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十六

译场的征税要取自行旅商贾，应当予以优待宽容，使其能够顺畅流通。凡是天下商旅往来所到之处，都必须给予优待宽让，不得无故加以勒索刁难。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李筠请求免除放行黄泽关的商税课利，皇帝准许。宋朝的制度是调发绢、绵、布、丝绵来供给军需，又就地按所产之物折价科敛并和市收购。在东京设置榷货务，所收的平罗小绫用来供给宫廷服用。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说："本路发给军士的布帛，请命令官府预先发给布帛钱，让百姓按时缴纳，那么百姓也能获利而官府也能满足所需。"皇帝准许，仍命令给予优厚的价钱。从此各路也照此办理。有时遇上蚕事歉收，就允许用大麦小麦折算缴纳。【按吴曾《能改斋漫录》：宋代预先购买绵绢称为和买。又按僧文莹《玉壶清话》及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都记载祥符初年，王旭任颍州知州时遇大饥荒，拿出府库存钱十万缗，与百姓约定说："来年蚕丝成熟后，每贯偿还一缣"，这称为和买。从此成为惯例，后来李士衡在陕西推行此法，百姓认为很方便，于是推行到天下，这就是前代平准制度的遗留】又规定官府所需的物品，大多由主管部门下派到各州，按照当地的风土物产及百姓财产的厚薄来摊派购买，称为科率。神宗熙宁二年，设立均输、市易的制度。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如今天下的财用没有盈余，掌管的官员拘泥于旧有的弊法，中央和地方互不相知，多余和不足互不补济。各路上供本来有固定的数额，丰年时道路便利可以多运送却不能增加，歉年时物价昂贵难以供应却不敢短缺。远方有加倍的运输负担，京城中却常有半价贱卖之事，只是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来独揽物价轻重、敛散取舍的大权。"如今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的赋税，而其职责是以管理茶盐矾酒税为主要事务，军需国用大多仰仗于此，应当借给他钱财货物资助他的费用，让他周知六路财赋的有无盈缺而灵活调配使用。凡是籴买、征税、上供的物品，都要从贵的地方转移到便宜的地方，用近处的代替远处的，命令预先知道京城府库年度支出和现存的固定数目，凡是应当供办的物资，都要预先下达通知发运司，从便变通购买储备，以等待上级命令，逐渐把物价轻重、敛散取舍的大权收归朝廷，而掌控其有无来方便转运，希望能使国用充足，百姓财力不匮乏。皇帝下诏命令该司拟定条例上奏，任命发运使薛向主管均输平准事务。当时议论的人担心此事会造成骚扰，大多认为不可行。薛向既已主持此事，就请求设置官员、安排属官。皇帝依从他的奏请，于是征辟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担任属官。又请求有关部门列出六路应当上供的数目，京城所需及所储备的度支数目，凡是应当计划筹办多少，都预先下达发运司，皇帝准许。权知开封府推官苏轼说："均输立法之初，其说法还比较浅显，只是说从贵的地方转移到便宜的地方，用近处的代替远处的。然而如今广泛设置官员属吏，大量支出缗钱，富商大贾都心存疑虑而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经营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变通买卖，一旦变通买卖真正施行起来，却不与商贾争利，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商贾做生意，其中的曲折很难做到，他们买进货物是先期付钱，卖出货物是后期收款，用多种方法互相周济，委婉曲折地相互沟通……

译于是加倍的利息就是这样得来的。如今官府买这些货物，必定先要设置官署、安排官吏，簿册文书、官吏的俸禄，所需花费必定很多，不是好东西不肯卖出，没有贿赂不肯放行,因此官府买进的价格必定比百姓买进的贵。等到卖出的时候，弊端又和先前一样,商人的利益，又从哪里能获得呢？即便其中略有所得，而商税的额度所损失的必定更多。」谏官李常也极力论说这件事。后来有个叫魏继宗的人，自称是在野之人,上书说：「京城是各种货物聚集的地方，市场上没有固定的价格，贵贱互相倾轧，富人能压制穷人，能有所调剂给予,才可以使天下的财利流通。」于是下诏说：「天下商人的货物运到京城,大多被兼并之家所困扰，应当拿出内藏库的钱帛，挑选官员在京城设置市易务。」中书上奏说：「市易务设监官二人，提举官一人，勾当公事官一人，允许招募在京城各行铺的牙人来充任。」然而到后来，均输的制度终究不能施行，市易法虽然推行了，却终究没有得到好处。当时设置市易司的地方，秦凤市易司就设在古渭城，两浙市易司就设在杭州，防路市易司就设在黔州，其他的则是成都、广州、郓州都设置了市易司、安排了官员。

译辽太祖神册三年，在炭山之北设置羊城，用来沟通贸易。太宗设置南京城，城北设有市场；东平郡城中设置看楼，把市场分为南市、北市。圣宗统和三年，下诏禁止在行在（皇帝所在之处）的市场上交易尺寸不合规格的布帛。统和七年，因南北府的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少，下诏让通易州的耶律隆运，又请求平定各郡商人的物价，皇帝听从了。

金宣宗兴定三年，商议推行均输之法，又敕令在边城军中和买时，不得压价强配给贫民。

元世祖中统四年，下诏设立燕京平准库，用来平抑物价。至元二年，设立各路平准库。至元十三年，在各路设立市易库，共十一处，掌管交易货币、布帛等物品。又敕令上都的和顾、和买之法，都依照大都的办法执行。明太祖洪武二年，下令凡是朝廷内外的军民官府，都不得借和顾、和买之名扰害百姓。如果官府确实缺少物资，应按当时的市价与百姓公平交易收买。英宗正统二年，下令采办物料时，由该部委派一名官员监督，府县委派官员召集该行业的铺户，估定当时的价格，发给官府的钱款。同时委派一名御史监督，把钱交给铺户收买后送纳。穆宗隆庆四年，户部商议体恤商人的事宜，说物价随时高低不定，而钱粮的征收却是按时办理的。如果事先估定价格，那么贵贱就没有依据。或者仓库远近不同，所需物品的多少不同，若在远处预先设防，怎能都合适呢？此后九门盐法，由委派的官员与十三司掌印官以及巡青科道一同估价，务必按当时情况随时确定价格。宫内库和盐局招买物料，也仿照这个办法。

**互市**

臣等谨按：互市的制度，由来已久。从汉初与南越互通关市开始，后汉时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互通贸易，北魏在南边设立互市，隋、唐时与西北互通贸易。然而这些都只是用来沟通有无、扩大贸易而已，制度尚未完备，史书记载也不详细，所以杜佑的《通典》未曾记载。宋、辽、金疆域交错分布，敌对国家的物产各自拥有，物资滞留而不流通，百姓因所缺乏之物而困苦。于是特别重视互市之法：讲和时就允许互市，交战时就断绝互市。既用来沟通货物，又兼用作善待邻国的手段，各处都设置了专管的官员，严格执行禁令，广建屋舍，用来交换两国所缺乏的物品，同时把税收也纳入其中，也对国家财用有所帮助。现在另立一门，排在平准、均输之后叙述，明代互市的制度，也大略见于本篇。

宋朝初期与南唐互通贸易。太祖乾德二年，不允许商旅渡江，在建安、汉阳、蕲口设置三处榷署。开宝三年，把建安榷署迁到某州。等到江南平定后，榷署仍照旧设置，专门掌管茶货。开宝四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由知州兼任市舶使，通判兼任判官。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设置榷务，命令常防官与内侍一同掌管转运香药、犀角、象牙以及茶叶与辽国交易。后来因发生范阳之战，于是废止。端拱元年，又下诏允许互市。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鴈门砦按照旧制设置榷署，不久又废止。真宗咸平五年，契丹请求恢复设置榷署，朝廷议论认为契丹反复无常，不予允许。知雄州何承矩接着请求，于是准许在雄州设置。咸平六年废止。景德初年，又恢复通好，请求商贾就在新城贸易，下诏北方商人携带货物到边境即可允许交易。景德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设置三处榷场，北方商人前往其他路的不得与之交易，派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驿车前往三处榷场，与转运使刘综以及当地长官一同平定互市物价，稍微优厚一些给予对方。又在广信军设置榷场，都由朝廷派专官掌管，通判兼领此事。景德三年，下诏百姓携带书籍到沿边榷场交易的，除九经书疏之外一律禁止。凡官府出售的物品仍照旧办理。高宗绍

译兴十二年，在盱眙军设置榷场，由官员监督与北方商人交易。淮西、京西、陕西的榷场也是如此。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在振武军设置榷场。兴宗重熙八年，禁止朔州向宋朝出售羊只。道宗咸雍五年，禁止朔州路的羊马进入宋境。

金太祖时，在西北招讨司所辖的燕子城、北羊城设置榷场，用来交易牲畜。熙宗皇统元年，夏国请求设置榷场，予以允许。后来又答应宋朝的请求，各自在两国边界设置榷场，用来互市。一旦兴兵就废止，恢复通好就重新设置。

元世祖中统元年，在涟水军设置互市。至元十三年，平定江南后，凡沿海各郡的舶来货物，品质精良的，抽取十分之一的税；粗劣的，抽取十五分之一的税。

明成祖永乐年间，设立三处马市：一处在开原南关，用来接待海西的部落；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都是用来接待朶顔三卫的。规定四等价格。不久城东、广宁的马市都废止了，只有开原南关的马市独存。大同马市始于英宗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令军民按公平价格交易骆驼、马匹，派遣官员指挥李原等人翻译语言，禁止交易兵器、铜铁。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宪宗成化十四年，陈钺巡抚辽东，重新开放三卫马市，接着又下令在开原、广宁等地开市。世宗嘉靖三十年，因总兵仇鸾的建议，下诏在宣府、大同开设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管其事。后来把史道召回，然而各部落贪图马市之利，不敢公然大举行动，而边境的官员也大多因畏惧而用互市来防范。穆宗隆庆四年，宣府、大同的互市又重新开放。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又开设辽东义州的木市。万历二十六年，采纳巡抚张思忠的奏请把它废止，于是也一并废止了马市。此后总兵李成梁极力请求恢复，蓟辽总督万世德也向朝廷上疏建议。万历三十九年，重新开设马市、木市二市，此后成为常制。

**平粜常平义仓【附社仓】**

臣等谨按：杜佑《通典·食货门》最后以"轻重"作结，是取管子轻重敛散的意思，并详细列出平粜、常平、义仓等细目。因为其叙述从管子开始，所以以"轻重"为名。现在续纂所记载的内容，就以平粜、常平、义仓为标题，不再用"轻重"来标名，是遵循实际情况。到了宋代才有"社仓"之名，也附带记在这里。

唐德宗贞元四年，下诏京兆府在市价之外加价和籴，派遣清廉能干的官员先支付价钱，然后再收纳粮食。宪宗即位之初，有司因为丰年而请求在京畿地区和籴，当时府县督办的期限非常紧迫。白居易当时任畿尉，上疏说："和籴这件事，依臣所见，有害而无利。为什么呢？凡是说'和籴'，就应该是官府出钱，百姓出粮，双方协商，然后交易。现在却督办期限紧迫，比征收赋税还急，这怎能叫和籴呢？现在如果让有司出钱设立机构，自行籴买，比照市价稍微优厚一些，用利益来吸引，人人必定情愿。如果实在不得已，不如改为折籴。所谓折籴，就是把青苗税钱折成实物，让百姓交纳斗斛的粮食，免得贱价出售，另外再交纳现钱，这对农民来说才真正有利。"宪宗元和元年正月下制说："年成有丰有歉，谷价有轻有重，为防备水旱灾害，关键在于掌握聚敛的方法。凡天下各州府每年所征收的地丁数目中，应抽取十分之二，均等地充作常平仓的储备，各地仍应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储存，按时机粜卖和籴买。"到元和六年下制说："京畿旧存的粮食已经用尽，粟麦还没有成熟，应该用常平义仓的粮食借贷给百姓。"元和十三年，户部侍郎孟简上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所储的斗斛，请按照旧例减价出粜，只需把石数上报有司，不再由州县收管，可以专门用来利民。"皇帝听从了。敬宗宝历元年，因两京、河西地区大丰收，委托度支和籴，用来防备灾荒。文

译宗开成元年，户部上奏："各州府所设置的常平义仓，请求今后不论公田私田，每亩另外交纳粟米一升，添储到义仓中，征敛很轻，事情必定能够顺利办成。"实行久了，自然会日渐充实。皇帝听从了。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敕令：自春天以来，水涝成灾，物价飞涨，应命令京西各道州府，凡是闭仓不卖粮食的，不得随意征税，以及经过水陆关卡坊镇县时，不得无故刁难阻拦。明宗天成二年，中书舍人张文宝上言：今年时雨调和，秋苗加倍成熟，应在大丰收的地方，希望降价收购，以备荒年。长兴元年，右司郎中卢导上奏请求设置常平义仓，以防备灾荒之年。

周太祖广顺元年敕令："天灾流行，各地轮流发生，如果闭籴不卖，怎能算是爱护百姓？应命令江淮渡口的镇铺不得阻止淮南人购买粮食。"宋太祖乾德元年下诏说："多事之后，义仓制度荒废停止，偶尔遇到小灾歉收，就来不及预防。应命令各州在所属各县分别设置义仓，从今以后官府所收的两税，每石另外征收一斗，储存起来，遇到荒年就发放给百姓。"太宗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交纳粟米，让他们凭券到江淮领取茶盐，这是通晓轻重时宜的做法【详见盐铁门】。淳化五年，令各州设置济民仓，如果谷价稍微上涨，就减价卖给贫民【按：这就是常平仓的制度，只是名称不同罢了】。真宗景德三年下诏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设置常平仓，各州酌量留下上供的钱款，交给司农司登记入账，三司不过问其出入，令转运使和本州委派幕职官一人专门负责此事，每年夏秋加价收购粮食，遇到价贵时减价出售。凡收购粮食，比市价略微增加；出售粮食，则略微减价。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请求把常平仓的斗斛可以通融转运司使用，依照陕西青苗钱的先例，愿意预先支取的听凭其便，让百姓随着两税缴纳，一半作夏料，一半作秋料，其中有愿意交纳实物或按当时价格交钱的，都听从便利。如果遇到灾荒歉收，允许延展到下一料丰收之日再交纳。这不仅足以应对荒年歉收之患，百姓既然得到了借贷，那么兼并之家就不能趁青黄不接之机索取加倍的利息。而且常平广惠仓的物资收藏积压，必须等到荒年物价上涨才出售，所惠及的不过是城市中的游手好闲之人。现在应通融一路的物资有无，物价贵时发放、贱时收敛，来扩大积蓄，使农民能够按农时从事耕作，而兼并之家不能趁其危急谋利。这些都是为了利民，而公家没有从中牟利，也是先王散布恩惠、兴办利民之事以补助耕作收敛的用意。想要酌量各路钱谷的多少，分别派遣官员提举此事，仍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有了成效再推广到各路，皇帝听从了。各路各设提举一人，由朝官担任，管勾一人，由京官担任。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说："常平仓，是三代圣王遗留下来的法则，谷价贱时不伤害农民，谷价贵时不伤害百姓，百姓依赖它获得粮食而官府从中获利，这是最好的办法。近来之所以荒废，是由于任用的官吏不得当，并非法令本身的过失。现在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的钱全部改作青苗钱，又用常平仓的粮食换取转运司的钱，这是想要完全破坏常平仓制度，专门推行青苗法。国家每逢凶年歉收，供军仓本身就不能满足需要，本来就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救济饥民，所依赖的只有常平仓的钱粮罢了。现在一旦把它全部散发出去，如果遇到丰年，将用什么钱来平价购粮？如果遇到荒年，又将用什么粮食来赈济百姓呢？"后来皇帝因为各路发生旱灾，常平司不能救济，告诉辅臣说："天下的常平仓，如果一半散发作为放贷取息之用，一半减价出售，让这两者像秤杆一样相互依存，不能有所偏重，百姓一定能受到恩惠。"从此下诏各路州县，根据已支出钱粮的总数，常常留下一半之外，才能发放

译借贷。高宗建炎二年，臣僚上言说："常平和籴，州县都只当作一纸空文，用新粮换旧粮却没有相应的法度。中间有损失也从未过问，也没有允许借贷的法令。中间有的粮食全部挪作他用，实际上并无储蓄。"于是下诏委派官员到各处巡视核查。绍兴二十八年，赵令詪说："州县义仓的米，积存欠账、陈旧腐烂，请求出售或者遇到水旱灾荒时，不必拘泥于检放要达到十分之七以上，便允许赈济。"沈该上奏说："按照法令，义仓只允许用于赈济，如果拿去出售，恐怕会失去最初设立的本意。"于是命令酌量出售三分之一，把价钱储存起来，第二年再收购补还。孝宗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说："乾道四年间，建州百姓缺粮，我向官府请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居住的朝奉郎刘如愚一同负责赈贷。夏天从仓库借出粮食给百姓，冬天则加息偿还。此后逐年收放，如果遇到轻微歉收，就免去一半利息；如果大饥荒，就全部免除利息。这样实行久了，用积存的利息米建成仓库，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虽然遇到荒年，百姓也不缺粮食。"此后真德秀任长沙帅时，仿照这个制度施行，于是各州县也间或有实行的，都以朱熹已经实行的做法为范本。然而南渡以后，推行和籴、科籴之法，宁宗嘉定年间尤其严重。陈耆卿上奏说："臣听说丰年歉收在于天，而调节丰歉在于人。调节丰歉的方法，没有比和籴更好的了。和籴本来是要有利于百姓的，然而百姓有时反而受害，这是什么缘故呢？拥有粮食的人想要钱，正如拥有钱的人想要粮食一样。他们既然想要交易，就唯恐和籴不能推行。然而却成为祸害，并非百姓不懂事理，而是因为百姓与百姓交易，这是他们乐意的；百姓与官府交易，这是他们畏惧的。畏惧官府又被官府欺压，所以宁可闭门不出而失去利益，也不愿倾尽粮仓而招来祸害。为什么呢？市价上涨，而官价却降低，这是第一害；市面上交易没有斛面之亏，而官府却有斛面之亏，这是第二害；市面交易由一人操持量具，没有其他名目，而官府的监临之人大多贪求无厌，这是第三害；市面交易先给钱后交粮，而官府却先量粮后给钱，百姓有奔走等候之苦，又有钱数不足的弊病，这是第四害。这四害不除去，那么荒年歉收还没得到实际好处，而丰年却已经先受到了侵扰。所以朝廷降下度牒来收购粮食，这个用意十分广大。只怕各地州县不能约束官吏的奸弊，万一像前面所说的祸害一样，那么关系到国家根本就不轻了。"度宗咸淳元年，下诏丰储仓拨出公田米交给平籴仓，遇到米价上涨时平价出售。监察御史赵頫孙上言说："如今最紧急的事务莫过于平籴。正当粮价飞涨之时，还不知该如何应对。市井之间只见纸币而没有米粮。追究其原因，实在是富豪大户到处闭仓不卖，所以籴价越来越高而纸币的价值却在暗中贬低。陛下体念小民缺粮之苦，为此发放常平义仓的粮食，然而数量有限，怎能人人都得到救济呢？陛下应该严格督察官吏，使纸币价值不因此而贬低，物价不因此而上涨。"后来又有臣僚说到州县在交纳、量取科籴粮食中的弊端，请求下令江西、湖南转运司各自遵守法令。已经降下指挥，挑选各郡清廉能干的正佐幕职等官员前往邻郡和籴，不要让不称职的人以及权贵贪婪的人充任。同时通知各路州军的守臣和佐官，不要让运输的粮食滞留超过期限，由御史台负责查察并奏报朝廷【粜籴散敛之法，宋代的制度特别详备。和籴始于唐代，而宋代于元丰初年在河东路十三州实行。结籴始行于熙宁八年，所籴的粮食大多分散给官员；寄籴始行于元丰二年，在内地各郡权衡轻重；俵籴始行于熙宁八年，其法节省军粮运输的费用，权衡河北纳粮换取盐引的价格；均籴始行于政和元年，其法按人户田产分上中下等均摊数额，多

译者多摊少者少摊；博籴始行于熙宁七年，其法用常平仓及省仓的余粮，任凭百姓在秋收后交换；兑籴始行于熙宁九年，其法在麦子成熟的州郡及时进行交换出售；括籴始行于元符元年，其法晓谕百姓不得与官府争购，把囤积的存粮全部籴入官府。总之，宋代的籴粮之法是军饷边防储备的一大要务，熙宁、元丰以后立法愈加繁复，名目也不尽相同】。

辽圣宗统和十三年，命令郡县设置义仓。秋天丰收时，社中百姓根据自己的收获拿出粮食储存到仓中，社司登记其数目。遇到荒年歉收，就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后来东京、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多座城内，以及沿边各州都设有和籴仓，依照旧法用新粮换旧粮，允许百姓自愿借贷，并收取利息。所储存的粮食非常多，即使屡次用兵，也从未缺乏使用。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因为中京发生饥荒，减价出售粟米来赈济百姓。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制定常平仓的制度，下诏在朝廷内外推行。这个办法不久就废止了。到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请求恢复设置，敕令尚书省的大臣详细商议大定年间的旧制度。丰年就在市价基础上增加十分之二来收购，荒年歉收就在市价基础上减少十分之一来出售。命令各处官兵除三年的粮食储备之外，可以充作三个月免于籴买的储备，储备不足的等到丰年再购买。并命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管此事，郡县官吏阻挠妨碍的加以纠察，能够推行得力的加以提拔任用。大定三年，敕令说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且边远地区的百姓，怎肯跋涉远路到州府去粜籴呢？可以在各县设置粮仓，命州府县官兼任提控管勾。于是制定制度，县距州六十里以内的就到州仓，六十里之外的另外设置。郡县官吏在任期结束交接时，所籴的粮食如果没有损坏，一个月内应与继任官一同管勾交割，给予凭证。凡遇到丰收年成而收购粮食不到十分之一的，从本等官员中降职，交由提刑司核查体察，直接申报尚书省，到期斟酌加以升降。又敕令设置常平仓的地方，由州府官员负责提举，县官兼督其事，以所收购粮食的多少大致衡量升降作为标准。又敕令华州下邽县设置武定殖仓，京兆栎阳县设置粟邑镇仓，许州武阳县设置北舞渡仓，各设仓场都监一人负责管理。至于和籴、和粜的做法，皇统二年燕、西京、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地秋收，下诏有司增价和籴。此后屡次下诏推行此法。宣宗贞祐三年，皇帝听说靠近京城的郡县大多到京城籴买粮食，谷价飞涨，于是命令尚书省召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使商议控制的办法。户部及讲议所说，凡携五斗粮食出城的，可以扣留其中一半。转运使则认为应该全部禁止粮食出城。皇帝采纳了开封府的意见，认为宝券刚开始推行时，百姓很看重它，只是因为河北、陕西各路发放太多，人们于是轻视它，商人争相收购宝券到京城来买卖金银，金银价格上涨，谷价也随之上涨。如果让宝券在各路各自定制，就不能再流通到河南；河南的金银价格低，谷价自然也会随之降低。如果封闭京城不让粮食外运，那么外地也会自行守护粮食不再运到京城，谷价就会更加上涨。宣谕郡县，小民不得随意涨价，由官府制定统一标准，务必从便处理。后来上疏言事的人说，近来百姓缺粮虽然是由于调度征收繁重，也是因为兼并之家有意夺取百姓的粮食。丰收时就趁贱大量收购，百姓困窘急需时就借贷给他们并私自订立质押券，名义上不取利息，实际上要偿还几倍，饥民唯恐借不到，没有人敢计较利息高低。所以农事刚刚结束，官府的赋税还没有偿清，积蓄已经用尽了，这就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国朝立法，凡是借出财物的，月息不得超过三分，累积到本金的一倍就要停止计息。现在有的不

译到一个月利息就达到三倍，希望明确敕令有司，重新推行旧法。丰收之年，增价和籴，那么对公家有益，对私人也没有损害。于是下诏宰臣执行此事。哀宗天兴二年，蔡州加设四隅和籴官。

元朝初期在乡社设置义仓，又在路府设置常平仓。世祖至元六年，制定增籴减粜的制度，用和籴的粮食以及各河仓拨给的粮食储存起来。至元二十三年，又用铁课的收入籴买粮食充实其中。义仓也在至元六年重新制定其法。制度是，每社设置一仓，由社长主管。丰收年就交纳粟米，荒年歉收就发放救济。遇到水灾饥荒，都发放义仓的粮食赈济百姓。至于和籴、和粜之法，中统二年在开平设置和籴，任命户部郎中宋绍祖为提举和籴官。此后屡次在各路府推行此法【按：和籴之名有两种，一种是市籴粮，把盐折成草料，都要增加价钱向百姓购买，于是军队不缺粮食，战马不缺草料，百姓也不困顿，这个方法大概也算得上是好的。只是实行久了，官吏借机勒索百出，价格高低相差悬殊，名义上是和籴，实际上却是强征。市籴粮的做法，每年酌量施行。至于把盐折成草料的做法，成宗大德八年制定其条例，每年用河间的盐令有司在五月预先发给京师、郡县的百姓，到秋天收成后各自核验盐的数目来交纳草料，供给京师饲养军马之用，每二斤盐折合一束草，重十斤，每年用草八百万束，折合盐四万引】。

明太祖时，州县在东西南北设置预备仓四座，用来赈济荒年歉收，就是前代常平仓的制度。成祖永乐年间，设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并且设立北京三十七卫仓，更命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库储存粮食。设在四乡的预备仓，都迁移到城内。等到会通河修成后，才在徐州、淮安、德州、临清以及天津设立五座粮仓，用来资助漕运。英宗正统四年，大学士杨士奇上言说："尧、汤之世，也不能避免水旱灾害，但尧、汤治下的百姓，却没听说有困苦瘦弱的，这是因为有所准备的缘故。太祖专心致志养育百姓、防备荒年，曾下令天下郡县，都拿出官府的钱钞籴买粮食储存在仓中，按时机发放收敛。年代久远后逐渐滋生弊端，豪强狡猾之人从中侵吞渔利，粮食耗尽、仓库毁坏，负责监察的官员不加以举报纠正，地方官吏也漫不经心。这件事看起来虽然不紧急，但关系却十分重大。请求挑选派遣廉洁能干的京官前往督察各地有司，凡是丰收的州县，各自拿出库银平价籴买粮食储存以备荒年，据实上奏。以此作为考核郡县官员的优劣标准，负责监察的官员在巡察时都要认真考核，有欺瞒懈怠的官员，据实上奏加以惩罚。这样才能使官府有防备荒年的储备，百姓没有旱涝之忧，这是施行仁政中最切要的事情。"皇帝下诏命户部急速执行，于是制定了对侵吞盗窃行为的处罚，同时规定凡是交纳一千五百石粮食的人，敕封表彰为义民，免除他的徭役。孝宗弘治三年，规定州县方圆十里以内的应储粮一万五千石，二十里以内的两万石，卫千户所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在官员考核期满时核查储粮的多少作为优劣标准，储粮不足三分的扣发俸禄，六分以上的降职调任。当初，预备仓都设有仓官，到这时予以裁撤，改由州县官及管粮仓官负责此事。嘉靖初年，谕德顾鼎臣说："成化年间每年把存留的余粮存入预备仓，以备缓急之需。现在秋粮仅仅够兑运之用，预备仓中没有一粒米，一旦遇到灾害，就常常上奏留下其他粮食，或者劝富民借出粮谷来应付了事。请求赶紧恢复预备仓的储粮以宽裕民力。"皇帝于是命令有司设法多多储存米谷，仍旧仿照古代常平仓的办法，春天赈济贫民，秋收后归还官府，不收取利息。规定府积存一万石，州积存四五千石，县积存二三千石为标准。不久又规定十里以内积存一万五千石，逐级累加，到八百里以内积存到十九万石。此后所积存的粮食全部

译用于平价出售来救济贫民，储备逐渐减少。穆宗隆庆年间，大郡不超过六千石，小县只有一千石，时间久了数量更加减少，处罚也更加轻微。神宗万历年间，上等州郡最多只有三千石，而小县有的仅有一百石，有司相沿成为一纸空文，屡次下诏申斥督促，也只是虚报数字来欺骗蒙蔽罢了。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请求设立常平仓和社仓。世宗嘉靖八年，于是命令各地巡抚、按察使设立社仓，令百姓以二三十家为一社，选择家道殷实又有德行道义的人一人担任社首，处事公平的人担任社正，会写字算账的人一人担任社副。每逢初一、十五集会，按各户上中下三等出米四斗到一斗不等，每斗加收耗米五合。由上户主管此事，遇到荒年上户不足的可以酌量借贷，丰年再归还仓中。中下户酌量给予赈济，不必归还仓中。有司造册送呈巡抚、按察使，每年核查一次，仓中空虚就处罚社首交纳一年的米，这个办法相当好。至于和籴、和粜的制度，只有成化十八年南京发生荒年谷贵，南京户部商议减价出售仓米以救济百姓，等到秋收后再平价籴买归还仓库。

钦定续通典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十七

选举

臣等谨按：杜佑撰写《选举典》，从《周官》大司徒宾兴的制度开始记述，他在自序中认为西周选拔人才的科目，已经不如唐虞时代那样任人唯贤，三代以降，选拔举荐的方法日益增多，大概都是以科举取士，以铨选任命官职，不如后世制度那样古朴了，这是时势使然。唐代的选举大多沿袭隋朝的制度，中唐以后，法令条格间或存留，两宋直到明代，士人取得出身相对容易，设置的科目也逐渐减少，官员的铨选任命也几经变化，主管考核的官员比较文章，主管铨选的官员核查籍册，公私利益互相角逐，毁誉纷纭不一，想要制定法令来挽救弊端，贵在能因时制宜、有所变通。就拿州县察举来说，同样是察举，两汉时就治理得好，魏晋时就变乱了；就拿吏部集选来说，同样是集选，神龙年间就紊乱，开元年间就治理得好，这些都是明摆着的先例，不能一概而论。只是设官越多，那么举荐士人的门路就不能不稍微放宽，一放宽就容易泛滥，而其中真正能得官的人就越发壅塞而更加困难。孔子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啊。"广开举荐评议之门，堵塞侥幸冒充之路，后世的科举铨选，就如同上古时代的考问咨询、考核士人一样，士大夫应担忧自己不能成为三代以上那样的人才，而不必以不如三代以上以造士论官为忧。审察其言论，唯求切实。杜佑虽然不满意荐召征辟之法，但也不必认为其言全都适合今天。贤才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法典也不必拘泥于近例，得失都摆在那里，因循它或者变革它，大概也是选举制度的一面镜子吧。杜佑的《历代制》共三卷，前两卷先叙"举"后叙"选"，按照时代直接叙述，不刻意讲究行文技巧；第三卷专门叙述唐代的制度，行文因此显得交错混杂，马端临讥讽他把孝廉、秀才与铨选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分，大概就是指这一点。现在续纂采录唐代宗以后直到明代的旧事，比如德宗贞元年间，杜佑有搜集不全的地方，也一并写入本篇，其行文大致依照杜佑前两卷的体例，同时也兼采各家的议论。

第一 历代制上

第二 历代制中

第三 历代制下【附考绩】

第四 杂议论上

第五 杂议论中

第六 杂议论下

历代制上【唐 五代】

唐代宗广德元年，敕令两馆（崇文馆、弘文馆）的学生都以门荫补充入学，凡经业、楷法达到七通的可以授予出身。永泰元年，开始设置两都贡举【此前广德二年，侍郎贾至说年成正逢歉收，赴京应试的举人可在两都分别考试。到这时敕令礼部侍郎的官号都以"知贡举"为名，两地分别放榜及第。大历七年停止东都贡举，太和元年又敕令暂且恢复，国子监的举人考试仍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