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十四

译书说："先前因为漕运，京师租庸司常常借用民间的水船，如今既已分兵就食于各地，漕运已经停止，那些各河渡口的水船就归还各自的主人。"当时洋州修建魏门仓一百间，用来储存转运的粮食。下峡漕运的米谷，三司使张延朗上奏请求在洺州境内预先储备一二年的军粮，除水运之外，深冬时百姓稍有空闲，请求安排运送一次。又请求各道运粮百石，以充实京师。皇帝下诏同意。当时车驾在汴州，议论的人认为运粮百万劳民伤财，托近臣上奏此事。皇帝于是命令东部数州运粮十万石到汴州。司勋员外郎夏侯晤上奏说："各道转运本为充实辇下军储，如今听说大多是轻装赶到京城籴买粮食后再交纳，请下令禁止此事。"长兴元年，凤州上奏开修唐仓湖的田路，以疏通到凤翔的漕运。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从王马口到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可以承载千石的漕船。又三司使上奏："黄河水运从洺口到京城，往年牵船卸货都用水运衙官，如今洺岸到仓门距离稍远，衙官转运艰难，想在洺河北岸另外开凿一处河湾，引船直接到仓门下卸。这项工程想在诸军中调派人力承担。"皇帝准许了。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下诏说："如今州戍驻兵按旧制，沿江发运事务要差遣均州、邓州两州百姓自备船只，水运粮盐供给军食。近来听说当地百姓十分劳苦，如今经有司核查本州税收积存足以按常赋供给，可以每年供应军储，那些水运船只都应当停止废除。"显德四年下诏疏通汴水，使其一支向北汇入五丈河，又向东北通达济水，从此齐鲁的船只都能到达京师。显德六年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京城以东疏通汴水汇入蔡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疏浚五丈河以通漕运。宋朝定都大梁，有四条河道用来通漕运【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本朝建隆二年，给事中范阳人刘载前往定陶督办漕运，征调军丁民夫三万人疏浚五丈渠，从都城向北经过曹州、济州以及郓州，用来沟通东方的漕运。开宝五年，估算汴河、蔡河两河的公私船只运送江淮米数十万石以供给军粮。当时京师每年费用有限，漕运之事还比较简单。到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两浙既已归附献地，每年运米四万石，雇佣百姓拉船，官吏借机作弊，沿途附带装载钱帛杂物，于是选拔精明强干的大臣在京城分别掌管水陆路的发运事务，以革除这种弊端。端拱元年撤销京城水陆发运的机构，把这些事务归属排岸司及下卸司。此前四河所运的数量没有固定的制度。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三百万石，粟一百万石【按李焘《续通鉴长编》、章俊卿《山堂考索》都记作二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共计五百五十万石，如果没有水旱灾害减免百姓田租，从未达不到这个数目。至道初年，汴河运米估算达五百八十万石，真宗大中祥符初年达到七百万石。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的租米在真州、〇州、楚州、泗州设仓接受储纳，分调船只溯流进入汴河，以到达京师。各州每年建造运船，至道末年达三千二百七十余艘【按三千二百七十余艘不只是运粮船，还包括运送缗钱布帛的船只】，天禧末年减少了四百二十一艘。此前各河漕运数量年久日益增加，景德四年确定汴河每年运额为六百万石。仁宗天圣四年荆湖、江淮州县和籴用来上供，导致百姓缺粮，从天圣五年后暂且减少五十万石。庆历年间又减少广济河每年漕运二十万石，此后黄河每年漕运量更

译加减少，只运菽三十万石，但每年建造漕船、购置木材，耗费仍然很大。嘉祐四年，停止运菽，减少漕船三百艘，从此每年只漕运三河而已。江河上供的米，按旧制转运使把本路的纲运送到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船仓【按《宋史》作转般仓，似乎有误，现按《通鉴长编》《山堂考索》都作转船仓】，装载盐运回，船只返回本郡，士卒回家。汴州人到转船仓运米输送京师，每年折运往返于四河之间，冬天河水干涸时船只士卒也回营，到春天再重新集合，称作放冻，士卒得以轮流休息，逃亡藏匿的人很少。汴船不涉足江中航路，没有风波沉溺的忧患。后来发运使权力越来越重，六路上供的米，编组纲运发船，不再委托本路，独自专管此事，公文堆积，事务繁杂，无法一一检察。撑船的人贿赂各级官吏，得以前往富饶的郡县，贱价购入贵价出售，以此方式赶往京师。从此江船汴船混杂转运，无法分辨，簿籍上多有空名冒领，漕运之事大受败坏。嘉祐三年，因各路纲运不能按期集合，皇帝下诏严厉责备。英宗治平初年，下诏恢复依照旧日的成例，大力整顿。运到京师的漕粮，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各路新造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京师存粮足够支用五年有余，但漕运的官吏士卒上下勾结，共同侵吞盗卖，贸易牟利，严重的甚至假托风浪沉船以掩盖行踪，官府物资损失，每年不下二十万斛。神宗熙宁二年，薛向担任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民间商船与官船分开运输，互相稽查监督，旧日的弊端才得以消除。每年漕运的常额既已足数，又招募商船运到京师的粮食再增二十六万余石，于是请求充作明年的年度定额。三司使吴充建议，应当从明年开始减少江淮漕米二百万石，让发运司改换成轻便货物二百万缗，估算五年下来所得不下缗钱一千万，转而储备边防之用。王安石认为，骤然变卖米二百万石，米价必然骤降，骤然购置轻便货物二百万贯，货价必然骤涨，应当让发运使估算米价高的州郡把折价钱变换为轻货，储存在河东、陕西紧要方便的州军，用常平法籴粜更为适宜。皇帝下诏依照王安石的建议办理。熙宁七年，京东路察访使邓润甫等人上奏说，山东沿海州郡土地广阔年成丰收，谷价便宜，招募人手办理海运，山东的粟米可以转运到河朔，用来补助军粮。皇帝下诏令京东、河北路转运司酌情办理。此后江淮上供的谷物运到京师的，三分不到一分，宣徽南院使张方平上奏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时所说的陈留，是天下四通八达之地，依靠漕运来供养军队。国初疏浚了三条河渠以通漕运，估算各河的运量，制定上供的年度定额。近来废除了广济河，惠民河的粟米又不能运入太仓，众人所依赖的只有汴河。议论的人屡次加以改动，都导致汴河一天天失去旧貌。"十二月，皇帝下诏疏浚广济河，增设漕船。此后河道修成，每年从京东漕运谷物六十万石，东南各路上供的杂物，原来走陆运的改为增设船只走水运，编入汴河纲运。江南、荆湖的纲运七分中，派遣三班使臣管理三分，军中大将、殿侍管理其余部分。又下令真州、楚州、泗州各造浅底船一百艘，分为十纲编入汴河纲运。元丰五年，撤销广济河辇运司及京北排岸司，把上供物资移到淮阳计划安排进入汴河，设立清河辇运司。议事的人认为广济河顺流而下，与清河逆流进入汴河，路程远近险易各不相同。皇帝下诏令转运使及提刑司比较利害。蒋之奇、陈祐甫等人开凿〇

译山运河，才免除了风涛的忧患。皇帝下诏为他们各升迁两级官职，其余官员按年资减年循资分别升赏。元丰八年，撤销每年运粮百万石送往西京之制。此前常年运送东南的粟米输入洺州以下地区，到这时户部上奏撤销了这项运输。徽宗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上奏说："往年南省、真州的江岸北到楚州淮堤，靠堰坝蓄水，不能通行重船，转船搬运耗费劳力费用。于是在堰坝旁设置转船仓，接受各州运来的粮食，再用运河船装载运入汴河，以到达京师。虽然免除了推船过堰的辛劳，但是侵吞盗窃的弊端由此产生。请求把六路上供的斛斗依照东南轻货一样直接运送到京师。"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奏议。从此六路郡县各自认领年度定额，即使湖南湖北等极远的地方，也直接运抵京师，号称直达纲。后来因盐法已经败坏，回程船只无货可载，船工逃散，直达纲之法也大为败坏。政和年间，谭正上奏说："祖宗建立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船仓，一是用来应对京城的缓急需要，二是用来防备漕渠受阻断绝，三是让纲船装货启运按次序进行，不再有闲置的日子。自从这一制度废除后，河道日益变得浅涩，于是导致京城粮储接济不上。淮南三处转船仓不可不恢复。请求从泗州开始，其次是真州、楚州，既然已有籴本【按籴本，《宋史》作"瓦木"，是刊刻的错误，现依《文献通考》及《名臣奏议》改正】，顺流而下，不太耗费劳力。等到丰年时安排储蓄，仍旧设立转船仓，依照先前的办法安排。"到钦宗靖康元年，又下诏令东南六路上供的定额斛斗，除淮南、两浙照旧直达外，江南、荆湖四路一并安排转船运输。高宗建炎元年，下诏各路纲运的米，三分之一送到行在，其余送到京师。建炎二年，下诏二广、湖南湖北、江东西的纲运送到江宁府，福建、两浙路的运送送到平江府【按《宋史》"输送平江府"句上脱漏"赴江宁府、福建、两浙路"九字，文义不明，现根据《玉海》及《山堂考索》补入】，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以及四川的纲运送到行在，那二广、湖南湖北的纲运如果经过两浙，允许就便送到平江府；福建的纲运经过江东西，也允许就便送到江宁府。建炎三年，又下诏粮运送到建康府。到绍兴初年，根据地理的相宜之处，用两浙的粮米供应行在，用江东的粮米供给淮东，用江西的粮米供给淮西，用荆湖的粮米供给鄂州、岳州、荆南，衡量所用的粮米数量，责令漕运官将其运送归入行在，其余的部分留存本地。绍兴三十年制定制度，分派上供的米：鄂州驻军每年用米四十五万余石，在全州、永州、郴州、邵州、道州、衡州、潭州、鄂州、鼎州分派；荆南驻军每年用米九万六千石，在安陆、荆南、澧州、纯州、潭州、复州、荆门、汉阳分派；池州驻军每年用米十四万四千石，在吉州、信州、南安分派；建康驻军每年用米五十五万石，在洪州、江州、池州、宣州、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分派；行在所需用米一百一十二万石，除用两浙的米外，在建康、太平、宣州分派。其中宣州所驻扎的殿前司牧马每年所用米，一并折算为马料三万石在本州分派。各路转运司统计发运时，计算内外各军每年所需米三百万斛，而这还不包括四川在内。

辽圣宗太平九年，燕地发生饥荒，户部副使王嘉请求建造船只，招募熟悉海运的人，把辽东的粟米运往燕地救济，后来因为道路险阻不便而停止。

金世宗大定初年，刘玑同知漕运司事，上奏说："漕运民户的工钱太高，白白耗费官

译府财物，应当酌情裁减。如果减少三分之一，每年可以省下官钱十五万余贯。"宣宗元光元年六月，建造船只运输陕西的粮食，经由大庆关渡口抵达湖城。哀宗天兴元年八月，征发壮丁五千人运粮以供给喀齐喀。喀齐喀当时担任枢密使，率领军队响应完颜锡林等人，从汝州紧急入援，所以供给他粮饷。

元世祖中统四年，下诏北京运米五千石送到开平，车牛的费用都由官府供给。至元十三年，派遣泸州屯田的军队四千人转运漕粮到重庆。丞相巴颜献上海运之策，把江南的粮食分为春、夏两次运输。当巴颜平定江南时，曾经命令朱清、张瑄等人把宋朝的库藏图籍从崇明州经由海道运入京师，而运粮则从浙西涉江进入淮河，经黄河逆水而上到平滦的旱路站，经陆路运到淇门进入御河以到达京城。后来又开凿济州泗河，从淮河到新开河，经大清河到利津河入海，因为海口泥沙淤积，又从东河的旱路站运到临清进入御河。又开凿胶莱河道通海，耗费巨大，最终没有成功。至元十九年，巴颜又想起海道运载宋朝图籍的旧事，认为海运可行，于是向朝廷请示，命令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人建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到京师。然而首次开辟海洋航路，沿着山岭寻找澳口，风信不合时宜，第二年才到达直沽，当时朝廷还不知道海运的好处。这一年十二月，设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处，仍各设分司来督办纲运，每年令江淮漕运司把粮食运到平滦，京畿漕运司再从平滦运到大都。至元二十年，又采用王积翁的建议，命令阿巴齐等人大力开凿新河，然而新河要等候潮汐才能通航，船只多有损坏，百姓也深以为苦，而防古岱所督办的海运船只全都到达，于是废除开凿新河，转而多用海运，设立万户府二处，任命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防古岱为万户府达噜噶齐。不久，又把新河的军士、水手及船只分派到〇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令三省在济州河建造船只二千艘运粮，还没有专用海道。济州役使民夫一万二千人，起初江淮每年漕运米一百万石到京师，海运十万石，胶莱运六十万石，济州所运三十万石，因水浅船不能到达，只能改用能载百石的小船，需用四人驾驶，所以役夫数量增多。至元二十四年，开始设立行泉府司专门掌管海运，增设万户府二处，于是撤销东平的河运粮食。至元二十五年，内外分别设置漕运司二处，其中在外的设在河西务，负责接运海道运来的粮食。至元二十八年，又采纳朱清、张瑄的请求，合并各府为都漕运万户府，只让朱清、张瑄二人掌管，属下设千户、百户等官员分统各翼，来督办每年的漕运。此前，至元二十九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开凿通惠河。郭守敬曾经陈述水利十一件事，其中一件是想要引导昌平县白浮村的神仙泉，经过双塔、榆河，引玉泉等诸水入城，汇聚在积水潭，再向东折而向南汇入旧河道，每十里设一水闸，按时蓄水泄水。皇帝称赞此议，重新设置都水监，命郭守敬统领此事。丞相以下都亲自持锸挖土带头示范，设置水闸的地方，往往在地下挖出旧时的砖木，人们佩服他的见识。过了一年工程完毕，从此免除了京城百姓旱路运输的辛劳。皇帝很高兴，赐名通惠河。武宗至大四年，派遣官员到江浙商议海运之事。当时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地运粮，大都命令海船从长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有石矶、走沙涨浅的地方，粮船常常损坏，年年都有这种情况。又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装入海船，

译船大而底小，也不适合在江中航行。于是把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纳的粮食，都用海运海漕运输。到这时海运的规模更加扩大。起初，海运的航道从平江刘家港入海，经过〇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出海沿着山岭而行，抵达淮安路盐城县，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的海界，放洋到灵山洋，转向东北路，多有浅滩泥沙，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成山。计算这条水路从上海到杨村码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说这条航路危险恶劣，重新开辟新的航道。从刘家港出海到撑脚沙，转沙嘴到三沙进入长江，经过匾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放洋到青水洋，又经过黑水洋到成山，经过刘岛、芝罘、沙门二岛，放洋到莱州湾抵达界河口。这条航道稍微径直一些。后来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入海到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航行进入黑水大洋，到成山转向西到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放洋到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只航行时如果风信合适，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比前两条航道要方便得多。然而海上风势难测，船只容易漂没，也有船只损坏而丢弃米粮的情况。

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到汴梁。不久大将军徐达命令忻州、崞州、代州、坚州、台州五州运粮到大同。中书省下发文书给山东行省，招募水工从莱州洋海仓发运粮饷供给永平卫。此后海运运粮供给北平、辽东，命令户部在苏州太仓储粮二千万石，以备海运供给辽东。西北边疆则疏浚开封的漕河供给陕西，从陕西再转运供给宁夏、河州。西南地区则命令四川、贵州纳米中盐，以节省远途运输之费。当时各路都就近输送，得到了便利。成祖永乐元年，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使用能装载三百石以上的淮船，经由淮河及沙河，抵达陈州颍岐口的跌坡，用能装载一百石以上的浅船，运到跌坡，再另用大船进入黄河，抵达八柳树等处，用车运送到卫河，输往北平，与海运相互配合。当时海运粮食六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石到北京，当时皇帝车驾屡次亲临，各项费用都仰赖供给，不止是供给边防军饷。淮海运道共经营了二十二年，海运粮食四十八万四千八百一十石到通州，又经卫河转运粮食四十五万二千七百七十六石到北京，这就是所谓的海陆兼运。自从疏浚会通河【按会通河疏浚于永乐九年春二月己未日，命令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开凿会通河，从济宁到临清，原来就通航舟船。此前洪武年间河岸被冲毁，河道淤塞，所以在河道上设置八个递运所，每所用民夫三千人，车二百辆。年久百姓深以此役为苦。永乐初年屡次有人提议开河更方便，皇上顾虑民力未曾允许。到这时济宁同知潘叔正上奏说，会通河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中淤塞的占三分之一，疏浚开通后，不仅山东百姓可免除转运的劳苦，实在也是国家无穷的利益。于是命令宋礼等人前往查看，宋礼等人极力陈述疏浚的便利，并说天气晴好，应当及时动工。于是派遣侍郎金纯征发山东、直隶、徐州的民夫以及应天、镇江等府的民夫合力开浚，民夫都供给粮食并给予犒赏，免除其他徭役以及今年的田租。命令宋礼总管此事，工程完成后以汶水、泗水为源头，河水出自宁阳县，泗水出自兖州，到济宁汇合，设置水闸来分流，向南流通入淮河，而新开河则位于其西北，水流经由新开河道，向东经东昌到临清，共三百八十五里，从济宁到临清设置十五座水闸，按时开启关闭。又在宁阳修筑堽城坝，遏止汶水全部流入漕河。宋礼回京后，上奏说：会通河源出汶水、泗水，夏秋雨水泛滥时，马常泊的水流也汇入其中

译。汶水、泗水合流到济宁分为二河，一支进入徐州，一支进入临清。河流的深浅、船只通行的畅通与否，都取决于泊水的多少。泊水在夏秋有余，冬春不足，如果不整治河源以及引其他水源来补充，必然会有河道浅涩的忧患。如今汶河上流，从宁阳县已经筑起坝堰，让汶水全部流入新河。东平州的东境有一条沙河，本是汶河的支流，到十里口汇入马常泊。近年来流沙淤塞河口，应当及时疏浚。况且沙河到十里口，旧河道还都存在，不必再施工。河口应当疏浚的仅有三里，河身应当修筑堰坝的估计有一百八十丈。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工程完成之后，又命令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用船队运输。宋礼因为海船大的能装千石，容易损坏，于是建造浅船五百艘，运送淮安、〇州、徐州、兖州的粮食一百万石，用来抵充海运的份额【按会通河修成之后，命令浙江嘉兴、湖州、杭州与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的秋粮，除留存本地以及起运南京供内府等项之外，其余原本坐派用于海运的份额，全部改拨运到淮安仓交纳。扬州、凤阳、淮安三府的秋粮内，每年确定拨出六十万石运到徐州仓交纳。徐州以及山东兖州府的秋粮内，每年确定拨出三十万石，都命令百姓运到济宁仓交纳。河南、山东的税粮命令百姓运到临清仓交纳。仍旧命令浅河船在会通河把三千只用来运送淮安的粮食到济宁仓，用二千只运送济宁的粮食到通州仓。每年往返运输四次。天津以及通州等卫各自调拨官军在通州接运到京城。从此海运不再实行了】。平江伯陈瑄接续此事，在各路设置粮仓，就近由官军支运的办法得以推行，海运、陆运两种运法都被废除，只保留遮洋船。每年在河南、山东小滩等水路码头兑取粮食三十万石，十分之二运往天津，十分之八经由直沽入海运往蓟州。没过几年，官军多被调遣去做他事，路途遥远，往往误期。宣宗宣德四年，陈瑄以及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的办法，于是命令江西、湖广、浙江的百姓运粮一百五十万石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宁国、池州、庐州、安庆、广德的百姓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到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凤阳、太平、滁州、和州、徐州的百姓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仓，命令官军接运进京城通州二仓。百姓的粮食既然就近进仓，力量大大节省，于是根据地方的远近、粮食的多寡，抽取民船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五配给官军。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则直接运到京仓，不用支运。不久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到临清仓，开封、新德、卫辉的粮食运到德州仓。后来山东、河南的粮食都运到德州仓。宣德六年，陈瑄上奏说江南百姓运粮到各仓，往返几乎一年，耽误了农业生产，请求命令百姓运粮到淮安、〇州兑给卫所官军运载到北方，给予他们路费和损耗米，这样军民两便，这就是所谓的兑运。皇帝命令群臣讨论，吏部尚书蹇义等人说：官军兑运民粮加收损耗，应按路途远近有所差别的定则执行。如果有兑运不完的，仍旧命令百姓自己运到各仓。不愿意兑运的，也听凭他们自己运送。军队既然加收了损耗，又发给轻赍银用来支付过洪闸盘拨的费用，而且还能附带装载其他物品，都乐意从事此事，而百姓也大多认为远途运输很艰难。于是兑运的越来越多，而支运越来越少。计算运粮的总数为四百万石，京仓储存十分之四，通州仓储存十分之六。英宗正统初年，计算达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的达二百八十万余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仅占十分之三四罢了。土木之变

译后，恢复把山东、直隶的军队全部留下操练戒备，苏州、松江各府运粮仍归百姓承担。景帝景泰六年，才恢复军运。宪宗成化初年，因运粮没有固定的定额，于是确定制度为四百万石。成化七年，才有了改兑的议论。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军到江南的水路码头交兑，加收损耗之外再增加一斗米作为渡江的费用。此后几年，皇帝于是命令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所支运的七十万石粮食全部改在水路码头交兑，从此全部改为改兑，官军长运于是成为定制。孝宗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说：苏州、松江各府接连年年荒歉，百姓买漕米每石要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府、大同二边的粮饷每石也是银一两。去年苏州的兑运已经折算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如今请求推行到各府，但稍微区别其价格，受灾严重的每石七钱，受灾较轻的仍为每石一两，都解送到户部转发各边，抵充北直隶三处每年所供的数额，而三处则供应本色粮食运往京仓，这样费用节省而事情容易办成。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每年遇灾便权宜折算成银两。折价大致以六七钱为标准，不再有达到一两的了。穆宗隆庆年间，运道艰难阻塞，议事的人想开凿胶莱河，恢复海运，从淮安清浦口出发，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径直抵达直沽为止，沿着海套航行，不横渡大洋。奏疏呈上后，派遣官员勘察上报，因水浅多有沙碛而作罢。神宗万历年间，折银渐渐增多，万历三十年漕运到京的粮食，仅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巡抚建议截留漕米，用来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与之争辩，说太仓的粮食只应该收入不应支出，估计两年之后，六军万姓将要等待新的漕粮才能举火做饭，倘若输纳误期，事情势必不堪设想。追究其根本，灾害折银，本来是用折算的漕粮抵充京城军队的月俸，后来又用来供给边饷，赵世卿因此极力争辩。此后仓储渐渐匮乏，漕运政务更加松弛了。

【臣】等谨案：漕运的制度，必须根据水道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用来富民而益国。唐朝定都关中，设置转输的粮仓，经由江淮、汴河用来到达渭水；宋朝定都大梁，用四条河道通漕运，都是遵循水路运行的正道。到元朝人才开始重视海运，他们讲求海道，沿着山岭寻找澳口，以及相风避开沙碛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很周备了。如今考察《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漂失的米达到二十四万五千余石；至大三年，漂失的米达到二十万九千余石。而每年因漂溺损失以千百万计算的，还不包括在内。追究其立法之初，本来想节省经费而免除牵挽拉船之劳，但最终却把仓库的正供粮食以及转漕的官吏士卒，全都置于不可预测的深渊之中，利害得失十分明显，不必再多加较量。然而元朝始终不能废除海运，是因为运河没有疏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方便漕运了。自从明朝大臣宋礼、陈瑄等人疏浚会通河用来通行漕船，后来又改为兑运的办法，节省了民间输送拉船的劳苦，仓……

译储粮的正额每年都有固定的规程，不像海运那样轻率地拿来尝试。到天启年间以后，徐鸿儒、李青山相继作乱，有关官员治理没有办法，运输的道路因此受阻。沈廷又提议海运，最终还是难以施行。明朝末年纲纪不振，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盐铁

唐肃宗乾元二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建立盐法，在靠近山海井灶等有利可图的地方设置监院，让以贩盐为业的游民充当亭户，免除他们的杂徭，偷卖私盐的依法治罪。等到第五琦担任各州盐铁使时，将天下的盐全部收归官营，每斗按当时价格加收一百钱后再卖出。等到刘晏担任盐铁使，又上奏调整盐法轻重的适宜办法，在产盐的地方，沿用旧有监院设置官吏，亭户把盐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自行贩运。江岭一带离盐产地较远，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不来，就降价出售，官府收取厚利而百姓不觉得盐贵。刘晏又认为盐在久雨时会变淡薄，在干旱时地会板结坟起，于是根据时令颁布法令，派遣官吏晓谕引导，比劝农还要用心。吴越、楚地的盐仓多达数千，积盐二万余石，设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个盐监，每年获钱一百余万缗，用来抵充一百多艘船的赋税。刘晏刚到任时，盐利每年四十万缗，到代宗大历末年，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宫廷的用度、军队官员的俸禄，都仰仗盐利供给。等到包佶担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时，屡次更改盐法，盐价更加昂贵，商人乘机牟利，偏远地方的贫民因盐价太高而困苦，甚至有淡食无盐的。此后军费日益增加，盐价越发昂贵，有人用一斗谷换一升盐。宪宗元和年间，盐铁使李锜上奏减低江淮盐价，然而李锜大多自己独占利益，不久因罪被诛，仍然恢复了所减的盐价。到李巽担任盐铁使时，才恢复了刘晏的旧制。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下敕：凡是应征收的盐税钱，应命令租庸司调度，并且一律按元定的本色征收缴纳，不得再改用折价的办法。明宗监国时，下令晓谕百姓合力分散蚕盐，每年只在二月内散发一次，按夏税的期限缴纳钱款。长兴元年下制说：天下各府州所征各种税，各地节气早晚不同。访察得知天下州县官吏在朝廷规定期限之前就预先催征逼促，导致百姓要携粮送纳、买粮供输，这样既不利于百姓生计，如今特意商议加以改革。应命有关部门重新延展期限。于是户部上奏：三京邺都各道州府每年征收盐麴的起征条例中，河南府、华、耀、陜、绛、郑、孟、懐、陈、齐、棣、延、兖、沂、徐、宿、汶、申、安、滑、濮、澶、商、襄、均、房、雍、许、邢、邓、雒、磁、唐、随、郢、蔡、同、郓、魏、汴、颍、复、曹、鄜、宋、亳、蒲等州，节气通常较早，蚕盐从六月五日起征，到八月二十日缴纳完毕；幽、定、镇、沧、晋、隰、燕、宻、青、登、淄、莱、邠宁、庆、衍等州，节气较晚，蚕盐从六月十日起征，到八月二十五日缴纳完毕。

后晋高祖天福年间，因百姓触犯盐禁，便把食盐钱按各道户口摊派，分为五等，让百姓自行方便贩卖。此后盐价忽然低落，于是又重新设置盐税。

后周世宗显徳三年下敕：齐州境内，原先在秋粮上摊派蚕盐，称为察头盐。每一石征钱三千文。秋粮虽比过去减少，但盐的数量并不比往日少，而且听说百姓颇为艰辛。沧、棣、濵、淄、青五州境内，摊派的蚕盐，每一石征绢一匹。这些地方地理相邻，然而苦乐差别悬殊，负担轻的酌情增加，负担重的应当适当减免，以求没有偏袒，显示公平。齐州所纳的盐价钱特意减去一半，只征收一千五百文。沧、棣、濵、淄、青等州，每盐一石，原来征绢一匹，从明年起加征一匹。

宋朝自平定各国以来，天下盐利都归官府所有

译，官府卖盐、通商，按各州郡情况而定，然而制度也变化不定，尤其严格禁止私自贩盐。凡是禁榷之地，官府都立有标志，用以晓谕百姓。颗盐通商的地方，京西路是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以及光化、信阳军；陜西路是京兆、鳯翔府，同、华、耀、干、商、泾、原、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鳯、阶、成州，以及保安、镇戎军和澶州各县中属于河北的部分。末盐通商的地方，京东路是登、莱州；河北路是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洺、深、赵、沧、磁、徳、博、棣、祁、定、保、瀛、莫、雄、覇州，以及徳清、通利、永静、干宁、定逺、保定、广信、安肃、永定军。只有益州所煮的井盐，禁止运出川峡地区。真宗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进言：陜西沿边的解盐，请不要通商，改由官府自行贩卖。皇帝下诏任命梁鼎为陜西制置使，又任命内殿崇班杜承睿共同管理陜西青白盐事务。杜承睿说：鄜延、环庆、仪、渭等州，自从禁止青盐之后，如今商人运入柴草粮食，把解盐运到边地，卖价与青盐相差不大，因此百姓吃贼盐（走私盐）的，也颇知畏惧法令，而蕃部的青盐反倒难以销售。现在听说要把解盐运到边地，想与内地同价，边地百姓必定会冒法图利，反而进入蕃地私贩青盐，这是助长了防务的负担又结下了民怨。此后又有人上疏说这办法不便，梁鼎请求等到运到边地及乘驿传到解池之后，就禁止商贩，随即运盐赴边，可是公私都要大费周折，而边地百姓一时没有市场可入，物议纷纷。于是命判盐铁勾院林特、知永兴军张咏详细商议，他们认为对公对私都不方便，请求恢复旧有的商贩制度。皇帝下诏严厉责备梁鼎，罢免了他度支使的职务。后来定下制度，禁榷之地都由官府役使乡户、衙前及民夫，称为帖头，负责水陆漕运；而通商的州军，则并入边地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徳顺，又招募人入纳粮草，用盐来偿付。此后又因禁榷之法，赋税反而不能满足，军官辗转运输，百姓被转运所困。仁宗天圣八年，有上书者说：官府禁榷盐所得利益微薄，而造成的危害却很大。两处盐池积盐成山，上面竟长出树木，粗到合抱，无法计量，应当听任通商，公平估价出售，可以宽舒民力。皇帝下诏命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商议更改制度，他们于是分条上奏通商的五项好处：正当禁榷的时候，砍伐树木造船，役使兵民运输，疲惫不堪，如今去除这弊病，是第一项好处。陆运既已停止差役，帖头又役使军户，贫苦百姓惧怕差役，连年逃亡，如今全部废除，是第二项好处。船运有沉溺的祸患，纲运官吏又侵盗，掺入泥沙硝石，味道苦劣，如今都能吃到真盐，是第三项好处。钱币是国家的通货，应使其流通，富家多藏钱而不肯拿出，百姓日用因此更加窘迫，如今每年得商人拿出缗钱六十余万助充经费，是第四项好处。每年可以减省盐官、兵卒、畦夫的雇佣开支，是第五项好处。十月下诏罢除三京二十八州军的禁榷法，听任商人纳钱或金银，这项办法一定，每年的课税顿时增加。庆厯年间又恢复禁榷之法，兵民辗转运输不堪其苦，州郡骚动不安，法令又大坏。太常博士范祥极力陈说其中的弊病，朝廷便任命范祥为陜西提防刑狱兼制置解盐事，让他推行新法。他的办法是：旧有的禁榷之地，一律改为通商，听任盐运入蜀地，废除九州军入纳粮草的做法，改令入纳实钱以盐偿付，根据入钱州军的远近以及所指定的东西南盐种，优待其价钱；东南盐又

译听任入钱换取要券，即在盐池验券按数支盐，全部废除兵民辗转运输的差役。又因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徳顺等地靠近乌白池，奸人私自用青白盐入塞牟利、扰乱法度，于是招募人入纳盐池的盐，给予优待的券价，再用盐池的盐偿付，把所收的盐由官府自行出卖，禁止百姓私自出售，严格青白盐的禁令。又命令三京以及河中、河阳、陜、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各地设官卖盐，仍然要盐商流通才能停止。推行数年，狡黠的商人和贪婪的贾人无从侥幸取利，关中的百姓得以安居本业，公家私人都感到方便。此后范祥因事被罢职，由转运使李恭接替，边地又重新听任入纳粮草以抵实钱，而虚估之弊逐渐滋长，券价也随之贬值，每年损失的官课不下百万。三司使张方平和包拯请求重新起用范祥，于是又让范祥总管盐事，法令又恢复旧制。神宗时王安石当政，又改为官府专卖，民间骚动怨恨，王安石去职后便废止了。此后沈希顔又推行王安石的办法，侍御史黄降弹劾他，又恢复旧制通商。徽宗宣和三年大改盐法，把旧的税盐都改为钞盐，凡是尚未卖出的税盐钞引及已经请领核算的，或已运到仓库已经投纳、以及尚未投纳的，一律送到榷货务换发新法钞引，才准许通行贩卖。南渡以后，虽然屡次改变钞法，但时间久了弊端丛生。理宗端平二年都省上奏说，淮浙每年额定盐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累计亏空一百余袋，百姓吃盐昂贵，公家私人的盐业都陷入困境。于是在三路设立提举茶盐司，各设主管文字一员，专门负责恢复盐额、收买散盐的事务。

辽太祖时，因所得汉人数目众多，就在八部之中划分出古汉城，另立为一部，冶城在炭山南面，有盐池之利，就是后魏的滑盐县。八部都靠此取食盐。等到征讨幽蓟归来，驻扎在和拉泺，命令取盐供给军队。此后泺中的盐日益增多，上下都能充分使用。太宗天显初年，后晋献出十六州的土地，瀛、莫二州也在其中，于是开始获得河间煮海的盐利，在香河县设置権盐院。从此燕云以北一带，暂时也能得到沧州的盐，一时产盐的地方，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的计司各自按所属地区管辖。

金地濵临大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吃肇州盐，率賔路吃海盐，临潢以北有大盐泺，乌库哩实垒部有盐池，都足以供境内百姓食用。曾经征收盐税，等到得到中原的盐场后税额加倍，因此设立官署制定法令，更加详备。世宗大定以后，制定制度设置山东、沧、寳、坻、莒、解、北京、西京七个盐司，制定军民私煮盐及盗窃官盐的法令，命令明安、穆昆负责巡查缉捕。凡是遇到部族饥荒之年，就免除其盐池的税收。章宗时晓谕有关官员说：「近来因打猎得知百姓多有因触犯盐禁而获罪的，百姓怎能承受？应依照平滦干办盐课的旧例，让百姓自己煎盐。」于是下诏命百官商议，户部尚书邓俨等人认为：「如果让百姓按人口定额缴纳盐课，百姓既要缴纳干办钱，又必须另外购买食盐，这是加重百姓的财政负担，反而白白增加煎盐贩卖之人的利益。而且如今的盐价原本是过去钱币容易得到时所制定的，如今情形不同了，况且太平日久，户口繁衍增多，食盐税课本应有所增加，反而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官府定价太高，贫民贪图私盐便宜，因而损害了官府的课税。近来已经减低了寳坻、山东、沧州的盐价，销售必定增多，自然会有盈余，请求让平滦干办的盐课也相应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擅自专断巡查缉捕，以革除诬陷妄告的弊端。」礼部

译尚书李晏也请求减价，使官盐私盐价格相同，而刑部尚书郭邦杰、左諌议大夫图克坦镒都主张干办（自行征收）。宰臣又聚集商议，认为减价的意见是对的。其盐官出巡，约定所属官吏一同前往，未能一同查获的不予治罪。皇帝命令寳坻、山东、沧州的盐每斤减价，其余都依所请。又因大理司直伊喇久胜努、广宁推官宋扆商议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重新设置北京、辽东盐使司。承安三年，尚书省上奏说盐利极大，如今天下户口繁衍增多，吃盐的人比从前加倍，军需支用的引券并不算多，况且这是日用不可缺少之物，怎能因价格的高低而使数量有多寡？如果不适时取利就会失去机会。于是各盐司都酌情增加了盐价。泰和四年，把七盐司的课税额定为七年一定的制度，每斤都增加价钱。后来因涿州刺史〇尔佳博诺进言，让莱州百姓所缴纳的盐钱可以改用丝、锦、银、钞来抵纳。宣宗贞祐二年，户部说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隂各县土地富含咸卤，百姓私自煎盐无法禁止，于是下诏设立盐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属户部。河东南权宣抚副使乌库哩庆夀说河中地区缺粮，既不能接济，反而又邀截截购以夺取粮食。盐本是官府的物资，有关官员经陆路运到河边，又用船运到京兆、鳯翔，用以和商人交易，得来十分艰难辛劳。而陜西行部，每石又邀截购买二斗，这是拿官物来自行购买。转运盐来换取物资，本是为了接济河中，而陜西又强行夺取，这不是巧取豪夺又是什么？请求双方都听任百姓自便，这样公私都能得到便利。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兴定年间，因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议：绥徳的嗣武、城义合、克戎寨靠近黄河，当地多产盐，请求设置盐司管勾一员，收取钱款以助军费。皇帝下诏采纳其建议，设官卖盐以供边防之用。又因李复亨进言：把河中西岸的解盐，按旧例换取粟麦，以充作关东的转运物资。不久又命令解盐不得通往陜西，因为北方局势紧张，河防禁令正急迫。元光二年，内族鄂和说：百姓运送解盐有助于军粮。皇帝下诏修筑石墙以加固盐池。

元朝的盐法，各路制度不同，大抵都是因时制宜，随时补救调整。大都的盐，顺帝元统二年，御史台上奏说："窃见京畿百姓聚居繁盛，日用食盐不可缺少。大德年间因商贩把持行市，百姓吃盐昂贵，于是设立盐局、设官卖盐。泰定年间因所任命的局官不得其人，上级又失于约束，导致有短缺的弊病。于是趋利的巨商，钻营依附当权者，以局官侵吞盗窃为由，动辄上奏请求废止官卖，恢复由百姓贩卖。无籍游民私自侵犯地界，煎盐贩卖独享其利，官府的课税因此受到侵损，而百姓吃盐昂贵更加严重，贫穷的人大多吃不上盐，很不符合朝廷体恤百姓的本意。应当仍旧设立盐局、设官卖盐。"省部商议后依照所奏施行，在南北二城设置十五处盐局，每局每日卖十引盐，设卖盐官二员，以一年为任期期满，责令他们奉公卖盐。至正三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侯思礼等人建议说："京师自大德七年设官卖盐以来，法令久而生弊。运盐的船只，有侵吞盗窃、渗漏沉溺的祸患；到了盐局，又有掺杂灰土的弊端。官盐运输，凡是运司所派遣的人，擅自作威作福，南到临清，北自通州，所到之处拦截河道，来往船只，无不受到侵扰。而且船只小而不牢固，渗漏侵盗，弊病百出。当初设立盐局、设官卖盐，只是为了让百姓吃盐能便宜些，却没料到官卖的弊病，反而不如商贩来得便宜。应当把原设的盐局一并革除废止，听任商人贩卖。"奏疏呈上后依所议

译施行。其余各路行盐的地方，如河间、山东、陜西、河东、辽阳、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四川各路，都是由商人贩卖而承办课税。至于每年的课税额多寡，往往随时酌情而定，有时由运司统领此事，有时兼归行御史台及行中书省管辖，都没有固定的制度，只是根据合适的时宜而定。

明太祖起兵之初，就设立盐法，设立盐局、设官管理，让商人贩卖，抽取二十分之一的税，用以充作军饷。不久便加倍征税，后来采纳胡深的建议恢复了原来的制度。此后在产盐的地方，依次设置官员，每一盐引所定的年额多随时酌情办理。因为各地产盐的方法不同，制盐之法也不同，所以课税也各有多少之别。解州的盐，是风水凝结而成；宁夏的盐，是刮取地面所得；淮浙的盐，是熬煮海水而成；川滇的盐，是从盐井汲取而来；闽粤的盐，是积聚卤水而成；淮南的盐，是煎煮而成；淮北的盐，是晒制而成；山东的盐，有煎有晒【按《畿辅通志》记载：明洪武初年，长芦每年办理盐引，即已有正课。正统年间，议定长芦盐课量减，按远近分为四等，招商中卖】然而明代盐法，没有比开中法更好的。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进言，请求让商人在大同仓缴纳米一石，在太原仓缴纳米一石三斗，给予淮盐一小引。商人卖完盐后，就把原来的引券送到所在官司缴销。这样一来转运的费用就能节省，而边防的储备也能充实。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招募商人运粮而给予他们盐引，称为开中。此后各行省的边境，大多招商中盐，作为军队的储备，盐法与边防的规划互相配合施行。四年，制定中盐的条例，规定运米到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各仓，按路程远近，从五石到一石不等。前后增减的则例不一，大致依照当时情势的缓急、米价的高低、纳粮者是否有利可图而定，路途遥远地势险要的就减轻数额。编制勘合和底簿，颁发给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人纳粮完毕，登记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携带前往各转运提举司，按数支给盐引。这个办法相当完善。成祖即位后，因北京各卫粮食缺乏，全部停止天下的中盐制度，专门在京卫开中。只有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陜西甘州卫仍照旧开中。没过几年，京卫粮米充足有余，而大军征讨安南耗费颇多，甘肃军粮不足，百姓被转运所拖累。等到安南新近归附，粮饷更加难以为继，于是各处又恢复招商中盐，其他边地也依次跟进。仁宗即位后，因宝钞法不通行，商议如何收敛宝钞流通量的办法。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让持有宝钞的人家中盐。宣宗宣德元年，停止了用钞中盐的旧例。三年，夏原吉因北京官吏军匠的粮饷不够支用，条陈预备之策，说中盐旧例负担太重，商人很少前来，请求重新制定。于是规定每引盐纳米从二斗五升到一斗五升不等。招商纳米到北京。英宗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因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的官吏军民大多养马，于是奏请纳马中盐，上等马一匹给盐百引，中等马给八十引。不久规定定边各卫依次递增二十引。此后河州中纳的，上马给二十五引，中马减五引；松潘中纳的，上马给三十五引，中马减十引。过了很久又恢复了原来的制度。中马制度实行之初，先验马再发盐。后来改为纳银给官府来购马，银两纳入布政司作宗禄、屯粮、修边、赈济之用，辗转支销，银子用尽而马匹却没有买到，边防的储备也从此告匮乏了。于是招商用淮浙长芦的盐来纳粮，规定甘肃中盐的商人，淮盐占十分之七，浙盐占十分之三。淮盐只收米

译麦，浙盐兼收豌豆、青稞。淮盐价贵，商人大多趋向于此，所以命令淮浙盐兼中。然而按旧例中盐，是由户部张榜招商，没有直接上奏获准的先例。富人吕铭等人依托权贵上奏请求专中两淮的存积盐，朝廷竟然答应了。户部尚书马昻不能坚持正理，盐法的败坏就从此开始了。因此权贵豪强大多插手中盐，商人失去利益，江南江北的私盐贩卖更加增多，课税也逐渐减少。宪宗末年，宦官趁势奏请讨要淮浙盐无数。两淮积压的盐引长期累积多达五百余万引，商人的盐引壅塞不通。户部及巡盐御史屡次提出建议，终究没有补益。后来清理两淮盐法的侍郎请求让商人购买余盐来补充官引【按余盐是灶户在正课之外所剩余的盐，或是那些不缴纳正课的盐】并且停止各边的开中，大概是想用余盐补充正课，于是盐法又发生了一次小变化。此后余盐盛行，正盐守候支取的时间日久，愿意中盐的人减少，而余盐一领勘合便可即时支取出售，愿意中的人增多。自弘治年间开始用余盐补正课，起初是为了偿还拖欠的课税，后来让商人纳价交给户部济助边防。到世宗嘉靖时，延绥用兵，辽东缺乏军饷，把两淮的余盐引全部发到两边地区开中。从此余盐盛行，又设立了各种处置科罚的名目。于是正盐还没销售就先被压价，余盐使商人和灶户都陷入困境。给事中管怀理说盐法败坏，其弊病有六：开中时机不定，米价飞涨，招商籴粮困难，这是第一难；权贵大家专擅利权，报中困难，这是第二难；官府科罚、吏胥侵夺勒索，输纳困难，这是第三难；盐运到盐场等候掣验，动辄拖延数年，守候支取困难，这是第四难；定价太高，获利抵不上成本，取利困难，这是第五难；私盐四处泛滥，官盐无法流通，市场交易困难，这是第六难。有这六难，正课就壅塞不通了，掌管财计的人便设立余盐来辅助。余盐利润丰厚，商人自然乐意从事，然而不用来开边，反而解送户部，虽然每年收入巨万，却对军需毫无益处。曾考察祖宗时的情形，商人中盐纳价很轻，而灶户煎盐的成本却很重。如今盐价比从前贵了十倍，而成本却不到十分之一，怎能禁止私盐不流通呢？所以要疏通盐法，必须先处理余盐；要处理余盐，必须大幅减低正课价格。大抵正盐价格低廉，私盐贩卖自然就会平息。定价之后，不必解送到太仓，都命令开中支取；余盐则以全部收尽为限度。正盐价格轻减，既有利于商人，余盐又能全部收尽，也有利于灶户。从来没有商人灶户都得利而国家课税不充足的道理。这件事下达给有关部门，户部又认为余盐银两仍应照旧解送到户部，边防的军饷因此更加空虚。神宗万厯二十六年，因鸿胪寺主簿田应璧上奏，命令宦官鲁保出售没收入官的余盐。给事中包见防极力陈说其中的利害，皇帝不听。鲁保上任视事后，便议定开卖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说："存积盐明明应当查核没官盐，而存积盐并不是没官盐。额外加征，必定损害正课。"鲁保的奏请没有被采纳。御史马从聘也争论此事，都没有被听从。鲁保于是开卖存积盐，越次超前掣验，压制正盐无法流通，商民大受骚扰，而奸人也趁机争相兴起。董琏、吴应麒等人争相谈论盐利。山西、福建各处的税监都兼领盐课，盐法因此更加败坏。到庄烈帝崇祯年间，给事中黄承昊上条陈论盐政，很想有所整顿改革，但当时军饷极为匮乏，终究未能施行。

铁课自宋朝以来渐渐松弛，没有固定的税法。孝宗乾道四年，谢师稷担任福建提刑，奏请免除铁叶钱的缴纳。

辽太祖的父

译亲色勒迪最初设置了铁冶，教民鼓铸。太祖兼并室韦，其地出产铜铁，那里的人擅长制作铜铁器具。又有哈凖部，盛产铁，此部设置了三处冶铁场。等到征讨幽蓟，班师回朝，驻扎在山麓，得到银铁，命令设置冶炼场。后来得到东平县，本是汉代的襄平县，故地出产铁，设置采炼的人家三百户，随赋税一同供纳。等到征讨渤海，把当地百姓迁到辽城，建立长乐县，有百姓四千户，命令其中一千户缴纳铁。又有广州，本是渤海的铁利府，太祖改名为铁利州，也盛产铁，设置了冶炼场。兴宗重熙二年，禁止夏国使者沿路私自买卖金铁。道宗清宁八年，禁止南京不得私自贩卖铁。咸雍六年，禁止向回纥、卓木布等界贩卖生铁熟铁。

金太祖开国之初，按牛具（耕作工具）征税。海陵正隆三年，派使者检查视察各路的铁冶。章宗泰和年间，李复亨上奏说："民间销毁农具来供给军器，臣私下认为不妥。"汝州、鲁山、保丰、邓州南面都出产铁，招募工匠设置冶炼场，可以获利，而且不会侵扰百姓。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元世祖中统三年，诸王塔齐尔请求设置铁冶，皇帝准许了。六月，命令武宁军每年缴纳所产的铁，又设立小峪、芦子、武宁军、赤泥泉四处铁冶。至元四年，阿哈玛特请求兴办河南等地的铁冶，把漏籍的一万八千八百户及已附籍的四千三百户编入，各处设立冶炼场，每年课税铁四百八十万零七十斤。又让礼部尚书摩和纳统领已经清查的三千户，兴办冶铁，每年输铁一百零三万零七十斤，就地铸造农具二十万件，换取粟米四万石输送给官府。河南各处城邑中买卖铁的人家，命令仍旧自行鼓铸。十二年，阿哈玛特等人因军队兴起、国用不足，建议恢复设立都转运司，酌量增加课税的原定额度，鼓铸铁器由官府设局出卖，又设立铁冶总管府。听从綦公直的建议，在伯什巴里设置冶炼场，鼓铸农具。成宗元贞元年，又设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武宗至大元年，废除顺徳广平铁冶提举司，听任百姓自行经营，有关官府仍照旧征税。此后各路所设的铁冶官职，有的归中政院管辖，有的仍归属地方官府，有的因年成饥荒而免除课税，都是因时制宜，没有固定的制度。然而设立的法度比各代都更为详备，铁的等级也不止一种，有生黄铁、生青铁、青〇铁、蕳铁。制铁之法也仿照盐引的例子，设有禁止私贩的条例，只是比盐法稍微宽松一些。

明太祖洪武六年，设置江西的进贤、新喻、分宜，湖广的兴国、黄梅，山东的莱芜，广东的阳山，陜西的巩昌，山西的吉州、二太、源泽、潞各一处，共十三处，每年输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河南、四川也有铁冶。此后又增添了茶陵。十五年，广平的吏员王允道说："磁州出产铁，元代曾设官管理，每年收铁百余万斤，请求依照旧例恢复。"皇帝因民生刚刚安定，若重新设置必定会大加扰民，便杖责他并流放到海外。十八年，废除各布政司的铁冶。不久工部又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从前进贡十万斤，用来修缮兵器，其他地方没有出产。"于是又重新设置。不久武昌、吉州也依次恢复。后来又因工部进言，全部开放，让百姓自行开采冶炼，每三十分抽取其中的二分。永乐年间，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的铁冶。孝宗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设铁冶，有关官员在正常课税之外索取贿赂，因此引发民乱，不久又平定下来。武宗正徳十四年，在广州设置铁厂，由盐课提举司统领，禁止私贩比照盐法办理

译。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各府的铁冶。隆庆、万历以后，大都沿袭旧制，不曾特意再开新冶，是担心会造成扰民。

钦定续通典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十五

食货

酒榷

唐徳宗贞元二年，重新禁止京城及畿县的酒，天下设立店铺卖酒的，每斗加征一百五十钱。宪宗元和六年，京兆府上奏说："榷酒钱除了正式的酒户之外，一律随两税青苗钱，按贯数均摊征收，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十二年，户部上奏说："按照制度规定，如果按户摊派征收榷酒钱的地方，就不必再设官店专卖榷酤。其中或许有的州府先前没有按户摊派征收的，那就必须实行榷酤专卖，请委托州府长官根据当地的税额，按米麴当时的价格计算收取利润，达到额度就停止。"武宗会昌六年，命令州等八道州府设置榷麴，并且设置官店卖酒，代替百姓缴纳榷酒钱，并用以充作资助军费之用。昭宗时因财用不足，改变了京畿边镇的麴法，一并榷酒以供养军队。鳯翔节度使李茂贞正独占这项利益，按兵不动请求入朝奏明利害。天子于是立即废止了这项政策。梁太祖开平三年，听任各道州府百姓自行造麴，官府不再禁止。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下敕：三京、邺都各道州府乡村人户，从今以后在夏秋田苗上，每亩缴纳麴钱一文，任凭百姓自造麴酒供家中饮用，这笔钱随夏秋两税一并征收缴纳。京都及各道州府县镇坊界以及关城草市内，凡以往每年购买官麴造酒的人家，也允许自行造麴酿酒贩卖。长兴二年放免麴钱，官府自行造麴，各州都比旧价减半，在城内销售。除了城内居民不得私自造麴外，乡村人户如果只是供家中自用，一律任凭私造，百姓下民都感到很方便。

周世宗显徳四年，下令停止废除先前设立的卖麴都务，乡村人户从今以后都可以自行造米醋以及购买酒糟造醋自食，仍允许在本州县境内卖酒【按吴曾《能改斋漫録》所说，苦酒即是醋，那么五代以前不仅榷酒，就连醋也一并榷卖】

宋朝榷酤的制度，各州城内都设置酒务酿酒，县镇乡间有的允许百姓自酿而定其课税，如果还有剩余利益，各地大多请求官府专卖。三京由官府造麴，听任百姓交纳钱款换取。陈、滑、蔡、颍、随、郢、邓、金、房州及信阳军旧时都不实行榷酤。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实行榷酤，各处设置官吏局署，收取百姓的租米麦子供酿酒之用，用官府的钱购买柴薪及支付吏工的薪俸，所获利益无几，而主管的官吏却窃取其中的盈余，加上酿造的酒质不良，酒大多淡薄，甚至丈量酒户的容量过小，使贩卖的百姓深受其害。太宗知道其中的弊端，淳化五年下诏招募百姓自行酿酒，缴纳官钱减去常年课税的三分之二，使他们容易办到。真宗咸平以后，其榷酤每年的课税按麴钱的制度，附加在两税中均摊征收。此前招募百姓掌管榷酤，太宗雍熙二年下诏说："有关部门请求废除杭州的榷酤，使豪强大户能坐享独占其利，而贫弱人家每年却要负担缴纳，本想惠及百姓，反而造成了侵扰，应仍旧改回榷酒，废除均摊缴纳的钱款。"真宗天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