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二十

译个叫康谦的人，因经商致富，曾向杨国忠行贿，得授安南都护，兼管山南东路驿务。官吏诬陷他与史朝义勾结，敬羽审讯他。康谦的胡须原本三尺长，第二天就脱落殆尽，膝盖和脚踝都被打碎。人们看了都惊讶以为是鬼，于是将他杀死。宝应初年，敬羽被贬为道州刺史，朝廷下诏追杀他。敬羽听说使者到来，正要逃跑，被属吏拿械具拘押。临死前，从袖中取出数份文书，都是官吏互相告发的话语，愤然说道："来不及推问就要死了！治理州郡的人应当不得安睡啊。"

德宗时，韩滉任两浙观察使，曾经禁止辖区内宰杀耕牛。婺州有个邻县违犯此令，株连邻里，死者数百人。又派遣推覆官，分别巡查境内，情节稍有可疑，必定判处极刑，诛杀手段残忍，一次判决就杀掉数十人，几乎每月都有。虽然做到了令行禁止，但冤案滥杀也随之而来。

李实任京兆尹，倚仗宠信刚愎自用，不顾法度。贞元二十年，关中大饥荒，李实隐瞒灾情不上报，百姓甚至拆毁房屋、卖掉秧苗麦子来缴纳赋税。艺人成辅端因此编成戏语，描述秦地百姓的困苦景象。李实大怒，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他立即处死。第二年，朝廷下诏免除京畿地区拖欠的赋税，李实违抗诏令仍旧征收，穷苦百姓大受骚扰，官吏多遭到鞭笞责罚，催逼搜刮，聚敛钱财三十万贯。属吏中若有丝毫求情乞免的，坚决处死绝不宽恕，还说："宁死也不能屈服。"常常将人杖杀，京城中不论贵贱，无不对他咬牙切齿。顺宗守丧期间，过了一个月，李实在府中打死的人有十几个，事情被察觉后，被贬为通州长史。诏令一出，市民都揣着瓦片石头，准备砸碎他的脑袋，他只好抄小路逃走。

宪宗元和十一年，柳公绰任京兆尹，刚到任赴府，有个神策军校尉骑马不避让，立即被杖打致死。皇帝对他擅自诛杀感到愤怒，柳公绰说："这不只是试探臣，更是轻视陛下的法度。"皇帝说："既然打死了人却不上报，可以吗？"柳公绰说："臣不应当上奏，此人若死在街市上，归金吾卫职责；若死在坊内，归左右巡使职责。"皇帝这才释然。

后梁太祖时，四方盗贼很多，朝廷深以为患，特别加重法律，分别派遣使者搜捕。中书侍郎苏逢吉起草诏书，凡是盗贼所居本家及邻里保甲一并株连诛杀。有人对苏逢吉说："盗贼本人株连全族，已经不合王法，何况邻里保甲呢？"苏逢吉认为有理，不得已只删去"族诛"二字。于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把平阴县十七个村的村民全部杀光。卫州刺史叶仁鲁听说辖区内有盗贼，亲自率兵捕捉。当时村民十几人，一同追赶盗贼进入山中，盗贼都四散逃走。叶仁鲁随后赶到，看见村民在追捕盗贼，误以为是贼人，把他们全部抓获，斩断他们的脚筋，弃置在山脚下，辗转呼号数日才死去。听说此事的人无不为其含冤而悲愤，然而苏逢吉却认为叶仁鲁能干，从此天下人因捕盗而滥杀无辜的情况更加严重。

苏逢吉为人贪婪奸诈品行不端，喜好杀戮。高祖当初镇守河东时，曾在生日那天派苏逢吉清理囚犯案件以祈福，称之为"静狱"。苏逢吉进入监狱，不论罪行轻重曲直，把囚犯全部杀掉来复命，说："监狱清静了。"他有个庶出的兄长从外地前来，没有先禀告苏逢吉就去见他的几个儿子，苏逢吉大怒，借口其他事情向高祖告发，将他杖杀。他的残忍到了这种地步。

当时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性情尤其残酷刻薄，河中、凤翔、永兴三镇相继叛乱，人心惶惶恐惧，谣言四起相互惊扰。史弘肇出兵警戒巡察，肆意杀戮，罪行不论大小一律处死。当时太白星白昼出现，百姓抬头观看的就在街市上被腰斩。街市上有个醉汉冲撞了一名士兵，士兵诬陷他散布谣言，就把他弃市处死。凡是百姓犯罪，属吏禀报史弘肇

译，只要他伸出三根手指示意，就立即腰斩。他又设立割舌、割嘴、断筋、折足等刑罚，极尽残酷狠毒。

周世宗执法过于严厉，往往流于残酷刻薄。翰林医官马道元上呈状纸，说寿州境内有人被贼杀死其子，抓获真凶后关押在宿州，本州却不予审判定罪。皇帝大怒，派窦仪乘驿车前往查办，案件审结后，株连处死了二十四家。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璘因捕盗未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监督纳粮时多收耗损，刑部员外郎陈渥因检核田亩不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因修治桥梁道路不谨慎，内供奉官孙延希因督修永福殿时，役夫中有人就着瓦器吃饭（被认为有失体统），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因不奉使者之命检查夏季秧苗，左藏库使符令光因监造军用装备不能按期完成，楚州防御使张顺因隐瞒漏报税钱，都被判处极刑，当时舆论都认为他们冤枉。

南汉刘鋹性情苛刻残酷，设有刀锯肢解剖腹之刑，每次观看杀人就抑制不住内心喜悦，不自觉地垂涎欲滴发出怪声，人们都认为他真是蛟龙巨蜃一类的怪物。

宋太宗时，开封百姓王元吉被后母诬陷，关押在左军巡狱，狱卒把他捆绑拷打，极尽残酷之能事，称之为"鼠弹筝"。等到真相大白后，皇帝命令用同样的手段惩治狱卒之罪。

真宗朝，孙何担任京东、两浙转运使时，性情急躁，颇为苛刻严察，每天都有人受到鞭打，属官遭受责罚的很多。随从依仗他的威势，肆意妄为、无常变化，所到之处一片骚动，州县官吏对此深以为患，就去寻找古碑上字迹磨灭的拓本挂在馆舍中。孙何来到就仔细阅读辨认文字，用指甲搔刮头垢来嗅闻，常常直到日暮也不再过问案卷就离去了。

韩缜任秦州知州时，指使傅勍夜里喝醉酒误闯入州府住宅，韩缜命令军校用裹铁的杖具将他打死。傅勍的妻子拿着血衣到登闻鼓院申诉，韩缜因此被免职分司南京。秦州人有谚语说："宁可遇到吃奶的老虎，也不要遇到玉汝。"玉汝，是韩缜的字。

蔡确在元丰年间任御史中丞，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蔡确深入追查此案，株连朝中官员，从翰林学士许将以下的官员都被逮捕拘押，命令狱卒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厕，全都关在一间牢房里，前面放置一个大盆，凡是羹汤、饭食、饼、肉都倒进盆中，用勺子搅混后分食给他们，如同喂养犬豕一般，长期关押不加审问，等到审问时就没有一件事不承认了。蔡确于是弹劾参知政事元绛有所偏袒，请求神宗调元绛出京任亳州知州，而自己取代其职位。

哲宗绍圣年间，董必提举湖南常平，当时宰相章惇正要将众多正直大臣治罪，孔平仲在衡州，因仓中粮食腐坏乘饥荒年成稍微降价发放，董必立即弹劾他违反常平法，在长沙设狱审讯以迎合章惇之意，无辜被牵连审讯的人多有死亡，孔平仲因此被贬徙韶州。章惇与蔡卞打算大肆诛杀流放的人，派董必前往广西察访，皇帝已经下令停止追究，董必所到之处仍然用苛刻手段胁迫立威，写了五份奏章回报。

宁宗时，有个叫吴渊的人，历任江浙一带官职，为政崇尚严酷，喜好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所到之处抄没豪强财产，当时有"蜈蚣"的谣传形容他。

理宗用刑本来宽厚体恤，然而执法官吏舞弊营私，弊端丛生，每年冬夏朝廷下诏派提刑官巡行决断囚案，提刑官畏惧亲自前往，都委托给副职，副职又委托给僚属，所委派的人大都肆意作威作福以索取贿赂，从监司、郡守到州县官员，无不恣意横行残暴，凡是想要杀的人就随意处死，呼喝差役，严格限定日期，逼迫招供，催促结案，而且擅自设立监狱。种种不合法的残害百姓的手段，有的用木柴打人，捶打手足，叫做"掉柴"；有的木枷绳索并用，夹住两侧脖颈，叫做"夹帮"；有的用绳子缠头，加上木楔，叫做"脑箍"；有的反绑双手跪在地上，用短而坚硬的木棍交叉夹住两条大腿，让狱卒在上面跳跃

译踩踏，称为"超棍"。法律本没有拘押锁禁的条文，当时州县为了一时镇压盗贼奸恶之徒，罪行不至于流放的，就先行拘押锁禁，有的关一两个月，有的关半年一季，说是让他们反省过错，最终却没有期限释放，也不供给饮食，长期羁押不断，直到死才罢休。又借机用私刑摧残手足，拘押在监所里，也有豪强贿赂官吏，罗织平民而将其囚禁杀害的。甚至户婚等民事诉讼，也都被收监关押。有的人因饮食不足，饥饿而死；有的人因无力请托，被差役凌辱虐待而死；有的人因两造行贿受贿，受苦刑而死。官吏担心事情败露，事先谎报生病，名义上是"监医"（医治监禁），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到度宗时，虽然屡次下诏严令禁止，但最终也无法制止。

辽穆宗嗜好饮酒和打猎，不理政事。五坊掌管禽兽的近侍、掌管御膳酒水的人等，如果獐鹿野猪鹘鹰野雉之类丢失、损伤或死亡，或私自归家、逃亡在外、告假逾期不归，召唤不能及时到来，或因奏对稍有不合心意，或因饮食上的小事，或因迁怒于其他犯错者的无辜牵连，就动用炮烙铁梳等酷刑。有时亲手用刀刺人，斩断手足，烧烂肩股，折断腰腿，划破嘴巴、打碎牙齿，锯解焚烧、枭首分尸，把尸体丢弃在荒野，常常堆积尸骨筑成"京观"以示威。应历十年以后，常常通宵达旦、整月饮酒，醉酒中诛杀更加肆意妄为。监管野雉的详衮寿格宁古等，因野雉死亡而逃跑，被抓获将要处死。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劝谏说："按法律不该处死。"穆宗不听，杀了他并肢解尸体，把尸体交给耶律夷腊葛说："收下你的老朋友吧。"又命有司把管鹿人中被拘押的六十五人，斩杀其中罪行严重的四十四人，其余的都重重杖责。

道宗太康年间，耶律乙辛严酷审理萧速撒等人的案件，担心皇上生疑，带几个人到庭上诘问，都让他们戴上沉重的枷锁，用绳子勒住他们的脖子，都昏迷得喘不过气来，只求速死。耶律乙辛反而上奏说："他们没有别的供词。"于是杀了耶律萨喇等三十五人，又杀了萧速撒等人的儿子，其中年幼的孩子和妇女奴婢的家产全部被没收，用来分赐给旧臣。当时正值暑天，尸体无法安葬，以致腐烂发臭。乾统年以来，赏罚不明，叛逃者接连不断。天祚帝十分恐惧，更加致力于用严酷手段整肃。当初太祖因处理诸弟的叛逆党羽，权宜设立法令，设有投崖、炮击、钉刑、肢解等酷刑。到这时又重新兴起了。

金朝初年法制简易，天眷年以来渐渐采用吏员的议论，用杖刑折算徒刑，累计可达二百下，州县为立威，甚者在杖具上加装刀刃，其残酷程度超过肉刑。熙宗皇统以后，纵酒滥杀，后妃宗室大臣大多无故被杀。皇统九年五月，因天象异变大赦天下，翰林学士张钧起草诏书，参知政事萧肄摘取其中语句诬为诽谤，皇帝大怒，命令卫士把张钧拖下大殿，鞭打数百下，没有打死，又亲手用剑割裂他的嘴巴然后把他剁成肉酱。当时有个叫郑建充的人，任平凉尹，性情刚烈残暴，常年养着十几条恶犬，奴婢有罪，鞭打过后，又放狗去咬，直到骨肉都被咬尽。

海陵王猜忌残忍，靠篡权弑君取得皇位，即位之初，就杀了太傅领三省事宗本等一百二十多人，又用伪造的书信杀了行台左丞相萨里罕等，都灭其全族。因魏王完颜衮的孙子胡里改容貌俊美，出于妒忌灭了他的宗族，从此以后，不断诛灭宗室，罗织罪名，构陷牵连，没有一年不发生杀戮。

宣宗喜好动用刑罚，大臣以下常常受到鞭笞责打，甚至用刀杖处决。谏官和果勒齐掌权时，滥用刑威，制定制度规定官吏犯有贪赃罪的立即处决，即使超期未办案的官吏也是如此。监察官吏若失职不纠举也要受杖，考核期满时以他们受杖次数多少来评定政绩优劣。南迁以

译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即使是士大夫也受此风气影响。像右丞图克坦思忠，喜欢用麻棒打人，号称"麻椎相公"。转运使李特立，号称"半截剑"，说他为人短小而做事狠辣。刑部郎中冯璧，号称"冯刽子手"。雷渊担任御史时，在蔡州抓获奸恶豪强，杖杀了五百人，号称"雷半千"。此外还有完颜玛克沁、楚等人，都以酷烈闻名。

元朝初年还没有完备的法律，各衙门断案，沿用金朝的律法，颇为严酷。世祖制定颁行《至元新格》，英宗又加以修订，编成《大元通制》，逐渐趋于平和宽厚。

当初宪宗时，断事官伊啰斡齐与布扎尔在燕京总领天下财赋，上任视事一天，就杀了二十八人。其中一人是盗马贼，已经杖责后释放了。正好有人进献刀环，伊啰斡齐就把已经放走的人追回，亲手用新刀试斩了他。

世祖至元年间，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约苏穆尔贪婪放纵、淫乱暴虐，搜刮无度。有人谣传说当初归附朝廷时，州县长官和吏胥富人挨家挨户凑集银两准备献给朝廷，银子都已备齐而事情最终未成。约苏穆尔就下令责令百姓自己申报核实，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随处设立监狱，株连蔓延，极尽严酷，百姓因拷打而死的不计其数，尸体遍布道路。

明太祖开国之初，惩治元末贪腐之风，严厉惩处贪官污吏，其刑法甚至有剥皮实草之刑。谕令刑部："凡是官吏犯罪，若宽恕其罪让其复职，就要记录其罪过张榜在其门上，使其自我反省；如果不悔改，就依律治罪。"洪武十八年，《大诰》三篇编成，其中列举被处以凌迟、枭首示众、灭族之刑的不下千百人，被弃市以下刑罚的有上万人。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自断手指不愿出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召而不应，都被诛杀并抄没家产。"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的罪名，就是由此设立的。

《大诰》续编三篇稍微宽容一些，然而其中记载的进士、监生犯罪，从一次犯罪到四次犯罪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侥幸不死留任的，大都是戴罪治事、随时可能被处斩。追究朝廷内外贪腐现象的根源，把六部列为罪魁祸首，把郭桓案列为诛杀之首。郭桓是户部侍郎。皇帝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郭桓相互勾结谋取私利，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都被处死，赃款达七百万，供词牵连各省官吏，因此案而死的人数以万计。核查赃款所牵涉借贷之处遍及天下，民间中等人家，大多因此破产。当时人们都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有人为此进言。皇帝就亲手写诏书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处死右审刑吴庸等人以平息天下人心。

在此之前空印案发，诛杀已经过分，此后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而死的将近四万人。其他如佥都御史严德珉因辞官被黥面发配，苏州知府魏观因所写上梁文获罪腰斩，冯胜、傅友德都是开国功臣，却都被无罪赐死。议论者都批评这些做法过于阴狠苛刻。

当时吏部尚书詹徽性情残忍，用刑严厉，常侍奉懿文太子审录囚犯，太子屡次想要从轻发落，詹徽却总是援引重法附会定罪。太子向皇帝申诉，皇帝先听信了詹徽的话说："詹徽所执行的是法律。"太子于是说："立国应当以仁厚为根本。"皇帝说："你是想自己当皇帝吗？"太子因恐惧而感染疾病去世。

成祖靖难之后，把所有忠于建文帝的臣子都指为奸党，严重的还诛灭全族，妻女被发配到浣衣局、教坊司，亲属党羽被贬谪戍边的，直到隆庆、万历年间仍未断绝勾补。御史大夫景清因在早朝时怀藏利刃图谋不轨被察觉遭磔刑处死，并诛灭其全族，抄没其乡里，辗转攀连牵引，称为"瓜蔓抄"，村里变成废墟，抵抗者已被全部杀戮，成祖又担心有人私下议论此事，因此对诽谤之言尤其憎恶。他任用陈瑛、吕

译震、纪纲等人专门以罗织罪名为能事，于是萧仪、周新、解缙等人大多无罪而死。

武宗时，将流贼赵璲等人在街市磔刑处死，剥了其中六个首要分子的皮。法司上奏说《祖训》有明令禁止此刑，皇帝不听。不久用人皮制成马鞍和马镫，皇帝每次骑马都乘用它。

世宗性情猜忌，冤案滥杀相继发生，虽然间或下令宽恤，但本意仍主张苛刻严酷。中年以后更加严厉，进言的人朝廷内外相互告诫，没有人敢触犯忌讳。兵科给事中杨爱因诽谤朝廷修撰而死于西市。御史杨爵上疏指斥所谓祥瑞之说，言辞过于直切，被下诏狱拷打，打得血肉模糊，用五种刑具加身，一夜死而复生。主管部门请求送交法司依律定罪，皇帝不许，命令严加禁锢。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因营救杨爵，先后被鞭打致死狱中。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都因进言获罪同时被关押，历经五年不释放。后来有神明降临于扶乩，感于他们的话才被释放出来。不到一个月，尚书熊浃上疏说乩仙之说荒诞不经，皇帝大怒，又命令东厂重新逮捕他们。等三人一同关在镇抚司狱时，戴上更加严厉的刑具，饮食屡次断绝，还命人窥伺他们的言行举动，每五天上奏一次，称为"监帖"。

庄烈帝（崇祯）承接神宗荒废政事、熹宗昏庸乱政之后，锐意整顿朝纲，用刑颇为急切。崇祯十一年，南京通政使徐石麒上疏营救郑三俊，趁机进言说皇上即位以来，众多大臣获罪下狱者将近千人，监狱人满为患，即使做到情理法度都兼顾周全，也已属可怜，何况还有在皇威之下战战兢兢的人，只能顺从而无法挽回，只能揣摩上意而无法弥补过失，株连蔓延，九死一生，这难道是圣人体恤刑罚的本意吗？崇祯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积案，说狱中因罪拖累的文武大臣多达一百四十余人，实在令人痛心，这些进言都没有得到回应。

刑法中有一些是明朝自己创立的、不符合古代制度的，如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这样的例子。洪武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工部尚书夏祥都被杖毙。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人久不上朝参拜而愤怒，下令给他们戴枷示众，从此言官中开始有戴枷受辱的先例。到正统年间，王振专权擅政，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遭受廷杖。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诏因科道官李俊、王濬等五六人容隐不报，各廷杖二十。正德十四年，因谏止皇帝南巡，廷杖修撰舒芬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死者十一人。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刎以死谏，卫士夺下他的刀使他未能死成，却仍将他杖杀。嘉靖三年，群臣因大礼议之争而抗争，廷杖翰林学士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其中死者多达十六人。

中年以后刑法更加严峻，受廷杖的人更多。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撤防过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因敌兵入侵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寺卿沈良才因议论丁汝夔一案拖延军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弟冒领军功，都被逮捕廷杖。朱方、陈耀死于杖下，彭黯、屠侨、沈良才受杖后仍趋赴处理政事。公卿大臣受此凌辱，在此之前从未有过。

译又因正旦朝贺一事，(皇帝)迁怒于给事中张思静等人，命他们都穿着朝服受杖刑，天下人无不感到震惊。四十多年间，杖杀朝廷官员的人数比前代增加了一倍。万历六年，因争论阁臣张居正夺情一事，杖打编修吴中行等五人。此后主事卢洪春、给事中孟养浩、王徳完等人，都因进言而被杖打，多的杖打到一百下。从万历十二年到三十四年，内外官员被杖打、发配戍边或削籍为民的共一百四十人。天启年间，太监王体干奉旨大审案件，重责皇亲李承恩以取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被杖打致死。台省官员极力争辩也无济于事，阁臣叶向髙说：“几十年不再施行的弊政，十天之内竟出现了三次，万万不可再施行了。”魏忠贤这才停止廷杖，但把想要杀的人全都下狱到镇抚司，士大夫更加没有幸免的了。南京施行廷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京御史李某等人因当年灾荒请求赈济，皇帝挑出他们奏疏中的错别字，命锦衣卫到南京午门前当众杖打二十下，由守备太监监刑。到正徳年间，南京御史李熈弹劾贪官触怒了刘瑾，被假托诏命杖打三十下。当时南京禁卫已很久不曾行刑，挑选士卒练习了几天才动手杖打，结果被打死了。

东厂的设立始于明成祖，在东安门以北设立厂署，命宠幸的宦官统领，负责侦缉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到宪宗时，尚铭掌管东厂，又另外设立西厂，由汪直统领，其所辖侦缉的骑士人数是东厂的一倍。从京师到天下各地都遍布侦查活动，即便是王府也不能幸免。汪直又任用锦衣百户韦瑛作心腹，屡次兴起大案。建宁卫指挥杨昱，是已故少师杨荣的曾孙，与父亲杨泰被仇家告发，逃入京城藏匿在姐夫董璵家中。董璵为他向韦瑛求情，韦瑛表面答应却驰马报告了汪直。汪直随即逮捕杨昱，董璵也被拷打逼供，用三琵之刑——琵是锦衣卫的一种酷刑——骨节都被寸寸解开，昏死过去又苏醒。杨昱经不住酷刑折磨，胡乱供称把金子寄存在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家中。汪直不再上奏，直接下令逮捕杨士伟入狱，并抄掠其妻儿。案子审结后，杨昱死在狱中，杨泰被判处斩刑。汪直中途被罢黜又重新起用，前后共六年，因此冤死的人接连不断。因汪直多次外出边关监军，大学士万安上奏罢除西厂，于是尚铭独揽大权，不久尚铭也被罢黜。

正徳元年重新设立西厂，命谷大用主管，邱聚统领东厂，都是刘瑾的党羽。两厂争相专擅权力，刘瑾又把惜薪司外薪厂改为办事厂，把荣府旧粮仓所在地改为内办事厂，由自己亲自统领，京师人称之为内行厂。虽然东厂西厂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内行厂)更加酷烈。凡是刘瑾所逮捕的人，一家犯罪连邻里都要连坐，有的因住在河边，就把河对岸的居民也一并治罪。而且创立了新的规矩，不论罪行轻重，一律先施杖刑，再永远发配戍边，有的还要加枷发配，枷重达一百五十斤，不出几天就死了。尚寳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等人，都是几乎濒死才被贬谪戍边。御史柴文显、汪澄因所谓的罪行被处以凌迟之刑，官吏军民非法致死的有数千人。刘瑾被诛杀后，西厂、内行厂都被撤除，只有东厂依旧存在，由张锐统领，与卫使钱宁一起借侦缉事务肆意罗织罪名。到嘉靖二年，苪景贤掌管厂事，任用千户陶淳，多有诬陷之事。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的身份兼管厂事，在东上北门以北建立厂署，称为内厂，而把最初建立的称为外厂。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的身份掌管厂事，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等人，专门用酷刑压制朝廷内外，厂卫的毒害达到了极点。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其下属称他为宗主，而督管东厂的称为督主。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员，设掌刑千戸一人，理刑百戸一人，也称为贴刑，都是卫官，其下的差役全都从锦衣卫中挑选，取最轻佻狡黠、机灵伶巧的人补充充任。差役的头目称为档头，帽子顶部尖锐，穿青色素褶衣，系小条白皮靴，专门负责侦察。他手下有几个番役当差办事，京城中的亡命之

译徒借机敲诈钱财、挟嫌报复，把当差的人视作巢穴依靠，一旦得到某人的隐私秘事，便通过他秘密报告给档头。档头视事情大小，先给他们一些钱，这叫“起事”，出几两银子叫“买起”，得到事由后，率领番役到所告发的人家附近坐下，叫“打桩”，番役随即闯入抓人审讯，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只要按数交纳贿赂就可以马上离去，稍不如意就用刑拷打，叫做“乾醡酒”，也叫“搬罾儿”，痛苦程度是官府刑罚的十倍，而且还暗示受害人牵连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给足银两就没事，如果吝啬不给，或者给的不够，就上报，一旦下到镇抚司狱中立刻就死。

每月初一，厂役数百人在庭中抽签，分头侦察各官府，其中侦察中都察院等处审理重案、北镇抚司拷问重犯的叫做“听记”，其他官府及各城门。负责侦缉的叫：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查获某个奸猾胥吏，把坐记的情况上报到东厂。叫做“打事件”，直送到东华门，即使深夜也要从门缝中投递进去，随即避开旁人直接呈报皇帝。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能得知。曾有四人夜里在密室饮酒，一人酒醉之后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噤声不敢作声。骂声还没说完，番役就把四人抓到魏忠贤跟前，当即将骂人者处以磔刑，而慰劳赏赐了那三人银子。庄烈帝(崇祯)即位后，魏忠贤伏法被诛，而王体干、王承祚、郑之恵、李承芳、曹化淳、王徳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人相继掌管厂事，告密之风未曾停息。王徳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人，侦察阁臣薛国观的隐私之事，薛国观因此而死。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上疏请求宽缓东厂之事，又恳切地说不应再派遣缇骑，皇帝虽然告诫厂卫，但对他们的倚重信任反而更加深厚，直到国家灭亡才停止。

锦衣卫就是古代的诏狱，太祖时天下犯了重罪被押解到京城的人，都收押在这里的监狱中。曾多次审理大案，多委派锦衣卫处置，被诛杀的人很多，但此后全部焚毁了刑具，重申申明了禁令(详见《寛恕篇》)。成祖宠幸纪纲，命他统领锦衣亲兵，又执掌诏狱。纪纲于是任用他的党羽庄敬、袁江、王兼、李春等人，借机为非作歹，手段有几百上千种。过了很久，纪纲被灭族，但锦衣卫掌管诏狱依旧如故，终明朝一代，太祖当年焚毁刑具、废除诏狱的诏令就再也没有被遵行。

英宗初年，王振任用指挥马顺，其毒害流布天下。天顺年间英宗复辟后，指挥门达掌管镇抚司，逮捕(袁)杲，倚仗宠信，肆意罗织罪名。门达派遣旗校四处出动，逯杲又设立考核标准，都以抓获人数多为主要目标。千户黄麟到广西去，逮捕御史吴祯，竟索取刑具达二百多副，天下前来朝觐的官员因此获罪的很多。逯杲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构陷指挥使袁彬，把他系狱审讯，各种酷刑轮番施加，袁彬仅仅侥幸免于一死(详见《舞紊篇》)。朝官杨璡、李观等人都被戴上锁链逮捕。大概自从纪纲被诛杀后，其党羽的气焰稍有收敛，到正统年间又重新嚣张起来。天顺末年，祸患更加炽烈，朝野上下相顾自危，惴惴不安不能自保。

正徳年间，旗校王邦竒贪婪凶残，如同虎狼一般。他们抓捕所谓的奸盗，有时因一人牵连十几人，有时因一家而牵连数十家，编造锻炼案词证据，交付司法部门处理，这叫做“铸铜板”。他们侦缉所谓的妖言，有时派番役四处出动，搜查百姓中一些荒诞怪异的书籍，有时收买奸僧暗中活动，引诱百姓信奉弥勒之教，然后趁机将其一网打尽，无人能够解脱，这叫做“种妖言”。几十年间，死者填满监狱，活着的人冤屈哭号，数都数不过来。

镇抚司分南北两司，北司专门审理诏狱(其建置详见《职官典》)。当初，卫狱附属于锦衣卫治所，到门达掌管刑狱时，又在城西设立监狱房舍，关押的人混乱不堪。正徳年间，卫使石文义与张锐内外勾结作威作福，当时人称他们为刘瑾的左右翼。按照祖制，凡是朝会时

译厂卫所属官员及校尉五百人排列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仪态失礼的人，就当场剥去官服，逮捕送到镇抚司，用杖刑处置后才能放回。到万历年间，才废除了这个制度，当时告发揭发之风稍有衰减，所以被逮捕的大臣较少，但是那些进言劝谏或触怒矿税太监的人，动辄被下入诏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进言说，监司、守令以及平民百姓被逮捕的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审讯过，却没有送交法司，狱中禁令森严，水火不通，瘟疫之气弥漫在牢狱之中。卫使骆思恭也进言说，按惯例热审每年都在小满前举行，如今已经两年没有实行，镇抚司在押的囚犯将近二百人，敲打瓦片哭喊冤屈。镇抚司陆逵也进言说，狱中囚犯心怀怨恨，有人持刀砍断自己手指以示抗议，这些情况都没有得到回应。

魏忠贤兴起杨涟、左光斗一案(详见《舞紊篇》)，许显纯等人拟定罪案文书，按贪赃数额比照定罪，限期严令追缴，五天一次追比核算(《明史·刑法志》说两天为一限，此据《左光斗传》)，交纳的银两达不到规定数额的，就要遭受全套酷刑，即戴械具、上镣铐、用棍打、加拶指、施夹棍，五种毒刑齐全，呼号哀嚎之声震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许显纯依旧叱咤自若，有一晚命各个囚犯分开住宿，于是狱卒说：“今晚当有人要挺尸了。”“壁挺”，是狱中说人死了的隐语。第二天杨涟死了，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锁住脖颈拉扯致死。

自从刘瑾创立了枷刑，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细陈说这种刑罚的惨酷，请求废除，没有被采纳。到魏忠贤时，更加大了枷的尺寸，又设立了断脊、堕指、剥皮、剜舌等刑罚，东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了极点。

庄烈帝(崇祯)猜疑群臣，王徳化掌管东厂，用残酷严苛的手段辅佐他。孟明掌管锦衣卫印信，当时有所放纵宽免，但仍然要看东厂的意思行事，不敢违逆，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互相勾结作恶，凡是官员士绅家的门前必定有几个人来回侦察，所以人们常常很晚起床、早早关门，不敢私下交谈。旗校经过门前，(百姓)如同遭遇大盗一般惊恐，官府替他们敛财，从中平分利益。京城中的奸细暗中潜入，佣工和小贩，暗中被流贼所派遣，却没有一个被查获，而那些高门富户则局促不安，不能安居。那些狡猾的党羽，肆意接受请托，稍微违逆他们的心意，就飞速捏造诬告构陷罪名，摘取只言片语的书信文字，株连多达几十人，弊政沦丧败坏，刑法制度全被颠覆，到这时达到了极点。

译避庙讳，把福昌县改为福庆县，把阳邑县恢复为告成县。唐明宗天成年间，把新安县升为次赤县，用以供奉庄宗陵墓【按：《职方考》只说唐代（洛阳）为洛京，考察《本纪》，同光三年把洛京改为东都。《五代会要》记载，同光三年详定院上奏说："近来因为中兴大业，把魏州定为东京，暂且把东都改称洛京。从今以后把洛京改为东都。"又《舆地广记》记载因为避讳把福昌县改为福庆县，又告成县在唐天祐二年改名为阳邑县，后唐又恢复旧名。《五代会要》又说："天成年间把新安县升为次赤县，用以供奉庄宗陵墓。"现在都依据这些记载】

雍：同光三年废除永平军的番号，恢复为西都，把大安府恢复为京兆府，大安县恢复为长安县，大年县恢复为万年县，把干州的好畤、武功、醴泉，以及同州的奉先，一共四个县还属京兆府【按：《职方考》没有记载县名，考察沿革于《寰宇记》：好畤县，唐昭宗干宁年间割属威胜军，后唐天成三年还属京兆；武功县，干宁年间割属威胜军，后唐同光年间割属凤翔，明宗长兴元年又归还京兆；醴泉县，干宁年间割属威胜军，后唐同光年间归还京兆。《五代会要》说：奉先县，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