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六

译：因为所犯的罪疑而不能判定，所以让他缴纳赎金；次一等的刑罚不是他实际所犯的，所以不让他去死，疑案纳入宫刑，疑案纳入□，这是古代的制度】。

汉惠帝元年下令百姓有罪的可以购买爵位三十级来免除死罪【应劭说：一级值钱两千，三十级共六万钱，如果折合缴纳，相当于三十匹缣。颜师古说：让人拿出买爵的钱来赎罪】。汉文帝时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向边塞缴纳粟米来免除罪责。汉武帝天汉四年征讨匈奴，大司农仓库钱财因经常性开支和赋税已经耗尽，不够供给战士，于是下令死罪犯缴纳赎钱五十万，可减死一等。汉宣帝地节三年西羌反叛，派后将军前去征讨，京兆尹张敞进言说："国家军队在外，官吏百姓都要供给运输，田间农事大为荒废，来年春天百姓的粮食必定匮乏，官府的存粮估计不够赈济百姓。希望下令让各处有罪的人，除盗窃、受贿、杀人以及犯法不得赦免的以外，都可以按等差缴纳粮谷来赎罪，用于这八郡【八郡是指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务求增加粮谷储备以预先防备百姓的紧急需求。"此事下交主管部门，少府萧望之等人议论说："如果这样，富人就能活命，穷人却独自去死，这是贫富受刑不同而法律不统一，不可施行。"于是天子又下令重新讨论，两府丞相、御史拿这个疑难去问张敞。张敞说："下令让罪人拿出财物来减轻罪责，这个名义要好过烦扰百姓、横加征收赋税。而且各类盗窃及杀人、犯不道之罪的人，是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这些人都不得赎罪。首犯藏匿、知情不报、放纵等不应当做的行为，也都在其列。议论的人有的很赞成这个办法可以革除，如今借此机会下令允许赎罪，其好处是很明显的。"萧望之始终认为不妥当。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认为西羌即将被击破，运输大致能够供给，于是没有采纳张敞的建议。

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下令天下囚犯，死罪以下以及服劳役的，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服劳役的按等差处理。明帝即位，下诏对中二千石以下到黄绶官员因贬秩而被论以赎罪的，全部恢复原来的品秩并归还所赎财物。又下诏对天下逃亡在外、犯死罪以下的人，允许以赎罪论处：死罪缴纳缣二十匹，右趾刑至髡钳城旦舂缴纳十匹，全城旦舂至司寇作缴纳三匹。其中尚未被发觉的，诏书送达之日主动自首的减半缴纳。永平八年，下诏对犯罪逃亡的人赎罪各有等差。永平十五年，下诏对逃亡在外犯死罪以下的，死罪赎缣四十匹，右趾及髡城旦舂十匹，全城旦至司寇五匹，其余按照即位初年的规定【永平十八年，下诏死罪赎金减缣十匹。章帝建初七年，下诏又减缣十匹，恢复到永平初年的旧例。右趾髡钳以下各有等差】。和帝永元六年，廷尉陈宠进言说："如今律令中赎罪以下的条文已达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比《吕刑》多出七十九条，应当命三公与廷尉核定律令，凡是合乎经义礼制的，合并大辟、耐罪、赎罪定为三千条，全部删除其余的条文，使之与礼制相应。"这一建议还没来得及施行，陈宠就被免职，此后此事就搁置了。汉顺帝汉安二年，下令囚犯死罪以下的，缴纳缣来赎罪各有等差，其中不能缴纳赎金的，发遣到临光县居住服劳役两年。汉桓帝建和三年，下诏对死罪、逃亡以下的赎罪各有等差。汉灵帝建宁元年，下令天下在押未判决的囚犯缴纳缣赎罪各有等差【建宁三年及熹平六年、光和三年、中平四年都有这样的命令】。

晋朝《新律》规定："本意善良而结果有害的，用金来赎罪，金的数量不超过四两。"

梁武帝即位下诏说：用金作为赎刑，自古以来就有此说。缴纳缣帛来免罪，实行于中古时代。百姓乐于遵行、律法得以推

译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可以依照周汉的旧制，有罪的允许缴纳财物赎罪。其法令规定：凡是在职官员本身犯了应受罚金、鞭、扑、杖督责之罪的，都允许缴纳赎金而停止实际处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想要赎罪的，也听凭他们。制定刑罚共有十五等的差别。弃市以上为死罪，重罪的枭首，其次的弃市。刑期两年以上的为耐罪，是说各自随其技能而加以任用。有髡钳五年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年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年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年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以上的为赎罪：赎死罪的，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年刑笞二百的，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年刑的，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年刑的，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年刑的，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的，男子六匹；罚金八两的，男子四匹；罚金四两的，男子二匹；罚金二两的，男子一匹；罚金一两的，男子二丈，女子各减半。五刑不能简明判定的，用五种罚金来处理；五种罚金不能服人的，用五种过失来处理，都以赎罪论处。所以定为这十五等差别。将吏以上及女子应当受罚的，用罚金来代替。天监三年，武帝下诏认为用金作为权宜之法，应当废止，于是废除了赎罪的条款。大同十一年，又重新开放，罪犯本人都可以听凭缴纳财物赎罪。陈朝保留了赎罪的律法：三年刑如果有官职可以抵当二年，剩余一年可以赎罪；如果是因公事过失而应受罚金的；二年刑有官职的可以赎罪论处；一年刑没有官职的也可以赎罪论处。

北魏起自朔方，起初刑法非常严峻，死罪的人非常多。后来下令应处死的人，其家人可以献上金马来赎罪。

北齐律规定赎罪原本用金，都改为用中等的绢来代替：死罪一百匹；流刑九十二匹；刑五年七十八匹；四年六十四匹；三年五十匹；二年三十六匹，各自都通计鞭笞在内一并论处；一年没有笞刑的，通计鞭刑二十四匹。鞭杖每十下赎绢一匹，到鞭一百则绢十匹。没有绢的地方，都按绢价折算收钱来自行赎罪。笞十以上到死罪，又分为十五等的差别，应当加减的次序，按照正式判决的方法。合乎赎罪条件的，是指流内官员及爵位品秩比照视同、老幼阉痴以及犯过失之类，处罚绢一匹及杖十以上的，都称为罪人。

后周制度，赎杖刑：五种杖数分别金一两到五两；赎鞭刑：五种鞭数分别金六两到十两；赎徒刑：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都服劳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妇人应受笞刑的，允许以赎罪论处。应当以金赎罪的，鞭杖每十下收中等绢一匹；流刑徒刑的，依照期限每年收绢十二匹；死罪的，一百匹。赎刑的期限：死罪五十天，流刑四十天，徒刑三十天，鞭刑二十天，杖刑十天。超过期限不缴纳的，依法处置；贫穷的申请后可以免除。

隋代制度，官品第九品以上犯罪的允许赎罪。应当赎罪的都用铜代替绢。赎铜一斤为一负，负十为一殿。笞十的，铜一斤；加到杖一百的，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加一等增铜十斤，三年就是六十斤。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加一等增铜十斤，三千里就是一百斤。绞、斩两种死刑都赎铜一百二十斤。隋炀帝即位，认为隋文帝的法网过于严密，每次增减，恰逢当时的斗秤都比旧制小一倍，其赎铜数量也相应加倍作为差别，其实与开皇旧制并无不同。

唐律中赎铜的数量以及以官职抵罪的方法，大致都依照隋代的制度。用官职抵徒罪的：五品以上犯罪，一官抵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抵徒一年；如果犯公罪的，各加一年。用官职抵

译流罪的：三种流刑相同，都比照徒四年，并且各自要解除现任官职。除名的，比照徒三年；免官的，比照徒二年；免去所任官职的，比照徒一年。九品以上官员，如果官品可以减罪的，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孙子犯流罪以下的，允许赎罪【七品、五品以上官员的亲属犯流罪以下的可以减一等】。军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残疾废弃的，犯流罪以下的，也依此办理。唐玄宗天宝六年敕令的节文规定，赎铜如果情愿纳钱，每斤一百二十文。如果拖欠官家财物应当追征正赃及赎罪之物，没有财产可以缴纳的，官府役使他折抵劳役其物，虽然数额多，限定三年，一人一天折合绢四匹。如果因受恩免除其物的，就停止劳役。唐宪宗元和三年下诏，从今以后凡犯赃罪及其他罪行应当赎罪的，各道委托观察判官一人专门负责，及时申报。如果隐瞒不报的，按级别加以贬责处分。如果罪行不涉及需要上奏的官员，可以酌情处置的，其赃物只需依照先前的规定申报送交御史台充作正项使用，仍派遣御史一人专门负责赃罪赎金，不得借赃罚为名目谋利。如果罪名尚未确定，妄自处罚其财物的，也委托观察判官核定，之后先具名上奏。唐僖宗乾符三年敕令，凡是残疾、笃疾犯徒流罪的，或是因连累而获罪的，才允许征收赎金；如果是本人犯罪的，不在免除之列。年十五以下的，依照律文规定处理。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上奏，请求今后凡是散官，不论品级高低，如果犯罪，都不得用官职抵罪赎罪，也不得上请，由详定院复奏。凡内外文武官有品官的，自当依照品官之法；没有品官而有散试官的，凡内外带职、廷臣、宾从、有功将校等，都请求比照九品官的先例。京都军巡使及各道州府衙前职员、内外杂任、镇将等，都请依照律法，不得上请、抵罪赎罪。巡司、马步司判官，虽然曾经担任过品官，也请比照流外职，依律杖罪以下的，依照决罚处理；徒罪以上的，仍依照抵罪赎罪之法。

宋代制度对赎刑最为谨慎，不是入议之列的几乎不能参与赎罪。《刑统·名例律》中有用官职防止或减轻赎罪的条文。宋太祖乾德四年【《文献通考》记作开宝四年】，因大理正高继申的建议【详见杂议篇】，下诏规定犯罪者本人没有官职的，必须祖父、曾祖曾在本朝任官，或在前代做过三品以上官员、有功德恩惠及于百姓的，才能够请求赎罪。又规定流内品官担任流外职务，依照律文徒罪以上，依照抵罪赎罪之法处理。诸司受勒留官及归司人员犯徒流等罪的，公罪允许赎罪，私罪按照决罚处理。宋太宗淳化四年【《文献通考》记作端拱三年】下诏，各州百姓犯轻微罪行的，或缴纳金钱赎罪，长官可以任意加以轻重处置，从今以后一律判处杖刑发遣，不以赎罪论处。妇人犯杖刑以下，不是故意犯罪的，酌情轻重处以笞刑或罚，或缴纳赎铜释放。宋仁宗议定建立赎罪之法，下诏说："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道禁令而容易遵从。后代设立茶、酒、盐税之类的禁令，夺取百姓的厚利，刑罚因此更加繁密。如今的编敕都超出律法之外，又屡次更改，官吏尚且不能明白，百姓怎能知晓？一旦触犯法律，情节虽然可怜，法律却不能赎罪，难道是礼乐的教化尚未推行，而专门使用刑罚吗？与汉文帝让天下人向边塞缴纳粮食来获得爵位、免除罪责，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相比，应当议定条例中不见于律法的部分，或有贪图利益、触犯禁令，或有奢侈违反法令的，或有过失可以怜悯的，另外制定赎罪之法。乡下百姓用谷麦缴纳，城市百姓用钱帛缴纳，使人重视谷麦而免除刑罚，那么农桑之业自然会受到勉励，国家富庶长寿都可以期待了。"诏书下达

译后，议论的人认为富人能够赎罪而穷人不能免罪，不符合朝廷用法的本意，因此没有真正施行。至和初年，下诏规定前代帝王的后代如果曾在本朝任官不及七品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女犯流罪以下的，允许赎罪；即使没有做官但曾经受过朝廷赏赐的，有罪而不是大恶的，也照此办理。随州司理参军李抃的父亲殴打人致死，李抃上交自己所授的官职来为父亲赎罪，宋帝哀怜他而准许，君子认为这是失刑之举。宋神宗熙宁四年，前单州砀山尉王存立进言，说自己在嘉祐年间以同学究出身担任县尉，曾经缴纳官职来赎免父亲流放的罪责，希望能像举人一样得到免除徭役的待遇，皇帝下诏恢复赐予他出身，并授予官职。当时中书省进言认为刑名尚未妥当的有五条，其中第四条是命州县考察百姓中有能够孝悌力田而被众人称道的，发给凭证，如果偶尔犯法情节轻微、可以宽恕的，特别议定用赎罪来处罚，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加以判决，后来终究没有施行。辽代制度，品官犯公事误犯的，以及百姓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的，允许以赎罪论处，赎铜的数量：杖一百的，缴纳钱一千。辽太祖七年，对于抢掠人口的人，让他们赎罪，然后释放归还原本部落。辽兴宗重熙元年，下诏在职官员犯公罪的允许赎罪，犯私罪的各按本法处理。

金国旧俗，凡是亲属犯罪，想用牛马杂物赎罪的，都听从其便。有的重罪也允许自行赎罪，但担心与平民没有区别，就用割耳作为区分标志。金世宗大定八年，规定品官犯赌博罪，赃物不满五十贯的，其应受的杖刑允许赎罪；再犯的不允许。并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就应当先讲廉耻。既然没有廉耻，为何还要赎罪呢？"当时焦旭代理左警巡使职务，因杖打亲军百夫长，有关部门议论应当对他处以杖刑。皇帝说："焦旭是亲民官吏，如果因为杖打有官职的人，就又对他施以杖刑，那今后还怎么处理政事？"于是下令允许他缴纳赎金。金章宗泰和元年，新律修成，赎铜的数量都比旧制加倍。金宣宗时，完颜伯嘉担任归德府知府，上奏请求各类犯死罪以下的人，允许缴纳粮米赎免。宰臣上奏说完颜伯嘉先前在代州曾经这样做过，那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能作为常法，此事于是搁置。

元代制度，凡在职官员犯夜禁以及牧民官所犯公罪较轻的，允许罚金赎罪。又凡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能承受杖责的，以及癃病、笃疾、残疾妨碍执行判决的，都允许赎罪。元世祖至元二年，诸王塔齐尔的使臣库库楚到北京花道驿，亲手杀死驿吏郝用及郭和尚，防有征钞十锭，交给死者主人来赎死罪。至元二十一年，因哈扎尔齐仍旧担任某州盐运使，每年出售盐八十万石来赎其过错。

明代赎罪之法有两种：一种是依律得以收赎的，一种是依例得以纳赎的。律赎不敢有所增减，而纳赎的条例则因时制宜、酌情变通，先后互有差异，这个先例实际上是从开国之初就开始的。律法规定，凡文武官员因公事犯笞罪的，按官职等级缴纳赎钱，属吏每季类似地加以处理，各自归还原职务，不附带记录过错，杖刑以上的，记录所犯罪名，每年类似地送交吏部、兵部，等到九年考满，通计所犯次数，据以升降。属吏同样要在铨选时予以降级叙用。至于私罪，文官及属吏犯笞四十以下的，附带记录过错、归还原职而不予赎罪；犯笞五十的调用；军官杖刑以上的都要实际执行；文官及属吏犯杖罪的都要罢职不再叙用，法令十分严厉。然而自洪武中年以来，已经三次下令准许赎罪以及杂犯死罪以下的赎罪。洪武三十年，命令部院商议制定赎罪的条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的，记过；犯徒流迁徙的，用俸禄赎罪；三次犯罪的依律处理。从此律法与

译条例互有异同。到颁行《大明律》，皇帝制定的序言中说，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都参照当时制定的赎罪条例来判定处理。于是条例便辅助律法来施行。永乐四年十一月，司法部门呈报当月在押囚犯的人数，共有数百人，其中判死罪的仅占十分之一。明成祖谕示说："这些人既然不是死罪，却长期关押而不判决，天气严寒，一定有人因此含冤而死。"于是凡是杂犯死罪以下、约二百人，全部准许赎罪遣返。明仁宗刚即位时，谕示都察院说："输纳罚金、服劳役的法令实行以来，有财产的人都能侥幸免罪，应当一律依律处理。"过了很久，这个法令又松弛下来。英宗正统年间，侍讲刘球进言说："纳钱赎罪不是古制，除公罪允许赎罪外，应当一律依律处理。"当时未能采纳。此后沿袭太祖的先例，更加推广，凡官吏公罪、私罪杂犯准徒罪以下的，都允许通过运炭、纳米等项目来赎罪。军官、军人依例免除徒流的，其赎罪方式也是如此。赎罪之法，明初曾经用缴纳铜的方式，成化年间曾经用缴纳马匹的方式，后来都不再施行，不再详细记载。只有纳钞、纳钱、纳银经常并行，而以最初制定的纳钞为根本。所以依律赎罪的称为"收赎"，用律定的钞额；依例纳赎的称为"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下令除公罪依例登记收赎以及死罪情节严重的依律处治外，其中情节较轻的：斩罪缴纳钞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刑纳钞各有等差，没有能力缴纳的，发配到天寿山种树。明宣宗宣德二年，规定笞杖罪囚每十下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合杖二十三，流刑一律折合杖一百四十，其所罚的钞都按笞杖所定的数额计算。没有能力缴纳的发配到天寿山种树，死罪的终身种树，徒流的各按年限，杖刑的种五百株，笞刑的种一百株。景帝景泰元年下令，判决拟定的笞杖罪囚，有能力的缴纳钞：笞十二为一百贯，每加十贯增加二百贯，到笞五十为一千贯；杖六十为一千八百贯，每加十贯增加三百贯，到杖一百为三千贯。官吏的赃物也按照这个条例折算为钞。英宗天顺五年，规定罪囚纳钞，每笞十为钞二百贯，其余每笞递增一百五十贯，到杖六十增加为一千四百五十贯，其余杖刑各递增二百贯。宪宗成化二年下令，妇人犯法的可以赎罪。孝宗弘治十四年制定折收银钱的制度：条例规定难以实际执行判决的人犯以及有能力缴纳的妇人，每杖一百应缴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合银一两，每十下递减二百贯，到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缴减为钞八百贯，折合银五钱，每十下递减一百五十贯，到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缴钞二百贯，折合银一钱。如果收铜钱，每银一两折合钱七百文。依律赎钞的，除过失杀人之外，也按照这个数额折收。武宗正德二年，制定钱钞兼收的制度，比如杖一百应缴钞二千二百五十贯的，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世宗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进言，说收赎与赎罪有所不同，京城与外地也不一样，钞贯只聚集在京城，钱法在南方不通行，按照旧例，审理时确认有能力缴纳的以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依例难以实际执行判决的人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的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比如笞十收钞一百贯、钱三十五文，其中钞二百贯折合银一钱，杖一百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其中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合银一两。如今收赎律钞，笞十只赎钞六百文，比照例钞折银不到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到一分，似乎太轻，因为律钞与例钞的贯数本来就不同，那么折银也应当有所差异，请重新制定标准，凡收赎的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比如笞十赎钞六百文就折银七厘五毫，按罪行轻重递增折收赎金。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命令朝廷内外的司法机构都按照这个条例办事【按：朱廷声这份奏疏认为律钞轻、例钞重，然而律钞原本并不轻，祖制规定每钞一文当银一厘，所谓笞十折钞六百文定为银七厘五毫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六钱；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六两。用银六钱比照例钞折银不到一厘，用银一两比照例钞折银不到一分，想用这个来惩戒犯罪者的心理，其形势必定行不通了。只是因为祖宗律文不能更改，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的制度，而实际上所定的数额仍然不足以抵当所赎的罪责，此后条例的变通就产生了。考察洪武年间，官吏军民犯罪允许赎罪的，大都以罚役的命令居多，比如发配凤阳屯田、种植滁州苜蓿、代替农民服劳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都不用缴纳钞票。律法中所记载的笞若干缴钞若干文、杖若干缴钞若干贯，只是垂示一代的法度而已。然而按照洪武三十年的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一百石，徒流依次递减，能力不够的，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都运送到甘州、威虏就地充军，计算其米价和运费，与钞数相差不远，其所定的赎钞等第本来就不比后来的条例轻。然而罪行并无定准，而钞法日益变化、日益贬值，这是制定律法时所未曾料到的。就以永乐十一年下令斩罪情节较轻的赎钞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的诏令来说，八千贯相当于律法中的八千两，六千贯相当于律法中的六千两，往下杖罪一千贯、笞罪五百贯也相当于一千两、五百两。虽然是革除积弊之时用法特别严苛，难道有死罪要缴纳到八千两、笞杖罪要缴纳到一千两、五百两而还能够施行的吗？由此可知钞法的贬值在永乐初年已经比洪武时贬值超过十倍了。宣德年间重申交易用银的禁令，希望能使钞法通行，到弘治年间钞票竟然不能使用了，于是开创了准许折钞为银的条例，以及嘉靖年间新定的条例，详见下文，都以"有力"、"稍有力"两种情况区分赎罪："有力"的缴纳米五斗，相当于律定纳钞六百文；"稍有力"的缴纳工价三钱，相当于服劳役一个月。这样一来，后来的例钞才刚刚能够比

译得上当初的律钞，更何况老幼废疾等依律赎罪的人，其银七厘五毫，相当于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相当于钞六贯，凡是所说的律赎，与当初的律钞相比，轻重相差极为悬殊】。这时重新修订条例，奏定了赎罪的方式：在京城的则有做工【每笞十做工一个月，折银三钱；到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每笞十运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到徒五年，运米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笞十运灰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到徒五年，运灰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笞十运砖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到徒五年，运砖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千二百斤，折银四钱；到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其中运灰最重，运炭最轻【这几种罪行起初都要亲自前去服役，事情完毕后才能回家，没有直接纳银赎罪的先例；后来法令越来越宽松，允许折合缴纳，而估算所需劳力也大致相当】。在外地的则有"有力"、"稍有力"两等【最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各等，因御史进言而废除】，其中"有力"的比照在京运囚粮标准【每米五斗，纳谷一石，最初折银上缴国库，后来直接纳谷入仓】，"稍有力"的比照在京做工年月来折算赎罪。妇人经审理确认有能力缴纳的、以及命妇、军职正妻、依例难以实际判决的人，赎罪应当钱钞兼收的，笞杖每十下折收银一钱。其余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的余罪收赎的，每笞十应缴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于是轻重才得以适当均衡，天下人都感到方便。到万历十三年又重新申明此制，于是成为定制。明代法律中，充军的条例最为严厉，有终身充军、有永远充军。永远充军的祸及子孙，都是以实犯死罪减等的人来充任。嘉靖年间有人请求开设赎军的条例，世宗说："律法中允许赎罪的，是徒杖以下的小罪；死罪情节可怜、有疑的才减等发配充军，不可以赎罪。"御史周时亮又请求扩大赎罪的条例，部里商议后规定：经审理确认有能力的，缴纳银十两可以赎免三年以上的徒罪、一年徒罪；稍有能力的减半。但赎军的建议最终被搁置。御史胡宗宪进言说："南方人不能承受兵役，那些被发配充边军的，应当让他们纳银自行赎罪。"部里商议认为可行，于是拟定了相关条例上报，皇帝说："怎么可以预先设立这样的条例来等待犯罪的人？"又没有批准。凡依律赎罪的：如果天文生已经学业有成，能够专门从事这项事务，犯徒罪及流罪的，判杖一百，其余罪行收赎；妇人犯徒流罪的，判杖一百，其余罪行收赎【比如杖六十徒一年，全部赎钞应为十二贯，除去杖刑已折抵的六贯，剩余六贯折银七分五厘，其余以此类推。其中判杖一百且经审理确认有能力的，又要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废疾的犯流罪以下的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笃疾的，犯盗罪及伤人罪的也收赎。凡犯罪时尚未年老患疾、事发时已年老患疾的，依照老疾论处；犯罪时年幼、事发时已长大的，依照幼小论处，都可以收赎【比如六十九岁以下犯罪、七十岁时事发，或没有疾病时犯罪、成为废疾后事发的，可以依照老疾收赎；有的七十九岁以下犯死罪、八十岁时事发，或犯罪时为废疾、事发时已成笃疾的，可以进入上请程序；八十九岁犯死罪、九十岁事发的，可以不予论处，不在收赎之列】。如果在徒刑年限之内成为老疾的，也照此办理【比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个月后年老患疾，合计全部赎钞十二贯，除去已判杖六十折抵的三贯六百文，剩余徒一年应为八贯四百文，计算每徒一月赎钞七百文，已服役一个月折抵七百文，此外未赎的十一个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其余以此类推。老幼废疾收赎，只有杂犯五年的仍照原律科断，因

译为在明初真犯死罪是不可以用徒罪论处的】。至于诬告的条例，凡是控告两件以上的事，情节轻的属实、重的失实，或控告一件事而将轻罪诬陷为重罪的，已经判决执行……（原文至此中断）

译抵消超出的罪责（剰罪），无论已经执行还是尚未执行，笞刑、杖刑都可以收赎；徒刑、流刑，以及杖一百以上的余罪，也一并允许收赎【例如告人诬告他人应笞三十，其中只查实十下，已经执行的，全部抵消其超出的二十下之罪；尚未执行的，收赎一贯二百文。如果告人诬告应杖六十，其中只查实二十下，已执行的全部抵消超出的四十下之罪，未执行的收赎二贯四百文。如果告人诬告应杖六十徒一年，其中只查实杖五十，已执行的全部抵消超出的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执行的徒一年折算为杖六十，连同原杖数共七十下，收赎四贯二百文。如果告人诬告应杖一百流二千里，其中只查实杖六十徒一年，已执行的以总徒四年论罪，全部抵消超出的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执行的以连徒折杖、流罪加一等论罪，共计杖二百二十，减去查实的杖六十徒一年折成的杖六十，剩余杖一百，收赎钞六贯。如果算得超出的罪过杖一百以上，必须先执行杖一百，其余的罪才准予收赎】。又，因过失伤人的，按照斗殴伤人之罪，依律收赎【致人死亡的，按照杂犯斩绞之罪收赎，钞四十二贯，其中钞八分合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合八千四百文，给付被害人家属】。已经服徒五年、再犯徒罪的，收赎【钞三十六贯】。若所犯徒罪、流罪而准予存留养亲的，只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责收赎【此法须真正执行杖一百，不准折成赎罪，然后再计算徒流的年限，一律按照老幼之例收赎，此律自英宗时下诏命有司施行以后成为定制】。天文生、妇女犯徒罪、流罪，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责收赎的，即使所犯之罪只是杖六十、徒一年，也照样执行杖一百，这就是律文所说的"应加杖"的情形。都是先依照本律议定其所犯徒流之罪，用《大诰》来减轻，到临刑执行时，查明某人是天文生、某人是妇人，便依律执行杖一百，其余收赎。所执行的杖数都必须凑满一百，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五等徒刑的数目。但这与诬告案中收赎超出杖数不同：收赎余徒，是执行杖刑来抵赎徒罪；收赎超出杖数，是把流罪折成徒罪、把徒罪折成杖数，再按数目收赎，二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至于妇女犯徒罪、流罪，成化八年定例：除犯奸罪、盗罪、不孝罪以及乐户妇女之外，如果审明家中有钱财能力的，一并执行杖刑，也可以纳钞赎罪【按惯例每杖十下折银一钱为准，最多到杖一百折银一两为止】。凡律文所说的"收赎"，是赎其余罪；条例中所说的可以赎罪，是赎免执行杖一百。徒罪、杖罪两项分开处理：除妇女之外，其余囚犯所犯徒流之罪都要真正执行杖刑而不得赎免，只有〇治十三年准许乐户的徒、杖、笞罪也不必真正执行。这就是律与钞例的大致情形。纳钞条例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军、民各色人役以及舍余中审明有钱财能力的，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都令其运灰、运炭、运甎、纳米、纳料等项来赎罪【以上是品行没有亏损的人】。如果官吏等依例应当革去职役的【这是品行有亏损的人】，以及军、民中审明家中无钱财能力的，笞、杖之罪要真正执行；徒、流、杂犯死罪，分别处以做工、摆站、哨了发遣，充当仪从，情节严重的煎盐、炒铁；死罪服役五年，流罪服役四年，徒罪按年限服役。京城中没有差事占用的军丁人等，以及依例难以真正执行刑罚的人，笞、杖之罪也令其做工时予以处置。按新例，犯奸罪、盗罪、受赃罪而品行有亏的人，一律不许赎罪；只有革职的军官，都用运炭、纳米等项发落处置，不适用五刑条例中真正执行、实际发配的规定，这是用来宽待武官、而对文吏责罚从重的做法。于是京城中只施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外地只施行"有力""稍有力"两项，法令更加简明省便了。大抵赎罪条例有两种：一是罚以劳役，一是缴纳钞钱，但条例又经历了三次变化。罚役的后来多折算为工钱，纳钞的因为钞法已经败坏，改为纳银、纳米，但运灰、运炭、运石、运甎、运碎甎这些名目还保留着。到万历中年，朝廷内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两科，在京的各项条例都不再施行，法令更加归于统一，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而不失古人本意的做法。起初命令罪人可以用劳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罪、流罪按年限服役，笞罪、杖罪按日月计算，有的修造，有的屯种，有的煎盐炒铁，期满释放。被释放的人，带到御桥叩头完毕后，送到应天府发给凭引回家；应当充军的，发交陕西司按名册编排发配。后来都改为折算缴纳工价，只有到御桥叩头这一项仍照旧进行。宣德初年，下诏令官吏军民从死罪到笞四十分为十等，纳米赎罪，缴纳的人即使犯赃罪也可以不死，徒罪、流罪以下的仍可复用，不缴纳的人则长期关押不予释放，这个办法最为〇。有司又执行不善，关押罪犯满狱达两年之久，御史郑道宁上言说：纳米赎罪本是朝廷的宽典，但军储仓中关押的罪人因无米缴纳，自去年二月到现在，已死了九十六人。刑部郎中俞士吉于是奏请：囚犯中没有米可缴纳的，请求改在原籍追缴，工匠仍旧服劳役，军人仍旧备操练；如果不是军匠，就追送回原籍所属〇州县发遣。皇帝下诏依照他的请求施行。【伏读】

译《御批通鉴辑览》说："用钱财赎罪，是古人恭敬体恤的用意。如果情理上有可怜悯之处，而罪行又不是不可赦免的，允许他们缴纳米粮以免除罪责，也未尝不可。如今不问犯人是否愿意，而强迫他们遵从这一法令，没有财力的人反而遭受无穷的连累，那么这就是为了图利而设，而不是出于仁爱之心行使权变了。"这是因为明代法律相当严苛，凡是朝廷有所怜悯体恤、受限于律法而不能施展的地方，就都寄托在赎罪的条例上，用来补救法律过重的弊端。而且国家也能够趁时借此增加收入，来应付缓急之需，实际上是用来充实边防储备，赈济灾荒、宫府颁赐等各项大笔开支，往往都取给于赃罚和赎罪这两项，所以赎罪之法比历代都特别详备。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七

　　刑

　　赦宥【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朝自肃宗到昭哀帝，经历十四位皇帝，凡是即位诏书必定赦免死罪以下、平常大赦所不能宽宥的罪行。此外，或是接受尊号，或是册立太子，或是祭祀圜丘，或是平定僭越叛乱，以及改元、消弭灾变之类的事情，大的场合罪行不论轻重，一律赦免；小的场合则死罪降为流刑，流刑以下的释放，这种赦免的典章多得无法一一记述。到至德、乾元年间，与万物一起更新，赦令尤其频繁，诏书的条文中，只有李林甫、王鉷、杨国忠的亲属不在赦免之列。那些两京文武官员被叛贼逼迫、接受伪官职、正由三司审讯尚未结案的，一律放免，应当授官的，仍酌情量才任命。到上元二年，又诏令名列流放贬谪之人，交由中书门下衡量罪行轻重、按类比照，奏请处理。凡是被贬降的官员，只要不是谋反叛逆连坐及犯了忤逆不孝、违背名教、枉法贪赃等罪，如果家中有八十岁以上的亲人或亲人卧病在床、无人扶持照料、又没有兄弟的，允许停职回家终养。流放迁徙的人也照此办理。代宗初即位下诏，凡开元以来所有各类犯罪受牵累的人，一并予以昭雪赦免。被贬降的官员以及各类流放、罚戍、发配、编入军团的人等，一律放还。各类流放贬谪的人，酌量迁移到较近的地方。又下诏东京、河北凡曾被叛贼胁迫而担任伪官、或取得伪出身的人，一律原谅其罪，不再追究；史朝义部下将士的妻子儿女四百多人，都予以赦免。仆固怀恩谋反，赦免其家人不连坐。德宗即位，下诏宝应元年以后犯罪受牵累禁锢及谋反连坐等情形，一概予以洗雪。贞元末年，十年间没有大赦，是太宗以来所仅见的。大臣中因小过失被贬谪流放的，都不再重新起用。到顺宗即位，才得以酌量迁移。宪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播上奏说："我私下看到各地流放的人，遇到大赦都能放还。唯独天德军五座城池以及各边城流放的人，都经本道奏请留下防守边境，于是让他们终身没有归期。我又见到近年来边城犯流罪的人，大多是差役小吏，或是因斗殴而致罪，按罪情本可原谅，留在边境也没有益处，请求依照旧例处理【详见刑制篇】"。诏令准许放还，从此便成为定制。自穆宗以后，每次大赦都会赦免那些被贬降的官员以及各类获罪的人，即使原来的敕令说终身不得录用，以及虽有恩赦但不在赦免之列的人，也都得以收录放还。只有官吏犯贪赃罪与十恶罪同等对待，遇到大赦一定要申明不在赦免之列。长庆元年下诏："凡是失去官职爵位以及放还的流放之人，如果原有的庄田没有被没收官府、也没有被人侵占的，其本人或子孙已经归来的，一并交由州府查验归还，务必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文宗太和三年，沧州、平州李同捷的母亲及妻子儿子等，特别赦免其连坐之罪。李载义呈献沧州、镇州两地俘获的健壮士兵共一千多人，都减免死罪，分别发配到边州。防秋期间，有张璹、刘建、胡伯忠伪造出身文书、买卖官职，并伪造官印使用，所犯之罪，都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之前。刑部、大理寺详细审理定罪，全都判处极刑。御史中丞宇文鼎上奏说："按照律法，赦免之前判罪不当的，如果本应判轻却判重了，应当改为从轻处理；本应判重却判轻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