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九

译大多年轻不熟悉政务，一旦发生战事，按旧籍征税必定会有不均的弊端，于是命令核实情况，重新排定，考察各户人口、牲畜的数目，由尚书省详加议定后上奏。

元朝征收百姓赋税，大体效法唐朝。向内地郡县所征的，叫丁税、地税，这是仿效唐朝的租庸调。向江南所征的，叫秋税、夏税，这是仿效唐朝的两税法。丁税、地税的办法，从太宗时开始。刚施行的时候，每户征粟二石，后来又因军粮不足，增加到四石。到丙申年，才制定征税的办法，命令各路核实民户成丁的数目，每个成丁每年征粟一石，驱丁（奴仆）征五升，新立户的减半，老幼不在征收之列。有耕种土地的，有的按其耕牛农具的数目、有的按其土地的等第来征收。丁税少而地税多的，缴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的，缴纳丁税。工匠、僧道按土地核实，官吏、商贾按丁口核实。虚报不实的，治罪。同时命令每年将数目登记在册，由课税所上报中书省。世祖重申旧制，于是缴纳的期限、收受的方式、关卡防范的禁令、核算的方法，都齐备了。中统二年，命令距离远的仓的粮食只运到沿河附近的仓缴纳，每石加收脚价中统钞三钱。如果民户直接送到河仓缴纳的，每石折收轻赍中统钞七钱。中统五年，下诏僧道、儒人等凡是种田的，旱地每亩缴税三升，水田每亩缴税五升。军站户除四顷地免税外，其余全部征税。至元三年，下诏在别处种田的窎户，其丁税按其户籍所在郡核实丁数征收，地税按其种田之处核实田亩征收。逃散流落到河南等路的人户，依照当地现居民户的税率缴纳。至元八年，又核定西夏、中兴路、西宁州、乌梁海三处的税额，其数额与前面所说的僧道相同。至元十七年，于是命户部制定各种通行规则：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起按丁税征收；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沿路附近的仓收纳粟米，如果要运到远仓，每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运往远仓，下户运往近仓，每石附加纳耗损三升、分例四升。凡粮食运到仓库，要按时收受。缴纳的期限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成宗大德六年，重申税粮的条例，又制定了上都、河间缴纳的期限，上都初限定在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间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至于秋税、夏税的办法，只在江南施行。当初，世祖平定南宋时，除了江东、浙西以外，其余地方只征收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采用姚元之的建议，命令江南税粮依照宋朝旧例折纳绵绢等杂物。不久又命令缴纳三分之一的米，其余全部折成钞，以七百万石为标准，每年多得羡余钞十四万锭。缴纳米的只用宋朝的斗斛，大概因为宋朝的一石相当于（元朝）七斗的缘故。至元二十八年，又命令江淮的寺观田地，宋朝时原有的免租，后来添置的要缴税。到成宗元贞二年，才确定征收江南夏税的制度。于是秋税只征米粮，夏税则征收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所征的数量按粮食的多少来计算，每石粮折钱从三贯到一贯五百文不等。缴纳三贯的，像江浙省〇州等路、江

译南省龙兴等路；缴纳一贯的，像福建省泉州等五路；缴纳一贯五百文的，像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都是根据当地物产的适宜情况、人口的多寡，斟酌一个适中的数目来征收。所折纳的物品，各按当时的市价高低来定价值。唯独湖广与此不同。当初，阿尔哈雅治理湖广时，废除宋朝的夏税，依照中原的惯例改为门摊税，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约增加钞五万余锭。大德三年，把门摊税改为夏税一并征收，每石合计三贯四钱有余，比江浙、江西要重一些。官府所有的田地，允许百姓佃种。像江北、两淮等处的荒闲之地，让人佃种到第三年才开始缴纳租税。后来又因地广人稀，进一步放宽，规定第四年才开始缴纳。凡属官田，夏税一律不征。泰定初年，又出现了所谓助役粮，其办法是命令江南民户凡有田一顷以上的，在所缴的税之外，每顷酌情缴纳一些助役的费用，登记在册，由里正依次掌管。每年收取这项收入，凡寺观田除去宋朝原有的定额外，其余也核实多寡，让其缴纳助役粮。天下每年征收粮食的数目：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广省八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七石，辽阳省七万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九石，四川省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石，陕西省二十二万九千二十三石，甘肃省六万五百八十六石，云南省二十七万七千七百十九石。江浙等三省的夏税，按天历元年折钞的数目计算：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十一贯，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此外还有科差的办法，名目有两种，叫丝料，叫包银，各按户等的高低来征收。丝料的办法，从太宗丙申年开始施行，每两户出丝一斤，连同各路丝线的颜色一并缴纳给官府。包银的办法，从宪宗乙卯年开始确定，每份包银四两，一半缴银，另一半折收丝绢等物。到世祖中统元年，设立十路宣抚司，制定户籍和科差的条例。然而户籍各不相同，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在这些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只纳丝户、只纳钞户，此外又有摊丝户、储伊苏岱尔所管纳丝户、复业户、以及渐成丁户。户籍既然不同，数额也不一样。除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的科征，其办法也是按户的高低来分等，全科户缴一两，减半户缴五钱。于是把应征的数目折成门摊税，分三限缴纳，如果是受灾的地区，允许折缴其他物品，其价值都按当时市价核定。凡儒士以及军站、僧道等户都不在此列。中统二年又制定了科差的期限，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中统三年又命令丝料的期限不得超过七月，包银的期限不得超过九月。等到平定江南后，这个制度施行的范围更加广泛。至元二十八年，依照至元新格制定科差法，各种差役赋税都由司县正官监督，由吏员设局均平征收。各种夫役都先派富强之家后派贫弱之家，贫富相当的，先派丁多的户后派丁少的户。成宗大德六年，又规定丝料期限为八月，包银、俸钞期限为九月，布的期限为十月。大体是沿袭世祖的旧制而略有增减。科差的总数，按中统四年计算，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钞五万六千一百五十

译八锭。此后逐年递增，到至元四年，丝一百九万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钞七万八千一百二十六锭。天历元年包银差〇的总数，共钞九百八十九锭〇一百十三万三千一百十九索，丝一百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绢三十五万五百三十匹，绵七万二千十五斤，布二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明朝的赋役制度，一概以黄册为标准。册中记载有丁有田，丁要服役，田要纳租。租分为两种，叫夏税，叫秋粮。夏税不得超过八月缴纳，秋粮不得超过次年二月缴纳。丁分为两等，叫成丁，叫未成丁。役分为三等，叫里甲，叫均徭，叫杂泛。按户计算的叫甲役，按丁计算的叫徭役，皇帝临时下令的叫杂役，这些都有力役和雇役两种形式。两税方面，洪武年间，夏税征收米麦、钱钞、绢；秋粮征收米、钱钞、绢。到〇治年间，核计的项目，夏税有大小米麦、麦荍、丝绵并荒丝、税丝、丝绵折绢、税丝折绢、本色丝、农桑丝折绢、农桑零丝、人丁丝折绢、改科绢、棉花折布、苎布、土苎、红花、麻布、钞、租钞、税钞、原额小绢、币帛绢、本色绢、绢、折色丝。秋粮有米、租钞、赁钞、山租钞、租丝、租绢、租粗麻布、课程棉布、租苎布、牛租米糓、地亩棉花绒、枣子易米、枣株课米、课程苎麻折米、棉布、鱼课米、改科丝折米。万历年间，稍有增减，大体以米麦为主，丝绢与钞为次。夏税的米，只有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征收；麦荍只有贵州征收；农桑丝遍及天下，只是川、广、云、贵没有，其余各地依据本地物产征收。这就是明代赋役制度的大概情况。太祖刚建国时，就下令凡百姓田地五亩到十亩的，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麻每亩征收八两，木棉每亩征收四两。栽桑从第四年开始征税，不种桑的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棉布各一匹。这就是农桑丝绢征收的由来。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百姓可以用银、钞、钱、绢代缴，银一两、钱一千文、钞十贯，都折合米一石。小麦则减价十分之二。棉布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升。丝绢等各按轻重来增减，愿意缴米的也听凭其便。洪武十七年，云南用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替秋租。于是把米麦称为本色，而其余折纳的税粮称为折色。过了两年，又命令户部侍郎杨靖核计天下仓储，凡存粮超过两年用度的一律收折色，只有北方各布政司需要粮饷、边地仍要缴纳原粮。三十年，晓谕户部：从洪武二十八年以前，天下拖欠的租税都允许按当地所产折收米、绢、棉花以及金银等物，定为法令。于是户部规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折十石，银一两折二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一石，苎布一匹折七斗，棉花一斤折二斗。皇帝说：折收拖欠的赋税，本来是要纾解百姓的困苦。如今折价这么重，反而会使百姓更加困苦。金银每两折米加倍，钞只用二贯五百文折一石。其余按所议执行。成祖永乐年间，攻取交趾后，用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香、安息香等代替租赋。广东琼州的黎人、肇庆的徭人归附纳税，与内地相同。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当时估算，米粟除运送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库积蓄十分丰满。每年上贡银三十万两有余，而

译民间交易用银仍有严厉的禁令。英宗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说：在京供职的各官员俸禄支给米粮，因南京路途遥远，用度很多，往往把米换成货物，贵买贱卖，十分之中得不到一分。朝廷白白耗费仓廪俸禄，各官员却得不到实惠。请求在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的地区折收布、绢、白银运解京师充作俸禄。江西巡抚赵新也这样进言。户部尚书黄福又详细条陈请求。皇帝就此事询问在京户部尚书胡濙。胡濙回答说太祖曾在陕西、浙江折纳税粮，百姓觉得方便，于是仿照这一制度。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南、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的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运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此后大体推行于天下。除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送京师，作为永久的定例。各地赋税都折成银，而仓廪的积蓄渐渐减少了。明初官田、民田的赋税，凡官田每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只有苏、松、嘉、湖各地把豪族富民的田地列为官田，按私租簿来定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因浙西土地肥沃，增加其赋税，每亩加征两倍。所以浙西官田、民田的赋税比其他地方重好几倍，每亩税额有达到二三石的。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减这个额度，每亩征七斗五升到四斗四升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到三斗六升的一律只征三斗五升。三斗六升以下的仍旧不变。惠帝建文二年下诏说：江浙的赋税独重，苏松按私租标准起科，本来只是为了惩治一时的顽民，怎能定为常法，长久困扰一方，应当全部予以减免，每亩不得超过一斗。成祖废除建文的政策，浙西的赋税又变重了。宣宗即位后，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各府，见百姓多有逃亡，询问当地耆老，都说是重赋所致。像吴江、昆山，民田旧亩租五升，贫民佃种富民的田地，每亩要缴私租一石，本已困顿，遇到官府征收时又照私租的标准，全部取足，十分取八，百姓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全部取足呢？请求把没收入官的田地以及公侯归还给官府的田地租额，都按当地官田起科，每亩税六斗。宣德四年下令江南府县官员督察各属粮屯【按明洪武四年规定天下有司丈量民田以万石为标准设粮长一名专门督管本乡的赋税】凡有依恃权势的富豪勾结官府承揽军需买办、挪用米粮，假借风浪漂失为借口重复追征的，从重追究治罪。又命令推举提升郎中、员外郎及御史、长史等六员为各部侍郎，分别前往浙江、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山西等布政司以及南北直〇府州县督收税粮。宣德五年二月下诏，旧额官田租每亩一斗到四斗的各减十分之二，四斗一升到一石以上的减十分之三，定为法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等多方设法减免苏州粮税七十余万石，其他府依此为差等。正统元年下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比照民田起科，粮四斗一升到一石以上的减为三斗，二斗一升以上到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到二斗的减为一斗。景帝景泰十三年奏准两京农桑夏税绢匹不满五十匹以上的都要送到该府的掌印官验看。又命令各司、府、州、县所征农桑绢匹务必要织造得〇密厚重、双经双纬、净织，钞尺长三丈二尺、宽二尺，每五十匹为一束，加盖印封，由粮长和大户等人赴部交纳。天顺年间命镇守

译浙江的尚书孙原贞等制定杭、嘉、湖的则例，规定起科重的地方征米宜少、起科轻的地方征米宜多，于是规定官田每亩税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二石二斗。凡是税重的减轻它，税轻的加重它，想使科则趋于均平，而每亩一石的税额，却始终没有减少。世宗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说：国初夏秋两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如今少了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如今少了二百五十余万。而宗室繁衍、官吏冗滥、内官众多、军士增加，都要从这里面取给。赋税日益减少，支用却日益增加。请核实祖宗定的赋税额度以及经费多少的数目，一一详细规划。于是户部提议，令天下官吏考核期满升迁，必须严格核实任内租税征收解送的足额情况，才准许交代离任。同时请求朝廷躬行节俭，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不久谕德顾鼎臣条陈上奏钱粮积弊四件事：一是查核田粮旧额，请责令州县官在农闲时，命里甲等仿照洪武、正统年间鱼鳞图册、风旗图式，编造图册，详细列明原额田粮的字号、圩号、地段、坍荒成熟、步口的数目，由官府核实勘查，分清界址，逐亩勘察丈量，列出开垦改正、豁免的数目，刻印成书，收贮在官府库房，分发给里中，永久作为查考的凭据。二是催征每年的钱粮，成〇以前，由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斛，州县监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掺杂水谷糠秕来交兑给粮官军，粮官军也不敢刁难多索。近来官府不再比较经催情况，里甲拖欠粮款的人户，只是定下期限追比，粮长派人下乡追征，豪强者用大斛加倍收取，多方索取，而孱弱者被势豪欺凌，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补交，甚至旧役的拖欠责令由新签的人承担，而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来多至十人以上，实际收掌管理钱粮的很少，而借科敛、打点、使用、年例名义摊派的却很多，州县一年之内，往往破坏中等人家上百户的财产，害处莫大于此。应令户部议定条例，转发给相关部门审慎编定粮长，务必遵循旧规。此外的第二件事则是派遣官员综合管理以及恢复预备仓的制度。当时这些建议虽未施行，但切中时弊。到嘉靖十八年，顾鼎臣任大学士，又进言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赋税供应甲于天下，而里胥豪右的弊端尤其严重，应当把隐瞒的〇及坍荒田地一一查核改正。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清查出荒田二千余顷，折算租米十一万石有余，用查出的欺隐田粮六万余石补足，其余的请求豁免。当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地不分官田民田，税率不分等级，一律按三斗起征。欧阳铎便与苏州知府王仪把官田民田全部核查清楚，加以增减调整，逐亩清丈，制定等级则例。所编造的经赋册，用八个方面来确定税粮：一是元额稽始，二是事故除虚，三是分项别异，四是归总正实，五是坐派起运，六是运余拨存，七是存余考积，八是征一定额。又用八个方面考核里甲：一是丁田，二是庆贺，三是祭祀，四是乡饮，五是科贺，六是防政，七是公费，八是备用。用三个方面确定均徭：一是银差，二是力差，三是马差，以此定为常例征收。所谓征一，是把银米合计

译总额，按田亩均摊征收。对科则最重和最轻的地方，稍微用耗损来推移调节，重的不能全部减损，只能递减耗米、折成轻赍来暗中给予减轻；轻的不能全部加重，就用增征本色、递增耗米加倍来暗中给予加重。当时豪强大多阻挠这项建议，唯独顾鼎臣认为很好。但当时朝廷不能削减赋税总额，地方官便私自按自己的意思变通处理，结果官田不至于偏重，而民田的赋税却更加重了。当时又出现了纲银、一串铃等办法。所谓纲银，是把民间应服的差役和每年用度，按丁四粮六的比例总括征收，简便易懂而不繁琐，就像网有纲绳一样。所谓一串铃，是分项征收课税的办法。从此民间缴纳赋税就只收本色和折色银了。穆宗隆庆元年十月，巡按御史董尧封奏报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献诡寄的田地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亩，花分（分散隐匿）的田地三百三十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亩，因而条陈上奏应办的事宜：一是议丈量，二是定粮册，三是均粮役，四是明优免，五是平均徭，六是裁供亿，七是申法守，八是严责成。户部答复说，丈量均赋私自兑换，担心繁扰难行；优免虽有定例，但吴中地区起科很重，如果只按粮石数量来定似乎不公平，应当按田亩数目定差等，其余都照所议执行，得到批准。户部又答复应天巡抚林润关于恢复粮额、议改折色两件事的奏疏，说各省粮额都以夏税、秋粮、马草作为正赋，差徭编增作为杂派，唯独苏松诸郡不分正税杂税而混合征收，名叫平米，其中像马役料价、义役本来不是户部所加增的，像轻赍、脚米、户口盐钞也不是额定粮税的正数，杂派逐渐增多，正常赋税因而受累，确实像林润所说的那样，应命令逐项清查旧额所征的数目，一并造册送部，以便核减。至于两京各衙门俸银改折的建议，应当斟酌轻重，不能全部照办。因为南京水陆四通米谷充裕，便于改折，若一概施行于北方，也未必适宜，请把南京各衙门官吏人等的月粮以及嘉靖四十年以前积欠的京储，全部改折，每石七钱；北方的酌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两，如遇米价上涨仍恢复本色。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隆庆四年，巡抚保定朱大器条陈田赋五项弊端，说祖宗时粮有定额，应当全数征收。近年来务求姑息，竟然说完成八分以上的官员就能升迁，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灾害也自行减免二分了。就这二分之数而累计起来，一郡就有千石，十郡就有万石，累积起来的数目，是可以想见的。弊端一：粮有定数，应当按数解送。近年创立了截解的办法，官吏借着已完成部分来邀取虚名，奸民看着后交的人反而得利，以致所解送的少，所拖欠的多，加上粮长的侵吞、吏胥的盘剥，其中的弊端不可穷尽。弊端二：国家存留的粮食，凡有宗藩驻地的用来抵补禄米，没有宗藩的则数额多有盈余，如今的官府大多不把这当回事，管理没有专门的官员，年度核算没有固定的办法，只是成了奸民牟利的机会而已。弊端三：官员必须任事才能享受俸禄，军人必须在伍才能领取饷银，这是既定的制度。如今官员有调任的，军人有逃亡的，而俸禄却没听说被扣减，那一定有侵吞冒领的情况。弊端四：屯田在边远地区的大多荒废，在内地的大多被欺隐，土地与粮额都早已失去了旧有的定额。议事的人不加省

译察，竟提出兑支的说法，官府来收支，权力本来就在上面，如果听任私下兑换，那么土地被埋没、数目被虚报的情况，从何查考。弊端五：以上五项弊端，都是当今应当加以厘正的。户部答复，皇帝下诏依议执行。隆庆六年，南京河南道御史陈堂上奏说，国家的制度规定每十年大造黄册，凡户口田赋事役新旧增减的数目，无不详细记载，这是用来重视国家根本、保存旧有事实的做法。如今沿袭陈规陋套，敷衍应付，奸吏得以从中挪移，豪强借此营私舞弊，其弊端不可穷尽。因为地方官把征收钱粮、编派徭役的另编一册，叫做白册，而这个解送到后湖的黄册又是另一册。地方官只把白册当回事，至于黄册只是交给里胥，任凭其随意增减，凡钱粮的完欠、差役的轻重、户口的增减，名与实相差悬殊，竟得不到真实情况。即便解送到后湖经过清查的，也只是认为与旧册没有出入而已。我私下认为想要理清图籍，必须专门责成专人，必须严加核查。那些精通书算的奸猾之徒，本来就不是靠守令的一般办法所能制服的。近来苏、松、常、镇添设了督粮通政一员，请赐给他相应的权限，责令兼理黄册事务。凡人丁事产，都照白册攒造。其中隐瞒脱漏的，按例治罪流放，被驳回的限期补报完整。田地达到十万亩以上的，仿照古代限田的办法，酌情加以裁抑。如果有权势之家阻挠、地方官阿附纵容，任凭巡抚巡按官弹劾上奏。这样才能使册籍清楚而赋役均平。户部答复，皇帝下诏依议执行。然而自嘉靖以后，国家用度不足，屡次加派赋税。后来便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是把一州县的赋税徭役总括起来，按田亩、人丁核算，丁银粮米全部一并缴纳给官府。一年的差役，由官府雇募办理。力差就核算其工食的费用，酌情增减；银差就核算其交纳的费用，加上耗损。凡额办、派办、京库每年所需以及存留供应各种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并为一条，都按田亩折银缴纳给官府，所以称为一条鞭法。这个立法相当简便。天下每年常贡的情况【按明初有土贡方物，中叶以后都按田亩折银缴纳给官府，所贡的只有茶叶、药材、野味以及南京起运的杂物而已】：南直〇宜兴县贡茶一百斤，庐州府六安州贡茶三百斤，广德州贡茶七十五斤，建平县贡茶二十五斤，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贡茶三十五斤，绍兴府嵊县贡茶八斤，防稽县贡茶三十二斤，温州府永嘉县贡茶一十斤，乐清县贡茶一十斤，杭州府临安县贡茶二十斤，富阳县贡茶二十斤，宁波府慈谿县贡茶二百六十斤，处州府丽水县贡茶二十斤，金华县贡茶二十二斤，衢州府龙逰等县共贡茶二十斤，台州府临海等县贡茶一十五斤，严州府建德县贡茶五斤，淳安县贡茶五斤，遂安县贡茶三斤，寿昌县贡茶三斤，桐庐县贡茶二斤，分水县贡茶一斤，江西南昌府贡茶七十五斤，南康府贡茶二十五斤，赣州府贡茶一十一斤，袁州府贡茶一十八斤，临江府贡茶四十七斤，九江府贡茶一百二十斤，瑞州府贡茶三十……

译斤，建昌府进贡茶二十三斤，抚州府进贡茶二十四斤，吉安府进贡茶一十八斤，广信府进贡茶二十二斤，饶州府进贡茶二十七斤，南安府南康县进贡茶一十斤，湖广武昌府进贡茶六十斤，岳州府湘阴县进贡茶六十斤，宝庆府邵阳县进贡茶二十斤，武冈州进贡茶二十四斤，新化县进贡茶十八斤，长沙府安化县进贡茶二十二斤，宁乡县进贡茶二十斤，益阳县进贡茶二十斤，福建建宁府建安县进贡茶一千三百五十四斤，其中探春茶二十一斤，先春茶六百四十三斤，次春茶二百六十二斤，紫笋茶二百二十七斤，荐新茶二百一斤，崇安县进贡茶九百九十一斤，其中探春茶三十三斤，先春茶三百八十斤，次春茶一百五十斤，荐新茶四百二十八斤，又宁国府宣城县进贡木〇三千三百枚，广西思明府进贡消毒药五百三十四味，四川成都府进贡药材七味，另外南京每年起运各类物品：司礼监制帛一起，起笔料一起，起鲜梅四十扛或三十五扛，枇杷四十扛或三十五扛，杨梅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尚膳监笋四十五扛，鲥鱼两起各四十四扛，守备处鲜橄榄等五十五扛，鲜茶十二扛，木樨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尚膳监天鹅等二十六扛，腌菜薹等一百三十二坛，笋一百一十坛，干鲥鱼等物一百二十坛，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木樨花煎等物一百五坛，鷀鸠等物十五扛，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苗姜一百担，姜种芋头等物八十扛，十样果一百四十扛，鱼藕六十五扛，内府供用库香稻五十扛，苗姜等物一百五十五扛，十样果一百一十五扛，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又各直省办理进贡野味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四只，活鹿二百六十七只，活天鹅三百二十只，杂皮二十四万七百六十一张，翎毛二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五百五十根。

译人。即使家中父母年老、丁口众多，请求留下一个儿子在家侍奉，也不被允许。

世宗大定三年，下诏对尚未恢复旧业的流民延长期限加以招抚引诱。大定十七年五月，尚书省上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多户自行陈述，都是长白山锡忻、察逊河一带的女真人，辽代时迁居到此处，号称移典部，现在请求加以厘清改正户籍，皇帝下诏批准。大定二十一年六月，把银山附近的百姓迁徙到临潢，又下令规定，凡是逃避徭役举家逃往别处的户口，原籍地和所迁往寄居地的官员同样治罪，作为定制。

大定二十三年，奏报明安、穆昆户口的数目：明安二百零二，穆昆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