕州的庄园、住宅各一处。

宋太祖建隆三年放宽了因盗窃赃款而定罪的法律，下诏说：禁止百姓做坏事，才设立法令，治理百姓应当简明

译，必须务求怜恤宽恕。盗窃行为的产生，本来并非什么大害。近代所定的制度，比法律条文规定的还要重，这不是爱护百姓应有的防范。从今以后，盗窃赃款满五贯的才处死刑。

开宝八年，广州上奏说：先前的诏令规定，盗窃赃款达到应处死刑的要奏请皇帝裁决，但岭南路途遥远，往返奏报耽误延迟，请求不必等待朝廷批复。皇帝看了奏章后恻然心动，说：海隅之地风俗贪婪粗犷，偷盗本来就是常事。于是下诏，岭南百姓犯盗窃罪、赃款满五贯到十贯的，判处杖刑并在脸上刺字，十贯以上的才处死刑。

太宗端拱二年，开始规定各种犯罪应处死刑而被宽恕免死的人，不再流放沙门岛【关于最初发配制度详见《刑制篇》】，只发配到各州的牢城营。妇女犯罪应处流刑的，免除执行针役，改为其他劳役发配。

淳化二年，京师及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强悍的百姓相互带领持棍棒抢劫他人粮仓，因犯抢劫罪而被判处死刑（弃市）的人很多。蔡州百姓张绪等二百一十八人（《文献通考》作三百一十八人）都应当处死，知州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