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二

译时铎这样的，照例从重治罪。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

世宗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人因为奸党廖鹏父子以及王钦、陶杰等人在朝中颇有内援，担心皇帝拿不定主意，于是进言：以往三覆奏完毕，等到驾帖下发时已经日到正午，登闻鼓下仍要接受诉状并得到批复，且要拖到未申时分，再请求行刑时已经过了酉时，这很不符合"在市集处决罪人、与众人共同弃绝他"的本意。请从今以后决囚在未时之前办完，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按：《明实录》记载，嘉靖二年御史陈逅说：慎用刑罚的关键在于最初的审理，而不在于临刑之时。正统年间有批准留人的先例，以致富裕的囚犯大多图谋侥幸，攀附请托，万一奸党借着昏暗趁机求生，即使罪犯被临刑监斩也会损害国家威严。请求今后决囚的前一天，该科覆奏完毕，就发给驾帖，把囚犯押赴刑场，限定在未时之前办完。如果有击鼓申诉冤情的，只许在覆奏之前封奏呈上，覆奏之后不得再接受诉状，违反者治罪。这份奏疏与刘济所说大致相同，所谓奸党大概仍是指廖鹏一伙，而这一年廖鹏等人又依仗内援拖延用刑。给事中陈时明、御史谢汝仪与刘济等人先后上疏争辩，都没有得到回复】。

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济进言：国家设置三法司，专门掌管刑狱事务，有的主管审问，有的主管评审，权臣不能凭借恩怨来加以出入，天子也不能凭喜怒来定轻重。此后又设立了锦衣卫镇抚司专门审理诏狱，法度日久渐渐产生弊端，三法司几乎形同虚设。陛下即位以来，全部革除了旧弊，但近来渐渐又私下转移，大大违背了当初的用意。比如刘最私自讨要财物、应付黄国用私自送出纸牌、颜如环私自使用违禁的包袱，这些都是小的过失，却在宦官宫廷之门被缉拿、在武夫手下被拷问、在内廷降旨中被裁决。像李洪、陈宣的罪行到了杀人的地步，却只是降级处理而已。拿刘最等人跟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反倒一律治罪，这怎么向天下人交代？（此奏未获批复）夺俸一个月、三年的、七月的，对争论大礼仪的群臣施以廷杖。

四年秋，林俊上疏说："古时候在朝廷上鞭打人，只是与众人一起羞辱他罢了，并不一定要打烂他的皮肉致他于死地，也不是用来对待士大夫的方式。成化年间，臣曾亲眼见过廷杖三五位大臣，用厚厚的棉底衣，裹上厚重的毡子重叠包裹，尚且要卧床数月，淤血才能消散。正德年间，逆贼刘瑾专权，才开始有脱衣受杖的做法，这大大有违国家体统，酿成了末年谏止南巡而被打死的祸事，幸好遇上新皇诏令抚恤，士气才重新振作起来。没想到现在又偶然发生这样的事。臣又见到成化、弘治年间的诏狱各案，只有叛逆、妖言、强盗、故意伤人致死等重案才严打追问，其余通常的案件都送交锦衣卫镇抚司审问，镇抚使奏请后送交法司拟定罪名。其中案情严重的，才有'来说'的先例，部寺覆奏后，才有降职调任的做法。如今一概动用刑讯拷问，不再区分轻重，恐怕是旧有制度失于查考，不合祖宗仁厚的本意。"

这一年九月，御史吴廷举进言："应天各府所欠税粮拖欠过多，请申明律例，通行遵守。"于是法司商议："征收的期限，律法上有明确条文，条例不过是推广律文本意，根据事情来立法罢了。比如拖欠一年，按律应称'迁徙'，如今因为原来的法律行不通，就有比照流刑减半、准徒二年的条例。又担心准徒不足以惩戒恶行，于是又有无故不缴纳秋粮、发配到附近边卫充军的条例。再如官吏受贿，按律以枉法论处，如今认为按枉法准徒五年不足以禁止贪污，就又有满贯充军的条例。按律规定管理粮食的官员应处绞刑，如今一概判绞刑就太重了，判准徒又不合制度，所以又按照职守等级，另定为住俸、降级的条例。"大体上说，法令必须执行，刑罚不能轻易使用，各种倚仗权势舞弊营私的行为，应当依照

译所请求的执行。然而东南地区遭受灾害，百姓困苦，应当及时催征，不要等到期限临近就残酷逼迫，违法苛敛的要治罪。皇帝依照律例听从了这个建议。

六年，给事中周琅进言："律令所记载的，凡是逮捕关押的囚犯，年老患病的必须分开关押，轻重要分类，枷锁必须按时整治，凉浆暖匣必须按时备好，没有家人的要给予供给，患病者要给予医药，长期关押的……"有科臣上疏请求速决，有诏令，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应当命令臣下一同遵照施行。凡是关押的日期，以及已经结案、未结案、死亡的情况，各自登记造册，申报给上级长官，考核办结的快慢、病故的多少，作为功罪来加以升降黜陟。皇帝深以为然，并且下令中外凡是用法苛刻以致害民命的官员，即使才干操守可观，也一律罢黜为民，不得推荐。

这一年，侍郎张璁等人议覆桂萼的奏疏，认为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法司，是用来纠正官员邪恶、公平审理狱讼的。设立东厂和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查究奸邪的。职责被荒废，叫做旷官；职权被侵夺，叫做侵官。今后凡是贪官污吏、冤狱案件，仍由法司负责；如果有徇私枉法的情况，才允许厂卫察觉举报。盗贼奸邪案件，仍由厂卫负责，必须送交法司拟定罪名。皇帝下诏依照商议执行。

七年，给事中蔡经进言："国家在内设立法司，在外设立巡抚巡按、按察等官，都是替陛下执行三尺法的人。所以内外的犯罪案件，责成他们审理，也足够处理了。如今陛下时常派遣官校去缉拿察访这些人，这些人假借权势作威作福，滥用刑罚、贪污受贿，如同虎狼蛇蝎一般，凡被他们经手的都受尽毒害。希望从今以后停止派遣。"刑部尚书胡世宁请求听从这个建议，皇帝采纳了。

这一年，詹事霍韬上疏说："天下的军卫都是一体的，唯独锦衣卫号称亲军，是为了保卫皇帝身边的安全。锦衣卫又兼掌刑狱，不是太过分了吗？天下的刑狱交给三法司就足够了，锦衣卫又横加插手，越过了武职的本分，侵夺了司法官员的权力，不是太过分了吗？光武帝崇尚气节，名节之士遍布东都，因而扶持了汉室；宋太祖敦厚地维护士大夫的体面，刑罚不加于士大夫，忠义之士争相为国家效死。如今江西发生事变，死了四个人，足以证明如今丧失气节、蔑视节义的人很多，难道不与朝廷的培养方式有关吗？士大夫犯了罪，交给刑部审理，已经是耻辱了，何况让官校当众抓捕，剥去衣冠给他戴上枷锁，屈辱他的体面去听从武夫的号令，早上还在朝堂之上，晚上就已身陷囹圄，士大夫的刚正之气从此消磨殆尽了。如果确有重罪，或废黜或处死都可以，但是解除拘押枷锁后，一转身又披上冠冕官服，而那些武夫悍卒就会指着他说'这个人，我曾经羞辱过他'，小人就更加无所忌惮，君子就容易随俗改变操守，豪杰之士因此多有归隐山林之念，正是变乱之世很少有节操之士的原因啊。"

这一年，吏部尚书桂萼进言："负责捕盗的官员，地方官吏大多罗织平民入罪，军职官员大多虚报首级冒功，都应当予以追究惩治。今后凡是虚报滥杀来邀功的，按故意杀人抵罪。而且内外贪官之所以屡次被罢黜却不畏惧，是因为他们所犯的赃罪不是枉法赃，即使贪污数额达到千百贯，也只判罚做苦役而已，应当另行立法。"下发主管部门商议施行。这一年，巡抚王应鹏进言："正德年间新增的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切合于案情法理，应当由主管官员编入律例，未获采纳。只是下诏规定伪造印信及三次犯窃盗罪的不得适用可矜条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求编纂断狱新例，皇帝下令只依照律文以及弘治年间的条例执行，不必再编纂汇集。

八年，刑部覆核詹事霍韬的上疏：奏称"官吏因贪污败露以及故意监禁、故意拷问致平民死亡的，按律应处斩绞，但后来的人厌恶这条律法太严厉，已经允许贪污罪可以用赎刑抵免，而致人死亡的却置之不问，以致贪暴的官吏得以肆意妄为。"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诏今后官吏犯枉法赃、用酷

译刑致人死命以及故意监禁、故意拷问的，一律依律论处。

这一年，尚书许瓒进言："《大明律》中有一条，凡是盗窃已经实施但获得财物的，以一名失主为准并赃论罪。又，凡是恐吓取人财物以及诈骗、局骗人财物的，都按计算赃物准照窃盗论处。又，监临官、主守官及一般人盗窃仓库钱粮的，都并赃论罪。又，知道强盗案情后分赃的，按所分得的赃物准照窃盗从犯论处。所谓'并赃'，是指把众盗贼的赃物合并计算论罪；所谓'计赃'，是指只计算各人自己所得的赃物论罪；所谓'准'，是指与真正的犯罪情节有所区别。律文的这些权衡，不能说不清楚。但是执法者大多不熟悉律文本意，颠倒了轻重，有的应当计赃论罪的却按并赃论处，又不以一名失主为准，这样准窃盗论反而比真正的盗窃罪重数倍，怎能说是'有所区别'呢？这就近乎滥用刑罚了。又比如知道监守常人盗窃仓库后分赃的，因为没有失主，按律只能定不应重罪的罪名。窃盗罪最多判杖刑徒刑，分赃的尚且以盗窃论处；盗窃仓库钱粮重的要处死，分赃的反而从轻论罪，这就近乎纵容了。现在应当申明律条：计赃的只计算自己所得的赃物论罪，并赃的必须以一名失主为准论罪；知道监守常人盗窃仓库后分赃的，应当按知道盗窃后分赃的律条治罪，这样才能使轻重适中，不失去立律的本意。"皇帝命令法司仔细参酌律例商议上奏。

这一年，刑部商议："亲属之间借用寄存的财物，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而偶尔挪用，情节本来较轻；至于相互偷盗，则是贪图对方所有而加以侵占盗取，情节本来较重。如今情节重的，虽然没有服制关系也能比一般盗窃减一等；而情节轻的，即使有服制关系反而一概按照对普通人的律条论处，这样人情与律意都失去了平衡。"请求把亲属之间借用寄存财物的，只判不应重罪的杖刑，附入法典条例。皇帝命令再议。

这一年，御史朱廷声进言："条例中所说的'喇唬'（凶恶）名色，除了平素凶恶的人所犯该定的罪名，照例处理外，其余斗殴等常见的事情，都应依照本律判决，不许乱引先前的条例，滥及无辜。"获得批准施行。

九年，三法司商议："律书所记载的盗贼罪二十八条，有得财、未得财的区别；杀人罪二十条，有成伤轻重、保辜限期的区分；犯奸罪十条，犯盗法罪十二条，有捕获、当场发现的区别。这些事例分类罗列，非常明晰。但是刑部官员不加考察，往往草率定案，应当责令按照条例详细审讯，务必查明实情，然后才定罪。"

十一年，刑部商议覆核："兵部尚书汪鋐应诏进言：刑狱应当体恤的有五个方面：审讯官明知有冤枉，却习惯于因循守旧，拘泥于既成的案例，忌于嫌疑，屈从于私意，竟然不予昭雪——这是第一；罪犯申诉冤屈不服判决，本应重新审讯不已，以至于反复多次，却仍坚持原来的供词，牢不可破——这是第二；案件文书移送大理寺评审，有的因为供词没能反映实情而被驳回，有的因为定罪不符合法律而被驳回，驳回越频繁，坚持不改的态度也越顽固，以致囚犯被长年关押——这是第三；原来的审判本已恰当，而大理寺却在字句之间反复推敲，往来讨论没完没了，囚犯没有出狱的日期——这是第四；法司懈怠，不亲自审理案件，动辄交给兵马司勘察上报，导致案情颠倒混乱——这是第五。应当加以整饬改正。"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这一年，刑科给事中王瑄等人进言："近来审录重刑囚犯，原来的案卷还没读完，囚犯的供词还没说完，就已经带下去了，而执笔记录的人手不停笔，况且一天要审理一百五十多人，仓促之间就审完了，实在不是慎重审案的本意。请从今以后廷审稍微延长审讯期限，命令原审衙门都用明白清晰的语言宣读案卷，使众官员共同商议，务必使人心服口服，如果有疑似之处，立即加以辨明分析。"皇帝听从了，特命

译参与审理的各官员尽心详审慎重。

这一年，刑部尚书王时中上疏说："近来官员们拘泥于既定案例，偏袒自己私见，应当减死罪的，有的被暗中依法处死；应当重新审讯的，有的被长期监禁一整年。应当命令各巡按官员加以禁止，如有枉法杀人的，必须彻底追究其罪责。此外在外地掌管司法的官员，以苛刻严酷来树立威严，明知过多而故意从重，罗织罪名，穿凿附会，故意陷人入罪。应当从今以后加以申饬，凡是没有正条规定的罪行而所犯不应处死的，不得比附律条判处死罪，违反的要弹劾治罪。"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五年，有一起用手脚殴打人，伤势严重延续到保辜期限之外死亡的案件，刑部商议按斗殴杀人罪判处绞刑，大理寺则援引嘉靖四年的条例，认为应当以殴伤罪判笞刑。刑部官员说：律文规定了保辜期限，而问刑条例又规定斗殴杀人，情节属实的，即使延续到期限之外死亡，仍应判处死罪，请求裁决。臣部拟定上奏，每次都得到皇帝圣断，大多改判充军，这虽然没有依照前例执行，也只是稍微减轻而已。殴伤情节属实而延续到期限外死亡的，如果就以笞刑判决，这就是使凶手侥幸逃脱了。况且如果用凶器伤人，即使伤者痊愈，按例也要充军，怎么能有真正殴打人致死，只是恰好死在期限之外，就反而不判凶器伤人之罪的道理呢？况且嘉靖四年的条例已经废止，请求晓谕中外，仍依照条例执行为妥。皇帝下诏依照刑部的商议执行。

二十年正当五年一次的审录期限。刑科给事中龙遂请求下令主管部门转发文书给所派遣的官员，凡是一切重刑囚犯，务必虚心详细审理，必须查明实情，如有可以辨明道理予以释放遣送的，审查明白的都要迅速予以施行。如果确实有冤枉，而最初是审辨官员辨明出来的，原来审判定案的官员仍然不予追究。如果审辨官员明知有冤枉，却故意不予辨明，或者因为忌恨原审官员而故意诬陷，后来被其他官员辨明出来，原审、经手复审的官员都应当予以追究论罪。如果本来没有冤枉，却徇私曲意宽纵的，也应当从重谴责。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二年，有人伪造察院文书上的画押，刑部依照盗用印信律，判处杖刑并流放。大理寺认为按律条与案情不符，予以驳回。皇帝下诏命法司再商议。尚书闻渊等人根据事情援引律条，商议列出四条：第一，文书以印信为重，画押其次。今后有盗用印信的，即使没有画押，都按前述律条治罪。如果只是伪造了画押，不必一概适用前述律条。第二，律文中关于诈骗伪造各衙门文书的条款下，在内不涉及通政司、大理寺，在外不涉及盐运司。今后如果有伪造这三个衙门文书的，仍按其他衙门的规定治罪。第三，六部各司、军卫各所的情况律文未有记载。今后如果有人伪造这些衙门的文书、套画画押、盗用印信以及在空白纸上盖印的，也应当按照其他衙门的律条治罪。第四，凡是逐渐增设的衙门以及因事临时派遣的机构，本来没有固定刻制的印章，所以临时请领关防。今后如有伪造关防的，都比照各衙门的印信治罪。凡是盗用、丢弃损毁、伪造，都同样定罪。皇帝下诏依照此议执行。

二十六年，给事中查秉彞进言：按律条规定罚金二十两以上的，要送吏部降职使用，这不只是针对地方官员而言。如今有人赎罪赎到一百两以上的，也有无故劝导百姓捐献粮食的，甚至有把百姓的家产分发给别人的，又有从轻发落、加重工价折扣的，应当明确律令，慎重处理罚赎，用来惩治贪污滥罚的行为。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八年，皇帝因为地方官吏乱引条例、故意使人入罪，命令主管官员详细查考历年问刑事例，制定商议方案上奏。于是刑部尚书喻茂坚进言："自弘治年间制定条例以来，历经近五十年，请命臣等会同三法司，重新申明问刑条例以及嘉靖元年以后钦定的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的事例，虽然已奉诏革除，

译但其中如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取的，也应当仔细检核参酌。喻茂坚离任后，皇帝下诏命尚书顾应祥等人商定方案上呈，刊布增加到二百四十九条。皇帝下诏，如有随意乱引条例的，从重治罪。

二十九年，给事中俞鸾进言："近来边境战事紧急，军队编制空虚，与其把活人投入必死之地，不如稍微放宽法律，以此来征用他们。如今充军罪犯的条例中，除了'附近'之外，不过是'边卫''边远''极边'这几种而已。南北地理，不过是'本省''隔省''再隔省'而已。应当以罪行的轻重，权衡地方的远近，'边卫'可以在本省内拟配，'边远'可以隔一省拟配，'极边'可以再隔一省拟配。如果内地省份没有边疆地区的，可以在隔省的附近边疆拟配'边卫'，其'边远''极边'的也可以依此类推递配，这样解送的人容易到达，逃跑的人容易追捕，官府也便于遵守执行。"刑部覆核后听从了这个建议【按：嘉靖初年重新制定罪人充军的制度，南方人发配北方、北方人发配南方，最远不超过三千里，情节严重的发配极边。后来官吏执行不善，被发配远方的军人不适应水土，逃亡死亡过半，押解的人也有因此连坐而死的。俞鸾这份奏疏，确实是通晓当时实际情况的议论】。

三十七年，刑部尚书郑晓等人进言："按照旧例，京城官民的诉讼案件，都要送到通政司转交法司审理判决。各衙门有应当审理的案件，也要转送法司，不得自行判决。近来事权不统一，各部门各自受理诉状，不再转送，甚至有人私下用抵赎当作牟利手段。而且其中拘禁拷打，或者随意凭主观意见颠倒法令，臣私下感到痛心。请重申法典条例，命令各衙门一律遵守，这样政务体制才能归于统一，处罚也不至于中饱私囊。"奏疏呈上，得到批复："从今以后诉讼一律照旧例，各衙门不得干预"【按：《嘉靖实录》记载，当时南京上元县发生了越狱事件，南京尚书冯岳也说："近来五城和两县监狱关押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各衙门随意接受诉讼，不送交法司裁决，所以长期关押，以至于发生变故，请把所有在押囚犯全部登记】按轻重决定处置，并严格禁止有司官员越权乱法。郑晓因此覆核这份奏疏而上奏，得到批准。又按《明史·刑法志》记载：当时顺天巡按郑存仁行文各州县，凡是法司有所调取，不得随意发送。郑晓查考旧例，因此说刑部调取州县人犯，州县不得推却，郑存仁违反了制度，应当治罪。郑存仁也坚持自下而上呈报的法律规定，弹劾郑晓欺骗蒙蔽。于是皇帝下令：在外的事务归有司管辖，在京的事务归刑部管辖。然而自郑晓离任后，民间的诉讼，五城御史动辄自行受理，不再遵守旧制了】。

这一年，礼科给事中李得春建议：凡是奉旨宽恕减刑的囚犯，官吏不得再以其他事由酷刑相待；长期关押、案情属实的，不许再听信浮夸的申诉，开启侥幸逃脱的门路。死刑重犯，非正职官员不得审理。如果有转委给佐贰官办理的，或者因贿赂而定案，或者因权势而枉断，因而入人于罪或出人于罪，判处极刑者，如果死于狱中或者属于情有可矜可疑而被瘦死的，都算作失职用刑不当。今后凡是经过奏请，没有冤枉却故意拖延不决的，以及案情可矜可疑却不为其申辩的，都应当分别治罪。皇帝下诏依照商议执行。

三十九年，给事中侯廷柱上奏说：第一，南京刑部各司官员，有擅自受理民间诉状、不经通政司及各衙门转送的；有案件已定却直接发落、不向本部堂官汇报的；又有已经大理寺评议核准却又擅自改变案情的。两京体制应当一致，三尺法度理应共同遵守，请严加禁止。第二，判案应当在最初审理时慎重，尸体伤情要靠检验凭证，近来专门委托各城兵马司负责，以致吏员和仵作互相勾结舞弊，应当命令重新核查。第三，审理判决应当迅速。如今一人被关进监狱，动辄导致家破人亡，在牢头那里有担保的惯例，在守门人那里有门禁的滋扰，在皂隶那里有杖头之钱的勒索，在库房差役那里有掌柜的名目，这些弊端都是由于审理判决不迅速造成的，应当予以

译严惩以儆效尤。皇帝下诏都予以准许施行。

四十四年，刑科给事中沈寅上奏说：第一，关于详审慎录的制度，每年霜降时参审官员进行朝审，往往仓促了事，今后应当命令一一唱名，宣读招供的案情，重新核实查明真情，对于确有实据以及可矜可疑的案情，公开宣示判决依据，然后才带走。第二，关于申明恤刑之差遣，部里的大臣奉诏审查囚犯，有所平反纠正，而地方官员却故意加以阻挠，这都是因为职权太轻，或者是所用非人的缘故。今后应当谨慎选拔、专门委任，非经复命不得升迁。地方官员如有不听从命令的，允许弹劾上奏。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穆宗隆庆元年八月，南京刑部、工部因为徒刑犯钱金等人援引皇帝恩诏乞求赦免一事，双方意见不合，移交刑部商议决定。刑部侍郎樊深等人商议说："臣谨按照法令，凡是徒刑犯已经到达配所的，按例不许放还。只是因为市面上刊行的版本讹误，流传不一，所以工部坚持认为可以许可，刑部坚持认为不可以许可。若以法律而论，则刑部所说是对的，没有什么可疑的。但是服徒刑、流刑而已经到达配所服役的人，虽然律令都称不予宽宥，但是恩诏说：'不论已经发觉、未发觉，已经结案、未结案，罪行无论大小，一律都赦免。'服徒刑、流刑到达配所的人，难道不属于已经结案的人吗？既然要遵行明诏，又何必拘泥于律令？既然要奉行皇帝的特殊恩典，又要被平常的法律条文所牵制，这样怎能不显得固执不通呢？况且远考洪武年间，近及嘉靖年间的赦书，往往对这类人都有开释的先例，也没听说这样做有违背律令之处。而且徒刑流刑的罪行，按例是允许折价赎罪的，这些人只是因为无力赎罪才服刑做苦役。如今伪造印信、盗掘坟墓等不应折赎的死罪都已获得宽宥，而这些人反而因为已经到达配所，反倒不能沾得皇帝的特殊恩典，恐怕不是用来彰显公平的做法。"奏疏呈上，皇帝下诏，徒刑流刑已到达配所的人，特许放还。

三年三月，大理寺左少卿王诤进言："如今主管问刑的官员常常违背律例，独断专行，随意行事，有的说难以按照常规发落，有的说应当按照某事拟定罪名，自己创立一套新的条例，毫无顾忌。臣请用近来一两件事情来加以证明。第一，律文中所说'凡是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反的，杖一百'，本来是指皇帝的制诰而言，如今则军队轮值超期、守卫官军不入值班、开场聚赌等，都套用这条律文。臣曾经加以驳斥，他们就辩解说律例都是制书。既然这样，律例都不必用，只用'制书'二字，添上'有违'一句就够了。第二，律文关于犯奸的条款中所说'买休卖休和娶人妻'，本来是指用财物买通逼迫其丈夫，使他休弃其妻子，然后娶她为妻的情况而言，所以按律应当离异，双方归回原宗，财礼没收入官。至于像夫妇不合的，按律应当离异；妇人犯奸的，按律应当出嫁转卖；那么后来的丈夫经过媒人聘财而娶为妻子的，原本不属于奸情，是律法所不禁止的。如今则一概援引买休卖休和娶人妻的律条，一律命令离异，财礼没收入官。臣曾经加以驳斥，他们又辩解说买休卖休和娶人妻本来就不属于奸情，既然如此，为什么律文要把它记载在犯奸条款之下呢？第三，律文中所说'不应当做而做的，笞四十，情节严重的杖八十'，是因为律文没能记载周全的情况，才用这条律文。如果所犯之罪明明有正式条文规定的，自然应当依照本条判决。如今有人手足殴打人致成伤的，应当判笞三十；用其他器物……"致成伤的，应当判笞四十，这是应得的罪名。如今议定罪名时却说：某人除殴打人致成伤的轻罪不予论处外，应当按照不应当做而做的情节严重条款判处杖八十。既然已经免除殴打人的轻罪不论处，那就没有罪可判了，却又用"不应当做而做"来治罪。臣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不应

译当做的事"指的是什么。人命关天，法典昭然，恐怕不宜依附法条如此偏执断案。奏疏呈上，皇帝命令刑部、都察院公开商议后上奏【按《穆宗实录》记载：此前王诤与刑部尚书毛恺屡次因为议定案件意见不合，所以奏疏中提到了这些事。毛恺心中不平，坚持认为刑部所拟都是对的。他又说，买休卖休是指本夫卖掉无罪的妻子，构成"义绝"；本妇跟从被卖嫁人，构成"失节"；买休的人娶了有夫之妇，构成"苟婚"，所以双方都有罪，本妇要归回原宗。至于犯奸自有正式律条规定，不应当依附此条论处。京城操练轮值的班军超期，这是已经批准的事例，不是"制书有违"又是什么？世事变化无穷，律文条数有限，所以才有"不应当做而做"这条律法，本来就是既定的成法。有些案情严重而律条规定的刑罚较轻的，就难以按照常规发落；有些罪行律文没有正式条文规定的，就要比照相近的律条奏请定罪，这也是既定的成法。而王诤说这是"自己创立一套新的条例，毫无顾忌"，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商议了很久没有结果。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刑科左给事中陈行健等人，都认为王诤的意见是对的。皇帝于是命令重新商议买休卖休的律条，并且告诫毛恺等人今后议定案件驳回复审时，务必要齐心协力详细审慎，以符合朝廷体恤刑罚的本意】。

十二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等人进言：近来因为部院的政务交由厂卫暗中察访，百官人人惶恐，不知所措。祖宗设立厂卫本是用来缉拿盗贼、防范奸细的，不是用来监察百官的。驾驭百官本是天子的权力，而奏报核查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台谏，厂卫不应参与其中，这样各司其职，政务才不会互相牵制。如今把暗中查访的权力交给厂卫，万一执行的人不正直，事情因冤枉诬陷而起，从此就会开启罗织罪名的门路，设置陷害的手段，殃及忠良善类，是非颠倒，陛下将何以自处？况且陛下既然把这件事委托给厂卫，厂卫必定又转托给番子校尉，这些人贪婪残暴，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人心惶惶不安，人人侧目而视，这不是盛世应有的景象。希望追回成命，以此统一政务体制，安定人心。御史刘思贤等人也持相同意见。皇帝都交给主管部门知晓处理。

四年七月，刑部尚书葛守礼等人进言：我朝制定的律例考订古制分为五刑，笞、杖、徒、流各有等级，即使罪大恶极、人人共弃的重犯，还要交由刑部审问、大理寺评议、朝审时众官员共同审议，到临刑之时，又要三覆五奏，好像是不得已才施加刑罚一样，重视民命到了这种程度。陛下登基之初，广布恩赦，与民更新，以至于停刑有防制、热审有宽贷，体恤百姓的用心非常深厚。但是在外的地方官员，无法奉承体现这种美德，凡是审讯案件，不论轻重，动辄使用酷刑，有的一件案子还没审完，就已经打死了一两条人命，到任才刚满一年，就拷打致死数十人，轻视人命如同草芥。如汾州知州齐宗尧，三年内致死五十人；荣河知县吴朝，一年内致死十七人，实在令人震惊。请命令各地巡抚巡按官员，告诫地方官员，如有仍像以前那样惨刻用刑的，照例降级为民，故……

译勘察、故意监禁、故意判人入罪致死的，依律应当抵死，包容隐匿者事发后一并治罪。况且律条俱在，义理条例十分明白，而各级官员平素并不讲习诵读，既不知道用法律约束自己，又怎么能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应当依照讲读律令的条例下达给监司，切实举行。尚未出仕如办事进士的，各衙门堂官督促他们熟读讲解，并且不时考核，务必使他们通晓法律。举人、监生在吏部等待铨选的，每逢考选，摘取律文数条，让他们复述解释，以此来确定铨选的名次先后。皇帝认为这话说得对，命令抚按官严加访察，仍有实行酷刑者弹劾治罪，如果有姑息容隐的，听凭法司和该科一并弹劾上奏。

万历五年二月，工部因蓟州遵化县杂造局炒铁的囚徒在厂里的有一百六十多人，既耗费囚粮，又瘦弱死亡相继不断，商议想仿照正德年间的旧例，每年以一百人为定额，满额就暂停发配。刑部说：在京的赎罪条例，以做工役为最轻，以炒铁为最重，如今以一百名为定额，那么此外即便是情节严重的人也没有惩处了。按律有做工、摆站、了哨、发充仪从、煎盐、炒铁各条例，从今请斟酌并行，情节轻的，仍拟做工役；情节重的，除炒盐一百名之外，属于军卫的发往沿边墩台了哨，属于有司的发往冲要之地摆站，这样才不至于轻纵罪犯，而使奸恶之人知道畏惧。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

十月，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潘季驯说：徐州、邳州每年河决的原因，河流冲刷占十分之四，而居民偷偷决口的占十分之六，都是因为法律太轻容易被人触犯的缘故。请下令自徐州、邳州上下凡是河流经过的地方，凡是贪图水利、躲避水患、偷偷决口、故意毁坏河防的，一律像山东、河南的先例一样，都发配充军，并且增补进条例之中。刑部审核后依从了这个建议。【按《穆宗实录》，此前问刑条例中有偷决、故意决河防的律条，属于河南、山东的都判发配充军，而南直隶徐州、邳州一带罪止判处徒刑发配，所以潘季驯上了这道建议。】

万历六年正月，刑科都给事中胡槚等人说：「律文中『矜疑』二字虽然并称，但至于求情定罪的时候，这两个字却难以并用。所谓『矜』，是指有的出于情理上不容已止，有的出于势所不得不然，有的迫于相互激发，有的陷于无知，一旦触犯罪责，这是情有可矜的。所谓『疑』，是指有的暧昧不明，有的前后互相矛盾，比照律文不相符合，比照案例又不吻合，拟定罪名终究难以确定，这是罪有可疑的。这两个字文字上虽相连，而意义上却很不相同。如今各省恤刑的奏章类都说『情可矜疑』，一概不加区别，很失律文的本义。请命令刑部申明告诫各位大臣，参酌律令，剖析情罪，如有可矜的，就说『情实可矜』；如有可疑的，就说『罪实可疑』；如果要将矜疑并用，必须说『情罪实可矜疑』，这样才不失律文的本意，而案情也能得到恰当处理。」刑部审核后上奏，皇帝依从了。

刑科给事中朱南雍说：「伤害和气招致灾祸的，没有比冤狱更严重的了。无罪之人被滥加牵连，固然是冤枉；有罪之人侥幸免罪，而使被杀的人含冤，也是冤枉。这就在于有司和恤刑官谨慎处理罢了。如今有的官员大都把严酷当作办事有力，于是使无辜之人遭到杀戮；恤刑官往往把释放得多当作称职，反而使大恶之人漏网，这些都足以上干天和，导致灾害发生。从今应当申明告诫有司官员慎重刑名，不要轻易定罪；恤刑官详细审察案情，不要轻易释放，这样生死才都没有遗憾。」刑部审核后上奏，皇帝批复可行。

神宗万历二年九月，刑科给事中郑岳说：「律文中有『决不待时』、『秋后处决』两款，如果有捕获的响马以及大伙强盗百人以上，关系到城池衙门的，赃证明白的，应立即奏请审决，不必一概等候决单。」皇帝依从了。

万历七年十月，总督两广侍郎刘尧诲上言：「近来盗贼滋生繁多，都是由于官箴不整肃，上下相互效仿，贿赂公行所致。查

译问刑条例，凡卫所职官卖放正军、包揽月粮达到二十石以上的，罢职发边；卫守御凡是沿边地方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卫守官员，只要有科敛以及扣减入己赃私达到二百两以上的，发边卫永远充军；四百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应当一体通行。沿海地方以后，总兵、参将等官有触犯此项赃数的，都照例究处。」兵部审核后上奏，允准了这个建议。

万历十五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时来等人申明律例六条：

其一，律文规定：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这是说功臣之家才赏赐给奴婢，庶民应当自己服劳役，所以不得存养奴婢。有触犯这一条的都称作雇工人，起初并未提及缙绅之家。况且雇工人有很多不同情况，定罪自当有所区分。至于缙绅之家，固然不能与功臣相比，也不能与平民百姓等同，存养家人是势所难免的。应命法司斟酌商议：不论官民之家，凡是立有契约、给付工钱、工作有年限的，都按雇工人论处；凡是所得工钱很少、工作只按月日计算的，仍按凡人论处。如果是十五岁以下用财买来、恩养已久，十六岁以上、已配有家室的，照例与子孙同论；或者恩养时间不长、尚未婚配的，在平民之家，仍按雇工人论处；在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处。

其一，律文规定：伪造各衙门印信的处斩，这是指用铜铁私铸的印信而言。至于用削木、磨石、团泥、镕蜡等方法描画印文，用刀雕刻的，这种印文虽然是印，但材质不是真印，也不可以称之为伪造。所以条例中又设了描摹充军的一条。以后伪造印信的人犯，必须查获有铜铁印信的，才判处斩罪；用木石泥蜡的，只援引描摹的条例判处。如果再犯的判斩，如果只使用过一次而赃物不满徒刑标准的，按窃盗论处。如果是再犯的援引条例，三犯的援引律条，这样奸邪伪造之人才能受到惩处而用刑也恰当适中了。

其一，律文规定：窃盗三次犯罪的处以绞刑，以曾经刺字为依据。但赃物有多有少，定罪也就有轻有重。问刑条例中记载：英宗皇帝规定，今后窃盗初犯、再犯、赦免后又犯的，按三犯论处，还要将所犯罪行是在赦前还是赦后奏报明白，请求裁定。请以后凡是遇到窃盗三犯的，如果都在赦前，或都在赦后，依律论处绞刑；如果是赦前一次、赦后两次，或赦前三次、赦后一次的，都可以酌情拟断，奏请裁定。审录官将此附入矜疑辨问的奏疏内，一并予以改判发遣。

其一，强盗明火执仗，肆意抢劫杀人，带头的在前，跟随的在后，按赃论罪处死，决不待时。但就擒获定罪之时，有的是人赃并获，有的是获后才得到赃物，有的是赃物已耗费不存，这中间难道没有罗织罪名、诬攀他人抵罪的吗？以后务必加意详加审查。赃迹不确切、续行缉拿后攀供的姓名不真实的，不得草率处死，仍交问刑衙门审理。或者赃证不明确、难以轻易断定的，都判处秋后处斩。

其一，律文规定：同谋共同殴打人致人死命的，伤重的下手之人论处绞刑，原谋划的其余人各按其罪定罪。其中有两三人共同殴打一人、各人都造成重伤、难以确定是谁下手以及谁是主谋主使之人的，遇有人在监禁中死亡的，就以此抵命。如今恤刑官遇有人在家中病故的，而且是在数年之后，就说某人的死也可以抵某人的命，将现关押的下手之人从轻宽宥，这是用病死的人抵殴打致死的人命，实在是纵容滥用。以后不得准许抵命，让在押的人侥幸得免，这样生者与死者才都没有遗憾。

其一，京城内恶逆及强盗真犯，即使遇到停刑之年，也要不时处决。凶恶到杀害父亲的地步，即时凌迟还有余恨；而在外地的这类案件反而能拖延时日，这是失于用刑。臣看福建有掲罗生兄弟谋杀其父的案子，发下道司送寺，拟以单独奏报处决。等查阅时，按旧例应当等候类奏，没有单

译独奏报的先例。单奏是急事，类奏是缓事。像这样的案子在外地拖了数年，才转呈到院道寺，又耽搁一年多。假使他还在狱中还可以正法典刑，如果瘐死狱中，又将怎么使神人的愤怒得到快慰呢？请从今以后在外地凡有此类案件的，御史单独详报到院，院寺单独奏请判决，判决单一到就立即处决。已经死亡的，发下府州县戮其尸体，这样才能使刑典得正，可以使天下的贼子有所畏惧了。

命令下部寺斟酌商议，都依从了。只有伪造印文的，不问用何物制成，都处斩。皇帝批复可行。

万历十九年八月，刑部尚书孙丕扬等人说：断案想要快速，而等待判决的百姓常常苦于拖延，这是由于文书往来牵制的缘故。商议判案既已完成，部寺各立长单，本部送审挂号，第二天就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审核准允挂号，第二天就送还本部，各自参差分头处理，这样事体统一而弊病自消。至于打断相验的条例，是防范御史而罪人以速结案为心愿，狱中冤魂以早日昭雪为安。三、六、九日照例一同防范，其余的日子只作防范。寺官以尽快发落徒刑流刑以上的案件，部寺审讯不厌其详，笞杖等小过失听凭立即处分，不算是纵容。皇帝下令依照建议施行。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刑部题奏：犯法的愚民，哪里都有；而蒙冤的百姓，也哪里都有。如果不是每年清理，必须等到五年差官，冤屈难以避免，应当照两京矜疑事例，每年酌情执行一次，请于巡按每年审录之外，再设立澄清牢狱的办法，效仿两京防审的规矩，作为按察抚按防疏的先例。每逢春天时节和暖，每年听凭两直隶、十三省各巡抚、巡按官通行所属问刑衙门，各审察部内轻重囚犯。按察司所在省份就审理省内的囚犯，守巡道有分管辖地的就审理各道的囚犯，都要亲自巡行，不得调审州县以免为诸囚增添拖累，也不得委托他人代审。守令除了情节属实、罪行相当的照旧监候之外，其中有死罪但情节可矜可疑的、军流徒杖情节可以原谅宽宥的，都许各自详报抚按防疏以请，请求疏报的期限不要超过夏季，轻罪径行发落，重罪仍听候部里审核，务必使每年每年都切实施行、处处都清理审察，这样天下郡县才能没有一个不清理的牢狱。皇帝依从了。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浙江道试御史李宗延请求改议每年清理牢狱的办法，大略说：每年罪犯之中，有热审之外的每年清理，热审需要防范集合众多官员共同商议才能取得一致意见，每年清理只是一道臣工上奏，似乎显得草率轻易；况且春天是每年清理的时节，冬天是处决的时节，中间还有审录、上解的，又属劳扰。请求下令刑部咨行各省直抚按官，废除每年清理，而比照热审的事例，每年五、六月流罪、徒罪、笞杖罪各减二等，应当枷号的暂免二个月，其中充军、死罪情节可矜可疑的、入官交给主人的、赃物多而监禁很久的，由按察官详细审明，未曾奉到判决单的径行发落，已经奉到判决单的等到终审时题请豁免，这样热审的恩泽就遍及天下了。刑部审核后请求依从。皇帝依从了。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等人上疏请求申明宪纲：

其一，恤刑狱。国家设立三法司，又派御史巡视五城，因为都城内外民众混杂、诉讼繁多，是想使案件轻重得当持平。然而有应当重判却被轻判的，比如把人命案交给兵马司审理就是这样，这些人智识浅陋，只要用利益或权势加以恐吓，都可以使他们轻判或重判案情，这类案件应当专门派遣刑部司属官员复检，或者分别委托顺天府推官审讯，这是重案应当商议改进的地方。又有应当轻判却被重判的，比如把笞杖之罪与重罪同等评议就是这样。郡县本可以自行裁决笞杖之罪，百姓觉得很方便；大司寇秩位极为隆重，却连一个笞杖之罪都不能自行裁决，这是何等的轻视；廷尉是评判天下案件公平与否的，是要评判其中重大的案件，一个笞杖之罪也必须经过评议核准，这又是何等的繁琐。臣等认为笞杖、徒罪应当由司里自行呈报堂官发落，免于送寺，这是可行的，这是轻罪应当商议改进的地方，应当与刑部、大理寺再加商议，请求施行。

其一，禁止酷刑滥用。今

译后御史出巡，首先必须以身作则率领属下，不得擅自使用惨刑。凡是有司等官员有使用酷刑残害无辜的，查实后严加弹劾，纵容包庇的加以考核论处，一律以不称职论处。

奏议呈上，留在宫中未予批复。

译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三

刑

详谳【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代宗宝应三年，下诏天下的刑狱案件必须由大理寺正官断定，交刑部详细复核，不得由中书门下直接处理决定。宪宗元和年间，盐铁转运各院擅自拘押囚犯、施加笞刑拷打，用刑严酷，被拷打的人多有死亡。给事中穆质上奏请求让盐铁转运院与州县官吏共同参与决断，从此以后不再有冤案。

后唐庄宗下令说："审议案件、体恤刑罚，一直是为了追求消除冤屈滥刑，但顽劣百姓中有些人轻视侮慢法度。如果不是通过五听之法明察秋毫，怎能辨明是非曲直？从今以后司法官员遇到疑难案件，我将亲自依据法令裁决。"这项法令施行后，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不予赦免。明宗天成年间，下诏天下各州府官员，凡有善于审理疑难案件以及曾经昭雪冤案的，具录姓名上奏，另加表彰奖励。又告诫各道州府，凡遇极刑案件，必须仔细审慎处理【当时因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头奏报，说有两名百姓用竹竿演习打斗之事，皇帝交给石敬瑭处置，石敬瑭将二人处死。第二天才知道是小孩玩耍，皇帝于是自责用刑失当，减少常膳十天，剥夺石敬瑭的俸禄，将浑公儿削职杖责流放，因此有这道诏令】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详定院上奏，前洪洞县主簿卢璨进呈策论说："尚书省分职设六部，天下人称之为防府。请令各道决断案狱，凡属死罪犯人，按季度将有无案件申报刑部，并且详细记录案卷款项事由，连同判狱官员的姓名一并上报。如案卷中有情由不周全之处，刑部可以进行覆核勘察，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有人蒙受冤屈，也可以借此勉励官员端正治政。"皇帝下诏准许他的请求。又下诏说："刑狱之事最难，古今都很重视，因为它关系到人命，实在能感动上天之心。如果有冤魂存在，就会伤害天地和气。凡是有囚徒案件，依据审讯所得的案情，都要一一穷尽情理，仔细核对律令，使之符合规定的敕令。其中如有疑难之处，应准许再加审议。大理寺也应当申报尚书省，尚书省与大理寺明确指明方向后，各州府才可以决断处置。"武行德镇守洛京时，正值严厉禁止私盐，凡能捕获一斤以上私盐的人，必定给予厚赏。一些不逞之徒往往借此以私盐诬陷他人。曾有一村童背菜进城，途中遇到一个从河阳来的尼姑，与他同行。快到城门时，尼姑就先走了。不久门吏搜查，在村童的菜篮中查获食盐数斤，于是将他捆送官府。武行德取来那些盐察看，见盐用白绢手帕包裹着，香气扑鼻，惊讶地说："我看这村童衣衫破烂打满补丁，怎么会有熏过香的手帕，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他。"于是追问他与什么人一同前来，村童便将实情详细禀告。武行德高兴地说："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天女寺的尼姑与门吏相互勾结，用这种办法来求取赏金。"经过拘捕审讯，事情果然牵连到门吏，村童因此得以洗清冤屈。从此官吏都畏惧信服，不敢再欺瞒作弊，京城秩序为之肃然。

吴越钱惟济断案明察善辨，任绛州知州时。有百姓修剪桑树，另一人抢夺桑条不得，便自己弄伤自己的手臂，诬陷桑树主人想要杀人，案子拖了很久无法辨明。钱惟济取来食物给那强盗吃，观察他，只见他用左手举起匙筷。钱惟济说："用右手伤人的话，伤口上重下轻，如今你的伤口反而是下部更重，正是用左手伤了右臂，这不正是你自己弄伤的吗？"那人于是认罪服罪。

宋太祖建隆三年，制定死罪详细复核的法令，各州录事参军、司法掾共同参与断案。开宝三年，下诏各道州府凡属死罪案件，判决完毕后要抄录案卷，用朱笔写明依据的格律和判词，记录囚禁的月份日期、经办官吏姓名，一并上报朝廷。委托刑部复核审查，不久又恢复旧制，由大理寺详细勘察，然后再交刑部复核。又担心刑部、大理寺也可能有疏失，另外设立审刑院加以审议【按：五代用兵以来，藩镇跋扈，多有枉法杀人的事，朝廷姑息迁就，大多置之不问，刑部审核复查的制度因此废弛。到此时才下诏令重新确立。又按《宋史·刑法志》记载此诏令也作建隆三年，这里依从《文献通考》】太宗曾亲自审理案件，当时开封有一寡妇刘氏，派婢女到官府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