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十二
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着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后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谨按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寻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惟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食。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句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则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崇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世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麟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事。奉祀高祖于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从之。
译疑惑。最终没有改迁祭祀。仓促随意制定礼仪。于是便写入法令。
竟让太宗文皇帝降格配祀于五方人帝。这样虽然后来也在明堂受祭，却不能与上天之帝相配享。这严重违背了明诏的本意。又与前代的典制不同。
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重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让他配祀于天更重大的。从前，周公在明堂尊祀文王，让他配享上帝。探究诏书的本意，用意就在于此。如今主管部门所颁行的法令，实在是有失诏书本旨。
又考察汉、魏、晋、宋历代礼仪，都没有父子二人同时配祀明堂的规定。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郑玄注解说：禘、郊、祖、宗，是指祭祀时以某人配享。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郊是在南郊祭祀上帝，祖宗是指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探究郑玄这条注解，是把祖、宗合并为一次祭祀，又让文王、武王一同在明堂衣襟相连地配享，实在是错误的。
所以王肃反驳说：古时候，祖是因为有功，宗是因为有德，祖、宗本来就是不被毁去的庙号称号，并不是指在明堂配享的意思。如果真如郑玄所说，那么《孝经》就应当说"祖祀于明堂"，不该说"宗祀"了。凡是"宗"，就是尊崇的意思。周人既已把文王立为祖庙，又尊崇他的祭祀，哪里是说要把武王也祖祀于明堂呢？郑玄引用《孝经》来解释《祭法》，却不明白周公的本意，这实在不是孔子的本意宗旨。
郑玄又解释"宗武王"说，是把武王配祀于句芒之类的神祇之列，这叫作五神，位置都在堂下。这样武王的地位就降低了，失去了君主应有的次序。又按《六韬》记载：武王讨伐纣王时，雪深一丈多，有五辆车、两匹马经过，行走却没有留下车辙马迹，来到军营求见。武王感到奇怪便询问，太公回答说：这一定是五方之神，是来接受任命的。于是按照他们的名号召入，各自授予其职责。后来攻克殷商，风调雨顺。哪里有生前接受职事、死后就让人与之配祀的道理呢？让尊贵之人降格去匹配卑下之神，于理说不通。所以《春秋外传》说：禘、郊、祖、宗、报，这五种是国家的常典祭祀。传文说是五种，可知它们各是一事，并非说祖、宗要合祭于明堂。
臣谨慎地向上考察殷、周，向下延及贞观年间，都没有一代之中两位帝王同时配祀于明堂的先例。南齐萧氏让武帝、明帝兄弟二人一并在明堂配享，这件事本就不合常理，不值得援引为依据。
又查检武德年间的法令，是让元皇帝配祀于明堂，兼配感生帝。到贞观初年，依据人情变革礼制，奉祀高祖配于明堂，把世祖迁出，专门配祀感生帝。这正是本朝已有的先例，已经有依次迁替的成规，效法尊崇宗庙的做法，正是古代的制度。
恭惟太祖景皇帝，在周室构建基业，建立盖世宏伟的功业；在汾晋之地开创国运，创立历代圣王传承的洪大基业。德行超越天地生育之功，道义合于确立准则之义。又世祖元皇帝，如麒麟潜藏、蕴蓄祥庆，屈身行道以事奉周朝，引导深远流长的灵源，开启光被四海的丰泽家业。他被尊称为祖，受祭于清庙，万代不迁。请停止其配祀明堂，以符合古礼本意。
恭惟高祖大武皇帝，亲身承受天命，尽有神州大地，创立制度、更改器物，体察天道、居于正统，是国家的始祖，这也是有旧典依据的。从前炎汉高帝、曹魏太祖，都因受命开国，按照惯例都配享于天。请遵循旧例，在圜丘奉祀高祖，让他配享昊天上帝。
恭惟太宗文皇帝，道德感通上天，功业澄清乱世。拯救普天之下于涂炭之中，成就上天化育苍生的大德。请依照诏书，在明堂宗祀，让他配享上帝。又请依照武德年间的旧例，兼让他配祀感生帝为主祭。
这样一来，二祖德行隆盛，永远不必迁移庙祀；两位圣主功业盛大，各自得以配享于天。远合《孝经》之义，近符诏书本意。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礼郑玄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干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奏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行用已久。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定何礼。臣以去年十二月录奏。至今年未奉进止。所谓乐章不定。上及宰臣。并不能断。乃诏尚书省及学者。更参议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飨。兼用贞观显庆二礼。礼司益无凭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明堂大飨议曰。谨按礼。明堂大享。惟祀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飨帝。则曲礼所云大飨不问卜。郑玄注云。谓遍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故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据此诸文。明堂正礼。惟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余神。并不合预。伏惟陛下。追远情深。崇礼志切。故于明堂飨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补前王之阙典。宏严配之虔诚。往以神都郊坛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广祭众神。盖义出权时。非不刊之礼也。谨按礼经。其内官中官五岳四渎诸神。并合从祀于二至。明堂总奠。事乃不经。然则宗祀配天。杂以小神同荐。于尊严之道。理有不安。望请每岁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请依礼于冬夏二至。从祀方丘圜丘。庶不烦渎。从之。
圣历元年闰腊月十九日制。每月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闾仁谞。班思简等奏议。臣等谨按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之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则听朔之事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而郑玄注云。玉藻听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郑注之误也。故汉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谓之宣布时令。告示下民。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所以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每月有令。故谓之月令。非谓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也。故春秋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又郑玄注论语云。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
译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说：明堂大享之礼，按古礼郑玄的说法，是祭祀五方天帝；按王肃的说法，是祭祀五行帝。贞观年间的礼制，依郑玄之义祭祀五方天帝。显庆年间以来新修订的礼制，是祭祀昊天上帝。奉干封二年的敕令，改为祭祀五帝。后来又奏请制定兼祭昊天上帝之礼。恭承上元三年三月的敕令，说五礼施行已久，都依贞观年间的礼制为准。又奉去年的敕令，一律依周礼行事。如今使用乐章须先确定所祭祀的神祇，尚不清楚该依照哪种礼制。臣于去年十二月已录奏此事，至今年仍未得到批复指示，以致乐章无法确定。此事上呈至宰臣，也都无法裁断。于是诏令尚书省及诸位学者，再加以商议，但此事仍未能定下来。从此明堂大飨之礼，便兼用贞观、显庆两种礼制，礼官更加无所依凭。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韦叔夏上奏《明堂大飨议》说：谨按礼制，明堂大享，只祭祀五方五帝。所以《月令》季秋之月说："这个月，大飨上帝。"这就是《曲礼》所说的"大飨不问卜"，郑玄注说："是指遍祭五帝于明堂，无须择定某一方位来占卜"，就是这个意思。又按《祭法》说："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郑玄注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祭。"所以《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依据这些文献，明堂的正规礼制，只祭祀五帝,并以祖宗配享,以及五帝、五官、五神等神祇。此外其余的神祇，都不应当列入。臣想陛下追念祖先情意深切，崇尚礼制志愿恳切，所以在明堂飨祭时，加祭了昊天上帝、皇地祇，又加上先帝先后配享。这原是弥补前代帝王礼制的缺漏，弘扬严整配享的虔诚之心。以往因为神都的郊坛尚未建成,才在明堂之下广泛祭祀众神，这本是出于权宜之计,并非不可更改的定礼。谨按礼经，那些内官、中官、五岳四渎等诸神，都应当在冬至夏至时另行从祀,若在明堂总合祭奠,这在礼制上是说不通的。既然宗祀是为了配享上天,却又掺杂小神一同受祭,在尊严庄重的道理上是有所不安的。恳请每年元日，只祭祀天地大神，以先帝先后配享；至于五岳以下诸神,请依礼制于冬至夏至二至日，在方丘、圜丘从祀。这样才不至于繁琐亵渎。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圣历元年闰腊月十九日下制，规定每月都在明堂举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闾仁谞、班思简等人上奏议论说：臣等谨按经史正文，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只有《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周礼·天官·太宰》说正月初一，向邦国都鄙颁布政令，干宝注说："周历建子之月,就是告朔之日。"这就是《玉藻》所说的听朔了。如今每年岁首元日，在通天宫接受朝贺，宣读时令，颁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各州朝集使等，都列位于朝庭之中。这就是听朔之事的完成,正与《周礼》《玉藻》的记载相合了。而郑玄注解说，《玉藻》的听朔，是因秦制月令中有五帝五官之事，于是说："凡是听朔必须用特牲，祭告当时的天帝，并以文王武王配享。"这是郑玄注解的错误。所以从汉魏至今，都没有依此施行。按《月令》说"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这样的话，是说要宣布时令，告示百姓，其令辞说"某帝某神"，是用作敬授民时的文辞，想使百姓顺应时节而致力于其本业。每月都有政令，所以称为"月令"，并非说天子每月初一要以祖先配享天帝而祭告。至于每月告朔，那是诸侯之礼。所以《春秋左氏传》说："鲁公既已视朔，便登上观台。"又郑玄注《论语》说："按礼，国君每月要在宗庙告朔，并有祭祀，称为朝享。鲁国自文公起，才开始不视朔。"可见这明明是诸侯之礼。如今天子施行此礼，闻所未闻。按郑玄所说"告其帝"，是指太昊等五位人帝；"告其神"，是指
是诸侯之礼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虽并功施于民。列在祀典。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谨按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近代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则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着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则无明堂而着其享祭。何为告朔独阙其文。若以为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经典正文。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详求今古。博考载籍。既无具礼。不可习非。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国经。窃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之义也。奉礼郎张齐贤议曰。礼官状云。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谨按谷梁传曰。闰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则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传。以鲁侯不告朔。为弃时政也。则诸侯闰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礼太史职。颁告朔于邦国之文。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皆有闰月王居门之事。是天子亦以闰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诸侯告也。谷梁子去圣尚近。虽闰月告朔之义。与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诸侯每月当行告朔之事。两礼之设。其文甚着。不可谓经史无正文也。又礼官状云。周礼天官太宰职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象。挟日而敛之。即是谓礼记玉藻之听朔。因此遂谓王者惟以岁首元日一告朔。此说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于邦国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职。则布教典。春官宗伯职。则布礼典。夏官司马职。则布政典。秋官司寇职。则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职亡。以五官之职言之。则其职亦当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职之典。非告朔也。干宝之注经。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传写之误。不可据以为说也。又礼官状云。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故曰左氏传云。既视朔。遂登观台。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谓。此大谬也。何者。左氏所言视朔者。犹玉藻之听朔也。今礼官据左氏有鲁侯行视朔之礼。即谓诸侯每月当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听朔之礼。又有闰月王居门之事。若谓天子惟岁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经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治天下。岂有王者设教。使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谓以明事神。训人事君之义。又礼官状云。郑所谓告其时帝者。
译重、黎等五行之官。这些神祇虽然对百姓都有功德，列入祀典，但没有天子每月拜祭告朔的记载。臣等谨按《礼论》以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和祠令，都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若认为近代没有明堂，所以没有告朔之礼，那么《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和祠令中，都记载了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这正是《孝经》所说的"在明堂宗祀文王"。这说明即便没有明堂，也记载了其祭享之礼，为何唯独告朔一事却缺失记载？若认为有了明堂就应当告朔，那么周、秦都有明堂，而经典正文中，并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臣等详细考察古今，广泛查考典籍，既然没有完备的礼制记载，就不能沿袭错误的做法。恳请停止每月初一的告朔之祭，以匡正国家的礼制。臣等私下认为，以天子之尊贵，却沿用诸侯之礼，这并非"颁布告朔令诸侯"、使诸侯奉行的本意。
奉礼郎张齐贤议论说：礼官的奏状说"经史正文没有天子每月告朔之事"，但谨按《谷梁传》说："闰月天子不告朔。"由此可知，其他月份天子是要告朔的。又按《左氏传》，认为鲁侯不告朔，是抛弃了时政。那么诸侯闰月也是要告朔的。又按《周礼·太史》职文，有"颁告朔于邦国"的记载；《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都有闰月天子居于门内的记载。可见天子在闰月也是要告朔的，并非天子不告而只有诸侯告朔。谷梁子距圣人时代尚近，虽然他对闰月告朔的解释与左氏不同，但都认为天子诸侯每月应当行告朔之礼，两种礼制的记载，其文字都很明确，不能说经史没有正文记载。又礼官的奏状说，《周礼·天官·太宰》职文"正月初一,始和之日，向邦国都鄙颁布政令，将法令悬挂于象魏，使百姓观看,十日后收起来"，就是《礼记·玉藻》所说的听朔，因此便认为天子只在岁首元日一次告朔。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太宰所说"布治于邦国都鄙"，是颁布其所掌管的大典。所以地官司徒之职，颁布教典；春官宗伯之职，颁布礼典；夏官司马之职，颁布政典；秋官司寇之职，颁布刑典；只有冬官司空之职已经亡佚，以五官的职责来推论，其职责也应当颁布事典。这是六官各自在正月初一，宣布其职掌的典章，并非告朔。干宝注经所说"正月之吉"，就是正月的朔日,所以他解释说"吉就是朔日"。如今说"告朔日"，是传抄有误，不能据此立论。又礼官奏状说，每月告朔是诸侯之礼，所以《左氏传》说"既已视朔，便登上观台"，如今天子施行，闻所未闻。又说以天子之尊，却沿用诸侯之礼，并非"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的本意，这是大错的。为什么呢？左氏所说的视朔，就如同《玉藻》所说的听朔一样。如今礼官依据《左氏》有鲁侯行视朔之礼，便说诸侯每月应当告朔;《玉藻》也有天子行听朔之礼，又有闰月天子居于门内之事，若说天子只在岁首告朔一次，为何一处采用而一处舍弃呢？又《孝经》说"从前圣明的君王侍奉父亲能尽孝道，所以侍奉上天能够明察"，又说"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岂有圣王设立教化，让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自己不告朔的道理？这不合乎"以此昭明侍奉神明、教导百姓侍奉君主"的道理。又礼官奏状说，郑玄所说的"告其时帝"，就是太昊等五位人帝，这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呢？郑玄注只说"告其时帝，并以文王武王配享"，没有指明是天帝还是人帝。但天帝人帝一同配享，"五方时帝"这个说法，本就包含了天帝与人帝。既然以文王武王作配享，就说明是同时祭告天帝和人帝。诸侯从天子处接受历朔，所以只需在宗庙告祭而后奉行；天子从上天接受历朔，理应在明堂告祭当时的天帝人帝，并以祖先配享。所以《玉藻》疏文中引述贺
即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郑注惟言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并配。五方时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则是并告天帝人帝。诸侯受朔于天子。故但于祖庙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于上天。治宜于明堂。告其时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载贺玚义。亦以时帝为之灵威仰等五天帝。且圣人为能享帝。孝子为能享亲。今若但告人帝。则圣人之道未备。非所谓能享也。又礼官状云。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后颁之。则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岁首宣布一岁之令。太史从而颁之。令既颁矣。政既行矣。而王犹月月告朔。复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是总颁一岁之朔于天下诸侯。故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犹月月告朔者。颁之于官府都鄙也。此谓畿内。彼谓畿外。事不相关也。又礼官状云。汉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灭学。经典不存。汉祖马上得之。未能备礼。自魏以下。丧乱宏多。岂可以汉魏废礼。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礼官状云。礼论等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谨按礼论。王范宁等议。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礼者。崔灵恩三礼义宗庙祭服义。亦载天子视朔之服。不可言无正文也。又贞观显庆礼及祠令。非徒无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无天子岁首告朔之事。今礼官何以言天子岁首一告朔乎。借矛击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礼不疑。尊祖配天。于义为得。若乃创制垂统。损益旧章。或欲每月听政。或欲孟月视朔。此则断在宸极。事关执政。固非群议所得参详。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谨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非所以明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总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庙为主。汉代达学通儒。咸以明堂太庙为一。汉左中郎将蔡邕立义。亦以为然。取其宗祀。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谓之太室。取其向阳。则谓之明堂。取其建学。则谓之太学。取其圜水。则谓之辟雍。异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总校授十二月之政。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而行之。盖所以和阴阳。顺天道也。如此则祸乱不生。灾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称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人君以其礼告庙。则谓之告朔。听视此月之政。则谓之视朔。亦曰听朔。虽有三名。其实一也。今礼官议。
译玚之义，也认为"时帝"就是灵威仰等五位天帝。况且圣人能够祭享上帝，孝子能够祭享祖先，如今若只告祭人帝，那么圣人之道就不完备了，这不符合"能享"的说法。又礼官奏状说，天子每月初一告祭之后才颁布政令，那么诸侯怎能接受并收藏，等到告朔时再奉行呢？这足以说明太宰在岁首宣布一年的政令，太史随后颁布下去，政令既已颁布，政事既已施行，而天子却还要月月告朔，还要再宣布什么呢？《春官·太史》职文说"颁告朔于邦国"，这是总括颁布一年的历朔给天下诸侯，所以诸侯接受后收藏起来，到时告祭而后奉行；而天子仍旧月月告朔，是要颁布给王畿内的官府都鄙。这个说的是王畿之内，那个说的是王畿之外，两件事互不相关。又礼官奏状说汉魏至今没有人施行这种礼制，秦人焚毁典籍、灭绝学问，经典没能保存下来，汉高祖在马上得天下，来不及完备礼制；从魏以后，丧乱频繁，怎能因为汉魏废弃了这一礼制，就想让本朝也效法呢？又礼官奏状说《礼论》等书及祠令中都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但谨按《礼论》中王范、宁等人的议论，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礼的记载；崔灵恩《三礼义宗》"庙祭服"一节，也记载了天子视朔的服饰,不能说没有正文记载。又《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不仅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也没有天子岁首告朔的记载，如今礼官凭什么说天子只在岁首告朔一次呢？这是拿他自己的矛来攻他自己的盾，昭然若揭、容易看清。每月告朔，在礼制上没有疑问；尊祖配天，在道义上是恰当的。至于要创立新制、变更旧章，或是想每月听政，或是想在孟月视朔，这就要由皇上圣裁决定，事关执政大臣，本非群臣议论所能详加决定的。
凤阁侍郎王方庆又上奏议论说：谨按明堂，是天子布施政令的宫室，并非只是用来彰明天时、统摄万物、效法两仪、恩德覆被四海之用。夏代称为"总室"，殷代称为"重屋"，周代称为"明堂"，这是三代不同的称呼。明堂是天子的太庙，用来宗祀祖先、以配享上帝。东边称"青阳"，南边称"明堂"，西边称"总章"，北边称"元堂"，中央称"太室"，虽然有五个名称，而以"明堂太庙"为主。汉代通达学问的儒者，都认为明堂太庙是同一处；汉代左中郎将蔡邕立论，也认为如此。取其宗祀之义，则称为"清庙"；取其正室之义，则称为"太室"；取其向阳之义，则称为"明堂"；取其建学之义，则称为"太学"；取其环水之义，则称为"辟雍"。名称不同而实为同一处所，这是古代的制度。天子在孟春正月上辛日，在南郊总合校订颁布十二个月的政令，还藏于祖庙，每月取出一份政令，在明堂颁布。诸侯在孟春之月朝见天子，接受十二个月的政令，藏于祖庙，每月取出一份施行。这大概是用来调和阴阳、顺应天道的做法。这样一来，祸乱就不会发生，灾害也不会出现。所以孔子赞美说："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君主以礼告祭宗庙，就称为"告朔"；听取、审视这个月的政令，就称为"视朔"，也叫"听朔"，虽然有三个名称，实际是同一件事。如今礼官议论说经史正文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说："闰月是附加在正月之余的日子，天子不因此而告朔。"《左氏传》说："闰月不告朔，是不合礼制的。设闰月是为了校正时令,校正时令是为了处理政事，处理政事是为了让百姓生活富足，百姓生存之道，就系于此。不告闰月之朔，就是抛弃了时政。"臣依据这段文字，那么天子在闰月也要告朔，怎么会有别的月份反倒废弃这个礼制的道理呢？广泛考证经籍，这方面的记载十分明确。用什么来证明呢？《周礼·太史》职文说"颁告朔于邦国"，闰月也要
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曰。闰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传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博考经籍。其文甚着。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告。王居门终月。又礼记玉藻云。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礼官又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元日。通天宫受朝。颁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谨按玉藻云。元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郑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皆谓国门也。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寝。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谓今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及布政。自是古礼孟春上辛。总授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而月取一政。颁于明堂。其义昭然。犹未行也。即如礼官所言。遂阙其事。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立议。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在臣亦不敢同。郑玄云。凡听朔告其帝。臣愚以为告其朔之时。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则灵威仰。夏则赤熛怒。秋则白招拒。冬则协光纪。季月则含枢纽。并以始祖配之焉。以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于其月而享祭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欲去其羊。孔子以其羊存。犹可识礼。羊亡其礼遂废。故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也。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其制遂阙。汉武帝封禅。始建明堂于泰山。既不立于京师。所以无告朔之事。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庶几复古。乃建明堂辟雍。为禘祫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汉末丧乱。尚传其礼。爰至后汉。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西移。载籍湮灭。告朔之礼。于此而坠。暨乎晋末。戎马在郊。礼乐衣冠。
译告朔，天子居于门内整整一个月；又《礼记·玉藻》说"闰月就关闭正门的左扇，站立在门中"，这都是天子在闰月也施行告朔之事的证明。礼官又说，《玉藻》"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周礼·天官·太宰》"正月初一，向邦国都鄙颁布政令"，干宝注说"周历建子之月，是告朔之日"，这就是《玉藻》所说的听朔了。如今每年岁首元日，在通天宫接受朝贺，颁布时令，颁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都列位于朝庭中，这就是听朔之礼的完成，与《周礼》《玉藻》的记载相合。《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都没有天子告朔的记载，臣谨按《玉藻》说"戴着元冕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在南门之外听朔"，郑玄注说，"朝日"指的是春分之时，"东门"都是指国都之门，明堂在国都之南，每月就其相应时令所在的堂室，去听朔，事情结束后，返回并住宿在路寝。凡是听朔必用特牲祭告当时的天帝以及其神，并以文王、武王配享。臣认为如今岁首元日，在通天宫接受朝贺，宣读时令并颁布政事，这原本是古礼中孟春上辛日总合颁授十二个月政令、藏于祖庙这一礼制而已，而每月取出一份政令、颁布于明堂这件事，其道理十分明白，却还没有施行。就像礼官所说的那样，反倒使这件事被搁置了。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分别居于青阳、明堂、总章、元堂，这就是每月告朔之事。前代儒者的旧说认为，天子行事，一年之中要十八次进入明堂：大享不须占卜，是一次进入；每月告朔，是十二次进入；四时迎气,是四次进入；巡狩之年，是一次进入。如今礼官立论，只认为岁首一次进入而已，与前代儒者的说法既然不同，臣也不敢苟同。郑玄说"凡是听朔要祭告其帝"，臣愚以为，告祭当月之时，是五方上帝中的某一位：春天是灵威仰，夏天是赤熛怒，秋天是白招拒，冬天是协光纪，季月是含枢纽，都要以始祖配享。至于人帝以及诸神，既然列在祀典之中，也应当在相应的月份祭享他们。鲁国自文公起才开始不视朔，子贡见此礼被废弃，想要去除祭祀所用的活羊，孔子认为羊还存在，尚可让人记起这个礼制；羊若没了，这个礼就彻底废弃了，所以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这个礼。"汉朝承接秦朝焚灭学问之后，各种事务都是草创，明堂辟雍的制度因而缺失。汉武帝封禅时，才在泰山建立明堂，因为不是建在京师，所以没有告朔之事。到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辅佐朝政，力图恢复古制，才建立明堂辟雍，在明堂举行禘祫大祭，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参与助祭完毕后，都增加封户、赐予爵位金帛，增加俸禄、补授官职，各有差等。汉末丧乱之时，这个礼制仍然流传；到了后汉，祀典仍然保存。汉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郊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祭祀所用牲畜各一头，奏乐如同南郊之礼。董卓西迁之后，典籍散佚湮灭，告朔之礼从此而废绝。到了晋朝末年，战乱波及京郊，礼乐衣冠制度扫地无存;等到晋元帝渡江南迁,可称得上是狼狈不堪，礼乐制度南迁时保留下来的很少，典章制度残缺不全，不再有旧时的规章可循，军国大事所需的礼制，都是临事时才加以议定。既然连明堂都缺失了，又哪里谈得上告朔呢。宋朝何承天纂集旧文，编成《礼论》，虽然加以编次整理，但相关内容还是有所欠缺。梁代崔灵恩撰写《三礼义宗》，也只是摘取前代儒者的论述，因循旧例而已。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命学士编撰《江都集礼》，也只是抄录《礼论》，并无新的说法。《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中不提告朔之事，大概是因为历代未能传承下来，所以相关记载才有所缺失，各自都有其缘由，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礼官引用这些作为明证
埽地总尽。暨于元帝过江。是称狼狈。礼乐制度。南迁盖寡。彝典残缺。无复旧章。军国所资。临事议定。既阙明堂。宁论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旧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业中。炀帝命学士撰江都集礼。只抄撮礼论。更无异文。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所以其文遂阙。各有由绪。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礼。犹阙旧章。钦若稽古。应须补葺。若每月听政。于事亦烦。孟月视朔。恐不可废。上又令春官广集众儒。取方庆所奏。议定得失。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阳吾。太学博士郭山恽奏曰。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天子颁告朔于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今若循古颁朔。每月依行。礼贵随时。事须沿革。望依方庆议。用四时孟月朔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以颁天下。其帝及神。请依方庆用郑玄议。告五帝于明堂上。则严配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从之。
神龙元年九月五日。亲祠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正月。礼仪使杜鸿渐等奏。孟春祈谷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请以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配享。臣与礼官学官。凭据经文。讲求正义。事皆明白。理无可疑。去年又与薛颀归崇敬同见延英。备承圣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为法。昊天时祀。一遵皇唐之礼。德音详定。久未施行。制曰。可。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礼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谨按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谨按经云。今太庙附享礼毕。大享之日。准礼合奉皇考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诏曰。敬依典礼。
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谨按礼文。皇考配神作主。今年季秋。准礼合奉宪宗圣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诏曰。敬依典礼。
庙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贞观九年。命有司详议庙制度。谏议大夫朱子奢议曰。臣等谨按汉丞相韦元成。奏立五庙。诸侯同五。刘子骏议开七祖。邦君降二。郑司农踵元成之辙。王子雍扬国师之波。分涂并驱。各相师祖。遂令历代祧祀。多少参差。传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易云。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岂非尊君卑佐。
译，臣实在感到疑惑。陛下开始建立明堂，遵循古代典章制度，而告朔之礼，仍然缺失旧有的规章，应当钦慕效法古制，予以补全修订。若说每月都听政，事情未免过于繁琐；但孟月视朔，恐怕不能废弃。
皇帝又命令春官广泛召集众儒者,采纳王方庆所奏的内容，商议确定其中的得失。当时的大儒成均博士吴阳吾、太学博士郭山恽上奏说：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都记载有天子告朔之礼，天子向诸侯颁布告朔之令。秦始皇焚毁诗书典籍，因此告朔之礼被废弃。如今若依循古礼颁布历朔，每月都依此施行，礼制贵在与时俱进，事情须有所因革损益。恳请依照王方庆的建议，在四时孟月的初一以及季夏之月,在明堂恢复告朔之礼，并颁行天下。至于所祭之帝与神，请依王方庆所说，采用郑玄的说法，在明堂祭告五帝，这样一来，严整配享之道就能通达神明，至孝的德行也能光照四海。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神龙元年九月五日，皇帝亲自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高宗天皇大帝配享。永泰三年正月，礼仪使杜鸿渐等人上奏说：孟春祈谷时祭祀昊天上帝、孟冬祭祀神州，请以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配享；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配享。臣与礼官学官依据经文，讲求正义，事情都很明白，道理没有可疑之处。去年又与薛颀、归崇敬一同在延英殿觐见，蒙受圣旨明示：祖宗配享之祭，应当以殷周之制为准则；祭祀昊天的时令，一律遵循大唐的礼制。这份诏令详细制定后，一直未曾施行。皇帝下制说："可以照办。"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礼院上奏说：季秋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谨按《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谨按此经文,如今太庙的祔享之礼已经完毕，大享之日，依礼应当奉皇考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为配神之主。皇帝下诏说："敬依典礼施行。"
元和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上奏：季秋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谨按礼文规定应以皇考配享为神主，今年季秋，依礼应当奉宪宗圣文章武皇帝为配神之主。皇帝下诏说："敬依典礼施行。"
## 庙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在长安通义里建立四座宗庙，备齐法驾，迎接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的神主，祔祭于太庙，开始享祀四室。贞观九年，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宗庙制度。谏议大夫朱子奢议论说：臣等谨按汉朝丞相韦元成奏请设立五庙，诸侯也同为五庙；刘子骏则提议应设七祖之庙，邦君降为二庙；郑司农沿袭韦元成的旧说；王子雍则效法国师(刘歆)之说,两派各行其道，各自师承祖述,以致历代祧迁祭祀之数,多寡参差不一。经传上说"名位不同，礼制也应有相应差异"，《易经》说"卑高既已陈列，贵贱之位也就确定了"，这难道不是说尊者为君、卑者为臣,升降有序不容错乱吗？礼制所看重的意义,大概正在于此。若使天子诸侯都同样设立五庙,那便是卑贱可以等同尊贵、人臣可以僭越君主,名位礼器便没有了准则，冠履颠倒混同了。既然说"礼亦异数",这个道理又何以体现呢?《礼记》又有"以多为贵"的说法,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若天子只有五庙,便与子男等级相当了,所谓"以多为贵",又从何体现呢？臣愚以为，诸侯设立高祖以下、并太祖共五庙，是一国之内的尊贵之制；天子设立高祖以上、并太祖共七庙，是四海之内至尊的体现。依次递减以两为差,这才是礼制的正统。伏惟圣祖(高祖)已经升天,陵寝安葬有期,祔庙严整配享之大事就在眼前，应当依照七庙之制，来推崇盛大的典礼。这样庶几能上依晋宋旧制，又符合世人的情理。
中书侍郎岑文本议论说：自从
升降无舛。所贵礼者。义在兹乎。若使天子诸侯。俱立五庙。便是贱可以同贵。臣可以滥主。名器无准。冠履同归。礼亦异数。义将安设。戴记又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若天子五庙。纔与子男相埒。以多为贵。何所表乎。愚以为诸侯立高祖已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降杀以两。礼之正焉。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严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庙。用崇大礼。庶前依晋宋。傍惬人情。中书侍郎岑文本议曰。自义乖阙里。学灭秦庭。而宗庙制度。典章散逸。习所传而竞偏说。执所见而起异端。自昔迄今。多历年代。语其大略。两家而已。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辨。是非纷而不定。陛下诚宜定一代之宏规。为万世之彝则。臣等奉述睿旨。讨论载籍。纪七庙者实多。称四庙者盖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见。春秋谷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至于荀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之徒。商较今古。咸以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是以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立亲庙六。岂非有国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违群经之明文。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尊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分不同者也。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制从之。于是增修七庙。始崇祔宏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焉。初议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竟从之。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宗祖宏农府君庙。应叠毁。谨按旧仪。汉丞相韦元成以为毁主瘗埋。但万国宗享。有所从来。一旦瘗藏。事不允惬。晋博士范宣。意欲别立庙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瘗埋。颇协情理。然事无典故。亦未足依。又议者或言毁主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准量去祧之外。犹有坛墠。祈祷所及。窃谓合宜。今时庙制。与古不同。共堂别室。西方为首。若在西夹之中。仍处尊位。祈祷则祭。未绝祇享。方诸旧仪。情实可安。宏农府君。庙远亲杀。详据旧章。礼合叠毁。臣等参议。迁奉神主于夹室。本情笃敬。在理为允。从之。其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于太庙。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初。有司请依典礼。上欲留神主于内寝。旦夕申如在之敬。
译义理背离阙里(孔子之教)，学问在秦朝遭到毁灭之后，宗庙制度的典章记载便散失了，各家习学所传承的说法各执一偏，各自坚持己见而生出不同的论说。从古至今，历经了许多年代，大致说来，只有两派而已：宗奉郑玄的一派，主张四庙之制；推崇王肃的一派，则引用七庙之文。贵贱混淆难以分辨，是非纷纭难以确定。陛下确实应当制定一代的宏大规制，作为万世遵循的准则。臣等奉旨探究圣意，考订典籍记载，记载七庙之制的确实很多，称说四庙之制的却很少，比较其中的得失，是非清晰可见。《春秋谷梁传》以及《礼记》中的《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尚书·咸有一德》说："七世的宗庙，可以从中观察德行。"至于荀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这些人，比较考订古今之说，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们的记载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因此晋、宋、齐、梁各朝，都依据这个道理，设立六座亲庙，这难道不是有国者的重要典章、不可更改的美好制度吗？如果违背了众多经书的明文记载，而依从历代模糊不清的疑议,违背王肃的笃实论断，尊奉郑玄的旧说,那么天子的礼制,反而比人臣的礼制更为压抑局促;诸侯的礼制,反倒僭越于天子之上,这就不合乎"尊卑有序、名分不同"的道理了。臣等参详商议，请依照晋、宋的旧例，设立六座亲庙，至于太祖、太宗之制,则遵循旧有典章。皇帝下制依从这个建议。于是增修为七庙,开始将宏农府君以及高祖的神主一并祔祭，连同原来的四室共为六室。当初商议想要设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凉武昭王是远祖，并非王业所凭借的根本，不可以作为始祖，最终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许敬宗上奏：始祖宏农府君之庙，依制应当祧迁毁除。谨按旧有的礼仪制度，汉丞相韦元成认为应当将毁庙之主埋藏，但天下万国都来宗庙祭享，各有其来历渊源，一旦将神主埋藏，事理上恐怕不太妥当。晋朝博士范宣的意思是想另外建立庙宇，安放征西将军等神主于其中，比起埋藏，更符合情理，然而此事没有先例典章，也不足以依循。又有议论者说毁庙之主应当收藏在天府，但按天府本是收藏祥瑞之物的地方，本来就不是这个用意。如今考虑，祧迁之外，仍设有坛墠，凡遇祈祷之事仍可祭及,臣私下认为这样处理是恰当的。如今宗庙的形制，与古代不同，是共用一堂而分设各室，以西边为尊位。若将神主安放在西侧的夹室之中，仍然处于尊位,遇祈祷仍可祭祀，不算断绝祭享。比照旧有的礼仪，情理上确实妥当。宏农府君之庙，因世系久远、亲情已尽，依照旧典章制度，礼当祧迁毁除。臣等参详商议，将神主迁移安放于夹室，本于笃厚敬重之情，在道理上是恰当的。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这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祭于太庙，宣皇帝的神主迁往夹室。当初，有关部门请求依照典礼办理，太宗皇帝却想把神主留在寝宫之内，早晚表达如同父母在世一般的孝敬之心，下诏停止祧庙之礼。英国公李绩等人上表极力恳请说：臣等认为，褒扬先祖功德，是丧礼终结之后的重要典章;武功文治,严整配享,是重要的教诲传统。爱敬先祖至深，都应当遵循这个道理。礼制有一定的节度文饰，历代帝王都曾遵行，若违背这个道理，恐怕会给国家带来耻辱。况且过了这个月之后，就要举行大祫之祭，届时钟鼓管弦、歌舞奏乐并作，郊祀上天、配享上帝，光耀先帝的功勋事业。如果停止了祔庙之礼，这些美好的典礼便都要一并废弃了。恳请陛下取法前代圣王，为子孙后代垂范立训。皇帝这才答应了。
神龙元年五月
有诏停祠庙。英国公李绩等抗表固请曰。窃以祖功宗德。饰终之明典。武穆文昭。严配之洪训。爱敬之至。率由兹道。礼有节文。事经列圣。苟违斯义。国家贻耻。况逾月之外。须伸大祫。下管登歌。发畅雅颂。郊天配帝。光华勋烈。如停祔礼。诸美咸弃。伏愿取法前王。垂训翼子。乃许焉。
神龙元年五月。东都创制太庙。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则天子七庙。古今达礼。故商书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祭法称王立七庙。一坛一墠。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祫祭之礼。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庙。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元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商自元王已后。十有四代。至汤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后。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间世数既远。迁庙亲庙。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后汉高受命。无始封祖。即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祖太皇处士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创业。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豫章颍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历兹已降。至于有隋。宗庙之制。斯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为太祖。隋氏以武元皇帝为太祖。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宏农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合食之数。今皇极再造。孝思匪宁。奉二月二十九日敕。七室已下。依旧号尊崇。又奉三月一日敕。既立七庙。须尊崇始祖。速令详定者。伏寻礼经。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周庙太祖之外。以周文王为始祖。不合礼经。或又引白虎通义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及郑玄注云。诗雍序云。太祖谓文王。以为说者。其义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谓文王为太祖耳。非祫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议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者。殊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汤武受命。汤武之兴。祚由稷▯。故以稷▯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景皇始封。实基明德。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氏不以殷王卬为太祖。
译，东都创建太庙制度。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说：从前荀卿子说过："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拥有一国的人祭祀五代祖先。"那么天子设七庙，是古今通行的礼制。所以《尚书》说"七世的宗庙，可以从中观察德行"，《祭法》说"天子设立七庙，一坛一墠"，《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都无不尊崇始封的君主，称之为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祧迁，举行祫祭之礼时，已祧毁之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尚未祧毁之庙的神主,也都一并升入太祖庙合祭，太祖神主面朝东，昭位神主面朝南，穆位神主面朝北。太祖，就是商朝的元王(契)、周朝的后稷。太祖之外，再没有别的"始祖"。商朝自元王以后，历经十四代，到成汤才拥有天下；周朝自后稷以后，历经十七代，到武王才拥有天下,其间世代相隔久远，祧迁之庙与亲庙,都排列在太祖之后，所以能够按序合祭，尊卑不相混乱。后来汉高祖受命称帝，没有始封之祖，便以汉高帝为太祖，太上皇是高帝之父，虽然立庙享祀，却不列入昭穆合祭的行列,因为他的地位尊于太祖的缘故。曹魏创立基业，魏文帝受命称帝，也是以魏武帝为太祖，其高祖、太皇、处士君等祖先，都因辈分尊贵，不列入昭穆合祭的行列。晋朝由晋宣帝创立基业，晋武帝受命称帝，也是以晋宣帝为太祖，其征西、豫章、颍川、京兆府君等祖先，也因辈分尊贵,不列入昭穆合祭的行列。此后历代直至隋朝，宗庙制度的这个道理都没有改变。所以宇文氏(北周)以文皇帝为太祖，隋朝以武元皇帝为太祖。本朝承受天命，历代圣君相继光大基业，景皇帝始封为唐公，实际上就是太祖。因为中间相隔的世代还比较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皇家太庙原本只有六室。至于宏农府君、宣皇帝、光皇帝二帝的地位尊于太祖，一旦亲情已尽便应祧迁，不列入昭穆合祭的行列。如今皇统再造中兴,陛下孝思难以自安，恭承二月二十九日的敕令,规定"七室以下,依旧号尊崇"；又恭承三月一日的敕令,规定"既然要设立七庙，就须尊崇始祖，速加详加议定"。臣考究礼经，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再没有别的始祖。周庙在太祖之外，又以周文王为始祖，这是不合乎礼经的。有人又引用《白虎通义》说"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以及郑玄注解《诗经·雍序》说"太祖指的是文王"，来作为依据，臣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对。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所以称文王为"太祖"，这并不是祫祭时合食群主的那个"太祖"。如今有议论者，有人想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这尤其不可以。为什么呢？从前在商周两代，后稷、契是始封之君，成汤、武王受命称帝，成汤、武王能兴起,福祚正是由后稷、契而来，所以以后稷、契为太祖，就相当于本朝的景皇帝。凉武昭王功业未曾广大，后主又丧失了国土,基业未能传承下去；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开创明德的根基。如今若舍弃封唐这样的盛大功业，而推崇西凉那样久远的世系，考之于前代典章，实在有违礼制。魏朝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朝不以殷王卬为太祖，宋朝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朝、隋朝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那么本朝又怎么可以凉武昭王为太祖呢？东汉时曾大议郊祀之礼，多数人认为周朝郊祀后稷、汉朝应当郊祀尧帝，皇帝下令交公卿商议，议论者都赞同,皇帝也认同了这个说法。只有杜林独自坚持正确的意见，认为周朝的兴起，福祚是由后稷而来；汉朝基业是特起而立，功业并非因袭尧帝而来，祖宗的旧事，应当依循沿袭，最终朝廷听从了杜林的意见。又有传言说："想知道天上的事，就去问身材高大的人，因为他离天更近
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则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为太祖乎。汉之东京。大议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汉当郊尧。制下公卿。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议。独以为周家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从林议。又传称欲知天上事问长人。以其近之。武德贞观之时。主圣臣贤。其去凉武昭王。盖亦近于今矣。当时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远。乃复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实恐景皇失职而震怒。武昭虚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庙事重。禘祫礼崇。先王以之观德。或者不知其说。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观之。今朝命惟亲。宜应慎礼。祭神如在。理不可诬。请准加太庙为七室。享宣皇帝以备七世。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议曰。谨按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此载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范。详采列辟。崇建宗灵。式遵斯典。但以开国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昔汤武受命。祚因稷▯。太祖代远。出于昭穆之上。故七庙可全。若夏继唐虞。功非由鲧。汉除秦项。力不因尧。及魏晋经国。周隋拨乱。皆勋崇近代。祖业非远。受命始封之主。不离昭穆之亲。故肇立宗祊。罕闻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世而不迁。亲尽七叶而当毁。或以太祖世浅。庙数非备。更于昭穆之上。远立合迁之君。曲从七庙之文。深乖叠毁之制。皇家千龄启旦。百叶重光。景皇帝浚德基唐。世数犹近。号虽崇于太祖。亲尚列于昭穆。且临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庙当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尧文武六代亲庙。大帝登遐。神主升祔于庙室。以宣皇帝世数当满。准礼复迁。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亲庙。非是天子之庙。数不当有七。本由太祖有远近之异。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临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礼岂虚存。规模可沿。理难变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庙无祖宗之号。亲尽既迁。其庙不合重立。若礼终运往。建议复崇。实违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请依贞观之故事。无改三圣之宏规。光崇六室。无亏古义。其时有制。令宰臣更加详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两议。张齐贤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刘承庆以王制三昭三穆。亦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请依张齐贤。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尊崇六室。从之。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
译。"武德、贞观年间，君主圣明、臣子贤能，那个时代距离凉武昭王，大概也比如今更近一些，当时都不设立凉武昭王为始祖，必定是因为不可以这样设立的缘故。如今年代已经更加久远，却反而要设立他为始祖,这不符合三祖三宗的本意，实在恐怕会使景皇帝失去应有的地位而愤怒，凉武昭王虚受尊位而不能相称,这并非国家社稷之福。宗庙之事关系重大，祫祭之礼极为崇高，先王正是要借此观察德行；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孔子见到"既灌"之后的祭礼便不愿再看下去。如今朝廷的诏命最重亲情,应当更加谨慎对待礼制，"祭神如神在"，道理上不可有所欺妄。请依照原议，增加太庙为七室，供奉宣皇帝以凑足七代之数,至于始祖，不应当另外加以尊崇。
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议论说：谨按《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这是典籍中的明确记载，也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大唐考订前代的规范，博采历代帝王的先例，崇建宗庙神灵，正是遵循这个典章。但因开国的君主、受命称帝的帝王，其王业根基有深有浅，太祖的世系有远有近。从前商汤、周武受命称帝，福祚来自后稷、契，太祖世系久远，超出昭穆之外，所以七庙的制度可以齐备。至于夏朝继承唐尧、虞舜，功业并非因袭鲧而来；汉朝除灭秦朝、项羽，力量并非依凭尧帝而来；以及魏、晋治理国家，周、隋平定乱世，都是在近代建立的功勋,先祖的基业并不久远，受命始封的君主，还没有脱离昭穆的亲属范围，所以刚建立宗庙时，很少听说能够立齐七庙的。太祖是凭功业而设立的，昭穆是依亲情而尊崇的,有功之君百世不祧迁,而亲情已尽者传到七代就应当祧毁。有的因为太祖世系尚浅，庙数还不完备,便在昭穆之外，另外远立应当祧迁的先君，勉强凑够"七庙"这个数目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深深违背了祧迁之制的本意。皇家开创千年基业，历代帝王重重相承光耀，景皇帝奠定唐朝德业的根基，世系还比较近，虽然名号上尊崇为太祖，但亲属关系上仍列在昭穆之中，况且如今才只到六室的位次，还没有达到七代的尊崇之数。由此可知太庙应当是六室，尚不应当有七室。所以先朝只有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神尧皇帝(高祖)、文武皇帝(太宗)这六代亲庙,到唐高宗驾崩,神主升祔于太庙,因宣皇帝的世系恰好届满,依礼当再度祧迁,如今就只有光皇帝以下六代亲庙,这并非是天子之庙数不应有七室，本是由于太祖世系有远近之别，所以最初建庙时才有多少的差异。恭敬地想到三位先帝(高祖、太宗、高宗)临朝之时，一代多有儒雅贤才,宗庙之事关系重大，礼制怎会是虚设的呢？规模制度可以沿用，道理上难以随意变更。宣皇帝既然不是始祖，庙号中又没有"祖""宗"的称号，亲情已尽而祧迁之后，其庙不应当再重新设立。如果说因为礼制终结、时运变迁，便建议再度重新尊崇，这实在违背了《王制》的文本记载，也不符合先朝的旨意。请依照贞观年间的旧例，不要改变三位先帝已经定下的宏大规制，专崇六室之制，这样才不至于亏损古代的礼义道理。
当时皇帝下制,命令宰臣再加以详细审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人上奏说：参与议论的博士三百人，自行分成了两派意见：张齐贤认为始祖等同于太祖,不应当再尊凉武昭王为始祖;刘承庆认为按《王制》三昭三穆之制，也不应当再重新尊崇宣皇帝。臣等商议之后，请依从张齐贤的意见，以景皇帝为太祖；依从刘承庆的意见，尊崇六室之制。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这年八月，祔祭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原文至此中断）
开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上七庙昭穆议曰。礼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昭穆叠毁。而太祖常存。圣人之大典也。若礼名不正。则奠献无序矣。谨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庙七室已满。今睿宗大圣真皇帝。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礼当迁祔。但兄弟入庙。古则有焉。递迁之礼。昭穆须正。谨按礼论。太常贺循议云。兄弟不相为后也。故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而上继于先君。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曰。晋惠帝无后。怀帝承统。怀帝自继于世祖。而不继于惠帝。其晋惠帝当同阳甲。孝成别出为庙。又曰。若兄弟相代。则共是一世。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庙。此盖礼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谓从祢已上也。尊者统广。故恩及远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此则天子有不得全祀于七世之义也。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嗣。请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出为别庙。时祭不亏。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庙。上继高宗。则昭穆永贞。献祼长序。此万代之典。敢不扬言。从之。初。令以仪坤庙为中宗庙。至八月九日。敕宣于太庙西少府监赐坊。别造中宗庙。隶入太庙署。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徙中宗神主于四庙。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于太庙。
十一年四月。国子祭酒徐坚上表曰。臣谨按礼稽命征。虞夏五庙。殷六庙。周七庙。诸侯五庙。而鲁用天子之礼。并后稷姜嫄为七庙。故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兴。化民以德。虽别庙荐享。而圣心未安。将革前规。移入太庙。臣参详自古庙制。夏殷周汉。各自立庙。不同一处。汉光武以中兴崇俭。故七室共堂。而历代尊行。以为折衷。今太庙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须入庙。先有夹室见空。望奉移向此室内。既同太庙。八室祭享是同。在于情理。实为允惬。五月一日。迁中宗神主祔于太庙。其年七月二日。诏曰。朕闻王者乘时以设教。因事以制礼。沿革以从宜为本。取舍以适会为先。故损益之道有殊。质文之用斯异。且夫至德之谓孝。所以通于神明。大事之谓祀。所以虔于宗庙。尝览古典。爰询庙制。远则殷周事异。近则汉晋道殊。虽礼文之不同。固严敬之无二。况恩以隆杀而疏。庙以迁毁而废。虽式瞻古训。礼则不违。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列为正室。将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祧。庙以貌存。宗由尊立。俾四时式荐。不间于毁主。百代靡迁。匪惟于始庙。所谓变以合礼。动而得中。严配之典克崇。肃雍之美兹在。太庙宜置九室。
译开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以及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人，就七庙昭穆的问题上奏建议说：礼制规定天子设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为七庙，昭穆依次迭毁，而太祖始终常存，这是圣人制定的重大典章。如果礼制名分不正，那么祭奠献享就会失去次序。谨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太庙中的位次已满七室。如今睿宗大圣真皇帝，是中宗的弟弟，于六月驾崩，刚到仲冬时节，按礼应当迁祔入庙。但兄弟同入太庙，古代已有先例，只是递迁之礼，昭穆必须端正。谨按礼论，太常贺循议论说：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对方的后嗣。所以殷代的盘庚，不排入阳甲的世系，而是向上继承先君；汉代的光武帝，不作孝成帝的后嗣，而是向上承接元帝。又说：晋惠帝无后，怀帝继承帝统，怀帝是直接继承世祖，而不是继承惠帝，晋惠帝应当与阳甲同样处理，孝成帝也应另立别庙。又说：如果是兄弟相继为帝，那么共属同一世代，昭穆位次相同，不可以同时毁去两座庙。这大概是礼制的通常惯例。荀卿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祖先，这是从父亲以上算起的。地位尊贵的人统属广大，所以恩泽能延及远祖。如果旁及兄弟，就会向上侵毁祖考之庙，这就说明天子在七世祭祀上有不能完全周全的道理。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却没有后嗣，请仿照殷代阳甲、汉代成帝的先例，另立别庙，按时祭祀不予废缺，到大祫合祭之日，与太祖一同合食。请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庙，向上承接高宗，那么昭穆就能永远端正，献祼之礼也能长久有序。这是万代不易的典章，臣等不敢不进言。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起初，下令把仪坤庙改作中宗庙。到八月九日，敕令在太庙西边少府监赐坊，另外建造中宗庙，隶属太庙署管辖。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把中宗神主迁往四庙。十六日，将睿宗昭成皇帝神主祔入太庙。
开元十一年四月，国子祭酒徐坚上表说：臣谨按《礼稽命征》记载，虞夏立五庙，殷代立六庙，周代立七庙，诸侯立五庙，而鲁国用天子之礼，连同后稷、姜嫄共立七庙。由此可知五帝时代不同，不相沿用礼乐；三王时代各异，不相沿袭礼制。臣以为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兴，以德教化百姓，虽然另立别庙供奉祭享，但圣心恐怕仍不安。应当革除旧规，将其迁入太庙。臣详考自古以来的庙制，夏商周汉各自立庙，不设在同一处所。汉光武帝因中兴而崇尚节俭，所以七室共处一堂，历代都尊崇沿用，作为折衷之法。如今太庙七室都已有神主，孝和皇帝既然应当入庙，正好先前有一间夹室空置，希望将其神主奉移到这间夹室内。这样既与太庙同处一体，八室共同祭享，于情于理都十分妥当。五月一日，将中宗神主迁祔太庙。这一年七月二日，颁布诏书说：朕听说为王者应顺应时势设立教化，依据具体情况制定礼制，沿革变化以适宜为根本，取舍以适合时宜为优先。所以损益之道各有不同，质朴与文饰的运用也各有差异。而且，至高的德行称为孝，用来通达神明；重大的事项称为祭祀，用来虔诚敬奉宗庙。朕曾遍览古代典籍，探询庙制沿革，远的如殷周制度各异，近的如汉晋之道不同。虽然礼文有所不同，但严肃恭敬之心却并无二致。况且恩情会因世代疏远而递减，庙宇也会因迁毁而废弃。虽然依照古训行事，礼制上并无违背，但从长远的孝思来说，情感上仍有所不足。应当把祧室列为正室，使亲近的祖先不至于穷尽，疏远的祖先不必迁祧，庙宇因保有形貌而长存，宗庙因尊崇而确立。这样能使四时按例祭献，不因祧主而中断；百代不必迁移，不只限于始庙。这就是所谓变通以合乎礼制，行动而得当中正。庄严配享的典礼由此得以崇高，肃穆和睦的美德也由此彰显。太庙应当增设为九室，命有关部门择日奏告，营造改建。
会昌五年七月，中
令所司择日启告移造。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孟州汜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旧。城垒犹存。威灵皆畏于轩台。风云疑还于丰沛。诚宜百代严奉。万邦所瞻。西汉故事。祖宗所尝行幸。皆令郡国立庙。今缘定觉寺理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墙。伏望号为昭武庙。以昭圣祖受功之盛。兴功日。望令差东都分司郎中一人荐告。至毕功日。别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勋。被于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国立庙。非古也。
六年五月。礼仪使奏。武宗昭肃皇帝祔庙。并合祧去旧庙等事。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历三朝。昭穆之位。与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为后。二者。已祧之主。复入旧庙。三者。庙数有限。无后之主。则宜出置别庙。四者。兄弟既不相为后。昭为父道。穆为子道。则昭穆同班。不合异位。据春秋文公二年。跻僖公。何休云。跻升也。谓西上也。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孔颖达亦引斯义释经。又贺循云。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上继元帝。晋元帝简文。皆用此义毁之。盖以昭穆同位。不可兼毁二庙故也。尚书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祢。何容更言七世。于理无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为一代。矫前之失。则合复祔代宗神主于太庙。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太庙者。按晋代元明之时。已迁豫章颍川矣。及简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复豫章颍川二神主于庙。又国朝中宗已祔太庙。至开元四年。乃出置别庙。至十年置九庙。而中宗主复祔太庙。则已迁复入。亦可无疑矣。三者。庙有定数。无后之主。出置别庙者。按魏晋之初。主多同庙。盖取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之义。自后晋武所立之庙。虽云七主。而实六世。盖景文同庙故也。又按鲁立姜嫄文王之庙。不计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晋元帝上继武帝。而别享惠怀愍三帝。时贺循等诸儒。议以为别立庙。亲远义疏。都邑迁异。于理无嫌也。今以文宗弃世纔六年。武宗甫尔复土。遽移别庙。不齿宗祖。在于有司。非所宜议。四者。添置庙之室。按礼论晋太常贺循云。庙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故晋武帝时庙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后虽迁故祔新。大抵以七世为准。而不限室数。伏以江左名儒。通赜睹奥。事有明据。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议。更以叠毁为制。则当上不及高曾未尽之亲。下有忍臣子恩义之道。
译书门下上奏说：孟州汜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获王世充、窦建德的地方。关城东峰有高祖、太宗的画像，供奉在同一殿堂之内。臣以为山河依旧，城垒犹存，威灵都令人敬畏于轩辕之台，风云仿佛还萦绕在丰沛故地。确实应当百代庄严奉祀，为万邦所瞻仰。依西汉旧例，祖宗曾经巡幸驻跸之地，都命令郡国建立庙宇。如今由于定觉寺按理应当拆毁，希望取用寺中大殿的木材，在东峰改建一座殿宇，四面加筑垣墙，恳请命名为昭武庙，以彰显圣祖建立大功的盛况。兴工之日，希望命东都分司郎中一人前往奉告；工程完毕之日，另派使者前往致敬。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为王者的大功勋，恩泽遍及天下，宗庙社稷的典章，理应恭敬而不偏私。郡国私自立庙，这本非古制。
会昌六年五月，礼仪使上奏说：武宗昭肃皇帝祔庙，以及应当迁祧旧庙等事宜。臣以为自敬宗、文宗、武宗以来，三朝皆为兄弟相继，已历三朝，昭穆的位次与以往不同，值得疑虑的地方有四点。第一，兄弟同处昭穆同一位次，彼此不能互为后嗣。第二，已经祧迁的神主，重新迁入旧庙。第三，太庙室数有限，没有后嗣的神主，应当迁出另立别庙。第四，兄弟既然不能互为后嗣，昭是父辈的位次，穆是子辈的位次，那么兄弟应当同属一班，不应分处不同位次。据《春秋》文公二年，把僖公神主升位一事，何休说："跻"就是升，指向西迁移。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处南面而以西为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应当同处北面而以西为上。孔颖达也引用这个道理来解释经文。又贺循说：殷代盘庚不排入阳甲的世系，汉代光武帝向上继承元帝，晋代元帝、简文帝都是采用这个道理来处理迁毁之事，大概是因为昭穆同处一位，不可以同时毁去两座庙的缘故。《尚书》说：七世的宗庙，可以从中考察德行。况且殷代兄弟相继为帝的，多达四位帝王，尚且不涉及祖父辈，又怎能再谈七世呢？这在道理上是没有疑问的。第二点，如今既然兄弟相继为帝，同属一代，为矫正先前的失误，就应当将代宗神主重新迁祔太庙。有人怀疑已经祧迁的神主，不应再迁入太庙。按晋代元帝、明帝之时，已经把豫章、颍川二府君迁出；到简文帝即位，因他是元帝之子，所以又将豫章、颍川二神主迁回庙中。又本朝中宗神主已经祔入太庙，到开元四年才迁出另立别庙，到开元十年设置九庙，中宗神主又重新迁祔太庙，可见已迁出的神主又可以重新迁入，这也是没有疑问的。第三点，太庙室数有定数，没有后嗣的神主迁出另立别庙一事。按魏晋初年，很多神主同处一庙，大概是取法上古清庙一宫、尊崇远祖神祇之意。此后晋武帝所立之庙，虽说有七位神主，实际只有六代，因为景帝、文帝同处一庙的缘故。又按鲁国立姜嫄、文王之庙，不计昭穆次序，是为了尊崇功德。晋元帝上承武帝，而另外祭享惠帝、怀帝、愍帝三帝，当时贺循等诸儒商议，认为应当另立庙宇，因为亲缘已远、情义已疏，都城又已迁移，于理并无妨碍。如今文宗去世才六年，武宗刚刚归葬，就骤然迁出别庙，不列入宗祖之列，这在有关部门看来，并不适宜这样处理。第四点，添置庙室一事。按《礼论》记载晋太常贺循说：庙宇以能容纳神主为限，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室数。所以晋武帝时，太庙有七主六代；到元帝、明帝时，庙皆为十室；到成帝、康帝、穆帝三帝时，都增至十一室。此后虽然不断迁旧祔新，但大体以七世为准则，而不限定室数。臣以为江左的名儒，通达深奥的道理，事情既有明确的依据，就完全可以施行。如今若不采纳这一建议，仍以迭毁为制度，那么向上就赶不上高祖、曾祖未尽的亲情，向下又有违于臣子应尽的恩义之道。臣谨广泛考订古今，参校经史，恭请将代宗神主重新迁祔太庙，以保存高祖、曾祖的亲
谨备讨古今。参校经史。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存高曾之亲。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义。庶协大顺之宜。得变礼之正。折古今之纷互。立群疑之拘指。俾因心广孝。永烛于皇明。昭德事神。无亏于圣代。敕旨。宗庙事重。实资参详。宜令尚书省两省。御史台。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议以闻。尚书左丞郑涯等奏议曰。夫礼经垂训。莫重于严配。必参损益之道。则合典礼之文。况有明征。是资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祠位皆以兄弟。考于前代。理有显据。今谨详礼官所奏。并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协于通变。允谓得宜。臣等商量伏请并依礼官所议。从之。
唐会要卷十三
亲飨庙
太宗二。 贞观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于太庙。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亲谒太庙。谢承干之过。
苏冕曰。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云。陛下践阼已来。宗庙之享。未曾亲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书皇帝入庙之事。将何以贻厥孙谋。垂则来叶。且贞观三年。已亲飨庙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干封元年四月八日。总章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仪凤二年正月十四日。中宗一。 神龙元年十一月六日。亲飨太庙。相王与左羽林将军李多祚参乘。侍御史王觌上疏谏曰。多祚夷人。有功于国。适可加之宠爵。岂宜逼奉至尊。将帝弟以连衡。与吾君而共辇。诚恐万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汉文帝引赵谈骖乘。袁盎伏车之前曰。臣闻天子所以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英豪。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斥而下之。多祚虽无赵谈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无闻固让。岂国乏良辅。更无其人。史官所书。将示于后。何袁盎之强谏。独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云三年正月一日。
元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开元六年十月六日。时有司撰仪注。祔祭之日。车驾发宫。上谓宰臣曰。祭先斋。所以齐心也。据仪注。祭之日。发大明宫。又质明行事。纵侵星早发。犹是移辰方到。质明之礼。其可及乎。又朕不宿斋宫。即安正寝。情所不敢。宜于斋所设斋宫。五日赴行宫宿。六日质明行事。庶合于礼。宋璟等称圣情深至。请即施行。诏有司改定仪注。六日。上自斋宫步诣太庙。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辂。百官乘马侍从。礼毕。乘马还宫。初。仪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敕一切不许。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礼毕。祀行神于西门。天宝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载正月十七日。十载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后。
译情；同时以敬宗、文宗、武宗二宗为一代，在太庙东侧增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的制度，以成全臣子恩义孝敬的道理。希望能符合大顺的时宜，得到变礼的正道，化解古今纷纭的争议，平息众人疑惑的争执，使发自内心的广大孝道，永远昭示于圣明之世；使昭德事神的礼制，不亏缺于圣朝之世。皇帝下敕说：宗庙之事关系重大，确实需要仔细参详，应当命尚书省两省、御史台，以及四品以上官员、大理卿、京兆尹，一同集议后上奏。尚书左丞郑涯等人上奏议论说：礼经垂示教训，没有比严肃配享更重要的了，必须参酌损益之道，才能符合典礼的文义。况且如今有明确的先例可循，正可据以折衷。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以来，庙祀位次都是以兄弟相继而定，考之前代，此理有明显的依据。如今谨详察礼官所奏，并上考古代典籍，旁引史书记载，协合于通变之道，确实认为妥当。臣等商议后，恳请全部依照礼官所议施行。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唐会要》卷十三
亲飨庙
太宗二次。贞观三年正月十日，皇帝亲临太庙致祭。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亲自谒拜太庙，为承干之过失谢罪。
苏冕说：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宗庙的祭享，未曾亲自参与，致使大唐一代的史书，没有记载皇帝入庙祭祀之事，将来拿什么来传给子孙、垂范后世呢？况且贞观三年，已经亲自祭祀太庙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导致前后记载不同。
高宗四次。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干封元年四月八日；总章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仪凤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次。神龙元年十一月六日，亲自祭祀太庙，相王与左羽林将军李多祚同乘车驾。侍御史王觌上疏进谏说：李多祚是夷族之人，虽有功于国家，可以加封宠爱爵位，但怎能让他逼近侍奉至尊、与皇帝之弟并驾同车、与吾君共乘一辇呢？臣实在担心天下万民不会认同这样的安排。从前汉文帝让赵谈同车陪乘，袁盎在车前俯伏说："臣听闻天子所乘六尺车舆的陪乘者，都应是天下的英豪。如今汉朝虽然缺乏人才，陛下又怎能与受过刑罚的宦官同车而乘呢？"于是把赵谈斥退下车。李多祚虽没有赵谈那样的污点，但也不是卿相那样的重臣，不知自我省察，也没听说他坚决辞让。难道是国家缺乏贤良的辅臣，再无其他合适之人了吗？史官所记之事，将要昭示后人，为何袁盎能够强力进谏，唯独微臣不及他呢？
睿宗一次。景云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次。先天元年十月四日；开元六年十月六日，当时有关部门撰写仪注，规定祔祭之日，车驾从宫中出发。皇帝对宰臣说："祭祀之前斋戒，是用来专心致志的。按仪注规定，祭祀当日从大明宫出发，又要在天将亮时行礼，即使趁着星光提前出发，仍要移过一个时辰才能到达，那么质明行礼的礼仪，还怎能来得及呢？而且朕不在斋宫过夜，即安睡于正寝，情理上也不敢这样做。应当在斋所设立斋宫，五日前往行宫住宿，六日天将亮时行礼，这样才大致合乎礼制。"宋璟等人称赞皇帝圣心思虑周详，请求立即施行，诏令有关部门修改仪注。六日，皇帝从斋宫步行前往太庙。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四日，祭告巡陵之事，皇帝乘坐玉辂，百官骑马侍从，礼毕后骑马返宫。当初仪注规定从大次到殿前都要铺设褥垫，皇帝下敕一律不许，等到皇帝出行时，都是脚踏实地而行。礼毕后，在西门祭祀行神。天宝元年二月十八日；天宝六载正月十七日；天宝十载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说："自今以后，凡摄行祭祀荐享太庙，太尉主持行礼者，前一日应当致斋，备齐羽仪卤簿、公服引导入内，亲自授予祝版，仍应前往斋所。"天宝十三载二月八日，上高祖的徽号。
肃宗二次。干元元年四月三日；干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