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四

译重，但情理上尚有可疑之处，如果严惩恐怕会助长百姓骄纵之风，如果从宽处理又恐怕滋长官吏的残酷之气，应当将他永远流放远方，特别宽恕他一条性命，姑且用以告慰死者的亡魂，同时也可以警戒为官者不要暴虐，卢嵩应当发配到蔚州长期流放，遇到大赦也不在被放归的范围之内。"

宋太祖开宝五年，峡州上奏说：百姓范义超，在后周显德年间因私怨杀害同乡常古真一家十二口人。常古真最小的儿子留留逃脱得以幸免，到这时已经长大成人，抓住范义超到官府控告。有关官员援引大赦令认为应当赦免，皇帝说："哪有杀了一家十二口人却可以用大赦论处的道理？"立即命令斩首。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凤翔司理杨酀、许州司理张睿都因拷打平民百姓致死获罪。大理寺认定杨酀等人是"公罪"，刑部却认为应按"私罪"论处。皇帝下诏说："大理寺认为杨酀等人本非出于私心用刑，应当按公罪从宽议罪。刑部认为他们擅自动用刑讯，应当以私罪定刑。虽然两方所执意见不同，但也都算不上不妥。国家正应当重视爱惜人命，谨慎体恤刑罚，怎能忍心让无辜之人死在酷吏之手？应当依照刑部的意见，定为法令。"

张咏任崇阳县知县，有一天见一个小吏从库房出来，看见他鬓角旁的头巾下藏着一枚铜钱，追问之下，是库房里的钱。张咏命令杖打他，小吏勃然大怒说："一文钱有什么值得说的，就要杖打我吗？你能杖打我，却不能斩我！"张咏提笔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于是拿起剑走下台阶，斩了他的头，并向上级衙门申报自请处分。

后来任益州知州，有一个僧人行踪不明，有关官员抓了他来禀告张咏。张咏在案牒上批示："审问是杀人贼。"随后经过审问，果然是一个平民，与那僧人一同在野外行走时杀了僧人，取走他的度牒和衣服，于是自己剃度出家做了僧人。属下问他怎么知道的，张咏说："我看见他额头上还留有系头巾的痕迹。"

民间讹传有个白头翁下午会吃人，男女百姓惊恐喧闹，到了傍晚路上就没有行人了。张咏对属下说："你们回到县里去，只要访查市集店铺中给乡里制造祸患的人，他一定会大肆宣扬这件事，立即取证抓来。"第二天果然抓到了，就是那个散布谣言的人，把他在集市上处死，百姓这才安定下来。

李顺的党羽中有人杀了耕牛以躲避罪责逃亡藏匿，张咏允许他自首，先拘留他母亲十天他没有出来，就放了母亲，又拘留他的妻子一夜，他就来了。张咏判决说："囚禁他母亲十天，扣留他妻子一夜，(他)对家门的顾念多么疏薄，对结发妻子的情义多么深厚？以前是恶党的成员，如今又逃亡在外，允许他自首，却还在观望，就在集市上斩了他。"于是自首的人接连来到。

真宗咸平二年，(李）以工部侍郎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有姐姐与姐夫争夺家产打官司的，姐夫说岳父病重时，儿子才三岁，就让女婿主持家产，留下遗书说日后分家产时，十分之三给儿子，七分给女婿，希望能按约定办理。李咏说："你岳父是个明智的人，当时因为儿子年幼，所以把家产托付给你，不然的话儿子恐怕已经死在你手里了。"命令把十分之七给他儿子，剩下的三分给女婿，两人都流泪拜谢而去。

韩亿任洋州知州，有个富人李甲，哥哥去世后逼迫嫂子改嫁，又诬陷侄子是别姓所生，从而并吞了他的家产。嫂子告状十几年，官吏受贿一直得不到公正判决。韩亿查阅旧案卷，发现唯独没有请乳医验证过，于是暗中请乳医来验证，判决之后众人都心服口服。

张齐贤再度拜相时，有一天皇亲国戚中有因分家产不均而互相争讼的，已经入宫在皇帝面前自行申辩，先后判了十几次都不服。张齐贤请求自己来处理，皇帝答应了。他召来打官司的双方说："如果不是因为对方分得多，你怎么会分得少呢？"两人都说是这样。张齐贤命令写下认可的文书，就召来两名小吏，让他们赶紧回到各自家中，甲家搬入乙家的房舍，乙家搬入

译甲家的房舍，财产都按原来的样子安置。这样先前分家书上的争讼才停止。

仁宗至和年间，王畴任开封府判官，宦官李允良怀疑有人下毒害死自己的叔父，诉请开棺验尸。王畴独自说道："验尸如果没有实据，这就是无缘无故让死者曝尸，怎知不是李允良自己心怀奸计？"于是深入追查，果然招认了，原来是与叔父家有仇怨，所以才谎称诉讼。

梁适任审刑院详议官，梓州有个妖人依靠鬼神诅咒害死了人，案子办成时以"没有实际伤害"的理由定谳。梁适说："用刀杀人，或许还可以抗拒；而诅咒可以抗拒吗？"最终判处死罪。

张逸任益州知州，华阳的驺长（马夫头目）杀了人，诬陷路边的行人，县里的官吏受了贿赂，案子办成之后，就让杀人者去看守囚犯。张逸说："囚犯脸上有冤色，看守的人神色不正，难道是看守的人杀的人？"囚犯这才敢开口，而看守者果然招认，立即将他处死。

赵抃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有人伪造官印，官吏认为应当判死罪。赵抃说："伪造是在大赦之前，而使用是在大赦之后，大赦之前没有使用，大赦之后没有伪造，依法都不应判死罪。"于是按疑案处理，最终得以免死。

神宗元丰年间，青州百姓王赟的父亲被人殴打致死，王赟当时年幼不能报仇，等到成年后刺杀仇人，割下他的头颅，祭奠父亲坟墓，然后自首认罪应判斩刑。皇帝认为他杀仇人祭父，又自首认罪，情有可原，下诏免其死罪，刺配到邻州（宋朝律法对复仇没有明文规定，此前仁宗时，单州百姓刘玉的父亲被王德殴打致死，王德遇到大赦，刘玉私自杀了王德为父报仇，皇帝认为他的行为合乎义理，判处杖刑并编入军籍管束）。

宣州百姓叶元有一个同居的哥哥与他妻子通奸，(叶元)将妻子勒死，又杀了哥哥的儿子，强迫他父亲与嫂子订立契约不许告状。邻里揭发此事，州府为此向上请示。皇帝说："罪人已经死了，通奸淫乱之事，只是从叶元口中说出，不足以定罪。平民百姓无知，本应加以怜悯。然而因为对妻子的爱恋，既杀了他父亲，又杀了他哥哥，残害了他侄子，违背伦理败坏纲常，应当以殴打兄长致死论罪。"

程颢任鄠县主簿，有个百姓借了他哥哥的房屋居住，在地下挖到了藏钱。哥哥的儿子诉说："这是我父亲所藏的。"县令难以判定证据。程颢说："这很容易辨别。"问哥哥的儿子说："你父亲所藏的钱，藏了多少年了？"回答说："四十年了。"又问那位借房居住的叔叔，"借房子住了多少时间了？"回答说："二十年了。"程颢立即派差役取来一万文钱查看，对借房子的人说："如今官府所铸造的钱，不过五六年就流通到天下各处，这些钱都是你还没借房居住时就已铸造的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人不敢再争辩。

光宗绍熙初年，陆九渊任荆门知军，有百姓控诉别人杀了自己的儿子，陆九渊说："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等到追查他的儿子，果然安然无恙。又有百姓控诉东西被偷但不知道是谁偷的，陆九渊说出两个人的姓名，派人把他们抓来，一审问就认罪了，全部找回了被偷的东西，归还给告状的人，并且宽恕了他们的罪行，让他们改过自新。因此告诉属吏说某处某人是个恶徒，第二天就有人控诉遇到抢劫，正是那个人，于是加以追查治罪。属吏大为惊讶。

宁宗年间，黄榦任安丰军通判，淮西帅司让黄榦审理和州的一桩案子，此案本来因为疑点未决，黄榦释去囚犯的枷锁镣铐，给他吃喝，委婉细致地询问，仍然没有查出结果。一天夜里梦见井中有人，第二天叫来囚犯诘问说："你杀了人把尸体投入井中，我全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欺骗我？"囚犯于是惊慌服罪，果然在一口废井中找到了尸体。

辽景宗保宁三年，吴王稍被家奴告发，有关官员请求审理，皇帝说："朕知道这是诬告，如果加以审问，恐怕其余的人会效仿。"命令将告发者斩首示众。

圣宗统和年间，有个叫达巴噶的人，盗窃蓟州王令谦家的财物，又亲手用刀伤害了主人，主人幸而未死，有关官员只拟判处杖刑。又有讷黙库犯盗窃罪十三次，都因情节不可宽恕，命令弃市处死

译。近侍瑠格谔斯库曾经跟随齐王的妻子逃走，趁着大赦之后千秋节自首，皇帝下诏让各位近侍随从聚集观看，将他腰斩处死。由此国内没有心存侥幸的百姓，官吏大多恪尽职守，人人敬畏法律。

金太宗时期，赵元同任蓟州知事，有个被杀害的人横陈道路上，官吏围观，不知道该怎么办，路过的人和耕田的农夫聚集观看的很多。赵元忽然指着从田中放下农具走过来的人说："这个人就是凶手。"喝令左右将他捆绑，一审讯就招认了。同僚下属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赵元说："偶然从他的眉眼间察觉到的罢了。"

熙宗天眷年间，洪洞县令刘徽柔，聪明机敏善于断案。县里有个叫某某远的人到县衙递状子，说夜里下雨房屋倒塌压死了他的侄子，哭诉得十分悲切。刘徽柔仔细端详后笑着说："你是贪图侄子的财产而杀了他，却诬赖是雨造成的吗？"喝令把他押送入狱，那人立即认罪说："大人真是明察秋毫啊！"不敢拖延受死，于是被依法处置。

世宗大定初年，彰国军节度使大怀贞，曾经在私人祭日请僧人吃斋饭，其中一个僧人举止异常。大怀贞问："你是哪里人？"回答说："山西人。"又问："曾经做过强盗杀过人吗？"回答说："没有。"三天后追查一件盗案，果然牵连出这个僧人，众人都佩服他判断精明。

大定二年，率宾地区的军士珠勒呼等人诬告完颜黙音的儿子色克寄信给他父亲图谋造反，并把信呈了上去。皇帝看后说："这是诬告。"停止审讯被告，只审问告发的人，果然招供了，于是诛杀了他。

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上奏，益都百姓范德，年七十六岁，被刘祐殴打致死，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因为(刘祐)双亲年老无人侍奉，请求(宽宥)。皇帝说："范德与刘祐的父母年纪相仿，就应当把他当作父母对待，竟然殴打致死，难以从轻处理，应当依法论处。"

元太宗三年，燕南诸路防访使博啰哈雅担任审案官，有个百姓误伤致人死命，官吏依重法论处，那百姓的儿子号哭请求代父受死，博啰哈雅告诫官吏让人在市集上假装要抓他，如果他害怕就杀了他，抓来后他果然不害怕，博啰哈雅便说："误伤致人死命，情有可原，儿子又能如此孝义，没有理由诛杀，"于是把父子二人一并释放，让他拿出银两用来资助安葬死者，并且叫来死者家属晓谕此事，死者家属也高兴地听从了。

世祖至元十四年，

译张雄飞担任荆湖北道宣慰使时，有人告发常德的十几家富民与德山寺的僧人将要作乱，众人商议要出兵讨伐他们，张雄飞说："告发的人一定与他们有仇怨，况且刚归附的百姓，应当用安静的方式镇抚他们，不能轻易用兵，如果出了别的问题，我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停止了出兵，慢慢查访此事，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

二十二年，抄没河东按察使阿哈玛特的家产，他的奴仆张繖扎尔等人罪该处死，谎称阿哈玛特家中有很多财产隐匿寄存在别处，于是官府追查审问、抓捕拘禁相关人等，牵连了许多无辜的人，京城为之骚动，皇帝对此颇为怀疑，命令丞相安图召集六部的正副长官询问此事，吏部尚书布呼密说："这些奴仆是阿哈玛特的心腹爪牙，处死都不足以抵罪，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想借此苟延时日，侥幸求得不死罢了，怎么可以再受他们的欺骗，嫁祸给善良无辜的人呢？赶紧诛杀这些人，那么怨言诽谤自然就会平息。"丞相把他的话上奏皇帝，皇帝醒悟，命令布呼密审讯此案，全部查清了实情，张繖扎尔等人伏法被诛，那些被抓捕拘禁的人全都获释。

成宗大德年间，有宗王兄弟二人镇守边疆，哥哥暗中怀有异心，弟弟劝谏不听，就骑马奔驰离去，哥哥派奴仆带着弓箭追赶他，弟弟射箭杀死了那个奴仆，哥哥告状将弟弟囚禁起来，案子判定应处死刑，刑部尚书王约审录囚犯时说："哥哥的奴仆也就是弟弟的奴仆，况且杀他是有缘故的。"当即释放了他。

京城百姓王氏在江南做官时去世，留下一个遗腹子，他的女儿抚养这个孩子，孩子十六岁时却状告他姐姐隐匿了若干财产，官府对姐姐追责很急，王约查看案卷说："没有父亲的孩子，姐姐把他抚养成人，而且没有让王氏断绝香火，姐姐的恩情很大，如果她真贪图那些财产，难道会抚养他到今天吗？"于是改变了先前的判决，驳回了他的诉讼。

又有百姓柴氏起初没有儿子，收养张氏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后来自己生了儿子，张氏之子便出家为僧，柴氏亲生的儿子后来又死了，那僧人便来争讼家产，皇帝下诏让王约审理此案，王约诘问他说："你出家之后已经分得并承继了你师父的衣钵，又凭什么要得到柴氏的家业呢？"僧人无法回答，于是家产就归还给了柴氏应当承继家业的人。

仁宗时，虞槃担任湘乡州判官，有个巫师胡乱说神灵降临，告诉人们说："某个方向要失火，果然就失火了。"又说："明天某个方向要失火。"百姓因失火来告知的，虞槃日夜赶去救火，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县里的长官以下的官吏都到巫师家中迎接他，用厚礼对待他。那巫师又说："将要发大水，而且有兵祸要到本州，大户人家姑且全家逃走吧。"虞槃抓获了一名纵火的士卒，审讯他，全部查出了巫师及其党羽所做的事情。虞槃坐在捕盗司召巫师前来，审讯他，却没有人敢对他动用鞭刑棍棒。虞槃对士卒们说："这件事将要酿成大乱，哪里有什么神灵呢？"赶紧严办此事，全部查获同党数十人，这些人内外勾结、罗织串联，果然是将要谋反作乱，于是判处巫师及其同党死罪，全都依法处置。

丹徒县有百姓，两个弟弟合伙杀死了他们的姐姐，案子拖了很久没有判决。浙西防访使让乌程县令干文传审理此案，查清案情之后，两人的母亲请求宽免两个儿子的性命以便让自己终老有靠。干文传认为两人所应承担的罪责有轻有重，应当按主犯从犯来定罪，那么为首的人应当处死。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明太祖洪武元年，有百姓的父亲被人诬告逮捕，他的儿子到刑部去申诉，主管官员按越诉之罪判他有罪，皇帝说："儿子为父亲申诉冤枉，出于至情至性，不能治罪【有儿子犯法而父亲行贿求免的情况，诏书晓谕也是类似的道理，详细记载在谳篇】"洪武五年，杨卓担任广东行省员外郎，有个农家妇女独自在山中行走，遇到伐木的士卒，想要奸污她，妇女不从，被杀害，官府拷问同队服役的士卒二十人，都招认了，杨卓说："士卒人数众多，必定有善恶之别，怎能全部都定罪呢？"把二十人排列在庭下，仔细察看了很久，指着两人说："杀人的是你们。"两名士卒大惊，伏罪认罪。洪武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上奏："百姓殴打孕妇致死，依法应当处以绞刑，其子请求代父受死。"大理寺卿邹俊议论说："儿子代父而死，情理上可以怜悯，但是死去的妇人牵涉两条人命，犯人应当承受两条死罪，与其保留犯法之人，哪如保全无辜的儿子？"皇帝下诏依从邹俊的意见。当时有人告发谋反，勘问后查实不实，刑部说应当治告发者的罪，皇帝就此事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回答说："元朝时对这种情况，罪止杖刑一百，是为了开辟今后告发的道路。"皇帝说："奸邪之徒不受惩处，善良之人被诬告的就多了，从今以后告发谋反不实的人要治罪。"

成祖时，叶宗人担任钱塘县令，曾经在处理公务时，有条蛇爬上台阶，好像有所申诉，叶宗人说："你有冤情吗？我为你处理。"蛇随即离去，他派差役跟踪它，进入一家饼铺，在炉灶下挖掘，发现一具僵尸，原来是店主杀人后埋在此处，于是店主伏法。

宣宗朝，顾佐担任右都御史，御史台纲纪肃然，有人告发他不处理冤案申诉，皇帝说："这一定是重犯教唆的。"命令司法部门审讯，果然是千户臧清杀害了三名无罪之人，罪当处死，指使人诬告顾佐，皇帝说："不诛杀臧清，那么顾佐的执法就无法推行。"于是将臧清在市中处以磔刑。

宪宗成化年间，华亭县有个百姓的母亲改嫁，生了一个儿子，母亲死后，两个儿子争着安葬，请官府裁决，某知县判决说："生前改嫁，终究没有留恋前子之心；死后归葬祖坟，难以面对先夫，命令后夫所生之子收葬。"

穆宗隆庆年间，张淳担任永康县令，有个大盗卢十八抢掠国库钱财十几年未被捕获，御史将此事交给张淳办理，张淳限定三个月内必定捉到盗贼并如约汇报，御史每月下达数十道公文催促，等到公文接连下达，张淳假装笑着说："盗贼逃匿已久，从哪里去捕捉？"就把这事搁置不办。有个衙役的妻子与卢十八私通，这个衙役常常做卢十八的耳目，听到张淳的话就告诉了卢十八，卢十八心中安定下来。张淳于是命另一个差役诈称告发这个衙役拖欠钱财，把衙役关进牢狱，暗中召见衙役，以私通盗贼当处死罪相责问，又教他请求用妻子代替自己入狱抵押就行了，让他拿出家产赔偿。卢十八听说后，急忙前去探望妻子，因此喝醉了被擒获，等到报告御史，才过去两个月而已。过了很久，张淳因治理政绩第一而被召赴京，将要离开永康。刚上车，回头对下属说："某盗贼已经来了，离此地几里，可以为我把他绑来。"按他所说的踪迹去追捕，盗贼正在河边洗脚。捉拿到案后，盗贼服罪认罪。永康人对此事感到惊异，以为有神明相助。张淳告诉他们说："这个盗贼捕捉得急就逃跑，如今听说我要离开才回来罢了。"用道理来推断，哪里有什么神明呢？

神宗时，右副都御史王世贞巡抚治理郧阳，有个奸僧假称是乐平王的次子，捧着高皇帝御容和金牒，在天下巡游。王世贞说："宗室藩王不得出城，而这人如此张扬招摇，必定是假的。"将他捉拿审讯，果然服罪。

考讯附【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唐代宗大历四年下诏说：听闻近

译来州县官吏大多恣意使用粗大的刑杖，不依照法令规定，导致囚犯因此毙命，实在令人深感哀伤。已多次给予处分，但仍听闻违犯之事不断。今后如非确凿的重大蠹害之人，不得随意施加不合常理的刑罚。命有关部门严加纠察并上报【德宗贞元六年南郊祭祀、顺宗即位的诏令，以及宪宗元和二年、穆宗长庆四年的诏书内容都相同。按《古文渊鉴》记载这份诏书曾两次颁布，一次是宝应元年，一次是大历四年。《册府元龟》记载为大历四年大赦时颁布，与《常衮集》记载相同。考察肃宗在位仅七年，如今按诏文所说"朕承担三灵之重托，居于群臣之上，日夜戒惧，不敢懈怠荒废。对内询访卿士，对外咨询方岳大臣，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其他，至今已经八年了。"代宗于宝应元年即位，历经广德二年、永泰一年，加上大历四年，正符合八年之数，应当以后一说为准】

德宗建中三年下敕令：各类被贬黜流放之人以及被降职的官员如果身死，都允许亲属收敛安葬。但因制造蛊毒而被迁移乡籍之人，不在此列。

宪宗元和四年下诏：从今以后在京各司应当处决死囚的，如果没有奉到正式敕令，一律不得执行处决。如果案情凶险严重，必须迅速处决，且已有特别敕令处分的，应当再进行一次复奏。又下敕令：刑部大理寺判决案件的囚犯，如果拖延过久，会助长奸邪侥幸之心。今后大理寺检核审断不得超过二十天，刑部复核不得超过十天。如果刑部复核有异议，大理寺重新勘察不得超过十五天，尚书省复核审查不得超过七天。如果需要行文到外地州府调查案情，或者在京城内进行本案勘查，当天就要上报。行文送达后计算天数，被查询的机构回报不得超过五天。仍命刑部详细列明发出的公文和回报公文的月日，将公文报送尚书省和分察使，各自按照敕令规定的条文进行督察检举访查。

穆宗长庆元年，因御史中丞牛僧孺进言，制定断案期限：大案大理寺限三十五天详细审断完毕上报刑部，限三十天上奏。中等案件各减五天，小案件各减十天。一案所牵涉的犯人在十人以上、所判定的罪状二十件以上的算作大案；所牵涉犯人在六人以上、所判罪状十件以上的算作中案；所牵涉犯人五人以下、所判罪状十件以下的算作小案。如果所抵的罪状与所结的刑名相同，即使涉及人数很多，也按照一人的先例处理。违反规定的处以不同程度的罪责。

敬宗即位时下诏：各州府县官吏应当施行鞭打刑罚，如果本罪不至于死，却假借案情严重致人死亡的，应当责成御史台以及吏部郎官、御史等切实加以察访，详细列明事情原委上奏。

文宗太和四年，下诏从今以后有特别处决囚犯，而没有让其进行复奏的，有关部门也必须依照旧例进行复奏。太和八年，敕令天下州府凡犯轻罪之人，除了情节严重、依法难以宽宥的以外，其余因过失犯罪以及平常公事违法的，一律按照贞观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制令处分，不得鞭打脊背【太宗的制令详见杜佑原书】开成四年，敕令御史台、京兆府处决囚犯，派遣御史监督处决，临时提审囚徒，如果不喊冤，才允许执行处决。河南府也依照此例。各州凡有死囚，仍委派长官派官监督处决。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敕令现关押的囚徒，依据罪行轻重，限十天之内判决遣送并上报。同光三年，大理寺上奏判处死刑，请求不必等到秋分。诏书说："刑罚在秋分执行，虽然关系到恻隐之心，但罪犯若彼此牵连，反而担心案情拖延。如果十人当中，只有一人应当处死，怎能以从轻的方式附加重罪、把人长期禁锢呢？想到应当哀怜宽恕，又难以完全废弃秋分处决之制。此后各司所关押的囚犯，无论罪行轻重，各自委托本司依据罪状详加审断，分别处置执行【详见刑制篇】"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上奏："凡是判决极刑，应当经过三次复奏，近年来完全不遵守这个规定，有的蒙受赦

译免宽宥，人已经被处决了。请求敕令京城内犯极刑的，令在判决之前、判决当天各复奏一次。有防御叛逆、违犯军令的，也允许临时复奏一次。"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

晋少帝开运三年，左拾遗窦俨上奏："近来外地大多滥用酷刑，不遵守既定的法令。有的用长钉贯穿刺入人的手足，有的用短刀割碎人的肌肤。以至于多个朝代下来半生半死的人不少，冤屈之声上达天听，损伤了天地和气。请求严加禁止。"奉敕答复，应当依照所请。

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强盗持械行凶，只要没有伤人的，只按赃物数额论罪；捕获盗贼如证状没有查验明白，不得先行拷打审讯。凡应当讯问的，先要将案情呈报长官，得到批准才能审讯。有司擅自拷打囚犯的，以私罪论处。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下诏：从今以后关押的囚犯，如果证据确凿而拒不认罪的，应当讯问拷打的，要集合官员共同审讯，不能让胥吏擅自拷打决断。又重新建立三种期限的制度：大案四十天，中案二十天，小案十天。不需要另行逮捕而容易判决的案件，不得超过三天。需要等待证人到齐而延误的，要上奏说明。超过期限的，按官府文书延误程限的律条论处。又限定大理寺勘察判决天下案卷：大案二十五天，中案小案参照各州县的规定。审刑院详细复核：大案小案比照大理寺规定各减十天，小案再减五天【仁宗天圣年间制定制度：凡是呈报的完整案卷，大理寺详细审断：大案期限三十天，中案小案依照淳化年间的制度。如果没等到期满就判决完毕的，叫做急案。凡是集体审断急案，参与议案的法官都要开列姓名，如有过失就要追究责任。哲宗时刑部大理寺制定规定：凡是判案，每二十缗以上的算作大案，十缗以上的算作中案，不到十缗的算作小案。大案以十二天、中案九天、小案四天为期限。如果在京城以及八路，大案十天，中案五天，小案三天。台察和刑部举劾约束办案情状的，都以十天为限。三省枢密院再次移送的，各减一半。有特殊原因需要延展的，不得超过五天。凡是公案的期限：大案以三十五天，中案二十五天，小案十天。在京城和八路：大案三十天，中案减半，小案为三分之一。台察和刑部一律以三十天为限，每十天用七天判决，用三天商议。徽宗政和四年制定聚集审问审录的期限：死囚五天，流罪三天，杖笞罪一天。孝宗淳熙年间下诏：徒罪以上的罪犯关押满三个月的，提刑司要分类上报刑部，登记造册限定日期加以督促。此后又下诏：中书省设立关押案卷奏报取阅登记，由大臣稽查核阅以督察刑部大理寺办案的延误。理宗端平元年下诏：各道上报的狱案，凡是尚未审理和已经判决尚未下达执行的，都要在都司、刑部、大理寺各委派官员限期督促考核，其中需要移送其他地方的，严格设立期限，每月上报御史台。】按宋代用刑宽厚，而且从哲宗以前，严格设立期限，责令核查案件积压情况，也颇能体现明察慎重、不使案件拖延的用意。南渡以后，法度松弛，甚至出现十几年不判决的案子，虽然屡次下诏督促，但有司抗拒懈怠，不加执行，也渐渐失去了祖宗的本意了】

至道三年，命令各州判决死刑，如有囚犯喊冤不服或者亲属申诉冤情的，要详细报告长官，再移交司法机关重新审理。

真宗景德四年，销毁各道官府非法用来审讯囚犯的刑具。

徽宗政和七年，下诏制定规定：有品级的官员犯罪，经过三次审问不认罪的，才能上奏请求追捕拘押；如果情节严重危害而抗拒隐瞒的，才允许用枷具审讯。如今有司废弃法度不加体察，对待品官与常人一样刑讯，无所轻重，将会使人产生轻视爵禄的心理，应当申明法令条文如旧。又下诏：宗室犯罪，有司照例上奏请示，如果不到三次审问未招认，就加以拷问，脱去衣服受杖刑，损伤肌肤，伤及身体，这不是厚待皇族亲属的做法。从今以后有犯罪的，

译除了情节严重危害另外处分外，其余的只以众人的证词作为判定依据，仍要取得服罪的供辞，不得随意加以拷打。如果罪行到徒刑以上，才允许依照条例进行审讯。凡应当在朝廷上审讯的，都要送交大宗正司。重和元年，河北西路提点刑狱虞奕说：州县暴虐的官吏，动辄借用刑杖当作溜筒，用铁钳夹住脖颈，用竹筒装填沙子贯穿人体，行事惨酷不合常理。下诏一律禁止，违犯的按违反制度论处。

高宗建炎年间，大理寺卿王衣上奏请求区分服罪和辩解两件事。此前有司的过失罪责，交付大理寺审核，一定要经过三次审问取得服罪供状，被审核的人畏惧对质，没有人敢辩解。王衣说：服罪与辩解是两件事。如果一概要取得服罪供状，就是用威势逼迫，不让人自己辩白，这不合乎立法的本意。请求允许经过三次审问仍未招认的人进行辩解，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着令规定：各处的刑具由当值官员依照规格检查校对。枷具用干木制作，轻重长短要在上面刻明标识。笞杖不得留有节疤，也不得钉上装饰或添加筋胶之类。仍要使用官府发放的火印。州县监狱不得随意制作非法的刑具，违犯的依法论处。

绍兴十二年，御史台查检钱塘、仁和两县的刑具：钱塘县的大杖，超重五钱半；仁和县的枷具，超重一斤一两半【枷杖轻重的规定标准，详见刑制篇】下诏将两县县官各降一级官职。

孝宗时，大臣上言：杖笞的制度，轻重大小，法令都有明确规定。凡是审讯囚犯应当使用荆条，一次不得超过三十下，总共不得超过二百下，这是立法的本意。如今州县不用荆条，而用藤条，或者用两根荆条合成一根鞭子，鞭打大腿脚部竟然多达三五百下，刑罚冤枉滥用，希望警戒有司严格申明施行。凡是地方长官以及主管刑狱的官员，都要依法使用刑杖【详见刑制篇】又上言：百姓的性命没有比死刑更重的了，聚集审录的法官官吏应当聚集在一堂，依照文书宣读，不得隐瞒，让囚犯自己陈述重要情节以核对案情。按照法令的本意，不应止于只是读一遍成案而已。应当仔细核对"自己陈述重要情节以核对案情"的规定。如今狱吏害怕平反冤案，摘取纸片急速诵读，读得支离破碎，含混不清，故意读成难以听懂的音调，草草了事就完事了。呼喊囚犯签字画押，囚犯茫然被带走，指定日子听候行刑，实在是太轻视人命了。请求敕令内外各处在聚集审录的时候，委派长官详细检验【详见刑制篇】又上言："依照法律，审案的人都必须依照所告发的罪状进行审理。如果在原状之外另外追求其他罪行的，以故意入人于罪论处。"近来朝廷内外的案件，常常在原状之外追求牵连罗织，请求申明禁止。皇帝都依从了这些意见。当时，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两处的州军畏惧朝廷刑法机关查检移送审讯之苦，很多重犯瘐死狱中。下诏提点刑狱司详细复核公事，如果案情细节不完备，不必追究逮捕。狱吏责成本州查究实情予以保明，遇到有死者，必定要追究导致其死亡的原因。

理宗淳祐十一年，下诏告诫两淮都统司统兵将领，不许随意使用脊杖，以免伤害人命。景定四年，下诏刑部通令各路刑法机关所辖的州县，不许惨酷用刑，并且销毁除去非法的刑具，违犯的从重处罚。

辽国的制度中拷讯的刑具，有粗杖、细杖以及鞭刑烙刑之法。粗杖的数量为二十，细杖的数量为三，一直到三十至六十。鞭烙的数目，凡是烙三十下的要鞭三百下，烙五十下的要鞭五百下。凡被告在各种事情上应当认罪却不认罪的，用这种方法审讯。圣宗统和十二年，改变死囚尸体陈列示众三天的期限，只需陈列一夜就允许收殓埋葬。当时耶律隆运担任北府宰相，上奏说各审案官吏大多因为受人请托，曲意宽宥罪犯，有的因此纵容拷打小妾，请求加以禁止。皇帝依从了。

金国旧制，杖罪最重可打一百下，则臀部和背部分别承受。海陵王时因为脊背靠近心

译腹要害，加以禁止，即使是主人处置奴婢，也以违反制度论处【大定九年恢复旧制，不久又废除】世宗大定十七年，对宰相说："近来听说大理寺判案，即使没有疑点的案子，也要经过一个月，这是为什么？"参知政事伊喇道说："依照法令，判决死囚不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罪三天。"皇帝说："法令有明确期限，却随意违反，这是官吏懈怠拖沓。"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再拖延滞留。章宗承安四年，铸造铜杖的规格样式，颁行天下。泰和元年，又因尚书省上奏杖具规格太轻太细，下诏酌情使用大杖【详见刑制篇】皇帝又担心枷具和杖具大多不合法度，平章政事守贞说："枷杖的尺寸有制度规定，提刑官两个月巡察一次，一定不敢违法。"当初命令各处死囚以及被除名罪犯所在地，凡是委派的官员距离二百里以外的，以及所犯为徒刑以下、牵涉逮捕二十人以上的，一律命令就地审理判决。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说："自从这个制度施行以来，像上京这样最近的地方，往返也不少于两三千里，如果是北京留守司，那就动辄经过数月，更加导致案件拖延滞留，不方便。"下诏又恢复旧的命令，委派官员追捕带回审理。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禁止南宋鞭打脊背、黥面等非法滥刑。至元二十八年，颁行新的法典规定：凡是蒙古人做官犯法，判定罪行之后，一定要选派蒙古官员审断，刑杖的使用也依照这个规定。凡是四怯薛以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人犯奸盗诈伪等罪，由大宗正府审理。凡是有司的案件牵涉蒙古军人的，要与管军官约定共同审理。凡是管军官、鄂啰官以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等各投下管领的各色人等，如果犯有强盗窃盗、伪造宝钞、拐卖人口、掘坟放火、通奸以及各种死罪的，一律由有司审理。至于打架诉讼、婚姻田产、良贱、钱债财产、宗族继承以及赋税科差不公、自相告发的，由本管机构审理。如果案件牵涉平民百姓的，由有司约定共同审理，并由有司负责追捕逮捕。约定三次不到场的，有司便可自行判决。凡是州县邻境的军民相关词讼，由原告所在地的官府审理判决，不在约定共审的范围内。判决不合理的，允许上诉到上级司法机关。有罪要追究原来判案的官吏。凡是僧道儒生之间的争讼，有司不予过问，只由三家所属机构共同审理。凡是哈达大师，只让他掌管宗教念经事务。回回人凡有关刑名、户籍、钱粮、词讼的事务，一律由有司审理。凡是僧人犯有奸盗诈伪、致人死伤以及各种重罪的，由有司审理。他们内部自相争讼的，由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审理。如果僧人与俗人争讼田产，与有司约定共同审理。约定不到场的，有司便可自行审理。凡是有司非法用刑的，严加禁止。已经杀死的人，如果割碎其肉后离去的，加以禁止，违者加重治罪。凡是审案不能正其心、和其气、以诚感化、以情打动、以理推究，动辄施加大披挂以及王侍郎绳索等法外惨酷刑罚的，一律禁止。凡是审问罪囚，除了朝廷委派审理的重大案件外，不得在深夜审问，由防访司加以查察。凡是判处重犯，即使是叛逆之罪，也一定要让御史台审录，然后才能在市曹处斩。凡是内外的囚禁人犯，由各路正官以及监察御史、防访司按时审录。轻罪的予以遣返，重罪的予以结案。有冤屈滞留的案件，就要纠正查察。凡是正的蒙古人，除犯死罪要依常法监禁外，有司不得拷打，仍要每天供给饮食。犯真正的奸盗之罪的，解去束带佩囊，与其他人分开关押，轻重罪按理对质，有司不得随意拘禁。逃跑的，予以监禁。凡是审囚官刚愎自用、随意将蒙古人刺字的，杖打七十七下，除名，已经刺字的，要去除掉。凡是盗贼一律由有司审理，各投下擅自判决处置的，要治罪。凡是奏报处决天下囚犯，遇到皇上发怒时，不要立即奏报。皇上想要诛杀某人时，必须迟延一两天

译才能再次奏报。凡是有司因公务依理判罚，偶然导致犯人身死的，不予治罪。凡是官员因小事而乘怒未取供词就判决处置人犯，偶然致死，又诱使苦主焚烧掩埋尸体的，笞打五十七下，解除官职，另行记过降级。凡是审案时因私怨暴怒脱去衣服鞭打脊背的，予以禁止。凡是审问囚犯重案，需要加以拷讯的，要由长官和佐官共同商议立案，然后才能施行，违者加重治罪。凡是有司接受被盗案报案，随意将有嫌疑的人非法枉加勘问，致人身死后却又抓获真正盗贼的，主审官笞打五十七下，解职，一年后降原职一等叙用。首领官及承办的书吏各笞打五十七下，罢职不再叙用。都要征收烧埋银给苦主。凡是有司接受贿赂故意放纵真正的盗贼，诬陷执法治罪无辜之人，非法拷讯，牵连逮捕妻子儿女，含冤入狱，案情尚未查明，人已经身死的，正官杖打一百下，除名，佐官杖打八十七下，降二等，任杂职叙用，仍要征收烧埋银。凡是监临官挟私怨违法枉判所监临的职官的，抵罪不再叙用。凡是有司故意加重人罪，尚未判决而囚犯自己死亡的，按所加重的罪减一等论处。加重成全罪的，按全罪论处。如果尚未判决而释放的，仍按减等论处。凡是故意开脱人罪应当全部科罪的，也按照这个办法处理。凡是失误加重人罪的，减三等；失误减轻人罪的，减五等；尚未判决而释放的，再减一等，都要记过。凡是失误减轻人死罪的，笞打五十七下，解职，一年后降原品一等叙用，记过。真正的罪犯要追捕监禁结案。盗贼条例记载：凡杖罪以下的，府州追查勘问明白后，就可以判决处置。徒罪，由总管府判决发配，仍要申报所属上司查验。流罪以上的，必须行文防访司官员审核复查，没有冤情才能结案，依例等待批复。如果其中同伙有的还未抓获、追捕尚不完备的，如果复审已经确定，赃证明白，理无可疑的，也允许依照上述办法结案。

明朝制度，法官审理囚犯都有既定法规。提审人犯办理案件，必须携带精确详明的批文。京城以外五品以上的官员如有犯罪，必须奏报请示，不得擅自提审。罪行属于八议范围的，要密封奏闻皇上。军官犯罪，由都督府请示。各司事务牵涉军官以及呈告军官不法行为的，都要秘密以实情密封上奏，不得擅自提审。民间诉讼案件，如果不经通政司转达到刑部，刑部不得受理。凡内外审理刑案的官员，只有死罪以及盗窃重犯才能使用拷讯，其余只用鞭笞常规刑罚。凶残的官吏动辄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以及一封书、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刑具，或者灌鼻、钉指、使用一寸粗且不去除竹节的竹片，或者鞭打脊背、脚踝，造成损伤以上后果的，都要奏请治罪，罪至充军。凡处决囚犯，每年朝审完毕后，司法机关将死罪犯人请示，经刑科三次复奏才能批准执行。在外地的要奏请判决单，在冬至前进行审录判决。京城每年处决囚犯之后，将各囚犯的罪状图画张贴在锦衣卫外墙，让人观看反省。停止行刑的月份，是从立春以后到春分以前。停止行刑的日子，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天。

太祖洪武三年，命令臣民有罪应当判死刑的，要经过三次复核五次上奏，不得随意行刑。审断罪囚，自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由刑部命令主事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等官员，到二十九年时，改派锦衣卫官员。此后只由主事会同御史将笞杖罪犯在审断处决完毕、附卷奏报后，第二天再回复命令。

成祖永乐元年制定规定，各省死囚在一百人以上的，派遣御史审理判决。永乐十七年命令外地各司的死罪案件，都要送到京师审录，经三次复奏然后才能执行。

英宗正统元年令重犯经三次复奏完毕，仍要请求驾帖交付锦衣卫，由监刑官带领校尉到司法机关提取囚犯赴刑场。又规定临刑时有喊冤的囚犯，可以直接

译敲登闻鼓，由给事中记录冤状密封上奏，仍要批文让校尉骑马飞驰赴刑场暂停行刑。礼部尚书胡濙等议论评事尹弼所说的话，认为刑部都察院在审理案件时大多不详细审问，只是逼迫囚犯依照原有供词认罪，请求革除这种做法，那么被冤枉的人才能充分申诉实情。皇帝认为这个意见对，因此告谕司法机关，如果囚犯不服辩解，胆敢压制强求依从原供的必定治罪不予赦免。正统六年评事马豫上言，臣奉旨审理刑案，私下看到各地捕获的强盗大多是因为仇人指认攀扯，被拷打成案。没有等到详细上报，死伤的人已经很多了，今后应当不听信随意指控，如果确实有赃物证据，由御史按察司审核，才允许判决。如果没有经过审录，就有伤亡的，不得依照惯例升迁奖赏。

宪宗成化十一年制定规定：凡是盗贼赃物证据尚未查实，人命死伤尚未经过勘验，而随意用重刑致使囚犯死于狱中的，要审查是否有故意或过失，无论军民职官一概按照酷刑先例治罪革为平民。这一年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拖延案件的官员，佥事尚敬、刘源因此进言，凡是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不判决诉讼案件的，超过半年以上都应当奏请追问。皇帝下诏将所奏内容通行天下。当时六品以下官员有罪，巡按御史动辄命令府官提审，陕西巡抚项忠说这不合祖制，很违背法律本意，奏请今后应当上报朝廷，命令由御史、按察司提审为宜，交部议论后依从了这个意见。

孝宗弘治三年申明规定，凡是律法规定不必等到秋后处决的重犯，审问明白，曾经大理寺详细核准奏请、蒙皇上批准处决的，各该部院和科道即刻复奏请示派官处决，不必等到监禁到秋后。弘治十三年制定每年派官审录重犯的规定，都以霜降后到限期复命。弘治十八年南京刑部上奏，不必等到秋后处决的犯人有三人，大理寺已经审核准许下达司法机关议论，认为在京重犯中间有不必等到秋后处决的，审核准许奏请到刑科三次复奏，或者遇到恩赦仍监禁候审，南京没有复奏的先例，请求等到秋后审理完毕一并上奏定夺，如果有重大罪恶难以按常例处理的，另行具奏处决，定为法令，皇帝准许。旧例狱囚已经审录应当判决的，限三天；应当起解发配的，限十天；超过期限按天数计算施以笞刑，因拖延导致死亡的治以徒罪。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琅上言，近来狱吏苛刻严酷，无论罪行轻重动辄加以关押，案件无论新旧动辄拖延经年，奸猾的官吏和凶悍的狱卒常常借关押案件谋取私利，请求申明旧有法律，皇帝嘉许采纳了他的意见【详见杂议篇】嘉靖七年制定议论，重犯有冤家在临刑前一天击登闻鼓申诉的，第二天中午之前要下达处理，过了中午再执行死刑，不必复奏。神宗时刑部尚书孙丕扬上言，审断相验案件，命令御史在每旬三、六、九日依照惯例共同审理，其余日子只由大理寺官员审理，以加快审断徒流以上的案件，由刑部大理寺详细审理，笞杖等轻罪由堂上官处理【详见杂议篇】皇帝命令依照所议施行。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五

刑

守正【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肃宗至德二年，将军王去荣因私怨杀害本县县令，应当处死。皇帝因为他善于使用炮石，敕令免除死罪，让他以平民身份到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扣住诏书不立即执行，上表说："王去荣无理由杀害本县县令，而议论的人说陕郡刚刚收复，非此人不能镇守。既然如此，其他没有王去荣这样才能的人，凭什么也能坚守呢？如果因为能使用炮石就免除死罪，如今各军中技艺超群的人，其实很多，必定倚仗自己的才能，到处犯法，又将如何禁止呢？"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也认为："依照律法杀害本县县令，位列十恶大罪之中，而陛下宽恕他，王法不能推行，人伦道义受屈。臣等奉诏，不知该如何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