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五

译《集礼》又三十卷。明初诏命宋濂、刘基等撰《洪武集礼》《洪武礼法》《礼制集要》诸书。世宗又颁行《嘉靖祀典》《郊社通典》以及坛庙陵殿诸图，就其现存者都可以与历代礼志相参考。凡是臣僚的章奏、名臣的论著、考核礼文见于纪传文集中的，都是议礼之家所借以疏通证明的材料。

至于杜佑《通典》中门类有该变通的地方，如吉礼中记载的立尸之仪、祓禊之制，嘉礼中记载的被召尚未拜谒称"故吏"的礼仪，凶礼中记载的秀才孝廉为举将服丧的议论，这些在古人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典制，不过是一时举行，未曾施行于后世，其废止已久，不必续纂。吉礼中有诸侯立学一项，自从封建制不再施行，应改为郡县之学；嘉礼中则有士庶的冠服，以及士庶之妻的首饰服制、庶人的车制，这些都是杜佑《通典》所欠缺的。宾礼则记载接见藩国的礼仪，军礼则详述阅兵习武的礼节，凶礼则记述诸王的服制，各自依据史志纲要，来补充原书的遗漏，并使其义理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随时增损变通，而制礼的本意仍旧相承。

自唐末以迄明末，历经八百多年，风俗气象屡有变迁，文质屡次更易，制度有因循也有变革，议论有驳杂也有醇正，方策所记载的，法戒都完备具在。现在采录正史所记载的仪制，用其他书籍加以印证，文字上删汰其繁复，事项上举其纲要，分门标目，仍依杜佑《通典》的旧例，使历代礼文有所征信。

（按：汉魏至唐议礼诸家，《通典》都列出了他们的姓氏，以备考核。唐代自开元以后，辨论朝廷典章、缀辑掌故的，见于正史及各种传记书籍的，有颜真卿、柳珵、韦公肃、王彦威、王径、李随、独孤及、陆贽、孟诜、徐闰、郑正则、贾瑱、郑余庆、裴度、韩愈、李翱、杨玚，五代有刘岳、冯道、田敏、窦俨、王朴，宋代有王溥、聂崇义、刘温叟、陶谷、宋白、李昉、贾昌朝、张知白、宋绶、文彦博、高若讷、欧阳修、韩琦、许洞、王安石、李德刍、陈襄、司马光、范祖禹、吕大防、张载、程颐、郑居中、朱熹、黄干、蔡元定、王柏、范寅宾、郑樵、史定之、张维、叶克、陈旸、陈祥道、陆佃、王普、李如圭、史浩、马希孟、方愍、陈傅良、汪应辰、项安世、杨复、真德秀、魏了翁、李心传、王应麟、吴仁杰、刘彝、孙奭、周端朝，辽代有王鼎、耶律俨，金代有韩企先、张玮、张行简、元好问，元代有曾巽申、屠致远、袁桷、李好文、虞集、欧阳玄、揭傒斯，明代有李善长、傅瓛、宋濂、王祎、刘基、陶安、詹同、朱升、乐韶凤、李原名、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滕公琰、夏言、张璁、郭正域、焦竑、陈仁锡、谢铎、何塘、朱载堉、俞汝楫等人，有的纂辑旧闻，有的撰定法式，这里只举其中尤为突出者，不能一一详尽列举。）

第一 吉礼 郊天上

第二 吉礼 郊天中

第三 吉礼 郊天下

第四 吉礼 大雩 大享明堂

第五 吉礼 朝日 夕月 大蜡 灵星 风师雨师及诸星等祠 太一（九宫贵神附）

第六 吉礼 方丘（神州后土附）社稷 山川 借田 先蚕

第七 吉礼 天子宗庙 原庙 后妃庙 皇太子及皇子庙

第八 吉礼 诸侯大夫士家庙（庶人祭寝附）天子皇后及诸侯大夫士神主（藏主室及题版制附）时享（荐新附）禘祫

第九 吉礼 功臣配享 天子七祀 丧废祭议 祭迁日及摄事议 上陵（拜扫及诸节上食附）太学 郡县学 释奠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老君祠

第十 吉礼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太公庙 巡狩封禅告礼 历代所尚 享司寒 禜 高禖 诸杂祠及淫祠兴废

第十一 嘉礼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皇子皇孙附）士大夫冠 庶人冠 女笄

第十二 嘉礼 冕 通天冠（承天冠、金文金冠、宝里薛衮冠、七宝重顶冠、珠子卷云冠、金凤顶漆纱冠）远游冠（七梁额花冠、进德冠、保和冠、忠静冠）

译进贤冠（貂蝉冠、连蝉冠、缁布冠）獬豸冠（毡冠）翼善冠（纱冠、金梁冠、甲骑冠、刻期冠）武弁（皮弁）帻（平巾帻、空顶帻）幞（乌纱幞、硬幞、小幞、金锦暖幞、红金答子暖幞、白金答子暖幞、银鼠暖幞、白藤宝贝幞、七宝漆纱带后檐幞、学士幞、锦幞、雨幞、遮阳幞、乌纱描金曲脚幞、乌纱小顶幞、金鹅幞）巾（皂纱折上巾、紫皂幅巾、幅巾、吐鹘巾、软角唐巾、进士巾、四方平定巾、软巾、四带巾）幞头（交角幞头、凤翅幞头、控鹤幞头、花角幞头、皂绉纱幞头、练省幞头、漆纱幞头、交脚幞头）簪戴 重戴 钹笠

第十三 嘉礼 天子纳妃、后（册后附）天子册妃嫔夫人

第十四 嘉礼 皇太子纳妃（皇子诸王附）公主下降仪（宗室附）大夫士婚礼 庶人婚礼

第十五 嘉礼 君臣服章制度（袍附）

第十六 嘉礼 后妃命妇首饰制度 后妃命妇服章制度

第十七 嘉礼 君臣玉佩剑绶玺印

第十八 嘉礼 天子五辂 副辂 耕根车 进贤车 明远车 羊车 指南车 记里鼓车 白鹭车 鸾旗车 崇德车 皮轩车 黄钺车 豹尾车 属车 五车 凉车

第十九 嘉礼 皇太后皇后车辂 皇太子亲王车辂（皇太孙附）公侯大夫等车辂 王妃命妇等车

第二十 嘉礼 辇舆

第二十一 嘉礼 卤簿（旌旗附）

第二十二 嘉礼 卤簿（旌旗附）

第二十三 嘉礼 养老 异姓为后议 读时令 元正冬至受朝贺（朔望朝参及常朝附）

第二十四 嘉礼 圣节朝贺 策命皇太子 皇太子与百官相见 册命诸王侯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号附）天子崇所生母议（追崇附）支庶立为天子追尊本亲议 五宗 公子二宗 九族 乡饮酒

第二十五 宾礼 天子受诸侯藩国朝宗觐遇

第二十六 宾礼 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 天子遣使迎劳诸侯

第二十七 宾礼 三恪二王后 天子朝位 天子上公及诸侯卿大夫士等贽、信节

第二十八 军礼 天子诸侯将出征类宜造祃 并祭所过山川 軷祭 天子诸侯四时田猎 大阅 命将出征 宣露布

第二十九 军礼 天子诸侯大射乡射 天子合朔伐鼓 马政（马祭附）时傩

第三十 凶礼 大丧初崩及山陵制 总论丧期 奔大丧（奔山陵附）国有大丧受他国吊慰服议 遣使吊他国君

第三十一 凶礼 未逾年天子崩议 天子为继兄弟统制服议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议 天子为皇后父母服议（皇后为祖父母服附）天子为庶祖母持重服议 天子为母党服议 天子吊大臣服议 天子为大臣及诸亲举哀议 公主服所生议

第三十二 凶礼 臣民为太皇太后、皇太后服议 臣民为天子服议 皇太后、皇后以下为天子服议 宗室童子为天子服 皇后为亲属举哀议 皇后亲为皇后服议 臣民为皇后服议 皇太子为皇后不终三年服议 皇太子为所生母服议 皇太子为庶母服议 诸王出后为本生父母服议 为皇太子服议 为太子妃服议 为皇子服议 为宫主服议 为诸王服议 为诸王妃服议 为王子殇服议

第三十三 凶礼 丧制上 初丧 复（始卒事位及奠讣告等附）大夫士吊服 三不吊议 沐浴 含袭 设冰 设铭 悬重 始死服变 始死襚（大敛襚附）小敛 既小敛敛发服变 小敛奠（代哭附）棺椁制

第三十四 凶礼 丧制中 大敛 大敛奠 殡（设熬附）将葬 筮宅（卜日附）启殡 朝庙 荐车马 明器及饰棺 祖奠 赙 遣奠 器行序 挽歌

第三十五 凶礼 丧制下 葬仪（合丧附）虞祭 卒哭祭 祔祭 小祥变 大祥变 禫变 五服成服及变除附 五服衰裳制度 五服制度考

第三十六 凶礼 五服年月降杀 斩衰三年 孙为祖持重议 适孙亡无后次孙为祖承重议 适孙承重在丧而亡次孙代之议 齐衰三年 后妻子为前母服议 为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议 父卒母嫁复还及庶子为嫡母继母改嫁服议 父卒为嫁母服议 齐衰不杖期 齐衰三月 大功殇服九月七月 为众子妇 小功殇服五月 小功成人

译服五月 嫂叔服 缌麻成人服三月 舅之妻及堂姨舅

第三十七 凶礼 三公诸侯大夫降服议 奔丧及除丧而后归制 士为所生母服议 大夫士为慈母服议 继适母党服 妻已亡为妻父母服议 总论为人后议 近亲无继官为继绝议 间代立后议 夫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从服议 出后者为本父母服议 出后子为本亲服议 为庶子后为庶祖母承重服议 并有父母之丧议 有适母丧而所生母死为服位议 居重丧遭轻丧易服议 居所后父丧有本亲丧服议

第三十八 凶礼 祖先亡父后卒而祖母亡服议 祖与父先后丧亡服议 生不及祖父母不税服议 小功不税服议 庶祖母、慈祖母服议 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议 为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服议 昬有期而夫死服议 丧遇闰月议 忌日议 国忌日议 忌日祭奠议 忌日祭祀停乐议 忌日易服议 忌日不废军务议 立春遇忌日议 庆节遇忌日议 忌日辍经筵议 祧庙废忌日议 忌日举乐议

第三十九 凶礼 师弟子相为服议 朋友相为服议 除心丧议 周丧察举议 丁忧终制议 改葬服议 改葬反虞议 父母墓毁服议 三年而后葬变除议 久丧不葬服议 招魂葬议

第四十 凶礼 卒哭后讳及七庙讳字议 上书犯帝讳议 山川与庙讳同应改变议 诔议 丧礼杂制 服术有六 从服有六 绝族无移服 上杀下杀旁杀 亲疏嫌疑同异 五服十制四疑 冠制 笄总制 绖带制 杖制 履制 丧不用乐 丧不宴客 丧不嫁娶 匿丧不举 释服从吉 停丧不葬 神像 墓祭 礼从简约 居丧读礼

吉礼

臣等谨案：吉礼以郊庙之礼为重。杜佑《通典》叙述历代郊天、明堂、社稷、山川、宗庙、祫禘的制度，以及太学释奠、巡狩告礼，还有享禜等各种杂祀，其仪文可以说是很完备了。祭祀一定要亲身参与，极尽诚敬，与神明相交，以求通达上天的感应。前代每逢大祀，人君大多迟疑畏惧，害怕面对神明，到了日期常常派遣官员代为主持。即便能够辨析清楚旧闻、核定仪度，又怎能符合诚敬的根本呢？何况所议定的礼制，又未必得中和之道。

比如南北郊分开祭祀，《开元礼》处理得颇为合宜，到天宝年间就自己打乱了这一制度，改为合祭。到宋代举行得更加稀少，议论徒然繁琐芜杂。明堂之制，辽、金、元都未曾举行。明嘉靖年间才开始议定举行祭祀，但大享之礼最终未曾亲自举行；内殿的殷荐之礼，也只是由有司代为行事。那么当时那些更正祀典、涉及群庙百神的做法，也不过是些虚文罢了。

现在从天宝以后，每一门都保存其仪注，并用相关议论加以印证，以备考核。只有杜佑《通典》所记载的禋祀六宗，以及迁移庙主、军队出行奉主等仪节，以及兄弟共同受封各自得以立祢庙的种种议论，都是后世不再施行的，这里不再续纂。老君祠附见于先贤之列，颇为不合名分体制，这里也加以厘正。

郊天（唐、五代、宋）

唐玄宗天宝元年二月丙戌，下诏说：凡是祭祀，一定要亲

译身参与，朕不亲自祭祀，礼制就会有缺失。皇地祇应当在南郊合祭。辛卯日，亲自祭祀玄元皇帝于新庙（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甲午日，亲自祭祀太庙（按：唐自天宝以后，凡是将要郊祀，一定先亲祭太清宫，第二天亲祭太庙，再第二天合祭天地，称为"三大礼"。宋人沿袭此制，先郊祀前三日，把谥册宝奉入太庙，第二天亲祭玉清昭应等宫，这是不合礼的礼，吕升卿曾对此提出议论，这是对的，详见后文）。三月丙申，在南郊合祭天地（按：《唐书·礼乐志》记载：玄宗既已制定《开元礼》，到这时又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就成为惯例，终唐之世未能改变）。此后凡是祭祀圜丘，都是天地合祭；如果是册命大事，告祭圜丘，有司行事也是这样。

天宝五载十二月，下诏说：祈谷祭上帝，春天祭祀先王，永远想着由衷的诚心，怎敢忘记如同神明在上。近来详考旧的典制，创立新的仪式，清庙陈设牲礼，在常规祭品上加特牲；冬天祭祀昊天，加重时享之礼。何况正值霜露降临之时，感触更加深切，瞻望那郊坛，心中怀念着敬事上天之意，应该在来年正月，朕亲自拜谒太庙，随后在南郊合祭，并命令中书门下与礼官一起详细制定仪注。

天宝九载十一月，下制书：从今以后，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称"朝献"，因为"告"含有居上临下之义的缘故。

天宝十载正月壬辰，朝献太清宫，第二天朝飨太庙，再第二天在南郊合祭天地（这一年五月以前，郊祭天地都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前一天先在庙中祭告神尧皇帝室）。

唐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下诏命皇太子担任亚献，亲王担任终献。吏部郎中柳冕说："按照《开元礼》，献官接受誓戒的誓词说：'各自恭谨于其职守，不供其事，国家自有常刑。'现在既然让皇太子担任亚献，请改旧誓词为：'各自恭谨于其职守，肃敬奉行常仪。'"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唐穆宗长庆三年，太常礼院上奏说："郊坛祭祀，遇到大雨雪而废止祭礼的，其礼物处理条例如下：御笔署名的祝版既然未曾用于举行祭礼，没有焚毁的成文规定，请存放在太常寺的告敕库中收藏；至于小祀虽然不是御笔署名，也照此办理。玉币、燎柴、神酒、燎币、醴齐以及榛栗、脯醢，还有应当在行礼时使用的蜡烛等物，请命令郊社署各自开列清单，留待下次祭祀支用。牲牛、参牲既然未曾用于举行祭礼，没有进献胙肉、赐予胙肉的规定，请比照《礼记》以及祠令中'牲畜死了就掩埋'的成例，委托监察使及礼官在祭祀场所掩埋。至于小祀不完全用牢牲的，旧例是用猪羊肉，也照此办理。粢盛、菹葅、笋葅等已经制作成的祭品，请随牲畜一起掩埋。行事官所穿的明衣、绢布等，按照常式本来就在祭祀前发给，既然应当作洁净的服装穿用，既已经使用过，请就地收回销毁。公卿以下的明房用油、暖幕、木炭等，凡是斋戒住宿之日所耗用的物品，请予以收回销毁，并各自依照永久的定式办理。"

唐文宗太和元年，

译王起以判太常卿身份，充任礼仪详定使，创制礼神九玉，上奏议论说："邦国的礼制，祭祀……"

译为祭祀大事而设。玉器的礼仪，经书中早有前例可循。谨按《周礼》记载：用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青珪祭东方，赤璋祭南方，白琥祭西方，黑璜祭北方。又说："四圭有邸，用来祭天；两圭有邸，用来祭地；圭璧，用来祭祀日月星辰。"凡此九种玉器，都是祭神所用之玉。又说："禋祀，是祭祀昊天上帝。"郑玄说："禋，就是烟的意思。"是说用玉帛祭祀完毕后，将其焚烧使烟气升腾，以此上报于阳。如今与《开元礼》所说意思相同，这就是焚玉的证据。又《周礼》中说掌管国家玉器珍宝的官员，若大祭之事完毕就将玉器收藏起来，这就是收玉的证据。梁代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说："凡祭祀天神，各用两块玉，一块用来礼神，一块用来焚烧。用来礼神的祭祀完毕后收起来，用来祀神的则与牺牲一起焚烧。"那么崔灵恩的说法，是符合礼经的。如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所用之玉，通常用的是礼神之玉，那么就无需请示有司，精心求取良玉，创制九种玉器,祭祀完毕后收藏起来。至于焚烧之玉，则依照旧有制度办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昭宗龙纪元年，将要在圜丘举行祭祀，皇帝在武德殿斋戒住宿，宰相百官都穿朝服在位。当时两军中尉杨复恭以及两枢密使都穿朝服侍奉皇帝左右。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人上奏论道："皇帝前往斋宫，宫内宦官都穿朝服。臣查检旧例以及近代礼令，都没有内官穿朝服参与助祭的规定。臣想陛下圣明国运中兴，恭敬拜见宗庙，能够承担这盛大典礼，都是遵循高祖、太宗所定的成法，必定依循虞、夏、商、周的旧有经典。车服冠冕的礼仪制度，应当遵循常法。礼院先前依据大礼使的公文说，得到内侍省的公文要求知晓内臣朝服的品级等次。礼院先前依照礼令答复完毕。如今详加参考近朝的事例，若是内官以及各卫将军，必须制作冠服，就应各自依照所兼任的正式官职，按照品级依令式穿着本官应穿的服饰，此事存而不论，姑且可以依从，但也不应含糊不明。在礼令方面恳请陛下圣慈准允臣所奏之事状。"奏状呈上直到傍晚都未获批复。钱珝又进呈状文说："臣今日巳时呈进状文，论说内官冠服制度之事，未蒙圣旨批复。臣想陛下将要举行郊祀祭天之礼，应当遵循常法，凡是关涉典礼之事，必须恪守法度典章。如今陛下要举行先王的盛大典礼，而内臣却要穿着先王的礼服。明日朝拜先祖大圣，臣要协助引导皇帝行事,倘若侍臣的服饰违背制度，就是不合礼制,对上是亵渎祖宗。"臣期盼未获批复的状文送入宫中，皇帝降下朱笔御批说："卿等所论极为恰当，此事可以权宜变通，不要因小瑕疵而妨碍大礼。"于是宫内四位宦官便穿着法服侍奉祭祀。

译梁太祖开平二年正月，在西都占卜郊祭之期，当时宰相上表请求郊祭天地、拜谒宗庙，命有关官署选择吉日、备办仪制，先行文告知各地方长官。仪仗、车辂、卤簿、法物、祭器、乐悬，各命所属官署整治修饰，任命河南尹担任都防使，总集各司法物使。后来礼院改定明年正月亲自郊祭南郊，皇帝准许。这次郊祭设有详定礼仪使、南郊仪仗使、车辂法物使、南郊大礼使【按旧例，大礼使由宰相担任，此时用河南尹张宗奭充任，并非通常惯例】开平三年下诏说："当初定都洛阳，将要举行郊祀，凡岳渎名山大川以及各州有灵验事迹、受过封号崇祀的圣祠，各应差遣官吏虔诚斋戒祭告。"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举行南郊祭祀。事前，礼仪使奏称："南郊朝拜太庙后，应合祭天地于圜丘。按旧制以亲王担任亚献行事。"诏令以皇子李继岌为亚献，皇弟李存纪为终献。明宗长兴元年二月，举行南郊祭祀【按：五代郊天之礼，史书记载不详。晋、汉两朝竟无记载。唯《辽史·太宗本纪》记载："会同三年，晋朝派使者请求举行南郊，辽准许。"这是晋代郊天的明证】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十月，颁布御札说："帝王承奉天命、侍奉地祇，尊崇祖先、敬重宗庙，在泰坛焚柴祭天，用以彰明天德；在方泽埋玉祭地，以报答地灵。朕受命于天，治理天下，至今已历三年，渐趋小康。然对天地之礼尚未展行，深感有亏大典，应当依卜筮而定，陈设祭器，希望以斋戒洁净之礼，表达虔诚祭祀之心。定于明年正月一日，在东京举行南郊祭祀，应命有关官署各自备办仪制，务求节俭，不要造成劳烦。凡有供应需求，一律使用官府物资，府县不得借机额外征派。"这年九月，太常礼院奏请依敕令确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己方位，圜丘四层，每层高八尺一寸，底层宽二十丈，第二层宽十五丈，第三层宽十丈，第四层宽五丈，设十二级台阶，每节十二等。燎坛设在泰坛的丙位，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坛顶开南向出口，方六尺。"请命有关官署修建，皇帝准许。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才开始举行南郊祭祀【当初诏令冬至举行南郊，有司说冬至恰逢晦日前一天，皇帝开始郊祭不宜靠近晦日，于是改用十六日甲子，这是因日期接近晦日而改定郊期的例子】自五代以来典章制度多有散失，到这时诏令有司考求遗留的旧制、遵行典故，于是合祭天地于圜丘。当初有司议定配享人选，请求以僖祖升配，张昭献议说：隋唐以前虽然追封立四庙或六七庙，却没有普遍加封帝号的先例。梁陈时南郊祭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祭昊天，以神武帝升配；隋朝在圜丘祭昊天，以皇考配享；唐贞观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享。恭敬地考虑到宣祖皇帝积累功勋，奠定王业基础，恳请奉宣祖配享。皇帝准许【按：后梁及后唐的郊坛都在洛阳，宋朝初年才在东京南薰门外筑坛，坛四层十二级台阶三重壝墙，在内坛之外的丙位设燎坛，高一丈二尺，在东壝东门内、道路北侧南向设皇帝更衣的大次】这年礼仪使陶谷【五代时以宰相担任大礼使，太常卿担任礼仪使，御史中丞担任仪仗使，兵部尚书担任卤簿使，京府尹担任桥道顿递使。宋制大礼顿递沿袭旧制，而大礼使有时以亲王担任，又专门以翰林学士担任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有时由其他官员充任，太平兴国元年才铸造五使印】说：祭飨太庙与郊祭天地这两天行礼，从祀官员须提前七日一同在尚书省接受誓戒。自古以来一天之内接受两处誓戒，会有损斋戒洁净。如今拟定十一月十六日举行郊礼，希望依照礼文，十八日先接受从祀太庙的誓戒，前九日另外接受郊天的誓戒，那天请准予放朝参。皇帝准许。此后百官在朝堂接受誓戒，宗室在太庙接受誓戒。祭祀之日一律用丑时，秋夏用一刻，春冬用七刻。祭前两天派遣官员奏告配享皇帝的神室【凡郊坛遇雨雪，就在斋宫门的望祭殿望拜；祭祀之日不设登歌，祀官穿公服行事，都发给明衣；平常祭祀天地都由宫内颁发御封的香，用漆匮盛装，交付光禄寺、司农寺】当时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说：查聂崇义所说祭天用苍璧九寸圆好、祭地用黄琮八寸无好，圭璋琥都长九寸，他自称是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人依据《周官》玉人职掌以及阮谌、郑玄的旧图，记载这些制度。臣等查《周礼》玉人的职掌

译，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以及璧羡度尺、好三寸作为量度标准的说法，并没有苍璧、黄琮的制度。而且他引用注文中《尔雅》"肉倍好"之说，这本是注解璧羡度的文字，又不是苍璧的制度。又详考郑玄自注《周礼》，并未记载尺寸，怎么又另外绘制图形，违背经文、别立异说？又把羡度、肉好的说法拼凑一起，勉强定出尺寸，古今大礼，遵从错误、随意改动，于理不通。又据尹拙所述礼神的六种玉器，说取自梁朝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中昊天及五方帝所用圭、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以效法十二个时辰；祭地所用琮长十寸，以效法地之数。又引《白虎通》说："方中圆外叫璧，圆中方外叫琮。"聂崇义反驳这种说法，认为崔灵恩没有周公的才能，也没有周公的地位，凭一时撰述便补足六玉的缺文，尤其不合于礼。臣等认为崔灵恩所撰之书，是依据古代训诂考究而成，祭玉以十二为数，是因为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禅的玉牒长十二寸，圜丘的笾豆各排十二列。天子用镇圭镇守外域，王后用大琮镇守内域，都长一尺二寸。又裸圭长一尺二寸，天子用以祭祀宗庙。如果人君亲自举行郊祭，登坛酌献，穿大裘，插大圭，行稽拜奠祭之礼而手持一尺二寸的圭，向神献九寸的璧，还不及祭宗庙裸圭的尺寸，事奉如父之天、如母之地，情理上恐怕也不安。可见崔灵恩的议论并非失当。

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冬至举行南郊祭祀，因燎坛距离稍远，听不到告燎的声音，开始使用爟火，使光明照得更远，通达祭祀场所。四年七月，诏令冬至郊祀。十一月戊午，亲自祭飨太庙，开始使用绣衣卤簿【考卤簿共分四等：大驾、法驾、銮驾、黄麾仗。此前大驾卤簿的衣服旗帜都是五彩绘画，到此时全部改为刺绣。凡是郊祀、藉田、向玉清、昭应、景灵宫献祭时使用】己未日，合祭天地于圜丘。九年下诏说："定都洛邑，是我朝的西都，在大坛焚柴祭天，是国家大事。如今江南已经平定，四海一统，恭敬遵循景灵，特此申明报谢之意。眷念西方，郊祭之地就在那里。将要按时巡幸，亲自在阳位展示诚意。朕如今驾临西京，将于四月在西郊举行祭祀，应命有关官署各尽职守。"【按：后梁太祖建都汴京而郊坛却在洛阳。开平二年，皇帝从东京到洛阳行礼。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张全义也曾请求尽快驾临洛阳，拜谒宗庙后即祭祀南郊，因均王即将祭祀南郊，仪仗物品都已备好，这是梁、唐两朝郊坛都在洛阳的明证。宋太祖亲自郊祭共四次，唯独这一次在洛阳举行，且是在四月，本非常规典礼，只因洛阳原本就有郊坛遗址，这年打算迁都洛阳，所以借西幸之机特意举行此礼】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祭祀天地于圜丘，开始奉太祖升配【按：宋初南郊四次祭祀以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共七种祭祀，都以四位先祖轮流配享。太祖亲自郊祭四次，都以宣祖配享。太宗即位后，这七种祭祀只以宣祖、太祖轮流配享。到此时，才奉太祖升配。雍熙元年冬至亲自郊祭，又议定配享，礼官起初认为舜郊祭喾、商郊祭冥、周郊祭后稷，是因为王业所自出。至于汉高祖的父亲太公、光武帝的父亲南顿君，虽有帝父的尊贵地位，却没有预先配天的祭祀先例，所以自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再次郊祭起，都以太祖配享，于礼为宜。到这时将要东封泰山，扈从……定议说："尊崇父亲莫过于配天，请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停止封禅改为郊祀后，

译便施行此礼，识者对此有非议】雍熙四年正月，礼仪使苏易简说：亲自祭祀圜丘，以宣祖配享，这符合圣人大孝之道，成就严父配天之礼仪。太祖皇帝开创宏图，恭登大宝，以圣传圣，绵延无穷。查唐永徽年间，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希望将来亲自祭祀郊丘时，奉宣祖、太祖同配。至于常祀的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请获准。

淳化三年，将要冬至举行郊祭，前十天，皇子许王去世，有司说：许王去世在尚未接受誓戒之前，依礼天地社稷之祀不应废止。皇帝下诏说：尚书省议定，吏部尚书宋琪等奏称：因许王去世，距郊礼仅十天，皇帝要服丧，百官都应入朝慰问，在这愁惨之际举行对越天地的仪式，臣等实在担心上帝不肯享用祭祀，百姓也会因此困惑不解。况且郊天之礼，一年有四次，记载于礼经，并无高下差别，请改在来年正月上辛日合祭天地，皇帝准许。这年礼仪使说：皇帝亲自郊祭的旧例，在京城以及距圜丘十里以内的神祠、所经过的桥梁道路，都应差遣官员致祭，然而却唯独遗漏了太社太稷、文宣王、武成王等庙，如今请求自皇帝出宫前一天，派遣官员致祭，皇帝准许。

至道三年十一月【当时真宗即位】有司说：冬至祭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请奉太宗配享；上辛日祈谷、季秋祭明堂，奉太祖配享；上辛日祭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享。皇帝亲自郊祭时，则太祖、太宗并配。皇帝下诏准许。

真宗景德三年，卤簿使王钦若说：汉朝以五帝作为天神的辅佐，如今列在第一龛；天皇大帝列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神位并列；帝座、天市这样尊贵的神位，如今却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列在第三龛，这是使卑贱者居尊位、尊贵者居臣位，很不妥当。如果认为北极帝座本非天帝，只是天帝所居之处，那么北极应列在第二，帝座应列在第三，等级高低仍未理顺。又太微垣次序中缺少左右执法星，子星次序中缺少孙星、望舒星，请命司天监核对确认。于是诏令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共同检定此事。礼仪使赵安仁说：查《开宝通礼》：论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望苍茫之色则称苍天。人所尊崇者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所以称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宝，本是众星中最尊者。《易经》说："日月附着于天，百谷草木附着于土。"又说："在天成就天象，在地形成万物。"这说明日月星辰不等同于天，草木也不等同于地，可见天以苍茫的昊天为主体，不列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记载坛的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位次略在行位之前，其余内官各星位以及五星、十二辰、河汉，共四十九位，都并列在十二级台阶之间。唐建中年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上奏：天皇、北极、天一、太乙，依天宝年间的敕令都应升入第一等。贞元二年亲自郊祭，因太常寺议定诏令又恢复依照开元礼，此后就成为定制。《郊祀录》又说：坛的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座等十七位，都排在前面。《开元礼义罗》说：帝座共有五处，一在紫微宫，一在天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宿，一在天市垣，这里所说的帝座，并非直接指天帝本身。又得到判司天监史序的奏状：天皇大帝一星位于紫微垣勾陈之中，其神名叫耀魄宝，天皇本是星名，五帝才是天帝。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叫北辰，第一星主管月亮为太子，第二星主管太阳为帝王，第三星为庶子，第

译四星为嫡子，第五星是天的枢纽，可见北辰所主管的事务不止一种，也不能与帝座相提并论。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等名号，不能一一详述，所以总称为太微垣。星经旧籍记载有孙星，而坛图却只有子星，辨明尊卑，不应同列一位。窃以为坛图的旧有制度，都有明确依据，天神的排位次序，难以随意提升。希望依照星经，一律以旧礼为准。王钦若又说：旧史天文志都说："北极、北辰是最尊贵的，又勾陈口中一星名叫天皇大帝。"郑玄注《周礼》说，祭天之礼是冬至祭祀天皇于北极。后魏孝文帝祭祀六帝，也把天皇列在五帝之上。查《晋书·天文志》："帝座星光明润泽则天子吉祥，威令畅行。"既然名为帝座，就是天子所占据的星位，把它列在下位，看不出有何道理。又赵安仁议论认为子星、孙星不能同列一位，陛下正逢喜得皇孙之庆，用以巩固宗室根基，如果只因前代文献有缺漏就以为合乎礼制，恐怕本朝盛大典礼，还未能十分恰当。皇帝诏令天皇、北极特升入第一龛，又在子位设置孙星，帝座仍依旧位。王钦若又说："帝座共只有三处，紫微、太微的帝座已列入第二等，唯独天市的帝座还在第三等。"查《晋书》："大角星以及心宿中星，只称为天皇座，实际与帝座不同类。"皇帝诏令特意升入第二龛。旧郊丘神位牌，都由有司题写署名，皇帝命王钦若重新制作。到此时，王钦若在便殿呈奉神位牌，坛上四个位次，涂朱漆、金字，其余都用黑漆，第一等用金字，第二等用黄字，第三等以下用朱字，都收藏在漆匣中，覆盖黄绢包袱。皇帝下阶观看，随即交付有司。又依新定的坛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应合并列在第三等。

景德四年，职方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说："依礼制，冬至祭圜丘，由有司代行祭礼，应有六百九十位天神从祀，如今只设五方上帝及五方人帝共十七位神位，天皇大帝以下都未设神位。而且太昊、勾芒只应在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时祭祀，如今却在冬至祭祀，恐怕不合适。"翰林学士晁迥等人说："查《开宝通礼》，圜丘由有司代行祭礼，祭祀昊天上帝、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众星，共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祭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共十七位。方丘祭祀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镇、海渎，共七十一位。如今司天监所设圜丘、雩祀、明堂、方丘祭祀都是十七位，这就出现方丘有岳渎从祀而圜丘没有星辰、却错用人帝的情况。从祀神位应依孙奭所说，请以《开宝通礼》所定神位为准，其中有所增益的按后来的敕令为准。"皇帝准奏。

乾兴元年【当时仁宗即位】诏令礼官议定迁改郊祀配帝，于是奏请祈谷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享；雩祀及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宗配享；感生帝以宣祖配享；明堂以真宗配享；皇帝亲自郊祭则以太祖、太宗并配。皇帝准奏。这年九月，太常丞、同判礼院谢绛说：臣看到本院与崇文院检讨官详细议定，以宣祖配享感生帝。窃以为宣祖并非受命开国之君，这样的礼制安排恐怕不妥。唐武德初年，圜丘、方丘、雩祀都以景帝配享；祈谷、大享都以元帝配享。太宗初年奉高祖配享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享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祭高祖于圜丘，祭太宗于明堂，兼作感生帝的配主，又因景帝、元帝已被尊称为"祖"，万世不迁，才停止其配享，以符合古代礼义。臣以为景帝当初受封，是唐朝的始祖，与宣祖情

译况不同。宣祖对宋朝而言，相当于唐朝的元帝，唐朝立国才不过三代，景帝、元帝二祖的配享就已停止。宋朝受命，如今已传至太祖以下四位皇帝，而宣祖的配享尚未停止，恐怕不合乎往昔典章的用意。请依照永徽年间的旧例，停止宣祖配享，仍依太宗年间旧例，在明堂祭祀真宗，兼作感生帝的配主。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则说：五帝轮流称王，称王者依所感应之帝另行祭祀，尊祀于南郊，以祖先配享。如今如果不采用武德、永徽年间的旧例，请以太祖兼作配主，正符合郑玄的说法。详究郑玄的用意，非受命开国的始封之祖，不得配享，所以引用周朝以后稷配享灵威仰之帝作为证据。只有太祖开创基业，亲身承受天命，配享感生帝，道理十分明白。如果担心祭祀日期相冲突，可以太宗配享祈谷，太祖配享雩祀，也不失尊崇之意。臣以为宣祖庙不但不应迁除，反而轮流用作配帝，从古礼看令人疑惑。礼制规定有功者称祖、有德者称宗，但若非受命之祖，血亲亲情已尽则应当迁毁其庙，更何况配享呢？翰林承旨李维等人议论说：查《礼记·祭法》正义说：郊祭在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这是崇祀感生帝的文字依据。窃以为感生帝之祭比祈谷之礼等级稍低，宣祖比太祖的功业有所不同。如今以太祖配享祈谷，宣祖配享感生帝，各按其身份地位立文，于礼制正相符合。皇帝诏令依此议定。

仁宗天圣二年，诏令追加真宗的谥号。皇帝对辅臣说：郊祀是重大事务，朕想在宫中演习礼仪，命礼官起草具体仪程奏报。郊祭前三天，在太庙奉上谥册、谥宝；次日到玉清昭应宫、景灵宫行祭飨之礼；再宿于太庙；祭祀完毕后，前往青城；到大次，就更衣坛更换服装，改穿衮冕行事【按：旧例，三年一次亲自郊祭，若某年不郊祭则以其他礼仪代替，庆赏与郊祭相同，而五使都由辅臣担任，不论官职高低。这年翰林学士领任仪仗使，御史中丞领任卤簿使，姑且按官职次序排列】天圣五年十一月郊祭，命翰林学士宋绶摄任太仆卿，陪从玉辂，皇帝询问仪仗物品的典章故事，因此命宋绶召集群臣撰写《天圣卤簿图记》。此后礼仪使刘筠请求郊祭后前往玉清昭应宫、景灵宫，诏令改为郊祭前先祭飨景灵宫，由近臣奏告玉清昭应宫，另择日恭谢。大礼使王曾请求节省庙乐，皇帝说："三年才举行一次祭祀，不敢怕辛劳。"三献礼完毕，增派礼生七人，各自引导所属神主的礼器，太祝升殿，撤祭器供品，三日后又斋戒于长春殿，答谢玉清昭应宫【按沈括《笔谈》记载："皇帝亲祭郊庙的册文都说'恭敬地进献岁时祭品，先祭景灵宫'，称为朝献；其次祭太庙，称为朝享；最后才在南郊行事。"我编集郊祀仪式时曾参与讨论，常怀疑这个次序，如果先祭为尊，那么郊祭就不该排在太庙之后；如果后祭为尊，那么景灵宫就不该排在太庙之前。追究其来历，是有原因的。查唐朝旧例，凡有事奉祀上帝，各路神祇都要一并参与，派遣使者祭告，唯独太清宫、太庙由皇帝亲自前往，其册文祝辞都说"某月某日将有事于某处，不敢不告"，宫、庙的祭祀称为"奏告"，其余都称为"祭告"，唯有祭祀南郊才算正祀。到天宝九载，才下诏说："'告'是上告下的用语，今后太清宫应称'朝献'，太庙称'朝飨'。"从此便失去了"奏告"的名称，册文都成了正祀的文体】天圣六年，开始修筑外围壝墙，用矮墙环绕，设置灵星门，皇帝亲自郊祭时就在青城立表，共设三重壝墙【宋朝初年南郊青城长期占用百姓田地，妨碍耕种

译，而且其中的暖殿只是搭建木架结成，是皇帝所居之处，并非防备意外之用。天圣年间魏兼庆上奏，请求给予优厚价钱收买百姓田地，免除其租税，建造瓦殿七间，皇帝依奏施行】

景祐二年郊祭，诏令太祖、太宗、真宗三庙万世不迁，南郊以太祖为固定配享，太宗、真宗轮流配享，皇帝亲自郊祭时都一并配享。常祀的圜丘、皇地祇以太祖配享，祈谷、雩祀、神州以太宗配享，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享，都依照旧例。这年礼院说：《周官》记载朝日、祭祀五帝时要张设大次、小次。有人说祭祀昊天上帝也应如此，大次设在坛壝之外，如同更衣的帷帐；小次设在坛的旁边，如今尚未施行。请求在皇帝版位稍东处设小次，每次献礼完毕降坛后，若要献祭就前往小次，等终献撤去祭品后，再回到版位。

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说：历代郊祀配享神位没有侧向而立的先例，真宗曾向辅臣展示封禅图说："我曾见郊祀昊天上帝不居正位，皇地祇位次于其后。如今修订登封祭上帝之礼，上帝应居子位，太祖、太宗的配位应比照郊祀之例斜置。"此后有司未能领会先帝以'告成报功'之意而酌情变通的用意，每次郊祀的仪范既引用大中祥符年间侧置的规定，又记载西向北上的礼制，临时择取其一，未曾考订确定。于是诏令南郊祖宗的配位，一律以东方西向为定制。吕公绰又认为郊庙祭器尚未完备，制度多有违礼之处，请求全部重新制造。又因每年大祀、中祀、小祀共六十一次，禘祫二次，把祼献、兴俯、玉帛、奠彝、菁茅、醯醢、钟石、歌奏等仪节汇集编成《郊祀总仪》呈上。十月，吕公绰说：查《开元礼》《郊祀录》，昊天上帝、皇地祇用六种酒樽：太樽为上，盛泛齐；着樽次之，盛醴齐；牺樽次之，盛醍齐；壶樽次之，盛沈齐；山罍为下，盛三酒。配帝用着樽为上，盛泛齐；牺樽次之，盛醴齐；象樽次之，盛盎齐；山罍为下，盛清酒，都加入明水、明酒，盛于上层酒樽。五方帝、北极、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用太樽，盛泛齐；五星、十二辰、河汉用象樽，盛醍齐；中官用壶樽，五方山林川泽用蜃樽，都盛沈齐；外官用概樽，五方丘陵坟衍原隰用散樽，都盛清酒；众星用散樽，盛醍酒，都要加明酒，各盛于上层酒樽。宗庙每室设斚彝、黄彝、着樽，上层酒樽都要用明水；黄彝盛郁鬯，着樽盛醴齐。又司烜氏用鉴从月中取明水，郑玄说："鉴一类取水的器具，世人称之为方诸，取月亮之水，是想获得阴阳之气的洁净。"臣谨依古制考察五齐、三酒，并非难以获得之物，将来郊庙祭祀，应诏令酒官依法制作齐酒，分别盛入酒樽，同时命有司取明水与明酒相对应盛于上层酒樽；至于阴鉴、方诸之类若一时难以辨别，请依唐制以井水代替。此事下交博士议论后奏称："近来郊庙祭祀中坛殿上下所设酒樽，只有酌献、饮福两种酒樽盛有祭祀用酒，其余都只是虚设器皿而不盛物。因五齐、三酒、明水、明酒，确实于礼有所欠缺。然而五齐、三酒，郑玄注《周礼》时，只是援引汉代的酒名比拟，并没有具体的制造方法。如今打算仍沿用祭祀酒一种，坛殿上下的酒樽，有司不得再摆设空的器皿；至于明水、明酒，都用井水代替；正配各神位的酌献、饮福，原来用酒二升的，各增加二升；从祀神位仍用原来的升数，都盛入酒罍酒樽，并配以明水、明酒。"皇帝准奏。

庆历三年，礼官余靖说："祈谷祭祀与感生帝祭祀同日举行，礼制应

译有所不同，不可都用四圭有邸、颜色崇尚赤色。"于是确定祈谷、明堂用苍璧，长一尺二寸；感生帝用四圭有邸；朝日用日圭，夕月用月圭，都长五寸；从祀神州不用玉；报祭社稷用两圭有邸；祈谷不用玉。

皇祐五年正月，景灵宫发生火灾。这年冬至郊祭，以两位皇帝并配。第二年发生大旱，胡宿说："五行中火对应礼，去年发生火灾如今又逢大旱，这是应验在礼制上，恐怕正是郊丘并配的过失。"于是建议并配不合古礼，应恢复最初的轮流配享之制。

嘉祐六年，礼院说："祭祀对越天地之神，不应有两位主祭配神。唐朝垂拱年间开始用三位祖先同时配享，后来又废止了。皇祐初年三位先帝并侑配享，后来又恢复轮流配享，不久又恢复并侑，作为定制。这虽然出于孝思，但颇违背经典。"下交两制官员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说："推尊先祖以配享上帝，是义理的极致。然而尊崇不可流于亵渎，所以郊祭不设两位主神。如今三位先帝并侑配享，是想表达孝心，却恰恰因此而流于亵渎，献祭给上帝并非用以使神灵安宁的正当方式。"请依礼官的意见办理。嘉祐七年正月，诏令南郊以太祖为固定配享。

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日祈谷。礼院说："依阁门仪制，祭祀天地要致斋，皇帝不出游、不作乐。因皇帝寿诞恰在致斋期间，若依庆历元年、嘉祐七年、元丰年间的先例，改用中辛日，应在十六日举行；又十四日照例要前往慈孝寺等寺院、集禧观行礼、观灯作乐。若派遣官员代行祭礼，则不妨碍作乐。元日朝贺、皇帝寿诞常与上辛日相近，常常改用中辛日，这并非尊崇天神的本意。"若能兼顾两者合乎礼制，又不宜撤去音乐。于是诏令今后凡遇元旦朝贺、圣节祝寿，即使在上辛日祠官致斋期间，也照常用乐；大宴则改期，或就地赐宴【按祈谷之礼，庆历年间用牛一头、羊二只、猪二只，同日祭祀感生帝，用羊二只、猪二只，正配的簠簋、俎器各增为两份。前一天，太祝宣读祝文，视察祭品，剩余的按冬至代行祭礼的规格处理】这年十一月，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享。旧例，皇帝将要就版位时，祠官要回避班列，等皇帝就位后，才由侍臣跪着宣读册文，读到皇帝名讳时要起立。这次诏令因尊奉祖先之礼，不必回避班列及起立。吕公著摄任太仆卿，参乘时说仁宗亲自祭祀时曾撤去黄道帷帐、登临虚设的小次而不入内，此次都依此沿用【按治平年间将要郊祭时遇雨，有人建议改行祫享之礼。英宗询问宗晟，宗晟回答说："陛下初次郊祭朝见上帝，是盛大的典礼，怎能随意改期？至诚能感动神明，全在陛下的精诚心意而已。"皇帝赞许并采纳，郊祭时雨也就放晴了】

神宗熙宁元年，诏令两制以上官员至台谏官与太常礼院共同详议，今年冬至应当还是不应当亲自举行郊礼。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上奏议论说："查《礼记·王制》记载居丧三年不举行祭祀，唯独祭祀天地社稷可以不受丧服约束而照常举行。这说的是不敢因卑者之丧而废弃对尊者的祭祀，可见居丧期间仍可以祭祀天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凡国君去世，卒哭之后行祔庙之礼，祔庙后制作神主，只对新神主特别祭祀，而宗庙四时的常祀、烝尝禘祭仍照常进行。杜预认为新神主既然已在寝庙特别祭祀，那么宗庙四时常祀自然应当照旧，可见居丧期间仍可以祭祀宗庙。周公称商朝高宗守丧居于凉暗三年不言政事，子张对此有疑问，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

译。'高宗并非说服丧三年，而说凉暗三年，杜预又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三年之丧，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凉暗只是居心丧，与士人百姓的礼制不同。既然如此，那么除服之后，郊庙祭祀能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君主继位，有的沿用先前郊祭之年，有的另立年份重新郊祭，下交有司讨论，而王俭援引晋、宋以来都是改元后即行郊祭，而不沿用先前郊祭之年份。自汉文帝以来，都是即位后就拜谒宗庙，到唐德宗以后也是逾年才举行郊祭。况且本朝景德二年，真宗正当明德皇太后丧期，服丧满一月除服后，第二年就祭飨太庙，并合祭天地于圜丘。恭请皇帝将来冬至亲自举行郊庙之礼，凡穿冕服、乘车辂、陈仪物、奏音乐等属于祭神所需的礼制，都不可废止。"皇帝诏令恭敬依照典礼办理，车服仪物除祭神所需外，命太常礼院详加议定后奏报。礼院详审后，请求除郊庙及景灵宫祭神用乐外，凡卤簿鼓吹以及楼前宫架、各军队的音乐，都陈设而不奏乐，各处警跸只鸣金、击鼓、吹角，皇帝依奏。十一月，皇帝在郊宫斋戒。旧例，车驾到青城稍作休息，就命随从大臣到后苑观看水嬉，又登端门观看太常寺的警严仪式。这次皇帝专心致志于祭祀，全部取消游赏活动，于是撤减了门阙、亭台、苑囿，减省草木禽兽陈设一千七百多项【按沈括记载……沈括担任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旧例，每三年一次的郊丘祭祀制度，有司按旧籍执行，副本存档，长期因循而从中谋利。坛下张设帷幔，方圆数里辟为园囿，种植彩饰树木、雕刻鸟兽，交错分布其间。将要举行祭祀的前夕，皇帝的法驾亲临观赏，在端门陈设仪仗侍卫以检阅警严，游览赏玩，这类做法并不符合斋戒祭祀应有的样子。皇帝所乘车驾一件器物，却有六七十名工匠随侍服务。沈括考订礼制沿革撰写成书，名为《南郊式》，即依照新式检核各项事务，执行新式办事，节省的费用数以万计。神宗称赞他做得好】到熙宁十年，又撤去寝殿至砖砌道路直通宝华门的规制，定为永久制度。

熙宁四年，参知政事王珪说："南郊皇帝车驾所经之处，必须查验兵符然后才能出入，这是行军的法度，不应施行于郊祀之中。"皇帝依此办理。此后又依详定所的请求，废除太庙及宣……

译德、朱雀、南薰几座宫门核验凭证。又皇帝从大次到版位，由两名内臣执雉羽在前引导，号称"拂翟"，失礼尤其严重，请求废除此礼。

六年春正月，追尊僖祖为太庙始祖，用以配祀感生帝【宋充国任知太常礼院时，英宗祔庙，议事者想把僖祖祧迁藏入夹室，充国请求以僖祖配祀感生帝作为宋朝的始祖，朝廷采纳了】。

七年，下诏命中书门下参议确定青城殿宇诸门的名称。此前，每次郊祀撰写祝文进呈，到这时才开始确定名称：前门叫泰禋，东偏门叫承和，西偏门叫迎禧，正东门叫祥曦，正西门叫景曜，后面三门叫拱极，内东侧门叫夤明，西侧门叫肃成，大殿门叫端诚，大殿叫端诚殿，前面东西两门叫左右嘉德，便殿叫熙成，后园门叫宝华，就此定为固定名称。

元丰元年正月，下诏详细订定郊庙礼仪。二月，下诏内壝之外的众星神位环列一周，每两步立一根木橛，用青绳围绕作为界限。不久，详定奉祀礼文所上言说："周官记载的外祀都设有界域，只不过设一个神位而已。后世逐渐增加了规制，东汉坛位从祀的天神多达一千五百一十四位，所以在外围又设重重营界作为等级限域。日月神位在中营之内。"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以西，至于五星、中宫星等神位，都设在中营；二十八宿、外宫星等神位，都设在外营。这样看来设置重营，是用来区分神位等级的。唐朝沿袭齐、隋之制，设为三重壝。天神诸位不出内壝之外，而皇帝的位置特别设在坛下东南方。至于公卿分献、文武从祀以及乐架、馔幔，都设在中壝之内；而大次则设在外壝。这样看来设三重壝，是用来安排祭祀次序的。大概古时神位少，祭祀简单，所以界域固定，只是用来遮列、隶属禁地而已。后世神位既多，祭祀也繁复，所以设三重壝来严格区分内外界限。恳请除去青绳的仪注，改设三重壝。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九月，下诏祭祀天地及配帝，都用特牲（单独一头牲畜）。

四年四月，下诏罢除南郊合祭天地之礼。九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知礼院陆佃上议说："冕服有六种，而《周官》弁师说：'掌管王的五种冕'，那么大裘与衮冕是同一顶冕。所以《礼记》说：'郊祀之日，天子披着衮衣以象征天，戴的冕上垂着十二旒的玉藻，这是天的数目。'又说：'衣服重叠穿着，是为了增添美饰。礼仪不隆重就不必衣服重叠，所以大裘不外露。'这说明王穿大裘时，是用衮衣罩在外面的。前代儒者有的说周朝祭祀天地都只穿大裘，而大裘所配的冕没有旒，这是不对的。大概古人穿裘皮，不会单独只穿裘，上面一定还要罩衣服，所以说：'黑衣配羔裘，黄衣配狐裘，白衣配麑裘。'如果郊祀只单穿大裘，那就是把裘皮外露去朝见天地，而裘皮外露是不能进公门的，怎么能用来朝见天地呢？况且先王的服制，冬天穿裘，夏天穿葛，用来适应寒暑，这大概是不能改变的常理。如果郊祀天地只有裘而没有衮衣，那么夏天祭祀赤帝以及夏至日郊祭地示时，难道也要穿裘吗？这样看来，君王冬天祭祀昊天上帝，是裘在里、衮在外，这是很明白的。至于夏天祭祀天神地示，就要去掉裘只穿衮，以顺应时令。《周官》说：'凡四时的祭祀，要按时令穿相应的服装。'说明夏天一定不穿裘。有人说：'王披衮以象天'，这是鲁国的礼制，我认为《礼记》说：'周朝开始郊祀，选在冬至日，王披衮以象天'，这怎么能说是鲁国的礼制呢？有人说：'祭天崇尚质朴，所以特别穿大裘'，如果王穿衮衣，就不是崇尚质朴了。我认为所谓崇尚质朴，是指有所侧重而已，并不是一切都用质朴之物。比如用苍璧礼天，用黄琮礼地

译，旗帜有十二旒，龙纹上还画着日月图案，这难道是用质朴之物吗？所以说：'祭天时只是打扫地面就举行祭祀，是取其质朴的意思罢了。'"牲畜用赤色，是崇尚赤色；用小牛，是看重诚意。王披衮衣，用以象征天；戴的冕上垂着玉藻，十二旒，这是天的数目。旗帜十二旒，绘有龙纹并配日月图案，用以象征天。道理，难道只有一端而已吗，也是各有各自适宜之处。现在应当在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时，穿裘再披衮；其余祭天以及祭地的场合，请穿衮而去掉裘，各自按适宜的场合穿衣【按：宋朝旧例，南郊车驾穿通天冠、绛纱袍，前往青城祭祀那天穿靴袍，到大次临祭时才更换冕旒之服。元丰年间下诏订定奉祀仪制，有司建议《周官》祭祀昊天上帝要穿大裘戴冕，《礼记》说郊祭之日王披衮以象天。王肃援引《孔子家语》"临燔祭时穿衮冕"，大概是先穿衮而后穿裘，因此请求重新制作大裘，衮衣用于祭祀当日，大裘用于临祭之时。议论的人颇怀疑《家语》不可依据，如果摒弃它，那么《周官》《礼记》所记载的内容就相互矛盾。当时右丞陆佃任知礼院，请求穿大裘再披衮，于是定为制度。大裘用黑色羔皮制成，边缘镶黑色缯，这是唐朝的制度】。

十月，礼官上言说："古代的君王，出行时随行仪卫严整，居处时宫阙厚重，用来显示隆重庄严，防备非常之事。"所以《周礼》记载王出行遇到防卫需要就搭建壝宫，饮食休息就设帷宫；汉朝祭祀甘泉宫时设有行宫，到东晋时也有瓦殿。本朝沿袭唐朝旧制，皇帝亲自祭祀南郊时的行宫只设青城帷幕殿，住宿的人有遭遇风雨的忧患，而且也没有望祭之位。况且青城的花费，每年数以万计。臣等想请求仿照青城的规制，创建斋宫，一次辛劳可以省去以后重复的花费，遇到风雨天也可以举行望祭之礼。皇帝下诏交太常礼院处理，等修完尚书省之后再作打算【按：当时因为正在修尚书省未完工，所以没来得及建造斋宫。后来哲宗建成斋宫后，对臣下说："三年一次郊祀，青城的花费，绢帛就要三十多万，人工又是这个数目的一倍。改用房屋，一次辛劳可以永久省下，节省的很多。"徽宗又修建了南北郊斋宿的宫殿，南郊叫斋宫，北郊叫帷宫。有司请示说："事体是一样的而名称不同，应当统一称为斋宫。"朝廷采纳了】。

六年十月，太常丞吕升卿上言说："近来因为郊祀致斋期间，不应当前往景灵宫及太庙朝享，我已经上奏。后来听说只是停罢了景灵宫各处的朝谒，而天兴殿以及太庙的朝享仍照旧进行。臣以为郊丘之祭，是国家的大事，拥有天下的人没有比祭享上帝更重要的事了。臣遍查典籍，没听说过为祭天而致斋，却在斋期之内先祭享宗庙的做法。唯独唐朝天宝年间以后，采用田同秀的建议，建立老子庙，号称太清宫。这一年将要举行郊祀，在二月辛卯日先亲自祭享老子庙。祭祀用青词，供奉素食。甲午日，又亲自祭享太庙。丙申日，才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终唐一代，都沿袭这样做，没人知道这是不对的。虽然评论的人认为这样失礼，但考察其最初的情形，致斋之日是辛卯，祭享太清宫，到丙申日，已经差不多五天，才得以从容休息来朝见上帝。如今陛下致斋三天，其中一天在大庆殿，却用剩下的两天举行三次典礼。古代的大祀，没有不斋戒三天就敢与神明交接的。如今陛下在天兴殿行礼，才斋戒一天而已，至于太庙与郊宫，在祭祀前一天，也都曾用过这一天。称之为一天的斋戒，尚且不算完整。用一天的斋戒来举行大祀，尚且看不出可行，何况还不是完整的一天呢？用来奉祀宗庙，斋戒的天数不够；用来事奉上帝，斋戒的仪

译节也不专一。陛下恭敬庄严、敬畏戒惧，三年才举行一次大礼，将要承受无穷的福佑，而致斋却是这样，恐怕还称不上是昭事天地之意。如今太庙每年有五次大享，都合于古礼了，又在郊祀时重复举行遍享之礼，这算什么名目呢？评论的人说：宗庙之礼不曾亲自举行，所以趁郊祀之便恭敬地进行荐献。我以为不然，人主对于宗庙的祭享，本应按时亲自主持其事，那些不亲自祭享的，大概是后世的失礼。如今说一定要借郊祀之机来举行宗庙祭祀，那道理就更不通了。所谓"因"，就是不专一的意思。七代圣明的先祖，庄严地安放在清庙之中，朝廷不特别讲求按时亲自祭祀的礼制，却借机祭享，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郊礼应当依照旧例，在大庆殿致斋两天，直接前往行宫，宫庙的亲享一并请求停罢。倘若车驾一定要前往太庙，就请只正式祭告太祖一室，表示以神主配享之意，撤去乐舞，以尽尊天致斋的意义。天兴殿的朝享，请求不再举行，请按照新颁的朝仪，等到郊祀礼毕后再举行恭谢之礼。恳请从今以后，另外制定太庙亲自祭祀的制度，每年五次大享，皇帝亲临其中一次。并且希望从今年腊享开始，明年举行春祠之礼，禴祭与烝尝祭从次年起依次完成。每逢举行庙享之时，就停罢景灵宫一次孟月朝谒之礼。庙享致斋，请求在内殿按平常仪式出入。这样一来，祭天与祭祀祖先两方面都能得当了【按：宋朝初年郊祀，先三天在崇元殿住宿斋戒，第二天五更时分前往太庙朝享，天亮后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再过两天举行郊祀大礼。从仁宗天圣二年起，采纳礼官建议：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同一天举行典礼。天圣五年，礼仪使刘筠认为：一天之内多次举行典礼，难以承受劳役之苦，请求南郊礼毕后，另择日子前往各宫举行恭谢礼。景祐五年，侍讲贾昌朝则请求除了祭告太庙的侑享之外，景灵各宫的朝谒，本是唐代太清宫的陋习，应当一律革除。郊祀完毕后前往景灵宫谢成，如同下元朝谒之仪，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到此时，吕升卿又提出这番议论，岳珂认为吕升卿论及古代大祀没有不斋戒三日的说法，很是恰当。至于庙享每年五次而皇帝亲临其中一次，这是常礼而非大礼，不应当用大礼祭祀天地，却用常礼祭祀祖宗，不如仁宗嘉祐年间举行祫祭来代替郊祀】。

光禄卿吕嘉问上言：光禄寺掌管酒醴祭品与祭祀所用的樽罍，一直沿用法酒库的三色法酒，来代替《周礼》所说的五齐三酒，恐怕不足以符合陛下崇祀的心意。近来在法酒库内的酒库中，按照酿酒的方法考察，礼经所说的五齐三酒，如今酿造的酒共分几个阶段：冬天二十五天，春秋十五天，夏天十天，拨开酒瓮上的浮糟而蚁沫浮在表面，如今称之为拨醅，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泛齐吗？接着取拨醅，其下面的汁液与酒糟相混杂，如今称之为醅芽，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醴齐吗？取出醅芽放入篘中过滤，其中渐渐变白，如今称之为带醅酒，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盎齐吗？再过冬天一个月、春秋二十天、夏天十天，酒色转变而略带红色，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醍齐吗？再过冬天三十五天、春秋二十五天、夏天十五天，另外打开酒瓮观察，上面清澈下面沉淀，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沈齐吗？如今朝廷因事而临时酿造的，大概就是事酒；如今经过一年成熟蒸酿的，大概就是昔酒。同天节上寿时所供的腊月酿的酒，都是冬天酿造夏天完成，大概就是清酒。这些都是酒，而不是所谓的齐。由此可知，齐是根据酒液自然变化的阶段而命名的；酒则是酿成之后经过较多人工制作的，所以祭神用齐，养人用酒。恐怕典礼上就是如此。又《周礼》司尊彝说：醖齐

译要用茅草缩酌，盎齐要用清酒澄清后酌取。依照礼经，泛齐、醴齐是用事酒调和的，用茅草缩酌；盎齐、醍齐、沈齐则用清酒调和，不用茅草缩酌。这样看来，所用的五齐并不多，而供办也很容易。大概酿酒的等次不止一种，这五种都是自然酿成的。恳请圣上明察。把如今所酿的酒与典礼相互详细对照审核，或许不至于有差错，请求从今年起郊庙祭祀就依此供奉。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一年郊祀昊天上帝，用太祖配享，开始废除合祭之礼，不再设皇地祇的神位。此前枢密院陈襄等人详定郊庙礼文，上言说："恭承圣意，认为把天地合祭于圜丘不合乎典礼的正制，下诏命令重新订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记载：冬至日，在圜丘奏乐六变以祭祀天神；夏至日，在方丘奏乐八变以祭祀地祇。祭天必定在冬至日，是因为这是阳气开始回升于上天之时；祭地必定在夏至日，是因为这是阴气开始潜生于下地之时。又大宗伯记载，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天上的神明，用苍璧行礼；用血祭、沈薶、疈辜祭祀地上的神明，用黄琮行礼，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明时令方位，仿效其形色。这两种礼制不得不有所不同。汉朝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推究经典原意，牵强附会《周官》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平帝听从并采用了这个说法，所以天地共用一头牛祭祀的错误做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汉朝到唐朝，一千多年间，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像魏孝文帝的太和年间，周武帝的建德年间，隋高祖的开皇年间，唐睿宗的先天年间，都只是偶尔举行一次而已。然而随即施行随即废止，始终没有定制，一直延续到本朝，也没来得及厘正。恭敬地想到陛下，恢复五位圣君的旧制，重举历代帝王荒废已久的礼仪。臣以为既然已经废除合祭，那么南北二郊自当分别祭祀。恳请陛下每逢亲祀之年，先在夏至日于方丘祭祀地祇，然后在冬至日于圜丘祭祀昊天，这就是所谓的重大之事要遵循正道。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说，先王的礼制，废弃已久，不能再恢复施行。古时斋戒所居靠近【古时致斋在路寝】，仪卫俭省，费用节约，赏赐也少，所以即便一年之内遍祀天地，国家也不耗费，百姓也不劳苦。如今斋戒所居遥远，仪卫繁多，费用浩大，赏赐也多，所以即便三年才郊祀一次尚且有人觉得为难，何况一年两次郊祀呢？如果一定不得已，那么三年之间轮流祭祀，或者像后汉那样在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礼毕接着祭祀北郊；或者像南齐那样在上辛日祭祀昊天，接着在次辛日祭埋后土，不也可以吗？臣私下认为不然。《礼记》说：'祭祀不应当稀疏，稀疏了就会怠慢。'三年轮流祭祀，那么昊天大神六年才能亲自祭祀一次，能不怠慢吗？《礼记》说：'重大的事情必须顺应天时。'冬至夏至两次郊祀，是周公制定的礼制。舍弃这个而听从后世帝王的做法，这样的过失，能称得上合乎礼吗？那些议论的人，只知道图简便的好处，却看不到尊崇奉祀的庄严。恭愿陛下借鉴先王已经施行的明显成效，举办历代未曾讲求的重大典礼，简省各司的仪卫而临幸祠宫，把南郊的赏赐平均分给卫士，蠲免青城不急需的事务，削减大司农无名目的费用，让臣得以考求旧典，参究礼经，采用太常寺仪注的条文来纠正其中的讹误，参考大驾卤簿的规制来裁减其中的繁冗，只怀着最恭敬的心意，来对越上天，以迎接祥和、承受洪福，希望能够成就一代的典章，以昭示万世。"又说："臣等恭敬地想到，本朝冬至祭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每年都照此举行，都合乎古礼，只是认为由有司代为主持还不足以尽心，于是三年一次由皇帝亲自

译郊祀。三年一次郊祀而亲自举行，大概就是所谓因时制宜的做法。施行到如今，确实不能更改。只有合祭之礼，是应当纠正的地方。《礼记》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定先在泮宫举行祭祀，这样做的原因，是要先祭告祖先以配享的意思。又说：晋国人将要祭祀黄河，必定先祭祀恶池；齐国人将要祭祀泰山，必定先祭祀配林。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卑后尊的意思。臣等以古推今，以诸侯推知天子，想请求每逢亲自郊祀，在七天戒期之后、三天斋宿之时，先住宿太庙以行祭告之礼，再住宿北郊以行祭祀之礼，再住宿南郊以行祭祀之礼。之所以先祭太庙，是因为要祭告祖先以配享；之所以先祭北郊，是因为要先卑后尊。虽然如此，但从北郊到南郊，相距很远，那么中途不能没有住宿的地方，请设立帷宫，停留之后再前进。如果所奏获得批准，请求下达有司施行。"礼制上，后汉因祭祀南郊，就接着祭祀北郊、明堂、世祖庙以及太庙，称之为五供；唐朝因祭祀南郊，就接着祭祀太清宫以及太庙，称之为三大礼；本朝三年一次郊祀，必定先祭祀景灵宫和太庙，大概是沿袭前代的制度。然而每年夏至在北郊本来就有常祀，常年由有司代为主持南郊，也不合祭天地。之所以合祭，只是因为亲自祭祀想要遍及各处而已。如果因为亲自祭祀想要遍及各处，那么趁南郊之时同时祭告北郊，本来就是沿袭旧仪，也不违背礼意，比较可行。于是下诏命礼官讲求商议。翰林学士张璪认为：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不能改变的道理。如今祭地想要改用其他月份，没有依据，如果一定不得已，应当在郊祀之年的夏至那天，隆重举行仪式，兴办乐舞，一切都如同南郊之仪，命宰相代为主持而皇帝亲临。存曾肇说：如今北郊常常派遣中书门下的官员，这本是冢宰的职责，乐舞之类，也是开元、开宝旧礼所记载的，只是近世才废弃缺失，这两方面都是由有司代为主持，日常施行的典礼还不足以代替亲自祭祀的隆重，恐怕对父天母地的经文之意有所不顺。判太常寺陈荐说：议论的人认为天地合祭是从王莽开始的，所以想要废除。臣按《周颂》"昊天有成命"讲的是郊祀天地，汉朝的《郊祀歌》说："惟泰元尊，媪神蕃厘"，泰元就是天，媪神就是地。又说："涓选休成，天地并况。"这就是天地同祀的证据，可以大致看出，恐怕并非从王莽才开始的。议论的人又说方丘之祭，盛夏时不宜亲自前往，应当选派冢宰代为主持，这恐怕也未必合乎古礼，然而终究不如天地合祭。请求姑且沿用旧制。知礼院曾肇说：如今冬至如果废除合祭，而夏至又让有司代为行礼，那么对于父天母地的意义就有厚薄之别了。愿陛下遇到亲自祭祀南郊之年，在夏至那天亲自诚敬地祭祀北郊，以符合先王的制度。于是下诏废除南郊合祭，改为亲自祭祀北郊，一切依照南郊的仪制，如果不亲自祭祀，就由上公代为主持【按：元丰初年商议郊祀之礼，陈襄以《周礼》大司乐记载圜钟、函钟异宫、六变八变异数、圜丘方丘异地、冬至夏至异时，作为分祭的证据。陈荐依据《诗序》《周颂》"昊天有成命"讲的是郊祀天地，汉代《郊祀歌》"惟泰元尊，媪神蕃厘，涓选休成，天地并况"，作为古人合祀的证据。而陈襄认为魏太和、周建德、隋开皇、唐先天四件事，是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证明，可惜这样的事例很少见。考察《开元礼》，则唐玄宗定制为冬至祭北郊、夏至祭南郊，文字非常清楚明白。《唐史》没有记载五月亲自祭祀的文字，恐怕是史书偶然缺漏。可惜开元初年恢复了古制，而天宝年间又很快改为合祭南郊，失去了最初的用意】。

这一

译年详定礼文所议论说：《礼记》说："郊祀用特牲，而社稷用大牢。"又说："祭祀天地所用的牛，牛角像蚕茧、栗子那样小，配祀之位也用特牲。"《尚书》说："在郊祀中用牲畜，牛用两头。"宋朝的仪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的神位，各自设三牲之俎，这不符合崇尚质朴、看重诚意的原则。请求亲自祭祀圜丘、方泽时，正位、配位都用小牛，不设羊、猪之俎以及鼎七。有司代为主持时也照此办理。郊祀所用的祭器用陶匏，用来象征天地的本性，木勺用白木制成，以质朴为本。如今郊祀所用的簠簋、樽豆都不是陶制的，又用龙形的勺子，不合乎礼的本意。请求圜丘、方泽正位、配位所设的簠簋、樽豆改用陶器，仍用木勺作为舀酒之具。祭天时的禋祀、柴祭、槱燎，祭地时的瘗埋牲血，祭享宗庙时的大祼献酒，都是在祭祀之初就用来感召神灵的，不是说在祭祀结束时才焚烧祭品剩余的部分。后世在祭祀结束时才焚烧、瘗埋牲畜与币帛，却不懂得应当在祭祀开始时就致敬神灵，这就是在后面的环节讲究周备而在前面的环节有所欠缺了。请求南北郊祭祀先举行升烟、瘗血之礼，等到荐奠之礼完毕，再依照旧仪在坛坎焚烧、瘗埋牲畜与币帛。北郊祭祀皇地祇以及神州地祇，应当挖坎瘗埋，如今却建坛焚烧，考察祝版及前代儒者的说法，祭地祇本来就没有槱燎的规定。请求祭祀皇地祇时，祝版、牲、帛都瘗埋在坎中，不设燎坛。熙宁年间的祀仪，只有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之祭焚烧、瘗埋牛犊之首，从感生帝、神州地祇以下，都不焚烧、瘗埋牲体，很不合乎礼制。又按《周礼》羊人负责祭祀时割取羊牲，登献其头。《礼记》说："升献牲首是为了回报阳气。"头属阳，那么胁与髀就属阴，可以由此推知。回报阳气应当用阳性的部位，回报阴气应当用阴性的部位，各自依循其类别。请求从今以后昊天上帝、感生帝的祭祀都焚烧牲首以回报阳气，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等一切祭地祇的场合，都瘗埋牲畜的左髀以回报阴气。凡是祭享太庙，都在庙室中升献牲首。

又上言：臣等看到亲自祭祀南郊的仪注，都说祭祀前三天，仪銮司要铺设御座黄道褥。谨按唐朝旧例，郊坛、宫庙内壝以及殿庭，凡是天子步行经过的地方，都设黄道褥。坛上的立位，又铺设赤黄褥，将要举行典礼时命人撤去。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用紫色，至德年间以后改用黄色。《开元礼》《开宝通礼》中，郊庙都不设黄道褥。《太常因革礼》说："旧制皇帝登坛时用褥铺地，象征天上的黄道。"太祖命令撤去，改设拜位于地面。和岘请求把这件事上报史馆记载。天圣二年的仪注，又增设郊坛壝门道北御座黄道褥。康定初年，有司建议认为配帝所用的褥子用绯色，用来表示比天地有所降等，但从小次之前到坛上各处神位，道褥都用黄色，这大概不合典礼。这一年下诏从小次到坛下都撤去黄道褥。臣等恭敬地考察《礼记》，郊祭之日，要洒扫、翻新道路，郑玄注解说是铲除旧土使新土露在上面。至于神灵所坐的席子，祭祀天地崇尚质朴，就用蒲草、藁秆编的席；祭祀宗庙崇尚文饰，就设莞草编的筵席、镶花边，加铺缫席、画有花纹的镶边，再加铺次席、有黑白相间花纹的镶边而已。天子受胙肉时才有席子，就是《周礼》司几筵所说的胙席。如今郊坛的黄道褥想要不再铺设。

又上言：古代祭祀用牲，有整体解开的（豚解），有分体的。祭祀时献生肉则解为十一体，如今亲自祭祀南郊时正位、配位所用的俎，不区分左右两侧，不分贵贱，没有豚解、体解的区别，请求郊庙荐献生肉时，把牲体解为两体、两肩、两胁并脊共七体，左右两侧都用，放在俎上时，以两体的左端在前，两肩、两胁依次排列，脊放在中间，都是末端朝前摆放。至于荐献煮熟的肉放入汤中时，只用右侧的脾，不升上

译俎。前后的肱骨分离为三段，叫肩、臂、臑；后面的髀股骨从身体分离为二段，叫肫、胳；正中的脊骨叫正脊，与正脊相邻的叫脡脊，比脡脊更宽的叫横脊，都是两段骨头。胁骨最后面的两段叫短胁，中间的两段叫正胁，最前面的两段叫代胁。如果升上俎，那么肩、臂、臑放在上端，膊、胳放在下端，脊、胁放在中央。俎上的排列次序，是肩、臂、臑、正脊、脡脊、代胁、短胁、膊、胳，共十一体。而这些骨体升俎、进献到神位之前，就如同少牢之礼一样，都要把牲体的末端朝下摆放，各自预先把一半作为生俎，一半作为熟俎，肠、胃、肤的俎也是这样处理。又请求亲自祭祀饮福酒完毕后，仿照《仪礼》中佐食官取黍团授祭者的说法，命大官令从簋中取黍，交给祝官，祝官接过来放入豆中，用来赐福给皇帝，但不用嘏辞。又本朝亲自祭祀南郊时，是在祭坛所在地演习礼仪；明堂祭祀则是在大庆殿演习礼仪，这都近于亵渎，恳请南郊演习礼仪改在青城举行，明堂演习礼仪改在尚书省举行，以此表示对神灵的敬远。

又赐胙肉：三师、六公、侍中、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顿递使，各赐牛、羊、猪的肩、臂、臑各五份；太子三师、三少，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学士，御史大夫，六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资政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承旨、侍讲、侍读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尚书省各部侍郎，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直学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御史中丞，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节度观察留后，左右谏议大夫，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待制，大中大夫、中大夫，秘书省、殿中省丞，太常寺卿、宗正寺卿，各赐牛、猪的肩、臂、臑各三份；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监礼官、博士，各赐牛、羊的脊、胁各三份；太祝、奉礼郎、司尊彝、郊社令、太庙令、宫闱令、监牲牢的官员、供应祠事的官员、内侍官，各赐羊的髀、膊、胳三份；凡是执事的职掌人员、乐工、门吏、宰手、驭马者、御车人，都一律分给脾、肫、觳以及肠、胃、肤等部位。

译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五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四十六

礼【吉】

郊天【宋　辽　金　元】

哲宗元祐元年，礼部上奏说："元丰年间制作的大裘，虽然用的是黑羊皮，却做成短袍的样式，套在衮衣之下，仍与衮服共用同一顶冕，不符合典礼规定。"此事交由礼部、太常寺共同商议。上官均、吴安诗、常安民、刘唐老、龚原、姚勔请求依照元丰新礼；丁隲请求遵循祖宗旧例；王愈请求仿照唐朝制度；朱光庭、周秩请求用玄衣套在裘外面。唯独礼部员外郎何洵直在元丰年间曾参与详定礼制,认为陆佃所议之处有八点可疑："按照《周礼》，节服氏掌管祭祀、朝觐之事，衮冕由六人执掌,只有天子祭祀太常郊祀时，裘冕由二人执掌。既说衮冕，又说裘冕，说明衮与裘各有各的冕，如今却说裘与衮共用一冕，应当用裘套在衮外面。裘既没有专门的冕,又套在衮的里面，是裘表衮里，那又凭什么显示裘冕的区别呢？古人虽然朴质，也不应该把裘当作夏服穿。大概是冬天用大裘，到了暑天就用同色的缯来代替。《礼记》说："郊祭那天，天子披着衮衣以象征天。"如果说是在裘上罩衮、以罩衮为"袭"，那么《孔子家语》也有"披裘象天"的说法。诸位儒者有的说临到燔柴时脱去冕、只穿大裘,有的说脱去裘、只穿衮，可见裘与衮并没有共用一冕、同时兼穿的道理，如今却把这两种服饰合成一种，这样可以吗？况且大裘，是天子吉服中等级最高的，可与大圭、大路相提并论，是裘穿在外面的。《礼记》说："大裘不裼。"解说的人说："没有另外的衣服来做裼衣。"大概因为其他场合穿的裘属于便服，所以穿着裘不能进入公门；祭天是为了报答根本、追念初始，所以要显露质朴本色，不加外罩装饰，而冕上也没有旒，又何必借助别的衣服来加以藩饰呢？凡是裘上加衣叫做裼，裼上再加衣叫做袭。所谓袭，就是裘上重叠两层衣。大裘本来不裼,郑玄的《郑志》却说"裘上有玄衣，与裘同色"，这大概是赵商一类人附会而作的说法，与经典不合。"袭"这个字的本义，本是出自重叠遮蔽,并非专指一件衣服。古人斋戒祭祀时的衣冠,斋服比祭服低一等，祭祀昊天上帝、五帝时穿裘冕，祭祀时穿衮冕，是因为斋戒，所以郑玄说"天子斋戒时穿衮冕"，说明衮冕是祭天时的斋服。唐朝开元礼及宋朝开宝礼才开始把衮冕当作斋服，把裘冕当作祭服，这也正好与张融所说的"临到燔柴时脱去衮服、只穿裘"的说法相合，请求依从唐制，同时把大裘改用黑缯来制作。"陆佃又反驳这一说法道："凡穿大裘而戴冕，称为裘冕；不穿大裘而戴冕，称为衮冕。那么穿裘冕必定要穿衮，穿衮冕却未必要穿裘。如今特别说裘冕，是专就冬至而言的。《周礼》记载司裘掌管制作大裘以供天子祭天之用。穿这种服饰祭地，不穿大裘；夏至时天气炎热，不能穿裘，所以才不穿。如今说大裘遇到暑热就用同色缯来制作，这更是不见于经典的说法。况且裼与袭本来说的是同一件衣服而已，起初并没有重叠遮蔽的意思。披上裘而穿着,就叫做袭;袒露开来显出裘的美好,就叫做裼。所谓大裘不裼,那不是衮又是什么呢？《玉藻》说:"礼节隆重时服饰就不显露，所以大裘不裼",这就说明是不裼而袭。所谓充，就是美好的意思。郑玄认为大裘上面有玄衣，虽然不知道是用衮来覆盖裘，但也还知道大裘不能单独穿,必定要有玄衣覆盖在外面。《玉藻》里有为尸体穿"袭"服的说法。《周礼》"裘冕"条下的注说:"裘冕，是随从尸体所穿之服。"既然尸体所穿大裘要加袭，那么天子所穿大裘要加袭也就可以知道了。况且裘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