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二

译今最切要的二十六种美德的三十九类和三项要点，希望陛下明察。所谓九种考验方法是：一是派他到远方办事而观察他是否忠诚，二是派他就近办事而观察他是否恭敬，三是让他处理繁难事务而观察他的能力，四是突然发问以观察他的智慧，五是紧急约定期限而观察他是否守信，六是委托他管理财物而观察他是否仁厚，七是告诉他危险的情况而观察他的气节，八是用酒灌醉他而观察他是否有法度，九是让他与人杂处而观察他的容色。所谓二十六种美德的三十九类是：第一是文史方面的美德三类：起草诏令，措辞周详合乎情理；校勘书籍订正文字，能够确定标准体例；教诲后学，培养出许多有才德的人。第二是礼官方面的美德三类：弥补过失拾遗补阙，顺从并助成美善之事；朝会祭祀，礼仪规章都能盛大举行；宣扬教化安抚风俗，使天下太平安乐。第三是乐官方面的美德一类：金石宫商等乐律，条理分明音声纯正。第四是知人方面的美德一类：善恶都能周全审察，洞悉于心。第五是敬贤方面的美德一类：推荐进士，常常唯恐做得不够。第六是考校方面的美德一类：表彰善行贬斥恶行，评判文章无所失误。第七是纠察方面的美德一类：弹劾所到之处，不回避权贵豪强。第八是廉访方面的美德两类：考察官吏是否廉洁，使人警惕畏惧而肃清风纪；访察民间风俗，教化而成就礼义。第九是宿卫方面的美德一类：小心谨慎周密，为京城增添威严。第十是筹划方面的美德两类：在帷幄中筹划计策，能够折冲制敌；排列营垒整顿阵势，能随机应变合乎权变。第十一是督领方面的美德三类：兵器装备精良完备，士卒训练熟习；号令严明，队伍整齐；临阵显扬威风，身先士卒。第十二是镇守防御方面的美德一类：坚守稳重，敌寇盗贼难以窥伺。第十三是屯田方面的美德一类：勉励耕种，勤于农事收获颇多。第十四是饲养方面的美德一类：繁殖牲畜，茁壮繁盛。第十五是使臣方面的美德两类：传达君命，成就美事显扬光耀；委托办理事务，处理得公平妥当。第十六是决断方面的美德三类：勾稽检核考核，瑕疵漏洞无所隐瞒；明察秋毫，使囚犯无怨言；疑难案件能查明实情，处置合乎法律。第十七是农桑方面的美德一类：督促种植，对水旱灾害有所防备。第十八是监督劳役方面的美德一类：监督劳役得当，役夫乐于服役。第十九是关津方面的美德一类：奸诈之事不能漏网，行旅之人不至阻塞。第二十是营造方面的美德一类：熟习事务分辨公私，用于供奉恰当。第二十一是财利方面的美德一类：收支有常规，账簿容易查核。第二十二是算数方面的美德一类：数目多寡都有法度，心中了然。第二十三是僧官方面的美德一类：弘扬佛教，持守戒律精严。第二十四是道官方面的美德一类：弘扬道教，持守道德精严。第二十五是医官方面的美德两类：科目品级分明，推举没有不合适的；开导启发后学，成才的人很多。第二十六是阴阳方面的美德两类：历法推算节气授时没有差错，卜筮遵循经典不弄虚作假。所谓三项要点，一是公，二是廉，三是勤。一心一意办事不谋求私利叫做公，贿赂摆在眼前而不为所动叫做廉，为朝廷效力竭尽心力叫做勤。请求用九种考验方法考核身边的属官仆从，用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类以及三要之说，明白晓谕吏部选官部门和内外百官。到三年应当考核的时候，凡是具备一种美德三种要点的定为上等，具备一种美德两种要点的定为中等，具备一种美德一种要点、或有要点而无美德、有美德而无要点的都定为下等。如果美德要点都没有，即使没有大的过失也要将其停职罢免。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都会像玉壶中的冰、秋天的霜月一样，清冷而皎洁明亮了。成宗大徳元年，副万户阿喇卜丹、御史中丞崔彧等人陈述御史台的各项事宜，尚书省和御史台共同商议后说，请求依照旧例，御史台不

译单独设立选官制度，其用人从常规调选的官员中挑选。只有监察御史的首领官，命令御史台自行选拔。廉访司必须选择熟悉古人之道的人担任使者，或者关外地区就用色目世臣的子孙担任，其次再参用色目人和汉人。各行省的文案由行台派官员检查核实，被选拔宿卫近侍奉特旨命令的人，御史台宪司要提拔任用时必须明确上奏，然后才能任用。行台御史任满而有政绩的，或者调入内台，或者呈报中书省调用升迁。廉访司也是如此办理。那些不称职的，由中书省和御史台选人代替。没有担任过有关职务的人，授予治理百姓的职务。经中书省和御史台共同选定的人，听凭御史台自行调用。中书省如果要用御史台考察过的人，也应当与御史台共同商议。各官府和宪司官员不得擅自介入体察官吏的事务。皇帝下诏批准。翰林学士王恽曾经上疏论述政事，一是建议整顿廉访司以激励百官。古代善于治国的人，不让人有懈怠不振作的风气。如今州郡官员品流混杂，既没有选拔甄别，纷纷杂杂聚集散乱于吏部，按惯例得到一官半职，谁不苟且因循以熬资历考绩罢了。曾经考察汉、唐驾驭官吏的办法，能干的增加俸禄赐予黄金，公卿有空缺就予以补任，用来表明其贤能与否，不称职的则放归田里而不再任事。唐代则召集七品以上官员集中在朝廷，皇帝亲自访问，探究其得失而决定进退。然而这两种办法不过是用爵位俸禄来劝勉，爵禄到达极点则人心满足，人心满足则怠惰之心产生，也有无可奈何的地方，所以持斧钺的直指使者、采访黜陟使等接连不断派往各地。而本朝的举措远高出前代，近来廉访司刚在中外设立时，官员们无不有改过自新的念头，然而实行没多久，法禁稍微松弛，被监视的官员劲挺自守的气节渐渐消失而自我放纵，被听从命令的人奸邪的念头也悄悄滋生而重新萌发。刑罚崇尚宽厚，固然是国家的美好政治，但是分别善恶以示劝惩，怎能专门追求宽恤？从前金朝大定年间，尚书省上奏顺州军判崔伯时受贿但没有枉法，依照规定应当削去官职停止任用，世宗说："受贿而没有到枉法的地步，是因为他熟悉法律的缘故。所谓奸诈狡猾已经习惯成性，以后再加任用，怎能自己悔改？虽然他所犯的罪只是追夺官职，但如果不是奉有特旨，就不再录用他，以此使犯禁的人减少。"这是先事预防的明证。如今风俗浇薄，遇到有所犯罪，只求苟且免罪而不知羞耻，法令应当与人情并重。宪法纲纪一旦确立，公道就能大行，我方的正气既已伸张，对方怎能不振作？我方的政治既已严肃，对方怎敢徇私？将会看到风纪气象百倍振作，可以期望有澄清吏治的希望了。一是建议实行保举制度以核实名实。当今亲民官和佐贰官中，没有比县令、经歴更重要的了。县令是百姓的师帅，师帅贤能则恩泽宣布，佐贰官是一路的纲纪，纲纪振作则政务办理得好。如今这些官职照例都出自常规选任，怎么能取得特殊的政绩？臣愚以为，如果实行品官保举法，或许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这个办法要让举荐者的资历与被保举者的资历相称，两者都符合条件后，再仔细加以审核，没有虚假妄为和私心，然后才允许呈报，根据才能大小，授予繁简不同的职任，以年月为期限【如唐代制度中办事满二百天的规定】，考核其政绩优劣，升降举荐人得当的受知人善任的赏赐，不称职的受连坐失当的惩罚。这种南选制度尤其应该施行这个办法，为什么呢？江南刚刚平定时，凡是归附之地，秋毫无犯，只因为先前行省调选官员时贿赂公行而滥加委任，行省委任更加滥杂，侵吞剥削百姓比战乱还惨烈，以至于盗贼窃发，还以此为借口，仰仗上天恩赐，幸而没有酿成大乱。现在应该委派官员分别甄选，来推行这个办法。那些被停革的官员如果不至于罢黜的，把他们降职派到边远地区；边

译远地区任职确有政绩的，让他们调回内地，这也是一种激励劝勉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从汉、唐、五代直到金朝，都遵循并实行的，当时号称得到了人才，然而必须在朝廷内设立审官院、考功司等职位，专门掌管这件事。一是建议设立科举以收揽人才。当今名儒硕德之士既已年老又将衰亡殆尽，后生晚辈既没有仕进的希望，大多因此不肯用功读书。州府乡县虽然设立了教官，讲授经书课业，都只是虚名，没有一点实效。臣愚以为，不如开设科举选拔，取得效验最快。进士科选拔，历代号称取士的正道，宰相将帅的人才，都从这里产生。如果限定年月加以考试，将会看到士人争相努力求学，人才辈出，可以计日而待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如今因为官员多而空缺少，选官已经壅塞停滞，如果再开科举，是更加壅塞停滞了。臣以为不是这样，科举的设立，本来是为了核实学问而选拔众多士人，清理仕途而止息杂流，得到全才以备大用，这难道不比学校白白设立、泛滥而无所成效更好吗？一是建议考试吏员以清理政务。前代选取吏员的办法，条目十分严格。比如宰相子弟按规定辟举，取来充任省里的杂务；参加终场考试的举人试补台省的属官；品官子孙、吏员班资和閤门等人出身的，考试补任六部令史。明白法令称为令，通晓经史称为史。府州司县所要用的一切胥吏，大多从帖书中选来，官府没有取材的凭据，势必要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所学习的既然平常，见闻也就浅陋，想要指望他们明白刑罚政令、识大体，务求清明改革，是很困难的。臣愚以为，不如把每年应贡的吏员，用考试吏员的办法来测试。中选的人仍旧允许上贡补充，跟随朝廷服役；外地州府郡见任的吏员，由廉访司用相同的办法加以校验测试。这样或许能激励他们逐渐用心学习。他们每月的俸禄供给，也应该重新斟酌，能使他们衣食无忧，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为什么呢？如今廉访司专门压制吏员的权力，稽察其不法行为，稍有贪鄙就不考虑供养廉洁的问题，立即加以查办治罪，这是纵容他们偷窃而又责怪他们为何做盗贼，难道合乎情理吗？"他又曾就贡举提出建议说：贡举的办法，应该先选择教官，确定所要研习的经史作为学习科目，根据州郡大小限定生徒名额，挑选没有污点、才学出众的人充任生员名额。用生徒的名额限定每年贡举的人数，规定期限年月，让他们能充分完成研习的过程。然后由州郡官员考察品行、考核学业，务求极为精当，再贡入礼部。经义考试作一场，史学考议论作一场，殿试策问兼用经史，以自己的见解加以断定，来阐明当时的政务。这样一来，士人就没有不通晓的经书、不熟悉的史书，进退取舍全都出自学问，既恢复了古代的正道，又革除了历代虚文妄举的弊病，必定能收到真才实学、学以致用的效果。武宗至大三年七月，发给亲民长吏和考功郎、监治官出身印纸考绩簿，年终考验他们的政绩，记录后呈报上级。廉访官、御史台和尚书礼部加以考核校订，以此决定升迁或黜退。此前世祖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钜夫上奏陈述五件事，朝廷大多采纳了。其中一条是设立考功簿，大略说：本朝建立御史台，虽然有考核课绩的名目，但没有掌握其要领，无从查考核实，请求参照前朝的体例。凡是各道府州司县，下至属官吏员等，各发给出身印纸考绩簿一卷，把本人的姓名出身写在卷首，让各地的长官联名出具证明保结，把他历任的年月以及在任时的功过记在后面，任期满后由主管部门详细审阅并评定其考核等级，那么此人是否贤能一看便知，考核就能得到实情，也就不会有侥幸的了。到这时才开始施行这个办法。元代入仕的途径大致见于《经世大典·序录》所记："本朝最初取得中原之地，斟酌古今制度加以损益施行，用人的途径不止一种。最亲近的莫过于禁卫大臣，所谓集赛者，然而任用有亲疏之别，职事有繁简之分，历时有久近之差，门第有贵贱之殊，才能器识有大

译小之异，所以他们得官时，有的大到宰相辅臣，有的小到冗散闲职，不能一概而论。国人中担任宿卫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身以此为贵，不把外任官职看作显达。当天下尚未平定，军旅之事方兴，披甲执锐的将士自然是最重要的人才，所以攻城略地立有战功的人，都世代统领其部队，而他们的事务归枢密院管辖，不受吏部管辖。只有掌管簿书档案、按期限管理钱粮营造之事，以及供给应对之类，熟习刀笔文书的人在当时最为适用，所以从宰相到各级官吏都由此起家，一时号称人材的人也出自其中，而政治大权也系于此。选择官吏之初，颇有从儒生中选取的，然而所谓的儒生，也不过是姑且看重其名而保留罢了。凭借学校出身而成为教官显达的人很少，唯独国子学最初以贵族子弟入学而后加以任用，没有固定的制度。此后每年有贡举之法，但渐渐失去了当初的本意。凭借文学才能被朝廷任用的，有时也有特别看重的，但并非都是如此。至元年间以来，多次想用科举来选取进士，商议总是中途停止。延祐年间才设立进士科，一两年才录取一次，录取人数不到一百人。世祖设立蒙古字学以贯通语言，其用人办法大略与儒学制度相似。至于奉命侍奉皇帝身边的官员，奔走服役，日子久了，也都能得官，虽然职位大小有别，但总的来说都属于正规的流品。至于宗王所分封领地的官府而由宗王保任的官员，与那些管理酒浆饮食的、执掌乐伎的、制作弓箭衣甲车马房舍的、治理历法阴阳医药的、出纳财赋的、外族人掌管本部落事务的，有的终身担任此官职，有的世代承袭其职业，不能调任其他官职，而因受到皇帝特别恩宠而骤然升到贵近之位的也有，这些都不是有关部门所能控制的。至于那些进言献策、纳粮捕盗以及功勋旧臣的后代、权贵引荐的人，也都各有其人，但不是常规。"余阙说："我朝开国之初有金、宋旧地，天下的人才只以才能作为任用的标准，"没有专门偏重某一方面，然而任用儒者居多。自至元年间以后，才逐渐任用吏员，即使是执政大臣，也用吏员出身的人担任。因此中原一带的平民百姓，粗通文字能够处理文书的，就能够进入台阁任职，共同处理文书累月经年，都可以借此升到显要职位，而中原地区被任用的士人反而逐渐减少了。何况南方地区距离遥远，士人大多不能亲自前往京城，那些怀抱才学的人，又往往不屑于做吏员，所以他们被任用的人更少。时间一长，南北的士人便自己划清界限而互相诋毁，甚至像晋国与秦国一样，不能同处一国。所以南方的士人地位就衰微了。延祐年间，仁宗初次设立科举科目，也还有人不屑一顾，而甘心埋没沉沦于山林之间的人不可胜数，这是很可惜的事。"汪克寛说：国家兴办重视文治，选取士人以德行为首要，考核才艺则经史与时务并重，想要从经术中求得治国之道，其中考中的人都授予州县的官职。古代广泛推举贤能之人而升任司徒、司马，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后世则在郡国举荐人才，如今选举的办法不必再作更改，只要严格核实荐举而革除冒滥的弊端，厚待遣送而秉公选拔，舍弃小节而取其大节，通过文章来观察其内心。几年之后，人才既已兴盛，再增加中选的名额，那么被选拔的人多了，教化就能推行了。从州县官以五项标准考核政绩优劣、发给凭证铨选任用来看，所验证的就是所谓考察抚育百姓、考察政事本末、考察廉洁与冒滥、考察断案是非、考察禁止约束等方面。然而长官发给凭证却不叙述具体事迹，吏部铨选任用却不考核其政绩，即使是监察官员纠察也可能有所疏漏，五项标准的具备，往往看不到实际成效。这难道不是因为州县的官员并非全部出身科举，而为政不本于经术学问的缘故吗？还是因为朝廷距离千里之遥，发给凭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弄虚作假，考核政绩的人也未能全部核实的缘故呢？陶安说：有虞氏的时代赏赐世代承袭，周朝的时代俸禄世代承

译袭，但官职不世袭，这是因为人的贤能与否各不相同。到了周代的官制以礼乐德行掌管国子的教育，然而仍旧要考核才艺而决定进退，不曾完全让官职世袭，而必须依据实际才能加以任用。后世荫补制度施行后，有人说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用来使他们熟习政务，成为朝廷台阁的仪范；也有人说这些人骄纵傲慢、不通古今，对百姓没有益处，应该明确选拔求贤，废除任子的法令。这些都是片面的见解。考察汉代的制度，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荫补子弟，选择其中才德优秀的补任县令、县丞，这个办法很好但还不够完备。如今的制度规定荫补五品以上的，由朝廷任命，从六品以下开始，由行省铨选掌管钱谷事务，并且按上中下评定其等级，以年月为差别，等到期满才接受朝廷任命，才允许治理百姓的政务。治理百姓，是治国的重大根本；理财，是治国的重要事务。这是想让荫补子弟通过任职了解学问、历练世事、经历艰难，来培养他们的才能，然后再转任治理百姓的职务。所以不得不从理财开始，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制度。叶子竒说：元朝正当天下太平之时，中央台省的重要官职都由北方人担任，汉人、南人万分之中难得一二。他们能够担任的，也不过是州县低级官职罢了。后来有纳粮和立功两条途径，富人往往通过这个来求取仕进。这种制度刚开始施行时，还能给予官职。等到后来求取的人多了，也一概不给了。而且因立功而得官的，如果没有得到监察官员复核的公文，就不能立即任命官职。监察使借机弄权，如果得不到几千缗钱就不给办理。所以有功而无钱的人，往往中途搁置事情不办，都心怀怨恨。后来盗贼充塞四境，就用空白的宣敕，遇到微小的功劳就随即填写颁发。人们已经不以此为荣了。方国珍最初作乱时，朝廷发出好几道宣命、十几道空白委任文书，用来招募人来立功。等到有了功劳，最终也还是不给。王圻说：元朝旧制，铨选之事由行正科的吏员主管，每天开列内外官员十名上报中书省。中书省依次记录以备升迁提拔，后来吏员懈怠不放在心上，候选做官的人被拖延滞留，有等待选任十几年的。至正年间，危素责令吏员每天开列五个名字，五天上报一次。中书省的吏员乐于配合聚集，各自都想尽职尽责，而长期滞留的人得以伸展仕途。胡粹中说：古代的君主，担心不能了解贤才而加以任用来治理天下，所以设立科举选取士人，使怀抱才德、笃行敦厚的人能够藉此得到进用。像汉代的乡举、里选、察廉、对策，就不止一种途径。然而人的德行难以了解，才艺却容易看见。有德行的人大多深藏不露，有才艺的人大多喜欢炫耀。于是就听取他们的言论来考察他们内心所蕴藏的，观察他们的所学来审视他们所崇尚的。所以唐代的明经、进士科，宋代的制策、词学科，也不止一科。仍然认为有德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论，但有好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那么就再根据他们的言论来考核其实际情况。如果能够参考旧有的典章制度而以经术为根本，不背离古代圣人的准则，那么就有可取之处，不只是取他言辞的工巧、文采的华丽罢了。元朝用人大体偏重于蒙古贵族、勋旧、权贵子弟，所以选举的办法长期没能实行。仁宗决意推行科举，从此中华……

译穿儒生服的读书人，能被选取的仅是千百人中的十分之一。如果说科举遗漏了贤才，这话还可以说；如果说这妨碍了选拔之法，那就不对了。邵逺平说：臧晋叔说，元朝用曲词取士，设立了十二科，这种说法很没有根据。自至元八年起，设立国学，出策论题目考问，回答精通的人被选中。皇庆二年制定科举制度。都用经书和时务作为题目，并没有词曲这一项，这就是明证。汪琬说："按《辍耕録》记载，元朝一反宋、金的旧习，起初考试论、赋，后来则一律以经义为根本。等到考察《选举志》，春、秋两次考试，都不曾用论。终元朝一代，也不曾废除赋而不用。有的官员在校阅时稍微看重经疑、经义，是有这种情况的罢了。"

译明太祖下诏举荐孝悌力田之士，又命令府州县长官以礼遣送孝廉之士到京城，往往破格任用他们。此后遇到国家广施恩泽，天下便依照诏书行事。有关部门把孝行上报礼部请求表彰的，每年不下数十人。后来资格考核越来越受重视，科举出身的县令往往因政绩卓异被征召，逐步升任台省官员，于是成为定例。整个明朝，用科举考试选取士人，用资格考核任用官员，而其弊端也随之相继产生。仁宗洪熙元年四月，郑王府审理正俞廷辅进言说："近年来乡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士子大多只是死记硬背表面文章，若求真才实学，十人中不到二三人。有的年纪才二十岁，从未认真求学，一旦科举中榜挂名，就让他去治理政事、管理百姓，结果政务荒废，百姓深受其害。从今以后各地乡试，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先行审察访查，务必录取博古通今、品行端正稳重、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人，才准许他们参加考试。"皇帝虽然嘉许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最终没有施行。到孝宗弘治年间，吏部侍郎王鏊针对制科议论说："国家设立科举取士的方法，先考经义，用来考察穷究义理的学问；接着考论表，用来考察博古通今的学问；最后考策问，用来考察通晓时务的学问。施行了一百五十年，本应得到合适的人才，超越前代，但最终没听说有像古代豪杰那样杰出的人物出现在其中，而且文章辞采终究比不上古人。虽说人才的高下与时代有关，但也是科举制度造成的。三代取士的方法，姑且不论。唐宋以来，科举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就是现在的经义考试；进士科则兼考诗赋。当时两科并行，而进士科选拔的人才最为兴盛，名臣将相大多出自其中。出身明经科的虽然接近正道，但资质拙劣的士人也能考中，被称为"学究"。诗赋虽然近于浮华艳丽，但必须广泛涉猎、博览群书，出入经史百家，这并非诗赋本身能选拔人才，而是博古通今有益于治理国家。到宋代王安石为相，废黜诗赋，推崇经学考场，用经义论策取士，可以说是一扫历代的陋习。然而士人专攻一经，白发苍苍也不去研究其他经典，把经史置之度外，认为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后来王安石说，本意是要驱使学究变为进士，没想到反而驱使进士变成了学究，大概王安石自己也感到惭愧后悔了。如今的科举虽然兼考策论，但百年以来，主考官所看重的、士子所研习的，只在经义，认为经义既已精通，那么策论就不必再花工夫研习了。古代通晓经典的人，是通晓其义理罢了。如今则是割裂拼凑、穿凿附会、支离破碎，用来迎合主考官的要求，穷尽一生精力，无法防止这种弊端，偶尔碰上科举考中的。把学问弃之如敝屣。刚想要认真求学，而精力已经耗尽了。人才不如古人，其实原因就在这里。既然如此，那么进士这一科，能不改变吗？回答是：科举不必急着改变。用经义取士，这种学问方向是正确的。所遗憾的是，这种学问范围稍嫌狭窄，不能充分发挥天下人的才能罢了。我想在进士科之外，另外设立一科，如同前代的制科一类，必须兼通各种经典，博览子史词赋，才能参与其中。有官职的和没有官职的人都可以应试，其中甲等授予翰林，其次是科道官，再次是各部属官，而已有官职的人则依次升迁。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都将奋发向学，即使已有官职的人也会跃跃欲试、有振奋进取之心，就不再有专攻一经的陋习了。"正德、嘉靖年间，文风日益苟且。杨慎极力论述其弊端说："太祖当初制定科举制度，诏令举子的经义文章不得超过三百字，不许有浮华虚饰、异端邪说。近来举子的文章冗长拖沓，甚至有多达千余字的，不依据朱熹、程颐的学说，胡乱穿凿附会。破题被称为'马笼头'，到处都可以套用。又称为'舞单枪'，想要一跃而上。起首语有上百字，被称为'寿星头'，冗长而空洞。文中惯用'存乎存乎''谓之谓之''此之谓此之谓''有见乎有见乎'这类套语，名为'救命

译索'，不管与题目是否切合，篇篇相互因袭，老师用这个方法教学生，朝廷用这种方式取士，怎能防止这种弊端？"又说："本朝用经学取士，士子除了自己专攻的一经之外，很少能融会贯通。近来稍微知道要务求广博以博取虚名，但不深究本源，比如对于五经诸子，就割取其中零碎的语句来使用，称为'蠡测'。对于历代各种史书，就抄录节选其中零碎的事迹拼凑起来，称为'策套'。这些割取抄录的人，本已不通晓经史，章句血脉都失去了真意。有把汉代人当作唐代人的，有把唐代的事当作宋代事的，有把一个人分作两个人的，也有把两件事合并成一件事的。曾见考官的范文引用制氏论乐的典故，却把'制氏'误作'致仕'；士子的文章引用《汉书·律历志》，把'先其算命'误写作'先算其命'。近来又被书坊刻印散布，辗转传抄而产生更多差错，士人的学风越来越败坏了。"黄尊素说："本朝取士的方法，大体依照仿效宋代的制度，但其中也有不同之处，一些细小的方面姑且不论。如今天下取士都是由学校升贡而来，宋代则科举与学校完全不相关。每逢秋试，从县令佐官开始考察品行、担保推荐上报到州，州的长官、副官再复核审察确认属实，才能进入试院，其士子未曾隶属于学校名籍。后来三舍法施行，这才是学校中的科举，但不经过学校而参加科举的做法依然如故。如今是三年一次乡试考一省。"汇集所属郡邑的士子来考试。宋代则是各州各自举行考试，各自发放解送凭证，与所属路分无关。只有做官的人回避嫌疑应试者，以及避嫌需回避本乡的人，在转运使处应试，这种考试反而被称为"别头试"。如今士人一旦经过乡试中举，就等到会试的日期到来，直接跟随计吏进京，不必再重新取得乡试解送资格。宋代则有特恩才能免除解试，或者只减免一次考试而已。宋代落第的进士即使曾经参加过省试（即如今的会试），到下一科仍需重新参加解试，合格后才能再参加省试。如今殿试只不过是决定名次的高低，没有黜落的情况。宋初对于殿试特别看重，如果不合格，那么之前的省试成绩就都作废了。所谓的"特奏名"，凡是被乡里推荐为贡士而屡次被吏部黜落的，或者殿试未被录取的，累计前后应考的次数，参照其年资而分出等级，遇到皇帝亲自策问士人时，就直接准许他们附带参加考试。那些经人举荐的士子不必在州郡应试，只在礼部应试，即使不中也准许参加殿试，所以有免解试、免省试的条例。如今则必须一级一级往上考，没有可以越级应试的。宋代必须赐予出身之后才能授官，如今则只要一经解试合格，就可以直接释褐（脱去布衣）出任州县官。宋代殿试第一名不过担任佥书判官，第六名以下则只是司户、主簿、县尉这类小官罢了。如今则第一甲三人立即成为清贵要职之官，最差的也不失掌管州县的官职。总而言之，宋代取得出身容易而获得实际官职难，如今取得出身难而获得实际官职容易。取得出身容易所以容易埋没委屈人才，获得官职容易所以容易混入败类。这就是本朝的人才远不如宋代的原因。至于科场的弊端也大致相同，有传递答案的、有掉换试卷的、有更换座号的、有试卷被带出考场的、有誊录草率马虎而取得解送资格的、有一人同时参加好几个州考试的、有一人交纳两三份试卷的。如今只有童子试还有这些弊端，解试中已经没有了。但这些弊端还算小，真正导致天下走向大弊病的，在于主考官取舍只看初场，其余各场都不看，出题牵强割裂，句读支离破碎，猜度经义、牵合年代。在士子方面则专门只读时文，一道题目的文章必定有坊间刻本，只需稍微更换首尾，绝大部分内容雷同。雷同之中有得有失，无法用统一标准衡量，以致使天下人才都变得空疏浅陋，不学无术，连经史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来，科举就成了败坏人才的工具，其祸根是一致的。"钱曾说："制科看重的是人才本身，比如宝祐四年的登科录，宋末被称为文天祥榜的进士就是如此。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七年

译开科取士，十八年举行会试，沿袭元代旧例考作经疑。到二十一年才确定三场考试的制度。三百年以来，学生们烂熟于时文，套用陈旧的论策，抄袭功利性的书籍，从取得功名以来，很少听说做官后仍精进学问的士大夫，这又是人把科举制度看得重，而不是科举制度把人才看得重了。"邱濬曾说："士子中有名列前茅的，却不知道史书典籍的名目、朝代的先后、字形的偏旁部首。如果仿照唐宋射策决科、以诗赋取士的方法，彻底洗刷旧有的习气，重新振兴儒雅之风，难道不是斯文的大幸吗？"顾炎武说："大明的科举典章，洪武四十六年制定，凡是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授从六品，第二、第三名授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授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授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的提控出身正七品，二品衙门的都吏出身从七品，一品、二品衙门的掾吏、典吏，二品衙门的令史出身正八品，这与进士出身相差不算太远。后来才立下规格来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于是吏员出身与科第出身之间，高下有如天壤之别了。所以国家开国之初的制度，称为'三途并用'，荐举是一条途径，进士监生是一条途径，吏员是一条途径。有人把科举与贡生分为两条途径，这是不对的。"又说："明初三场考试的制度，虽然有先后次序，却没有轻重之分，然而士子的精力大多专注于一部经典，而疏忽了对古代典籍的考究。主考官阅卷，也只反复审看初场所选中的试卷，而不深入研究后面二三场的内容。以前所说的三场，若不是苦读十年、读书上千卷的人，是无法完成好这三场考试的。如今则致力于揣摩考题、力求侥幸考中，不过是在四书五经之中预拟一二百道题目，窃取他人的文章，记诵下来，等到入场那天，抄写誊录一遍，便可以侥幸考中，而对本经的全文竟有不曾读过的。这样一来，就使天下人都变成了急于求成的儿童，学问因此衰落，心术因此败坏了。"宋代嘉祐年间，知谏院欧阳修上书说："如今参加考试的人，以两千人为标准，请放宽考试的日期限制，先用策问考试来考察他们，挑选出文辞粗鄙恶劣的、文意颠倒混乱重复杂沓的、不理解题目的、不了解典故而对所问内容简略敷衍不作回答的、错误引用事迹的、虽能写成文章但道理见识荒诞怪异的、以及各种违反旧有格式不合考试规范的，凡是这七类人，先淘汰掉。估计两千人中可以淘汰五六百人，用剩下的人，再用论来考试，又按照前面的方法来考核，又可以淘汰其中二三百人，剩下再参加诗赋考试的就不超过一千人了。从一千人中选出五百人，人少就容易考核，不至于让考官昏乱疲劳，考核得精确得当就完美了。即使考核得不够精确，也应当不至于滥收太多，因为节抄剽窃之人都已经被策论考试淘汰了。"如今即使不能恢复两汉取士的方法，不得已而用策论取人，那么欧阳修的这番议论也似乎值得采纳。要挽救如今的弊端，没有比淘汰节抄剽窃之人更紧迫的了，而前面所说的七类人应当优先淘汰，这样一来，昏庸低劣之徒就没有侥幸取中的机会，考中的人也会渐渐减少，科举也会由此变得清明起来。又说："科举的方法，应当使它变难，不应当使它变得容易。假使改变考试方法而使之变难，那么心存侥幸的人就会减少。心存侥幸的人减少，那么钻营求取、患得患失的人也会减少，士人的风气就可以逐渐清明。同时，士子知道考试很难，那么刻苦钻研学问的日子就会增多。多一个刻苦用功的人，就少一个整日群居、言不及义的人，那么士人的风气就可以逐渐走向正道了。"太祖当初设立科举，严格斥退吏胥出身的人，又下诏凡是选拔举荐官员不得录用吏卒之流。然而太祖曾对群臣说：当初有个宪官生病，吏卒前往探望，宪官起身要拄着拐杖行走，于是把拐杖递给吏卒，吏卒拱手退避不肯接受。宪官领悟他的用意，改日见到这个吏卒向他致谢。吏卒说："我身为属吏，不是您家的仆人，不敢逃避劳役而

译顾虑损害尊卑体统。"由此可见吏卒之中未尝没有正直的人，关键在于上位者怎样陶冶造就他们罢了。成祖曾说：刀笔小吏不可以让他们担任掌管风纪的官职。然而如况钟出任苏州知府，黄子威出任松江知府，都治绩卓越，成为一时的贤良太守。其他由掾吏出身而显达的，如滕懋德、张度、胡祯、徐辉、李友直、李信、徐晞、李质、郎本中、万祺，都历官至尚书；王钟、刘本道、李亨、陈宁、汪河、叶春、王春、刘敏、王诏、吴复，都历官至侍郎；乐韶凤历官至祭酒，吕本历官至太常卿，杨时习、汪懋都历官至大理卿，黄政历官至佥都御史，余节历官至御史中丞，张苗历官至通政使，郝郁历官至光禄卿，平思历官至陕西左参政。大概是那时资格制度尚未通行，选拔任用的途径还比较宽广，而且没有严格实行考察连坐的处罚。宪宗成化十九年，大理寺评事申安进言：表彰特异之典，是朝廷用来激励官员的方法。如今巡抚、巡按官对于清廉能干的人未必加以表彰，而受到表彰的人未必真正清廉能干。请求下诏命大臣商议，从今以后表彰特异，必须等到三年考满之后。如果所举荐的不公正，日后此人因奸邪贪污败露，则举荐者要连带获罪，这样才能使官吏称职于本职，百姓安于本业。到这时，吏科给事中王瑞等人又进言：三年一次的考核升降，是朝廷用来激励百官的制度。如今天下各衙门除了土官之外，不下九千个。其余各衙门的官员，除了阴阳、医、僧、道之外，不下一万余人。吏部对各官员的能力是否胜任，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则依据巡抚、巡按的揭帖，在其他各衙门则参考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揭帖。上级的询访虽然出于公心，但下级的奏报大多出于私意，有的是借公事以博取恩情，有的是趁机以报复怨恨，毁誉失去真实，贤能与否失去实情，其他各种弊端不一而足。请求晓谕吏部，张榜告示各官，凡是揭帖所报失实的要连带获罪。如果有应当罢黜而被留用的，允许当地巡抚、巡按上奏论列；有应当罢黜而被诬告的，也要治罪。皇帝下令都按照所说的执行。弘治三年，王恕认为考课的制度荒废搁置而不施行，很不符合为政的体统。请求今后考满的官员都命令给由赴吏部，依照旧例进行考核。到王琼担任吏部尚书时，却说四方遥远的地方，一个官员要到京城参加考满，来回劳累费事，而且耽误公务。允许本地巡抚、巡按开报考核评语，让官员就地复职，等到朝觐时再定黜陟。于是原有的成法完全败坏，为政的体统日益苟且。李梦阳说：如今的官员任期不长久。国初台谏与地方官不甚相通，比如御史升按察佥事、副使，或者直接升任按察使，任职久了就调入朝中任副都御史，再升为左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则升为左右佣都御史，如知府任职久了就升任左右布政使，或参政、左右布政使，任职久了就调入朝中担任各部侍郎、尚书等。这样一来，执法的官吏敢于坚持防范纠察的职权，百姓官吏也没有互相勾结、更改经手事务的嫌疑。如今台谏与地方官职位既然大为相通融，而且任期又不长久。大概官员如果不长久任职，事情必定败坏，所以如今的官员喜欢屡次调迁，过分地相互勾结钻营以求快速升迁，所以私下作弊容易得以规避，大事没有了结，就断绝了迎来送往的路径。更甚的是，官员一到任，百姓还不知道他姓名，他就已经离任了，就像是过客一样。如今又制定了小转调法，比如知府转任按察副使，按察佥事转任参议等；有的年资还未到调迁的时候，又制定了更调法。这样一来，此府调彼府，此县调彼县，此按察司调彼按察司，此省调彼省。更甚的是，巡抚都御史也要调动，法令越是巧妙，官员制度就越是荒废。所以说如今如此。邱濬说：如今的选官方法，文武并用，文官选用由吏部主管，武官选用由兵部主管。兵部对武臣的选拔，起初是按功劳次第任用，后来则完全采用世袭承继的方法，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没有儿子则由兄弟继承，有固定

译的规格。至于都指挥使以至都督，则依据才能加以擢用，又不完全依照资格了。文臣入仕的途径不止一种，其中重大的有三种：进士、监生、吏员。吏员的资格，最高的止于七品，任用他们担任佐贰、幕职、监当、管库等职务，如果没有人保荐推举，不能担任州郡的正职官员。监生则出自学校的贡选，以及举人考进士不中的，在太学里学习。依照年资出任官职，先在府部各衙门历练办事，然后才能在铨选部门中排上名次，依照年资考核，来确定他们的高下，再授予官职。进士初次入仕，也依照他们考中的甲第等级，等到破格提拔任用时，往往超越平常的调迁次序，这又不完全在于资格了。然而任用官员的时间一久，就难免出现弊端。古人用人，贵在人与法兼用，遵守一定的法度，而任用能通权达变的人，使他们依照资历所适宜的、随才能所擅长的，酌量加以任用，不是不用资格，也不是完全用资格。不用资格，是用来对待非同寻常的人才，任用重要的职位，处理繁难的事务；用资格，是用来对待才能小的人，任用资历浅的人，处理冗杂的职务。制定法度大致如此，而且又要得到公正的人来掌管铨选之权，依才任用授职，因时制宜，而对于需要斟酌处理的人才，逐渐加以任用，而杰出的人才就不按常规逐级提升，切要的职位就不按次序任用。除非有大功大德、大才大能，或者国家突然遇到非常的变故，绝不能一下子从士卒提升为将领，从徒步之人一下子提升到卿相之位。至于用百官考课的方法归吏部掌管，内外官员都以三年为一次考核，六年再考核，九年通考，才施行升降的制度，这就是虞舜时代的制度。用御史来考核，就是汉宣帝命令御史考核官员优劣的做法。写下考语，就是唐人评定官员优劣等第的做法。核查官员的档案记录并加以引见奏对，就是宋人引见磨勘的做法。王世贞说："三代以后号称大治的只有汉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特别高，而是因为他们用人的方法简便而没有遗漏。当那时候，天子所依靠共事的人，在朝内不过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诸将军，在朝外不过是郡守县令罢了。就拿郡守来说，他的狱讼、军事征发、钱粮、征召、赏罚，没有不完全交给他去处理的，不用私人去监察，不用文牍法令去牵制，只考核他的政绩来评定优劣，来施行我的考核制度罢了。"三公的空缺从九卿、郡守中选拔递补，而不设立其他专门的曹司来专管这些事。九卿可以升任将军，太尉可以升任丞相，而不分设不同的途径来加以限制。狱吏也能通晓经学，武官也能熟习吏事，书生也能通晓武事，所以汉代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而没有埋没的弊病。本朝在朝内设三公九卿，大约延请访求古代的制度而制定；在朝外则详备地设置郡守之上有监司来统辖，又设中丞来节制，御史来监察。就连郡守自己也不能擅自决定，即使是征收薪炭以上的赋税，虽然只是一斗一斛也不敢擅自处置。朝内的军府衙门能够管理军事，却不能掌握军权；兵部能够掌握军权，却不能管理军事。它们大小相互制约，就像犬牙交错一样；它们俯首听命于法度，就像被束缚一样。所以即使拥兵占据连城，统率百万大军，一个穿红衣的小吏拿着一纸诏书就能拘捕他，不敢有所行动。得意的时候今天还是公卿，掌握国家的命运；失意的时候明天就成为剃发戴枷、穿着囚衣的罪人，蹒跚地行走在长安城中，也不敢有怨言。可以说是对于消弭祸乱十分周详，而对于谋求治理却比较粗略。所以像王莽那样奸巧、像董卓那样凶暴、像曹操那样雄才大略的人，都不能完全施展他们的奸巧、凶暴与雄才；即使像周公、召公那样圣明的人，也不能完全施展他们的圣德。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法度约束了他们。如今这个制度不能完全改变，只能变通酌情处理，稍加裁剪调节罢了。谈到辅佐皇帝、赞襄大政的职位，就必须挑选德行贤良的人，而不必全部拘泥于内阁翰林出身的人；对于刚入仕的新科士人、担任翰林院

译词臣的人，一定要让他们补任外官，来熟悉吏治。州郡中那些冗散的官吏中，如有特异才能的，要时常召入朝廷来补充官员的空缺。担任巡抚的官员以及监司、郡守、县令，不满九年不予调迁，其间为他们增加官秩，颁赐金印玺书来表彰他们的功劳，任期满了就为他们破格提拔，来重重地报答那些贤能的人。对于贪污暴虐的官吏，严惩其中最严重的，斥退其次的。至于选拔任用人才的途径，不要专用科举，而要扩大选拔的范围；不要局限于文武之分，而要通融任用。使读书人与办理文案的吏员，如同弓矢一样并列而没有高低之分，这样以后人人都能自我奋发、砥砺于建功立业，天下的人才大概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归有光在工部试用为吏时，他的上司命令归有光撰写《三途并用议》。文中说：所谓三途，就是进士、科贡、吏员。国家开国之初用人，有征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兼人，有楷书，有童子等各种科目。后来大多被废除，太平以来专门任用进士、科贡、吏员三种途径。这两种（科贡、吏员）起初也未曾被废除，而近来想要革新天下的吏治，就在科贡、吏员之中稍稍加以破格提拔，所以有了"三途并用"的说法。其实以前也未尝不是并用的。我认为朝廷想要收到用人的实际成效，对于科贡、吏员应当加以留意的地方，应当先澄清它的源头。因为源头澄清了，然后末流才能治理好。士人与科贡，都是出自学校，都是用经义论策来考试。考进士不中的进入国子监成为举人监生，考举人不中的按年资进贡，进入国子监成为岁贡监生，不像汉代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那样判然分为两类。然而进士升入礼部选拔是较高的选择，而举人落第与岁贡，国家也不轻视对待，所以让他们在太学中学习来观察他们的成就。如果学有所成，即使授予他们进士的官职也可以。如今太学教育培养的方法不完备，只是让他们按资历等候选用罢了，不再像古代舍法那样，这就是科贡的源头不清的地方。吏员在古代本来与士大夫没有区别，到后来品流已经分开，就变成了不同的一类，士人不再肯屈辱去做这个。所以本朝的资格制度中，吏员最高只能做到七品，多用作掾吏、幕职、监当、管库等职务，没有保荐不能担任州郡官员，那么吏员这条路本来就不能与儒者并列。然而他们最初都是由藩司、宪司、卫所、府州县所任命设置的，还留有前代辟举的遗法，而如今则从一开始做吏，就先责令他们缴纳钱财，从提控以下到吏典，只按所缴纳钱财的多少来排定他们出身的等级，这就是吏员的源头不清的地方。要想使举人、贡生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关键在于修明太学的教育方法，那么科贡就可以任用了。要想使掾吏、幕职、监当、管库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关键在于遵循辟举的旧制，那么掾吏、幕职、监当、管库就可以任用了。然而吏员只能依照年资，如同祖宗的制度，不能与科贡并列。我对于科贡还有话要说，会试有甲榜、乙榜之分，乙榜其实也是举人考中的，只是受限于钦定的名额限制才排在其次。乙榜授予教职，其实与进士没有差别，如今却特意把考卷不佳的放入乙榜，而与恩科录取的人一概授予教职，那么教官的选任就变轻了。岁贡本来是选拔州县中的优秀人才，如同以前所说的贡选那样，如今不依照洪武年间的旧制，而只专门累积年月资历，那么岁贡中就没有几个优秀的人才可以施以太学的教育了。我又奇怪如今没有澄清源头的办法，而堵塞源头的做法却又不止一处。自从纳粮买马、开挖运河、纳级捐官的先例日益增多，做官的途径变得驳杂而多头，官场的风气因此日益败坏，而科贡、吏员都因此而受到阻碍妨害了。所以要想振兴整顿吏治，不如澄清它的源头而不要堵塞它，凡是这些都是在原有的规格条例之中修补它荒废败坏的地方罢了。在这两方面，源头已经澄清，规格条例也已恢复正常，然后在其中简拔卓越特异的人才，加以破格提拔，因为天下奇才俊杰的士人少而

译中等平庸的士人多，君王治国的方法，先要制定法度来适应天下中等平庸的士人，而运用灵活的精神独可以对奇才俊杰的士人施加于法度之外，而不被法度所限制，这就是能够鼓舞振奋一代人才的原因。有人说："你说吏员这条路不能与儒生并列，但先朝像尚书徐晞、知府况钟这些人都做到了显赫的官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又不能用吏员这条途径来一概而论。因为先朝用人，有时是从常规之外选拔的，宋濂是一代文章的宗师，杨士奇是三朝辅政宰相之首，都是从平民百姓中破格崛起的，于是掌管皇帝的制诰、机要密务，这难道是拘泥于按部就班之人所能做到的？"大凡自古以来，历代中期，还未尝不广泛招纳俊杰、博采声望人才，屈尊礼遇隐居的贤人，殷切期盼众多的士人。如今一百多年，寥寥无几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而是专门按资格来晋升，如今也颇为苦于这种拘束局限，而不能豁然开朗。因此我想到了三途并用的说法。我认为如果不彻底打破因循守旧的论调，考察国家的旧制度，追随三代两汉的崇高足迹，来振作鼓舞一代人才，恐怕不足以铲除历代积累的宿弊，而收到用人的实际成效。神宗万历十一年，副都御史邱橓陈述吏治的积弊有八件事，说："京官考满，河南道照例都写称职，外官给由，巡抚、巡按官一概给予保留的评语，把朝廷用来甄别官员优劣的制度，变成了人臣互相交好的资本，这是考绩制度的第一个弊端。御史巡视地方，还没有离开京城，暗中托付照顾的人的姓名已经写满了私人的簿册，刚到所辖区域，请托办事的书信又摆满了行台，凭着执法官员御史的威严，却束手俯首、听凭他人使唤，这是请托的第二个弊端。巡抚、巡按评定监司的考语，必定委托给下属官员，下属官员不顾是非曲直，过分夸大评定为优良，监司既感激又畏惧他，彼此互相勾结，上下之间的名分荡然无存，他们考核郡守县令也是这样，这是访察的第三个弊端。贪污腐化成风，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但被弹劾罢官的，大都是势单力薄之辈，如果是根基深厚、势力强大的贪官污吏，即使贪赃枉法、声名狼藉，还能得到举荐提拔的机会，对小吏严厉而对大官宽松，详查即将离任的官员而忽略在任的官员，这是举荐弹劾的第四个弊端。惩治贪污的法令，在于提审问罪，却只是徒有虚名，暗中放纵让他逃脱，有的略微逮捕而不予追究，有的用批驳的方式来拖延，有的用含糊其辞的方式来使其侥幸脱罪，即使有始终追究到底的，也一定要博取宽厚长者的名声，而以完全依法办事而自我嫌避，贿赂受贿有的多达上万两银子，但判罪定赃却只坐实极少的一点，草菅人命有的多达几十条性命，处罚却不伤及他分毫，这是提审问罪的第五个弊端。举荐纠劾，本来是用来劝勉警戒官员的，如今举荐则先考虑进士出身再考虑监生出身，如果没有依靠凭借的关系就不予举荐，弹劾则先弹劾监生出身再弹劾进士出身，即使有可以非议之处的进士也很少被涉及，官员的迁调升迁差遣，专门计较出身的途径。"于是同样是官员，却不敢同席而坐、并肩而行，助长了骄纵的风气，压制了贤能豪杰的志气，这是资格制度的第六个弊端。州县的佐贰官虽然职位卑微，也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必须以礼相待，然后才可以用法度要求他。如今却对他们随意役使责骂，与对待衙役差不多，只让他们承担污秽害民的恶名，不屑于加以约束治理，这样礼与法两方面都失当了。学校的教职，关系到贤才的培养，如今却不问其职务表现，而随他自便，等到考核政绩时，就说这是清苦的官职，一概给予上等考评。这些人知道上司不重视自己，就因此自暴自弃；知道上司必定会怜悯自己，又因而日益懈怠苟且，这是对待佐贰、教授官员的第七个弊端。科举取士，向来有门生、座主的称呼。至于巡按官举荐弹劾本是他的职责，但被弹劾的人不埋怨举荐弹劾者，举荐的人却独自冒领恩惠，被尊称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馈赠礼物，终身不废。假借表彰甄别的制度，打开贿赂的门路，这

译是馈赠的第八个弊端。有诏书称赞良好的，务必要痛加惩治使巡抚、巡按积久的弊端，如果不遵照诏令，就治他的罪。"胡安国说：陆子元曾经说，如今吏部的职务比拟古代的宰相，而它掌握官员升降的权柄有宰相所不及的地方。比如前代君主有所简选拔擢，有的不经过中书省，祖宗时期用人也往往出自皇帝亲自擢用。如今凡是不经吏部拟定上奏而特旨升迁调任的，称为"传奉官"，必定不久就会被罢免，人们也以担任这种官职为耻。又比如有过失被降职罢黜的，即使是奉皇帝特旨罢黜的，日后还可以重新起用，唯独经吏部考察罢黜的却永不录用，这种制度体制的严重性，是古代所没有的。我认为考察的方法未必人人都能像明镜一样公正，怎知道没有徇私偏袒或者听信谗言而致使判断错误的情况？况且单方面的诬告类似于匿名中伤，比公开告发更为阴险，于是使一时的谗言蜚语，导致人终身被禁锢不用，把朝廷黜退幽滞人才的制度，变成了谗佞之人报复私怨的资本，立法的弊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当时选官的人请托权贵，吏部尚书孙丕扬创立了掣签选官的方法，来杜绝这种弊端，一时被称赞为公正，但有见识的人却往往非议这种做法。孙承泽说：孙丕扬大选官员的掣签法，于慎行曾经议论它不合体统，说古人见到授官条格，就退避而不看，认为一个吏员就足够处理这些事了，怎么能让主持衡量选拔人才的重要部门，自甘处于一个吏员的职分，而对官员任用没有自己的主张裁决，这也太浅陋了。至于人才的长短各有所擅长，官职品级的高低各有所适宜，地方事务的繁简各有所相合，路途的远近各有所依据，却用抽取竹签这种粗浅的智巧来代替应有的审慎把握，这就好比遮住镜子却想要凭借它来照出影像，握着秤杆却想让它自己称出结果一样。熹宗初年，赵南星掌管吏部，上疏谈论掣签的方法。自古以来没有这种做法，从万历年间才开始使用它来表示公正，但它刚开始施行的时候就已经行不通了，于是就有了伪造签子的弊端。谋求空缺职位的人没有不能如愿以偿的。御史翟学程的奏疏，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很可笑，确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荀子说过："探取筹码、抽取钩签，是用来表示公平的方法。"这只是假借这种方式来表明施行法度掌握在人的手中罢了，却没想到天下竟然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似乎应当加以改变，来恢复祖宗的旧制，于是停止了抽签的方法。到天启末年又恢复施行，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再改变。人们因此讥笑吏部为"签部"。明朝的制度中铨选政务最为严格，比如户部的官员不许由苏州、松州、浙江人担任，因为这些地方赋税繁重，恐怕会飞洒诡寄、作奸犯科。然而奸弊的孔窦，都是由吏胥造成的。堂官、司官经常迁调不定，哪里会有什么奸弊呢？再者，上自内阁、各部，下至驿站、粮仓、巡检司，大都以虚文相互应酬。京城尚且如此，外地的官吏就更加严重了。官员的政事，一概交给吏胥去办理，而吏胥所依据的，不过是以往的旧文书，历年沿袭下来的陈规。上级既然用这种方式来要求下级，下级也就用旧规惯例、虚文来应付上级。一旦有不能应付的地方，那么上级的吏胥又乘机用法令来加以刁难了。所以吏治终究因此不能振兴。万历年间选拔六科给事中，很多人都不能令人满意。编修张元桢说："应当以见识器度宏远、学问渊博、文章优美丰赡的人来充任，不必拘泥于外表体貌的高大魁梧。"

译議論的人以「不拘體貌」這一說法有妨礙為由，這事最終沒有實行。陸容說：「六科是近侍之官，兼管奏對，若不挑選體貌端莊厚重、言語準確得體的人，就無法使班行顯得壯觀，無法為朝廷做出表率。」但從前擔任這一職位的人，體貌並非不端厚，而他們的器識學問文章往往超過常人，這是出自精心選拔，被稱為得人，像姚防、葉盛、尹旻、張寧這些人便是如此。此後就專門以體貌為主，而原本所看重的（才學）反而不被計較。所謂出題考選，也不過是借此掩人耳目，虛應故事罷了。假使擔任吏部之職的人以天下為公心，不暗中偏袒鄉里之人，遇到缺額就挑選體貌豐偉、聲音吐屬得當的人，選出五倍於所需的名額，再考察他們所寫的奏議彈劾文章數篇，每五六人中選其中優異的一人奏報上去，這樣還選不到人才，我是不相信的。

至於資選之法，孝宗弘治年間吏部尚書王恕說：「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也曾有災害損傷，各邊也曾有軍餉不足，當時沒有捐粟入仕的成例，卻沒聽說糧食不足，軍民也沒聽說困乏。近年來一遇到災荒歉收，就施行捐納的成例，這樣人們既已用財貨換得官職，想要他們磨礪廉節做個奉公守法的官吏，哪裡做得到呢？」皇帝當即下令停止此事。

王圻曾經考證論述說：以資財折算入官始於西漢，說的是任用富人可以做到不貪。此後因邊境費用不足，輸財選官成了習俗，雖然張釋之、黃霸、卜式、司馬相如都是由此出身，卻不以此為忌諱。然而終西漢一代，得到的人才也不過四五個罷了。唐宋以來，也間或施行此法，大抵都是因為軍興糧匱，不得已而為之。我朝宣德以前，科舉、貢生入太學的途徑，尚且必須精心選擇，戒除庸劣濫竽充數之人。到了景泰年間，才因邊境多事，開設生員納粟、納馬入監的成例，然而當時人數不過八九百人。不久吏部尚書王直、禮部郎中張綸都上書進言，禮部侍郎姚防議覆此事，於是這事就停止不行了。成化初年，又重開納糧、納草、納馬的成例，沒過多久又停止。成化二十年，山西、陝西大饑荒，百姓相食，大臣們因救荒無計可施，不得已又下令納粟入監，限定一年多後即停止。當時入監的人已達六七千人，於是下令入監者過兩個月就放歸，聽任那些願意依靠親屬、自備薪米寄監讀書的人。不久又下令納粟監生年二十四歲以下的，若願意坐監，自備薪米寄監讀書，扣到年滿二十五歲以上才准許領取糧食、收撥為正式監生。二十二年，下令納銀米的監生到監兩個月後放回原籍，收充為增廣生員，年二十歲以下的以八年為期，二十歲以上的以五年為期，期滿後諮取入監，恢復班次序列撥補。正德以後，有的因賑濟，有的因防禦，有的因傳奉，開設上繳糧米入監的成例，於是納銀入仕的途徑越發廣泛。世宗承繼大統，下詔嚴令停止此事。嘉靖四年，又重新暫時開放，但須經提學官考核其能通曉文義者，兩京十三省限定不超過五千人。當時各王府的典膳、引禮等官員、青衣社學的學生也都得以援引此例入監。近年來太僕寺缺馬，戶部缺邊防經費，於是開設的成例越發泛濫，以致市井中的平常人都能借「俊秀」的名目輸納糧粟入監，被銓選任用的人多達數萬。歷考先朝雖然不得已而施行此例，但也必定經過各提學官考試其文理通順者然後才准許，又各地方都限定名額數目，再者年二十五歲以下的即便寄監也不得領取糧食、收撥為正式監生。近來此例都未曾重申明確，其中英俊之人由此而登科出仕、樹立功勳的，難道沒有嗎，但千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罷了。

译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三

职官

臣等谨案：杜佑撰写《职官典》，上溯黄帝、神农之世，下至唐代，历代官制的沿革，条分缕析，分为二十二卷。开篇先叙官制大略，即三公、三省尚书、御史，共六卷。接着是诸卿、武官、东宫官、王侯封爵、州郡、文武散官、禄秩、秩品，共十六卷。从长官、副贰以至隶属、阶品、命数，依次详细记载。私下以为唐代的职官制度，杜佑《通典》记载已大体完备，自天宝以后并无重大改革，其间增设的官职不过十几条而已。到了五代，官制混乱庞杂，废置无常，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序中说："乱世分离，文字残缺，所以没有职官志。"如今考察其帝纪、列传，并参照《五代会要》及《册府元龟》等书，其中涉及官职的，除宰辅、诸卿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记述的了。宋朝初年官职没有定额，官员也没有专门职守，三省、二十六曹、四司，大多由其他官员兼管判处。到元丰年间才开始更新官制，废除空有其名的官职，让各官都遵守本职，衔名、员额大体沿承唐制，而更加详备。建炎年间大多加以省并，然而或废或复，仍未完全更改初制。辽朝建国之初，事务简单，职守专一，神册六年下诏厘正班爵，因为习闻河北藩镇接受唐朝官名的做法，所以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枢密使之类的名号施用于部族，其伊勒希巴、多啰伦、穆腾特哩、衮林牙、裕悦之类的官名，则沿用其原来的称号。等到取得燕、代十六州之后，便采用唐制设立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称为南面官，用来治理汉人。金朝自景祖开始设立官属，其官职都沿袭辽朝旧制，多用本国语言命名。天辅四年设立尚书省，于是有了三省之制。到熙宗才颁布官制并改易官员品级，任命内外官员，开始把勋、封、食邑列入官衔，此后其制度才算确定下来。自省而下为院、为台、为府、为司、为寺、为监、为局、为署、为所，各自统辖所属，以处理本职事务，员额简省而不滥设，职守固定而不轻易变动，终金朝之世未曾稍加更改。元朝自世祖即位，命刘秉忠、许衡斟酌古今之宜，确定内外官制，总管政务的是中书省，掌握兵权的是枢密院，主管黜陟的是御史台，在朝内有寺、监、卫、府，在外则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宣访司等各司以及路、府、州、县的官员，一代的制度自此才算完备。至于因事而设置、事情办完就撤销的，以及异教杂流、世袭之类的官职，名目类别实在繁多，即使是正史也大多简略而未加记载。到至正年间战事兴起，增设的官职不遵循旧制，平章有添设的名号，枢密有行院的称呼，纪律紊乱而官职愈发滥设了。明朝的制度沿袭汉唐旧制而有所增减，从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不再设置，把中书省的政务分归六部，由尚书总理天下事务，侍郎作为副职，纠察弹劾的职责归于都察院，奏章的呈递归于通政司，平反冤狱的职责归于大理寺，这也是汉朝九卿遗留下来的用意。当初设置大学士，只是特备顾问，很少参与决策。到洪熙、宣德年间，加封至三公三孤，于是成为宰相，地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