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八十八

译圆形，它的容量为一鬴。它的腿部一寸，容量为一豆；它的耳部三寸，容量为一升，重量为一钧，声音符合黄钟的宫音。按周代的鬴容量为六斗四升，实际是一千二百八十龠，共计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合一千三十六寸八分。曾经考察汉代的斛容量为十斗，实际是二千龠，共计一百六十二万分，合一千六百二十寸。大概是方尺外面加圆形，庣旁多出九厘五毫，所以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容积一千六百二十寸。现在考察周代八寸、十寸都可以作为尺，范蜀公说：周代鬴的方尺，是八寸之尺；深尺，是十寸之尺。方八寸，外面加圆形，庣出其旁，那么表面积为一百零三寸六分八厘；深十寸，那么容积为一千零三十六寸八分，与汉代斛的算法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郑玄说：方尺容积一千寸；又说圆其外的部分作为唇。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当郑玄所处的时代，汉代的斛还存在，难道会偶然没有见到吗？还是郑玄认为周代鬴的制度与汉斛不同呢？《汉志》说：量，就是龠、合、升、斗、斛，是用来量多少的。本来起源于黄钟的龠，用度数来审定它的容量，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装满龠中，用井水校准它的平面。两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这样五种量器就都完备了。这个方法用铜制作，方一尺而外部圆形，旁边有庣出的部分。上部是斛，下部是斗，左耳是升，右耳是合与龠。它的形状像爵，上面三个下面两个，象征三天两地，圆形之中包含方形，左一右二，是阴阳的象征。它的圆形象征天规，重量为二钧，齐备了气与物的数目，共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声音符合黄钟的宫音，从黄钟开始又循环往复。《隋书》记载斛的铭文说：律嘉量斛，方一尺而外部圆形，庣旁多出九厘五毫，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容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量十斗。按斛铭的文字说：方一尺，是用来起算数目的；外部为圆形，是沿着四个角画圆，它的直径应当是一尺四寸多一点。庣旁九厘五毫，是说一尺四寸多的直径还稍有不足。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是方一尺表面积一百寸，外部加圆形。每边约十五寸，共六十寸，庣出旁边约二寸，深一尺，容积一千六百二十，是以十进位而得，容量十斗，是一寸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为容量一斗，累积十寸，容积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容量十斗。《汉志》只说旁边有庣出，没有说九厘五毫，是因为这个数目还不够精确，祖冲之所推算的说少一厘四毫多一点，是对的。胡安定的方法，容积一千六百二十寸，他的算法是对的；范蜀公的方法，容积一千二百五十寸，他的算法是错的。范蜀公被径三分的说法所迷惑，于是产生了圆分的算法，自古的算法，没有所谓圆分的说法。外部加圆作为它的唇边，与胡安定的深一尺六寸二分、范蜀公的深一尺二寸五分，这些制法都不对。律的围径，古代没有明确的记载，如果不是依据量器的容积分数来推算，那么黄钟的龠也就无从得知了。其实自汉代以下，律之所以不能制成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一点造成的。】

《谨权衡篇》说：权衡，就是铢、两、斤、钧、石，是用来称量轻重的。它产生于黄钟的重量，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装满龠中，一百粒黍为一铢，一龠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就是两龠】十六两为一斤【就是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铢】三十斤为一钧【就是九百六十龠，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四百八十两】四钧为一石【就是三千八百四十龠，四万六千零八十铢，一万九千二百两。它的证明辨析说：《淮南子》说：十二粒粟相当于一分，十二铢相当于半两，秤衡有左右两端，因而加倍，所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季，合成一年，因而乘以四，四四十六，所以十六两为一斤；三个月为一季，三十天为一月，所以三十斤为一钧；四季合为一年，所以四钧为一石。《汉书》前志说：衡权，衡就是平的意思，权就是重的意思，衡是用来承受重物并使物体均衡的，是用来公平称量轻重的。本来起源于黄钟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倍就是一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忖度定为十八，是取《易经》十八变的象征。五种权衡的制度，是依据义理来确立的，用来称量各种物体，其中大小的差别，依据轻重来加以适宜的调整，做成圆环形，使它内外相配，如同肉倍于好一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没有穷尽。】

唐代贞观年间，张文收铸造铜斛、铜称、铜尺、铜升，都各得其准确的数值，朝廷下诏把它的副本收藏在乐署。斛的左右耳与臀部都是正方形，按十进位递增，一直到斛。

译铭文说：“大唐贞观十年，依照新的法令，累积秬黍确定尺寸，校验龠的容量，制成这个嘉量，与古代的玉斗相符合。统一了律度量衡，协律郎张文收奉敕命修定。”按万宝常所定的音乐，当时人们认为接近前汉的音乐，这说明隋代虽然汉代的律管已经亡失，但它的声音仍然还在。魏延陵得到玉律，当时用汉律来比较，所谓的黄钟竟相当于太簇。肃宗的时候，不应该还有汉代的律管留存，大概是律的声调本身如此罢了。张文收所确定的度量衡权与玉斗相符合的，就是这种声音。那后周的玉斗，想必必定是古代的嘉量，只是没有寸分的数目，当时制作律管特意用它的容量来乘除推算得出。自魏代以来，律的围径不能得到真实的数值，大多被径三分的说法所迷惑，所以当时依据斗来制作律管，围径既然偏小，那律管就必定偏长，律管长那么尺也就长了。现在用《隋书》所记载的玉斗分数来推求，它的黄钟律管直径只有二分七厘七毫多一点，圆周八分一厘多一点，表面积五分五厘四毫多一点，体积五百五十四分多一点。既然容量相同，那么量器与权衡应当与古代没有差异，而音乐的声音也必然与古代相近。所以《防要》说：“唐代的乐器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度，但声音没有失去古制。”自从王朴用黍来确定尺，用尺来产生律，又被三分之径的说法所迷惑，声音与乐器从此都失真了。】

绍定年间，姜夔进献《大乐议》，说：“雅乐俗乐高低不一，应当校正权衡度量。”自从尺律的方法在汉魏时期失传，而十五种尺子在隋唐时期杂乱出现，正律之外又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的名号，令大乐之外又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的说法，还有叫做羌笛、孤笛，叫做双韵十四……的乐器，凭主观臆断来制作声音，不符合正律，声音繁复而悲哀，抛弃了本源根基，失之过于清越。又有叫做夏笛、鹧鸪，叫做胡卢琴、渤海琴的乐器，声音沉滞压抑，腔调含糊不清，失之过于浑浊。所以听到这些声音的人，性情在内心动荡不安，手足在外……

译此外，《礼记》所说的「怠慢轻忽因而触犯法度，沉溺游荡因而忘记根本，尺度过宽就容纳奸邪，尺度过窄就引发贪欲」，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如今各家自定权衡（度量标准），各乡自定尺度，竟到了这种地步。臣以为应当由朝廷明确表明好恶取舍，凡是制作乐器、制造器物的人，一律以太常寺所用规格以及文思院所颁布的规格为标准，其余私自制定高低多寡（不同规格）的，一律加以禁止，这样百姓才能遵循君主的法度，风俗才可以得到纠正。

译金一【四种清声：钟、景钟、镈钟、编钟、金錞、金镯、金铙、金铎】

宋朝初年，太常寺的钟每十六枚编为一虡（钟架），而四种清声相沿不予敲击。景祐年间，李照上奏说："十二律的乐声已经齐备，其余四种清声乃是郑卫的靡靡之音，请在编悬的钟架上只留十二个中声，去掉四清声，这样哀伤邪僻的乐声就无从产生了。"冯元等人反驳他说："前代圣人制作音乐，取法不止一种，所以有十三管的和，十九管的巢，三十六簧的竽，二十五弦的瑟，十三柱的筝，九霄七弦的琴，十六枚的钟磬，各自取其义理，哪里有把一切都统一于律吕、专门定为十二个数目的呢？《春秋》称乐总说'金奏'，《诗经·颂》称美实际依据的是磬声，这两种乐器不可轻易更改。如今李照想把它减为十二，是不得其法。考察古代制度，臣等认为不可以这样做。推究四清声设立的本意，大概是为夷则到应钟这四宫而设的。五音之中声音重大的为尊，轻清的为卑，卑者不可以凌驾于尊者之上，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如今如果只用十二枚钟依次轮流敲击，到了以夷则以下四律为宫的时候，君臣上下相互僭越，尊卑颠倒，那么以下犯上的乐音就产生了，这是极为不可取的。这十六枚钟磬的制度，都是周汉各家儒者的论说以及唐代典章制度所记载的。想要减为十二，只是李照一人的独见。臣等认为还是按旧制为好。"皇帝下令暂且采用十二枚为一格，并且下诏说："等有懂行的人能考订四清钟协调清浊的方法，主管官员再另行商议上奏。"皇祐二年六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人上言："奉诏与参议阮逸所进呈的编钟四清声乐谱之法，请求在明堂使用。臣等私下认为，十二律旋宫的方法既已确定，用律管又制作十二钟以对应十二正声，用律计算就有正声、倍声、半声之分。说的人说：'半声是以正声的一半作为十二个子声之钟，所以有正声、子声各十二个。子声就是清声。'凡是律管长的作为宫音时自然用正声，律管短的作为宫音时就要通用子声才能构成五音。然而求声的方法根本上要依据钟，所以《国语》所说的'度律均钟'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编排金石乐器的方法，历代不同，有的以十九枚为一虡的，是取十二钟象征一年十二月，再加上七律；有的以三十一枚为一虡的，是在一均之声上再加上浊声、倍声；有的以十六枚为一虡的，是以清声、正声各十四宫商各设一个，这就是所谓'悬八用七'；有的以二十四枚为一虡，那么清声、正声就都齐备了。所以唐代的制度以十六枚为小架，二十四枚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各的用法。如今太常寺所悬的十六枚钟，在旧有的十二正声之外，还有黄钟到夹钟四个清声。虽然在图籍典章中没有明确记载其来历，但考察起来实在有其道理。大概从夷则到应钟这四律作为宫音的时候，如果全都用正声，那么宫音就轻而商音就重。由于宫声以下不容许再有更浊的声音，一均之中如果宫弱商强，这就叫做以下凌上。所以必须使用子声，才能使长短音高依次排列。从角音以下，也遵循这个方法。所以以夷则为宫，就用黄钟为角；以南吕为宫，就用大吕为角；以无射为宫，就用黄钟为商、太蔟为角；以应钟为宫，就用大吕为商、夹钟为角。因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这几个正律都很长，都应当用清声。这样一来音律就相互协调，而不会互相抵触。这就是四清钟可以使用的验证。至于以其他律为宫的时候，其长短尊卑本来就依次有序，就不应当再用清声来间杂

译其中了。自从唐末以来，礼乐典籍残缺散失，考订敲击之法早已失传。如今如果要让匏、土、丝、竹各种乐器都求出清声，还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又根据太乐署众工匠所陈述的，磬、箫、琴、和、巢笙这五种乐器本来就有清声；埙、篪、竽、筑、瑟这五种乐器本来就没有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所制定的乐谱之法。至于歌工引声极唱，止于黄钟清声。臣等参议认为，清声、正声既然都有典籍依据，理应加以施行。从今以后大乐演奏夷则以下四均以正律为宫的时候，商、角依次都用清声，其余八均一律照常法。至于丝竹等各种乐器，原本就有清声的，让它随钟磬一起教习；本来没有清声的，不可凭空创造求取新法，暂且按旧法。只是歌唱本来用中声，所以夏禹以自身声音为律，说明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勉强达不到的声音，反而会有损中和之美。请只用正声来唱歌，配合各种乐器，本身自成一音，并没有什么差错。至于阮逸所进呈的乐谱，以清浊之声相呼应，先后交替敲击，追求音调靡曼动听，接近郑声，不可采用。"皇帝下诏批准。徽宗大观四年，大晟新乐制成，皇帝亲自撰写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详细列出八音之器。金部有七种：叫做景钟、镈钟、编钟、金錞、金镯、金铙、金铎。书中说景钟是音乐的祖先，而不是平常使用的乐器。黄帝有五种钟，第一种叫景钟，景就是大的意思。钟是西方之声，用来象征万物的成就。只有功业大的人所用之钟才大，世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它的声音是黄钟的正声，律吕就是由此而生。平时不去敲击，遇到时节风气到来才鸣响。镈钟形制声音宏大，各自司掌其时辰，用来统摄四方之气。编钟随月份使用律吕，相互配合成文，声韵清越。錞、镯、铙、铎，古代称为四金。鼓属于阳，金属于阴阳。开始起头去倡导，所以用金錞来配合鼓；阳气发动而不自知停止，所以用金镯来节制鼓；阳气行事有终结之时，所以用金铙来止住鼓；该止就止，该行就行，这是天道，所以用金铎来贯通鼓声。金是兑卦之音，兑为口舌，所以金属乐器都取象于此。元世祖至元元年十一月，搜括金属乐器，凡是藏在寺观、民家的都要上交。此前已搜括到燕京的钟、磬等乐器，共三百九十九件，交给翟刚辨识检验，给予价钱。到这时，大兴府又将搜括到的钟、磬乐器十件进献。太常寺因此说："如果只在燕京搜括，似乎不够周全，应当在各路各地官民之家搜括，这样可以省去铸造的功夫。"于是行文各道宣慰司，搜括到钟三百六十七件，磬十七件，錞一件，送到太常寺。又中都、宣德、平滦、顺天、河东、真定、西京、大名、济南、北京、东平等地，搜括到大小钟、磬五百六十九件。其中完好的：景钟二件，镈钟十六件，大声钟十件，中声钟一件，小声钟二十七件，编钟一百五十五件，编磬七件；不完好的：景钟四件，镈钟二十三件，大声钟十三件，中声钟一件，小声钟四十五件，编钟二百五十一件，编磬十四件。明代郑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说："律吕之数肇始于黄钟，黄钟在子位，圜钟在卯位，函钟在未位，应钟在亥位。一律三吕，都以钟命名。"古代称之为"钟律之学"，可见钟本来就是音乐的开端。其中大的叫镈钟，小的叫编钟，不大不小的叫特钟。《尔雅》说："大钟叫做镛，中等的叫做剽，小的叫做栈。"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编钟的制式，《周礼·考工记·凫氏》条下讲述其样式制度最为详细，可见圣人制作乐器之不苟且

译。古代的钟扁而不圆，大小不一。钟下有两只角，叫做铣；前后有三十六个乳突，叫做枚；钟上有柄，叫做甬，从架上侧垂下来，以便于敲击。如今却不是这样，圆得像瓦罐，大小一律，样式鄙陋。后来查考《文献通考》，唐末殷盈孙和五代王朴所造的钟律非常精妙，都依照《周礼》的样式制作。到了宋代李照、胡瑗都否定这种做法，开始改铸使钟纽朝下垂，敲击起来声音闷塞而不畅达，于是想要毁掉前代所珍藏的古钟，来消灭它们的痕迹。工匠们不敢毁掉，就藏在太常寺。神宗命杨杰制造新乐，杨杰想要销毁王朴的旧钟，他的用意是新乐制成之后即使不好，也没有旧钟可以比较，于是皇帝下诏许可借用王朴的钟作为清声，不得销毁。后来辅臣到太常寺检验试听，前一天晚上，杨杰陈说王朴的钟已经破损，一县的乐工不服气，趁夜换了钟，而杨杰并不知情。第二天辅臣到来，杨杰厉声说："王朴的钟很不和谐悦耳"，让乐工敲击，结果音韵更加优美，杨杰大为沮丧。由此看来，钟制的鄙陋，是从宋代开始的。然而《宣和博古图》也是宋人所撰，三代古钟的形制，都详细记载在其中。宋人如此喜好考古，考订得如此精细，却不留意于当代的音乐，只把三代的器物当作玩物戏耍，这实在是可惜的事。又说：按《地官·大司徒》，其属官有鼓人，掌管教授六种鼓、四种金器，用来调节声乐，用来协和军旅，用来端正田猎劳役。以上三句话，说明他所掌管的，不仅仅是音乐一件事，所以下文说："用雷鼓为祭祀天神击鼓，用灵鼓为祭祀社神击鼓，用路鼓为祭享鬼神击鼓，用鼖鼓为军事击鼓，用鼛鼓为劳役之事击鼓，用晋鼓为金奏击鼓。"以上六种，就是所谓"用来调节声乐，用来协和军旅，用来端正田猎劳役"的具体内容。下文又说："用金錞来配合鼓，用金镯来节制鼓，用金铙来止住鼓，用金铎来贯通鼓声。"以上四种器物，大司乐没有，大司马才有。这是因为这四种金器是军旅所用，不属于乐器一类。鼓人这一官职兼管这些，所以不隶属于春官宗伯，而隶属于地官司徒，这和大司乐所掌管的不同。春官小师条下，郑玄注解说"和就是錞于"，本来就与经文不合。除此之外，经文中并没有四金的名称。后世武舞混杂使用四金，都是承袭这个错误。世宗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金是兑音，它对应的风是阊阖风，它的声音舂容，它的音调铿锵，是秋分之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钟、镛、编钟、镈钟、栈、錞、镯、钲、铎。"

石二【特磬、编磬、笙磬、颂磬、磬石】

宋仁宗皇祐三年正月，下诏命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集磬石，并命令各路转运司访求民间收藏古尺律的人，将其上交。神宗元丰七年，下诏依从协律郎荣咨道的请求，从奉宸库中选取玉料制造磬，命太常寺审定音律。哲宗元祐元年，荣咨道又上言："先帝下诏命臣制造玉磬，准备用于庙堂之上，依照旧制与编磬一同用于登歌。今年皇上亲自祭祀明堂，请使用玉磬来彰显盛大典礼。"皇帝依从了这个请求。大晟乐的乐器中，石部有两种，叫特磬、编磬。刘昺认为："依据我磬的声音，因为石头有固定不变的声音，众乐都依循它，可见钟磬未尝不是相辅相成的。"以往本朝祭祀天地、宗庙以及大朝会，宫悬中只设镈钟，只有太庙后殿才用特磬。如果神主已经升祔到后殿，就搁置不用，这样一来金石之声就大小不齐全。大晟乐的制度，金石

译并用，来调和阴阳。魏汉津的方法，以声音为主，一定要用泗水之滨的石头，所以《禹贡》一定说"浮磬"，是因为远离陆地而靠近水边，取用实在困难。以前太常寺所用的，是用白石制成，声音低沉，制作简陋粗糙，按理应当改造。绍兴十四年，太常寺上言："将来举行大礼时缺少玉磬十六枚，其所定的声律是根据玉料的厚薄，来取声音的高低。正声共十二个：黄钟厚八分，依次增加为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每律增加一分，到应钟厚一寸九分为止。清声中夹钟厚二寸三分，依次递减为太蔟、大吕、黄钟，共四个清声，各减一分，到黄钟厚二寸为止。"于是下令四川茶马司放宽标准、增加数量，用交易的方式来供应使用。元至元二十七年十月，新制作太庙登歌宫悬乐。此前二十二年闰十一月，太常卿呼图克约苏上奏："大乐现用的石磬声律不协调，考察古代典籍，磬石没有比泗水之滨的更好的。女真人未曾得到这种石头，如今泗州在我朝疆域之内，应当采取那里的石头来制作磬。"皇帝依从了。选派善于审听音律的大乐正赵荣祖以及能辨识磬材的石工牛全前往泗州采石，得到磬璞九十块，制成编磬二百三十枚。命大乐令陈革等人挑选检验合乎音律的，得一百零五枚。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希沙又请求采石增制编磬，派孔铸前往泗州，得到磬璞五十八块，制成磬九十枚。大乐令毛庄等人审听检验，得到合乎音律的磬五十八枚，于是编磬才算齐备。明代朱载堉说："《虞书》说'击石拊石'，先儒解释说：重击叫做击，轻击叫做拊。八音各种乐器都不说轻重，唯独磬说到这一点，难道没有深意吗？大概磬有厚的，有薄的。厚的敲击应当重一些，不宜轻，轻了就不清亮；薄的敲击应当轻一些，不宜重，重了就不和谐。所以经文中才有轻重的区别。"判县的制度，笙磬放在阼阶东边，它的形制厚而小，声音清亮而高，所以与笙管相协调。《诗经》说："笙磬同音"，又说："磬管将将"，说的就是这个。颂磬放在宾阶西边，它的形制薄而大，声音和缓而平和，所以与歌颂相协调。《诗经》说："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就是这个。唉！古代能够兴办乐教的圣明君主，没有比得上舜的；古代能够阐明乐事的贤臣，没有比得上夔的。然而舜命令说："八音克谐"，而夔只是以击石作为回应，可见石乃是八音的纲领，这是可以知道的了。至于出产磬石的地方，考察《禹贡》，则徐州有浮磬，梁州有璆磬，雍州有球琳，豫州有磬错。以及《山海经》所记载出产磬石的地方，不能一一列举，似乎不局限于灵璧一处而已。唐代制度采集华原的石头来制磬，正与《禹贡》的意思相合，而拘泥迂腐的儒者反而讥笑这种做法，大概是没有详细考证的缘故。如今怀庆府河内县地方，太行山各处也出产美石，远远胜过灵璧的磬石。磬石的出产，不拘限于何处，全在于人去选择罢了。有一种石头，性质最为坚硬，难以制造，但声音最好；又有一种石头，性质不太坚硬，容易制造，但声音不好。然而这两种石头颜色外貌相似，托付石工去采石的人，往往被他们欺骗，只选取容易制造的，所以声音不好。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石是干音，它对应的风是不周风，声音温和坚实，音调明辨，是立冬之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玉磬、毊磬、编磬、离磬、笙磬、颂磬、球、寋。"

土三【埙、缶】

大乐署的埙过去用漆装饰，宋景祐年间下敕令改为黄色，用来表示土音。大晟乐的乐器中

译，土部有一种，叫埙。刘昺认为，解释《诗经》的人，认为埙、篪是不同的乐器却发出相同的声音。然而八音之中哪一种不能相同发声，一定要用埙篪来比况呢。曾经广泛探究其中的道理，八音中取声相同的，只有埙篪是这样。埙篪都是六个孔，而用五个孔窍取声。十二律始于黄钟，终于应钟，它的孔窍全部合拢就是黄钟，孔窍全部打开就是应钟。其余乐器不是这样，所以只有埙篪能够相应。明代朱载堉说："按八音之中有所谓土音，是烧土制成的，就像土簋、土铏称作土器一样。铏、簋这两种器物，如果不是烧土制成，难道盛水不会坏掉吗？可是却称之为土，是什么缘故呢？古人所说的土，就像现在人说的瓦一样。土音的埙、缶，由此可以推知。"后世作乐草率，埙虽然用土制成，但大多不曾烧制，大概是被"土"这一个字所迷惑，没有来得及详细考证的缘故。《国语》说："瓦丝尚宫。"又说："匏用来宣扬乐声，瓦用来辅助乐声。"《尔雅》说："大埙叫做嘂。"注释说："埙是烧土制成的，大小如鹅蛋，上面尖锐，底部平坦，形状像秤锤，有六个孔。"小的像鸡蛋大小。疏文引《周礼·小师》注说："埙是烧土制成的，大小如雁卵。"郑司农说："六孔是相互配合而成的。"陈旸《乐书》说："埙这种乐器，底部平坦有六个孔，这是水的数目；中间空虚上面尖锐，形状像秤锤一样，这是火的形状。埙是水火相合而后制成器物，也是水火相和而后发出声音的。所以大的埙声音合乎黄钟、大吕，小的埙声音合乎太蔟、夹钟，关键在于中声的调和罢了。"又说："古代有雅埙像雁卵一样大，颂埙像鸡蛋一样大，它们的声音清浊要合乎雅、颂之别。"埙的腰部四角各开一孔，相对贯通，虽然显现出四个孔，其实只是两个相通的孔而已。古代所说"其中两个相通的"，就是这个意思。两个相通的孔下面又开一个孔，形状像鼎足，加上上面一个孔，一共是六个孔。所谓前三后二，加上吹孔共为六个，说的就是这个。旧说埙篪，孔窍全部合拢就是黄钟，孔窍全部打开就是应钟。如今看来，嘴唇有俯仰抑扬的变化，气息有疾徐轻重的不同，一个孔就可以发出好几个音，那么旋宫自然也就足够了，不必说某个孔一定对应某个声音。又说：《周礼》记载各种乐器，唯独不提到缶；《尔雅·释乐》也不提到缶，而缶却列在《释器》篇中，可见缶本来不是乐器，偶尔遇到没有钟磬的时候，权且用缶来代替罢了。后世宫悬既然已经有钟磬，却又敲缶，这是不对的。如今把这一点附录在土音条目之下。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土是坤音，它对应的风是清凉的，声音含宏，音调浑浊，是立秋之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土鼓、瓦鼓、埙、缶、雅埙。

革四【建鼓、䵜鼓、晋鼓、鼗鼓、雅、相、搏拊、鞞】

宋仁宗明道年间，直史馆宋祁上言："宫悬中设有建鼓，起初不加敲击，又没有三鼗，而且旧用的各种鼓，大多简陋破敝。"于是下敕命冯元等人详细考求典故，他们说："建鼓有四座，如今都齐备却不敲击。周代设四座䵜鼓于悬架之间，敲击它来代替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䵜鼓不清楚设置的缘由，况且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去掉它比较合适。'当时虽然获准，但䵜鼓至今仍然存在。又雷鼓、灵鼓虽然敲击，都发不出好的声音，所以常常依赖䵜鼓来作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却缺失未曾制作。如今既然已经修正了雅乐，应当下敕命大

译匠改造各种鼓，使敲击起来能发出好的声音，并且创制三鼗如同古代的制度，让先敲鼗来引导，以贯通三种鼓，并按照乾德年间的诏书废去四座䵜鼓。"皇帝批准奏请。后来李照等人认为殿廷备置演奏，四角设建鼓，左右配以鞞鼓、应鼓，既然已经随月份协调音律，却没有用来调节乐曲，而《周官》中鼓人用晋鼓来为金奏击鼓，应当施行使用。皇帝下诏依照《周官》旧法制作。从此宫悬中开始有了晋鼓。景祐五年，太常寺上言："旧乐宫悬用龙凤䵜鼓四面，用来配合乐节。李照废弃不用，只用晋鼓一面来配合节奏。旧乐建鼓四座，连同鞞鼓、应鼓，共十二面，齐备而不敲击。李照把四角的建鼓与镈钟相配合来敲击。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只用一人敲击。李照另外制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挥槌击鼓，顺着天道方向左旋，三步一停，又命令二人摇鼗鼓来配合。又所造的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一并使用。如今既然恢复使用旧乐，不知道李照所制作的乐器制度是否应该更改。"皇帝下诏一律仍旧按照旧制，李照所制作的乐器一律不再使用。大晟乐的乐器，革部共十二种：叫做晋鼓、建鼓、鼗鼓、雷鼓、雷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刘昺认为："凡是说到音乐，一定说钟鼓。因为钟是秋分之音，属于阴；鼓是春分之音，属于阳。金奏要等鼓声之后才演奏，就像雷声发出之后各种生物才都开始鸣叫一样。鼓又要用金来节制乐曲，就像雷声收敛之后蛰虫才封闭洞穴一样。"《周官》用晋鼓为金奏击鼓，这是以阳来引导阴。建鼓是少昊氏所创造的，用来节制众人的舞蹈。夏代加上四足，叫做足鼓；商代用柱子贯穿，叫做楹鼓；周代悬挂起来敲击，叫做悬鼓。鼗就是鼓的先兆。天子赐给诸侯乐器，用柷来引导；赐给伯、子、男乐器，用鼗来引导。柷引导众乐，鼗则只是先于鼓而已。用雷鼓为祭天神击鼓，是借助天的声音来祭祀上天。用灵鼓为祭社神击鼓，因为天是神，那么地就是灵。用路鼓为祭鬼享祀击鼓，是因为人道之事重大。因为舞者动作迅疾，用雅来节制，所以叫做雅鼓。相是用来辅助音乐的，如今用来配合节制舞者的步伐，所以叫做相鼓。登歌的时候，如今演奏敲击的拊，是用皮革制成，里面填充糠，是升歌时的鼓节乐器。明代朱载堉说："按鼓的形制，名称虽然很多，大体上相差不远。伊耆氏的土鼓，不过是用瓦做鼓腔罢了。夏后氏的足鼓，不过是在鼓上加了脚架罢了。殷代的楹鼓，就是现在用柱子作为把柄的鼓。楹就是柱的别称，就像说'为屋几楹'的楹一样。周代的悬鼓，就是现在悬挂在鼓架旁边的鼓。建鼓，就是现在插柄贯穿鼓心的鼓。绘上风云雷雨的图案，叫做雷鼓。绘上麒麟、凤凰、龙的图案，叫做灵鼓。绘上飞鹭盘旋的图案，叫做路鼓。'路鹭'是省略的说法。鹭是鼓的精灵，旧有这种说法。隋唐以来，在鼓上雕刻飞翔的白鹭。周代的制度只是在鼓腔上绘上鹭鸟罢了。《诗经》说：'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说的就是这个。有人问：八面、六面、四面的鼓，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八面，是说一种样式配八副。六面、四面依此类推，就像如今仪仗中的花腔鼓有二十四面，杖鼓有十二面一样，并不是一个鼓有多面。旧说和图录，接近牵强附会，不必依从。"《尔雅》说：大鼓叫做鼖，小的叫做应。那么不大不小的叫做田，又叫做䵜。䵜又叫朔鞞，应又叫应鞞，也叫应鼓。《仪礼》说：

译应鞞设在建鼓的东边。《礼记》说：应鼓设在悬鼓的东边。先儒认为这是为了便于敲击。鞞如今俗称鞭鼓，那么"鞭"大概是"便"字的讹传吧？路鼓以上，虽然大小不同，但形状都像鼓，只有鞞的两端一大一小，这是它的不同之处。又说："按近代搏拊的制作，用木头做鼓腔，形状像小鼓而稍长，蒙上熟皮，或者用生皮，或者里面填充糠，或者没有糠。曾经考察古代的制度，大概不是这样的。《史记·乐书》说：'弦匏笙簧，合守拊鼓。'这一条下张守节的正义解释得很详细。他说：'合是配合的意思，守是等待的意思。拊是用皮革制成，里面填充糠，像皮革口袋一样。用手抚摸它，就是击鼓。是说演奏弦、匏、笙、簧的时候，如果想要让堂上演奏音乐，就抚拊，堂上的乐工听到抚拊的声音就开始唱歌。如果想要让堂下演奏音乐，就击鼓，堂下的乐工听到鼓声就吹奏管乐、演奏音乐。'这是说弦、匏、笙、簧都要等待拊鼓来作为节拍，所以说'合防守拊鼓'。由此看来，就不是用木头做鼓腔的拊了。所以《文献通考》说：'拊的形状像皮革口袋，里面填实糠，敲击它来节制音乐。'这个说法是对的。"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革是坎音，它对应的风是广莫风，声音隆重宏大，音调喧闹，是冬至之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鼓、拊、鼙、鼗、应、鼖、畅、提、雷、灵、建鼓、足鼓、楹鼓、悬鼓。

丝五【七弦琴、太一、六弦琴、天宝乐、琴、阮、瑟】

七弦琴是郑喜子所制作，唐开元年间进献。形状像阮咸，下部略有缺口，而琴身较大，旁边略有凹缺，是为了便于持握。有十三根弦，隔着一根孤柱，共同发声七次，隔开发声九十一次，柱声一次，总共九十九声，随调应和律吕。太一是司马縚在开元年间所进献，十二弦、六个隔柱，共同发声十二次，隔开发声七十二次，弦发出的声音应和律吕，用隔声轮流转换作为宫音，可以合成八十四调，命令编入雅乐宫悬中使用。六弦琴是史盛所制作，天宝年间进献，形状像琵琶而稍长，六根弦、四个隔柱、一根孤柱，共同发声六次，隔开发声二十四次，柱声一次，总共三十一声，随隔调应和律吕。天宝乐是任偃所制作，天宝年间进献，形状类似石幢，有十四弦、六个柱子，黄钟一均足以包含倍声，移动柱子改变七声来作调，应和律吕。宋太宗至道元年十二月，皇帝因为新增制了九弦琴、五弦阮，向近臣展示，对他们说："古乐的用意与郑卫之音不同。朕近来因为对内修养心性，对外观察时政，探求古人的用意还有未尽之处，所以把琴增加为九弦，取意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把阮增加为五弦，取意金、木、水、火、土。"另外制作了新谱，共三十七卷，让太常乐工们练习熟悉，以备祭祀进献使用。第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用九弦琴、五弦阮，配合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隔八相生，都协调律吕，冠于雅乐之首，绘制成图进献。皇帝看后很赞赏，提升他的职位来奖赏他。但此后这种做法就渐渐废弃了。拱宸管在景祐二年，又推出两仪琴和十二弦琴两种，用以充实雅乐【两仪琴是设置两根弦柱的琴，十二弦琴是像普通琴的形制而增加了弦柱，都是用来象征律吕之数】。又下敕命另外制造十弦、九弦的琴，都命令做成圆头的用来祭天，方头的用来祭地。大晟乐的乐器中，丝部有五种：叫做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刘昺认为，魏汉津转述他老师的说

译法说：古代圣人制作五等的琴，琴主属阳，一、三、五、七、九是生成之数。师延曾弹奏一弦之琴，古人曾制作三弦琴，是因为阳数成于三；伏羲制作的琴有五弦，神农氏制作的琴有七弦；琴书用九弦来象征九星。五等琴的额长二寸四分，用来象征二十四节气；岳山宽三分，用来象征天地人三才；岳内取声的长度是三尺六寸，用来象征一年三百六十天；龙龈以及折势四分，用来象征四时；总长三尺九寸一分，成于三而极于九，九是穷究的意思，又回归到一的意思。大晟乐的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为二十四，穷极三才的阴数就是七十二，用来象征一年的月候。既然罢除了筝、筑、阮，丝弦的声音稍微低沉，于是把瑟弦的数目增加为六十四，这符合八八之数，效法阴；琴弦的数目为九十九，效法阳。明代朱载堉说：论述瑟的形制应当以五件事来证明。第一，《仪礼》说左手扛瑟、右手扶持。第二，《少仪》说执琴瑟都崇尚用左手。第三，《论语》说取瑟而歌、舍瑟而起【以上三条证明瑟身体轻，所以扛、执、取、舍都很方便】。第四，《曲礼》说琴瑟放在面前，要坐下来搬移它，告诫不要跨越过去【以上一条也证明瑟不用架子支撑，弹奏时是坐着而不是站立】。第五，《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解释说：古人席地而坐，为乐工在堂上设席，靠近南边檐口，面朝北坐，以东为上位，然后引导乐工入内。凡是乐工都是瞽者，如果乐工有四人，就有两人弹瑟，用两张瑟；如果乐工有六人，就有四人弹瑟，用四张瑟。"瑟先"是说弹瑟的人在前面，唱诗的两个人跟随在后面进入。"相"是扶持的意思，扶持瞽者并为他们引路，都是左肩扛瑟的人，引路的人就用左肩担着瑟。"挎越"，是指瑟底的空穴，用左手四指伸入瑟底的空穴里握住它。"内向"，是指瑟侧朝向里面。"右手相"，是指搀扶乐工。那些辅助歌唱的人，是空手扶持罢了。"坐授瑟"，是说拿瑟的人跪在地上，然后把瑟递给弹瑟的人。"乃降"，是说递瑟完毕之后，退下站在堂下。按《礼记·少仪》说：执琴瑟都崇尚用左手，大概是说携琴、挎瑟都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如果瑟又长又大又重，两只手举起它尚且困难，怎么能用一只手挎着它呢？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丝是离音，它对应的是景风，声音纤细绵密，音调哀婉，是夏至之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琴、瑟、离琴、中琴、小琴、洒瑟、中瑟、小瑟。

木六【柷、敔、舂牍】

宋仁宗景祐年间，有人上奏说：柷过去是用方木绘画装饰外表，图绘上四时花卉这是可以的，但中间设置一种颜色，是不相称的。先儒的说法是：柷有柄连接底部，可以摇动它。郑康成认为是设置椎子在其中撞击它。如今应当创立法度以垂之久远地使用，明确制作的用意要有所依据。柷的中间，东方绘以青色隐喻青龙，南方绘以赤色隐喻朱雀，西方绘以白色隐喻驺虞，北方绘以黑色隐喻灵龟，中央绘以黄色隐喻神螾。撞击的方法，应当采用郑康成的说法。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至和年间，翰林学士王珪说：古代制作音乐，是用五声……

译播在八音之中，调和协合，与治国之道相通。先王用它于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用它侍奉山川鬼神，能使鸟兽都受到感应，何况对于人呢？既然如此，那么乐虽然盛大而声音有缺失，就不知道它凭什么成为乐了。如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却没有木音。所谓柷敔，是圣人用来标志乐曲始终的器物，怎么能容许有所缺失呢？况且乐没有比韶乐更隆盛的了，《尚书》说：戛击，这是柷敔的用法。既然说下堂而击鼗鼓，可知鸣球与柷敔是设在堂上的，所以说：堂上堂下各有柷敔。如今陛下亲自祭祀明堂，应当诏令有司考订乐制的缺失，使八音之和得以配合齐全。于是下达礼部商议，堂上才开始设置柷敔。大晟乐器中，木部有两种，叫柷，叫敔。刘昺认为：柷用来开始奏乐，敔用来停止奏乐。汉津曾经向李良请教，李良说：圣人制作器物的用意，都在《易》中。《易》说：震是起，艮是止。柷敔的意义就是如此罢了。柷用木做底，下面实而上面虚，震卦是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征其卦的形状。敲击它的中间，声音从空虚处发出，作为众乐的引导。震为雷，雷从地中震发而出，是春分之音，所以作为众乐的引导，外面装饰以山林万物初生的形状。艮属寅位为虎，虎伏卧就用来象征止乐。背上有二十七道刻纹，三九是阳数的极限，用竹片刮擦它，竹片裂为十片。古时或用十寸，或裂为十二片，阴数十二，是二六之数，阳数到了极限就用阴数止住它。明朝朱载堉说：《尔雅》说：用来敲击柷的叫做止。注说：柷像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间有椎柄连着底部搅动它。如今左右敲击使乐止的东西，就是那椎的名称。《文献通考》说：柷像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间有椎柄连着底部，旁边开孔，把手伸进里面敲击它，用来开始奏乐。《尔雅》说：用来敲击敔的叫做籈。注说：敔像伏卧的虎，背上有二十七个锯齿状的凸起，用木头刻成，长一尺左右。籈，就是那(刮擦器)的名称。《文献通考》说：敔的形状像伏虎，背上有二十七个参差不齐的锯齿，用碎竹敲击它的头部，再逆向刮擦它，用来止乐。又说：宋朝沿袭唐制，用竹子长二尺四寸，劈成十二根，先敲击它的头部，再刮擦三次锯齿而止，这与旧时用木刻锯齿的做法不同了。虽说是因时制宜，但归根到底并没有什么深意，哪里比得上恢复古制更好呢？舂牍这种乐器，就如同现在的拍板，用竹子做成，形状像竹简，共十二枚，宽一寸，长一尺二寸，上端二寸以下，两旁各有一孔，孔长二分，用皮条连缀起来，右手整个握住上端，而用下端拍打在左手掌心中。因此不叫击，而叫舂，并不是在地上舂捣，就像现在捶打衣服，古人称之为捣衣，并不是在臼中捣的。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木属巽音，它的风清明，它的声音茂盛顺遂，它的音直，是立夏时节的气象。它作为乐器，就是柷、敔、止、籈、椌楬、舂牍。

译匏类乐器七种【巢笙、和笙、竽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

旧制度中，巢笙、和笙每逢变换宫调的时候，一定要更换义管，但是很难做到迅速更换。宋景德二年，乐工单仲辛于是改为固定不变的制度，不再随宫调更换，与各种宫调都能协和。又让单仲辛遍唱八十四调乐曲，于是下诏补任他为副乐正，赐给他官袍、笏板和银带。元丰年间，范镇上奏说："八音之中没有匏音、土音这两种，笙、竽都是用木斗攒聚竹管，再用匏包裹在外面，这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匏音；埙这种乐器是用木头做的，这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土音。八音不齐备，却要说这是完备的音乐，怎么能做得到呢？"大晟乐的乐器中，匏部有六种：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刘昺认为："把管子排列开来就是箫，把管子聚拢在一起就是笙。凤凰飞翔的样子，箫就是模仿它；凤凰止息的样子，笙就是模仿它。所以内部都用簧片，都在下面装上匏。"上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都用十九这个数目，而以管子的长短、声音的大小来区分。八音之中，匏音废绝已经很久了。后世用木头代替匏，于是改变了制度，下部都用匏，并制作十三簧的，用来象征闰余；十，是土的成数；三，是木的生数，本来得到土才能生长。九簧的，用来象征九星，万物得到阳气才能生长，九是阳数的极致。七簧的，用来象征七星，笙的形状像鸟收敛翅膀，鸟属火，禽属火，其数为七。明代朱载堉说："匏，属于匏类，大的可以做成瓢，小的可以做成笙，就是现在的圆葫芦。壶也属于瓠类，大的可以盛酒，小的可以盛药，就是现在的细腰葫芦。"太古之世，百姓淳朴而蒙昧，礼仪器物还不完备，所以用匏来做笙，用壶来做酒尊。轩辕以来，直到三代，圣王相继出现，智巧日益彰显，于是用胶漆角木的制法来代替匏，用金属浇铸模范的做法来代替壶。礼制中有壶尊，乐制中有匏笙，大概是取象它们原本的形状，保存它们旧有的名称罢了，实际上并非真的使用匏和壶。既然已经不用匏、壶，却仍旧称之为匏、壶，这是为什么呢？是不忘本啊。它们的名称古朴雅正，不可废弃。譬如麻冕，虽然不用麻，却仍旧称为麻冕；皮弁，虽然不用皮，却仍旧称为皮弁；琴尾并非真的烧焦，却称为焦尾；书籍的开头并非真的是竹简，却称为简首。这类情况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姑且用《诗经》《礼记》这两部经书来加以证明："八月断壶"的壶，是真正的壶；"清酒百壶"的壶，则未必是真正的壶；"匏有苦叶"的匏，是真正的匏；"匏竹在下"的匏，则未必是真正的匏。然而先儒中有疑惑的人，怀疑现在的笙不是真正的匏音，认为一定要用匏，然后八音才算齐备。唉，这难道懂得麻冕从众的道理吗？我起初也曾对此有疑惑，曾经命良工把簧片排列在匏中来吹奏，最终还是不如用木代匏来得精妙。用木代替匏，这种制法非常精巧，它的由来也很久远，不是三代的圣人绝对做不出来。先儒认为这是世俗的制法，是错误的。听说现在溪洞的各族蛮人仍旧用匏来做笙，管孔之间粗糙而漏气，那声音终究不如中原的笙。如果一定要仍旧使用真正的匏，这也是在道理上讲不通的。用木代替匏，方法有两种：有的用真匏为底子的，有的不用真匏，只是模仿匏的形状也可以。我曾经取世俗所吹的十七簧笙，截去笙斗的下段，削去笙嘴以及周围的漆，然后截去葫芦的上段，把削过的笙斗嵌入葫芦之中，用胶、漆、灰、布来固定接口的缝隙。只有匏不上漆，仍保

译持本色，是这个缘故。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用桐木旋制成匏身，取它质地轻；用枣木钻制成匏面，取它质地硬。中间实心的部分也和寻常的笙一样，如果不实心就会漏气而难以吹奏。匏外安装笙嘴，名叫咮，形状像鹅的脖子。代替匏的部分以及咮，都髹以黑漆。笙管叫做修挝，用紫竹做成，其中挝管最长，其余的挝管依次渐短，各自在按孔上刻上律吕的名称。世俗的笙周围的管子有中断不相连而朝内的两个孔，手指伸入其中按压。雅笙则不是这样，周围的管子像环一样没有断开的地方，孔都朝外，手指不必伸入内部，这就是它们的不同之处。所以雅乐中的笙、箫等各种乐器，都必须吹律来确定音准。〇说："匏竹尚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说："有人说：《诗经》以簧为笙中薄薄的金叶，大概指的是近代的铜簧。然而簧字从文字上看是从竹旁，不是从金旁。《元史·乐志》说：'中统年间回回国进献的笙，用竹做簧，有声音而没有律。'四方夷族风俗虽然粗陋，却保存着古代的制度。"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簧这个字从竹旁，是为什么呢？竹是笙字的省文，是防止歧义的意思。从簧字旁是取谐声。既然如此，簧字并非从竹而来，所以可知用竹做簧的说法是错误的。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匏属艮音，它的风为融风，它的声音崇高，聚合起来的音悲切。"这是立春的气象。作为音乐，可以做成凤笙、巢笙、大竽、小竽、和笙。

竹类乐器八种【篴、箎、箫、管、籥】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和岘上言说："乐器中有义手笛，与乐正声的清浊相应，可以周遍十二宫，可以通行八十四调。它的形制像雅管而略小，长九寸，与黄钟之管的长度相等。它有六个孔，左边四个右边两个。乐工执持时，两手相交，有拱手作揖的样子。请命名为拱宸管。"希望在十二案、十二编磬以及登歌两架乐器中，各设置一件，编入法令制度中，皇帝下诏认可。景祐年间，下诏将新制的双凤管交付大乐局，它的形制是合并两根管子以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装有两片簧。李照因此自己制造了苇籥、清管、箫管、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稽，共十一种，永久作为雅乐器物储备。下诏准许把大竽、大笙这两种交给大乐使用。大晟乐的乐器中，竹部有三种：长篴、箎、箫。刘昺认为："篴用一根管子而兼具律吕，各种音乐由此而生。三个孔构成籥，天地人三才的和谐寄寓其中。六个孔构成篴，六律的音声由此齐备。"箎的制法，是选取竹节厚薄均匀的竹子，用两节，开六个孔，以齐备十二律的音声。箎的音乐产生于律，音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以凤鸣为标准，用一根管子发出一个声音。箫汇集众律，编排成器，管子长短参差，用来象征凤翼。箫声清亮，用来象征凤鸣。明代朱载堉论管说："按八音之中，应当以竹音为首；竹音之中，应当以律管为首。律管这种器物，吹奏它用来测候气候，演奏它用来调和乐声。《舜典》所说的'律和声'，《月令》所说的'律中某'之类，都是指律管而言。由此可知管就是律，律就是管，是一物而有两个名称。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律是它的道，管是它的器。"《尚书》说："下管鞉鼓。"《诗经》说："磬管将将，嘒嘒管声。"《礼记》说："下管新宫。"下管所象征的，以及孤竹、孙竹、阴竹制成的管，都是这类东西。既然如此，先王的雅乐，何尝不使用管呢？近代的雅乐废弃了它，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前代儒者不认识管，说管长一尺，围一

译寸，两根并起来吹，这是汉代大予乐官所用的双管，并非古代所说的管。后代儒者不认识管，说管除去嘂子外，长六寸多，这是教坊俗乐所用的头管，也并非所说的管。所说的管，是没有孔的，凡是有孔的都不是。只有管的一端开豁，形状像箫口，形似洞门，俗称洞箫。以此来论箫说："按十三经注疏《毛诗·周颂》箫管备举一条下，引《尔雅·释乐》说：'大箫叫做言。'"小的叫做筊。郭璞说：箫大的编排二十三根管，长一尺四寸；小的十六根管，长一尺二寸，又叫〇。又引《风俗通》说：箫参差不齐象征凤翼，十根管长二尺，其中所说管的数目和长短有所不同。《尔雅疏》也引《风俗通》说：舜制作箫，它的形状参差不齐象征凤翼，十根管长二尺。今本《风俗通》只写作长一尺，又与唐代儒者所见的本子不同。我个人认为，在道理上都讲得通，大概古本《风俗通》说二尺的，指的是倍律；今本《风俗通》说一尺的，指的是正律。只是说十根管，怀疑有脱漏的文字，应当依从郭璞注作十六根管才是。《隋书·乐志》说：箫十六根管，长二尺，而没有二十三根管的箫。现在则兼采两书的说法，长二尺的作为大箫，叫做言；长一尺的作为小箫，叫做筊。大小两等，都是十六根管，用笔竹或质地好的笙竹，带皮使用。在很多竹子中选取天生两端圆匀、符合外径尺寸的最好，不必削治，只要擦拭得极其光滑洁净，两端截齐，不要伤损它的质地。至于内径，有的加以修治，使符合规度就可以了。两端用朱漆装饰，外面则不上漆。《文选》所说的"因其自然而绛唇错杂"就是这个意思。除边管外，其余各管两旁略微削平一些，这样用鳔胶粘合就牢固，不这样就不牢固。上面有两道用象牙做的束子，随乐器大小而定，形状像腰带，用铜钉间隔装饰。《文选》所说的"带以象牙而罗鳞防猎"就是这个意思。箫字的奇篆写法是象形字，龠字写作□是会意字。先秦的古制，从这里可以考证。世上有排箫，用木做成木匣，戗金饰以云凤纹，它的形状粗陋可笑。蔡邕说箫有底，用蜡填实，增减蜡量则可以调和音声，这其实是汉末卖糖人所吹的俗器，不是古代的箫。刘濓说：箫是十二律的本体，是虞舜朝廷最看重的乐器，所以称为"箫韶"，管子长短并列，形似凤翼，所以称为"凤箫"。一根管子发一个音，不需要借用他物。它的十二根管子长短都依照本律，或者用加倍的长度，就是凤箫的制法。这个说法是对的。论籥说：按竹音各种乐器中，管为首位，籥居其次。籥，是五声的主宰，八音的统领，十二律吕的本源，度量衡制度所由产生的根据。《汉书赞》说：元元本本，数字始于一，产生的气叫黄钟，制定的计量单位细至秒忽，八音七始，五声六律，度量权衡，历法算数都由此而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律是万事的根本，律管有长短，用它检验来度量物体，就有多少的差别。用量器来量，就有轻重之分，用权衡来称量，度量长短的不会有毫厘的差错，量取多少的不会有圭撮的差错，权衡轻重的不会有黍累的差错。《尚书》说："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这是尧舜施政的要务，所以能够齐一远近，建立百姓的信任。三代考察古制，法度就是由此彰明的。所以舜制作大韶乐，手执籥，秉持雉羽而舞。周人的象舞，也仿效这种制度。季札所观赏的，韶箾、象箾就是这样的乐舞。箾就是籥的别名，先儒解释为兵器，是错误的。舜用文德教化天下，怎么会用兵器来舞蹈呢？所以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论治

译理国家说："乐则用韶舞。"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赞叹它的美到如此地步。大概籥是五声八音的主宰，律度量衡的根本，所以先王看重它，手执它来舞蹈，看重它的意义。后世乐学失传，籥的制度已无从考证，于是错误地把籥当作笛一类的东西。现在的籥有三个孔，形状类似横笛，这就差得太远了。殊不知籥就是古代所说的定黄钟律用的籥。如果不是因为它有这层含义而重视它，那么八音之中的乐器众多，先王为何独独看重这一种而执持它来舞蹈呢？《周礼》中籥师掌管教授国子舞羽吹籥。春秋壬午那天，仍旧陈列万舞而去掉了籥，杜预注说："在室内跳舞去掉籥，是厌恶它的声音被外人听到。"这就明确说明文舞是吹籥而舞的。近代文舞虽然手执籥，但籥师不吹奏它，所以籥失去了它的制度，也就不能成声了。有志于恢复古制的人，应当让人吹籥而舞才对。然而竹音各种乐器中，唯有籥最难吹，吹起来最难和谐。籥吹得和谐才叫做和，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说："龠，是乐器中的竹管，有三个孔，用来调和众声。"龢、龤、龡这些字都从龠旁，就是这个道理。吹奏的方法：三个孔全部闭合，缓吹为宫音，急吹为徵音；打开下面一个孔，缓吹为商音，急吹为羽音；打开中间和下面两个孔，缓吹为角音，急吹为和音；打开上面和下面两个孔，缓吹为中音。宋徽宗宣和元年，有人曾经献上一支古籥，左手食指按上面一个孔，右手食指按中间一个孔，右手中指按下面一个孔，吹奏起来它的声音全都符合音律，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元史·乐志》也记载了吹籥的乐工，那么如今的失传，时间还不算太久。论篴【读作笛】说：按《周礼》笙师掌管教授吹篴，先儒把篴读作荡涤的涤。《风俗通》说："笛，就是涤的意思，是用来荡涤邪秽，使之归于雅正的。"大概篴与笛读音、意义都相同，古文写作篴，今文写作笛，它的名称虽然叫做笛，实际上与横笛不同，应当依照古法写作篴以示区别才对。我曾经考证古代的籥、笛这两种乐器大同小异，籥的吹口，类似现在的箫，篴的吹口，类似现在的楚地所吹的乐器，吹口不同，这就是它们名称不同的原因。笙师这一条之外，笛不再见于经典，所以儒者有的怀疑笛不是雅乐器，殊不知雅音的笛与籥是同类，古人多用籥来称呼它。笛的名称虽然隐晦，但这种乐器未尝不存在。《左传》说："象箾、南籥。"《广雅》说："籥七孔的叫做笛。"《毛诗传》说："籥六孔。"其中有说七孔的，是连同吹孔一起计算而言的。凡是这一类的说法，指的不是三孔的籥。而且注疏家解释籥说："像笛一样有三个孔而较短。"既然如此，解释笛就应当说："像籥一样有六个孔而较长。"由此可知笛与籥是同类，从这里可以考证。杜子春说："笛有五个孔。"马融说："笛有四个孔。"京房又加一个孔成为五个孔，又说："是近代羌人所造。"许慎《说文解字》说："羌笛有三个孔。"《风俗通》说："笛有七个孔，是汉代邱仲所造。"由此看来，汉代的儒者似乎不认识笙师所掌管的笛。古代的笛有三个孔，与现在的笛不同，而与俗称的楚地乐器颇为相似却又不同，大概俗称的是两个孔，古代的是三个孔。有人说笛是从羌族兴起的，这是错误的。羌笛就是现在横吹的那种。张骞出使西域，才传入摩诃兜勒的曲调，从汉代以来鼓吹部就使用它，不列入雅乐。近代太常寺错误地把横吹称为笛，而把笛称为长箫，所以朱熹《语录》说："如今称为箫的其实是古代的笛，只有排箫才是古代的箫。"这可以说是有见识

译的话了。论箎说：乐学失传，八音各种乐器都不再是原本的形制。然而从唐代以前的图谱所记载的，虽然各有得失，但接近道理的还是不少。从宋代以后，就失真得更加厉害了。就拿竹音的五种乐器来说，没有一种得到它的本真，大体上古代的乐器细小而短，现在的乐器粗大而长，大概是由于不用黍尺而误用了当时通行的尺子。近代太常寺用横笛代替篴，用单箫代替籥，它所说的排箫，胡乱加上木匣，已经违背了汉唐的旧制，而它所说的箎、籥，就更加粗鄙可笑了。我曾经在爱好古物的人家中见到一件古乐器，铜色如漆，形状类似诗筒，中空而两端有底，底的中心都没有孔，前面左右各有三个孔，共六个孔，孔径约一分半，只有正中一个孔翘起向上突出，直径约三分。背面有铭文三个字，字都是古篆，非常奇特，铭文是："黄钟防。"两端的周长直径与开元通宝钱相同，横排十四枚钱的长度，就与箎的长度相同，这就是所说的大箎长一尺四寸的乐器。律学家相传认为开元钱的直径就是古代黍尺的一寸，确实如此，直径一寸的，就是所说的周长三寸。用竹篾探测它，中间空的地方约直径七分，筒壁厚一分半，吹奏起来呜呜作响，它的声音和雅，大概是三代的遗物，是世间罕见的珍宝。按《说文解字》说：防，是管乐器，从龠旁虒声，有的写法从竹旁作箎。《尔雅》说：大者称为沂。注说：箎用竹制成，长一尺四寸，周长三寸，一个孔向上突出寸三分，名叫翘，横吹它。小的长一尺二寸。《广雅》说：有八个孔。古代注疏把箎读如池，把沂读如银。引孙炎的话说：箎的声音悲切，沂就是悲的意思。《释名》说：箎，就是啼的意思，声音像婴儿啼哭。郑众注《周礼》说：箎有七个孔，大概不把向上突出的那个孔计算在内，所以是七个。注疏家的说法就是这样。按朱熹《〇》说：箎长一尺四寸，周长三寸，七个孔，一个孔向上突出直径三分，共八个孔，横吹它。现在看这件乐器，连吹口的孔只有七个，先儒认为是八个，大概是因为《广雅》的说法而产生的错误。只有郑众认为是七个孔的说法是对的。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说：竹属震音，它的风是明庶风，它的声音高越，它的音调温和，这是春分的气象。作为音乐，可以做成箫、籥、管、〇、〇、簥、篴、箎、簜。

八音之外还有七种

唐贞元年间，五印度种落中的骠国王子献上乐器，都用来演奏佛教经文中的梵呗，其中有玉蠡，声音像竽〇。宋嘉祐年间，王畴想要制定大乐，就到成都房庶那里取来玳瑁制的古笛，用它来校订金石乐器的音律。又，宋代有红牙管，开孔吹奏，它的声音与律隔八度相吹，还保存着用羊骨制作的旧制【周密《齐东野语》：紫霞翁曾经亲自品鉴象管，吹奏《霓裳》数声，真有云驻树落般的意境，不是人间的曲调】。红牙拍板，宋代陆友仁《研北杂志》说：赵子固每次醉酒后歌唱乐府，就手执红牙来打节拍，这就是红牙拍板。桃皮管，用桃树皮卷起来吹奏，古时称为管木，也叫桃皮觱篥，辽金的鼓吹部都有这种乐器。吹叶，辽代大乐部有这种技艺【田汝成《炎徼纪闻》说：牂牁、辰沅一带的峝蛮，闲暇时就吹芦笙、吹树叶作为娱乐；又，蔡家人相传，是春秋时楚国俘虏蔡国人的后裔，男女之间吹树叶来寻觅配偶】。椰壳筒，明永乐七年，命太监郑和到占城国，那里的酋长率领番兵敲鼓、吹奏椰壳筒到郊外迎接诏书。

臣等谨按：《通典》中八音之外，又列有三种，即玉蠡以及桃皮管、吹叶。现在又采录历代的杂乐，增补记载了玳瑁古笛等四条，共合为七种。

乐悬

唐代的乐悬布置在庭堂、

译宗庙中，用五种颜色杂加装饰，轩悬用朱色。五郊祭祀时则各自依从其方位的颜色。每次奏乐前三天，大乐令就先在庭中布置好乐悬。到了那一天，乐工进入各自的位置就位，协律郎举起麾旗开始奏乐，放下麾旗乐声停止。文舞退下，武舞进场。若是常规的祭享，太常寺先一日详细奏报，列出立部乐的名目，封呈请皇帝御批，然后向下传达布置。先演奏坐部伎，其次演奏立部伎，再次演奏蹀马，再次演奏散乐，然后礼毕。广明初年，黄巢作乱破坏纲纪，乐工流散丧失。昭宗即位后，将要亲自祭谒郊庙，有关部门请求重新铸造乐悬乐器。当时太常博士殷盈孙铸钟完成，宰相张濬寻求懂音律的人，与太乐令李从周一起校定后进呈。昭宗把乐器陈列在殿廷中来试奏。当时因为宗庙已被焚毁，来不及重新修建，于是暂且用少府监的官署权充太庙，那里的庭院很狭窄。议论的人对乐悬架数应当用多少产生了分歧。张濬上奏议论说："臣恭敬地依据旧制，太庙、含元殿都设置宫悬三十六架，太清宫、南郊、社稷以及各殿庭都设置二十架。如今修建乐悬，太庙应当铸造三十六架。臣现在参酌商议，请依照古礼用二十架。自从兵乱兴起以来，雅乐沦丧残缺，如今重新修建实在是件重大而艰难的事情，需要在酌情增减上下功夫，应当追求宁俭的原则。臣从旧史中听说，从前武王平定天下，到周公辅佐成王时才有闲暇制定礼乐。魏朝初年没有乐器和乐工，后来才逐渐有了登歌、防举一类的音乐。明帝大明末年，下诏增益乐器。咸和年间，收集散失的旧乐，但仍旧没有金石之音。到孝武帝太元年间，四厢的金石乐器才算齐备，但郊祀时仍不奏乐。宋文帝元嘉九年，才开始调整金石乐器的音律，元嘉二十四年南郊祭祀才设置登歌，但精妙的舞蹈仍然缺失。孝武帝建元年间，有关部门奏请郊庙祭祀应当设置完备的乐制，才开始详细订定。所以后来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掌管音乐的官员上书陈述乐章还有缺失，请求召集群臣商议订定，广泛增修器物数目，正式确立名目品级。诏令虽然施行了，但仍旧有残缺。隋文帝登基后，太常寺商议校正雅乐，九年以后，还只能演奏黄钟一种宫调，郊庙祭祀也只用一种调式【依据礼制文献，每一代的音乐应当用两种调式一起演奏，六代的音乐总共有十二种调式】，其余的声律都不能再通用。高祖受隋朝禅让，军国大事繁多，来不及改造，乐府所用的乐器仍旧是隋代的旧物。武德九年，命太常寺考订校正雅乐，贞观二年考订完毕上奏。这件事情体量重大，所以历代都不能迅速完成。臣恭敬地考虑到郊天大典日渐临近，要修订雅乐，必须要办成这件事，就应当审时度势。现今国库尚未充盈，各地贡奉多有欠缺。在方圆制度之间，也应当节俭。臣恭敬地考虑到《仪礼》中宫悬的制度，是陈列鎛钟二十架，对应十二辰的方位。甲、丙、庚、壬四个方位各设置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四个方位各设置编磬一架，合计二十架。在四个角落树立建鼓，对应乾、坤、艮、巽四个方位，用以象征二十四节气。宗庙殿庭、郊丘社稷，都用这个制度，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同。周、汉、魏、晋、宋、齐六朝，都只用二十架。隋朝平定陈朝后，查考梁朝的旧例，才设置了三十六架。本朝开国以来沿袭没有更改。高祖皇帝当初建成蓬莱宫，庭中摆满七十二架，不久就把它减省了。可见簨虡（乐器架）的架数太多，本来就近于奢侈，用二十架，正符合礼经的规定。加上现在太庙之中，地方非常狭窄，百官排列成行，万舞充满庭院，即使三十六架都陈设齐全，

译也没有地方施展。庙庭难以轻易扩大，乐架不可重叠铺陈。现在请依照周、汉、魏、晋、宋、齐六朝的旧例，用二十架。"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古代雅乐宫悬之下，编钟设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声十二，倍声十二，各有律吕之分，共二十四声。登歌一架，也是二十四口钟。雅乐已经沦丧消失，到此时才恢复完整。宋太祖开宝年间，太常寺上言：依照旧的法令，宗庙殿庭设置宫悬二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再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时，误用了宗庙的数目，如今年将要亲自郊祀，请求恢复使用旧的礼制。有诏令：圜丘增加十六虡，其余依照先前的制度。神宗元丰四年十一月，详定所上言：搏拊、琴瑟用来伴唱，这是堂上之乐，用来象征朝廷的治理；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间杂演奏，这是堂下之乐，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后世有关部门失去了这个规矩，歌唱的人在堂上，却兼设钟磬宫悬；在庭中，却兼设琴瑟；堂下的匏竹类乐器，却安放在床上，这些都不合原本的次序。请求今后亲自祭祀宗庙以及由有关部门代为主持祭祀时，歌唱者在堂上，不设钟磬宫悬；在庭中，不设琴瑟；堂下不把匏竹类乐器安放在床上。郊坛上下的音乐，也应当以此为标准，有关部门代为主持祭祀时也是如此。又上言：以《周礼》小胥掌管宫悬的规定来推算，那么天子的钟磬鎛十二虡才算宫悬，这是很明确的。所以有人认为它是配十二辰，有人认为是配十二次，总之虡数不超过十二。这是先王的制度，只是后世学者废弃了学问，不能考证清楚它的数目。隋、唐以来，有人认为宫悬应当是二十虡，更甚者认为是三十六虡。当唐朝兴盛的时候，凡是有关部门代为祭祀，音乐都用宫悬。至德以后，太常寺懂音律的乐工都散失了，凡是郊庙祭祀，只有登歌而没有宫悬，后世因袭这个做法没有更改，请求郊庙祭祀由有关部门代为主持时，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寺认为，用宫架十二虡，那么律吕的音声就不够均衡，不能构成完整的音律体系，请求按照礼制在宫架四面，依照十二辰的方位设置鎛钟十二虡，甲、丙、庚、壬的方位设置钟，乙、丁、辛、癸的方位设置磬，各一虡，四个角落树立建鼓，用来象征二十四节气，宗庙、郊丘也都是这样。元丰七年六月，礼部上言：亲自郊祀之年，夏至祭祀皇地祇于方丘，派遣宰相代为主持祭祀，礼仪容饰和音乐舞蹈应当比平常的祭祀更为隆重，但现在的乐悬只有二十架，乐工一百五十二人，舞者六十四人，与平常年份南北郊由上公代为主持祭祀时没有区别，不足以体现钦崇的心意，请求从今以后依照亲自祭祀的规格用二十六虡，乐工三百零六人，舞者一百二十四人，皇帝下诏认可。高宗绍兴十三年郊祀，下诏因为祐陵（徽宗）的陵墓深藏着弓剑，长乐宫（太后）恰逢晨昏定省的孝养之期，为了昭答上天，就到临安行在所修建圆坛。于是有关部门上言，大礼安排完备的乐悬乐器，宫架乐需要一份，此外登歌乐依照在京城时夏祭的先例，需要用两份。它的乐器中，登歌乐用编钟、编磬各一架，柷敔二个，搏拊鼓二个，五种颜色的琴从一弦、三弦、五弦、七弦到九弦〇各二张，瑟四张，篴四支，埙、箎、箫各二个，巢笙、和笙各四个，以及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个，麾幡一面。宫架乐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柷敔二个，五种颜色的琴各十张，瑟二十六张，巢笙和箫共十四个，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个，竽笙十个，埙十二个，箎十八个，篴二十支，晋鼓一面，建鼓四面，麾幡一面。于是从太常寺下达到两浙、江南、福建各州郡，又下达到广东西、荆湖南北，收集调取原来储存的大乐乐器送到行都，有缺少的就交给军器所制造增修，使之雅正美饰，于是乐器就逐渐齐备了。它的乐工，皇帝下诏依照太常寺所请，选择品行谨慎的人，登歌、宫架合计用四百四

译十人，同一天分别前往太社、太稷、九宫贵神三处祭祀，每次祭祀各用乐正二人，执掌各种职事和乐器的乐工三十六人，三处祭祀合计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总共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的替换人员充当二舞的引头共二十四人，都是招募补充的。乐工、舞师依照在京城的先例分三等给予廪食，其中乐正、掌事、掌器等人员从六月初一开始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以及各乐工，从八月初一开始教习。于是乐工渐渐聚集齐备。孝宗淳熙二年，下诏因为太上皇加上尊号，在立春日举行接受册封的礼仪。有关部门随即上言："乾道年间加尊号时用宫架三十六，乐工共一百一十三人。如今加号庆贺接受册封，事体尤为隆重，应当依照大礼的规格用四十八架。乐正、乐工用一百八十八人，才能使礼乐完备。"于是命令他们一同到太常寺贡院前五天开始教习。事先，太常寺在大庆殿设置宫架乐悬，协律郎的位置在宫架的西北方，面向东方主持奏乐。太常卿的位置在宫架的北方，面向北方。皇太子以及文武百官都排列在宫架的北方，东西相对而立。又在德寿殿门外设置宫架，协律郎、太常卿的位置也是这样。按大礼所用的音乐，共有三十四种：歌一，篴二，埙三，箎四，笙五，箫六，编钟七，编磬八，鎛钟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应鼓十七，雷鼓【祭祀天神时用】十八，雷鼗鼓【同上】十九，灵鼓【祭祀地祇时用】二十，灵鼗鼓【同上】二十一，路鼓【祭飨宗庙时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这是国家音乐中用途最为重大的种类，所以详细记载在这里。辽代雅乐的八音器数是：金属类为鎛钟，石类为球磬，丝类为琴瑟，竹类为籥、箫、竾，匏类为笙、竽，土类为埙，革类为鼓、鼗，木类为柷、敔。大乐所用乐器及乐工舞人的数目是：玉磬、方响、搊筝、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〇、小五〇、吹叶、大笙、小笙、觱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笛、短笛【以上每种乐器各用一人】，毛员鼓、连鼗鼓、贝【以上各用二人】，歌者二人，舞者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舞八人，庆云乐舞四人，破阵乐舞四人，承天乐舞四人。金世宗大定十一年郊祀那天，用宫悬二十虡，音乐演奏六成，登歌钟磬各一虡。当时太常寺商议："按《唐会要》旧制，南郊宫悬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以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制，数目都相同。宋《要礼》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用四十八架，这些数目"太多，因此比照太常寺《因革礼》，天子宫悬乐用三十六虡。宗庙与殿庭规格相同，郊丘则用二十虡，即用宫悬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虡。又按《周……

译《礼记·大司乐》说："以圜钟为宫音，黄钟为角音，太蔟为徴音，姑洗为羽音。"冬至那天在圜丘演奏，乐曲奏六遍，天神便都降临。这是因为圜钟为宫音，宫音奏三遍，角、徴、羽音各奏一遍，合于阳数中的奇数。凡是乐曲都起于阳，到少阴之时便停止。圜钟从卯到申，其数为六，所以奏六遍乐曲便停止。于是规定使用宫县二十架，登歌用编钟、编磬各一虡。说明乐器的制度：郊丘庙社所用乐器，太祖洪武元年规定乐工六十二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张，瑟四张，搏拊四件，柷、敔各一，壎四个，箎四支，箫八支，笙八个，笛四支，应鼓一面，歌工十二人，协律郎一人，执麾指挥。洪武七年又增加籥四支，凤笙四个，壎增至六个，搏拊增至二件，共七十二人。武舞方面：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舞师二人，执节指挥，共一百三十人。只有文庙的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张，瑟四张，搏拊四件，柷、敔各一，壎四个，箎四支，箫八支，笙八个，笛四支，大鼓一面，歌工十六人。某年铸造太和钟，其形制仿照宋代的景钟，以九九之数为标准，高八尺一寸，钟身饰以九龙盘绕，钟架以龙形为柱，在圜丘斋宫的东北建楼悬挂。郊祀时皇帝车驾起动，钟声便响起，升坛后钟声停止，众乐齐鸣；礼毕升辇时，钟声又响起，等到皇帝车驾的乐声奏起才停止。洪武十七年重新铸造，把尺寸减少了十分之四。朝贺方面：洪武三年规定丹陛大乐所用乐器为箫四支、笙四个、箜篌四张、方响四架、头管四支、龙笛四支、琵琶四张、□六件、杖鼓二十四面、大鼓二面、板二副。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殿中韶乐所用乐器为箫十二支、笙十二个、排箫四支、横笛十二支、壎四个、箎四支、琴十张、瑟四张、编钟二架、编磬二架、应鼓二面、柷一、敔一、抟拊二件。丹陛大乐所用为戏竹二根、箫十二支、笙十二个、笛十二支、头管十二支、□八件、琵琶八张、二十□八件、方响二架、鼓二面、拍板八副、杖鼓十二面。命妇朝贺时，中宫所设女乐为戏竹二根、箫十四支、笙十四个、笛十四支、头管十四支、□十件、琵琶八张、二十□八件、方响六架、鼓五面、拍板八副、杖鼓十二面。正旦、冬至、千秋这三个节日，太皇太后、皇太后所用乐器规格相同。其朔望朝参所用为戏竹二根、箫四支、笙四个、笛四支、头管四支、□二件、琵琶二张、二十□二件、方响一架、鼓一面、拍板二副、杖鼓六面。大宴方面：洪武元年规定殿内侑食乐用箫二支、笙六个、歌工四人。丹陛大乐用戏竹二根、箫四支、笙四个、琵琶六张、□六件、箜篌四张、方响四架、头管四支、龙笛四支、杖鼓二十四面、大鼓二面、板二副。文武二舞所用乐器为笙二个、横管二支、□二件、杖鼓二面、大鼓一面、板一副。四夷舞乐详见四方乐门。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殿内侑食乐用柷一、敔一、搏拊一件、琴四张、瑟二张、箫四支、笙四个、笛四支、壎二个、箎二支、排箫一支、钟一、磬一、应鼓一面。丹陛大乐用戏竹二根、箫四支、笙四个、笛二支、头管二支、琵琶二张、□二件、二十□二件、方响二架、杖鼓八面、鼓一面。迎膳乐用戏竹二根、笙二个、笛二支、杖鼓八面、鼓一面、板一副。太平清乐用笙四个、笛四支、头管二支、□四件、方响一架、杖鼓八面、小鼓一面、板一副。宪宗成化二十一年七月，礼部上奏说：如今教坊司的乐工，演奏中和韶乐的多不谐调，而善于弹瑟、箜篌以及击钟磬的人却很少，恐怕因循下去会渐渐失于训练，以致大乐不能齐备。应命乐官从本司子弟中挑选善于此道者加以演习，每次奏乐所用二十一种乐器共通用八十四人，再加四人，共选三百三十六人。如此才能使大乐不致废弛。皇帝下诏准许。

译犯"，黄钟宫是无射应和它作为宫；所欹侧的称为"旁犯"，越调黄钟应和无射作为商；所协叶的称为"偏犯"，中吕宫应和它作为羽；所偏侧的称为"侧犯"，越角南宫应和黄钟作为羽，其余依此类推。《八犯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