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三

译告她丈夫前妻所生之子王元吉下毒将要害死自己。右军巡推审讯不得实情，转交左军巡拷打审理，王元吉被迫诬服认罪。不久刘氏死了，官府清理囚犯时，转交司录司审问，因中毒之状不明显，拖了几个月未能决断。王元吉之妻张氏敲登闻鼓喊冤，皇帝召见张氏询问，得知全部实情，立即派遣中使逮捕原来审案的推官吏员，交御史审讯，才查明是刘氏有奸情，因惭愧惊惧而生病，害怕儿子发觉而诬陷了他。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分别受到削职处罚。诈称中毒的医生、欺瞒侵占王家财物的刘氏母亲兄弟，以及受贿的审案官吏，都被流放海岛。太平兴国六年，下诏说："各州重大案件，长官不亲自审理，胥吏借机作奸，逮捕证人被告，案件拖延经年而不能了结。从今以后长官每五日审查一次囚犯，情况查明的立即决断。"雍熙元年，命令各州每十日审查囚犯一次。又对辅臣说："御史台是四方朝觐取法之地，我常听说台中审案，御史大多不亲自过问，垂帘端坐以显示尊贵，这样想要没有冤屈滥判，怎么可能做到？"于是下诏御史审案，不得任由胥吏代劳。不久又下诏，无论大小案件，中丞以下的官员都要亲自参与审理，不得专门责成属下官吏处理。当时开封有一女子李氏，曾敲登闻鼓，自称没有子女，自身又有病，一旦死去，家业无人继承，请求朝廷诏令本府依她的意愿处置家产。李氏没有其他亲人，只有父亲在世，有关官府因此将她父亲拘押。李氏又到登闻鼓处控诉父亲被拘押之事，皇帝惊讶地说："这种事怎么应当拘禁？京城之下尚且如此，天下如此之大，怎能没有冤屈滥判？"当天就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别前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理决断刑狱，对懈怠失职的官吏弹劾其罪上报，对明敏而无积压案件的也一并列名上报。三年设置刑部详覆官六员，专门审阅天下呈报的案卷。设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凡各州有重大案件，就乘驿车前往审理。群臣受诏审案，案件审结后，用驿马传送呈报朝廷。有关官府判决完毕，又用驿马传送发回该州。凡上报的疑难案件，加以详细复核，如果没有疑难而官吏却仍上报的，一并按违反制度论处。凡应当奏报的疑难案件，也用驿马传送上报。又因判刑部事李昌龄进言，命令大理寺所判决的案卷，由寺官盖印后送刑部详细复核。核实无误的送回大理寺一同上奏，否则驳回加以论列上奏。端拱年间，敌人侵犯边境州郡，北面部署上奏说文安、大城两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逃跑，请求依军法论处。皇帝派人连夜前去将他们处斩，行刑队伍出发后又追上去说："这会不会是所管辖的州军征召他们去的？前去查问一下。"于是派人查证使者到达，果然查明是奉干宁的公文命令部送百姓迁入城中，并非擅自离开所辖之地，于是得以释放。淳化二年，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凡辖内各州府，每十日报一次囚犯名册。有疑难案件未决的，立即乘驿车前往察看。州县拖延不决、审核不实的，允许弹劾治罪【第二年即撤销，将此事划归转运司。真宗景德三年重新设立】重新在宫禁之中设立审刑院，并设详议官六员。凡有案件上报，先送达审刑院加盖印记，交大理寺、刑部断决复核后上报，再交审刑院详细审议，申报复核裁决完毕后，交付中书省，应当施行的就立即下达执行。如判决未被认可，由宰相复奏，才命令再加论决。至道二年，皇帝听说各州所判决的死罪案件情有可疑的，因担心被有关官府驳回而不敢上报此类案件，于是下诏，死罪中有可疑之处的，应将案卷申报转运司，选择部内熟悉法律条文的官员审理决断，必须上奏的才上奏。当时向敏中任西京推官，有个僧人傍晚经过一村民家，请求借宿，主人不许，请求睡在门外的车厢里，主人答应了。夜里有强盗进入那家，从墙上扶出一个妇人连同财物包裹逃走，僧人恰好看见此事，自己思忖既然不被主人留宿，如今丢了他家的妇人和财物，天亮后必定会被抓去见县官，于是趁夜逃走，跑到荒草中，忽然跌落一口枯井，那妇人已经被强盗杀死，先被扔进井里了。第

译二天主人搜寻发现她在井中，把僧人抓去见官，拷打之下僧人被迫诬服，说自己与那妇人通奸，诱骗她一起逃走，怕被人发现，所以杀了她扔进井里。自己傍晚失足也跌入井中，赃物在井边，不知被什么人拿走了。案件定案后，府中官员都不怀疑，唯独向敏中怀疑没有找到赃物，多次提审僧人诘问，僧人才如实供出真相。向敏中秘密派遣官吏查访真正的强盗，官吏在村中的一家店里吃饭。店里老妇人问僧人的事："案子怎么样了？"官吏骗她说："昨天已经打死了。"老妇人说："现在如果抓到真强盗，该怎么办？"官吏说："已经错判处死了，即使抓到强盗，也不再追究了。"老妇人叹息说："其实是村里某个年轻人杀的。"官吏立即前去抓捕，将他捉获。审问之下全部供认，追回了赃物。全府的人都以为是神明相助。同州有个富人家中的小婢女失踪，不知去向。婢女的父母到州里控告，州官命令录事审理。录事曾经向那富人借钱，富人不肯借，录事便弹劾富人父子三人杀死婢女，把尸体丢进水中，尸首不知去向。富人经不住拷打，被迫诬服认罪。案卷上报州官审核复查，没有异议。推官钱若水唯独怀疑此案，将案子搁置。录事在言语上多有冒犯钱若水，知州也多次催促他，他都不理会。有一天，钱若水到州衙，屏退左右说："我之所以搁置这个案子，是因为暗中派人寻访那婢女，如今找到她了。"于是秘密将婢女送到知州处。知州大为吃惊，立即叫来婢女父母，问道："如今如果见到你女儿，能认出来吗？"回答说："是我女儿，怎能不认识。"于是叫出婢女给他们看。父母哭着说："正是她。"于是带出富人父子，砸开刑具释放了他们。邵煜任连州录事参军，州将杨全诬陷州中十三名百姓为强盗，想要将他们处死。邵煜察觉此案冤屈，不肯签署文书，禀告杨全，愿意查明真相。重新将案犯拘押审理，查验属实，那些百姓因此得以幸免。杨全因此获罪被罢黜。真宗景德三年【《文献通考》作元年】下诏各道州军断案，凡宣敕中没有明确规定刑名、只说应当依极刑处断的，各地便直接定为死罪，很不公允妥当。从今以后凡说到处断、重断、极断、决配、依朝典处置之类的，未得明确指示不得论决，须将案卷详呈上报。大中祥符二年，下诏御史台、开封府以及在京凡有审理刑案之处，令另设专门机构予以纠察监督。凡是徒刑以上的案件，须立即拘押收押，如移交案件中未曾详尽审理或拖延不决的，追取供词，详细审阅并加以驳正上奏。咸平年间，有个三司军将叫赵永昌的，一向凶暴，负责督运江南漕运，多次贪赃枉法。饶州知州韩昌龄查得实情，转报转运使冯亮，冯亮因此被判处停职。赵永昌于是敲登闻鼓，诬告韩昌龄与冯亮诽谤朝政，还伪造印信，制作冯亮等人求情开脱的文状。皇帝察觉他的诈伪，在便殿亲自审讯，赵永昌俯首认罪，于是将他斩首，释放冯亮不再追究。仁宗即位后，用刑格外谨慎。天圣四年，下诏说："我顾念百姓众多，触犯法律的人也多，法律有轻重之分，情理也有轻重之别，而有关官吏一味机巧地回避细微律文，一概判处重刑，这怎么能符合我爱惜生命的本意呢？命令天下凡死罪中情理可以怜悯以及刑名有疑虑的案件，一律具录上报，有关官吏不得举驳【此后即便依法不必上奏、承办官吏应当获罪的案件，审刑院也会附奏，大多以皇恩宽宥为例，称为贴放，官吏从此没有了顾虑约束，请求复审的案件大多都能免死】刑部分设四案，死罪案件占其中一案，每月复核死罪不下二百件，而详覆官才只有一人。明道二年，命令四案分别复核死罪，凡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的，年终予以升迁改官。法直官与详覆官分别详审天下每旬上奏的案件。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时，有百姓控告有人将他家牛的舌头割掉，不知是谁干的。包拯说："谁割了牛舌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拿去卖，何必来告官？"不久有人告发有人私自宰牛，包拯笑着说："为什么割了某家的牛舌，又来告发人家私宰？"那人大惊，只得认罪伏法【当时禁止私宰牛的法令很严，仇家割了牛舌以泄私愤，料想牛主人一定会宰杀这头牛，便又来告

译发他】阆州大姓雍子良杀了人，买通一个乡民代他去官府顶罪，案子已经审结。知州朱寿昌察觉了实情，把囚犯提来审讯，囚犯起初仍照原来的口供，朱寿昌于是对他说："我听说雍子良给了你十万钱，还答应娶你女儿做儿媳，把他女儿嫁给你儿子，有没有这回事？"囚犯脸色一变，朱寿昌又告诉他说："你即将被处死，雍子良会写下假契约，把你女儿贬为婢女，说十万钱是雇佣的报酬，然后娶了你女儿，你怎么办？"囚犯痛哭流涕，据实相告，于是将雍子良抓来交付法办。宣州有个杀人的囚犯将要被处死，判官胡宿审讯时对案情起了疑心，囚犯畏惧拷打，低头不说话。胡宿屏退左右问他，那人说："我是个农夫，一天早晨正要下田，县吏就把我捆绑到官府，我糊里糊涂地不知是为什么。"胡宿大为吃惊，赶紧取来案卷翻阅，得知是一个妇人与官吏私通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而抓了这个平民来抵罪，一审问那妇人便认罪服法。鲁有开镇守金州时，遇到一桩蛊毒案，因此案被判死罪的将近十人。鲁有开说："如果想要毒害人，只需两三个人合谋就够了，怎么会牵涉这么多人？"重新审讯，果然是诬告。神宗元丰元年，皇帝认为国初废除大理寺监狱是不对的，于是下诏说："大理寺设狱由来已久，如今中央各官署有所弹劾治罪的案件，都寄押在开封府各处监狱，囚犯人数众多，难以分别隔离审讯，盛夏时节疫病流行，往往导致囚犯瘐死，有时主管官员意见不一，动辄拖延经年不能了结，我对此深感忧虑。应恢复大理寺监狱，凡三司各寺监官吏所犯杖笞之罪不需追究缘由的，听任立即决断，其余一律送交大理寺监狱，凡应当上奏的，一并交刑部、审刑院详细审断，凡天下应奏报的案件也一并上报朝廷【哲宗元祐三年废除，绍圣三年又恢复设立】当时韩晋卿任大理寺正，各州请求复审的死罪案件，执政大臣厌恶案件太多，打算弹劾那些不应当复审的案件。韩晋卿说："审理案件是为了寻求让人活命的办法，这是仁爱恩德所在。如果因为复审而遭到责难，以后就没有人再敢送来复审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六年，刑部上奏：过去详断官分案审结后，主判官加以论议改正，再发交详议官复核审议，如有差错疑难之处，就写在文书末尾，送回断案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决完成。自从详断官归属大理寺，成为评事、司直，议官成为丞所断案件的初稿后，不再经过长官、次官，往往多有差错。于是重新制定制度，分评事、司直与大理寺正为断司，丞与长官、次官为议司。凡断决公案，大理寺正先审核其是否得当，论定后签署印记注明日期，转交议司复议，有辩驳疑难之处便详细议明改正，长官、次官再加以审定，然后判决完成，记录上奏。当时元绛以江宁府推官身份代理上元县令，有百姓甲与乙饮酒后互相殴打，甲回去躺下休息，夜里被强盗砍断了脚，甲妻声称是乙所为，里长便将乙抓到县里，此时甲已经死去。元绛吩咐甲妻说："你回去料理丧事，乙已经认罪了。"暗中派可靠谨慎的官吏跟踪甲妻，甲妻远远望见一个僧人便迎上去笑着低声细语交谈。元绛命人捉住那僧人捆在廊下，追问甲妻的奸情，甲妻当即吐露实情。有人问元绛怎么知道的，元绛说："我看甲妻哭得不悲伤，而且与受伤的人同席而坐，况且伤口没有出血的痕迹，因此知道其中有诈。"后来元绛任永新知县，豪强子弟龙聿引诱少年周整饮酒赌博，用赌技胜过他，估算他的财产折抵为肥沃田地，立下契约。过了很久周整的母亲才知道此事，到县里控告，县里索要契约作证，但母亲手印俱在却不接受申诉。又到州里控告，向使者敲登闻鼓，都没能讨回公道。元绛到任后，周母又来申诉。元绛查看契约，叫来龙聿说："契约的年月写在印记之上，这一定是拿到周家母亲其他文书末尾的印记，然后撰写假契约续接上去的。"龙聿惊惧认罪，当天就归还了周整的田地。杨汲任赵州司法参军，州中百姓曹浔，他的哥哥待他不好，哥哥的儿子也常常欺侮他。曹浔持刀追赶侄子，哥哥

译挟持侄子逃跑。曹浔说："哥哥别躲，我只是要教训一下侄子。"事情闹到官府后，侄子说："叔叔想骗我父亲不要躲避，好趁机杀了他。"官吏因此判定曹浔犯谋杀兄长罪。杨汲说："曹浔喊哥哥不要躲避，怎么能说是谋杀？如果凭主观臆测来断案，那么百姓就无所适从了。"州里采纳了他的意见，上报复审，曹浔得以免死。哲宗时，陆佃任江宁知府，句容县有人与嫂子通奸并杀死她丈夫，又诬陷另外三人共谋，三人都已经被迫认罪。其中一个囚犯的父亲以冤屈申诉，通判以下的官员都说："他们不过是害怕死才招认的，案子已经定了不能改。"陆佃亲自查验核实，那三人都得以活命。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命令凡杀人而没有证据、尸体又未经检验的案件，应具录案卷上奏请裁决，委托提点刑狱官审问，如有可疑及翻供之处，由本司另派官员重新审理，案卷审结后呈送本路，转交其他监司审定，具录案卷上奏。如仍不能定案，由监司再派官员审理，如仍不服判决，再行上奏。此前朝廷取消了先前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即外路案件经过三次翻供、在千里以内的应移交大理寺审理，认为这不是祖宗定下的法度，于是予以更正。孝宗专心致志于各类案件的审理，每年亲临殿前审查囚犯，往往提前几天，命令有关官吏呈送案卷供他阅览，然后再决断处置。修订法律条令时，一定亲自加以校订修正。绍兴年间的法令规定，审理案件的官员如果推勘不实，一旦出现判决不当，就要追究其罪责。乾道年间的法令，又担心官员因调任等事故而导致案件拖延，于是规定先决断囚犯，官吏的责任问题在案件之后再追究。乾道七年，有关部门请求重新制定，死罪案件依照绍兴年间的法令，其余依照乾道年间的办法施行，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有关部门因为复核结果与原判不同，前任官吏便要承担失出失入之罪，因而往往附和以前的审理结论，皇帝知道这个弊端，乾道十四年下诏特许每案免于因重新审理而追究一次责任，从此大小案件都能查明实情。又下诏凡本路已多次派官审理、仍称冤屈的案件，只需移交邻路复审，如果仍然翻供，再奏请裁决【此前各州翻供的囚犯，本州已多次审理后，接着移交邻路，如果再次翻供，就转移到相隔更远的路，甚至有跨越两路的情况，官吏为此在路途上奔波往返，被拘押的人也因反复对质而困顿不堪，因此有这道诏令】光宗、宁宗年间，刘宰任泰兴县令，邻县有人把牛租给泰兴境内的百姓，租牛的一方与牛主有姻亲关系，趁办丧事之机偷走契约逃走了。后来牛主的儿子来索要租金，租牛人却说牛早已经卖掉了。牛主的儿子多年来到官府控告，没有凭证可以核实，官府又以事涉异县为由置之不理。到刘宰任职时，牛主之子前来申诉，刘宰说："丢牛已经十年了，怎能一下子就找回来。"于是召来两个乞丐，好言慰劳并嘱咐他们，然后借别的事把他们关进牢里审讯。乞丐便自称偷牛去卖掉了，派人跟随他们到卖牛的地方查验。租牛的百姓说："我这牛是从某人那里租来的。"乞丐坚持说是自己偷的，因此拿出契约核对，双方对质，那偷藏契约的人心中愧疚，只得归还了牛和租金。有富人家丢失了金钗，只有两个仆妇在场，官府因此拘留她们审问，众人都认为其中有冤情。刘宰命二人各持一根芦苇，说："不是偷钗的人，明天早晨芦苇会和现在一样长，如果是偷钗的，芦苇会比现在长出两寸。"第二天早上察看，一根芦苇还是原样，另一根却长出了两寸，当即审讯她，果然认罪伏法。有个婆婆控告儿媳不孝顺，刘宰把两个儿媳和婆婆一起召来，安置在一间屋子里，给她们的媳妇送饭却不给婆婆送，暗中观察，其中一个媳妇总是把自己的饭菜分给婆婆吃，婆婆还呵斥她；另一个媳妇却相反，如此过了几天，便查明了实情。理宗淳祐十年，皇帝告诫辅臣说："依照法律，诉讼案件必须依次经过相关官府审理，御史台、六部受理诉状时应当兼听双方之词，怎能仅凭一面之词就仓促定案，导致下属官府观望不前、是非曲直颠倒？可以命令御史台及刑部遵守这一原则。"景定元年，下诏说："此前诏令各路提刑司凡取来翻供驳回重审的案件，应从轻决断，但长官

译、监司大多不肯负责，又将案件引入奏请裁决之列，严重的甚至十几年不能了结。命令提刑司、地方长官进行审理，如果先前审理不够周全、确有可疑之处，除了命官、命妇、宗妇、宗女以及必须动用刑具者需要上奏裁决外，其余案件断决完毕即可上报，官吏特许免于因此次重新审理而受追究一次。"

辽太祖初年，各部刚刚归附，法律条文尚未完备，康默记在麾下，凡属契丹、汉人相涉的案件，都委托他判断，康默记推究法律精义，论定罪行轻重，丝毫不差，被拘押的人个个都自认没有冤屈。七年，下诏说："我自从北征以来，四方积压的诉讼案件很多，如今休战让百姓休养生息，众卿应体察我的心意，详加审理裁决，不要有冤屈滥判之事。"于是命令北府宰相萧达鲁等分道疏理裁决，并让韩知古总领此事。穆宗朝，诸王多因谋反获罪，知军国事萧哈里通晓政务，多次奉命审理案件，大多能查明实情，无人蒙受冤屈。圣宗统和年间，敕令各处刑狱如有冤屈无法申诉昭雪的，允许到御史台陈诉，委派官员复核审问。以前大理寺的狱讼案件，凡属需要复核上奏的，由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细审断，到此时才设置少卿并让他主持此事，仍担心不够周全，又常常亲自记录囚犯情况，多次派使者分赴各道审理平反冤滞案件，如邢抱朴之类的官员，所到之处都能平反冤案。皇帝曾微服出猎，赏识耶律罕巴才干出众，当时南京有疑难案件久久不能决断，命耶律罕巴驰驿前往审理，耶律罕巴根据实情处理，没有人蒙受冤屈。兴宗重熙十二年，下诏各路上报重刑案件，派遣官员详细审议。道宗咸雍四年，下诏左伊勒希巴说："此前诏令外地死刑案件听凭当地官府立即决断，但恐怕未能查明全部实情，或有冤屈之处，从今以后即使已经招供认罪，仍要令附近官府复核审问，确认没有冤屈然后才决断处死，如有冤屈的立即详细上报。"当时御史中丞耶律俨、武定军节度使窦景庸、崇德宫使萧托斯和审理决断冤狱，大多称得上公平妥当。昭怀太子之难发生后，穷究追查党羽，牵连很多人，知杂事御史左企弓辨明其中的冤屈，因此获释的人很多，后出任中京副留守，在辽阳审理刑案时，有一案原本罪轻却被判重了，已经上奏等待批复，左企弓将其释放后再上报。

金海陵天德年间，绥德州有几名军卒路过鄜城一户人家请求借宿，当夜有强盗抢劫了主人的财物，官府逮捕了借宿的军卒下狱拷打审讯，同知保大军使卢克忠独自察觉此中有冤，不肯签署文书。不久果然抓到真正的强盗，借宿的军卒于是被释放。世宗大定初年，伊喇鄂尔多任利涉军节度使。此前有农民为躲避战乱而躲进郡城，把三十千钱寄放在邻居家，战乱平定后来讨要，邻居不承认矢口否认，农民到县里控告，县官因没有契约凭证而驳回，于是又向州里控告。伊喇鄂尔多假装发怒，把农民用刑具拘押起来，又逮捕邻居戴上三重枷锁，诘问他说："你的邻居某人犯了抢劫杀人罪，供出你是同伙。"邻居大为恐惧，才自己坦白隐藏了别人寄存的钱财，于是责令他归还所隐藏的钱财并释放了他，郡中人无不惊叹佩服。大定七年，左藏库夜里有盗贼闯入，杀死都监郭良臣，盗走金珠，一时抓不到盗贼，命令防检司追捕，抓了八个有嫌疑的人审讯，其中三人被拷打致死，五人被迫诬服。皇帝对此起疑，命同知大兴府事伊喇道另行审理。不久亲军百夫长阿勒巴在集市上卖金子，事情败露被处死。皇帝听说后说："在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口供得不到？为什么审案的人不用情理来查求实情呢？"分别赐给被处死的人和未死的人钱财补偿。大定十七年，下诏说，朝廷每年两次派遣审录官，本是为百姓伸张冤屈，不只是复审重刑案件，凡诉讼案卷都应当审阅核实是非曲直，其中审理疏忽草率的要严加惩处，不得以赎罪论处。大定十八年，曹王完颜永功任大兴府尹，有个老妇人和儿媳在路边休息，儿媳与她的情夫一起私奔逃走了。有人告诉老妇人说："刚才看见一个年轻妇人从水边小路走了。"老妇人叫来伍长追查踪迹，恰逢有个男子私自宰牛，手持沾血的刀，远远望见伍长，以为是来抓自己的，立即

译逃避躲开。老妇人和伍长认为这就是杀了她儿媳的凶手，将他捕送县衙，那男子受不住严刑拷打，被迫诬服认罪。追问尸体在哪里，他随口说："扔到水里了。"官府去寻找，果然捞出一具尸体，已经半腐烂了。县吏信以为真，就此定案上报。完颜永功怀疑道："儿媳死了才几天，尸体怎么会这么快就半腐烂了？"不久，老妇人在儿媳情夫那里找到了她。永功说："这个男子只不过是因私自宰牛而被抓入狱，他所受的拷打也足以抵他这项罪过的处罚了。"于是将他释放了事。章宗即位后，设立各路提刑司，曾告诫说："设立官职、建立制度，应当宽严适中，凡军民互相涉及的案件，都要公平决断处置。如今设置司狱和提刑司，只是希望监狱中没有冤屈罢了。"当时上报的案件中有法官凭自己的判断做出裁决的，皇帝说："有人说法官不应当凭自己的判断裁决，因此议论纷纷不止。我认为凭个人判断并非法外行事，只不过是灵活变通以顺应法律罢了。"平章政事守贞说："这项制度自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经废除，但是律法中有起请一条，可见古代也是允许凭个人判断的。"皇帝说："法律条文有限，而人情事理无穷，怎能没有个人的判断呢？"明昌年间，李完任同知广宁府事。辽滨百姓崔元进城饮酒不归，家人寻找他，在水中找到了尸体，官府拘捕了与他同饮的人审讯，都被迫诬服认罪。提刑司怀疑其中有冤，把案子交给李完处理。李完查访得知真凶，是一个船夫。同饮的那些人才得以洗清冤屈。辽东有个契丹人叫额哩叶，曾经杀死驿使，大理司直中有个契丹人与凶手同名，官府逮捕了他下狱。等到孟奎任上京等路提刑判官时，审查囚犯，在率宾路审明真相将他释放，不久果然抓到了真正杀害司直的凶手。

元世祖中统三年，下诏从今以后部曲犯下重罪，审讯查明实情后，必须先奏报朝廷，然后才能依法处置。十一月，派遣官员审理重刑案件，并告诫右丞相史天泽说："我有时因发怒而处死人，你们应当拖延一下再复奏后执行。"至元七年，户部尚书李德辉记录山西河东的囚犯情况，行至怀仁，有个姓魏的百姓，挖出一个木偶人，拿去控告他的妻子行邪术诅咒谋害自己，此案已经经过几次审理，供词都已经齐备。李德辉洞察其中的诬陷之情，得知他有个宠爱的小妾，怀疑是那小妾所为、想借此陷害他的妻子，便召来小妾审讯，没多久小妾就招认了，于是杖责了那丈夫，判定小妾承担相应的死罪。有人因争夺财产而使他兄长的儿子失踪，李德辉说："这一定是叔叔杀害了他，毫无疑问。"案件将要审结时，前来说情的权贵很多，李德辉都不予理会。等罪状查明后，那些前来说情的人都惭愧信服。至元八年，大都运司拖欠课银五百四十七锭，官府逮捕了运使倪某等四人追缴，但查阅本路当年收入的簿籍，实际上并无拖欠，此事拖延很久无法了结。尚书省户部令史刘正察觉其中有冤，遍阅相关文书，找到至元五年李介甫领取课银的文契七张，恰好符合所欠数额，核对字迹，都是司库辛德柔所写。刘正查得实情后，禀告尚书，将辛德柔逮捕审讯，全部追回了课银。辛德柔认罪伏法后，那四人得以释放。至元十三年，太府监令史卢贽对监官说："各路进贡的布匹长度都是三丈，只有平阳的加长一丈，因此各集市商贩都争相购买平阳布，如果把长出的部分裁下来使各处布匹长度相等，就不会再有争抢的情况，而裁下的部分可以用作漆饰宫殿器皿之用，很是便利。"监官采纳了这个建议。恰逢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皇帝拿此事诘问监官，监官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回答，便把责任推到卢贽身上。皇帝下令将卢贽斩首。符宝郎耶律希亮在路上遇见卢贽，卢贽向他喊冤，耶律希亮命人暂缓行刑，并将实情详细上奏。皇帝下诏命工部侍郎董文用审理此案，最终释放了卢贽，并召来御史大夫塔齐尔等人责备说："这件事言官应当进谏却没有进谏，若不是托果斯出面，岂不是要错杀这个人了吗？"至元二十九年，赵孟頫任同知济南路

译总管府事，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服役，忍受不了艰苦劳役，因此逃走了，他的父亲找到别人的尸体，控告与元掀儿同役的人杀害了他，那些人已经被迫诬服，赵孟頫怀疑其中有冤，把案子搁置未决。过了一个月，元掀儿自己回到郡中，大家都称赞这是神明相助。成宗时，王利用任兴元路总管，有个妇人下毒害死丈夫，追问毒药的来源，官吏教唆她指认是某富商所卖，案卷呈上后，王利用说："人家家境富裕，怎么会贩卖毒药？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审讯之下果然招认了实情。武宗至大年间，胡长孺任宁海县主簿，有个百姓挑着粪桶去田里施肥，偶然碰到一名军卒的衣服，那军卒便打伤了他，并且打碎他的粪桶后扬长而去，最终不知道那军卒的姓名。百姓前来申诉，胡长孺假装恼怒他捏造事实，把他戴上刑具示众于市，暗中派人监视观察。刚才打人的那名军卒经过时，拍手称快，被暗中盯梢的人当场抓获，杖责他并让他赔偿粪桶。有一群老妇人聚集在佛庵里诵经祈福消灾，其中一人丢了衣服，恰好胡长孺出门，那乡间老妇便向他申诉。胡长孺把大麦粒放在众老妇人的合掌之中，命她们像先前一样绕佛诵经。胡长孺闭上眼睛叩齿，做出召集神灵的样子，并说："我已经让神灵监视着了。"偷衣服的人绕行了几圈之后，麦粒应当会发芽。有一个老妇多次张开手掌察看，胡长孺指认她并将她捆绑起来，追回了她所偷的衣服。有一天他到帅府禀报事务回来，属吏说有一件奸情案件，那人多次审问都不肯认罪。胡长孺说："这个容易得很。"夜里他埋伏在案桌下，天亮时出来，重新审问那犯奸情的人，那人的言辞更加坚定不移。胡长孺假意对县令说："听说朝廷有诏令下达，何不去迎接呢？"随即呵斥差役将那犯奸情之人捆绑起来，东西两旁的柱子之间空无一人便一同出去了，公堂上没留一个人。那犯奸情的人相互说道："事到如此地步，就算不认也是死。"正打算自己招供之时。话音刚落，藏在案桌下的官吏一声呼喝走了出来，犯奸情的人大惊，都叩头认罪。永嘉有个百姓，弟弟把一支珠钗质押给他的哥哥，用来赎另一件东西。哥哥的妻子很喜爱那珠钗，骗弟弟说钗子被盗丢失了，弟弟多次告状都得不到公道，于是前来向胡长孺申诉。胡长孺说："你不是我治下的百姓。"呵斥他离开。不久之后，胡长孺追查一起盗窃案，唆使盗贼诬告那哥哥收受了珠钗作为赃物，逮捕哥哥到官府，哥哥极力辩解，坚持申诉不肯罢休。胡长孺说："你家里确实有这东西，怎么能说是诬陷呢？"哥哥惊慌地说："有是有，但那是我弟弟质押给我的。"胡长孺催他拿来查验，叫来他弟弟问道："这不正是你家的东西吗？"弟弟说："是的。"于是物归原主。仁宗时，干文传任乌程县令，有个富民张甲的妻子王氏没有儿子，张甲在外面纳了一个小妾，生了个儿子还不满周岁，王氏骗那小妾把孩子带来相见，然后赶走小妾并杀死了孩子焚烧灭迹。干文传听闻后揭发此事，找到了被烧死的孩子的残骨。王氏用重金贿赂小妾的父母，买了邻居家的孩子冒充是小妾所生，谎称孩子没有死。干文传下令那小妾

译抱着孩子给他喂奶，孩子哭闹不肯吃。那妾的父母说出了实情，于是把邻居家的妇人叫来让孩子看，孩子跳进那妇人的怀里吃起奶来，一喝就喝了。王某于是伏罪认罪。

元文宗至顺末年，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苏天爵在湖北审查囚犯案件，有常德百姓卢甲、莫乙、汪丙一同出去做雇工，甲不慎失足落水而死。甲有个弟弟做了和尚，想私通甲的妻子却未能得手，便诬告甲妻与乙通奸而杀害了自己的丈夫。乙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被屈打成招，诬认打死了甲，砍下他的头丢在草丛里，尸体和拐杖丢进了谭家的水沟中。差役前去搜寻，果然找到了一个头骨，但尸体和拐杖都没有找到，而谭某作伪证说曾见有一具尸体被水冲走了。

苏天爵说："尸体和拐杖即便真的存在，如今已经过了八年，没有不腐烂的道理。"于是召来谭某加以诘问，才知道甲还没死之前眼睛就已经瞎了，谭某所说的全是虚妄之言。

苏天爵对差役说："这本是一件疑案，况且案子已经拖了不止三年了，全都放了他们吧。"

译明太祖洪武初年，刑部上奏决断重刑囚犯，皇帝告诫他们说："朕曾经命令你们，凡是重大案件，必须三次覆奏。因为人命关系重大，恐怕不能查明实情，那么刑罚就会滥施，而死者不能复生。所以必须详细审查。现在你们防止把重刑案件拿来上奏，其中固然有败坏伦理、扰乱法纪、罪不可原的，也有一时糊涂犯错、情有可原的。如果一概而论，那么轻重就分不清了。从今以后，凡是十恶不赦、常赦不能宽免的，才称为重刑，其余各种可以判死罪但允许听凭收赎的杂犯，不要一概上奏。"

洪武六年，司法官员上奏说重罪囚犯三百多人，已经复核审讯都属实，请求处决。皇帝命令行人手持符节特意去告诉他们，如果有冤屈允许自己申诉。又召见五府、六部以及六科官员告诫说："三百多人未必人人都是实情，一旦有不实的，那么死者就含冤了，你们可以从容审理。一天审不完，就用两天、三天，就算十天又有什么妨害？大抵人的实情难以获得，有的人说话就慌乱，动辄编造虚假之词掩盖实情；有的人不善言辞，虽然心怀实情却不能表达出来，必须详细听取，也不可以用刑罚逼迫。"

洪武十四年，命令刑部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词，议定后入奏。上奏之后，抄录所判决的内容，送交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没有异议后，再覆奏执行。有疑难案件，就由四辅官驳正（第二年四辅官被罢免，议案之权全部归于三法司）。又命令司法官员抄录囚犯案卷，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官审议是否公平妥当后上报。这一年开始分派御史记录囚犯案情。

洪武十六年，皇帝告诫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人说："凡是论断囚犯罪行，必须查明实情，不可深究人罪。因为人命关系重大，应当常存公平宽恕之心，尚且担心有所失误，何况苛刻严酷呢？昨天有百姓的儿子犯法当死，他的父亲行贿求免罪，御史抓了他，还要一并治罪。朕认为父子至亲，儿子将死而父亲相救，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只治他儿子的罪而赦免他父亲。从今以后凡是论罪判决，必须再三详细审议、覆奏之后才能执行。"不要过重伤害人命。

洪武十七年，告诫司法官员、布政司、按察司所拟定的刑名，其中涉及人命的重大案件，要具文上奏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细拟定，作为定制。

洪武二十二年，告诫刑部尚书杨靖说："京城的囚犯，你们覆奏，在京城审决，尚且恐怕有失误，各地官员所拟定的，怎能都恰当？你们应当详细审议，然后派遣官员去审决。"

洪武二十六年，改定审理案件的制度。此前判决案件，笞刑五十的由县决断，杖刑八十的由州决断，杖刑一百的由府决断，徒刑以上的，具备案卷送到行省，往来驳正繁琐而贿赂盛行，于是命令中书省、御史台详细审议，改月报为季报，把季报的数目汇总为年报。凡是府州县轻重案件的囚犯，依律决断，有违法枉断的，由御史、按察司纠察弹劾。到这时，命令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刑、杖刑就地决断，徒刑、流刑、迁徙、充军以及杂犯死罪的解送刑部审理登记，上报下达具体死囚所犯罪名，上报刑部详细议定，符合法律的由大理寺拟定复核是否公平妥当，监押收禁等候处决。如果案情陈述不明或者判罚有出入的，大理寺驳回改正，驳回到三次改判仍不当的，把承办的官吏奏报究问，这叫做"照驳"。如果案件搁置疑难未决，而囚犯翻供的，就改调隔别的衙门重新审问，两次翻供不服的，就上奏由九卿会审，这叫做"圆审"。到三四次审讯仍不服罪的，然后才请示决断。

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全国审理案件都依照它。洪武元年的法令，有法律未记载而记录在法令中的，司法官员可以援引作为依据，请示皇上之后才能施行，特别是防止临时判罪而不明确写入法律条文的情况，不在此例。有司如果援引类比律条，导致罪行有轻重出入的，以故意入罪论处；没有正条的，就援引律条类比拟定罪名，转达刑部议定，上奏。如果擅自判决导致罪行有出入的，以故意或过失论处。

这一年设置

译"政平""讼理"二旗，用来审理告谕罪囚。告谕刑部说："从今以后只有武臣死罪，朕亲自审理，其余都以所犯罪行上奏，然后带到承天门外，命令行人持讼理旗传告谕示（政平旗的具体用法见《赦宥篇》。此前皇帝曾告谕朝臣说："凡是有大案，应当当面审讯以防止构陷、刑讯逼供的弊端。"所以那时重大案件多亲自审讯，不委托司法官员。到这时才有这个告谕）。接着命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之间以及驸马间或一同听审。记录冤屈的以状上报，没有冤屈、确实犯了死罪以下罪行的，一律按律论处。各种杂犯准许收赎。

建文年间，刘季篪任刑部侍郎，有百姓被强盗牵连指认，逮捕时强盗已经死了，于是召来强盗的妻子儿女让他们辨认，听取他们说是被诬陷的，就释放了他。河阳的旅店里朱、赵二人分室居住，赵被杀，官府怀疑是朱杀的，拷打之下屈打成招，季篪独自说："这两人不是旧仇，况且他的行装没有什么可图利的。"这个案子最终查出真正杀赵的人。扬州有百姓家中夜里被盗贼闯入杀了人，凶手遗落一把刀在尸体旁，刀上有记号标示是邻居家的，官府逮捕审讯邻居，邻居说："这把刀丢失很久了。"忍受不住拷打屈打成招，季篪派人怀揣着那把刀到那条街巷暗中察访，一个小孩认出说："这是我家的东西。"于是抓到了真正的盗贼。

明成祖下诏司法官员审问囚犯，一律依照《大明律》拟定处理意见，不要胡乱引用榜文条例来苛刻定罪。

永乐二年，皇帝亲临奉天门录囚，虽已多加宽恕矜恤，还担心有冤屈的，又召来锦衣卫、鸿胪寺等官员告谕说："囚犯一旦入狱，即使冤枉也不敢求得申辩；刚到朕面前时，又畏惧威严不敢说话。有这两种情况，刑罚怎能都恰当？你们再用朕的话，从容审问，果然还有冤屈的，就来上奏。"

永乐四年，锦衣卫上奏："有百姓与外国使者私自交往的，应当逮捕交付司法官员治罪。"皇帝追问实情，回答说："用毡衫做交易，而且交谈了很久。"皇帝说："放了他。"锦衣卫坚持上奏，皇帝说："立法是为了禁止奸邪，法令过轻百姓就轻慢，用法的关键在于体察情理；过重百姓就恐慌。那小民谋生，钱物交易，商议价格哪能一句话就定？他哪里懂得国法？放了他吧。"事后又对身边的臣子说："这件事如果忽略了明察，那么愚昧的百姓就会因为一件毡衫而获罪了。"

永乐七年，命令大理寺官员带领司法官员的囚犯案件到承天门外，行人手持符节传告谕示，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员审理登记，如同洪武年间的制度。

永乐九年，天城卫千户某人因罪被囚在刑部大牢，指挥某人向通政司陈状说："千户的母亲送礼行贿，托我贿赂部里的官员求得赦免，我已经不敢照办，因此连同赃物一并首告此事。"皇帝命令司法官员询问："千户与指挥有旧交吗？"回答说："没有。"皇帝说："不是旧交却擅自求情，这不合人之常情。"命令司法官员审讯，才知道是指挥住在刑部附近，千户的母亲寄住在他邻近，早晚给儿子送饭。指挥探知她家里富裕，便骗她说自己与部里的官员交情深厚，可以代为行贿求免。千户的母亲于是送去财物。旁边有人想要揭发指挥的奸计，指挥害怕，就自己首告并隐瞒了实情。司法官员覆奏，依法应当治千户母亲行贿之罪，指挥革职屯田耕种。皇帝说："疼爱儿子而用财物求免罪，是人之常情，况且妇人哪里懂得法律？宽恕她吧。指挥起初欺骗别人骗取财物，后来又隐瞒实情蒙骗皇上，还污蔑朝臣，只是革职耕种，怎么能起到惩戒作用？"就把他解送交趾充军。

永乐十七年，周新任浙江按察使，刚入境时，一群蚊虫在马前迎候，(他)在马前的荆棘丛中找到死人的踪迹，尸身上系着一枚小木印。周新验看印章，得知死者原是布商，秘密下令广泛购买布匹，查看印文相符的人就逮捕审讯，全部抓获了那些盗贼。有一天处理公务，旋风把树叶吹到案前，那树

译叶与别的树不同，询问身边的人，只有一座僧寺有这种树。寺庙离城很远，周新怀疑是僧人杀了人，挖开树下果然发现一具妇人尸体，审讯属实后将僧人处以磔刑。有个商人傍晚回家，害怕遇到打劫，把银子藏在丛祠的石头下，回家后告诉了妻子。第二天早上去取银子没找到，向周新申诉。周新召来商人的妻子询问，果然妻子有私通的人。商人突然回家，那私通的人还藏在家里，妻子把听到商人所说的话，夜里去取走了银子。妻子与她的奸夫都被治了罪。

鲁穆任福建佥事，漳州百姓周允文没有儿子，把侄子立为继承人。晚年小妾生了儿子，因此分割家产给侄子和小妾之子。允文死后，侄子说这个孩子不是叔叔的儿子，把他赶走，独占了全部家产。小妾告状。鲁穆召来县里的父老和周氏宗族，秘密把小妾的儿子安排在一群孩子中间，众人都指认那孩子长得像允文，于是把家产归还给他。

明仁宗刚即位，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到榻前告谕说："近年司法的滥用，朕难道不知道？他们所拟定的大逆不道之罪，往往出于牵强附会。先帝多次严厉告诫他们，所以死刑必须四五次覆奏，而司法官员却毫不留意，甘心做酷吏而不感到羞愧。从今以后审理重案，你们三人必须一同前往会审。有冤屈的，即使是小事也必须上报。"

当时虞谦任大理寺卿，吕升任少卿，仰瞻任丞，虞谦又推荐严本担任寺正。皇帝正谨慎对待刑狱案件，虞谦等人也竭尽心力奏定案情。凡是司法官员及各地上报的案件，虞谦等人反复参详复核，一定务求公平。他曾对人说："他没有遗憾，那么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当时判案的人大多以知情、故意放纵以及大不敬来定罪。严本争辩说："律法自叛逆几条之外，没有故意放纵的条文。即便是不敬之罪，情节也有轻重，怎能一概归入重罪相比？"虞谦认为他说得对，全部为他驳正。良乡有百姓丢了马，怀疑是邻居所为，报告给县丞，拷打致死。县丞因判决处罚不合法度，应当判徒刑，而告状的人应当判绞刑。严本说："县丞的罪应当，告状的人是因为怀疑而申诉，按律以诬告致死论罪，这样县丞与告状人各自杀了一个人，这可以吗？"于是驳正了此案。莒县屯田的士卒强夺百姓田地，百姓向官府申诉，士卒被鞭打，夜里偷了百姓的驴子。百姓搜查找到，士卒反而诬陷说是被诬告，抓送千户处。百姓被囚禁而死，司法官员判千户徒刑。严本说："千户活着，那么死者就冤枉了。"于是纠正了这起故意诬陷的案件的定罪。苏州卫的士卒十几人，夜里在河西务打劫客船，一名士卒死了，害怕事情败露，诬陷邻船解送囚犯的人是盗贼。他的同伙前往营救反被杀害，都被屈打成招。严本怀疑说："押解人犯与囚犯同船作案为盗，囚犯必然知道实情。"经查验果然属实，于是治了那些士卒的罪。

明宣宗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百姓王骨都之妻杀夫的冤案，皇帝严厉斥责刑官，尚书金纯等人谢罪，才作罢。义勇军士阎羣儿等九人被诬陷为盗贼，应当斩首。他们的家人击登闻鼓申诉冤情，复核之后确实不是盗贼，命令释放阎羣儿等人，并严厉斥责了原判官员。都御史刘观阻止百姓击登闻鼓，给事中林富上奏说：重罪囚犯二十七人因奸淫盗窃罪应当处决，却击鼓申诉冤情，烦扰不应宽宥。皇帝说："设立登闻鼓，正是为了通达下情，怎么能说是烦扰呢？"从此以后凡是阻挠百姓击鼓申冤的人都要治罪。

皇帝曾经夜里读《周官》，读到"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这句话，感慨地叹息，认为立国的根基命脉就在于此，于是敕谕三法司说："朕体察上天好生之心，唯独对刑罚特别体恤。命令你们详细复核天下的重大案件，而犯人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等到应当决断时，怎能没有冤屈？"于是派遣官员去审录案件。

宣德二年，上奏重罪囚犯，皇帝命令多位官员复审，告谕说："古时候判案必须与三公九卿商议，就是为了做到最公正而重视民命。你们前去一同复审，不要导致有人枉死。"英

译国公张辅等人回来上奏，申诉冤枉的有五六十人，皇帝又下令司法官员核实，因此严厉告诫了他们。

明英宗正统元年，河南布政使邢旭上言："今后凡人命案件必须由正式官员检验，强盗案件必须追查真实赃物凶器，详细上报审核。如果有异词，就要立即辨明。违反的，在京城由监察御史，在外地由按察司追究问罪。"皇帝批准了。兵部侍郎于谦上言："京城司法官员审理重罪囚犯，凡是遇到严寒酷暑的时节，负责审理的官员审录时冤枉的可以辨明，情有可原的可获宽宥。地方上的重罪囚犯，难道就没有冤屈可矜的吗？请求像京城一样审录，使得案件没有冤枉。"皇帝命令议定施行。

正统二年，四川按察使龚燧上奏："四川被关押的强盗案犯不下三百人，而翻供的占了一半，未捕获同案犯的又加倍。其中有的是被虚词构陷，有的是因仇怨牵连，所查获的赃物凭据大多是百姓家中常有的器械，不足以采信，往往真假难辨。而且所犯罪行大多发生在永乐、宣德年间，有的正犯已死而后来才捕获在案的，无从对质核实。有关部门顾忌被追究出罪的责任，不敢为其辩白，导致长年拘禁，恐怕有伤和气。请求敕令朝臣共同商议，或者派遣重臣分赴四方审录，可疑的就释放，或者编入军队戍守边疆。那些尚未捕获的以及被已捕获者牵连的，都按诏令不要逮捕。"皇帝命令照此施行。

正统六年，刑部郎中林厚上言："京城监禁的重罪囚犯，有屡次申诉冤枉、逮人核查、长久未能了结的，请敕令各衙门归类记录各案犯紧要的冤情，交给负责审录的官员，立即为他们辨理，具文上奏。地方上现关押的重罪囚犯，有曾经申诉冤屈以及呈报三法司因议论不明被驳回再次追问的，也请记录各案犯所诉的冤情以及被驳回的说辞，交给审狱官，命令详细审议后具文上奏。"皇帝采纳了。

正统九年，山东副使王裕上言："囚犯案件应当审录，而御史及三司官员有的每年只审一次，囚犯大多瘦弱而死。以前曾派遣御史巡按察司详细审理，释放遣返的很多。现在不如废除巡审的旧例，而施行详细审理之法。"敕令派遣按察司官员一人专门审理各案，刑部坚持旧制不可废除，皇帝命令审理旧例照旧，再加详审之例，选按察司官员一人与巡按御史一同审理，判轻了的暂且不追究，贪赃枉法的依律追究。

石璞任江西按察副使，善于断案。有个百姓娶妻三日后，妻子回娘家探亲时失踪，岳父状告女婿杀了女儿，(女婿)被屈打成招判处死刑。石璞向神灵祈祷，梦见神灵示以"麦"字。石璞说："麦字，是两个人夹着一个人。"到天亮时，正押解囚犯赶赴刑场，还没出发，一个小童在门缝里窥探，抓来审问才知道是道士的徒弟。石璞喝斥说："是你师父让你来打探消息的吗？"小童如实招认，果然是两个道士把那妇人藏在麦垛中，立即将他们抓获依法治罪。

天顺三年，命令每年霜降之后由三法司会同公侯伯共同审理重罪囚犯，称为"朝审"，历代于是遵循施行。

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奏准，凡是确实犯了死罪的重罪囚犯，审明案情取具口供，依律拟定罪名，明确具本上奏，连同证人、干连人的案卷一并送交大理寺审录。如果有案情尚未明了、拟罪不当、称冤不肯服罪的，一律驳回重新审问。如果案情明白、拟罪合乎法律、认罪服判的，本寺将审核批准的缘由奏请皇帝准许依律处决，再回报原来审案的衙门监押候决，照例具文上奏，将犯人带到承天门会同多位官员审录。审录的时候，原审、原问以及接管的官员仍要带着原案卷听审，案情属实没有异词的覆奏处决。如果遇到囚犯翻供称冤有话说的，各官仍要亲自逐一对照案卷陈述始末原委，以及原先审问的缘由，听从多位官员仔细参详，如果确有可矜可疑或者应当再加审问的，一并奏请皇上定夺。

成化十七年确定在京城举行大审，即在这一年派遣部、寺官员分赴各地，会同巡按御史办理此事。

明孝宗弘治二年，命令司法官员每年立秋时把外地监候待决的重罪囚

译犯，备齐籍贯姓名以及外地现在监押审问的所有死罪囚犯，一并具文上奏转发各地巡抚会同有司官员秉公审理，除了确实犯罪、罪行相当的照例处决，冤屈的立即为其辨理，情有可矜可疑的直接具文上奏定夺，定为法令。

弘治十三年下诏司法官员，凡是厂卫送来的案件都要秉公审理究问，有冤枉的立即为其辨理，不要拘泥于已定的案卷。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题准，各司府州县每逢五年一次，由本部派官审录，凡充军的人犯，除了已经解发前去服役的以外，其余不论是否已经审详批准以及虽已定卫尚未起解的，都要逐一开列送去审录。经过审录官辨明释放的，务必要遵照执行，不许审案官员偏袒阻挠。

明神宗时期，刑部尚书孙丕扬因案件多有积压滞留囚犯，是由于公文来往互相牵制，建议刑部和大理寺各自设置登记簿册，凡是案件呈交刑部，第二天就要审议后送交大理寺，大理寺审核批准后即送还刑部，从此囚犯不再长期拘留。不久又奏请敕令天下巡抚按察，趁着春天气候和暖的时候，命令各道监司巡行州县，大规模审录在押囚犯，按察使则记录巡视各城中死罪可矜可疑以及流刑徒刑以下可以宽宥的囚犯，巡抚按察官上报朝廷，规定不能超过夏季，每年作为常例（详见《杂议篇》）。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唐德宗时，维州有一个富家子弟，父亲死后侍奉继母不够恭谨。有一天(继母)上寿，儿子敬酒时把酒杯打翻在地，酒渍溅到地上，于是在众人面前号哭说："母亲要毒死我！"到刺史杜亚那里告状。杜亚问："酒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是大儿媳斟酒送来的。"杜亚说："你的妻子斟酒，毒药是从你妻子那里来的，为什么要诬陷母亲？"于是分别审讯，果然是儿媳设计诬陷婆婆，于是伏法认罪。

宪宗元和年间，吕元膺镇守岳阳，出行时看见有丧车停在路边，五个穿着丧服的男子跟随着。吕元膺说："远葬则铺张，近葬则从简，这里面有奸情。"命令搜查那棺材，里面全是兵器，说："他们是想谋划渡江时抢掠财货，假借办丧事让摆渡的人不加怀疑罢了。"审讯此案，又抓获同党数十人已经聚集在对岸，一并擒获交付治罪。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滑州掌书记孟升隐瞒母亲丧事不报，大理寺判处流刑，敕令说："孟升身穿儒生衣冠，任职在幕府之中，本应资助辅佐纲纪，却昧着良心不修德行，只贪图荣华俸禄，隐瞒母丧而不举丧，作为人子怎能容忍如此，玷污了社会风气，败坏了名教。五刑当中此罪应加重，十恶之罪难以宽免，应赐他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因失于纠察，各自受到处罚。

天成四年，蔡州西平县令李商因百姓告发处事不公，大理寺判处赎铜之刑并以官职抵罪。敕令说："李商的罪过都在案卷记载中，大理寺定罪也详细援引了法律条文，然而也有考虑未周、道理未尽之处。古时候立法本意在于爱惜人命，自从丧乱以来，人们很少懂得廉耻，朕亲临天下，思考革除以前的弊病，每当用刑时唯恐有滥用之处。李商不致力于养护百姓，专门谋求自身利益，先前听说告他处事不公的事情，就判决了原告，又强夺有主的田产，鞭打这户人家。国家颁发州县的印章，只是为了处理公文之用，他却把印信带到乡下从百姓那里索取财物，依据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怎能担当官职？现在王饶所告发的李商，都已招认属实，应当剥夺他历任的官职，重打一顿处死。原来告状的百姓王饶等四人一并释放，仍旧命令所在地长官普遍晓谕下属官员引以为戒。"

长兴二年，国子勒停官张崇远接受贿赂替人补授官职，大理寺定罪按无俸禄官员减死罪一等，又引用四月二十六日的恩赦，让他获得释放。皇帝问张崇远原本没有俸禄，为何又有春冬按月的口粮，于是下诏说："设置俸禄任用贤能，立法惩治罪恶，如果有违犯的，必须依法惩处。张崇远是编外授官，在监中任职，虽然官职上没有请领俸禄，但职务上却领取粮食，贪赃之罪既已彰显，死罪难以宽贷，应当重打一顿处死。"

泽州沁水县令李照与主簿乐钧互相殴打，等到追查到本州时又不肯交割官牌印信，大理寺、刑部判罪，依律应判徒刑并罚铜，并且遇上了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恩赦令，属于官员相互殴打依法应判徒刑的范围，大理寺详细陈述了法律条文，认为应当从宽处理。但李照、乐钧等人身居县令主簿之职，却做出如同市井屠夫一样的行径，既互相辱骂又打斗，从白天打到晚上，还抗拒官府使者，扣留县里的官印，完全违背为官的体统，大大败坏了纲纪法度，如果说恰好在敕令颁布之前，就依照敕令的宽限期从宽处理，怎能让这样凶暴的人再去治理我们的百姓？免除刑罚已经是从宽了，再让他们复职实在不妥当，李照、乐钧等人一并革去现任官职。

长兴四年，获嘉县令卢嵩，因为百姓关延韬不服责问，喧闹忤逆，卢嵩命令随从把他拖拽致死，大理寺判决按律例判处流放天德。敕令说："卢嵩轻易主宰一县，一时冲动对人发怒，没有依法用刑，以致很快就致人于死，追究本意本非蓄意杀人，但依照法律来看则应处以极刑，然而追究他的根由，是因为公事而起，罪行虽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