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五

译希望陛下坚守贞观年间的法度【按王去荣犯法，律法中有应当治罪的条文，而肃宗因为炮石技艺看重他，将凶恶之人置于不问，仅仅剥夺他的官职，竟然免除刑罚诛杀，未尝不是招致祸乱开启奸邪的开端。贾至、韦见素等人依法论理，所说的话公允恰当，虽然没有被采纳，但这番议论不可埋没，所以特别记载下来】

德宗时，郭子仪的女婿太仆卿赵纵被家奴告发，御史弹劾审理此事，家奴被留在内侍省关押。宰相张镒说："贞观年间有家奴告发主人谋反的，太宗说：'谋反按理不能只靠一人独自成事，应当有其他人发觉举报，何必需要借助家奴告发？'于是立下法令规定家奴告发主人的要处斩，从此卑贱之人不得干犯尊贵之人，下级不得凌驾上级，教化根本得以整肃而悖逆祸乱不会兴起。"近来，长安县令李济因家奴而获罪，万年县令霍晏因婢女而遭谴责，于是使得地位低下之人也像家奴告发主人谋反一样，这种畏惧悖逆傲慢的风气正在形成，逐渐不可助长。建中元年，诏书规定："家奴告发主人，只要不是谋反叛逆的，按自首之法同样处理。"如今赵纵的事情并非谋反叛逆，然而家奴被留在宫中关押，赵纵独自下狱，这在情理上让人难以接受。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将赵纵贬为官奴，用杖刑处死。

窦参担任大理司直，婺州刺史邓珽犯贪赃罪牵涉八十贯钱，邓珽与执政大臣有旧交，想借着大赦免除追缴赃款。皇帝下诏让百官共同商议，多数人都迎合执政大臣的意思。窦参独自坚持己见，邓珽最终伏法，被追缴了赃款。

杜亚担任东都留守，有强盗抢劫运往洛阳城北的绢帛，杜亚厌恶大将令狐运，恰好令狐运与他的部下在北郊打猎，杜亚怀疑他是强盗，将他逮捕审讯，牵连关押的有四十多人。杜亚打算发泄他一贯的怒气，并且以捕获盗贼为功劳，上表明确指出令狐运是强盗的情状。皇帝相信而不怀疑，宰臣认为这个案子重大应当审慎，奏请重新审理复查，命令侍御史李元素前去审理。杜亚在半路上迎接，说案情已经审定，李元素查验后，五天内就把囚犯全部释放回去了。杜亚十分惊讶又愤怒，亲自骑马追上去责问他，李元素不回答。杜亚于是上表说这是诬陷构陷。李元素等到回朝复命，话还没说完，皇帝发怒说："出去，等候旨意。"李元素说："臣的话还没说完。"皇帝又说："暂且退下。"李元素说："臣一旦退出去，就不能再见到陛下了，请求让我把话说完。"皇帝的态度稍微缓和，李元素才详细陈述了令狐运的冤情，皇帝这才醒悟。几个月后，果然抓获了真正的强盗。

京兆尹李充有良好的政绩，裴延龄厌恶他，诬告弹劾李充多次向陆贽赠送金帛，应当治罪，又说他侵吞京兆府的钱财六十八万缗，请求交付比部核查。当时郎中崔元翰怨恨陆贽，揣摩裴延龄的意图，将李充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十分急迫。内心用严苛的文字定罪，刑部侍郎奚陟持公允的态度，不偏不倚，并且说京兆府的钱财是供给县馆驿传的余款，因度支使用而所剩无几。李充最终被免罪，崔元翰不能得逞，因愤恨而死。

宪宗朝，江西观察使裴堪上奏弹劾饶州刺史李将顺贪赃的情状，朝廷没有复核查证，就贬黜李将顺为道州司户。尚书左丞吕元膺封还诏书，上奏说："纵使裴堪的话足够可信，也不能作为天下的法则，请求派遣御史查办审问。"宰臣不能改变他的意见。

宣徽院五坊小使借着秋季检阅鹰犬的机会，所经过之处骚扰官府衙门，得到丰厚的馈赠酬谢才肯离去。下邽县令裴……

译李寰不行礼，(小使)于是构陷李寰口出污言，把他送进诏狱，判定犯了大不恭之罪。宰相武元衡婉言劝谏，皇帝更加恼怒，没有任命(裴度)为御史中丞。裴度在延英殿觐见，皇帝愤恨地说："李寰确实无罪，就该杖打那个小使；小使若无罪，就该杖打李寰。"裴度说："如此责罚，本是应当的。只是李寰身为县令，爱惜陛下的百姓，怎么能治他的罪呢？"皇帝脸色缓和下来，于是释放了李寰。神策军自兴元年间以后日益骄横放纵，府县官府都无法制约。神策军吏李昱向富人借了八百万钱，三年都不肯归还。京兆尹许孟容派差吏把他抓来审问，给他限定还钱的期限，说："如果到期不还，就要处死。"全军都为之震惊，向朝廷诉冤。皇帝下诏把李昱交给军中自行处置，两次派使者传令，许孟容都不听从。他上奏说："不遵奉诏令，臣应当被处死。但臣的职责是治理京城，应当替陛下抑制豪强。钱没有全部交还之前，李昱不能放走。"皇帝嘉许他坚守正道，答应了他的请求。京城的豪门权贵都大为震惊。有个叫鉴虚的僧人，从贞元年间起就打通关节、行贿受贿，依仗宦官为非作歹，因牵连于頔、杜黄裳两家之事，被逮捕下狱。御史中丞薛存诚彻底追查弹劾他，查得赃款数十万，依法应处死刑。皇帝身边有权势的近臣纷纷为他向皇帝求情营救，皇帝下诏释放他。薛存诚不听从。第二天皇帝派使者到御史台传谕说："朕需要当面审问这个囚犯，并不是要赦免他。"薛存诚上奏说："案子已经审定，陛下如果一定要召见并赦免他，请先杀了臣才可以，否则臣不敢奉诏。"鉴虚最终被处死。穆宗长庆年间，裴潾任刑部郎中。有个前任率府仓曹曲元衡杖打致死百姓柏公成的母亲，法官认为柏公成母亲之死不在受杖处罚的范围之内，(判定)曲元衡因父亲荫庇，应当赎罪，征收铜以赎罪；柏公成私下接受了曲元衡的财物，隐瞒母亲死亡之事不上报，官府的司法官也因遇上恩赦而免除了他的罪。裴潾议论说："掌管刑罚，是公家的权柄，在职的官员只能在自己管辖的部属范围内施行。曲元衡本人并非在职为官，柏公成的母亲也不是他的部属，他却擅自倚仗权势暴力，如此残暴施虐，怎么能适用常规的法律条文(从轻处理)呢？柏公成从仇人那里收取财物，以母亲的死亡为自己谋利，违背人伦天性，尤其应当处死。"奏章呈上后，皇帝下敕令将曲元衡杖打六十，发配流放，柏公成判处死刑。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犯罪应当处死，他贿赂宫中宦官为自己说情开脱。御史中丞牛僧孺坚持己见，不肯改变。皇帝当面对他说："李直臣的事虽然有过失，但他有治理边疆的才干，可以委任他去边地任职。朕想要饶他一死,你看怎么样？"牛僧孺说："凡是没有才能的人，最多不过保住俸禄、取悦于人罢了。帝王的法度，用来约束奸雄之辈，正是针对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安禄山、朱泚就是因才能超过常人，才搅乱了天下。何况李直臣只有小才，怎么能为了他而屈枉法度呢？"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文宗太和五年，郑注构陷宋申锡的案子，逮捕仓促，案情由宫内发出，没有证据可以查验。右散骑常侍崔元亮率领谏官在延英殿叩阙进谏，反复苦谏，说了几百句话。皇帝没有明白(听从)他的意思，崔元亮把笏板放在殿阶上说："孟子说过：众人都说该杀他，还不可以(就杀)；卿大夫都说该杀他，还不可以(就杀)；天下人都说该杀他，然后再去查验，才可以依法处置。如今杀一个普通百姓，尚且要考核法律，何况要诛杀宰相呢？臣是为陛下珍惜天下的法度，并不是为宋申锡说情。"说完伏地痛哭流涕。大理卿王正雅与京兆尹崔琯也上疏说，应当把告发之人找来，查验他的供词后再上报。郑注等人因此感到忌惮，于是这桩案子渐渐得以缓解。太和六年，濮州掾崔元武收受属吏的赃款，又率领属县用公款购买私人马匹并虚报价格出售给官府充作叠马，两项罪合计折合绢一百二十匹。大理寺判决三项罪行按其中最重的一项论处，认定将私马纳入官府一事最重，只削去他三个官职。刑部复审认为应当判处流放，尚未决断。天平节度使殷侑上奏说，三项罪各不相同，应当依照其中最重的一项定罪，按照法律，枉法赃满十五匹以上就要处以绞刑，多次犯罪的应当累加论罪。崔元武所犯都属枉法之罪，应当处死。皇帝下诏依照刑部的意见，判处崔元武杖刑，流放贺州。皇帝嘉许殷侑坚守法度，提升他为刑部尚书。武宗会昌年间，泽潞叛乱平定后，朝廷议论认为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是裴问的妹妹，想要宽恕她。当初刘从谏死后，刘稹叛乱，裴氏用酒食款待潞州将校们的妻子，哭着劝说她们，以巩固叛逆的图谋。主管司法的官员请求依重刑处置她。刑部侍郎刘三复又上奏说："刘从谏包藏祸心，罪迹昭著，作为人臣却图谋叛逆，本应当诛灭三族。裴氏本来就不能免于极刑。况且刘从谏死后，她主张策划狂悖的图谋，罪状不止一条。刘稹年纪幼小,叛逆之心尚未深重。裴氏身为母辈，本应当用忠孝之道诱导劝说他，向他阐明祸福的根源。然而她却激励凶恶的党羽，巩固叛逆之心，广泛招纳将校的妻子，郑重摆开酒食的宴席，用号哭来煽动众人的心意，用赠送财物来笼络众人的感情。于是使得叛党拖延了本不可赦免的诛杀，使那作恶的孩童延续了本该必死的性命，以至拖延满一年才被处以刑戮，这都是裴氏的罪过。虽然凭裴问的功劳，也许可以希望减轻她的罪责，但国家自有法度，难以商议从轻处置。管叔是周公的亲弟弟，有罪也照样被诛除。凭周公那样的贤德，尚且不赦免兄弟的罪过，何况裴问的功劳，又怎么能打破朝廷的法度呢？依据裴氏废弃臣妇之道，心怀叛逆作乱的图谋而论，裴问纵然有如周公一般的功劳，也应当施行如周公诛管叔一样的诛戮,何况按照朝廷法典,本来就不容置疑。"于是裴氏被请准依法处置。宣宗大中年间，韦澳担任京兆尹，皇帝舅舅郑光庄园的管事，仗势蛮横放肆，多年不缴纳官府的赋税。韦澳把他逮捕关押起来。后来有一天皇帝问起缘故，韦澳详细陈述了他的奸邪情状，并且说一定要将他依法治罪。皇帝说："可以饶恕他吗？"韦澳回答说："陛下从宫内提拔臣担任京兆尹，怎么能让统一的法律只在贫贱百姓身上施行呢？"皇帝入宫禀告太后说："这个人是不能触犯(法律)的。"后来那管事缴纳了赋税才得以免罪。

译后唐明宗时，汴州仓库官吏七十二人被判定贪赃应处死，分别在三个集市处死。史彦弼是汴州牙校，是旧将的儿子，也是石敬瑭的亲戚。王建立上奏希望免其死罪，明宗说："王法不徇私情，怎能因私情而枉法？"于是都被处死。吕琦担任驾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河阳主管仓库的官吏偷盗自己所监管的财物，被关入军巡狱。狱吏尹训收受贿赂，翻改其案。犯人家属向朝廷申诉，朝廷下令御史台查验，查出尹训受贿的实情，上奏将尹训押解到御史台。尹训受到安重诲的庇护，不答应吕琦的请求，事情迟迟不能了结，尹训害怕自杀了。案件才得以辨明，因此保全性命的人很多。

后晋开运初年，张仁愿再次担任大理卿。开州刺史王澈犯了贪赃罪，朝廷因为王澈是功臣之子，想要宽宥他。张仁愿多次上奏坚持不改，王澈最终依法伏罪。宋太祖朝，马仁瑀担任瀛州防御使，他哥哥的儿子因醉酒误杀平民，被关入监狱应当处死。被杀者家属自己说并非有仇怨，只是过失而已，愿意按过失杀人论罪。马仁瑀说："我身为长官，而侄子杀了人，这是仗着我的权势横行放肆，并非过失。怎能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就扰乱国法呢？"最终依法论罪。淳化年间，张咏掌管银台封驳司。张永德担任并州统帅，有个小校犯法，被鞭打致死。朝廷下诏查办此罪，张咏将诏书封还，并且说："陛下正委任张永德镇守边疆重任，如果因为一个部下小校的缘故就摧折羞辱主帅，臣担心下级欺凌上级会由此开端。"太宗没有听从。不久果然有营中士卒胁迫上诉军校的事，张咏又引用以前的事来进言，太宗才改变脸色慰劳他。澶渊之役中，众将领在敌前退却受挫，真宗已经下诏宽恕其罪。议论者认为败军之将应当诛杀，皇帝疑惑不定，就此事询问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高琼回答说："罪过确实应当诛杀，但陛下去年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现在又重新追究，这不是讲信用。而且现在正屯兵各地，不是更换将帅的时候，臣担心众人心中会疑惧不安。"于是作罢。违制之罪的法律规定，向来是无论故意或过失都同样判处徒刑二年。王曾掌管审刑院，请求区分故意和过失，不是亲身接到制书的人只以过失论罪。皇帝不高兴地说："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违制的人了。"王曾说："照陛下的说法，也就不会再有过失犯罪的人了。"从此违制之罪于是有了区分。景德年间，荣王宫失火蔓延到前殿，有人说这不是天灾，请求设狱查究失火之事，应当判处死罪的有一百多人。宰相王旦独自请求觐见说："当初失火时，陛下已经把罪责归于自己下诏告知天下，而臣等都上奏章等待治罪，现在反而归罪于他人，用什么来取信于人？而且火灾虽然有迹象，怎知不是上天的谴责呢？"皇帝听从了他，应当治罪的人都被赦免。王质担任庐州知州，当时有强盗杀死同伙并夺取其财物，被抓获后依法治罪。大理寺驳回说："依法应当原谅。"王质说："强盗杀死同伙并自首的可以原谅，这是用来瓦解破坏他们的团伙、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杀了人却不自首，被抓获后又原谅，那么公然作强盗只需再杀一人，既能独占财物，又可以赎罪。不被抓获就肆意为盗，被抓获就以此为自己开脱。这样一来盗贼就不能被制止，这不是立法的本意。"上疏三次，最终被贬为监灵仙宫。仁宗时，近臣有罪多数不交付官吏审查落实，也不交付有关部门议定法律。谏官王贽进言说："情节有轻重之分，道理上要分清故意和过失，而现在一切都出自皇帝的独断，前后处理不一致，有损于政治。"掌管刑法的官员，又用在什么地方呢？请求从今以后一律交付有关部门，依法正当处理。诏令准许。沈德妃的弟弟沈惟恭，乐安郡主的女婿张承衍，一同负责管理灵观。灵观失火，贬黜沈惟恭到蔡州，张承衍到汝州。沈德妃与乐安郡主一起进言，请求让他们留在京师。皇帝说："已经执行的命令，因为是权贵外戚就收回，那么法律就形同虚设了。"下令催促他们上路。周敦颐担任

译南安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处死，而转运使却想从严治罪。周敦颐争辩不能取胜，把自己的委任状扔掉离去，说："像这样还能做官吗？杀人来讨好上级，我不做这种事。"转运使被感动醒悟，囚犯最终没有被处死。神宗任命韩晋卿为大理正。韩晋卿从仁宗朝起就已经掌管刑狱之事，当时朝廷有疑难议题，就常常交给公卿共同商议。开封有百姓争夺鹌鹑而杀人，王安石认为是强盗拒捕格斗而死，杀他无罪。韩晋卿说："这是斗殴杀人。"登州有妇人谋杀丈夫，郡守许遵坚持要审问，王安石又主张原谅。韩晋卿说："应当处死。"事情长期不能决断，朝廷争论不休，韩晋卿始终坚持不肯改变意见。按照旧例，大理寺、开封府断案得到批准，实际上是掩盖罪行。此后徇私情而废弃法律，法律更加不被使用。哲宗时，开封少尹虞奕说："廷尉执掌天下公平，京师是各地的表率，如果连这里的法律都不能实行，用什么来向天下万国示范？"请求从今以后，除非情理与法律实在不相符，不得轻易请求变更，皇帝听从了。高宗绍兴初年，张九成担任镇东军佥判，有百姓触犯了食盐专卖的禁令，提刑张宗臣想要逮捕数十人。张九成与他争辩，张宗臣说："这件事是左相封文交办的。"张九成说："皇上屡次下达体恤刑狱的诏令，您不体察圣意反而看宰相的脸色行事吗？"张宗臣发怒，张九成当即弃官归去。孝宗时，李浩担任台州知州，豪民郑宪拿钱财贿赂有权势的人家，藏匿赃物为非作歹，事情败露后被拘捕死于狱中，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并把他的妻子儿女流放。权贵教唆郑宪的家人上诉喊冤，并且诬陷李浩有买妾的事，进言者借此排挤他，弹劾奏疏刚要呈上。权参政刘珙越次上奏说："李浩担任地方官因得罪豪民而获罪，被他们诬陷，臣考察事情原委十分清楚。"皇帝回头说："不畏惧强权的地方官，难道容易得到吗？"并且问："奏章在哪里？"刘珙从袖中拿出来，于是留在宫中不下发。大理寺看风使舵，还想归还郑宪被没收的财产。皇帝在奏章后面批示说："台州判决的十分恰当，郑宪家的财产永远不许归还，流放照旧执行。"第二年大理寺上奏结案另一桩案件，皇帝回头对辅臣说："大理寺的官员必须得到像李浩这样刚正的人来担任。"不久大理寺卿职位空缺，皇帝说："没有人能代替李浩。"于是任命他担任此职。程回担任隆兴府知府，进贤县接到省里的公文，说知平江府王佐判决陈长年，擅自把田地卖给他的侄子。陈长年到有关部门申诉长达十八年，他的母亲鱼氏已经七十岁，在公堂上受审辩论。按法律追究纠正，命令等到母亲去世服丧期满之日，就算已经分家。命令天下郡县都以此为法。程回议论说：天下之人，谁没有母亲？孝顺的子孙，应当早晚侍奉、冬温夏凊，不应当拥有私财。按照法律，另立户籍的有禁令，另分财产的也有禁令。当初接到公文的时候，县令应当杖责后遣送回去，让他听从母亲的命令就可以了。何必拖延不决，遍访有关部门，一直上达到登闻院呢？《春秋谷梁传》注说："臣子没有控告君主的道理，这是针对卫侯郑与元咺发的议论。"诸侯对于受命之大夫尚且如此，子孙对于母亲，却让他坐在公堂上和官吏对质，爱护自己亲人的人听到这件事，不由得涕泪纵横。按照法令条文分家产，是指祖父母、父母服丧期满以前所拥有的财产而言，既然如此，那么母亲在世，子孙就不应有私财。假使他的母亲有一天把儿孙的财产全部用尽，也不能违背教令。既然让财产归于他的母亲，那么此前所花费的，是卑幼擅自动用尊长的财物，按法律必须五年后尊长告发才受理，何必预先约定母亲去世之日，又开启日后争讼的端绪呢？又怎知不听教令的子孙不会死在母亲之前呢？地方官是百姓的师表统帅，是政教所出之处，实在应当纠正地方官不称职的过错以及子孙不孝的罪过，来警示天下为人母亲的人。宁宗时，董槐担任广德军录事参军，有百姓诬告富人李桷私

译自铸造兵器、结交豪杰来响应李全，郡府将他逮捕入狱。董槐察觉此事有冤枉，把情况告诉了知府。知府说："这是给谋反者辩解开脱。"董槐说："官吏明知案子有冤枉，却把他推向死地来附会法律，难道法律是说凡是被告的人无论冤枉不冤枉都可以杀吗？"知府不听。不久，知府因丁忧离职，董槐代理通判州事，感叹说："李桷确实冤枉，现在不为他洗雪，他就活不成了。"于是替他翻改案词，证明他没有谋反，写成文书上报，最终使李桷得以脱罪。

辽天祚初年，彻底追查耶律伊逊的党羽，有关部门并不放在心上。御史中丞耶律舍哩上书说："恩赏公明，那么贤德的人就会受到勉励；刑罚得当，那么奸邪的人就会消除。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天下不用劳费就能治理好。耶律伊逊窃取权柄肆意作恶，罪行难以言表，蒙蔽先帝的圣明，诬陷顺圣，构陷忠良正直之士，败坏国家欺瞒君上，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仰赖宗庙社稷的福佑，陛下才得以继承大业。多年的冤屈，一朝洗雪，正是陛下英明决断、成就孝道的时候。像萧德勒台这样的人，实际是耶律伊逊的党羽；耶律赫玛，也没有及早为其辨明。仰赖陛下的圣明，才得以纠正这件事。臣看到陛下多有疑虑，所以有关部门观望不前，不切实地推究询问。耶律伊逊在先帝朝，权势宠信无人可比。先帝如果认为顺考谋逆之事是真实的，那么耶律伊逊就是功臣，陛下怎能得以继位呢？先帝黜逐宠妃，下诏让陛下在身边侍奉，这也是悔悟以前的过失。陛下怎能忘记父仇不报、宽恕逆党不予诛杀呢？如今灵骨还没有找到，而寻求的态度并不迫切。古书上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从前唐德宗因战乱失去母亲，思念悲伤，孝道更加彰显。周公诛杀飞廉、恶来，天下人都非常高兴。希望陛下颁下明诏，寻求顺考被埋葬的地方，将逆党全部收捕，来端正国家法度，快慰四方忠义之人的心意，昭示国家赏罚的作用，这样之后使国家安定太平的方略就可以推行了。【耶律伊逊诬陷构害昭怀太子的事情，详细记载在舞紊篇中。按耶律舍哩本传说："奏书呈上没有得到批复，听闻此事的人无不叹息惋惜。"总论又说："耶律舍哩的上书，幸好是在耶律伊逊已经败亡之后呈上的，他的说法才得以施行。同一个人的事情，在同一篇传记中，却互相矛盾到如此地步。"现在查考天祚本纪，干统元年十月，追上昭怀太子谥号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第二年四月，下诏诛杀耶律伊逊的党羽，把他的子孙迁徙到边地，挖开耶律伊逊、萧德勒台的坟墓，剖棺戮尸。这两件事相隔才半年，耶律舍哩上书的具体月日虽然不可考证，但书中既然称呼顺考，那么距离诛杀逆党的时间，应当也不远，不应该起初没有得到批复而随即又照他所说的去做。本传自相矛盾，似乎应以后面的总论为准。而且终辽一代，臣下上疏敢于如此直言不讳的没有第二个，所以详细记载在此。】"

金世宗大定初年，曾命令左卫将军达巴访求良弓，达巴大多自己私取，等到轮值防卫入宫值班的人，多按自己的意思更换值班人员。罗索把这事报告给皇帝，皇帝下令防捡司审查追究。达巴的妹妹入宫做了巴哩，达巴通过内侍僧尔对巴哩说："我没有罪，审问的人逼迫我诬陷认罪罢了。"巴哩把这话上报，皇帝下令杖打僧尔一百下。将达巴外放为陇州防御使。大定四年，皇帝对宰相说："有权势的人家，亲戚熟人打官司，请托官吏，往往屈枉法律迁就人情，应当一律禁止。"大定九年，高德基担任刑部尚书，有个犯罪应当处死的人，宰相想要从轻处理。高德基说："法律没有两套标准，判轻了和判重了同样都是错误。"没有听从宰相的意见，等到上奏，皇帝认为刑部的意见是对的，于是召集各部尚书告谕他们说："朕即位以来，因为政事和宰相争执是非的，只有高德基一人罢了。从今以后各部门与中书省三次商议不能达成一致，就要详细上报给朕。"大定十五年，唐古部

译族节度使伊喇摩多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妻子后逃跑，皇帝下令追捕。等到抓获后，皇姑梁国公主请求赦免他。皇帝说："公主是妇人，不懂得法典律法，这个请求还可以宽容。伊喇摩多竟然请托到这个地步，怎能宽恕，一并治罪。"大定二十五年，皇后族人中有犯罪的，尚书省引见入宫商议上奏。皇帝说："法律，是天下公正持平的准则，如果亲近的人犯法而从宽处理，这是让他们仗着这一点而横行放肆。从前汉文帝诛杀薄昭，这是值得取法的。二十年前，皇后族人济州节度使乌凌阿绰曾经犯了死罪，朕不曾宽恕他，如今却宽恕这个人，这是给后世开启量刑轻重出入不一的先例。"宰臣说："古人之所以议论亲属减罪，是为了尊崇天子，区别于普通百姓。"皇帝说："外戚本自不同于宗室，汉代外戚权力过重，导致国祚转移，朕正因此才让诸王公主有实权。至于对国家有功的，议定功勋从宽是可以的。至于议论贤德，既然称得上贤德，又怎肯犯法呢？如果或有连坐的情况，那本来就应当酌情减免请罪。"大定二十六年，于是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与皇家没有服丧关系的、以及贤德而犯私罪的，都不列入议减的范围。皇帝说："法律有条理却又有不合条理之处的，应当加以改定。"皇帝又对宰臣说："亲军虽然不识字，也要让他们依照惯例出任官职，如果涉及贪污受贿，一定要严厉惩处。"太尉、左丞相克宁说："依照法律是可以的。"皇帝说："朕对于女真人不曾不知道体恤优待，但是涉及贪赃之罪，即便是朕的子弟也不能宽恕。"太尉的意思其实是想姑息女真人罢了。知大兴府事赫舍哩执中犯了贪赃罪，命令吏部侍郎李仲略审理此案，罪应削职，权贵要人竞相说处罚太重。皇帝的想法颇为动摇，李仲略上奏说："教化的推行，从近处开始。京师，是四方的表率。郡县守令，不下数百人，这里若不加以惩处，用什么来勉励后人？何况执中凶残狠毒刚愎自用，怠慢上级虐待下属，怎能宽恕他？"皇帝说："爱卿说得对。"将陵主簿高德温大肆征收百姓的税粮，被逮捕交御史狱，罪证确凿依法应治罪，皇帝发怒，责备御史大夫张汝霖说："朕认为你公正，所以提拔任用你。高德温有人在宫中任职，所以朕对这件事颇为了解详情。朕难道肯因为宫中私情而枉法吗？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徇私迁就。"贾少冲以刑部郎中的身份代理右司员外郎，曾坚持上奏刑名之事十分坚定。退朝之后，皇帝对侍臣说："贾少冲身居下位，却有这样的操守。"大怀贞担任兴中府尹，有个锦州富民萧鹤寿在路上杀人，藏匿在府少尹家中，官府抓不到他，大怀贞用计谋抓获了他，最终依法治罪。越王完颜永功在章宗时判理大宗正事，与应州僧人善僧将有事要向彰国军节度使伊喇呼喇诉讼，请求永功写手书给呼喇为他说情，呼喇得到书信后上奏了此事。皇帝对宰臣说："永功用书信请托，事情虽然细微，但不能不惩处。凡是人有小过失不加以治理，就会导致大的祸患。有过错必定惩处，才有可能使人悔改，这也是一种教化。"大家都说："陛下用法没有私心，臣下怎敢不敬畏！"于是永功被解除职务。宣宗兴定年间，伊尔必斯担任右副元帅，驻防潼关的时候在渑池，军队溃败，伊尔必斯改换姓名，与他妻子的妹妹赫舍哩氏以及仆婢三人逃亡藏匿在柘城县的百姓家中。不久赫舍哩氏被她的姑姑抓获，伊尔必斯的妻子儿女也在京师。有关部门请求彻底追查踪迹，朝廷下诏令他自首，特别赦免死罪。伊尔必斯于是让他的儿子上书，请求给他将来立功赎罪的机会。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上奏说："古代做将领的人，前进时不忘一死，后退时不逃避罪责。伊尔必斯身负国家的重托，掌握数万兵马，还没有列阵就溃败了，丢弃了兵符；既不能挥动战鼓奋力抗敌而死，又不能背负斧钺请求治罪，逃命躲藏，卑贱地藏身在里巷之中，挟带藏匿妇人，做出这样丑恶的行径。皇恩宽大，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他自当奔赴朝廷，惶恐地等待命令，竟然安然坐等而

译不惧怕君威，毫无忌惮。追究他的实情罪状，实在罪不容诛。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惩处，朝廷纲纪就废弛了。请求把他陈尸街市，以此警戒那些做臣子而不忠的人。【按：法律没有比失律更严重的，罪过没有比无视君王更大的。伊尔必斯军队溃败还逃亡自保，行径丑恶悖逆傲慢，即便是枭首分尸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可是宣宗认可了完颜伯嘉的奏疏，最终还是因为先前已经有赦令，仅仅判处除名，这也是政令刑罚极为失当的表现。】"哀宗正大二年，皇族旺嘉努故意杀害鲜于主簿，权贵们大多为他求情救助。皇帝说："英王，是朕的兄长，敢随意鞭打一个人吗？朕身为人主，敢无罪杀害一个人吗？国家衰弱之际，百姓所剩无几，而宗族子弟却依仗权势杀害一个主簿，那我的百姓就没有主宰了。"当即下令将他斩首。刘肃担任尚书省令史，当时有人偷盗内藏的官罗和珍珠，盗贼没有及时抓到，官府逮捕了珍珠商贩和管库的官吏，屈打成招的有十一人。刑部商议要把这些人全部处以极刑，刘肃坚持说："盗贼没有正确的赃物证据就杀他们，是冤枉的。"皇帝发怒，有近侍夜里去见刘肃，详细说明了皇帝的意思。刘肃说："辨明冤狱，是我的职责。怎能因爱惜自己一人的性命而残害十一人的性命呢？"第二天到尚书省更加努力地辩解。右司郎中张天纲说："我替你详细上奏辩明此事。"皇帝醒悟，那些囚犯得以不死。

元世祖在潜邸的时候，分封之地在关陕，上奏让廉希宪、商挺担任陕西宣抚使，让赵良弼参与宣抚司事务。阿勒达尔当权，忌惮世祖的英明威武，向宪宗进谗言，随即任命世祖为陕西行省左丞相。刘太平担任参知政事，核查京兆的钱粮，罗织制造多起冤狱，死者二十多人，众人都吓得发抖。赵良弼极力陈明大义，言辞情态诚恳，刘太平与他的同党最终不能诬陷成功，所以宣抚司没有任何人被治罪。【按廉希宪传，又记载阿勒达尔等人检核所辖地区，用酷吏分别负责其事，大肆鼓励告发揭发。廉希宪说："宣抚司的事务由我自己负责，有罪本应我一人承担，属下有什么关系？"因此这件事最终竟然没有人获罪。】中统三年，赵炳担任刑部尚书兼中书省断事官，当时有携带歌妓登上龙舟的人，赵炳立即依法查办。不久，这个人死了，他的儿子控告冒犯皇帝仪仗而喊冤，皇帝下诏责备赵炳。赵炳说："臣执法是为了尊崇君主，这本是我职责所在。"皇帝发怒，命他退出。事后皇帝对侍臣说："赵炳用法太过严峻，但他不是徇私情的人。"王磐担任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邢水县的达噜噶齐防古岱贪婪暴虐不守法度，县里的百姓深受其害。有个叫赵清的人，揭发他的罪行，事情已经查证属实。恰逢刚设置监司，防古岱的妻子害怕没有办法灭口，召集家人饮酒到大醉，用利益引诱他们，让他们夜里去杀赵清。赵清逃脱得以幸免，防古岱的妻子于是把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全部杀害。赵清向官府申诉，权贵要人袒护防古岱，不予处理，又想要反过来给赵清定罪。王磐最终上奏依法治罪，抄没防古岱的家产把一半分给赵清。郡中有个西域大商人，放债取息，有人不能按时偿还，就把人关押在自己家中，拘禁拷打，并且依仗权势干预官府事务，径直到官府坐在办公之处，颐指气使一如平常。王磐大怒，喝令左右把他揪下来，杖打了数十下。当时官府衙门设在城墙上，就把他推到城墙下面，几乎摔死。郡中百姓都拍手称快。【按廉希宪传，有个西域人自称驸马，是因为富民诬陷他的祖父曾经借出利息钱，廉希宪下令给他戴上刑具，这件事情节相似，所以不重复记载。】至元初年，奸臣阿哈玛特掌管左右部，专门总揽财赋大权，忌惮他的党羽相互攻击。皇帝命令中书省重新审核，众人畏惧他的权势，没有人敢过问。平章政事廉希宪彻底追究此事，把情况上奏，杖责阿哈玛特，罢免他所掌管的职务归还有关部门。皇帝告谕廉希宪说："官吏废弃法律而贪污已经很久了，自从

译爱卿等人执政，朕就没有这个忧虑了。"有进言的人控告宰相史天泽的亲信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威权日益增长，皇帝下诏罢免史天泽的相位。等待审查期间，廉希宪认为史天泽没有肆意专横不守臣道的行为，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辩。皇帝沉默良久说："爱卿暂且退下，朕再考虑考虑。"第二天召见廉希宪告谕说："昨天想过了，史天泽没有回应，进言人的诉讼于是就算了结了。"又有人控告四川统帅奇彻，皇帝敕令中书省紧急派人诛杀他。第二天，廉希宪重新上奏，皇帝发怒说："还要这样迟疑徘徊吗？"廉希宪回答说："奇彻是大帅，因为一个小人的话就被诛杀，民心必定惊骇。应当收捕押解到京师，与告状的人当庭对质，然后再向天下昭示他的罪状才合适。"皇帝下诏派使者查问，事情最终查明没有实据，奇彻得以免罪。参议枢密院事费正寅一向奸险狡诈，有人告发他的罪行，皇帝下诏丞相锡津与侍御史张雄飞共同审理，请托的人纷纷到来，张雄飞唯独毫无顾忌，全部揭发了他的罪状，连同他的党羽都被处死。后来降职为同知京兆总管府事。宗室公主家中有个逃亡的家奴到渭南民间做了上门女婿，公主恰好路过临潼认出了他，给这个家奴以及他的妻子和岳父母都戴上了刑具，全部没收了他们的家产。张雄飞与公主争辩，言辞态度都很严厉，公主不得已，把所有东西都还给他们放了人，只带走了那个家奴。后来入朝担任兵部尚书。平章阿哈玛特在制国用司任职时，与伊玛都鼎有嫌隙，到这时罗织他的罪名，同僚们争相附和迎合，张雄飞不同意，说："所犯的罪行是在制国用司任职时发生的，平章难道就没有参与吗？"众人无言以对。秦长卿、刘仲泽也因为忤逆阿哈玛特都被下狱，阿哈玛特想要杀掉他们，张雄飞极力阻止。阿哈玛特派人引诱他说："如果真能杀掉这三个人，就让你担任参政。"张雄飞说："杀害无罪的人来求取高官，我不做这种事。"阿哈玛特发怒，把他外放为澧州安抚。澧州有两个大商人犯了逃税和殴打人的罪行，属官接受贿赂想要宽减他们的罪，张雄飞坚决依法惩处。有人说："这是小事，何必坚持得这么坚决？"张雄飞说："我不是在惩治逃税殴人这件小事，而是想要改变前朝旧政，惩戒那些不畏惧法律的人。"这时天下多有盗贼，皇帝下诏凡是犯罪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各地监狱都关满了囚犯。因为符宝郎董文忠进言，才废除了这条法令【详见刑制篇】。有人告发说汉人殴打伤害了蒙古人，以及太尉监属卢甲盗剪官布，皇帝发怒下令杀掉这些人以惩戒众人。董文忠进言说："如今刑曹对于囚犯罪应处死的已经有了服罪的供词，尚且必须详细审核，怎能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就骤然施以重刑？应当交付有关部门核实以等待后续命令。"于是派董文忠和近臣图们分别核查此事，都查出了诬陷的实情。皇帝因此责备侍臣说："当朕发怒的时候，你们都不敢进言，如果不是董文忠开导启发朕的心意，就会杀掉两个无辜的人，一定会招致朝廷内外的议论了。"下诏全部赦免，并且赐给董文忠金酒杯以表彰他的正直。至元二十年，江淮行省宣慰使郗显、李兼控告平章。〇古台不守法度，皇帝下诏不予过问，还把郗显等人交给防古台审理，关入监狱，一定要判处死罪。行台监察御史申屠致远在浙西审察囚犯情况，知道他们冤枉，打算释放他们，防古台用权势威胁他，申屠致远不为所动，亲自解开郗显等人的刑具，让他们随军自赎其罪。僧格当权的时候，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出使湖广，弹劾平章约苏穆尔，僧格摘取他奏疏中的话，诬陷他大逆不道，上奏派使者前去审问。台中的人都害怕前往，申屠致远慷慨请求前往。等到到达之后，多次上疏极力辩明这是诬陷，僧格正催促定陈天祥的罪，看了申屠致远的奏章，才泄了气。有个小吏诬告漕运官员刘献盗窃仓库的粮食，僧格正搜刮敛财，众人迎合他的心意，屈打成招使刘献认罪。刑部尚书理智理威说："刑部是

译天下公平的准则，如今在京城之内，漕运官员因冤屈而死，用什么来端正四方？"随即把实情上报，因此忤逆了僧格，被外放为江东道宣慰使。至元二十四年，分中书省设立尚书省，僧格援引任用党羽，核查天下钱粮，凡是阿哈玛特当权时多年拖欠的赋税，都归咎于中书省征收不力，上奏诛杀了两名参政。行省官员趁机督责更加严苛，如果欠债的人无力偿还，就牵连责问他的亲戚，有的连累邻里，戴上刑具拷打，百姓不堪忍受痛苦，自杀以及死在狱中的人数以百计，朝廷内外都为之骚动，大臣们有所顾忌，都不敢进言。利用监彻尔详细陈述僧格奸诈贪婪误国害民的情状，言辞十分激烈，皇帝发怒，认为他诋毁大臣，有失礼仪体统，命令左右打他的脸颊。彻尔更加用力辩解，于是皇帝大悟，诛杀了僧格，被冤枉关押的人才得以释放。他的党羽纳苏拉鼎等人被诛杀之后，皇帝认为实都擅长理财，想要释放不杀，平章政事布呼密极力反对，皇帝不听从，一天之中竟上奏七次，最终还是杀了他。图图尔哈搜求做钦察人奴隶的百姓，增加自己的军队人数，却大多招取了编户的平民，中书佥省王遇核查他的名册，纠正了这件事，图图尔哈于是上奏说王遇有不忠于君主的言论，皇帝发怒想要斩杀他，布呼密进谏说："当初下令用钦察人的奴隶充当士兵，没有听说过用编户平民的，万一其他卫所都仿效这样做，户口就要耗损了，如果诛杀王遇，以后的人怎肯为陛下尽职尽责呢？"皇帝的怒意消解，王遇得以不死。成宗即位后，判断处理事情明白果断，多采纳布呼密的建议。西域僧人做佛事，请求释放罪人以祈求福报，称之为图鲁木，豪强百姓犯法的都贿赂他们求得赦免，有杀害主人、杀害丈夫的罪犯，西域僧人请求让他们披上皇帝皇后的御用衣服，乘坐黄牛出宫门释放，说这样可以得到福报。布呼密说："人伦，是王政的根本，教化的基础，怎能容许扰乱法度呢？"皇帝因此责备丞相说："朕警戒你不要让布呼密知道这件事，现在听到他的话，朕感到十分惭愧。"有奴仆告发主人的，主人被诛杀，皇帝下诏把主人所任的官职直接授给这个奴仆。布呼密说："如果这样做，一定会大大败坏天下的风俗，使人情更加浇薄，不再有上下尊卑的名分了。"皇帝醒悟，为此追回废除了先前的命令。大德七年，左丞相达尔罕说："僧人做完佛事之后，一定要释放重罪囚犯，其中有杀人以及妻妾杀害丈夫的，全都指名释放。"活着的人苟且免罪，死去的人蒙受冤屈，对于求福有什么好处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大德十一年，下诏施行世祖时的法律条例。中书省大臣说："法律好比秤和秤杆，不能偏重一方。世祖已经制定了成规，从元贞年以来，因为做佛事的缘故，释放有罪之人，失之过宽，所以有关部门无所遵循。"现在请求凡是内外犯法的人，全部交由有关部门依法裁决。皇帝下诏准许。仁宗延祐年间，云南行省右丞赛音济勒威犯罪，国师绰斯嘉旺札勒上奏请求释放他。皇帝斥责他说："僧人应当诵读佛经，官府的事情怎能干预呢？"没有听从。又参议中书省事奇实坚犯了卖官之罪，刑部认为依法应当杖责，太后下令鞭笞他。英宗当时是皇太子，上奏说："不可以，法律是天下公用的准则，因徇私情而加以轻重区别处理，不是向天下人显示公正。"最终依法定了他的罪。皇帝的姐姐大长公主僧格喇实做佛事，释放了全宁府的重罪囚犯二十七人，皇帝敕令查办全宁府守臣阿从的不法之事，同时追回所释放的囚犯归还监狱。巴尔斯济苏下狱，皇帝对左右说："法律是祖宗所制定的，不是朕能私自处置的。巴尔斯济苏虽然侍奉朕已经很久，如今既然有罪，应当依法论处。"文宗至顺二年，约尔珠担任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事，有人诬告富民欠永宁王官府库钱八百多锭，中书省派使者到各路征收。使者到了江西，约尔珠说："这件事涉及诬陷，不能上奏征收。"命令属官，属官很不情愿

译违背宰臣的意思。约尔珠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损伤根本来招致怨恨，也不是宰相之福。"命令使者把这个意思回复朝廷。当时雅克特穆尔担任丞相，听到这话有所感悟，命令刑部审问查究，查得诬陷的实情，惩处了诬告的若干人。宰相将此事上奏，皇帝对此表示嘉许。顺帝至元四年，有个妇人叫宋娥，与邻居私通，邻居对宋娥说要杀掉她的丈夫，宋娥说："张子文将要杀他了。"第二天她丈夫果然死了，追查盗贼的踪迹数日，宋娥才把张子文的事告诉她的婆婆。五府的官员认为不是共同杀人，而且已经经过大赦宽宥，应当释放她。御史扎实说："张子文认为宋娥固然……"答应了他。而且宋娥的丈夫死了，过了十天才开始说出实情。这说明宋娥与张子文是同谋，估计不能始终隐瞒，所以才揭发出来。这怎能因大赦而释放呢？枢密判官说：平反使人活命，是一种阴德。御史不要固执常规的法律。扎实说：这叫做故意开脱人的罪责，不是平反。而且您想为活着的人积累阴德，那死去的人怎么办？于是独自上奏议论，刑部最终判定了宋娥的罪。至元五年，成遵回朝，佥河南廉访司事。巡视所辖地区到西京，依法惩处赵王府中贪婪暴虐的属官。赵王多次派使者请求宽恕，成遵不为所动。至元九年，台臣议论：贪赃的官吏遇到大赦，不允许一概赦免，必须审理完他们的案件。都事成遵说：恶人固然可恨，但是与人伦相比哪个更重要？国家正要以孝道治理天下，宁可放过罪人，也不能让天下有不顾亲情的官吏。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了。

明太祖洪武初年，御史中丞刘基认为："宋元两代宽纵，如今应当整肃纪纲。"命令御史纠劾不必有所回避。当时皇帝驾临汴梁，宿卫官员中有过失的，都要禀报皇太子依法处置。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了贪污放纵之罪应当治罪，左丞相李善长一向亲近他，请求缓办此案。刘基不听从，急速上奏得到皇帝批准。当时正在祈雨，随即斩杀了他。洪武八年，凤阳宫殿建成，皇帝坐在殿中，好像有人拿着兵器在殿脊上打斗，李善长上奏说是工匠使用了厌胜之法，皇帝要把他们全部杀掉。工部尚书薛祥分别甄别，把不在工地做工的以及铁匠石匠都排除在外，救活了上千人。营建谨身殿的时候，有关部门把中等匠人列为上等匠人，皇帝对他们的欺骗行为发怒，下令处以死刑。薛祥在旁争辩说："奏报不实，就把人杀了，恐怕不合乎法律。"皇帝下旨改用宫刑。薛祥又缓缓进言说："宫刑已经废除很久了，不如杖责后让他们继续做工。"皇帝认可了这个建议。洪武九年，下诏官吏有罪应处笞刑以上的，全部发配屯垦到凤阳，多达上万人。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宜可上疏争辩说："刑罚用来禁止淫乱邪恶，处置百姓应当考量情节的轻重，事情的公私，罪行的大小。如今一概命令发配屯垦，这是小人的侥幸，君子的祸殃。请求加以区分以顺应众人之心。"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英宗正统年间，法司因为干旱而审慎处理刑狱，有个叫王纲的人罪大恶极应当处死，有人怜悯他年少想要缓办。吏部左侍郎魏骥坚持不可，说："这是妇人之仁，天时不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案子判决后就下雨了。孝宗弘治末年，刑部尚书闵珪审理重案忤逆了旨意，很久没有批复。皇帝与兵部尚书刘大夏谈及此事，刘大夏回答说："人臣执法效忠，闵珪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译典狱庄公毅，字慎斋，是嘉兴人，弘治年间考中进士。授官行人，升任兵科给事中。武宗巡幸宣府，庄公毅极力劝谏，未获采纳。世宗即位，升任太仆少卿，历任左通政，进而升为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嘉靖十一年，改任兵部左侍郎，仍旧掌管都察院的事务。当时都御史汪鋐弹劾大理丞徐问，皇帝下诏要严厉追究，庄公毅从中调解，从轻处理。世宗认为庄公毅一向明理干练，于是提拔他为刑部尚书。

在此之前，尚书胡世宁曾说：过去用刑，只要奏疏一送上，即刻执行；如今则拖延搁置，往往长达四五年，罪犯长期关押在牢狱之中，实在是国家的一大弊病。到这时庄公毅任职，恰逢皇帝命令法司会审重囚犯，凡是三次审理仍拿不定主意的，就减刑发配充军。庄公毅执奏说：“三次审理才定罪，已经经过反复核实；如今又要改判发配，恐怕会使刑罚失当。”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御史喻茂坚上奏说：“各地判决死刑的案件，往往三年才能审结，导致囚犯长期关押死于狱中的人很多，请求敕令各巡按御史依法审理判决。”皇帝下诏依从此议。

有个叫仲成的人，因妖言案被逮捕关押，多年未能定案，庄公毅援引大赦令请求宽宥他，皇帝没有听从。刑部主事汪珪，因替胡缵宗辩解而获罪，庄公毅极力为他申救。皇帝说：“你既然身居三公之位，掌管刑狱，应当替朝廷执法，为什么要曲意庇护属官？”庄公毅回答说：“臣并非是庇护属官，只是担心陛下的刑罚有所偏差罢了。”皇帝说：“再说说，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可曾有过这样的事？”庄公毅回答：“臣年少时读《孟子》，见到瞽瞍杀人、皋陶依法拘捕他的故事，汪珪所坚持的，也不能过分苛责。”皇帝点头认可。第二天奏疏批下，便按庄公毅的意见处理。

世宗即位第七个月，因日精门发生火灾，下诏梳理冤狱，命令再次复核可缓期处决的罪犯三十八人，其中廖鹏、王瓛、齐佐等人也在其中。给事中李复礼等人进言说：“廖鹏等人都是江彬、钱宁的党羽，依国法必须诛杀。”于是仍旧下令将他们关押。

嘉靖初年，革除锦衣卫传奉官十六人，裁汰旗校十五人，又重新晓谕负责侦缉事务的官校，只准察办谋反、妖言、人命、强盗等重大案件，其他诉讼以及地方州县的事务不得干预。不久，宦官葛景等人图谋私利之事被察觉，遭言官弹劾，皇帝下诏交由司礼监审讯。刑部尚书林俊进言说：“宦官犯法，法司却不能审讯，这是把宫廷与朝廷当作两个不同的体系。请求交由法司公开审讯，以彰明公正清明的治理。”宦官崔文的家人李阳凤向工匠师傅宋珏索贿未成，唆使崔文将宋珏杖打，几乎致死，此案交由刑部审理，尚未判决，宫中却把案子移交镇抚司，林俊扣留不予移交，极力争辩不肯听从。第二天又上奏，皇帝发怒，责令他陈述情况，林俊说：“祖宗把刑狱案件交给法司，把缉捕奸盗交给镇抚司，审讯得实之后，仍必须交法司拟定罪名，从没有夺走尚未审结的囚犯，反而交由镇抚司审问的先例。崔文在先朝就已作奸犯科，罪不容诛，如今又干预内廷防务，臣不忍心看朝廷一百五十年的纲纪被这类人败坏扰乱。”皇帝忌惮他言辞刚直，便不再追问。

宦官黄锦诬告弹劾高唐判官金坡，皇帝下诏逮捕，株连了五百余人。御史马录进言说：“祖宗对内设立法司，对外设置巡抚、巡按，一百多年来刑罚清明、政事公平。先帝在位时，刘瑾、钱宁等人蛊惑圣听，动辄派遣锦衣卫官校，致使天下人心惶惶。陛下正致力于革新政治，没想到又出现高唐这样的案子。”给事中许复礼等人也上言劝谏，此案才得以稍稍缓解。

王世贞任刑部郎中时，有个姓阎的奸人犯法，藏匿在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中，王世贞搜查抓获了他，陆炳请严嵩出面求情，王世贞不予应允。

穆宗隆庆初年，任用宦官处理案件的情况增多，多由宫中直接下达处置。刑科给事中舒化进言说：“法律是天下的公器，大小罪犯都应当交付法司审理，处置不当，自有臣等予以论劾。若竟由内廷径自下敕执行，那么处置是喜是怒未必得当，而法司与臣等便都形同虚设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路楷、杨顺因构陷杀害沈链一案被判处死刑（详见《舞文乱法篇》），大学士高拱想要庇护路楷，说杨顺才是首恶，杨顺已死，路楷可以不必连坐。舒化取来案卷给高拱看，说：“案卷中本来没有沈链的名字，是从路楷这里才添上去的，路楷实在是首恶。”高拱又提议宽宥方士王金等人的罪，舒化说：“这是先帝遗诏中就想要免罪的人，怎能这样说？”由此得罪了高拱。

神宗即位，冬季停止执行死刑已经三次了。万历五年九月，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又传达皇帝旨意：“大婚期将近，命内阁大臣对三次复审拟定死刑的案件予以缓期，暂不执行。”大学士张居正说：“祖宗旧制，凡是犯死罪的案件，审讯明确之后，即依法处决，公开示众。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祭祀祈禳，才开始有暂缓不决的命令，有的还根据皇帝御笔勾决来量情处决，这只是近年来姑息迁就的做法，并非旧有的制度。臣等详细审阅这些囚犯的罪状，都是灭绝天理、败坏伦常之人，如今人们只看见犯罪者被处死值得怜悯，却不知道那些被他们残害的人，都含冤蓄愤于幽暗之中；如果不为他们昭雪，这股怨愤之气就会上冲天和，造成的损害必然更多。倘若不执行刑罚，年复一年，牢狱人满为患，既耗费防守看管之力，又违背国家法度，这在治国大体上，也是很大的失当。”给事中严用和等人也进言支持，皇帝下诏准许。

崇祯年间，姜采、熊开元被下狱，庄烈帝暗中谕令锦衣卫掌卫骆养性秘密将他们处死。骆养性把皇帝的话泄露出来，并且说：“这两位大臣若该死，应当交付主管衙门，公开他们的罪状，让天下人明白知晓。倘若暗中派人杀掉他们，天下后世将会怎样评说陛下呢？”当时大臣们大多也替姜采等人说情，二人这才得以长期关押而未被处死。

译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五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六

刑

赎刑【虞、周、汉、后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臣】等谨按：自古帝王都是不得已才使用刑罚，而其中明察、审慎、恭敬、体恤的，没有比得上虞舜的。《舜典》说："用铜作为赎刑"，排列在鞭刑、扑刑之后，大赦之前。铜并不是用来加害人的东西，赎罪却仍称之为"刑"，是因为拿出铜和受扑刑一样都是世人所忧惧的，所以能够指出所拿出的东西来作为刑名。周穆王作《吕刑》，五刑所属条款共三千条，从墨刑往上直到大辟，罪行有疑则赦免，依照罚金按锾锊的轻重差等来确定，使罚金与罪行各自相当。接下来说罚金是惩戒而非处死，人以此为病痛的极限，大概财物是人极为想要的东西，夺去他所想要的东西使他痛苦，让他不再作恶，这就是《虞书》命定刑罚的用意。马端临认为唐虞之时刑法清明、律条简约，因此只涉及鞭刑扑刑，五刑并没有赎罪之法。等到了周代，条律纷繁复杂，如果都依律用刑，那还有谁不是触犯法网的？周穆王哀怜此事，于是五刑各自可以用赎罪来论处，大体上是因为其情有可矜悯之处、其法有可商议之处，怜悯体恤之意居多，并非贪图那些财货。仔细推究这两篇文章的含义，《舜典》主要针对过失，《吕刑》主要针对疑案。后世论赎罪，大都不出这个范围。而死罪并非确实犯下的，多数也有准许赎罪的。至于所缴纳的物品，孔安国注解《舜典》说是黄金，注解《吕刑》说是黄铁。虞代没有说明具体数量，而周代的制度有等差。古代金、银、铜、铁统称为"金"，孔颖达《正义》认为其实都是铜。汉代和后魏都用黄金，汉代缴纳的黄金特别少，其斤两规定与铜相当。旧说三分之二两为一钧，十钧为一锾，锾重六又三分之二两。死罪要缴纳一千锾，应当拿出四百一十六斤六又三分之二两。铜和金赎死罪都以金三斤为标准价，相互依照仿效，此后，纳粟、纳缣的做法也不统一。后魏因为金难以得到，规定合金一两收取十匹绢。唐代恢复古制，死罪赎铜一百二十斤，按照古制折算相当于三百六十斤，但比汉代已经减轻了。唐玄宗下诏允许折算缴纳钱财，犯罪者更加方便。到了金、元时期，有的用牛马杂物来赎罪。明初专门使用钞票，弘治年间钞法败坏，于是允许折算银钱来计算。周官八议之法，后世制定律法大都遵照沿用。到明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当受笞刑，太祖认为六卿地位尊贵，不应当因小过失而受辱，让他用俸禄赎罪，后来群臣有过失，也准许用俸禄赎罪，就是从此开始的。这就是历代缴纳赎罪财物的大概情况。杜佑撰写《通典》，唯独没有涉及赎刑这一门类，未免有所遗漏，现在采集从虞舜直到明代的资料，来补上这个缺漏，仍然仿照马端临《文献通考》的体例，列在赦宥篇之前，或许能够合乎《尚书》的用意。

虞舜用金作为赎刑。

周朝官制中，职金掌管收取士人的金罚、货罚，纳入司兵【供给治理军队及工匠费用。货，指泉贝之类。疏文说：判决诉讼案件有疑问的，就让他缴纳赎金；既说金罚又说货罚，是因为受罚人家有时没有金子，就拿出货物来抵当金子的价值，所以两者都说到】。周穆王《吕刑》规定：墨刑有疑而赦免的，罚一百锾，须查核核实其罪；劓刑有疑而赦免的，罚双倍，须查核核实其罪；剕刑有疑而赦免的，罚加倍再加差额，须查核核实其罪；宫刑有疑而赦免的，罚六百锾，须查核核实其罪；大辟有疑而赦免的，罚一千锾，须查核核实其罪【疑，是指虚实的证据相当、是非的道理相均，或事情涉及疑似而旁无确凿证据，或虽有证据而事情并非确凿疑似，像这一类，都称为疑罪。这里既然是罪疑而收取赎金，疑罪本来就不能确定，恐怕收取赎金时参差不齐，所以五种罚金之下都说要查核核实其罪，是怕它们不相称的缘故。锾是六两。郑玄和《尔雅》说法相同，《说文》说是六锊，锊是十一铢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马融同意贾逵的说法，说俗儒认为锊重六两，是根据周官"剑重九锊"，俗儒的说法接近正确。倍百为二百锾。倍差是指加倍再加一半，为五百锾。传文说是五百锾，马融说加倍二百为四百，差额又加四百的三分之一，共计五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锾。人犯轻罪的多，犯重罪的少，又用锾数按倍数依次相加，排列五刑先轻后重，是取事理上的适宜。经历陈述罚金的锾数，传文说五刑有疑各自纳入罚金，不降级相因。疏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