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

译亩田地，穷人却没有立足容身之处，只能依附豪强大户，成为他们的私属，一年到头辛勤劳作，还常常担心衣食不足。而有田产的人家坐享租税，京畿地区官府田税每亩五升，而私家收取的租金却是每亩一石，官府征收一分，私人征收十分,耕种的人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粮食？应当为地租订立限额，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才是安定富户、体恤穷人的良策，不可废弃。"穆宗长庆元年下诏说：条文规定各道所辖百姓，有的因水旱或兵祸荒年流离死绝，遗留下来的桑田，如果没有直系亲属承接耕种，就责成本道观察使从没有田庄的官健士兵中，挑选没有人丁的加以核实，按人数多少分给田地，并发给凭证，允许永久占有作为产业，不得让有权势的地方职掌人员妄自请求占夺。分给田地的官健士兵，还可以借给种子和粮食，并免除三年租税。懿宗咸通十一年下诏：各道州府百姓承接耕种逃亡户的田地，如果已经过了五年，就应当依照先前赦令，认定为佃户为田主，不再受理原主争讼；仍旧命令有关部门依照这个原则处理（此前宣宗大中年间，因逃户的桑田被人代为纳税而损毁荒废，于是变成了闲田，朝廷下诏允许核实登记送交县里，任凭他人耕种缴纳赋税，满五年不再归还，佃户就成为田主。到这时又有了这道诏令）。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下诏说：今年的夏苗税，责成百姓自己申报田产手状，写明田地顷亩多少，并以五家为一保，务必没有隐瞒遗漏，把各家手状汇总连结后送到本州，本州汇总成册送交尚书省，州县不得另派人前去检查核实。如果有百姓隐瞒欺骗，允许保内其他人告发，其田地一并加倍处罚。长兴二年下诏：凡是设置营田，比照招募流亡客户的办法办理，如果征收已经登记纳税的人户，实在紊乱常规。如有已经登记纳税的人户，应当责令他们回归原籍所属本县；各处三京及各道营田，只应招募耕种没有主人的荒田及招募流亡客户，此后如敢违反，相关官吏及冒名投充的纳税户，都要从重治罪。愍帝应顺元年规定：各处被没收充公的田宅，一律归属户部，除赏赐给功臣的以外，禁止别人请求占用。晋高祖天福二年，因杜簀等人进言：荒田任凭百姓自行开垦耕种，三年后核实检查所开垦顷亩多少，按一半的比例缴纳租税。皇帝下诏说："开垦荒芜之地，为的是使国家富庶，正当开创之初，应当切实施行。往日虽然已有指示,恐怕逐渐荒废懈怠，应当继续加以劝导鼓励，希望共同享受丰收的喜悦。应命令各地长官，遍告辖境内百姓，凡是荒田，有主的听任田主自行开耕，无主的听任百姓请求占垦耕种，三年之内一律不在收税范围之内"（天福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臣听说国家以务农为根本、以劝导农事为首要任务，用来扩大田亩，才能充实仓廪。私下见到各地乡村流亡定居的人户，正想着开垦荒地，正在努力耕种，栽种树木还不满十年，种植谷物也未满三顷，看似已经形成了产业、有了生计的样子，就被县里的官吏登记在册，定为乡村的差役对象，这些人惧怕苛重的赋敛,畏惧严刑，于是就舍弃已经安身的地方，又打算迁往别处。看到这种阻碍隔绝的情形，怎么能舒缓百姓的困苦呢？既然缺少了抚恤的门路，那招徕的政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了。恳请陛下明示各州府，特别颁布条例：凡是各地没有主人的空闲荒地，任凭百姓开垦耕种，如果开垦到五顷以上的，三年之后才允许县里按户征收徭

译役；如果没有达到五顷以上的，就不在骚扰范围之内。这样就会使荒芜的地方逐渐减少，赋税逐渐增多，不仅对下有益于百姓，实际上对上也有助于国家。"皇帝准奏采纳）。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下诏：各处户部营田人户的租税课利，除京兆府庄宅务用来供给军国开支外，其余一律划归州县，所征收的租税课利，只由官府统一管理户部营田的旧有征税额度，其户部营田的职员一律裁撤停废。原来的佃户，原本耕种官府庄田及使用桑地房舍的，就命令他们把这些田产作为永久产业，各自立户，仍须具报原来佃种及使用的实际数目呈报官府，由县里发给凭证，并免除他们三年的差役。如果不愿意另立户名的，允许招募新的主人接替耕种，但不得短缺原额的租课。原有的车辆牲畜及使用工具、房屋、树木，也各自宣旨赏赐给他们（这一年九月又下诏：京兆府、耀州所辖庄宅及三白渠使所管辖的庄宅，应一并划归所属州县；镇郭之下的店宅之外，凡是属于官府的桑田、房宅、园林、车牛及使用工具，一并赏赐给现在耕种的佃户作为本业。如果已有田庄自古以来被地方官署或权势之家侵占、令其缴纳课利的，一并责令由现在的佃户成为田主，按例缴纳租税。条例尚未详尽之处，交由三司斟酌处理，并派尚书刑部员外郎曹匪躬专门前往检查核实，划归州县）。世宗显德二年下诏：逃户的田产，允许他人请求占用耕种、缴纳租税。如果三年之内原户主归来复业的，不论桑田是荒是熟，田庄都要交还一半；至于承佃户自己出力建造的房屋及栽种的树木园圃，都不在归还范围之内。如果五年后才归业的，田庄除了原户主的坟茔外一律不再交还；如果有荒废的桑田，承佃户一直无力耕种的，只能全部交还给归业户耕种。至于靠近北方边境各州，限于番人户归业的，五年之内交还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十年之内交还一半，十五年之内交还三分之一，超过这个期限的就不在交还范围之内。显德五年七月，皇帝打算均定天下百姓的田租（"均田"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书·王嘉传》注，孟康说："自公卿以下至于官吏百姓，都称为均田，各有应得的顷数"），下诏说："朕认为天下虽然已经安定，但百姓尚未安泰，每当深夜读书之际，就参考前代贤人使百姓富足的方法。近来读贤人元稹《长庆集》中所载他在同州任职时所上的《均田表》，比较当时的利弊，说得十分详尽，如果能让一方百姓都受到它的恩惠，这经验就该记载下来、传于后世，可以查阅寻求。因此命人绘制成图，直接记述其事，希望公卿看了之后，能有所触动、引以为戒，做到利国便民而不违乱制度，既合乎经典又切合实际，只求适宜，希望有助于政务；元稹既是有功勋的旧臣之后，也希望能共同庇护百姓。如今把元稹所上奏的均田疏及图一并赐给你，可以领取。"十月，颁布《赐诸道均田诏》说："朕因为战乱已经平息，考虑到田赋的征收，很少能做到恰如其分，必须商议一并加以均定。所商议的希望能永久达到轻重适宜，你受命镇守一方，深刻探究治理的根本，一定能够体会我平均分配的用意，体察乡里造成弊病的根源，明确列出条例，用以分派职责，希望能尽快办成此事，实在有赖于你的推诚公正。如今派遣使臣前往你那里检查核实，其余事宜另有诏令。"于是任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前往各州核定百姓的田租。

宋太祖建隆二年，派遣使者丈量百姓田地

译，督促百姓种树。每县按民户资产划为五等，第一等种植各种树木一百株，往下每等递减二十株为差等，桑树、枣树的数量减半。男女十岁以上的，要种植韭菜一畦，宽一步，长十步。缺少水井的，由邻近五户共同凿井。地方长官在春秋两季巡视察看,记录种植数量，任期届满后，把政绩考核作为殿最的依据。各州根据当地风土条件的适宜与否，凡是不适宜种植的，就不必责成完成课额。遇到丰收年景，就晓谕百姓谨慎储藏、节省费用，以防备意外。百姓砍伐桑树、枣树当柴薪的，要治罪。剥取桑皮达三工以上的，为首者处死，从犯流放三千里；不满三工的，为首者充军服役，从犯服徒刑三年。太宗端拱二年，下诏兴建方田制度，任命知定州张永德等人兼任方田都总管。诏令晓谕边将，令沿边地区兴建方田,酌量地势远近,设置寨栅，作为战守的防备设施。至道元年，下诏说："近年以来，天灾接连发生，百姓大多流离迁徙，田地荒芜。招抚安置虽然尽力，但逃亡的百姓还未能全部复业。应当申明劝课农桑的法令，再示以蠲免赋税的恩典。凡是各州县的荒芜土地，一律允许百姓耕种作为永久产业，仍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之后再缴纳二分之一。州县官吏劝导百姓垦田的数量，全都记录在册，以待日后论功行赏。"至道二年，陈靖进言说："逃亡百姓复业以及流亡客户请求承佃田地的，责成劝农官核实勘验，据以授给田地，登记入户籍册。州县不得因此擅自议定他们的差役负担。"他把田地分为三等：肥沃且没有水旱之患的定为上等，虽然肥沃却有水旱之患、或贫瘠但没有水旱之忧的定为中等，既贫瘠又有水旱之患的定为下等。上等田每人授给一百亩，中等田一百五十亩，下等田二百亩，都是在五年后开始征收租税，而且只按一百亩计算，十分抽取三分。一家有三个成年男丁的，可以请求增加授田；如果丁数是五丁的，就依照三丁的标准；七丁的，按五丁标准给授；十丁的，按七丁标准给授；到二十丁、三十丁的，都以十丁为限。如果地广人稀之乡田地充裕，就交由劝农官酌情裁定授给。至于住宅、蔬菜韭菜地及梨、枣、榆、柳等种植用地，每户十丁的给一百五十亩，七丁的给一百亩，五丁的给七十亩，三丁的给五十亩，不满三丁的给三十亩。除桑地五年后计算租税并予以免除外，其余的赋税全部免除。皇帝下诏任命陈靖为京西劝农使，巡视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课农桑、督促垦田，以皇甫选、何亮为副使。皇甫选、何亮说此事很难成功，请求停止，这件事于是就搁置了下来（窦俨说："小亩百步是周代的制度，中亩二百四十步是汉代的制度，大亩三百六十步是齐国的制度。如今所用的是汉代的中亩"）。真宗咸平年间，命令馆阁检校旧有典故，重新制定职田制度，用官庄及多年逃亡人户的田地充作职田，全部免除租税。佃户以流亡客户充任,所得的租课，按照当地原来的惯例均分。州县长官给十分之五，其余的按等差分给。两京及大的藩镇府城给四十顷，其次的藩镇给三十五顷，防御州、团练州给三十顷，中上等的刺史州给二十顷，下州及军、监给十五顷，边远小州及上县给十顷，中县给八顷，下县给七顷，转运使、副使给十顷，兵马都监、押砦主、掌管财赋的官员、录事参军、判司等，比照通判、幕职官的数额相应均给。咸平二年，下诏规定：请求承佃荒田而尚未确定赋税额度的，即没有田税的，方才允许请求占垦系官荒地及多年落荒的田地，满五年后，官府依照先前的规定，按十分之二定为永久税额。如果

译现有田庄地窄，愿意在附近另行请垦的，以及原有田产后来逃亡迁移、已被他人请垦承佃、依照诏令无法归业的，也允许另行请垦。咸平六年，静戎军的王能建议在军城东边新河以北开辟方田，纵横间隔都是五尺，深七尺，用来阻隔敌方骑兵,并绘制地图呈上。皇帝把地图给宰相李沆等人看，他们回答说："沿边所开辟的方田，专门交由边将负责就可以作为防备,请求予以实行；威虏、顺安军也应当兴建。"皇帝准奏（此前咸平三年，知雄州何承矩进言："用兵有三种阵势，日月风云是天阵，山陵泉水是地阵，兵车士卒是人阵。如今利用地阵设置险要，用水泉加固防线，依高低地势修建陂塘，即使敌骑来犯，又何足惧其冲击？"此后河北的陂塘修治相沿不废，一直归沿边屯田司管理）。乾兴元年（这时仁宗已经即位），下令规定：凡是衙前将吏各自因职务可免除户役的，除现有田庄产业之外，不得再购置田产，如有违犯,将其所购买的田产没收入官。已经卸任而原本没有田产的前资官员，允许置田五顷为限。又下诏：凡是虚立契约把田产假托、转让给权势之家名下，借以逃避差役的，命官及使臣一律革职除名，一般公人及百姓则处以决杖流配。又依照臣僚的奏议，规定命官所购买的庄田以三十顷为限，衙前将吏可免除户役的，以十五顷为限，所购置的田产只能限于本州境内；如果祖父迁葬另有坟茔之地的，可以在数额之外另置坟地五顷（当时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均，郭谘代理知县，用千步方田之法，四面丈量核实,于是查清了实际数目，除去无地却要纳租的四百家，纠正无租却占地的一百家，共收回逋欠赋税八十万。当时三司商议均定税法，知谏院欧阳修说："天下都不知道均田核实的方法，只有郭谘的方田法，简便易行。"于是下诏命郭谘与孙琳均定蔡州与上蔡的赋税。三司商议均田租时，郭谘陈述了均田核实之法十条）。仁宗天圣初年，下诏规定百姓流亡已满十年的，其田地允许他人耕种三年之后再开始收税，且税额减去原额的一半；此后又下诏规定，流亡百姓能够自行归业的，赋税也按照这个办法处理。不久又与流民约定：凡有百分之百归业复来的，一律免除五年的赋税徭役。

译减免旧税十分之八。到期不来的，听任别人耕种。明道二年，刘平上奏说："从边吴淀望到长城口，东西不足五十里，请引水种稻，以开辟方田。四面开凿沟渠，弯曲作为道路，只要能让步兵通行即可。"引曹、鲍、徐河及鸡距泉分流注入沟中，几年之后必定见成效。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开始设置弓箭手，划出边塞荒弃的土地，凡角力取胜的人给田二顷，一百人以上编为一指挥。在要害之处修筑堡垒，让士兵自己挖沟把土地划成方田，以沟渠环绕。边塞各处的沟堑，一般以五尺深宽为标准，山势险峻不必挖沟的地方，只需修整得陡峭险绝即可。后来都以此为定制。当时曹韦掌管镇戎军，请求从陇山往东，沿着古长城挖沟为界。给弓箭手分配闲田，免除其赋税，春秋两季耕种收获之余出兵防守】。庆历年间，下诏限定职田数额，主管官员这才申报核定其具体数目。凡是大藩长官三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凡是节镇长官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是防、团以下的州军长官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余军监长官七顷，判官、幕职官都与防、团以下州军相同。凡县令所辖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的都是四顷。凡主簿、县尉所辖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照本州判官，曹官比照倚郭县主簿、县尉。发运制置使、转运使副、武臣总管比照节镇长官。发运制置判官比照大藩府通判。安抚司都监比照节镇通判。大藩府都监比照本府判官。黄河、汴河、许州汝州、石塘河的都大催纲比照节镇判官。节镇以下到军监各路的走马承受，以及寨主、都巡检、提举捉贼、提防马监、都大巡河等官，都不得超过节镇判官；在州里监当以及负责催纲、拨发、巡查缉捕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等官，都不得超过主簿、县尉。皇祐年间，皇帝听说天下荒废的田地还很多，百姓少有安土定居的，有的弃田流徙成为闲散之民，每次下达赦令便以招抚流亡、招募人耕种垦荒作为条文。百姓因灾荒而流徙的，又优待减免其赋税、放宽期限来招徕他们。诏令各州长官及县令、佐官，能劝导百姓修复长期荒废的陂池沟渠，以及开垦荒田而使赋税增加二十万以上的，予以议赏；监司能督促责成属吏筹划办理的，赏赐也是如此。神宗熙宁年间又下诏详细核定职田：凡大藩府知府二十顷，节镇十五顷，其余州及军都是十顷，其余小军监七顷；通判：藩府八顷，节镇七顷，其余州六顷；留守、节度、观察判官：藩府五顷，节镇四顷；掌书记以下的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县令、县丞、主簿、县尉：万户以上的县令六顷，县丞四顷；不满万户的县令五顷，县丞三顷；不满五千户的县令四顷，县丞二顷五十亩；主簿、县尉减半于县令。藩府、节镇的录事参军比照本州判官，其余比照幕职官；藩府、节镇的曹官比照万户县的主簿、县尉，其余比照不满万户县的标准。发运使、转运使副比照节镇知州；开封府尉、提防比照其余州；发运判官、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举官比照藩府通判；同提举比照万户县令；发运司干当公事比照节镇通判；转运司管干文字、提刑司检法官、提举常平仓司干当公事比照不满万户的县令；蔡河、许州汝州、石塘河的都大催纲、管干机宜文字，府界提防司干当公事比照节镇判官；总管比照节镇知州；路分钤辖比照其余州知州；安抚司路分都监、州钤辖比照节镇通判；藩府都监比照本州判官；诸路正将比照都监，副将比照藩府都监；走马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都大巡河都比照节镇判官；巡检、堡寨都监、寨主，在州里监当以及负责催纲、拨发、巡查缉捕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的官，都比照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以及县镇寨的监当官，都比照本县主簿、县尉；诸路州学教授中京朝官比照本州判官，选人比照本州曹官。又下诏令成都府路提刑司，将本路的职田，令各州每年将子粒稻麦等

译折算成斛斗变卖为钱，由本司按一路所收的钱数，再折算为斛斗的价钱，然后按等第分给。这一做法从熙宁三年开始施行。熙宁五年，皇帝忧虑田赋不均，重新修订方田法，诏令司农寺把均税条约连同格式颁行天下。规定东西南北各一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里派令、佐分片计量，按照山坡、平原、湖泽的地形来确定其地界，依据红土、淤土、黑垆等土质来辨别土色。丈量完毕后，根据地形和土色综合判定肥瘠，分为五等来确定税额。像贫瘠盐碱不长庄稼的地，以及众人共同取用之地、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等，都不征税。凡是田方的角上，都堆土为标志，栽种适合当地生长的树木，以此作为界标。设有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凡是分家析产、典卖转移，官府发给契约，县里登记入册，都以现在丈量所定的田亩为准。法令制定完备后，便任命济州钜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施行，其他各路仿照推行。熙宁六年，下诏说土色分五等，恐怕未必周全，命各郡县依据当地土质，可以多分等级以求均平，不必拘泥于五等。熙宁七年，下诏采纳邓润甫的建议，在京东十七州选派官员四人，各自主管一方事务，分头巡行各郡县，各以三年为一任。又下诏每方差派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一同召集各田方的农户，让他们各自申报所拥有的田亩数。方田官验看土地颜色，再督促甲头和方户一同核定。诸路及开封府界内秋田受灾三分以上的，该县暂停方田；其余的则趁农闲时施行。河北西路提举司请求，凡是整个县受灾不到一分的，不要停止方田。元丰五年，开封府上奏说方田征税最不均平，请求先在县里施行，即一州先定五个县，每年不超过两个县。如今府界共有十九个县，照此施行，需十年才能定完，请求每年方量五个县，皇帝准许了。此后每逢丰年、农闲时才施行，而多山林的县则或行或不行【元丰八年，皇帝知道官吏借此扰民，下诏废止。天下已经丈量为方田并登记在册的，到这时共有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此前熙宁五年下诏开始推行方田，到这时便废止了】。哲宗时，毕仲游进言说："有人就有田，有田就有分配。田地有肥有瘠，人有多有少，让人耕田，根据田地的肥瘠、人口的多少来分配，这叫做'分'。分配确定后再据名籍各自占有，这叫做'名田'。这本没有什么难以推行的，可至今未能推行，是因为其制度未能均平而顾虑又太多的缘故。周代井田之法，一夫一妇授田百亩，余夫二十五亩，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也各有等级，还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差别。以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而言，没有主客之分，比现在要多二百亩。若把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相互折算，再加上余夫之田，就比现在多三百亩。十分抽一而征税，没有其他赋敛，且每年役使民力不超过三天，那就比现在多四百亩。而何武所定的制度，从诸侯王到官吏百姓，都不得超过三十顷。以一个诸侯王而财力相当于七八个农夫，这就是所谓制度未能均平的地方。名田的议论，起于董仲舒，又由何武、师丹加以申述。到晋朝泰始年间，按品级限定王公的田数，而均田之制起于北魏，到唐朝开元年间也曾立法，但最终都未能推行。名田之所以未能推行，不是下面的百姓不愿推行，而是上面的人不愿推行；不是地位低的人反对，而是地位尊贵的人反对。身居高位、享受厚禄、子孙做官、又不断得到赏赐的人，即使田制未均，也理应推行；可何武、师丹的建议，却在丁傅、董贤当权时被废除。晋朝、北魏虽然有此制度留存，但也是名存实亡，这就是所谓顾虑太多的

译缘故。现在如果要议定占田的数目、斟酌恢复减免赋税的办法，那么《周官》所记，以及汉、魏、隋、唐的制度，有可以施行的，也有不可施行的。董仲舒认为秦朝改变井田制，让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富人于是田连阡陌，穷人却没有立锥之地，应当稍微仿效古制，限定百姓占有田地的数目以救济不足者，堵塞兼并之路。他的说法虽然正确，却没听说具体的制度规定。何武所定的限额太狭窄，而如今的制度又完全没有限制，应当参酌《周官》授田之数与唐代世业田、口分田之法，权衡多少而加以运用。士大夫则依据其品级高低及其宗族人口的多寡授田，不要让富贵者有余而贫穷者不足。总之，要使百姓上足以奉养父母，下足以养活妻儿，旁及可以周济兄弟朋友而又不至于兼并土地，那就好了。从前《周官》小司徒辨别征发徭役时予以免除的对象，凡卿大夫、国中的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都免除征役。秦代百姓耕织所得粮帛多的，与汉代的孝悌力田者一样都免除自身徭役，而丞相的儿子反而要去戍边当践更卒，那么如今的复除之法也可以援引作为制度。九品官免除自身徭役，七品官免除子孙徭役，五品以上官则免除全家徭役，而戍边的制度可以改为帮助如今普通百姓服役，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一定要让他出钱资助，这样贫穷之家就不至于困窘，而对身居高位的贵人来说，也不致过于偏重侥幸。这样一来，田制未均的问题，是可以求得均平的，这不是今日的祸患；被富家大族逼迫而顾虑过多的问题，才是自汉代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今日之祸患。凡事考之于古而不合，验之于今又看不出利害，测之于人情又未能得当，这样的事确实难以推行。如今占田之数、复除之法，考之于古没有不合的地方，验之于今已能看出其利害，测之于人情也能得当，再加上如今没有丁傅、董贤那样的当权者从中作梗，而今日的议论又超过何武、师丹，那么就不必以富家大族为难而在天下推行此法，实在是幸事。"徽宗崇宁三年，宰相蔡京等人上奏说："自从开阡陌以来，让百姓可以自由买卖田地，富人仗着自己财力有余，抬高价格以图厚利；穷人迫于生计不足，压低赋税以求快速出售，因此天下的赋税调派长期不均。"神宗曾研究方田的利弊，制定方法加以推行：方田要造册登记步亩，田地的高下丈尺不能隐瞒；每户发给帖子，升合尺寸都不遗漏；买卖田地时百姓无法在其中弄虚作假，推收赋税时官吏也无法从中舞弊。如今这些文书档案都还在，可以拿来施行。于是下诏各路提举常平官，选派熟悉此法的官员，晓谕州县官吏，各自在丰收之年推行，从京西北两路开始。政和年间，规定官员限田：一品官一百顷，以下依次递减，到九品为十顷；超出限额的部分与编户百姓一样承担差科。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上奏说："各地土色种类极多，不下上百种，可是到均定税额时却不过分十等。虽然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但地土肥沃的仍觉得税轻；第十等田只均定一分税，多是贫瘠盐碱之地，虽然征税少却仍觉得税重。若是不入等的荒地，积多到一顷，也只按柴蒿的价值折算成钱，从一百到五百不等。相比之下，十等以外的田地完全不必纳税，一旦划入等级，只要是可耕之地便要负担一分税，其中下等田与柴蒿之地相差不大，却一律每亩均定一分税，这就造成上等田税轻、下等田税重的情况。请求仍旧维持土色十等，此外把这十等田地再各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折算的亩数均税。譬如第十等地，每十亩折合第一等一亩，折算后第十等的上等每十一亩纳税，若不改动则第十等的中等要十五亩，第十等的下等要二十亩，才相当于上等一亩的税额，这样上下轻重才能均平。"朝廷下诏各路都依此法施行。

译政和五年，福建路的茶户和山园田比照盐田的做法，田地照例折算成方田，均定税额。政和七年，下诏内外宫观所置的田产，在京城的不得超过五十顷，在外地的不得超过三十顷，且不能免除科差徭役和支移，即使有皇帝亲笔御旨，也允许有关官员据理奏驳而不予执行。宣和元年，有大臣上奏说：方量官害怕亲自跋涉丈量，都不亲自拉绳丈量、核定土色，全都交给胥吏去办。等到御史台受理诉讼时，发现有二百多亩被方量成二十亩的，有二顷九十六亩被方量成十七亩的——这是防州瑞金县的情况；有原本租税十三钱却被增加到二贯二百的，有原本租税二十七钱却被增加到一贯四百五十的——这是防州防昌县的情况。希望下诏命常平使者加以检察。宣和二年便下诏废止方田法。百姓因丈量方田而流徙的，命地方官招抚使其归乡复业，荒废闲置的田地，招人前来承租耕种。从今以后各司不得再奏请施行方田法。各路已经丈量为方田的，其赋税不论有无争议诉讼，一律按旧额缴纳。百姓逃亡后归乡复业的，此前拖欠的税租，一律予以免除【按：方田之制，从崇宁三年蔡京奏请开始施行，崇宁五年下诏废止；大观二年又下诏恢复施行，大观四年又废止。其赋税则依照未行方田之前的旧税则。到这时便不再施行了】。北宋的田制：从太祖开宝末年，天下垦田共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太宗至道二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景德年间，丁谓所著的《会计录》说：总共得垦田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这一年七百二十三万余户计算，等于四户耕种一顷田。由此可知天下隐匿不报的田地很多。而且四川、陕西、广南的田地，顷亩数目也不完备，只是按五等赋税约略估算而已。到天圣年间的国史却说：开宝末年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而开宝年间的数字竟比景德年间多出一倍，可见丁谓所记录的数字未必属实。皇祐、治平年间三司都编有《会计录》，皇祐年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年间四百四十万余顷。这中间相隔不到二十年，垦田数目却增加了一倍。若拿治平年间的数字与天禧年间相比，反而还不及天禧年间的数目。而编撰治平《会计录》的人说，这只是根据赋租来推算顷亩之数，而实际上赋租未加征的田地十有其七，全部算起来，天下垦田总数恐怕有三千余万顷。当时历朝相承，都以扰民为重，不曾彻底清查核实，所以无法得知真实数目，而登记在册的荒废田地，仍有四十八万顷。

译钦定续通典卷一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二

食货

田制中【南宋　辽　金】

南宋高宗时，中书舍人洪遵上奏说："限田的制度，本意在于抑制土地兼并，体恤编户齐民，减轻力役，可以说是十分完善。但是州县奸猾的官吏借此营私舞弊，甚至把墓地、菜园也一律折算在内。中下等人家，唯恐田亩超出限额，甚至有人卖掉祖坟山地来逃避徭役，这完全不是立法利民的本意。而奉命执行的官员不能体谅国家用意，随意疏忽不加省察。希望圣上恩准，命户部下令，规定品官之家只限定现有的田产，而山林、园圃、坟茔等地段，一律予以免除，仍以各县为标准，依照新的制度分别计算顷亩，不通算一州的总数，这样田制才能稍微宽松一些，不至于对百姓造成过重的骚扰。"建炎元年，朝廷命令有关部门招抚流亡农民回归本业，赈济他们，蠲免拖欠的租税，免征耕牛税三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进献《本政书》十三篇，大意说："本朝的兵制和农政，大体沿袭唐末的旧制。如今农民贫困而多失去产业，士兵骄纵而不堪使用，因此饥民和逃兵大多沦为盗贼。应当仿效古代井田制度，使每个农夫占田五十亩，田产有余的人家不得再购置田产，没有田产以及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都要让他们务农，把耕种多余田地所得，杂以钱谷折算作十分之一的赋税。"又说："本朝二税的数额，比唐代增加到七倍。现在本政的制度，每十六个农夫编为一井，方圆百里之地划为三千四百井，共征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一万二千缗。每井出兵二人、马一匹，共计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每年抽取五分之一作为轮番出征的定额，供应征战徭役。无战事时又分为四番，值守官府，负责防卫。这样百姓要经过三十五年才轮到一次徭役。"又说："全部征收时，每年耗费米一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余缗。无战事时则减去四分之三，都以一县的租税来供给。每个妇女缴纳的贡赋，是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每年可收绢四千余匹，绵二千四百斤。不产蚕丝的地方则纳布六尺、麻二两，所收数量是绵绢的两倍。这样施行十年，百姓的口算钱、官府的酒税，以及各种茶、盐、香、矾等的征课，都可以放宽而让利于民。"他的说法十分详备。朝廷又下诏，凡天下官田，命令百姓依照乡里惯例自行申报缴纳租税。绍兴元年，因军费开支不足，下诏将各路官田全部出卖。当初，福建把八郡的田地分为三等，肥沃的分给僧寺道院，中下等的分给本地人和流寓之人。自从刘防担任福州知州后，才开始买卖收取资财。等到张守出任福建帅臣，朝廷倚重他安抚凋敝疲弊的百姓，保留上等田四十余处寺院以供养高僧，其余全部让百姓请求购买，每年收入七八万缗，用来资助军衣费用，其余用来宽减百姓的杂项赋税，百姓都感到便利。这时皇帝担心职田分配不均，下诏各路提刑司依法划拨，若官多田少，就在邻近州县通融调剂，必须保证数额充足。又下诏，凡被其他官署官员占用的空闲田地，都要划拨出来补足数额，并且先从主簿、县尉开始。凡没有职田的选人以及亲民的小官吏，每人每月发给茶汤钱十贯文，其中若虽有职田但每月不满十贯的，都给予补足，这是为了增厚官员廉洁自养的待遇，担心他们因此病民扰民，就委派通判、县令核实，除去那些不能耕种的田地，减少那些已经定得过多的份额。至于顷亩的多少，都有既定的标准：知藩府者二十顷，发运使、转运使及知节镇者十五顷，知其余州及广济、永康诸军并路分钤辖者十顷，发运判官、转运判官及通判藩府者八顷，知其余军及发运司干办公事者七顷，通判其余州及满万户的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防军以及同巡检、都大巡河、提防马盐者四顷，节度掌书记及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军监判官及监堰、满五千户的县丞、满万户的主簿县尉共三顷，其余州及不满五千户的县丞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的县主簿县尉及监堰二顷。三年，户部上奏说，百姓抛弃的田产，已下诏三年之外允许他人请求耕种，十年之内即使已经有人请求耕种或已拨作职田的，都听凭原主认

译领归业，官府若占田不还，允许越级申诉；如果是孤儿寡女或按例应当继承财产的亲属，委派守令当面询问来历，索取契约文书，核对乡里保正、邻居的证明，查证属实后立即发还，若有伪冒指占的，依法论处。朝廷同意了这个建议。五年，下诏各处官田比照邻田的租额招人承买，佃户愿意购买的听任其购买，佃种三十年以上的减价十分之二。六年，下诏各路总领晓谕百姓投买绝户没入官府的田地，以及江河涨出、海水退去形成的泥田。七年，把叛贼的田地充作官庄，没收入官的田地依旧出卖。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上奏说，土地经界不正有十项弊害：一是侵耕逃税，二是产权过户不实行，三是衙门及坊场户虚报抵押，四是乡司胥吏弄虚作假变更税籍名目，五是虚假挂名寄存产业，六是兵火之后税籍散失争讼四起，七是荒废搁置田地不据实登记，八是州县税额过多，公私都陷入困境，九是豪强狡猾之户自行申报诡诈登记不实，十是逃亡田地的税额偏重，无人肯购买。经界端正了，弊害就能转化为利益，并说平江府每年赋税收入二十万，不到过去的一半。希望朝廷考察核实，从平江开始，然后推行到全国，这样经界端正，仁政就能施行了。皇帝对宰相执政大臣说："李椿年的说法颇有条理。"秦桧说："他的说法简单易行。"程克俊说："近年来百姓逃避徭役，只是因为经界不正确，实行经界对公私都有利。"第二天甲午日，任命李椿年为两浙运副，专门负责措置经界事宜。李椿年拟定条例呈上，请求先在平江各县施行，等到就绪后，再推行到各州，关键在于均平赋税，为民除害，不再增加税额。规定诸如水乡地区秋收后谎称是荒废田地的，允许他人告发；被水冲坏的堤坝田埂，由官府借钱修复；才干不足的县令、县丞，听凭朝廷更换任用；绘制田地图，选派官员核查，命令各户各乡编造砧基簿（土地登记册），并向百姓宣示赏罚，开导晓谕，防范周密。官吏借机敛财的，依法论处。又下诏，凡百姓田产有契约文书而未登入砧基簿的，一律没收入官，这是采纳了李椿年的请求。十四年，李椿年暂代户部侍郎，仍旧措置经界事宜。十二月，李椿年因母丧去职。两浙运副王铁暂代户部侍郎，措置经界事宜。十五年，下诏户部及所派官员妥善措置，务必使赋税均平而不扰民。又因兴国军守臣宋时的进言，下诏各州县逾期归业的百姓，其田地若已被佃种或被官府出卖，即以官田中被耕种的部分归还。十七年，李椿年再次暂代户部侍郎，专门负责措置经界。他上奏说已经丈量并使用砧基簿的共有四十县，请求了结其余尚未丈量或未使用砧基簿的县分，只限令甲等县分办理，请求延展一个月期限，允许百姓自首据实申报。此前已开始按新税额依数缴纳，等到丈量出多余的亩数后再行均衡减免，不再增加税额，并命令都保内的人各自呈报实情，遇有两家争执，即对换产权税额。皇帝下诏批准。十九年冬十一月，经界事务终于完成。当初朝廷因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地近边境，姑且仍旧不变，又漳州、汀州、泉州三州尚未完成推行。二十年，下诏凡没收入官的田地、空闲田地、绝户田地、房廊及田产，一并拨归常平司，转运、提刑、茶盐司没收的田产也同样处理。又下诏，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等海外之地土产贫瘠，已免除经界。又泸南帅臣冯楫上疏抗辩说经界不便，于是泸州、叙州、长宁军一并免除，渠州、果州、广安军原本已推行也随之停止。其余各路州县都依次完成【这一年下诏敕令所删定官郑克推行四川经界法，郑克督责州县颇为严苛，即便是种蔬果桑柘的庄

译田，也无不征税，卭州、蜀州百姓的田地税额甚至高达十分之五。二十年下诏两淮土地肥沃宜于种谷，设置力田科，招募百姓前来耕种，以扩大官庄。知资州杨师锡说有司执行不当，田亩不分肥瘠，市镇居住的隙地也充作纳税产业，于是下诏说："李椿年请求推行经界、去除百姓十项弊害，如今听说渐渐失去本意，凡是便民的措施照旧执行，害民的措施予以纠正。"二十六年，王之望上书详细陈述蜀中经界的利弊，第二年任命王之望为提刑，完成经界事务。三月，户部上奏说蜀地地狭人稠，而京西、淮南肥沃的官田尚多，允许人们承佃，官府借贷耕牛种子。当时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说淮南土地都很肥沃，但未能全部开垦，百姓不见增多，是因为豪强虚占良田而无力普遍耕种，流民接踵而至却没有可开垦的土地，凡荒废闲置的田地允许他人开垦承佃。户部议定以两年为限，未垦者即依所请办理，京西路也照此办理。汤鹏举建议将离军添差之人授予江淮湖南方田，每人一顷作为世代产业】。二十一年，因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进言，凡学田被豪强势力侵占佃种的，命提学官察查，又命拨给僧寺常住绝产的田地以资助学田。户部议定一并划拨没有敕额的庵院田地，皇帝下诏批准。二十六年，因各路出卖官田所得钱款七分上交朝廷，三分充作常平司籴粮本钱，起初全部出卖官田，议论者担心佃户会失业，未卖的田地则会失去租税收入。侍御史叶义问说，如今全部出卖官田而立为正税，田归于百姓，税归于官府，不仅能杜绝欺诈隐瞒的弊端，还能均平力役之法。浙中刑狱使者邵大受也请求让承买官田的人免征物力钱两年至十年。于是下诏各地常平司负责售卖绝户田地，无论已佃未佃、已加租未加租，一律拘收出卖。二十八年，下诏户部员外郎莫蒙会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运官员巡视各路河田芦场【此前有议论者说江淮之间的河田芦场被人冒名占据，每年损失官府课税极多，所以有此诏令。不久又有议论者极力陈说此举扰民不便，于是下诏只针对势家诡名冒占的部分，三等以下的普通户不必一律清查核实】。下诏浙西、江东的河田芦场，官户占有十顷、民户占有二十顷以上的，一并增加租额，隶属于提领官田所，不久废止。【乾道年间又派梁俊彦等人措置清查，共查得河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孝宗隆兴元年，下诏：凡百姓逃亡抛弃的田宅，超过二十年无人归认的，依绝户法处理。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上奏：江南荒田很多，招人请求耕种者开垦后，不久便要征税，丈量田地追索赋税不堪其扰，随即又逃亡而去。如今应招人请求耕种，免税三年后作为世代产业。光宗时，知漳州朱熹上奏经界的状文大略说：臣从年轻时就担任县吏，实际生活在泉州、漳州两郡之间，中年时又务农，因而得以熟悉田亩之事。臣私下认为，经界这件事，是民间最大的利益所在。绍兴年间已推行经界的地方，至今图册仍然存留，唯独泉州、漳州、汀州不曾推行，平民百姓产业已失去而赋税名目仍存，苦不堪言，而州县白白丧失常规赋税，情势将怎样收场？然而豪门大姓、狡猾官吏、奸猾百姓都因此感到不便，此前的建议屡次被浮泛的言论所阻挠，甚至以汀州盗贼作为借口。殊不知过去汀州屡次发生盗贼，正是因为不曾推行经界，贫民失去产业又遭受追索骚扰，无处申诉，因此才轻易地跟从作乱。如今臣提议的请求，是想先在泉州、漳州推行，其次再推及汀州，这样既可免除一州盗贼过度的忧虑，又能安慰两郡贫民伸颈盼望的心愿，实在是不可改变的良策。一、推行经界，关键在于选拔官吏，请求朝廷先命一名监司官员专门主管此事，让他选拔一名郡守来督察所属各县，若不能胜任就从其僚佐中选拔

译，再不能就从其他官员中选拔。一州人才不足就从一路中选取，现任官员不足就从等候替补、等待任命的人中选取。如果真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事情就能办成而百姓也不会受到骚扰。一、经界之法，丈量田地一事最费功力，而折算换算的方法又是人们难以理解的。绍兴年间户部曾颁行丈量、汇算的格式印本，请特别下诏户部查检誊录，用以核对施行。一、图册的编制方法，从一保开始，大到山川道路，小到人户田宅，一定要东西相连，南北相照，以至于田亩的宽窄、地势的高低，也必须由众人共同核定，各自求得实情。十保合为一都，那么这一级的图册只需记录山水的连接以及各保的总界、总数就可以了，不必再逐一列出人户田宅。各都合为一县，那么这一级的图册也如保之于都一样，不必再区分各保。这样一来，图册的费用也可以相应减少。如果朝廷体恤三州百姓，不忍心让他们再多受烦扰花费，那么不如让承役之户只制作草图、草册，而由官府出资买纸、雇工来制作正式的图册，费用就从两司上供的钱款中截留拨付即可。这样既能成就大利，百姓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困苦。龙岩县刘璧申报说：经界的推行，唯独里正、里长这一角色的差役最为繁重。丈量田地、区分土色、均摊赋税，在当时动辄要耗费一年的劳役，往来于田间小路，耽误家务，本已不堪其劳苦。一旦有丈量宽窄失当、肥瘠判断失宜、轻重评定失当的情况，诉讼纠纷就会一并兴起，而督责追查又会接踵而至。然而有产业就要承担差役，恰逢重大艰难的事务，让他们竭尽心力去应付差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都是普通乡民，怎么懂得经界的算法？势必要招募擅长书算之人来代替这项差役，而这些书算之人必定曾经是奸猾胥吏中的能手，无不趁机索要高价。承担差役的人急于赶完期限，不免随其索要而支付酬劳，而且簿书图册所用的纸张也所费不赀。臣私下认为，经界在当今不可不推行，推行起来也不用担心难以完成。若里正、里长、书算人、纸张的费用能有妥善安排，就可以顺利施行。若像过去那样任由他们耗尽心力、耗费钱财，恐怕就不是仁政的本意了。臣详细考虑刘璧所说的意思，与臣所上奏的大致相同。一、绍兴年间经界丈量完成之后，按亩均摊产钱，而其产钱不许跨乡通算，这大概是因为算数范围太广，难以均衡分摊，且担心可能有营私舞弊、走失漏算的弊端。如果各乡的产钱租额原本就均衡公平，那么这个办法是很好的。但如果各乡赋税本来就轻重不一，百姓白白地进行汇算，难免会有害多利少的怨叹。请求特别允许产钱跨乡计算，通县均衡折算，这样百里之内轻重才能齐同，实在是有利便民之举。一、本州百姓田地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田、有常平租课田，名目不一，而各自所纳租税的轻重也各不相同。近年来产田的税额已经不均，而各种田地又散乱错杂，尤其难以核查。奸民狡吏借此营私舞弊，实际耕种的人有的被申报为逃亡搁置无主之田，而无田之人反而被摊派赋税。至于职田若摊派不足，就有时挪用其他官款来补足，这类弊端难以一一列举。如今不如将现有田地丈量步亩，一律统一均摊产钱，每亩田按等级高下核定应纳产钱若干文，再合计全州各种租税钱米的总数，以产钱作为基数分等，就可以一律均衡分摊。每产钱一文，纳米若干、钱若干，米只在一个仓库收纳，钱也在一个库房交收，再依照到官的总数按原来的分摊比例分别拨发。若干用作省级经费，若干作为职田，若干作为学粮，若干作为常平仓，依次拨入各类仓库。除每年造二税簿之外，每逢辰、戌、丑、未年，再命令各县

译各乡分别编造一份簿册，详细开列本乡所管田地的数目、四至、步亩等第，各自注明是何人经营，如有典卖则注明某年典卖。每乡再编造一份合乡总簿，汇集各簿，总计各户田若干亩、产钱若干文。凡田产分散在各乡的，一并按照所在地段合并总计，随同秋季科税簿送交州府核准盖印，发下县里由知县、县丞通行收存。百姓遇有交易，将契约文书及两家的砧基簿对照乡县簿册进行批注更改，这样田地版图就固定不变，而百姓的产业也就有了依据。有人或许还担心，这样一来，本州产田的纳税原本较轻，如今反而会加重；官田纳租原本较重，如今反而会减轻。等到施行之后，争执必然会很多，须等丈量完成，明确了多寡的实际数目，才能确定方案。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请皇上明察，一并予以下达施行。一、本州荒废寺院的田产颇多，如今并无僧人住持，田地被人侵占，每年流失的赋税不少。请求特别下达指挥，允许本州张榜招人如实登记购买，这样不仅使田产一时有所归属，百姓也能因此更加富足殷实，也可避免日后官府赋税因循流失，而且符合韩愈所说"使其人还俗为民，使其庐舍作为民居"的遗意，这实在是使百姓富足、排斥异教不可错失的良机。此前，漳州、泉州两地曾奉命勘察相度，而泉州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朝廷因此有所疑虑。著作郎黄艾轮对时又提及此事，并说："如今凭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家商议一项经界之事，多年不能办成，比这更大的事又该怎么办呢？"皇帝于是告谕辅政大臣，命令先在漳州推行。第二年春天，下诏漕臣陈公亮协同朱熹合力奉行经界。南方气候暖和，正值农忙时节，不是推行的适当时机。朱熹仍希望第二年可以推行，更加详加讲求筹划，条例已经齐备，遍榜郡县，百姓知道此事不会扰民而对自己有利，无不欢欣鼓舞。但富贵人家、豪强大户占田隐税、侵害贫弱百姓的，都散布异议来动摇此事。甚至有人上呈状文说经界不便，此前的诏令于是被搁置。过了两个月，朱熹请求离职，不久又受命持节担任湖南使者，仍以经界未能推行而自我责备，议论者都为此感到惋惜。宁宗开禧元年，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范荪上言：本路施州、黔州等地荒远，绵延山谷，地广人稀，占田多的必须雇人耕种垦荒，富豪之家便引诱佃客举家迁走，请求参照皇祐年间官庄佃客逃移的法令加以校订。凡是充当佃客的，只允许役使其本人，不得牵连其家属；凡是典卖田宅的，听任佃客离开原业，不得强留其租种作为佃客；凡是借贷钱财的，只凭文约偿还，不得强迫作为田客；凡是佃客身亡后，其妻子要改嫁的，听凭自便，女儿要出嫁的，听凭自愿，这样才能使深山穷谷中的百姓得以安居度日。嘉定年间，知婺州赵汝谠在本州推行经界，处理得井然有序。后来知州魏文豹推行得更加卖力，于是原来的上等户被分析为贫下户，被隐瞒的实田和逃亡绝户的田地，都清楚可查。共发放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余份，创设库房用来收藏，历经三年才把此事上报朝廷。八年，下诏职田也依照民田一样蠲免放税，违反者依法治罪。理宗淳祐二年，敕令自今凡百姓田产契约界限分明的，所在州县屯田官应立即予以归还。六年，殿中侍御史谢方叔上言："豪强兼并的祸患，到如今已达到极点，若不限制百姓占田的名额是不行的，这也是挽救世道的一种权宜之计。如今百姓的肥沃田地都归于权贵之家，租米收入达到百万石的都有，而小民百亩之田却年年被派去承担保役，于是就把自己的田产献给豪门大族以求免除保役，小民的田地日益减少而保役却不停止，大官田地日益增多而保役却轮不到他们，怎能不严格立法加以防范呢？"去年谏官曾以限田作为赋税之计，朝廷置之不理，不知国家用度和边防军饷都仰赖和籴，然而权势之家田产众多，和籴却不容易加派到他们头上，保役也轮不到

译他们，请求晓谕大臣论议上奏，用制度来抑制兼并、堵塞漏洞。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景定四年，贾似道因国家财政困于滥发纸币，富民困于强制和籴，考虑变更法度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提出购买公田的建议，贾似道于是命殿中侍御史陈尧道、曹孝庆上疏，请求将官户田产超过限额部分的三分之一抽出来充作公田。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购买公田，设置买公田所，命刘良贵提领临安府事务，通判陈訔担任检阅副职协助。刘良贵请求下达都省严明赏罚，追究田产归并中的弊端。皇帝说："想要免除和籴，没有比购买超限田地更好的办法了，但眼下正值春耕，暂且等到秋收之后再继续商议施行，应当从浙西各路开始，作为其他地方效法的准则。"贾似道于是上疏详细陈述其制度，皇帝全都采纳了。由此浙西六郡共购买田地三百五十余万亩，每乡设置官员管理民众，为官府耕种的称为官佃，为官府督办的称为庄官。庄官由富裕之人担任，两年更换一次。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不久议论者纷纷陈说其中弊端，甚至有百姓本无田产却被强行归并抑配购买，自设立分司庄官后催租骚扰不断。到度宗咸淳四年，才废除庄官制度，命令各郡公租以三千石为一庄，允许百姓在分司承佃，不许私自转让，到德祐年间才彻底废除，而宋朝的国祚也随之终结】。度宗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进言：经界的推行本是为了便民，即便是穷苦人家也深切盼望，但未必是豪门大姓所乐见的。如今所说的"推排"，不同于过去所说的"自实"。推排是委托乡都办理，简捷易行；自实是责成百姓自行申报，则散漫难以汇集。嘉定以来的经界推行，时间距今较近。官府有正式的簿籍，乡都有副本簿籍，负责乡都的人只需依照原有文书更改业主姓名即可。至于绍兴年间的经界，年代已经久远，留存的簿籍很少了。依据现存田地鳞次栉比的分布状况去查究，从一户到百户，到千户，到万户，稽核田亩步数，核实田主佃户，也没有比依靠乡都更为便利的了。朱熹之所以主张经界而摒弃自实之法，正是出于这个道理。州县能够遵守朝廷委托乡都负责的诏令，再根据各州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加以处理，必定能使人情信服，不用强制推行也能自然施行。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三年，司农卿季镛进言：经界之法，必须派遣许多官吏，召集全部都保，走遍田间小路，一一丈量步亩，审定等级折算，反而滋生弊端。若用推排之法，只需以县统辖都，以都统辖保，选任才干出众、公道公平的人，核定田亩税额等级，登载入图册。这样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产业有固定的赋税，赋税有固定的簿籍。吴门（苏州）、绍兴以及湖南一路都已经完成推行。臣以为东南各郡都在谨慎奉行，若有田亩尚未核实的，就命令乡局加以厘正；若有图册尚未齐备的，就命令县局督促完成。监司、郡守相继稽查督察，如同《周礼》中所说的"日成月要"来综合核查。于是朝廷下诏各路推行此法。

史臣评论说：南渡以后，水田的利益超过中原，因此水利大兴，而各种没入官府招募百姓耕种的田地，都依照原来私人租额，往往定得过重。缴纳赋税时，公私之间的规矩迥然不同：私田租额虽重但缴纳较轻，佃户还能承受；官田租额既重缴纳又重，佃户就难以承受了。州县胥吏与仓库中各种执事人员，都能借此对耕种者进行侵吞盘剥。到了南宋末年，金人时而议和时而交战，交战则军需浩繁，议和则岁币巨大，国家用度常常难以为继。于是趁百姓苦于官田租税过重，命有关部门括查出卖官田以充实用度。起初放宽力役以吸引百姓购买，到后来却不免强行摊派，这就

译是官田的弊端。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就是没收权贵幸臣的围田、湖田归于官府的部分，都隶属于此】，用来征收其租税以资助岁币。到南宋将要灭亡时，又限制百姓占田的名额，购买其超限之外的部分，称为"公田"。当初本意是想省去和籴以缓解民力，但其弊端极多，租额尤其沉重。宋朝灭亡后，这一祸患仍未平息。

辽太宗天显同三年，下诏在谐里河、胪朐河附近之地，赐给南院鄂津、图噜、伊逊、巴勒，以及北院乌纳哈、喇锡林等人作为农田。圣宗统和年间，萧达林担任西北路招讨使，因准布部落伺机蠢动，想要增派戍兵，又担心粮饷供应不上，便向耶律昭询问对策。耶律昭写信回答说："臣私下听说，治理得法，仇敌也能变为一家人；失去方法，即便是自己的部属也会形同陌路。西北各部，每逢农忙时节，一人担任侦察，一人耕种公田，二人应付各官署的差役。大致四个壮丁中就没有一个留在家中，收割储藏之事，全靠妻子儿女支撑。一旦遭遇敌寇抢掠，立刻陷入贫困。春夏赈济时，官吏又多掺杂糠粃，加以盘剥克扣，不过几个月，又重新陷入困顿。况且经商放牧，是富国的根本，有关部门担心他们逃亡流散，把他们聚集在一处，不能各自前往水草便利之地，加上逃亡戍卒随时补充调配，不熟悉当地风土，因此日渐衰败，逐渐耗竭。为今之计，若能赈济穷困、减轻赋税，发放耕牛种子，让他们能够耕种收获；设置游动巡逻的兵力以防备盗贼抢掠；将俘获的战利品分发给他们以补充年节所需；分散经商放牧之人到便利之地，如此坚持数年，富强便可期望实现。然后再操练精兵，编入队伍，那还担心什么防守不牢固、进攻不能取胜呢！"七年，下诏括查民田。又下诏燕乐、密云两县的荒地，允许百姓耕种，免除赋役。十三年，下诏昌平、怀柔等县，允许人们请求耕种荒地。十五年，下诏各道劝导百姓种树。又下诏各部族的空旷土地，命令百姓耕种。又招募百姓耕种滦州荒地，免除其租赋。

金朝的田制，丈量土地以营造尺五尺为一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百姓的田产各自随其自愿买卖典质，不加禁止，只要求依照土地数目缴纳赋税即可。凡种植桑树枣树，百姓家中以多种为勤勉，种植少的必须种到其田地的十分之三；明安、谋克户中种植少的必须课令种到其田地的十分之一，去除枯死的补种新的，使数目不缺。凡是开垦讲武（军事屯田）的荒地，按最下等第五等减半确定租额，八年后才开始征收；作为私人产业的，按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后才开始征收。自首坦白冒占邻近土地的，缴纳官府租税三分之二。佃种黄河退滩地的，第二年才开始纳租。海陵王天德二年制定制度，凡职田每亩取粟三斗、草一称，由仓场随月俸一并支付。正三品三十顷，从三品二十一顷，正四品十七顷，从四品十四顷，正五品十三顷，从五品七顷，正六品、从六品六顷，正七品、从七品五顷，正八品四顷，从八品三顷，正九品、从九品二顷。各防御使、刺史以上官员，以及女真、契丹的司吏、译史、通事，不论距京城千里以内以外，都授予公田三顷。凡亲王受任朝官兼任外官的，职田依照本职品级授予【金朝制度，二品以下没有职田，三品以下在京任职的也没有职田】。正隆元年，派遣刑部尚书赫舍哩罗索等人分别巡视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括查荒闲的牧地以及官民占据请射的逃亡绝户之地、戍兵占佃的官地、外路官员本业之外增置的土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人的土地，用来增补拨给迁徙来的明安、谋克户，并且让百姓请求耕种而官府则收取其租税。世宗大定十一年正月，皇帝对宰相大臣说："往年到山西避暑，途中所见近路的庄稼十分茂盛，竟没有可供经商放牧的地方，因此下令五百

译里之外才能耕种。如今听说百姓都迁移到别处去了，实在令人怜悯，应命令他们依旧就地耕种【此前十年曾禁止侵占耕种围场牧地】。"十七年，邢州男子赵迪简进言："各地不登入官籍的官田及黄河滩地，都被豪强所占据，而贫民土地贫瘠税额却重，请求派遣官员括查登记冒占的人，制定税额，同时酌情减少百姓的税额，使得赋税轻重均平。"朝廷下诏交付有关部门，却未及施行便作罢。又因靠近京城的明安、谋克户所分得的官地，大多贫瘠，而豪强百姓租佃的官田，日子久了往往被冒充为私产，于是下令括查登记。皇帝又对省臣说："官地不是百姓耕种又能是谁呢？然而女真人户从故乡三四千里迁移而来，得到的都是贫瘠的土地，如果不括查刷选出好田分给他们，时间久了必定贫困。应当派遣官员察查此事。"当时省臣说官地之所以多被隐匿霸占，是因为偷盗耕种的罪罚太轻，于是重新制定条约立下期限，命令百姓自行申报，逾期不报而被告发的，告发者有赏。十九年，皇帝对宰相大臣说："辽朝灭亡时所拨给本朝的地亩，百姓有的把它指认为无主之地、出租之地，或把新开垦的荒地当作自己的产业，这些都可以括查收回。但其中有些播种年代已久，如果骤然夺回，恐怕使百姓失去产业。"因此告诫括地官张九思要谨慎行事。又对宰相大臣说："朕听说括地之事施行得极为不当，比如皇后庄、太子务这类地方，只因为名号便被认作官地，百姓所持有的凭证一概不予过问。而那些邻近冒占官地却反而侥幸免于追究的，如果能使军户稍有补给、百姓不失产业，才是朕的本心。"二十年，因皇帝出行道路狭窄，下诏沿途行宫附近的官地不要出租，让给百姓耕种。又下诏在山东路拨地一百四十顷，大定初年，又在中都路赐田一百顷，命令括查山东的土地收归官府。又晓谕有关部门说："白石门到野狐岭之间的湖泊沼泽，大多被百姓耕种占用，而官府和百姓的牲畜往来却没有放牧之处，可以派官员括查原有荒地和冒佃的数目。"二十一年，皇帝对宰相大臣说："山东、大名等路的明安、谋克百姓，往往骄纵而不亲自从事农耕，全部让汉人耕种收取租税，已经下令禁止买卖奴婢，应责成官员核实户数，按人口分给土地，务必让他们自己耕种，若力量不足才允许出租给他人耕种。"当时进言者说豪强之家大多强占夺取田地【

译有一家占地多达三十顷，以致贫民无地可耕的情况。于是下令，占有官地十顷以上的都登记入官府，均匀分给贫民【又把山东路所清查出的民田，分给女真屯田人户，剩余的土地归还百姓】。又，尚书省奏报山东清查出的土地数目，皇上说："这虽是民地，但没有明确凭据，登记为官地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黄河已改道，梁山泺的水退去后，百姓曾任意耕种。后来派使者安置屯田民户，害怕征收租税会导致大量逃亡，于是免除征收并赦免其罪，另外用官地给这些屯田户。二十二年，省臣张仲愈等人认为："百姓最初获得这些土地并无正当来由，安抚平定后也从未缴纳赋税，是妄自将其当作自己财产的，应当清查出来。"皇上认为这样处置太过严苛，只下令让明安、穆昆的人户根据实际情况分处安置，按照他们的丁壮、耕牛农具应得的土地实际数目分给，不足的部分再用先前清查出的二万余顷土地补足。二十三年，奏报明安、穆昆户垦田共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余顷，耕牛农具三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具。在京城的宗室将军司垦田二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六亩，耕牛农具三百四具。徳呼勒、唐古两部垦田一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耕牛农具五千六十六具。二十七年，各地官宦豪强之家多有侵占官地，转租给他人耕种，谋取租利，朝廷下令有司清查其现有数目，把地分给贫困无地的百姓，每丁授田五十亩，希望不至于让百姓流离失所，剩余租佃不完的土地，才允许豪强之家核验丁数后租佃。二十九年，打算再设期限，让贫民申请租种官地，因为现在期限已过，估计数目已经够了，那些占地有余的人家，如果容许告发申诉，恐怕滋生奸弊；何况后续告发遗漏未查之地的，敕令已经废除，如今超过期限告发的应当拒绝，只交付原来的佃户。同时平阳一路地少人多，官地应当全部清查登记，核验丁数分给贫民。皇上说："超过期限指告多占官地的人，拒绝他们是对的；如果没有主人、无人愿意承佃，才允许其他人申请租种。至于平阳路应当按丁口数限定田亩，如一家有三个丁口而自己的产业只有三十亩，那么就再准许保留所租佃的官地一顷二十亩，剩余的登记造册分给贫民就可以了。"又依从谏官的请求，招募其他路的流民，酌情分给闲田耕种。河南的荒地，愿意作为官地耕种的免税八年，愿意作为自己产业的免税三年，一律不许买卖。章宗明昌元年六月，因为明安穆昆户不注重栽种桑树果树，下令每十亩地中要栽种一亩，并且下达到各路照此栽种。三年，商议推行区种法。四年，敕令农田在百亩以上的，如果是靠近河流容易取水的地方，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的听凭自便；没有水源的地方就依从百姓的方便。承安元年四月开始施行区种法。男子年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有田地的每丁区种一亩，丁口多的最多以五亩为限。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奏报土地肥瘠不同，请求不限定亩数，皇上批准。泰和四年，命令各地长官及按察司根据实际情况劝导，但最终还是不能推行。这一年制定制度，军人所拨给的土地只限十里以内自己耕种的数目，每丁四十亩，后续增加的丁口也照此办理，其余的允许方便地出租或与人合种，违反的没收其财产归还原主。当时六路清查土地，其间屯田军户多有冒名增加人口以求取官地，以及侵占民田，导致百姓白白承担税赋、虚报财产的，命令在其赋税中每年陆续核减。八年，户部尚书高汝砺认为旧制规定百姓申请租种荒地的，在缴纳租税时，多有巧妙躲避隐瞒的，是由于原定期限太远，申请租种之初，又没有人作保识别，请求从今以后申请租种的，可以免税三年，作为自己产业的免税一年，以邻居和首事作保识别作为长久制度。宣宗贞祐三年，宰臣因为已经把河北的军户迁徙到河南，请求把官田及牧地划分界限，已经被百姓租佃的地方就依原样处置。刘元规说："清查土地的提议，听到的人没有不惊骇的。以前在河北、山东已经这样做过，百姓的坟茔、水井、灶台全都被军队占有，如果再这样施行，将大失民心。荒田不能耕种，白白有得地的虚名，而没有获利的实际。即使得到熟地，也不能亲自耕种，还要让百姓佃种，所得没有多少，却使双方纷纷受害啊！"于是作罢【当时北方的敌人已侵犯到河南，因此把各路的军户全部调来南方保卫守护，需要军粮，朝廷内外没有拿出好的意见，是增加赋税还是分给军队田地，两者不知如何取舍。高汝砺说："河南官田民田各占一半，又有很多完全租种官地的人家，一旦夺走，他们靠什么生活？就像山东分拨土地的时候，肥沃的地全都进了有权势人家的手中，贫瘠的才分给贫苦人户，对军队没有好处，而百姓却有损失。只应当加倍增加官田的租税来供给军粮，再用官府名下的荒田、牧地按数量分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耕种才方便。"朝廷听从了这个意见。此后军户日常供给不足，应当授予可以耕种的荒官田及牧地，每人三十亩。高汝砺已经总管清查荒田，不久又上奏说："每人分得的亩数很少，军户又不能自己耕种，必定要转租给别人，到几百里外去收取租税，请求停止分给，只给一半种子，另一半折算成实价钱。"四年，尚书省和枢密院又商议："愿意承佃的军户按人口分给土地，其余偏僻遥远不愿意的，应当依照近来的制度，官府名下的荒地允许军民开垦，也不能马上减少他们的种植数量，等过一段时间，等到有了条理次序，才可以逐渐节省官府的粮仓供给。"后来才确定："百姓中有能够开垦牧马地及官府荒地成为熟田的，把一半分给他作为永久产业，另一半分给军户】兴定三年，尚书右丞侯挚说："河南军民田地总共一百九十七万顷，现在耕种的有九十六万余顷，按上中下十一之数征收，每年可得九百六十万石，自然可以充分供给一年的开支，百姓不会疲敝而军用又充足。"皇上下诏令有司商议施行。四年，伊喇布说："军户自从迁徙到河南以来还没有分给田地，迁徙不定，贫困的人很多，请求清查各屯田处的官田，每人分给三十亩，并且不再迁往其他地方屯守。"宰臣商议："先拨给他们作为永久产业，等到有收获后就停止官府为他家种植（补贴）。"皇上听从了。五年，京南行三司舒穆噜斡鲁说："京南东、西三路屯驻的军队有四十万人。"每年耗费种粮一百四十余万石，都是坐吃百姓的租税，应当清查逃亡户原先耕种的田地。南京一路原先开垦的田地有三十九万八千余顷，其中官田由百姓耕种的有九万九千顷。饥民流离失所，一时难以恢复旧业，不如分给军户，每人三十亩，让他们自己耕种，或者招募人来租种，让省臣商议改进办法，但最终没能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